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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黑虎  文革初期的兰州一中与长征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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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12月《兰州文史资料》)


    从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至今已经整整四十年了!

    那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不仅给我们那一代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也深深的影响了几代人!

    当年,轰动一时的兰州长征团,在兰州地区创下了“四个第一”:兰州第一个全市性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兰州第一个外出串联的红卫兵组织,兰州第一次大规模武斗的爆发者,兰州第一个向省革委会派出常务委员的红卫兵组织。

    文化大革命中,在兰州一中成立了全省第一个“革命委员会”,而作为兰州最大红卫兵组织的长征团又与兰州一中有不解之缘。

    我今已届花甲。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一年,我正在兰州一中读高中。一九六六年的我,已经整整十九岁。

    与不少同龄人一样,我们当年那一件件举手投足的狂热举动,加上一幕幕惊心动魄的事件,四十年来,记忆不仅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漠,反而由于思绪的起伏越来越鲜明……

    是的,那真的是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历史!


            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1966年5月中旬,高中阶段的课程已经全部学完。我们正在一边学习上海《文汇报》上发表的姚文元的所谓《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的“重要文章”,一边开始了系统的数理化课程的复习,精心准备大学的入学考试。

    留出足够的时间,系统的复习中学阶段的全部课程,迎接高考,是兰州一中这所百年老校的历史传统。但在5月17日下午,正在召开评判“三家村黑店”的我们接到通知:晚上8点在大操场集合,收听重要广播。

    在此之前,我们都是以读报纸上发表的社论和文章为主,学校很少郑重其事的要求我们集体听广播。虽然没有通知一个都不能缺,但大家都知道其中的份量!

    准备高考的我们,对时事政治是非常敏感的。从1965年底先后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上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我们已经感到“这不仅仅是文化界的事”。加上对“三家村”的评判,我们已经感到是“上面”有人在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毛主席,报刊宣传只不过是打前站的“喉舌”而已。

    当时所说的“三家村黑店”,是指原北京市委宣传部负责人邓拓、吴晗和廖沫沙等人,由于在《北京晚报》的副刊《燕山夜话》上,多次发表贴近生活、贴近民情的随想和杂感,而被诬为的地下反党联盟。

    果然,在破天荒的《国际歌》之后,传来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齐越郑重庄严的声音:《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

    今天还记得播音员齐越这个名字,是因为四十多年前他播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成为兰州一中的年轻人们崇拜的样板,当年,我们不仅背《九评》的内容,还郑重其事的对着收音机,压低嗓门认真的学习和模仿他的发音。那时的我们,真有点今天追星族们的味道!

    在《通知》中,我们首次听到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通知》对前一阶段开展的对“海瑞罢官”和“三家村” 的评判,不仅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还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对象”。规定了“大评判、大揭发、大字报、大辩论”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武器。不仅如此,还充分肯定了革命学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号召大家“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我们清楚的记得,《通知》的结语是:“在文化教育领域,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号召大家立即行动,“向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

    听完广播之后,我们以班为单位连夜讨论,直至凌晨。

    第二天早晨,我刚刚进校,就发现老校长牟月秋的寓室门口围了一大群学生。屋里屋外都有不少人。几个学生从寓室的墙壁上摘下了七、八个用轴套装裱的条幅,还有人从书架和柜子里翻出了许多没有装裱的字画和书籍。几个同学一边撕,一边骂“这就是臭反动学术权威的反革命罪证!”……

    不一会儿,几个学生各抱一大捆书籍、字画,扔在院子中间的空地上,一个同学还从刚刚经过的食堂管理员那里要过了火柴,顿时烈焰冲天……

    不一会儿,连远处已经开放的丁香花那粗大的树干,都在劈劈啪啪的作响……

    站在门口的老校长,头上戴了一顶报纸做的足有两尺高的帽子,上面几个歪歪扭扭的大字——“反动学术权威牟月秋”赫然在目。

    我知道,这是在抄牟月秋的寓所。

    老校长牟月秋,原名桂馨。甘肃临洮县洮阳镇人,甘肃教育界名人。擅长书法,功力很深。1925年在沈阳政法学院进修时,虽年仅17岁,但其书屏联却获当地教育界人士赞赏,并因此在大连任教数年。其间中日人士求书者络绎不绝。他以润笔收入,访购古今名人书画甚多。1933年回兰州,任兰州中学语文教员及教务主任。1943年任甘肃省立临洮中学校长,1947年任临洮文献委员会主任,积极要求进步,当年就参加了主张统一,反对蒋介石独裁的进步组织——中国民主同盟。新中国成立后,任兰州一中副校长,并被选为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甘肃省政协委员,兰州市政协常委,甘肃省民盟常委。在甘肃教育界很有名望。牟老秀美的书法,凝重而飘逸,驰名陇上,在解放前的兰州,就被大家尊称为“牟体”。作品曾在北京及日本展出。他是居所办公合一,也就因为院子里那场大火,老校长一生的心血全部付之一炬。以至1996年流萤同志在为兰州碑林收集甘肃名人的书法作品时,整整十年,也只找到一幅牟老先生留在人间的原件!

    第二个被冲击的对象是图画老师裴元生。印象中的裴老师讲一口地道的陕西话,六十岁左右,曾带领学生们多次赴青海和甘南写生,以擅长用国画来表现藏族风情闻名兰州。当时我们就知道中央美术学院的两位教授曾是他的学生,1964年被任命为浙江美术学院国画系主任的王××,就是由于他的引荐而被重用的。

    裴元生老师的住宅在一中东院的门口,房子小的可怜,除了一张单人床外,最多只能放一张桌子和一把靠背椅。那天进去了两个学生竟然互相转不开身来!

    学生们让裴老师交代与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鲁大昌的关系!交代与兰州的“反动文人”刘尔忻的关系!还让他交代为什么给资产阶级黑线培养了那么多的“反动”学术权威!!

    第三个被学生们看中的对象是体育老师陈文茂。他是当年兰州市中学里唯一的篮球国家级裁判。高大的身材,健壮的体魄,喊一声“起步走!”不用广播,整个大操场都能听到。因为有多个学生被吸收到当年的省篮球队,还有两个学生在北京体育学院任教,也成为重点批判的对象。由于给他“坐飞机”的学生既够不着抓他的胳膊,又没有办法摁下他的头,就有人用垒球棒打他的后腿。前几次倒也就过去了,终于有一次,爬到地上就再也没有起来,一个学生撸起裤子一看,膝盖错位!他的腿断了,……

    我的那位班主任吴明珍老师当时很年轻。1962年不顾男朋友的阻挠,刚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就积极要求到大西北的兰州来,在政治上十分的好学上进。她很关心我们每一个同学,经常到宿舍问寒问暖,还不顾自己瘦小的身体帮助大家干一些诸如生火、抬煤砖之类的事。当然,确实也给我们讲过许多成名成家的故事,深受大家的敬重。尽管如此,我们班召开的第一个批判会,就是让她站在讲台的侧面,交代腐蚀革命青年的罪恶勾当。当时我们真的认为,你老师关心归关心,但在“大是大非”的“路线问题”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绝没有调和的余地!说不定资产阶级正是在用这些方法来“迷惑”我们的!

    批判会上,一位女同学突然揭发了吴老师与北京“三家村”黑线有密切联系的罪证!顿时引起了大家的轰动!

    原来,吴老师的男朋友在《解放军报》编辑部工作,与《欧阳海之歌》的作者金敬迈是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金敬迈在《欧阳海之歌》重版之际,给吴老师送了一本既有他本人签名,又有赠语的样书。而吴老师前几年在班会上曾多次给同学们推荐阅读过这本书!

    批判会上,虽然她站在讲台的边上,同学们没有打她,也没有压她的头。但看的出来,她的压力很大,精神很不好。

    批判会后,我们用白纸写了一幅很大的对联贴在她宿舍的门口,内容是揭露她宣传资产阶级成名成家思想,用修正主义的“和平演变”腐蚀革命新一代人的罪证。除此之外,还有一张大大的“吴明珍:你必须低头认罪!老实交代!否则,死路一条!!!”的大标语。

    尽管如此,仍然有人说我们“三班的批判会缺乏革命气势!”

    在第一时间被批判的还有外语老师刘静。刘老师是一位俄罗斯人,丈夫是西北师范大学外语系的主任。刘老师婚后加入中国国籍,随丈夫到大西北来,由于热爱中国,还起了这么个中国名字。刘老师的妈妈不放心,经常来中国看女儿。《五.一六通知》公布的那几天,她正在学校帮着刘老师做家务。六十多岁的老太太,一大桶水从水房提到家足足有一百多米,竟然连气都不喘,我们就把这位俄罗斯老太太,连她女儿一起,当作“里通外国”的重点对象来批斗……

    地理老师陶立范,当年已经六十多岁。我们在批判他这个“反动学术权威”时,却拿不出任何批判材料。但一个同学忽然想起陶老师的“三枪”自行车时,大家立即兴奋起来:“他把“三枪”自行车当宝贝,是“崇洋媚外”和不爱国的表现“!博得大家热烈的掌声。因为谁都知道,陶老师的“三枪”自行车有“三不骑”:下雨不骑,路不平不骑,人多了不骑。连过学校后院那个不高的门坎时都要扛在肩膀上!……

    当然,第一个在全校大会上被批斗的却是前校长华遵舜。这是兰州解放后甘肃省第一代教育家。解放前曾参加过兰州的地下党。与批判其他老师不同的是,批斗华遵舜时不仅给他戴上了上写着“资产阶级黑线分子”的高帽子,手里还拿着一顶“大叛徒、大特务”的黑帽子。他被学生们押着在校内到处游行,而且几乎学校的所有骨干教师都是戴着“华家店黑爪牙”的牌子,在其后“陪游”!。这里所说的“押”,就是两个学生各扭住他的一只胳膊,不断的叫喊着“把头低下!”当然,一定少不了不时的用手掌使劲的把头往底下摁。后来大家都把这种模式叫作“坐喷气式飞机”。游行时,陪斗的每个人必须手拿铜锣,一边敲,一边高喊“我是黑帮分子×××!” “打倒资产阶级黑线人物华遵舜!”“打倒大叛徒、大特务华遵舜!” 我现在仍然记得的老师,除了上面提到的牟月秋、裴元生、刘静、陶立范等人外,还有资深的历史教育家周恩棠、数学老教师陈集渠、窦仰峰,语文老师杨正春、刘永乾、郭淑慧,化学老师牛淑琦、刘鸿勋,物理老师朱映文,等等……

    这样全校性的批判大会,在《五.一六通知》之后,每周最少有一次。


二.煽风点火与工作组进校
 
     兰州地区开展教育大批判最早的学校是兰州一中。
 
    兰州一中是一所百年老校。在开展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时,不可避免的涉及到许多调到其他学校的教师的事。于是,以班为单位,就不时的组织同学到外校去开展批判。
 
    一位原任校团委书记的政治老师张树勋,文革开始前调到西固的兰州六中当教导主任。我们认为他也是前校长华遵舜的黑爪牙之一,就几个班联合,组织了几十名学生,乘上学校的大卡车,到西固六中去批判。那一天,兰州六中冷冷清清,学生们还在按部就班的上课学习。我们到学校后,先占领了学校广播站,立即反复播放《大海航行靠舵手》和《造反有理》,又从教导处把张树勋老师揪到大操场,拉上了我们的大卡车,把卡车当批斗台,历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历数张老师做为爪牙的罪行,介绍全国各地革命小将的革命造反精神,号召同学们冲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缚敷,起来造反。批判会从上午十点一直开到下午,中午都没有休息。
 
    后来,为了继续深入的批判华遵舜,兰州一中的学生们还到师大附中和西北师大去开展类似的宣传和批判活动。
 
    文革初期,兰州地区,乃至全甘肃,兰州一中的行动是最早、最快、最迅速的。我们的多次外出行动,引起了甘肃省委的重视,于是,1966年6月6日,也就是在中共甘肃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向在兰州的各高等院校派出文化革命工作组的第三天,责成兰州市委,派出了以共青团兰州市委书记肖泽民和副书记郑进乾为正、副组长的“文化革命工作组”,在兰州一中进行文化革命的试点工作。
 
    工作组进校后,很快建立了校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是一位初中三年级的学生代表乔安国,肖泽民任副组长,五名领导小组成员中,只有一名教工代表和工作组的副组长郑进乾,其余全是学生代表。
 
    工作组到各班参加同学们的批判会,全力支持学生们的批判活动,与大家同吃、同住、同批判,解决了一大批大字报用纸和贴大字报用的玻璃胶,在学生中威信很高。当时我们都认为肖泽民是少有的革命领导干部。
 
    校革命领导小组成立的第一项工作,是在全校开展了“革命歌曲大家唱”的比赛活动。班里唱,年级唱,全校还要比赛。歌曲除了必唱的《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造反有理》和《凡是敌人反对的》外,主要是《毛主席语录》歌。直到今天我仍然十分佩服《歌唱祖国》的曲作者李劫夫先生,他在当年居然能把毛主席的名著《为人民服务》,全部谱了曲。765个字组成的这篇追悼张思德同志的讲话内容,竟然能让我们一字不拉的唱下来!真是奇迹。
 
    与此同时,还从各年级抽调人员,组建了校革命领导小组的宣传组,正式决定出版校刊,刊物的名称,取毛主席诗词中的一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而定为《追穷寇》。我被选为成员之一。《追穷寇》是钢板刻写的油印小报,四开对折,每期8版,每周2期。由于只有6个人,所以,很多时候大家都是夜以继日的连续奋战,不仅没有怨言,还觉得这是一种荣誉。
 
    《追穷寇》里年纪最小的是一位初中二年纪的女同学,叫王於晋。虽然是左撇子,可刻的蜡纸却是最好的,不仅字迹工整,而且速度很快。她刻的图案,印上200张蜡纸也不破,其他人都望尘莫及。她住在学校里,随叫随到,办起事来十分利索。《追穷寇》里的美术编辑是图画老师董吉泉,文化大革命初期刚从解散的甘肃教育学院来,同学们让画啥就画啥,不分白天晚上,工作十分卖力。虽然家庭生活困难,但他也不受影响,还趁此机会钻研国画,二十年后在兰州终成名人。1968年1月,《追穷寇》在出版满200期之后,改名为《新一中》,一直出版到1968年10月前后。
 
    在工作组的安排下,也开始了学生中的“联系实际”的批判活动。我们班就第一个批判的,就是“徐璜毁坏《毛主席语录》案”!
 
    徐璜,个头不高,蛋形脸,戴一副度数不小的近视眼镜。喜好游泳,数理化学的特别好,凡事喜欢问个为什么。父亲徐邦栋,是铁道部西北勘探设计研究院冰塌滑坡研究所的技术权威(国际业内人士尊称“徐滑坡”)。当年设计成昆铁路时,周总理曾亲自点名,让他父亲负责滑坡问题的解决方案。5月16日学校发了《毛主席语录》后,这位同学在当时最流行的口号“毛主席的著作要天天读,时时读”的启发下,困惑于“在游泳时如何学习毛主席语录”。受物理学中“蜡不溶于水”的启发,于是,突发奇想,买来十多只“洋蜡”,放进钢筋锅(兰州人对铝锅的统称),待熔化之后将《毛主席语录》款款放入……,结果《毛主席语录》被污。
 
    大家口号连连,他也频频低头称是……
 
    在我们班第二个被批判的,是一位女同学,名叫陈安娜。胖胖的脸庞,不高的身才,学习很不错,作业几乎写的和打字机打出来的一模一样。同学们从她在“斗私批修”会上的自我揭发入手,狠批其“资产阶级反动家庭”。原来她父亲是国民党的一位少将,解放后被安排在湖南省任政府参事。因为自己的家庭出身,她很早就背上了很大的思想包袱。从来走路都是低着头,从初中到高中,男同学们几乎没有机会和她说上过一句话。
 
    ……
 
    我们班的斗私批修和大批判虽然口号连天,大家的发言也都十分的激烈,却始终没有一个同学“动手”,以致几十年后的我们,都十分的庆幸。
 
    同学之间的批判,就是从工作组进校开始的。不少班级的批判进行的都很激烈,尤其是初中的同学,不仅对老师“动手”,也对同学“动手”。说真的,虽然大家都是朝夕相处的同学,可当时的大家,个个都是极其的认真,极其的无私,因为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
 
    确实,也就是这个所谓的文化革命工作组,不仅导致了同学之间的矛盾,也导致了兰州至少三年的不安宁!引发了文化大革命中兰州派性和武斗的序幕!
 
    1966年6月7日,也就是中共甘肃省委向兰州各大专院校派出工作组的第四天,兰州大学的部分师生与工作组在如何对待与评价校党委书记、校长江隆基的问题上发生冲突。会后,千余名兰大学生立即驱赶工作组,并冲进省委机关大院,要求与省委领导辩论。次日,甘肃省委作出决定:组织新的工作组进入兰州大学,将7日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铅印的大张“六.八文告”,不仅贴满了兰州大学的校园,还贴在了兰州的大街小巷。顿时,在极度的平静之下,却酝酿着剧烈的对抗情绪。
 
    1966年6月27日,兰州铁路第一中学的学生们要去兰州大学看大字报,可铁一中的工作组不同意,非让大家上完课后再出去。怕学生们不听劝阻私自跑出门外,工作组不仅锁住学校大门,还派人在校门口站岗进行堵截,引发了学生们冲击校门,造成了几个学生被挤伤。
 
    最先听到这个消息的是兰州大学的学生,虽然由于工作组百般阻拦,但他们仍然组织了数百人,高举横幅和大标语,前往铁一中声援。同时派人告诉了兰州一中革命领导小组。兰州一中的学生们在广播里听到这个消息,不到半小时就聚集了近千人,又分头通知了兰大附中、兰州十四中、兰州女中等学校的革命领导小组的学生代表。这几个学校的学生们不听工作组的制止,从不同的方向,向兰州铁路局东侧的铁一中涌去。
 
    兰州市委得知学生们的行动后,指示各工作组一定要把学生们稳定在校内,已经出去的,要由工作组派人截回来。
 
    但是,还是有不少学生在铁一中门前,与守候在那里的工作组的成员们发生了冲突……
 
    后来几天,不断传来学生们受伤和铁一中校内的情况:
 
    ××日,××班的同学被工作组下令写检查。不写不让回家!
    ××日,××班的同学被工作组隔离审查!
    ××日,××班的同学被工作组打伤!
 
    后来,以“血泪控诉”为标题的大字报,天天都把兰州大街小巷中的大字报专栏贴的满满的。各个学校的工作组,也开始严格限制学生外出,限制外校学生把大字报贴到本校来……
 
    7月中旬,工作组的限制与学生们的对峙不断的升温!
 
    7月底,兰州一中、兰大附中、兰州十四中和兰州女中的学生们开始串联酝酿,要到北京去,向中央文革告发所谓的“文化革命工作组”压制革命,血醒镇压革命学生的罪恶行径,告发兰州市委和甘肃省委派出的工作组镇压革命造反派的反革命行径!
 
    市委得到消息,通知各学校工作组加强管理,各学校校门开始由工作组成员24小时轮流值守,任何情况下学生不得集结出行,铁路方面也得到省委通知,凡有学生外出上访者,一律劝阻回校,并及时向省委报告。
 
    工作组的限制与学生们的对峙达到了顶点!
 
      729日,虽然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甘肃省委作出了撤出所有大专院校的工作组的决定,但兰州市委却仍然对派到各中学的工作组不置可否。此时,所有的学生们,包括大学和中学的学生们在内,都认为甘肃省委对中央阳奉阴违,仍然有大量事实隐瞒了党中央!中央对甘肃省委压制革命的行为仍不知情!



三.兰州的第一批“红卫兵”
 
    1966年8月1日至8月12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8月1日,毛泽东主席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热烈支持他们的“造反”行动。
 
    8月4日,兰州大学附属中学的15名学生,首先在兰州大学校园内贴出“揭开省、市委的盖子”的大字报。第二天,署名“兰州一中革命师生”的“省、市委的资产阶级黑盖子必须揭开!”的大标语,引起了南关什字和中央广场过往行人的注意。
 
    8月5日,毛泽东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给全国的革命小将以极大的支持和鼓舞。
 
    8月14日,第一批来自首都的红卫兵和外地学生到兰州“串联”。其中,“清华大学赴兰红卫兵”贴出把斗争矛头指向中共甘肃省委的“用毛泽东思想衡量甘肃省委!”和“支持兰州革命师生揭开省、市委的盖子的革命行动”的大幅标语。因为他们来自北京,所以在当时的兰州很有“份量”。
 
    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好得很!”,社论指出,“红卫兵小将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正在横扫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习俗、旧传统,他们的行动好得很!……”
 
    当天的《甘肃日报》,立即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新华社关于首都红卫兵向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猛烈开火的消息。
 
    于是,我们在校内开展大批判的同时,也以班为单位,冲出学校,杀上街头,大破剥削阶级的“四旧”。
 
    在南关什字、中央广场一带,我们三~五人一组,凡看见穿喇叭裤的,留长辫子的,穿西装的,不问青红皂白,或者上去就是一剪子,或者责令脱下,再教育一番,然后赤脚走回去。最乐的是看见烫了发的,上去在天灵盖上辟头也是一剪子。还要登记姓名和工作单位后,把材料送到派出所。一名比我大几岁的小青年,烫了个“飞机头”,头发光溜溜的,看样子搽了不少“香油”,我们一齐上去,不仅把“飞机头”给剪了个大豁口,还要检查他的工作证。可这个小青年还没有工作,家住西站的兰石厂家属宿舍,我们就派了两个同学步行送到兰石厂居委会,交给了一位女主任,并且叮嘱了半天方才罢休。
 
    香水、尖头皮鞋、窄腿裤当年都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一经查出,立即要实施革命制裁。《人民日报》对此也予以声援,在社论《好得很!》中就说:“难道工农兵还抹香水、穿尖头皮鞋吗?”
 
    我们有的红卫兵提出应该改变现有的交通规则,要变右侧行走为左侧行走,大家说右侧行走不是革命的规则,而是右派分子们的规则。象中国这样的革命国家,应该是左派处处通行。还有人提出交通路口的红绿灯也有路线问题,因为红灯停绿灯行也不符合左派的要求,红色代表革命,黄色代表资产阶级,怎么能红色一出现就停止了呢,怎么处处与红色作对呢?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红灯行,黄灯停才对!……
 
    除了大批判和上街破四旧外,地名、店铺、公交车站、单位名称也掀起了改名风潮,那些天,兰州大街小巷的公交站牌,都被我们涂上了“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改掉旧站名,建立新站名”的标语。兰园的 “友好堂” 电影院,被我们爬上去改成了“革命园”。双城门的素真剧院,被我们改成了“东风剧院”。当年兰州东关外的“中苏友好馆”,被大家改成了“反修馆”。就连今日皇庙门前的陇西路,当年我们也曾把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的领导叫来,改成了“革命路”……
 
    (* 百年名校兰州一中也曾更名为“兰州共产主义劳动学校”,简称“共劳校”。)
 
    其实,在大家冲上街头“破四旧”的同时,翻天覆地的自查行动早就暗暗开始了。我的一位住在山子石的同学,解放前父亲在南关什字开一间不大的银手饰作坊,解放后家庭成分定为小手工业者。有一天晚上,这位同学当着父母亲的面,把家中一尊已经被父亲埋在灶火坑下的金佛取出来,跑到河边扔进滚滚的黄河里。由于当时山子石后街没有路灯,扔完回家后心里总觉得不踏实,于是第二天早晨天刚蒙蒙亮,又去看个究竟。没想到那尊金佛不仅没有沉下去,反而经过河水的冲刷更加鲜亮。吓得我那位同学,战战兢兢的用双手在河水中刨了个大坑,再把金佛埋进去,不仅填上泥沙,还在上面又压了几块大石头,反复看着没问题才算放心。
 
    我父亲好读书,家中有不少线装的古籍。那几天,也在母亲的帮助下,父亲将这些线装古籍全部放进家中的炕洞里烧掉了。由于炕洞连续好几天都在冒烟,居委会的石主任还专门跑来问我们家怎么一天到晚老冒烟?母亲立即躺在炕上,而父亲马上告诉主任说:你看,是黑虎他妈得了寒症!……
 
    主任和我们家关系很好,她笑着点点头,很快离开了。但我相信,她一定知道我们在干什么!
 
    家里的书籍烧掉了,字画烧掉了,母亲结婚时陪嫁的花瓶砸掉了,连全家最喜欢的一个黄的发亮的铜质的手炉子,我也义无反顾的砸掉后,在上面倒上煤灰,乘天蒙蒙亮倒到垃圾坑里去了!
 
    家里如此,学校更是如此。
 
    一天下午,校革命领导小组传出话来:五泉山是封资修的根据地,今天晚上兰州的多个学校联合行动,要去砸个干干净净!
 
    第二天,刚好阴历十五,母亲从五泉山回来时告诉我:五泉山除了铜质的接引佛外,包括千手佛、睡佛,甚至连观音洞里的那些小佛像都已经全部没有了!
 
    8月18日,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召开了“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并举行大规模游行。一身戎装的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接见了红卫兵,(就在几天前的8月5日,开全国之先河、第一个活活打死了自己的五十岁的老师,副校长卞仲耘的北师大女附中学生们的代表,)穿着旧军装的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中的宋彬彬,把红卫兵袖章给毛泽东戴在了左胳膊上。此时,毛用满口湖南腔说了他文革史上最有名的一句话:“要武嘛!”,同学们无不感到震动……
 
    几位来自北京的红卫兵,不断的向大家述说18日见到毛主席的幸福心情!
 
    同学们开始三~五人结对,私下酝酿:去北京!
 
    1966年8月26日清晨,兰州一中、兰大附中、兰州十四中、兰州女中等学校的二百来名学生,从各自的学校出发,8点在东关坡(即现在东岗的五里铺桥东侧)集结,大家要学习当年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的革命精神,步行上北京,向党中央,向毛主席,向中央文革反映兰州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反映工作组压制革命造反派的罪恶行径。每人除了双肩上的背包和手中的《毛主席语录》外,还在右臂上戴着一条红色的布带。
 
    参加集结的这二百多人有比较明显的特征:至少百分之九十是兰州军区和甘肃省军区的军队干部的子女。其中有兰州军区政委、司令员和省军区司令员以及不少部、委、办负责人的子女。可以说,在“红五类”中都是是清一色的军干子女。由于省市委的各级干部,当时都在被打倒的“走资派”之列,因此,没有一名是这些人的子女。兰州一中大约有80人左右,兰大附中和兰州十四中各大约50人左右,兰州女中大约十多人,其余的都是兰州其它中学的学生。
 
    说句心里话,当初这些同学真的非常谦虚,非常稳重。大家谁都不愿意抛头露面。因此,谁是这次“长征”的发起人,谁是团长,大家都不愿意张扬。至于谁是策划者,不要说现在,就连当时大家谁都不愿直讲。但哪些人是核心人物,谁说了算,在兰州一中的学生和老师的心里却都是非常的清楚的。因为长征团所有的领导和骨干,都是兰州一中的学生!
 
    行进途中,大家的情绪都非常高,学生们一边走,一边高举《毛主席语录》呼口号,歌声此起彼伏。宣传队的同学们在路边一边唱语录歌,一边给大家鼓劲。气氛非常热烈。行进途中,也不断的有人来劝阻。有工作组的,有兰州市委的,也有个别学生的家长也夹杂在其中。但是,同学们都不理会,只顾一个劲的往前走。
 
    为了参加这次长征,许多同学的决心是很大的。几乎多一半都将自己的名字改的带有革命的气息,卫东、向东、继红、继军应有尽有,重复了也都没关系。其中,兰州五中的一位初一的学生,为了表达自己革命到底的决心,不顾重病父母的阻拦,不仅改了名,连姓都改了,干脆叫“继红军”!也来参加“长征”。我们班的好多同学,都将名字改为带有“军”、“兵”等富有革命气息的词汇。还有一位同学,将原先的“德璞”改为“旭东”,因为“旭东”有“旭日东升”之意。公安局的户籍管理部门在那个时候也是以“报则速批”为原则,一边报,一边批,前后不用5分钟,表示了对这种“革命行动”的积极支持。
 
    在改名中还有一段真实的笑话。兰州一中一位女同学将原先的“翠英”改为“继红”,可刚刚告诉大家,就引起了大家的反对,她捂着脸一边委屈的大声哭起来,一边飞也似的跑回家,质问父亲“你为什么姓这个姓!……”原来她姓“贾”,而同学们却把“贾”与“假”联系起来了!“假继红”这还了得!
 
    一位姓胡的同学也倾吐了自己的苦衷,最后,大家干脆建议他连姓一起改,叫卫东飙。“飙”字来源于毛主席诗词中的“狂飙为我从天落”,“飙”就是革命风暴的意思。大家鼓掌通过,齐声叫好!
 
    那天傍晚,当队伍行进到榆中境内的麻家寺时,受到了兰州军区驻军部队的热情接待。在部队营房里,长征团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学生们非常高兴,大家不顾一路的奔波之累,立即给部队演出了几个宣传“砸碎文艺黑线”和用毛主席诗词编排的舞蹈,再加上了一段“造反有理”的数来宝。部队也拿出了最好的饭菜招待大家,并再三要求大家住下来。
 
    第二天早晨,该部队的领导,郑重的代表兰州军区首长,劝同学们返回学校闹革命,并保证:学生们向中央文革的“控诉书”,由兰州军区领导直接呈报给中央。再往旁边的大操场看,数十辆解放牌大卡车已经整整齐齐的排列在路口整装待发……
 
    学生们被送回了各自的学校,但一个名为“捍卫毛泽东思想红色长征团” 的组织成立了,团部设在兰州一中,红臂章由三排文字组成,上排“捍卫毛泽东思想红色长征团”12个字,中号宋体。下排小号宋体“长征团×××号”,中排“红卫兵”三个仿毛主席手书的大号字特别引人注目。
 
    长征团以学校为单位,下属3个分团:兰州一中的为“红色长征团红六分团”,兰州十四中的为“红色长征团红八分团”,兰州女中的为“红色长征团红九分团”。
 
    自此,“长征团”正式登上了兰州文化大革命的舞台,成为兰州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家喻户晓、具有相当影响的造反派组织。



四.兰州的第一批外出串联者
 
    “长征团”虽然没有长征到北京,但毛主席8月18日接见红卫兵的消息却一直使同学们魂牵梦绕,因为那一天也有兰州去的中学生。更多的同学都想到北京亲眼见到毛主席。
 
    就在长征团的成员们从麻家寺撤回来没几天,我与另外两位同学,带着父亲给我的10元钱,再拿上一本《毛主席语录》,跟随几位回北京的红卫兵一起,乘上了去北京的列车。
 
    列车员一听我们是去北京反映兰州文化大革命情况的,不仅给我们找了座位让我们坐下,还正点的给我们送来盒饭,一路非常关心。到北京后,尽管已经是晚上了,但同行的北京的红卫兵还是把我们领到给了北京的红卫兵总部,总部又派车把我们送到了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晚上十一点多了,还给我们从食堂端来了热气腾腾的饭菜。当时,我们真为北京红卫兵的热情而感动。
 
    当天晚上十二点多,我们顾不上睡觉,就朝天安门方向走去。当朝霞刚刚映红天际,东方出现鱼肚般霞光的时候,我们来到了那里……
 
    天安门真雄伟!广场真大!……
 
    顿时,我们真的感到非常的幸福……
 
    后来,我们去北大,去清华,去北航,去北大附中,这些地方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使我们目不暇接眼花缭乱。虽然天不亮就出发,日落西山才回来,但那些抄不完的大字报,使我们兴奋、使我们痴迷……
 
    8月30日晚上,建筑工程学院的红卫兵告诉我们:明天早上在操场集合,集体行动。
 
    第二天清晨,我们从四面八方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上午十点,在雄壮的“东方红”乐曲声中,毛主席出现在天安门城楼,向我们频频招手,……
 
    次日,1966年9月1日,《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头版大号新闻:毛主席接见外地来京红卫兵!
 
    这是继8月18日接见北京的红卫兵之后,第一次接见外地的红卫兵,……
 
    我真兴奋:这一天,正好是我19岁的生日!
 
    我拿着当天《人民日报》的《号外》,破天荒的拿出5毛钱,在天安门前留了个影。这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一张照片。具有时代意义的是在我的这张照片的背景上,除了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之外,还有一辆拉着抄家物品的大卡车在瞬间急驰而过,上面不仅有家具,还有红卫兵。因为就在前几天,《人民日报》刚刚发表了《不准抹杀红卫兵的功勋》社论,号召红卫兵对“那些吸血鬼、寄生虫”动手,“把他们的金银财宝、杀人武器、变天帐拿出来展览……”
 
    自此,拉开了毛主席八次接见全国红卫兵的序幕,轰动世界的“革命大串联”开始了……
 
    不过,也正是这张不拿《毛主席语录》,只拿报纸的照片,引起了很多同学的不满和非议。
 
    文革中有不成文的规定,《毛主席语录》必须随身携带。每日晨起要早敬。饭前要手捧红宝书做餐敬。与人接洽办事,需选取有针对性的语录互相学习一段,念“最高指示”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打电话,第一句话不能用“你好”,而要说一句语录,如“要斗私批修”,这时,对方就会回答“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然后在开始接洽办事。毛主席语录是林副统帅收集整理的,并写了一篇长长的序言,著名的“顶峰论”、“活学活用”还有“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等言论均出于此。在天安门前照像不拿《毛主席语录》怎么行!
 
    凭心而论,我们那时真的是怀着非常崇敬的心情,把北京、延安、井冈山当作圣地去瞻仰,去实地感受先辈们用血肉之躯打天下的雄心壮志。我们没有人敢去那些地方的公园和名胜故迹,都觉得那是很“差耻”的行为。我曾冒险独自去了一次北海公园,那是因为我八岁时受到父亲宣传的影响,说北海如何如何的美,使我十多年来把北海一直当作人间仙境来向往。公园虽然不收学生的门票,但里面却没有一个学生模样的人,更不要说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了!进门后我几乎不敢抬头看风景,好像所有的人都在看着自己,真有要找个地缝赶快钻进去的感觉!我走了不到十分钟就急急忙忙的退出来……
 
    1966年的八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为红卫兵小将改写了一幅对联。在揪斗全国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时候,革命小将写了一幅对联,叫做“庙小神灵(妖风)大,池浅王八多。”主席用他神来之笔,将“浅”字改为“深”字,变成了“庙小妖风大,池深王八多”,提醒革命小将要深挖细找,挖地三尺,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于是,革命烈火越烧越旺;第二件事,他写了一首诗《七律/有所思》,对于全国轰轰烈烈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给予了热诚地赞颂,“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凭澜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于是,红红绿绿的大字报、大横幅铺天盖地的漫延开来;第三件事,他亲笔写了一张大字报,题为《炮打司令部 — 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热诚地赞赏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城市成了大字报的海洋。革命群众揪出来的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从中央到地方多的数也数不过来。
 
    1966年9月3日,兰州地区的“造反”群众组织及外地来兰红卫兵,在七里河体育场集会,批判的主要人物就是由长征团“革命小将”,从对外称为“青年农场”的省委宿舍揪出来的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这就是兰州地区文化大革命中著名的“九.三大会”。
 
    9月12日,兰州红色长征团、兰州市中等学校红卫兵及赴兰红卫兵联合战斗队在兰州一中开会,宣布成立“兰州地区打倒汪锋委员会”。
 
    10月6日,因为长征团内部在对待汪锋和成立兰州地区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上的分歧,兰州一中的陈如一等十几个同学,虽然没有明确宣布“杀出长征团”,但成立了“红色长征团106联络站”。
 
    10月31日,长征团发起,成立了“兰州市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筹备组)”,当日,在省委“革命派”群众的支持下,在甘肃省委机关办公大楼建立了红色据点。在三天后,也就是11月4日,《人民日报》头版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的通讯中,突出报道了兰州中等学校红卫兵的此次“革命”行动。一周后,中共中央通知: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书记处书记陈曾固停职反省。
 
    绵延了半年之久的“倒汪”斗争终于有了圆满的结论!自此,兰州地区的大中专院校的红卫兵和部分师生,组成了很多“长征队”,徒步前往北京、延安、井冈山、遵义、韶山等革命圣地进行“革命大串联”。大家一边“煽风点火”把“革命的星星之火”引向“还没有行动起来的地区”,一边瞻仰毛泽东思想迸发光辉的圣地,接受毛泽东思想的熏陶。
 
    长征团的成员成为兰州地区的第一批外出串联者,完全是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决定的。当年最流行的理论是“唯成份论”,不仅报纸上隔三插五的出现“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之类的宣传,就连打着“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旗号,在街头演出的文艺节目里,这些内容也是必备的保留节目。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个个整天不敢抬着头与同学说话,压力非常大。长征团的成员们去校外“造反”,其他同学也照样按时到学校开展大批判,尽管没有任何人通知和要求,但大家绝对不敢缺席。虽然由于家庭出身受到限制,但所有同学都有一个信念: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积极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对学校和兰州发生的一切,大家的观点都十分的一致。在所有同学的心中,根本没有什么派性的概念。因此,当长征团和大多数同学都离校去北京串联,留下的其他同学,主要是家庭出身不好的“黑五类”同学,也都在积极准备,随时等待来自四面八方的消息,转抄大字报几乎成了他们的唯一的工作。



五.兰州的“二.五夺权”
 
     1967年1月3日,《人民日报》报道了上海地区的一些“造反派”组织,掀起了“一月风暴”,并夺取了《文汇报》的领导权。11日,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给上海市各“造反派团体”发去贺电。同时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名的贺电在“两报一刊”及全国各大报纸、文刊头版头条上隆重套红发表,自此夺权之风开始在全国刮起。
 
     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受全国大气候的影响,1月底,兰州地区的造反派们,在先后完成了本系统基层单位的“夺权”斗争之后,组成了“兰州地区红色造反派联合总指挥部”,简称“红联”。长征团是“红联”的主要创始人和骨干成员之一。
 
    1967年2月5日,兰州地区的34个造反派群众组织,夺取了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委员会的领导权。省委、省人委的领导机关和办事机构完全瘫痪。此后,省级以下机关和不少所属机构,也相继被造反派夺权。2月6日,《甘肃日报》还发表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道上高歌猛进》,号召造反派“全面夺权”。
 
    这就是人们熟知的甘肃的“二.五夺权”。
 
    二月中旬,由于“二.五夺权”中存在的缺陷,比如“夺权组织”的广泛性、代表性和组成成员的均衡性等问题,引起了不少人和群众组织的不满,以兰州大学红色造反派总部为代表的群众组织,串联包括省内各专区、县市的造反派组织、兰州地区各个单位对“二.五夺权”持有不同意见的群众组织,以及原省、市机关部分被打倒的各级领导干部,其中包括葛士英、王孝慈等原省级领导在内的人,很快成立了“兰州地区革命造反派联合总指挥部”,简称“革联”。他们贴出大字报,置疑“二.五夺权”的正确性。顿时,反对“二.五夺权”的大字报铺天盖地,遍布全省,声势很大。
 
    面对这种情况,设在兰州一中的长征团的喉舌——《红色长征报》,连续发表了“九论‘二.五夺权’的正确性”的长篇文章,为“二.五夺权”助威。
 
    《红色长征报》是一份对开两版的报纸,每周两期,印刷十分精美。编辑部设在兰州一中的中院,也就是文革前学校团委的办公室。进门是客厅,左右各一间办公室,面积并不大。编辑部里除了4名学生外,还有几名在一中教语文的老师,负责版面设计和美工的是一中一位初三的学生,他后来也因此而名扬甘肃。当然,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除了文字稿基本不动外,包括版面设计和插图在内的其他所有资料,在交付印刷前,必定要请兰州军区《人民军队报》的一位“权威”“提提意见”,说白了,就是请他把把关。由于印刷也在兰州军区,所以十分的安全,这是包括甘肃在内的整个西北地区,文化大革命中唯一没有被砸过的派系报纸的编辑部。印刷当然也由《人民军队报》全力支持,因此,每期报纸出版都十分的快捷。
 
    《红色长征报》每发一篇文章,红六团的红卫兵都用工整的大楷抄写,第一时间贴在南关什字的城墙两边。每篇都有百余张,十分的壮观。为“二.五夺权”助威的那几篇文章,大家都知道,这是模仿前几年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手法写就的,文章全部出自兰州一中的两位学生和老师之手。自那时起,长征团的文章之好,在兰州几乎妇孺皆知。而在社会上,对长征团各分团的认知,早就有“六文、八武、九泼妇”的说法,意思是六团擅长“文章”,八团擅长“武斗”,而九团的红卫兵,则个个像彪悍的泼妇(九团设在当年的兰州女中,没有男生)。
 
    “红联”的成员,有兰州铁路局“火车头总部”、兰州地区工联总部,以及稍后成立的“5.14红色战斗团”等等。“红联”在“二.五夺权”后无所作为,个别头目热衷于向省内各专县发展基层组织,而忽视了“斗争的大方向--深挖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于是,在1967年6月8日,以长征团和工联总部为首的几个造反派组织,“杀出”“红联”,成立了“兰州地区红色造反派第三总司令部”简称“红三司”。此时的长征团,也在兰州各个中学建立分团的基础上,成立了以财贸系统青年职工为主体的长征团四十分团,团部设在少年宫东侧对面的武都路上。此时,长征团总团也从兰州一中搬到了少年宫原兰园小学的院子里。



六.兰州的第一场大规模武斗
 
    1967年7月28日,“革联”设在中央广场的广播站被长征团四十团砸毁,8月2日,“革联”调集以阿干煤矿“联司”为主的两千多人,分乘50辆大卡车,头戴矿工藤条帽,手持大刀、长矛,从南关什子、西关什子、东方红广场和静宁路集结后,迅速合围位于少年宫的长征团总团和附近的长征团四十分团。双方激战后,长征团总团和四十分团团部被砸,造成多人伤亡(2000年出版的《城关区志》记载,8月2日少年宫的冲突,共死亡5人,重伤60人)。我的一位邻居的女儿,姓田,虽然在兰州二中上学,却是长征团四十团的文书。那一日,她看见“革联”的人手持大刀、长矛冲进四十团的团部,团部的几名“战士”已经无法抵挡,她就左手紧握四十团的大红印章,右手高举《毛主席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岁!” 从四十团团部二楼的房顶跳下。十分的英勇而壮烈!……
 
    下午两点,得到消息前来支援长征团的“工联总部”、“5.14红色战斗团”的百十辆载着手持大刀、长矛,全副武装工人的大卡车赶到少年宫时,那里已是一片狼藉,“革联”阿干煤矿“联司”的人早已撤离的无影无踪。
 
    这就是兰州文革武斗史上著名的“八.二事件”。
 
    从1966年开始,到1967年7月期间,兰州文化大革命中虽然有过两次“武斗”事件发生,即1967年4月18日的《甘肃日报》社的武斗和5月17日的七里河桥武斗,但都是“推推搡搡”和“棍棒相加”的水平,没有人员直接死亡。而此次的“八.二事件”中,双方一开始就使用了大刀和长矛。武斗中,除了数以百计的东洋军刀外,还有不少人携带了手枪、小口径步枪甚至手榴弹。一方是有备而来,不仅计划十分周密,而且配合默契,速战速决,具有很高的军事指挥艺术。另一方则是自知理亏而“虚张声势”,虽摆好了“空城计”,实则只留极少数非骨干分子,执行“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策略。况且,多人的死亡,很快就传遍了全市、全省。因此,“八.二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兰州地区第一次大规模的武斗事件。
 
    此后没有多久,红三司就开始谋划“荡平革老保,为革命小将报仇雪恨”的行动。发动了西站博物馆武斗,使兰州的武斗达到了最高峰。
 
    8月3日,由毛泽东主席亲自批示的中央关于甘肃问题的三个文件相继下发。中央在文件中肯定了兰州军区的“支左”和支持《红三司》造反行动和斗争的大方向。
 
    8月21日,在兰州解放18周年的前一周,兰州军区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对兰州地区实行军事管制。依据7月24日中央为制止武斗作出的六条规定,军事管制委员会向驻兰的大型中央企业派出了军事管治小组,对各系统派出了军代表,而对大中专院校,则派出军训组,不仅宣传复课闹革命,同时进行军事训练。
 
    此后,兰州各个造反派之间虽然多次发生摩擦,有几次甚至剑拔弩张,但由于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工作做的十分到位,却一直没有大规模的武斗事件发生。
 
    从这点来看,兰州——真的很幸运!
 
    1968年1月24日,经中央批准,成立甘肃省革委会。主任冼恒汉(原兰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副主任徐国珍、张忠、胡继宗、邱裕明、肖泽民等。原省委第一书记汪锋被打倒,《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为此发表社论《春风已到玉门关》。
 
    新成立的甘肃省革委会中,《红联》各分部的领导人均在其中任职,长征团也至少有7名学生在省革委会任职,其中兰州一中的刘卫东同学任省革委会常委。
 
    1月24日当天,所有的报纸套红发了“号外”,刊登了“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致敬电”。《致敬电》中写道:(敬爱的毛主席啊!)甘肃省革委会在您一系列最新指示的指引下,迎著东方光辉灿烂的朝阳,胜利地诞生了,光荣的诞生了!毛主席啊!今天,甘肃的山河格外的壮丽。看今朝,革命风雷激;忆往昔,峥嵘月稠……



七.兰州一中的军管军训
 
    派到兰州一中的军训队负责人,是天水步兵学校的魏景全,营长军衔,虽然只有四十来岁,却长了一副十分茂盛、并且是全脸型的大胡子,。另外还有十几名精壮干练的年轻战士,不过好像都是排长班长一类小干部。
 
    魏营长东北人,一副极有军人特色的大嗓门加上典型的地方口音,百米之外都听得一清二楚。虽然腰杆笔直,身材威武,脸上很少露出笑容,走起路来也虎虎生风,可学生们仍然觉得不是来专门“管” 我们的,十分的可亲可敬。不仅在背后,甚至当面也叫他“大胡子营长!”
 
    军训队组织各班复课闹革命,组织进行革命大批判。对不同派别同学的摩擦精心调解,还组织老师和校工开展治理学校环境的劳动。不仅十分关心做好学生们思想政治工作,也关心大家的学习情况。
 
    由于接触长征团同学的机会比较多,军训队成员,尤其是魏营长,引起了兰州一中其他学生组织成员的不满和冷落。尽管如此,他仍然像长兄一样,与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同训练,在大家心中威信很高。
 
    1968年9月份,兰州地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所属的兰州量刃厂工宣队)接管原军宣队在兰州一中的工作,在军宣队准备离开学校时,大家都不约而同,连续好几天千方百计打听他们撤离的日子。临走的那一天,不仅一中长征团的同学,还有革联和其他派别的同学,大家三年来破天荒的打破成见,站在了一起,共同欢送“大胡子营长!”那一天,兰州一中校园一片哭声,引来了小沟头众多路人的围观……
 
    离那次离别已经四十年了,可我手头至今仍然保存着一张与他分别时的合影,他是我接触的第一位军人,也是我心目中印象最深的一位军人。
 
    1968年10月份开始,兰州一中的100多名同学参军报国,而且,全是去了条件最为艰苦的新疆和西藏的边远地区。11月份起,又有1300多名一中学生,高唱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语录歌,奔向甘肃河西走廊的西路军英烈当年鲜血染红的高台和临泽农村、奔向河西走廊酒泉最艰苦的下河清农场,奔向七十年代仍在吃糠咽菜的陇东山区的老革命根据地。到1976年为止,至少有五名兰州一中的同学把生命留在了那片曾接待过他们的热土。还有人虽然已有了子孙,但至今仍然留在那片他们曾经十分陌生的土地,其中,当年省委书记处书记裴孟飞的两个儿子,2001年仍然在临泽的汪家墩乡……
 
    自军宣队进校后,长征团在校外的活动日益减少。到1968年10月,大批同学参军之后,长征团也基本上没有什么活动。1968年12月,当所有的同学,遵照毛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高唱“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歌曲,大声高呼“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豪言壮语离开学校时,长征团从此也就退出了兰州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舞台。


后记
 
    文化大革命,给我们这一代人留下了深刻、惨痛的记忆。它确实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可那段历史,几乎所有亲历者谁都不愿回首。有人说是“幼稚”,有人说是“白痴”,有人说是“荒唐”,也有人说是“不可思议”。所有的经历者,包括那些由于文化大革命而改变了自己一生命运的“得益者们”,都为自己当年的行为感到懊悔,谁也不能忘记、更不愿触及那段如梦如魇而后怕的历史。近年来,有些人根据道听途说而编写的一些小说和影视作品,又对那段历史任意的戏剧化,更使那些几乎无法说明白的事实更加的扑朔迷离。……
 
    不管后辈人如何看待那段历史,也不管后辈人如何看待我们这些亲历者,但共和国毕竟有那么一段经历。尽管它是那么的沉重、那么的不堪回首,可我们这些历亲者都有责任把那一段历史的真实告诉后辈人,总有一天,他们会理解并且感谢我们的!
 
    ——这就是我把以上情况记录下来的目的!
 
    我真的希望四十年后仍然健在的文革亲历者们,把你们自己的经历告诉后人,不管自己当年曾经干了些什么“幼稚”、“荒唐”、“不可思议”的事。只有这样,我们的后辈人也才有可能不再重复我们的“幼稚”、“荒唐”、“不可思议”过去!
 
    为了不再给后人留下谜团,我依据日记的记录,写下了如上一段文字。文中所有人的姓名都是真实的。从主观上,文中也尽可能避开了敏感的、对某些人物功过与是非的评价。我相信,大家会完全理解我这样做的目的。
 
                                         黑虎   
                                       2007年1月16日
 
 
 
ZL (一锅子面) 同学:
 
    以下是昨天刚刚出版的《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十集的内容。
 
    其中我的这篇文章,交给他们时有近三万字,他们说“太长了!”。我说“你们看着砍吧。”付印时尽管有许多的删除和修改都是我不能同意的,但为了公开出版,也只能如此。
 
    关于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一辈人最有发言权。无私、无畏,是当时的所有人都不及。我们这一辈人的经历,应该是建国以后最为轰轰烈烈的!
 
    文革后四十年的历史说明,不论在农村,不论在工厂,不论在政府部门和各条战线,我们这一辈人都是最优秀的!前辈人不可比,后辈人也不可比!真的不可比!
 
    文革的题材,大家至今不愿触及,除了政治上的原因外,可能还有个人的因素。
 
    但我认为,我们都是凡人,我们都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错误和过失。后辈们如果看到我们的另一面,可能有短暂的不理解和误会,甚至会耻笑我们,但他们也可能从我们的经历中得到启迪,减少他们挫折的机会。
 
    回忆是美好并痛苦的,况且我们都要进入退休了,有较为充足的时间和精力。
 
    基于此,我有如下想法,想第一个告诉你,听听你的意见:
 
    我想以此文为起点,着手编一本《热血四十年》的文集。
 
    我希望,只要是兰州一中老三届的学生和老师,大家看过我的这篇“引子”之后,能不能都拿起笔来,不仅为这篇文章进行补充和修改,也写下自己四十年来的经历和体会。文章可以从一件事,一张照片谈起,可以从自己的活动脉络记录。再配上各自保存的照片,我想读起来一定十分的有意义。即使国家不出版,我们自己自费印刷,自己保存。自己读读、自我陶醉陶醉也一定十分的具有新意!
 
    我有在甘肃人民出版社理论编辑部当了两年编辑的经历,我有说得过去的计算机技能,我也有一定的文字功底,不知怎么的,我近来也十分的愿意回忆过去。
 
    我在今年年底前就可以退休。公家的电脑不能用了,我正在筹备买自己的电脑。时间也大大的充裕了。因此,我愿意承担文字的收集、修改、编辑和出版工作。
 
    不管如何,我想做成这件事。
 
    我准备把我的这篇建议和文字的电子文件发到有电子邮箱的同学那里,再翻印上50册,寄给其它有地址的同学处。争取到至少20名同学的稿件。
 
                            握手!

                                           黑虎
                                         2007年1月16日

                          (全文完)


作者:刘黑虎(2006年12月《兰州文史资料》)

摘自西北一锅子面的BLOG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6b442201008ma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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