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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柳州武斗纪事(一个老红卫兵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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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  文革研究网

广西柳州武斗纪事 (一个老红卫兵的回忆)                                                                                                                                                                                                                                                                                                                       
作者:wenjunq

这是一篇旧文,回忆文革时期柳州的武斗情况。开始写的时候鄙人还在农村插队,零零星星断断续续,至少三十年了吧!主要是害怕记忆错乱,虽然经过五年囚禁生涯反复不断地提审、交代,印象是很深刻的,毕竟当年的日记早已不知去向,很难保证无错漏。又经不露声色地探访一同经历那段岁月的故友乃至对头,也查阅能够找得到的文件资料,尽量使其无大差错。尽管如此,恐怕仍难保证不失,只能算作一家之言吧!)我不知道别的地方具体情况如何,在广西,武斗是“三支两军”导致的。但据所了解到的资料看,中国大地上凡武斗之所,皆与军方介入脱不了干系,如果没有“三支两军”,原来的所谓保守派已经分崩离析,大多数人已经参加或改弦更张自立了造反派组织。已经习惯了惟命是从的中国人,当他们明白过来是毛亲自指挥文革运动并且要在这次运动中整肃官员阶层之后,拥护是惟一正道:“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到1966年底,就连省部级干部也纷纷争取“亮相”揭批刘、邓、陶,表态支持群众造反组织,以逃脱被整肃的命运。1967年春,大势已经非常明朗,例如我们广西,就连一直对群众运动主张弹压的韦国清也在1月29日开始接二连三贴大字报揭批刘、邓、陶,要求群众组织接纳他站在“造反派”这边,只是当时的造反头目曾某某以未明其历史状况为由,其实是怕惹上“招降纳叛”的麻烦不同意而已。

2月12日,在乔晓光家里开会,包括韦在内的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讨论“亮相”批次,韦、乔敲定由贺希明牵头发表“亮相声明”,这个“声明”签字时,领导干部们争先恐后,竟然有人没轮上首批,怕被甩掉而急得落泪。可见那时当老毛的意思明朗化所导致的效果,说文革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革命”应该准确,它是自上而下的“运动群众”,并非已经被历次运动吓破胆的干部、群众自发行为。然而各地匆忙的“夺权运动”呈现乱象,难免有“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状况,毛和他的中央文革甚至担心有的地方官员改头换面继续把持权力,因为“群众尚未充分发动起来”,这种现象势必难免。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命令军队介入地方文革。既然文革就是毛为林彪接班设置的程序,举国夺权的当口,军队干部介入是必要的。未经严密安排的群众组织夺权,只有军队介入掌管才能保证令行禁止,同时也就为日后林彪能指挥地方权力打下坚实基础。但也是急迫的,此举显然缺乏预设。直至3月19日,中央军委才根据毛的指示作出了《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把政治上的决策变成组织上的行为,军队干部280万人出动,基本上使各级权力直接掌控在毛、林手里。最高层始料不及的是,军区决策层沿袭的思维模式跟“刘邓路线”同出一辙,都是“党天下”模式,对于那些“不听话”另搞一套的草根造反者本能反感。于是,军区的介入基本上以压制甚至镇压老造反派为己任,例如取缔“工总”、逮捕它的领导人;扶持已经散伙了的“赤卫队”、“老红卫兵”组织改头换面成为新的群众组织,直接制造了新的社会矛盾,把原本已经大势所趋的“矛头向上”(周恩来语)变成“矛头向下”。其实这一打击行为也造成了“一边倒”的局面,文革就此挺着肚子收场也未必不可,至少国家安定下来了。但这样老毛不满意,文革如此收场意味着失败,至少不那末理直气壮。他借着“怀仁堂风波”反“二月逆流”,以中央文革为代表的党中央,又反过来支持军区要压制甚至镇压的那一派。于是群众组织便真正成了“各为其主”的状态,军区操纵的一派与中央文革支持的一派,也就是“保守派”与“造反派”,所不同的是双方都贴着“造反派”的标签。在广西,反“二月逆流”的那一派基本都自称“造反大军”,唯有南宁市叫做“422”,那里是首府,于是全广西都成“广西422”了。而对立的那一派,则有组织地统称“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由于上层的不统一,中央有领导权,而军区有操作权,这两个权力相互矛盾。而拥有最后决定权的毛随心所欲地东指西打,底层群众之间的斗争只能导致愈演愈烈的武斗。1967年8月24日,周恩来代表中央表态支持“广西422”这一派,夸赞说:“你们矛头向上,很有劲”。同日,驻柳55军也发表声明,支持“柳州造反大军”和“柳铁工机联”;25日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等在广西军区召见“422”头头,除了作检讨之外,也表态支持“422”;26日广西两派代表团在京达成《立即停止武斗的协议》;31日广州军区发布〔67〕第二号令,任命55军副军长孙凤章为柳铁军管会主任,55军机关接管了柳州铁路局的全部领导权。按照那时各地已经处理过的省,当周代表中央表态之后就成“一边倒”局面。问题在于,广西问题的处理恰赶上老毛改变主意的当口。毛泽东发动文革,说是要搞“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路摧枯拉朽,党、政、文化界均不堪一击,靠的是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的震慑。所谓“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文化的革命遇到武化的军队就碰了壁。军队支左镇压群众运动的力度远远超过“资反路线”时的工作队,代表形式当属“二月逆流”。毛只注意到“老帅”们否定文革之“逆流”,没深思这股“逆流”的下层支持,暴怒之余就要排除障碍。林彪迎合毛的思路走,指责“带枪的刘邓路线”,受了军队镇压之苦的“老造反派”扛着鸡毛当令箭,靠着“支左”咸鱼翻身的“老保”改头换面,打着“造反”旗号反攻倒算,那份激情亦胜于“还乡团”。最糟糕的事情还在于“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分裂的国民各为其主,十几年阶级斗争理论的熏陶早已摧毁了人性与道德底线,越是有恃无恐便越野蛮。经历了武汉“七.二○”事件仓皇出逃以后,震动使毛明白,他必须依靠军队而放弃造反派。这些个被称之为造反派的家伙其实只是在文革前期“民主”浪潮中跳出来的激进分子,同1957年的右派分子没多大差别。对于专制统治而言,这些人是绝对的害群之马,肃清他们是既得利益者们本能的选择。惟一的障碍仅仅在于还得为文革寻得体面下台的台阶。1968年4月下旬,我在北京农机学院看到一份不起眼的小报,上面说周恩来派杨成武直接飞苏杭给毛送了一封亲笔信,附送了王力的“八七”讲话。周要挟毛说,如果不把王力打倒,他自己就辞职。毛犹豫了两天,终于下决心批捕王、关、戚,并委托周亲自办理。这封信还促使毛转向解放老干部并抛弃造反派。甭管真假,这则消息对我的震动极大,以至于到现在还记得,只是没有任何证据去证明它。但经历的历史进程确实无情地证实此说,我觉得它显然符合当时的政局变化情况,也预感到我们已经成为高层权力争夺的牺牲品。试想,毛对于“四清”和文革,都宣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于“走资派”,《五一六通知》里咬牙切齿地宣布:“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到1967年秋毛改口说:“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及至1968年,毛的腔调变成:“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我的理解是:毛搞倒“刘邓路线”,包括老周在内。折腾到武汉“七二零事件”,毛被惊醒了,知道老周树大根深搞倒不易,尤其是国家经济离不开这位里手,不如就势做个顺水人情,这才授意姚文元写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生拉硬拽用“五一六兵团”做替罪羊,洗白自己,挽救文革大局。且不去细究“最高指示”之悖论性质,这三级一跳,文革体面下台,至少做到掩耳盗铃了。惟周恩来看出点问题:毛不是早就说过,只消动个小指头就可以打倒刘少奇的么?何以折腾出如此巨大动静、花费如此巨大代价,最终只不过搞倒了刘少奇等几个人么?文革哪来的马列主义“新的里程碑”业绩呢?且,除恶不尽迟早还会祸及自身。于是不惜采取“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手腕,举国大搞“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运动,把文革造成的动乱归罪于造反派,有目的地硬捏其成一个组织严密的阴谋集团故意搞破坏。终因它的荒唐只得不了了之,反倒给文革抹了黑,张志新、遇罗克等,皆成符号,文革洗不去的耻辱符号。当人们控诉“四人帮”杀害他们之时,不知是否刻意回避:始作俑者,周恩来也!但逐渐知道些内情的军区来了劲,暗地里继续支持“联指”派不使其散伙,甚至通过各级人武部把农村基干民兵都作为“联指”组织起来,直接对抗周恩来的表态。“824”表态之当夜,柳铁联指即贴出“周恩来824表态罪该万死”的大幅标语,紧接着又改名“钢联指”。而且,“林副主席讲话:广西问题要重新考虑”之类满天飞。广西联指则宣称:“周老三,算老几?老子照样打倒你!”联指则组织群众转而冲击广西军区,认定军区检讨是背叛行为,揪斗其政委魏佑铸达三天三夜,缘由就是他主持搞了那份检讨。这等事件理应属于很严重的事件,却未被当回事,若无幕后指使至少广西军区会救回自己的政委,决不会任由群众组织如此妄为。而周恩来承诺的“马上解决”广西问题却不见动静了。延宕至9月14日毛南巡讲话颁布,中央明白地改变政策,由过去支一派压一派变成“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要求“大联合”,于是两派都有理由都有支持,一场真正的杀戮便无法避免。此后,广西两派在社会舞台上扮演的角色互换,“联指”扮演游行、揪斗、冲击军队领导人及军事机关的角色,而“422”却成“执行政策”的角色了。例如“大联合”,“422”方面表现积极,“联指”则反其道而行之,其“宣传部长”程某当时记录:“对‘422’总要压垮他们,写了很多文章”; 

10月31日,“联指”颁布《关于坚决打倒假党员、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伍晋南的总动员令》,同当时两派在京代表团所达成的《关于促进革命大联合的十条协议》唱反调。在后来老邓对文革的清算中,官方只有兴趣清算“矛头向上”那部分。例如“处遗”基本上处理了那些批斗老干部的分子,甚至“伤痕文学”的开篇之作《伤痕》,也饱含着对“矛头向上”的忏悔。但对于“群众斗群众”,无论斗得多么惨烈,伤亡何其严重,都显得无足轻重了。更不待言对文革思想根源的揭露与批判,因为那样就会把一棵老树的根都刨了。
在广西,尤其是农村地区,“联指”在军区指使下的杀戮行动已经开始了。根据1983年中央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工作组的调查核实,仅在1967年10月2-4日两天里,全州县东山公社一个大队就集体坑杀76人。主犯、民兵营长黄天辉后于1985年1月被处决。现实录当年中央工作组清查广西文革历史出版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以下简称《年表》)文字材料如下:“黄天辉连夜带民兵去抓人,抓到人立即押送黄瓜冲山洞,强迫被害者跳坑,有的不愿跳,被黄用棍打后推下坑。地主出身的刘香元在坑口向黄求情,请求留一个小孩给贫农出身的爱人,说:‘天辉,我有两个仔,到政府去判我也得一个,我老婆也有一个,我抱一个跳下去,留一个给我老婆。’黄说:‘不行。’结果刘被迫抱着两个小孩(大的三岁,小的一岁)跳坑而死。”(P53)接着,广西各地陆续成立“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贫下中农镇反委员会”、“贫下中农肃反委员会”等,基本上以武装民兵为核心,对地主、富农、右派等成份和出身的无辜人民进行屠杀,经过阶级斗争理论长期熏陶,道德障碍及人性底线皆失灭殆尽,加上权力撑腰,杀起人来连襁褓中的婴儿也不放过。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形式上于1967年12月16日下达了“十项命令”严禁乱杀人。但没有任何具体行动,而各级人武部默许甚至直接操纵各地、县以“联指”名义的基干民兵继续杀戮。24日,在中央的催促下,广西革筹、军区又发出《取消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等组织的紧急通知》,仍旧没有任何具体的行动,到了1968年1月,武斗变成明目张胆的屠杀,则是由韦国清为首的广西革筹、军区直接策划、指挥的,变成了由军队直接上阵的杀戮。现在所知军队直接参加武斗最早的事例就是1968年2月29日军区派武装部队包围并剿灭了柳江县里高镇的“造反大军”组织。按照中共调动军队的严格程序,有理由认定此举必然“通天”,否则如广州军区之类没胆识批准的。各地武装民兵杀人活动愈演愈烈,致使逃亡到南宁的群众达数万之众。柳州、桂林、梧州等城市也成千上万地逃入各县来的群众。按照当时老年人的说法:“广西人逃难,比当年逃日本鬼子厉害得多!”例如《年表》记载:“2月27日,广西军区负责人召见凤山县‘联指’代表,听取他们汇报凤山县‘造反大军’的问题。同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又发出《关于建立专区、市、县革委会的通知》。在当时两派矛盾如此尖锐的情况下,一周之内连发两次督促各专、市、县成立革委会的通知,以致出现一些地方提出所谓‘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口号,连续发生成批杀人的事件,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29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关于融安县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报告(并报广州军区)。报告提出以下意见:(一)调派一定数量的武装部队进驻融安,在武装包围‘造反大军’后,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通过充分揭露‘造反大军’的错误行为,对其实行分化瓦解。(二)区别坏头头和群众,孤立少数,争取多数,教育受蒙骗群众与坏人划清界限,反戈一击,揪出坏头头,交出所抢去的武器和国家财物。(三)对‘造反大军’提出严肃的批评,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掌握斗争大方向。”(P71-P72)“(3月)7日,晚上,自治区革筹小组开会。会议提出最近的工作安排:融安县和凤山县的问题要处理,可以给中央写报告,提出处理方案。博白县已派去部分部队,可以解决问题了。融安问题,应派部队包围起来解决可以采用解决里高圩的办法解决(按:所谓里高圩的办法是: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于二月二十九日命令六九八四部队派二十四辆卡车的全副武装人员去柳江县包围里高圩的‘造反大军’,收回武器,并抓捕了六十多人押送柳州)。会议决定向广州军区提出请求派部队解决融安的问题。对凤山县建议由X师派部队解决。动用部队武装解决‘派斗’问题由此定下原则方针。”(P72)“24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给柳州支左领导小组发出《对X团率一、三营进驻融安的要求,提出以下几点要求:①部队行动必须秘密、迅速,对融安县城形成包围圈。②开展强大政治攻势,收缴武器,交出坏头头。③清理外来人员。④部队行动及执行任务过程中,由X团指挥,县人武部做好群众工作。”(P74)以上官方文字清楚地证实:广西的武斗和屠杀行动完全是由韦国清领导的区革筹和广西军区一手策划发动的,直接调动军队参与镇压,而当时黄永胜领导的广州军区给予完全的支持。当时融安县人武部亮相支持“造反大军”,如果不从速解决,成立革委会必须由人武部政委担任主任,这是军区所不希望的。所以3月7日广西军区命令柳州军分区派部队进驻融安、凤山两县“联指”据点,“保护群众”。广西由军队配合“联指”派进攻“造反大军”派从这时开始。周恩来在北京不断地组织两派代表团搞“大联合”,实际上韦国清显然有恃无恐地采取镇压手段。为了实现消灭“422”的目的,广西革筹于3月15日编造了一个“反共救国团”的谎言,诬陷宁明县上石镇“农总”。该报告向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称:“‘农总’的‘罪行’是: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感慨诬蔑四清运动,大搞资本主义,猖狂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抢夺民兵机枪一挺,冲锋枪四枝,步枪十一支,制定‘反革命纲领’,要在今冬明春实现‘四大自由’,公开叫喊‘贺龙元帅万岁!’诬蔑当时支援越南和守卫边防部队是贺龙的部队等等。根据上述情况,我们(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的意见是:①派部队武装包围,强行收缴武器弹药。②取缔组织,严办首恶分子。”(《年表》P73)这个报告如此荒诞,仅看一句就说明编造者是如何匆忙:他们“公开叫喊‘贺龙元帅万岁!’诬蔑当时支援越南和守边部队是贺龙的部队等等。”既喊“贺龙元帅万岁!”又“诬蔑”当地部队是“贺龙的部队”,自相矛盾到如此地步,中央居然也“没发现”就批下来了。于是广西军区强行安在宁明县“造反大军”下属的上石“农总”头上,枪毙了这个组织的所有头头。由此开始的“反共救国团”冤案向各地蔓延,几乎成为“422”的同意语,因此杀戮不知多少,1980年以后平反了事。至于当初是怎样伪造出那些国民党党旗之类“物证”的,则至今仍是个迷。柳州市法院还宣判了一个《中国国民党中央情报局派驻广西小组》的案子,国民党何时有过“中央情报局”?不得而知。其实我们当时就认定,所有这一切策划都是冲着我们来的。他们采取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首先消灭各地县的“造反大军”组织,然后围剿南宁、柳州、桂林三个城市。我甚至怀疑,韦国清肯定得到了毛的授意,否则他既无此胆量,按照中共对于调动军队的铁律,也毫无可能。可韦国清办到了,还把主持公正的野战军6984部队悉数调离南宁,可见其“通天”能耐。在桂林,联指绑架了著名的全国战斗英雄、支左部队首长郝成忠、柳州联指绑架了55军副军长孙凤章、南宁联指绑架广西军区政委魏佑铸,全都没事,倘若“422”敢如此,早就灭顶了。文革中,政治虚伪的事例太多,我们初步领悟到毛式手腕那种流氓本质,及至“清查五一六”,大规模地赤裸裸地故意造伪,至少我是认定了这个主义根本就不是什么“真理”,它也绝对不会有未来。我们曾经如此虔诚地笃信,不止一次地、恭恭敬敬地抄写列宁的教导:“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它必定导致政治上的灭亡。”结果遭遇的却是“为革命撒谎”的理直气壮,就连“厚颜无耻”也得甘拜下风,倘若还想保持做人的基本底线,离经叛道只能是惟一选择。广西革筹、军区还在广西“422”的原领导人中瓦解了以龙智铭为首的一些领袖人物,让他们住在军区内。这些人物自1967年5月作为两派赴北京代表团成员起,就一直脱离广西的运动,与他们所代表的广大群众,早已缺乏感情联系甚至组织联系。其实,造反派中并不缺乏以造反为谋求加官晋爵之手段的投机分子,广西又最为典型。但当“422”的群众认清他们的真面目,从而依据“十六条”规定的巴黎公社原则罢免他们的时候,革筹与军区毫不理会,继续把他们当作“422”的领袖人物来摆布。后来(7月)在北京,我与龙智铭见面,随即发生激烈争辩。我在激动之余警告他:“你如果不想同‘422’继续混下去,完全有权利宣布脱离这个组织;但如果你像现在这样窃用他们的名义,却在为虎作伥,将来你不得好死!”也许我的嘴臭,后来他们被利用完了,虽然混了个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空名,同样被韦国清收拾。在那种“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都不见”的境遇中,龙智铭真的卧轨自杀了!在柳州,路局军管会(55军)依旧遵循周总理指示行事,柳铁两派总部的头头签订了“倒旗协议”,宣布取消两派组织,实行“大联委”代表两派共同管理。鉴于当时广西明摆着的杀戮现状,我们对此进行了激烈的讨论,“联战”几乎面临分裂。但最终还是统一起来,当然不是所有人都一致了,还有少数几个坚持反对意见。忘了交代一下:鄙人当年系柳铁一中高三学生,1967年初本校学生诸“战斗队”联合组成“联合战队”,于是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出七位“常委”,我就当上了总头领。本校另一种观点的少数派组成“东方红公社”。我们涉足社会之后,与柳铁“机关总部”,“工人总部”合成“柳铁工机联”,却是支持原铁路局党委书记张炎等干部的,曾被骂作“保字号”。对立面拥戴造反的孙副局长,本应属于“造字号”,但广州军区军交部支持孙副局长造反,我们变成“反军派”,莫名其妙融入广西大势成“打倒韦国清”那一派了。在广西,南宁等少数几个地方称“422”,绝大多数地方称“造反大军”;而对立面经广西军区整合,统一成“联指”,详称“广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

1968年1月,我布置“联战”另外一位常委肖普云写作《今日的‘哥达纲领’》,述说反对“倒旗”的理由,并商量好写作大纲,刊登在“联战”2月10日的《红卫兵报》上。谁知此文被广西革筹发现,抓住老肖引用马克思的“用暴力推翻一切现存的社会制度”一句,康生定性为反动文章,说此语意在“用暴力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更要命的是,他还武断地宣布:“中学生写不出来。背后有‘黑教师爷’!”江青也发话:“有黑手!要揪出来!”这是我们无法接受的,此文涉嫌者仅肖与我而已,再无别人知晓。毛泽东口口声声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康生、江青凭什么不调查就乱下结论?如此一来,我最担心的就是我们的老师们会遭殃,当初文革开始我们就禁止对老师搞任何侮辱性行动,如今无端连累到他们是不能不辩解的。我于是布置联战的学生继续写文章,自己也动笔,到1968年秋《广西日报》批判了“七篇大毒草”,其中六篇出自我们的笔下,那是后话。接着,3月31日军管会抓走了肖普云,因为《今日的哥达纲领》是他执笔的。我便受大家委托上北京告状。直到5月初,我和两位同学一起离京经武汉、长沙返回柳州。路上已经感觉到大规模的武斗就要开始了,火车进入广西后的一路上都是荷枪实弹的武装民兵,其实就是“联指”派,由军区武装他们,公开地从列车上抓人杀人。赤裸裸的土匪行径披上革命外衣就成壮举,而主持公平正义的野战军第55军,则受到上级批评,部队也基本调离,只剩下部分干部还在柳铁军管会,但他们再也不敢出声了。我直到后来才听说,那些上车搜查的武装“民兵”其实是要抓我的。他们知道我已经在5月3日离开北京,于是开始搜捕我。但他们没有料到我在武汉、长沙都下车了,在武汉拜访了“三钢三新”,到长沙了解杨曦光是否独立完成了《中国向何处去?》的写作,有没有“黑手”在其身后协助,因为康生同样说那文章是“黑手”操纵的。等我进入广西,已经到17号了,他们久抓不到,便松懈了许多。挤在火车上,我对面坐着对立派的老伍,他是柳铁消防队的干警,文革前我们同在冬泳协会,现在观点不同,所以只打了个招呼便罢。最危险的是到永福、鹿寨车站,那些“民兵”们上车来查,老伍非但没有揭发我,反而打了个掩护。那时已有诸多罹难案例,例如《柳铁工人报》社编辑林某,在桂林北站被联指抓获,受尽折磨后又被绑在炸药包上,引爆炸药便尸骨无存,当时联指把这叫做“坐飞机”。如果本人那时被抓住,也许就没有机会在这里神侃了。问题在于,广西军区命令联指以基干民兵为名,任意拦截旅客列车达数月之久,绑架甚至杀害旅客,却没有任何中央文件或通知,予以禁止。在我回到柳州的五月中旬,农民已经部分开进柳州市了。4月8日,区革筹、军区召开支左组长和革委常委以上干部会议,要求各单位成立武装纠察部,使“联指”武装合法化。《年表》编写小组在评述4月9日区革筹、军区连续召开群众大会以及《广西日报》11日发表诸篇文章时称:“在广西当时派性恶性膨胀,极左思潮严重,已经出现群众组织乱抓、乱杀人的严重局面,本应迅速采取有力措施反‘左’,制止乱抓、乱杀人的严重违法行为,然而,不仅不反‘左’,却来个反‘三右’,这就必然更加促使极左思潮泛滥,导致乱抓、乱杀人,甚至成批杀人的现象蔓延全区。”(P80)中旬,梧州军分区、贵县人武部分别指挥“联指”以民兵名义大举进攻“422”一派,至月底彻底荡平;下旬,柳州军分区王司令员亲自对“联指”头头说了三点意见:“①柳州造反大军退出拉堡后,你们要注意他们从外面包围你们,你们把兵力调出外边,注意他们在柳州搞你们。②融安、柳江出问题,你们过去为什么不发达群众,挨打了干着急。来宾、武宣‘联指’搞得比你们好。③你们要求发枪,我是司令员,不能发枪给你们,你们自己解决,民兵集中不集中,由你们去和各县商量,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嘛!”王司令表扬的来宾、武宣两县,都开始发生杀人挖心吃肉的现象,文革处遗时,中央工作组查实被食者仅武宣一县即达75人!听完王司令员的讲话,23日,柳州‘联指’即开会调集融安、柳城、武宣、融水、忻城、象州、柳江、八一锰矿共600余民兵武装进入柳州市,27日发起对柳州“造反大军”的攻势,迫使其全部迁往柳江以南。然后在柳州饭店召开盛大庆祝宴会,军分区司令、政委出席,王司令员在宴会上夸赞“打得好!”列车到柳州火车站,我们下车就被人发现,他立即跑去叫人来抓我。但火车司机都是“工机联”的,他们在车头上看见我们,大声喊我们上了火车头,直接开进机务段去了。回到学校,看见我们的队伍正在紧急集合,原来也有人在火车站听说要抓我,赶紧奔来报信,却报成我已经被抓走,于是我的副手集合队伍准备去火车站救我的。当我们三个出现在他们面前,队伍里一片惊喜,还有些女战士高兴得哭了起来。我的副手感觉松了口气,我不在家,他累坏了。然后联战“常委”们开了会,他们汇报广西的形势,非常不妙,许多地方如玉林等地,都已经开始杀戮,“造反大军”这派差不多被剿灭干净了。各地都是军分区率领武装“民兵”进行围剿的。我们学校里以及学校旁的柳州冷冻厂,还有机务段、车辆段等几个我们占据的地方,住满了各地逃来的难民。不但柳州市“造反大军”彻底打出柳北,5月9号开始,柳州“联指”会同各县武装部率领的民兵开始攻打水厂、马鞍山水塔、龙家巷等处,“大军”被压迫在柳南谷埠街及附近一小片地方,岌岌可危。12日,《柳州联指报》发表社论,要给“大军”以“毁灭性打击”。15号,柳州地区各县民兵组成的“贫下中农联合指挥部”发出“第一号命令”,公开宣布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一切敢于顽抗的阶级敌人,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还说:在柳铁,“钢联指”把转业军人组织起来,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弄到许多枪,还成立了以韩XX为首的处级以上干部幕后参谋部,要不了多久,就要进攻文化宫,那我们只剩下机务段、车辆段、铁一中这一小片地方了。每天晚上,都有枪声、爆炸声传来,不绝于耳。总之,一片“山雨欲来风满楼”或曰“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景象。确实没有料到,只不过个把月,家里的局势已经如此紧张。了解了柳州市以及周边各县的部分情况,我感到形势非常严重,我们面临的是生命权还能否保全的局面。然后我报告在北京的情况。接着到风雨操场给大家作形势报告,全都坐满了,连老师们还有少数逃难到我们学校居住的市内难民。我的报告很直截了当,中心意思就是继续重申我原来的主张:求生存。所有“保卫毛主席”之类的目标都不重要,中央已经不再需要我们了,弄不好杀灭我们正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那些所谓“北京来电”统统是骗人的精神鸦片,一个字也别相信。现在我们只有抵抗到底,如果被消灭了,那么江青、康生他们就省心了。只有打出一片地盘,使对方消灭我们的企图失败,中央才可能出面解决广西问题。失败是铁定无疑的,没有任何幻想,只能靠我们自己的奋斗使类似广西各地的那种屠杀最好不要在柳铁发生。不要以为现在说大话,那时我们“联战”里早就称康生为“大党阀”;江青被称为“戏子”,周恩来被称为“泥水匠”;张春桥被认定是“叛徒”,甚至当上海的炮打张春桥浪潮被取缔之后,我们学校里流传着这样一个讽刺:“最高指示:‘对叛徒也要做阶级分析。’”有位女生直接提出:“毛主席选错了接班人。”只有对毛不敢太放肆,私下的抱怨之外最不礼貌的称呼就是“老头子”。说文革期间没有一点“民主”似乎也说不过去,虽然后来我们都为此付出代价,但从1968年春天开始,我们确实很“放肆”。那时我们还流传一个政治笑话:“秘书半夜去报告总理,说广西武斗,死了几千人。总理连头也没抬一下。问:‘火车还通不通?’秘书说还通,他于是再也没理会。没多久,秘书又来报:‘火车也不通了!’总理扔下纸和笔,连忙站起来,大声说:‘找韦国清!他杀点人就算了,怎么把火车也搞停下来了!’”这个政治笑话确实不知道是我们哪位天才编出来的,最后军宣队进校,算在我头上了,罪名是:恶毒攻击周总理草菅人命。还有一句:“总理总理,总是有理。”也不知是谁的原创,“联战”里几乎人人皆知,也算作我的罪状,不过对于我的“反动言论”说来,这已经算不上什么了,反正被批斗,更何况我是总头,便认了,也算“死猪不怕开水烫”吧。这次形势报告确实打消了许多人的幻想,乃至于很久以后还有人记得。接着同样的内容我又到文化宫总部给更大范围讲了一遍,听众是我们这一派的铁路职工、干部。到柳州市内总部开会,我也重复同样的意见。一句话,本人当时坚决主张打到底,无他,不打就死定了,打或许死的还少些。广西各地的情况也迫使人们不得不做打的准备,屠杀的消息不断传来,各县的逃难者更是络绎不绝,主张打,抵抗到底便很容易得人心,主张交枪求和便会遭到唾骂。最令我吃惊的,是当初极力主张妥协“倒旗”的柳铁分局机关总部头头王反修,如今成路局工机联总部的头头了,废寝忘食地为大家的存亡打拼。我亲自同住在学校里那些外地难民谈过,他们亲口告诉我许多那边发生的事情,灵山县人武部调集武装民兵围剿“造反大军”,杀害了至少几百人。那些“出身不好”的人甚至全家杀绝,连婴儿也不能幸免。说到他们自己,几个人都哭出声来。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们攻上来,我们看见是解放军带领的,不敢打。结果全都被抓起来,那些解放军就把俘虏交给‘联指’,由‘联指’开始屠杀。我们逃跑得快,才到柳州来的。”这些情况我去北京以前就知道一些,在河池地区凤山、融安等地已经发生。
现在扩展到全广西了。5月3日,区革筹小组、军区对于灵山、合浦、东兴(今防城)、上思、马山、横县、博白、陆川等地“联指”滥杀不同观点群众和“五类分子”的情况已十分严重,下发文件要求各地市制止乱杀人歪风。(P86)其实根本走形式而已。就在接到通知后的5月4日,广西最先成立的百色地区革委会甚至在田阳县召开《清理阶级队伍现场会》,组织各县革委会、人武部人员参加,全地区随即开始大规模杀人行动,就连文革以来从未发生过武斗的那坡县,也由人武部组织开始屠杀。该地区凌云县县委书记、原任乐业县县长、地下党老干部黄刚等亦被杀害,缘由仅在于他们持有不同于联指的观点。12日南宁市“联指”竟然将林执真、张祖贤、黄海泉等三位处级干部以及十余名群众装入铁笼搞“活人展览”;“从此,上行下效,全区不少地方的‘联指’组织也搞所谓‘禽兽展览’使一万多人蒙受极大的侮辱和摧残,不仅一批老干部和群众受害,高级知识分子也惨遭迫害。”(《年表》P88)18日我到设在铁路林场的总部开会,当时有人发现五三八编组站停了2个车皮代号8,有军人押运,肯定是军火类。大家为是否去把它抢过来有争议。后决定去把这两节车皮拉回来,由于参加行动的人看不懂包装袋上的外文,拉回来的TNT炸药误认为化肥,又送回去了。接着有人发现柳州火车站停了一些装运军火的车皮,有军人押运。他们为是否去把它抢回来有争议。总部外围观不少群众,情绪激昂地指责头头“右倾”。还有人说,5月上旬,军区向“联指”发枪,南宁“联指”得了一两万枝枪,大批弹药;柳州市“联指”也明抢暗送,搞了军分区两个仓库的武器。后来看资料,得知是3日下午广西“联指”搞了广西军区军械库,得到八千余件武器及大批弹药。参与指挥此次行动的原区团委干部罗某记载:“已同广西军区某领导通气了,经多次强烈要求后,军区才同意给的”;区联指宣传部长程某也说:“哪里是抢枪,是去领的。”形成对照的是,当天南宁“422”也奔市人民公园6936部队去抢枪,非但所获无几还被抓了几十人。当部队奉命将抓获人员押送广西军区时,在中华路上却遭“联指”预设埋伏射击,仅战士就伤31人,死5人。负责押送的部队营长如实汇报,却被军区严厉批评,于是改口说是被几千米外且是射击死角的百货大楼“422”开枪袭击的,“联指”以此大加宣传。(P86)王反修等十分尊敬地请我发言,本人毫不犹豫地主张抢回来,我根据在北京的感受,认为中央文革看来在放纵韦国清剿灭我们,取得经验以后在全国推广。全国的“造反派”,无论是否掌权,都注定在被整肃之列。文革搞不下去了,肯定上不了史书,又必须挺着肚子下台,就需要一批替罪羊。到时候可以骗人:文革是伟大的,其中的混乱和损失就是这帮家伙搞破坏造成的。毛主席终归只需要那些没有思想只会听话的保守势力,如果我们不自己保卫自己,让中央知道我们也不是轻易可以斩尽杀绝的,这个阴谋就会得逞,那时我们便只能任人宰割。另一方面,目前中央看来还没有下决心,毕竟这批人是他们发动起来搞文革的,如果没有说得过去的理由,也并不好解释。因此拼一拼还是有希望的,至少中央不会采纳屠杀方式解决文革,那就更没法下台。但如果我们不拼一下,韦国清他们下手是绝不会留情的。这个判断看来不离谱,4月30日区革筹、广西军区公布《广西‘422’农总宁明地区分部的反革命罪行公告》,制造了广西文革最大冤案。“此案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四人,在围剿和批斗中被打死和迫害死一百零八人。此外,判无期徒刑三人,有期徒刑二十二人公安机关宣布管制一人,外逃下落不明八人(一九八○年六月二十五日,南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与宁明县公检法组成调查组,对此案进行复查,……。这个组织没有制定什么反革命计划和行动纲领。因此,对‘上石农总’不应定为反动组织,应定为群众组织。经报区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撤销一九七六年元月二十二日关于‘上石农总’定为反革命组织的决定。并给予‘上石农总’受害者平反)。”(《年表》P85)5月17日区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发出报告,称“我区破获一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组织”;20日区革筹、广西军区再次发出《关于继续深入侦破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问题的指示》,这两个文件捏造冤案的目的在于捆绑“422”:“发展组织的活动特点是:利用群众组织中的派性,易地活动,钻进群众组织,互相串连。靠打砸抢补给经费,通过武斗掌握武器。总部设在南宁市解放路新风街(广西‘四.二二’控制区),利用‘四.二二’据点造反楼做联络点,与越侨有联系(根据一九八三年‘处遗’调查结论,所谓破获‘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一案,是广西军区、自治区革筹利用清查‘老反团’来追查‘新反团’的特大冤假错案)。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报告后,部署全区追查所谓‘反团’案,使数万人受到打击迫害,后果十分严重。这宗冤案直到一九八三年才平反。”“这一文件发出后,进一步使乱揪斗歪风在全区蔓延,乱杀人的混乱局面更为严重。”(《年表》P89-P90)韦国清出手之狠毒,手段之卑劣,堪称世间少有,无怪乎毛泽东要夸赞:“韦国清是好同志。”而我们正处在这种随时遭受打击的利剑之下。夜里,我与负责“文攻武卫”的副手转到铁路文化宫,柳州市造反大军总部廖伟然、白鉴平等人见了面。白是老熟人,廖是首次相识,他原本在部队做大尉参谋,后来转业到市里,曾经当过四清工作团一个团的副团长。见到广西屠杀日益升级,自报奋勇到造反大军管“文攻武卫”。 见到好几个熟人,问他们是怎么过来的?答复说是从柳江边溜过来的。从粮食加工厂、探矿厂、二级站延伸过去,联指的武装据点把我们同柳州市造反大军切割成两片,而且谷埠街正在遭到连续却不严重的进攻。似乎联指还没有得到命令,否则拿下谷埠街这一小块地方是很容易的,但拿下谷埠街就意味着造反大军彻底完蛋了,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不好向中央交待。“联合指挥部”早已经策划了攻打粮食三仓和探矿机械厂这两个联指据点,把柳州市谷埠街造反大军地域和铁路连成一片。因为没有足够的武器,所以没能实施。现在柳铁工机联与市里“大军”合作行动,把各分散的武装队伍全都集中了,该开始了。我感到松了一口气。原本铁路与地方分家,不准搅合搞文革,往来并不多。如今王反修们敢于跟市里联手,一方面说明局势已经逼人太甚,另一方面说明王反修们还是挺明智的。这次会议讨论进攻方案,部署很简单,我们联战派一个支队,从这边扼守东站路,那边由柳州市主攻,如果联指的援兵过来,我们就得堵住。副手已经开过几次会了,而且本来由他负责带队,我就没有太多过问。转到文化宫其他地方,正好碰到55军的曹副参谋长,因其兼任柳州铁路分局军管会主任,那时尚留在柳州。许久不见,寒暄几句后我就问他:孙副军长在不在柳州?他不肯回答,反倒问我:听说你们要把探矿厂拿下来?已经打过一次了,已不成秘密,于是我说是的,不拔掉这个钉子,我们不得安宁。他就劝我们不要这样做,一则是先动手会落得政治被动,中央肯定不允许。二则这个厂围墙既高又结实,里边武装很强,未必能攻下。我笑道:你们总是来劝我们,可是“联指”一直在动手,现在已经兵临城下,把我们越围越紧。如果我们不打,要不了多久就完蛋了。说着文化宫屋顶又挨了两个炸药包,这是“联指”发射的定向炸药。这种定向炸药包据说是解放军在越南的新发明。在地面上挖一个斜坑,把一包小些的炸药放在下面,填些土或者湿麻袋之类的隔离物,上面再放一个大炸药包。两个炸药包的导火索同时点燃,下面那个炸药包的导火索短,先爆炸,上面的炸药包就沿着斜面飞向要炸的地方,落地后爆炸。只要掌握得当,可以发射得很准确。为了防止飞行途中过早爆炸,失去效果,导火索总是预留得较长。我们被炸得多了,就发现这个弱点。等炸药包落地,就立即冲上去,拔掉导火索,于是便收到一包炸药。这样便发现这些炸药包都用的是苏联产的TNT炸药,显然是援越物资,对方抢了却没被追究责任,甚至连半点动静都没有。后来对方似乎发现了什么,于是把导火索用铁丝捆结实。我们又发现可以从捆绑点后边把导火索抠出来,照样获得炸药。有的人嘴里叼着利刀,冲上去割断导火索更快更稳当。对方又计算好燃点时间,留适当的导火索,使其落地就炸。我们的人甚至可以从空中飞行的炸药包冒的烟火估算出来,这个炸药包能不能缴获,决定是否冲上去。最不可思议的是,后来统计,柳州“联指”共发射的两万多个定向炸药包,我们这边居然没有一个人被它炸死!后来的专案组也认为不可思议,甚至不相信。而我们却从飞来的炸药包里,获得数以吨计的炸药。也学会发射它了,后来干脆用厚钢板焊成斜坡状的发射器,连挖坑都免了,被称为“野崽炮”。好在五十年代建的铁路文化宫非常结实,不然早就垮了。我于是乘机对曹参谋长说:你看,这不又打过来了?我们不打怎么办?人家的方针就是要消灭我们,我们只好针锋相对,保全自己。旁边几个同学和机关干部也帮腔说话。正说着,二楼跑下来一个人,说厨师吴师傅被打死了。我们急忙跑上去,只见他歪倒在床上。我顺着墙上的子弹孔,测过去一看,原来是从探矿厂方向打过来的冷枪。看来开枪的是个职业枪手,居然能从窗口垒着的沙包留孔里打过来,那孔是留作观察用的,只有一块砖那么大。曹参谋长叫我注意,这个枪手很厉害。正说着那个孔里又打进一枪,子弹打在床边的木柜上,离我不过十来公分。我连忙弯着腰跑到窗口的沙袋后边,那个孔看来已经挨了很多枪,我找了块砖头把它给堵上了。从沙袋里还掏出一颗子弹头,拿过来给曹参谋长看。他自言自语说:妈的,这种枪他们都有了?接着告诉我,这是一种新式的狙击枪,部队也没几枝的。我道:你该向上级汇报了吧?军区总说联指没抢过枪,他们有那么多枪,连四管高机都有好几挺,现在还有这种新式狙击枪,该不是军区给发的吧?曹参谋长迟疑了一下,说:“我们早就报到中央军委去了,没用。小伙子,你们自己好自为之吧!我该走了。”于是拿着那颗弹头,招呼他的警卫员离去了。我又到广播室去看了看,播音员正在那里播送“强烈抗议”,动作挺快,只是吴师傅再也活不过来了。他的后脑勺开了个大洞,子弹是从嘴里进去的,看来他正打哈欠时就中弹了。从前在书上读过“达姆弹”也称“开花弹”,武斗中发现除开老式的“七九”、“三八大盖”、“捷克造”、“苏式步骑”之类旧枪外,AK47的几乎所有的子弹都是这类开花子弹。人被击中,进去一个小孔,出来便是一个直径几公分的大洞!我们联战女孩孙某走在马路上便挨了一枪,大腿上被剜去一大块,落下终身残疾。我特地找了些湿泥装在麻袋里,然后用AK47射击,扒出弹头才发现:原来这种弹头是用很薄的钢片冲压成型的,里边灌上铅锡合金。击发后弹头被枪膛里的来复线切割成六瓣,飞行时的高温使弹头内的合金熔化,一击中目标合金因惯性向前挤压,钢制的弹头壳立即绽开,倒翻成一朵喇叭花,被击中者便被这朵“花”拽走一团血肉!战争的残酷可见一斑,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无知的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留下血与泪的记忆,甚至有的连记忆也没有,早早进入坟墓了。没多久,副手开完会下来,我问道:开完了?他点点头。我们一起回学校,上了我开的嘎斯69苏制吉普车,他告诉我:19日夜里开始打,我们还是负责打援。我说:怎么样,这次我来带队吧!调哪个支队上?他笑道:“你他妈的充什么好汉!万一你挨枪死了,谁来领这一帮人?”然后又问:“是不是中央真的要卸磨杀驴?这次去北京,怎么不去找周总理?娘的,他也不管我们了?我们就是听了他的,才有今天。当总理的,说话也不算数!”我笑道:“你也太天真了些,说话算数能当总理吗?不是说‘总理总理,总是有理’吗?他哪里还有闲功夫管我们的事情。我找他的联络员都躲着不露面,在北京两个月,跟他妈乞丐似的。跑了清华、北航几趟,蒯大富跟‘414’斗得热闹,他的秘书的秘书挡着,别想见他。韩爱晶据说得了肺结核,到什么地方疗养去了。这帮家伙现在像中央首长,小人得志,不可一世。迟早会被收拾掉!我们住在北农机雄头他哥那里。北京的大学生都在谈恋爱,等着分配工作,写大字报也是要求分配。没有几个人还关心什么‘国家大事’。据说上海有一批专门整张春桥的,挺勇敢,原来我们想去拜访,听说都被抓了。看来只有我们中学生还在傻乎乎地闹,反正前途无著,据说都要下乡,北京有一些积极的已经自报奋勇了。”他原来是学校团委的组织委员,属于“德智体”皆优的优秀学生,还指望着上大学。我们这些原来的中等生全都在笑话他,其实哪个不指望文革快点拉倒,早点恢复高考去读书呢?只不过人家成绩优异,期望值更高罢了。听到这个消息,他看来比较伤心。回到学校,副手情绪很低落,连招呼也没打就耷拉着脑袋回他房间去了。我知道我说的消息对他是不小的打击。不过对于我,从来相信“天无绝人之路”,只要武斗没死,下乡已经算好事了。那时队伍里流传一句名言:“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朝没酒喝凉水。”几乎我们学校的同学都经常念叨。19日,下午四点时分,副手把有枪的同学都召集起来了。那个时候,枪就是命根子。我们曾经制定过纪律,弄到枪一律上交。结果根本实现不了,无论谁弄到枪都会成为“私有财产”,他于是有了战斗的资格,非常神气。罗嗦了一点,不过说明当时那种积极性。天黑下来,十几条枪全部出发了。后半夜枪声大作,我在屋里看书,但啥也看不进,忐忑不安总有些不祥的感觉。天快亮时下雨了,我觉得不妙。我们已经死了四个同学了,每次都下雨。枪声依旧很激烈,看来这仗打得不顺利。到六点多,曹大个冲进我的房间,铁青着脸告诉我:“张大死了!”我立即觉得一阵晕眩。张大是我们高三级31班团支部干部,昨晚出发前特地跑到我房间,还给我那本《叶尔绍夫兄弟》,当时属于“限地师级干部阅读”的,说是:“有借有还,再借不难。”现在一想,总是一种不正常的预兆。我历来不相信什么神仙鬼怪,但这些事情确实显得蹊跷。

1967年8月3日,第一次长矛大刀的武斗就死了也是高三的胡超亮,那天出发前他向几个要好些的同学交代了好几件事。后来他被捅死了,热辣辣的艳阳天忽然下起雨来。接着是小龚晶,刚上初一的小姑娘。死于车祸老天也下了场大雨。再后来是方天行,初二的男孩,跟着柳州市一车初中生跑去来宾县抢枪,天蒙蒙亮就下雨,他们刚进入就被武装部的埋伏开枪打了,15个进入大院的被全歼。都是手无寸铁的初中生。我和曹副参谋长去处理,武装部的军官们全都无影无踪,据说“九五”命令刚下达,但曹副参谋长说不可能,他们最多只接到电话通知。然后是1968年1月21日,和我住同一间房的莫兆明,原来比我们高一届,因为体格棒游泳好进了自治区水球二队。因为一队夺得全国冠军之后,去香港比赛全队叛逃,他们全部被遣散回来就和我们同届了。那天大清早,我还没醒,他把我叫醒然后告诉我他要去柳州地区文工团借几件乐器,我们的《联合战队队歌》他已经把词曲都写好了,让我起床后看看,有什么不妥之处改改。我当时觉得奇怪,我是夜猫子,他早睡早起,从来轻手轻脚怕惊醒我的。怎么今天却把我弄醒?于是骂了他几句。起床算了。没多大一会老天又下雨了,我心里一惊:千万别有什么事情发生。没多久,果然传来噩耗,兆明被联指打死了!给我报信的正是张大!兆明是我们“联战”中的骨干,身体强健,好几种乐器都是高手,作词谱曲都能来。我们所有人开汽车都是他教会的,而且还能修理。成天乐哈哈的,从来没有看见他红过脸,人缘极好,却就这么死了!再一问,原来他和小奇、眯子等走过探矿厂门口,恰好看见两个解放军战士被一群市民围攻,于是上前解围。没料到探矿厂这个联指的武斗据点里冲出来几个人,其中一个对着他就开了一枪,子弹正中心脏,当时就死了。后来我们闹腾了许久,什么结果也没有。那两个解放军战士也“失踪”了,部队里说没有这两个人。而第一次调查会这两个战士参加了的,虽然什么也没说明白。显然,假如有这两个战士,必然对联指不利而对我们有利,这是上边不允许发生的。现在要打探矿厂,我们的积极性自然可想而知。却不料出师未捷,倒先失了张大。没多久,整个进攻被取消。我们沉浸在悲痛之中,算起来,张大已经是我们死去的第五位同学了。当此战失利后,带队的副手觉得对张大之死有指挥责任。而他自己则刚一下来就对我宣布要辞职,理由是我们现在的大方向不对,根本不应该去进攻别人。我把他训了一通之后,他不服气,干脆躺倒。于是我拜托丘八管点事情。他并非“常委”,因为当初采取“巴黎公社原则”选举联合战队常委时没有选上,但很有头脑,我经常跟他商量些事情,曾经希望把他补选进来,但终于没能如愿。文革前他和张大是同一个班级团支部组织委员,张大是宣传委员。俩人关系十分密切,现在自然十分悲痛。现在副手辞职的事情他也知道,安慰我道:你的观点是对的,我们如果不打出点地盘,必定死路一条!他是个书呆子,什么攻打别人?我们的地盘几乎被打光了,造反大军已经完全被打出柳北,要不是廖胡子上来,连谷埠街也要被打光。谁攻打谁?再不反抗我们就被蚕食殆尽。不过没必要顶替他,威信不够,给你当个助手还是挺合适的。还有个插曲,联战一位支队长“老扁”是个独生子,他父亲亲自找我要求帮助动员他儿子离开,眼泪都禁不住了,可怜话说了几箩筐。直至我保证跟他儿子下死命令让他离开柳州,老人家才感激不尽地回去。谁知我见到他儿子还没说正题,这位同学先发话了:“我老头子找你了是不是?我告诉你,你休想让我离开弟兄们,要不然,你先当逃兵我再逃。我们选你当头头是信任你,要是罗索别的你趁早滚蛋!”此事遂作罢,不过他爹也没再来要求我兑现承诺。5月20日晚上,我到林场“工机联”总部开会。我虽然只是中学生的头头,却是这个总部始终担任“三人核心”的惟一一个,在整个柳铁以及柳州市,也是“五人指挥小组”之一,算是说话算数的一个。会上派出去查证的人报告说,在柳州站停了几天的车厢上,裝的是绿色的箱子、有军人押运所以没法看仔细。与会者对于是否是军火争论了一番,最后决定管它是不是军火,先拉回来再说。不必问,我至少是态度最坚决的一个。经过几天不停地争论,总算有了行动计划,由王反修、李振岭两位组织策划。别看平时激昂的人多,到20日夜晚决定实施之时,却没谁愿意亲自参加行动了。弄了半天,自报奋勇的只有三个人,还都属于无证上岗:司炉小韦去机务段开车头,工务段的小杨负责扳道岔,车站的小李负责摘钩挂上那几节车皮。挂上后直接拉到冷冻厂,那里是我们的地盘,有铁路专用线和站台,王反修和老桂坐镇指挥。各种传说都不实,甚至1983年中央工作组调查结论说“动员数千人到柳州火车站抢了八节车皮”也不实,只有三个人干这件事。这个消息也通知了柳州造反大军指挥部,只不过让他们组织人力来搬军火。21日凌晨,第一次拉到冷冻厂3个车皮是炮弹,押车的军官说你们要来也没用,后面那几节车皮是子弹,要抢还不如抢那些。于是王反修喊他们原车皮送回,火车头第二次开到地方几分钟就把八节子弹车皮拉走了,就连押运子弹车的军人也以为是正常调车行动。就那么三个人,把八节车皮顺利地拉进我们学校旁边的冷冻厂,这个厂只有一个工人参加“联指”组织,早跑了。负责押运的军官跟等候在那里的王反修交涉,那军官说这些子弹是要运到凤凰仓库的,让王给他打收条,否则他没法交差。王反修他们知道子弹是运到凤凰仓库的也就放心许多,还在讨论抢不抢时就有担心怕是援越物资,那样吃罪不起。不过,当时谁也没想过,凤凰距离柳州不过40来公里,怎么停在柳州车站那么多天呢?王按军官的要求写了收条,签名时脑子一转悠就签了“李向阳”三个字。大家见全是子弹却没有枪,多少有些失望。车皮一直拉到列车停在专用线站台上,负责具体实施这次行动的总指挥老桂报告了王反修,王又找来李振岭,然后找我。商量怎么办?我问车上是什么?老桂说全部是子弹,没有枪;共11800箱,1700万发56-1式子弹。老桂说,只有两个车皮还没动,其他的都卸得差不多了。看场面也不觉得奇怪,汽车、拖拉机、人力车、自行车都在装运子弹,男女老少川流不息,特别是那些避难的难民们,比谁都积极。我马上叫停止搬运。看见有老俩口正吃力地企图运走两箱子弹,就劝他们别搬了。他们死活不肯,那老头还教训我说:你知不知道什么是毛主席教导的人民战争?这就是人民战争!我抱怨王反修没有头脑,怎么就这么乱七八糟地抢起来了?有组织地把武装人员派一些,每个车皮卸掉一批,我们就足够用的了。把八个车皮再送回去,政治上要主动得多。老桂反问道:送回去?联指抢去怎么办?我笑道:我还怕他们不抢呢!只要他们一抢,这个罪名就有人跟我们分担了!其实“联指”的武器有军区在明抢暗送,极可能根本不需要。老桂听明白了,连忙解释说:我给造反大军白鉴平打电话,没想到他们怎么就这么快就来这么多人。听我说“中央一个来电我们就彻底完蛋”,王反修也急了,赶紧问现在怎么办?我吩咐老桂,立即关闭冷冻厂大门,严禁再有子弹运走。然后组织人员把没运走的子弹都装回车皮里,动员大军和工机联各组织,交回子弹,然后大张旗鼓地开展一个上交子弹的活动,一定要造成声势。先把还没动的两个车皮送回去,算是第一批上交。“工机联”总部指挥李振岭到底是转业军人、工人,操着他那一口河南乡音吼道:“交,交个屌!都交了不是就白抢了吗?”老桂说他:“李军长,你放心。现在你就是下命令:不交就枪毙!恐怕连三分之一也交不上来。”王反修接口说:“十分之一也别想。”李振岭恍然大悟,一拳砸在大腿上:“嘿!俺这个脑瓜就咋这笨?刘世清!来,传我的命令,马上发告示,彻底上交!一颗子弹也不许留,违者马上开除!快去!”刘世清立即跑走了。但人算不如天算,立即拉回去的两车皮子弹被堵在半道上,人家不让你交哩!而且,那些进凤凰仓库的子弹都变成“援越物资”了,这在当年可是绝无仅有的事情,我心里也有些提心吊胆,弄不好中央文革马上就会宣布我们是反革命组织,那就一了百了。直到王反修找了军管会,好像是曹参谋长点了头,才算拉走上交了。接着,我们到处拉标语、横幅,设了好几处上交站,零零星星不断有上交的故事。这批子弹其实没啥用处,因为我们几乎没有合用的枪,我们管兵工造手榴弹的“老太婆”开始研究如何利用里边的火药。但它的威慑力量极大,流言蜚语说八节车厢里装着新式武器。我们的广播站也大喊大叫,把流言蜚语变成严正警告,称谁敢上门武斗必须“自带棺材”。我们甚至在半夜里弄个炸药包在空汽油桶里炸响,然后高音喇叭叫唤称成功地掌握了“新式武器”的使用方法。22日夜晚,廖伟然带领造反大军几个武斗指挥员,来到铁路文化宫总部。因为副手辞职不干,我自己去了。我们挤在电影放映机房开会,部署攻打探矿厂、粮食加工厂的作战计划。根本不需要解释,拿下这两个地方,市里和铁路就连成一片,这是我们生存的惟一途径。这个会上只布置各个队伍负责进攻的方位,这时我才注意到,还有博白县造反大军的人。他们坚决要求负责主攻方向,称其人马都在博白的经历过韦国清的屠杀,而且他们基本上都是复员军人,还有好几个在部队都是特等射手。唯独需要补充几条枪。廖伟然显然很支持,但那时想调枪谈何容易!任何人只要有枪,宁可上战场战死也不肯借枪出来的。说了半天也没用,廖胡子干脆发了脾气,让每一支柳州市的武装队伍,各调一支枪出来。于是李振岭主动宣布借两支枪给他们。总算解决了问题。我偷偷问博白造反大军的那个头,为什么跑到柳州来?他叙说了博白被围剿的情况,坚定地说是部队参加围剿的,“我们看见解放军,都不敢打,他们却进攻上来。有的人就向部队的人投降了,结果他们把我们投降的人交给联指,让联指来杀!”说着流下眼泪来。他又告诉我,他的全家都被杀光了,自己是靠玉林铁路工机联的人帮助逃到柳州的,回去肯定死路一条,只有和你们一起拼了。后来,他们果然成为攻打探矿厂的尖刀。我们的任务依旧是“打援”,虽然探矿厂已经打死了我们的两个兄弟,莫兆明和张立纬。但为了避免铁路与地方的混杂,廖胡子坚决不让铁路的队伍参与直接进攻。何况,我们联战总共只有五、六支枪,惟一可以得意的是我们有一挺“白管加拿大”轻机枪,是从桂林师院“老多”那里要回来的,只是那枝枪没多少子弹,连试一下枪都没舍得。散会后我就立即回去调动队伍,定于凌晨六点开始进攻。我回到学校,把所有枪支都调动出来,自己带领上了阵。在铁路医院的宿舍“长大楼”屋顶,不知为什么,眼看就要到点时,我忽然觉得发抖,双手抖得特别厉害,心都快要跳出胸膛了。真正的作战对于我还是头一次,说不害怕绝对是假的。未几,一发白色信号弹升上天空,枪声顿时如炒豆般响起。说也怪,枪声一响我也不发抖了。探矿厂很早以前属于劳改单位,围墙既高又坚固,我处的位置正与之在十字路口的对角,两条路上的情况都看得清楚。它北面是粮食加工厂,也是联指的武斗据点。所以没什么动静。它的西面马路则热闹非凡。我看见连续三个人冲过马路送炸药包,结果连一个人通过的洞也没炸开。而围墙高处却有几个枪眼开始还击,枪声绝对是AK47发出来的,他们的枪确实棒。但看来博白造反大军的家伙没有吹牛,几乎每一个点射就打哑一个枪眼,确实好枪法。在粮食加工厂这边,同样是西边马路,正在我的脚下不远,柳州市那个被称为“狗牯队”(柳州地方话,意为“混混”)的“青年近卫军”,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就攻进去了,不多会儿便在三仓办公楼顶上烧起一堆火,这表示已经占领。接着我们看见有一群人影利用横列着穿过马路的沙包掩护,逃向探矿厂。我们的枪响了,子弹却不知落在什么地方,那群人逃进了探矿厂。再过一会,一发红色信号弹在粮食加工厂升起,尽管枪声很激烈,四周的欢呼声依旧很清晰。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表示粮食加工厂已经被全部攻下来了。这时,从粮食加工厂方向也发动了对探矿厂的进攻,从火力强度看,造反大军缴获不少,因为他们原来连轻机枪都没有。我的同班同学“扣鳃”把着那挺“白管”喊我,我顺着他的手看去,也许被“狗牯队”的胜利激励,“红总”和博白造反大军的已经抢先冲进探矿厂大门,那座围墙始终没能炸开。而在更南边马路上,至少有二、三十号人从探矿厂侧面出来逃往二级站方向,也即南边。“扣鳃”问我打不打?无论距离还是角度,都是最佳射击时机。我犹豫了几秒钟,命令道:“算了,让他们逃吧!”寻思着武斗毕竟算不上战争,只要把对方吓跑也就算胜利了,不必那样你死我活。何况,我们还需时时惦记着运动结束后的清算,尽量别打死人总是好事。当时在场的人有抱怨我心慈手软的,但到9月份工宣队、军宣队采取各种手段,甚至不惜动刑,一心要从联战抓出几个“杀人犯”以法办却始终未能如愿。整个战斗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探矿厂连同粮食加工厂,号称“联指”的“钢刀”,据说是攻不下的堡垒,被我们拿下来了。柳州市造反大军和柳铁工机联连成一片,两个多月来人人都惶惶不可终日的忧心一扫而光,那种欣喜之情可想而知。廖胡子的威望顿时高起来了,他文革中并无什么动静,直到“造反大军”被打得喘不过气来才自报奋勇跳出来当总指挥。这一个漂亮仗打下来,权威变得极大,柳州市任何捣蛋分子调皮,只要说是廖胡子叫的,马上乖乖服从,决不敢造次。五十五军的曹参谋长曾经不止一次两次劝阻我们,千万不要进攻探矿厂。除了政治上的被动之外,说那个地方确实非常易守难攻,凭我们的实力不可能打下来。据文化宫我们广播站的同学说,打起来那天晚上,她们陪着曹参谋长到文化宫楼顶看那边打仗,他脸色非常难看,一直说你们真不听话,吃过两次败仗也不接受教训。结果战斗结束后他离开时留下一句:要是在部队,你们确实是好料子。最后,我们挨整前夕,孙副军长、曹副参谋长都被关起来了,曹后来自杀了。其实他充其量不过同情我们而已,从未给我们出过什么主意,我们都听说过他当年解放海南岛时是“渡海先锋营”营长,因为弟兄们死得太多,一怒之下毙了几个俘虏,于是遭处分,一直没当过主官。没想到竟然没逃过文革这道坎。高兴没两天,25日清晨天刚蒙蒙亮,站岗的曹大个跑来报告:学校外边马路上,过去了几队全副武装的解放军,背的枪都是铁把冲锋枪,不像解放军那种木把56式,会不会是“联指”假冒的?我跳下床,跟着他跑步到校门口,果然见雾霭中有一个连左右的军人,正向学校西边高坡菜地开去。没多大会儿拉开成散兵线,挖起战壕来了。脑子里顿时涌上各地部队配合联指剿杀“422”和造反大军的故事来。紧张是不言而喻的,我接着跑回校内,一边通知大家赶紧行动把枪支收藏好,子弹是收缴不完的,关键是为数不多的那几支枪一定不能被缴了去。一边用自己架设的电话与机务段、文化宫等地联系,却联系不上。看来似乎不只是对付我们铁一中的。我又回到校门口,那时我们学校附近的厂子如红星农械厂也住满了来自柳北及一些县份的难民。外边已经有不少难民在观望,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男女老少都有。我向部队那边走过去,毛利和几个同学不放心,也跟着我过去,到竹鹅溪那座桥头就被看上去是个连、营级干部的人阻止,我问他为什么来这里挖战壕?为何不准前行?因为这时已经知道,学校四周都有部队,而且工事的朝向是对付我们的。结果他除了警告我不能靠近桥,他们执行紧急军事任务之外,啥也不说。我只好退后。而此时天已经放亮,周围的群众也越来越多。但看上去这些部队指挥官显然没有预料我们学校及周边居然住着如此之多的难民,有些手足无措。回到学校被告知,说机务段也被武装部队包围了,其他地方尚不知情况如何。

工机联总部所在的林场离我们学校不过几百米,恰好正在散兵线背后。但道路已经被禁止通行,已经过不去了。那时我们的地盘上,任何学校、厂房之类房屋都成了难民营,路上已经人山人海。看起来这些部队的指挥官有点低能:一早来到就挖战壕,既然武装围剿却不进入学校;而且根本不与任何人联系或发出警告;等到人群众多了才禁止交通;没有任何有目标的行动却在激怒老百姓。我敏感地嗅到一种阴谋的气味,但看这架势也无能为力。渐渐地,感觉这局面不妙,难民与军人辩论已经初具规模,矛盾正在尖锐化。我不宜留在此地,直觉告诉我一旦发生纠纷就会说煽动什么的,即使我一言不发也没用。于是交代毛利,我回我房间的天花板上睡觉,武斗开始时那上面就做了些工事,还有简陋的床位,告诉他不许告诉任何人,有紧急情况你自己来叫我。便溜之乎也。《年表》记录如下:“驻柳部队对柳州‘造反大军’和柳铁‘工机联’的几个‘据点’实行武装包围,强行收缴‘造反大军’和‘工机联’一方的武器弹药。在部队把几个‘据点’包围后,柳州有数万群众对前来包围‘据点’的解放军实行反包围。群众高呼:‘反对广西军区支一派、压一派,造反大军不能空手等死!’……解放军被反包围后,在互相交手中,部队二十多人受伤,二人重伤后身亡。群众反包围又夺解放军七百多支枪。从此,柳州局势进一步恶化。”(P92)临近中午时分我被毛利叫下来,他得意洋洋地向我炫耀手里的一支铁把冲锋枪。当时根本没有听说过有什么严重冲突,同学们兴高采烈地讲述事情的经过,除了少数几个战士出力护枪之外,多数人不出力的。他们把枪横着挂在胸前,摇晃着语录本念念有词,任由你把枪拿走。甚至还有当兵的说:“我入伍前是湘江风雷的,枪你拿去,爱惜些啊!”不少女生都抢到枪了,她们都上缴或者送给说好话的男生了,还有至少两位难民也交上来所获之枪支。后来关押中审问此事,专案组愣是不肯相信我躲在天花板上睡觉,彻底不知道外面发生的事情。不过,经过内查外调,确实如此。大家兴奋至极也不奇怪,那么多子弹正愁没枪哩!有传言说开了:“毛主席刚送来子弹,林副主席就送来枪,真不愧是接班人啊!”这回,所有支队都有枪械了,大家都很威风。但我心里更担忧了,抢子弹的事还没完,又抢枪了,真不知中央会怎样收拾我们。转念一想,只能听天由命了,无论中央怎么办,总比让韦国清收拾我们强。部队既然撤了,总部的电话也通了,我赶到林场总部所在地,没几个人,都在眉飞色舞地讲述抢到枪的事情,这才知道我们所有据点都被包围了,也都经历了与我们学校差不多的过程。我觉得,当我们刚取得一次进攻胜利后,部队就直接出动“强行收缴”。而在数月之被进攻中,即使南宁、柳州“联指”抢了万余枝枪及大批弹药,军区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未采取强行收缴之类行动。我们在探矿厂缴获的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对“联指”的讲话里,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们可以把民兵武装起来进攻我们。还不止如此,《年表》记录如下:“27日  驻南宁六九八四部队调走后,广西‘联指’部署向‘四.二二’据点进攻。“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文革发出《南宁情况简报》说,‘四.二二’新指挥部所属的一些组织,继续向‘联指’开枪开炮,封锁交通,抢占据点。使市内运输中断。粮食供应非常困难,如事态继续恶化,大武斗有可能发生。”(P92)明明是“联指”发动进攻,区革筹、军区却告“422”的状,并埋下“大武斗”之伏笔。就在5月24日,梧州军分区副政委付亨通、副司令李钱荣等亲自策划,除驻梧州部队、民兵之外并调钟山县人武部长李崑带领武装民兵联合攻打“422”占优势的平桂矿务局,此战直至7月7日方结束,14日召开“庆功祝捷大会”,一切都是明火执仗地进行,肆无忌惮。而中央“处遗”时的资料则记述了此战之血腥:大肆杀戮中,留德归来的矿务局总工、全国人大代表亦被杀害,“联指”割下他的头,用铁丝穿了双耳,挂在其夫人胸前游街示众。

广西“422”至少从1968年2月起,面临着的是广西的官方、军方、民兵组织以及“联指”的联合武装围剿与杀戮;而这些显然得到中央和广州军区的支持。广西的做法,也许正是一种实验,是举国上下“清理阶级队伍”的先声。黄永胜至少是知情而且支持的。在三月时他升任总参谋长,而莫名其妙地杨、余、傅忽然被说成我们的后台。须知当初“联指”用来对抗周恩来“824”讲话的,正是“余立金讲话”。并且,配合着广西的屠杀,康生接二连三宣布《今日的“哥达纲领”》是反动文章,有黑后台。在周恩来表示这是中学生写的时,他直接叫唤:“中学生写不出来,有黑教师爷!”然后把支持“422”的省级干部贺希明、霍泛、傅雨田定性为叛徒、特务、走资派。接着把谢王岗、袁家柯宣布成“国民党特务”;甚至连柳州铁路局书记张炎也被逮捕,说他操纵一派,也就是操纵我们。其实张炎自1967年冬天就躲到北方避难去了,压根儿没有任何言论或行动。何况,即使他想指挥我们也没可能性,那时,我们狂傲得就像刚学会打鸣的小公鸡,目空一切,根本不可能听任何人的。过去我们只是根据现象判断广西革筹、广西军区操纵联指武装消灭我们,而且直接把农村的基干民兵武装起来参加联指组织,直接进入县城消灭各县的“422”或造反大军组织。拿下探矿厂似乎没有人能够预料,不管是我们自己或者“联指”。于是我们在探矿厂缴获了许多“联指”文件,足以证明军区、革筹指使联指进攻我们的文字证据。白鉴平似乎对这些证据重视不够,他通过北京的高层联络员,把这些证据文字上报。中央肯定获得了这些文字材料,其实谁都知道中央还有众多耳目隐身蹲在广西,他们不会白吃饭必然密报广西情况,韦国清也提醒联指注意这些人,他多少还有些顾忌,但毫无反应。我始终坚持认为,以韦国清的为人,他根本不敢冒这么大风险去对抗中央。这些东西根本就是上边包括中央任何一个机构都了解的,他们默认这些行动。我认为我们要做的不是上报材料,而是要立即把它们公布于众,印成报纸广为散发,“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只有这样,才能为历史留下点东西,不至于将来我们死无葬身之地。因为分歧,白鉴平又掌握着这些难得的资料,他迷信中央只肯走偏门,这个意见基本没被理会。后来统计了一下,我们联战共获得四十多支枪。更重要的是,整个造反大军、工机联得枪数百,有了子弹再有枪,对“联指”的震慑作用无可比拟。加上“联指”自己并不明智的夸大,拼命广播、宣传说被抢了几千支枪,更使得他们自己恐慌不已。后来我们的同学插队,许多地方农民都说,那时武装部叫基干民兵去围剿柳州的造反大军,听说柳州造反大军抢得了很多武器,还有飞机大炮,结果大家都不敢去。在决定攻打探矿厂的时候,就确定打下探矿厂以后接着进攻探矿厂后面的二级站等联指据点。现在有了枪,这个主张更成了上下一致的强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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