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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仲方  罗瑞卿秘书忆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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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地立足
家破人散

1966年5月中共中央颁布“五·一六”通知,正式发动“文化大革命”。接着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罗瑞卿问题的决定,批判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集团。由于西北军区司令员冼恒汉在会议上点了我和王昭的名,说是与罗瑞卿关系密切,青海“造反派”也蠢蠢欲动。西北局刘澜涛为了减轻王昭的压力,决定把我调离青海,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任秘书长,宁夏书记杨静仁表示欢迎。正当省委做完对我的鉴定,打好行李准备出发时,突然接到杨静仁的紧急电话,宁夏“造反派”上街游行,公安局消防车都上街了,要我不去宁夏,暂留青海。

接着青海的“文化大革命”风暴铺天盖地地起来了。先是揪斗,接着游街。我作为省委政法系统的头头,戴着纸糊的高帽子,在“造反派”簇拥下,站在第一辆大卡车上,第二辆车是省公安厅长郑效先,第三辆车是省高级法院院长郑文卿,第四辆车是省检察长李猛,后面还有一批政法系统的负责干部,共有十几辆大卡车浩浩荡荡,在西宁市沿大街缓缓而行。前面有“造反派”宣传车开道,高音喇叭大喊:站在第一辆车上的是王仲方,青海政法系统“走资派”的头子,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瑞卿的黑干将,要坚决打倒王仲方!游了一路,喊了一路,沿街围观者很多,大家感到很新奇。我站在车上,不时用手扶着有二尺高的纸糊高帽子,以免被风刮倒,心情却出奇的平静。游街结束,自己下车回家。这时我忽然想到毛泽东不是屡次教导要反对风头主义吗?领导干部戴着高帽子游街,倒是绝妙办法,以后谁还敢再出风头呢!与此同时,公安部的“文化大革命”风暴也爆发了,他们限令我的八十三岁老父亲王肖山搬出公安部大观园宿舍。幸好有尹肇之同志关照,父亲搬进了西单小酱房胡同公安部政治部干部住的小院。接着公安部限令史洛明离开北京,调往青海。青海省委欢迎她,安排在青海日报社任副总编辑。因为动乱,她一天也没有去上班,陪我在家静观眼前发生的事变。没有多久,我们突然接到北京电话,老父亲又被公安部“造反派”从小酱房胡同赶出去,在我堂妹王仲允(北京橡胶一厂工人)处暂时栖身。我们以为完全脱离了公安部范围,大概可以安静下来。不料接着又来电话,公安部“造反派”经常去威吓,老人害怕得很,想到青海来依靠我们。我们虽然处境险恶,还是要王仲允送老人到了西宁。八十三岁的老人坐了两天两夜火车,车上十分拥挤,只好在硬座车厢椅子下面躺着。最后平安到达西宁家中。我们添置了碗筷,照顾好老人饮食起居,老人倒也安然。我们虽然想到还会有风浪,但是希望老人能在此安居。可是在我头上,乌云密布,外面风声日紧,“造反派”扬言要捉我。

如果我一旦被捉,洛明又是新来的,人生地不熟,老人不但惊恐不安,恐怕生活也无保证。于是我们又联系新疆我妹妹王仲元,她表示有难处。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浙江省德清县有一位堂兄王仲俭,是农业种子站技术员,他知道情况后,勇敢地表示愿意收留老人。于是我们悄悄买了车票,又把老人送往杭州。途中,老人非常不安,不时问:我们到哪里去?路经上海,老人病倒,住了医院,幸好几天痊愈,经过杭州到了德清,把老人托付给王仲俭夫妇。

仲俭从小照顾过我的父亲,非常孝顺。夫妇俩在德清县城关租有两间民房,对老人安排很周到。他们在德清多年,人缘好,邻居都有照应,我们也很放心。在德清陪老人过了一天,请他老人家安心过一段,我们会再来接他回去。老人心里明白,只好如此。我们离开德清时,老人紧紧拉着我们的手,眼里含着泪和我们告别,彼此似乎都已意识到这不是一般的分别,而是生离死别。我们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第二天我们从杭州回上海,又路过德清看望老人。老人是位久经患难、经历丰富、非常坚强的人,他反而安慰我们遇事要冷静沉着,要我们记住,他曾教我们学过瞿秋白翻译的高尔基的名篇,做一只暴风雨中的海燕。他知道我们正面临着一场更大的暴风雨,他镇静地拄着手杖送我们到巷口,忍着眼泪,向我们挥手。我们已经走得很远了,回头一看,老人还站在原处向我们挥手。这一回头一挥手竟然真的成了永别。

我们回到上海,住在青海驻沪办事处。从西宁传来消息,省委正在开三级干部会议,要我即刻回去接受批判。北京回不去,西安不能去,银川不能去,青海也是不能去的。平时很多的亲友,这时不是划清界限,六亲不认,就是爱莫能助,即使有的表示愿意收留,我们也不愿意牵累他们。我们整天在马路上游荡,过着无家可归的日子。当时考虑,面前有几条路:第一,就这样到处流浪,混过动荡的时期。但是这个时期刚刚开始,何时结束,看不到头,长期颠沛流离,也难以忍受。第二,回北京,不就是为了与罗瑞卿的关系吗!我到公安部“投案自首”,大不了关进秦城监狱,也比到处流浪好。又估计公安部不会收留,要把我们遣返青海。第三,去西安,作为西北局办公厅主任,我在西北局接受批判。可是西北局自身难保,哪里会再添我这个“大灾星”呢!考虑再三,我们下决心回青海,自投火海,接受磨炼。这时火车不通,我和洛明自己买票坐飞机回到西宁。真的像两只海燕,在阵阵雷声中,迎着暴风雨飞去。


在劫难逃
1966年6月3日,《青海日报》发表拥护“文化大革命”的社论,从此揭开了青海省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这篇社论的提法,引起“造反派”之间不同意见的争论,对立双方展开激烈的辩论。这时一批外来“红卫兵”插手进来,利用这场辩论把矛头指向省委,特别集中于当时青海省委第二书记、省长王昭,说他是青海省“党内走资派”代表人物,是罗瑞卿伸向青海的黑手。同时也点了我的名。省委常委会瘫痪了,我被责令每天清扫常委楼的厕所、楼道。

第一次批斗会,在印刷厂会议室,印刷厂有两个青年工人到北京“取经”,回来带头造反。首先问我是什么人?我说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又问你是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说:不是,我是有不少缺点错误的共产党员。这时两个青年工人连连动手打我,我坚持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就继续殴打,直到把我打倒在地。当时群众还不曾见过这种场面,纷纷提出让我回去,好好反省。下午,“造反派”到家中抄家,翻箱倒柜,搜走了他们认为重要的材料和照片,连1943年毛泽东在延安给我的亲笔信也取走了,以后也就失落了。抄家后箱子柜子都贴上手写的封条。省委大院的“造反”组成了观点不同、互相对立的几个组织,今天你来抄家,明天他又来抄家,我们干脆把东西散开,让他们抄。后来,这种抄家成为形式,好像不去抄一下,就不是“造反派”。众多“造反派”组织在省级、市级等机关,如雨后春笋,到处都冒出来了。到处都是戴着红袖章、写着这样那样名称的“红卫兵”。不管是谁,戴上这个红袖章,就可以横冲直闯,批斗、抄家,不经任何手续,在深更半夜把人带走,也不告知带往何处。今天你批斗,明天他批斗。我也习以为常,干脆准备一件旧的棉大衣,装着一支牙刷一条毛巾,说走,披上大衣就走。有时被带到某“造反派”的据点,隔离批斗,写检讨材料,过一两天,又送回来。

这时大字报、大标语贴满省委大院,渐渐地,王昭和我二人成为青海省“党内走资派”的代表人物,到处是打倒王昭和王仲方的标语,名字倒写着,打上红×。我自己也可以出去欣赏这些大字报,开始有些紧张、惊讶,后来也就习以为常了。

我有些奇怪,青海省委有第一书记杨植霖,有几位副书记和常委,他们都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没有人点他们的名呢?在一次西宁市委的批斗会上,我才明白。

1963年青海省委改组了西宁市委,调李宁担任书记,免去了原市委书记康建西的职务。后来李宁反映,他们受到原市委一班人的抵制,无法工作。市委组织部长向省委组织部刘秀梅(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的妻子)反映,市委机关有人密谋要推翻改组后的市委。杨植霖很重视,把西宁市委问题提到省委常委会讨论,决定派省委副书记高克亭带检查组到市委检查,高克亭又拉上我陪着他去。杨植霖亲自主持,提出西宁市有两个市委,一个在地面上,一个在阴沟里,要彻底揭发。检查组根据他的指示,揭发出西宁市委有一个以康建西为首的反党集团。杨植霖亲自起草讲稿,到市委全体干部大会上讲话,再次指出西宁市存在“阴沟市委”,要彻底揭发批判。“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康建西等人也组成了一个“造反派”,造省委的反,首先是翻反党集团的案。于是在市委礼堂开大会,把杨植霖、高克亭和我,以及市委书记李宁、李扬、赵建新都找来,来了一个“三堂会审”。这时有人质问定市委反党集团的主谋是谁?无人答应。市委书记李宁说,这是省委检查组定的,没有检查组,我们是不敢定反党集团的。又问省委检查组长高克亭,高克亭说检查组是受省委委托,向省委汇报,由杨植霖决定的。杨植霖说,他本来不想定反党集团,是听检查组汇报后决定的。又问杨在市委干部会上亲口说有“阴沟市委”是怎么回事!杨不敢承认,竟然说这次讲话稿子是王仲方代他写的。我没有想到在这个问题上,本来负主要责任的第一书记以及副书记竟然这样推卸责任,不敢承担。最后问到,我只有大声说,既然如此,我承担这个责任,主谋是我。这样一来,紧张场面才告结束。

又一次办公厅“造反派”在省委常委会会议室开斗争会,有一位托儿所保育员控诉省委王秘书长不该把她开除,是严重的迫害,要求我老实交代。我说不知道这件事。这位女保育员很厉害,走上来重重地打了我一个耳光说:你还不老实交代!我坚持说不知道这件事。保育员不达目的决不甘休,接连打了我好几个耳光,打得我头晕目眩,几乎倒下。我想到今晚这一关恐怕过不去了。这时有人看不下去,就问人保科长李学林,这件事是哪个王秘书长干的?李学林这时才说出是王静先副秘书长干的。而王静先就站在我旁边,到这时候战战兢兢地点头答应,我才过了这一关,可是人已被打得鼻青脸肿、嘴角流血了。

正在这无休止的残酷斗争中,1967年初突然发生了“二·二三”开枪事件。当时青海省两大“造反派”组织:“八一八”和“捍卫队”,两派势不两立,为控制舆论,“‘八一八’造反派”占领了《青海日报》办公楼。这是违反当时中央不准占领报社命令的。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奉命要求占领者撤出,遭到拒绝。赵永夫派部队包围了报社,双方相持数日不下。2月23日这天凌晨,忽然传出枪声,部队战士以为是报社内部有人向他们射击,于是开枪还击,强行驱散了占领者。战斗中死伤多人,是一起严重的流血事件。当时听说,部队开枪,是得到林彪同意的。事情发生时杨植霖、王昭都不在西宁。我找到值班的省委秘书长张文芳,要他马上打电话告诉军区,立即停止开枪,事情只能和平解决。张文芳表示无能为力。我则表明了我的态度。到时候可以说明我与“二·二三”事件无关。果然,不到一个月,事件来了一百八十度转变,3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把“二·二三”定为反革命事件。于是局势急转直下,“中央文革小组”在人民大会堂专门开会,决定成立青海省军管会,由军区司令员刘贤权任主任,全权处理青海问题。同时决定撤销赵永夫职务,隔离审查。把本来在洛阳治病、不在青海的王昭也诬指为“二·二三”事件的幕后指挥者,隔离反省,押回青海审查、批斗。就在这次会上,周恩来问是哪个部队开的?刘贤权说是独立师(当时有些省的武装民警称为独立师),并说独立师不归他指挥,由省委政法小组指挥。周恩来问王仲方同志现在何处?刘贤权说,王已离职反省。这时林彪说:王仲方这个人,我找他很久没有找到。他是罗瑞卿的心腹,罗的事他都知道,把他搞起来。

正在四面楚歌、更大的厄运即将降临的时候,西宁市郊区农村彭家寨大队的乡亲们,热烈欢迎我回农村去。这个大队是1964年“四清”时,我带领工作组蹲点的地方,同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挨家挨户访贫问苦,进行社会主义教。帮助他们通了电,解决了吃水难的问题,帮助他们办起砖瓦厂,改善了生活。他们同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平时我也回“家”看看,同农民拉家常,吃他们做的尕面片(尕音嘎,小的意思)、蒸洋芋、腌酸菜。他们听到我将有难,就让我回彭家寨,说我们是贫下中农,“文化大革命”不能把我们怎么的,我们保护你。看到村里的庄稼长得那么茁壮,看到家家户户日子比过去好,我深受感动,觉得就是死在这片土地上,也是心甘情愿的。可是,对群众这番深情厚,我只能心领,却不能去。我深知这个劫难是哪里也躲不过去的,我也不能因为我而引起武斗,连累乡亲。再坏的遭遇,我也要自己顶着。


录入时间: 2009年6月6日 来源 选自《炼狱》作者:王仲方

级别: 骑士
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0-12-11
Re:王仲方  罗瑞卿秘书忆文革
以前看过王回忆公安部成立、与胡耀邦的交往等几篇文章,时间交代的都是很清楚,可这篇文章细节处问题多多。
哪来的西北军区?冼时任兰州军区政委。
宁夏的造反派何时才起来的?他何时准备好去宁夏的?
他送父亲去浙江是几月份?
青海工人去北京取经造反是何时?工人早早卷入文革的例子恐怕很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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