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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记忆:谒见两个造反派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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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记忆:谒见两个造反派头头

    宁夏大学中文系的杨长春到中宁中学来了。他是宁夏造反派中赫赫有名的人物。是指挥部最负盛名的演说家和笔杆子。

    “天是蓝的,太阳是圆的,江山是属于人民的。人民的江山,造反派不坐,谁坐?”

    “试看今日之山河,竟是谁人之天下?天下是毛泽东的,天下是共产党的,天下是属于革命造反派的 !”

    这是杨长春贴在自治区党委门口大字报中的两段经典论断。在自治区首府久传不衰。他因此而声名大振,人气如日中天。

    杨是中宁县东华人,我们班海国清的同乡,典型的贫下中农的子弟。1960年以初中文化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入骑一师而赴甘肃南部剿匪。1964年复员之际,正赶上大讲阶级路线,大学文科专招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及学毛选积极分子,于是他顺利进入宁夏大学中文系。他是一个个子高挑的大块头青年,宽广而明亮的额头上梳着大背头,一张略显清瘦的脸,棱角分明,在有些冷酷的脸颊中央,隆起着山峰似的弓背鼻。讲起话来,眉飞色舞,大手频频挥动者,善于天南地北,神吹海侃。是中宁人所谓的“谝子”式的人物。加之学了中文,有些新名词和典故,谈吐之间,更是翰墨淋漓,机锋暗藏。

    杨长春是到中宁探亲,并为着扩大指挥部在全区各地的影响顺道中宁中学来拜访师友的。那天下午,在东花园教工宿舍前的那条甬道上,我见他被叶光彩(文革后学校第一副主任)、李忠良老师(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和李庭朴(学生会主席,革委会委员)、张富堂(后为农业局长)、海国清、张凤虎簇拥着,意态轩昂地向工字型建筑前的广场走来。阳光照耀着他发亮的额头,那鹤立鸡群的伟岸身材更显突出。我迎上前去,仔细端详着这名闻塞上的人物,看他那侃侃而谈,顾盼风生的神采。

    “这是小C,中宁中学有名的笔杆子。”叶光彩从旁介绍道。

    杨长春伸出手来,不甚热情地握住我的手:“哦,知道,知道。”

    “久闻大名了,杨老师!”我淡淡一笑。

    “不足挂齿,不足挂齿!”杨长春大手一挥,神态倨傲地说。

    “这位骑兵出身所谓大学生懂中外古今的历史吗?懂党内军内的派系渊源吗?懂治军治国,兴盛天下的学问吗?”我在心里问自己。而杨早就目光他移,与别人寒暄不已了。

    “一个自视甚高,目空一切的说客而已!”我对自己如是说,也就不屑于他搭理不搭理我了。

    中宁中学的师生如众星捧月地围着杨长春,听他讲银川如何开展文攻武卫。他指挥指挥部纠察队如何攻占西塔(即承天寺塔,西夏古塔),夺取筹备处(另一派所谓保守组织)在银川的制高点和指挥中枢的战绩。

    “嗨,一声令下,数百纠察队员头戴柳条帽,身穿劳动布衣裤,脚蹬高统靴,手持明晃晃的梭标,潮水似地向西塔院中涌去。几十个人抬着一根大圆木,“嗵、嗵” 地朝塔门撞去,硬是撞开了厚重的木门,向西塔发起了总攻。筹备处的人稀哩哗啦全垮了。那个鬼哭狼嚎,狼奔彘突。他妈的,真过瘾!”

…………

    我知趣地退出人群,旁若无人地走向工字型建筑东侧,那一排高大的白杨树。夕阳将一抹红光染红了树梢,那红光之后,仍然是苍翠如盖的枝叶。在斜晖映照中,白杨宛如一排直刺晴空的长剑,挺拔突兀。数字恰好是九,数之盈也。似乎暗藏九天八卦的玄机。大千世界,生死存亡,盛衰荣辱,兴许无穷变化于朝晖夕阴之中。万物发端于一,归宿于九;盛极之时,便是式微之始。就如这些文革中的风云人物,安知是出世的英雄,还是政坛的匆匆过客?

    (1967年,杨升任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委会常委,宣传口负责人。1968年反对军方专权被革职发往银川师专任教。改革开放后下海经营汽车运输)



    自治区指挥部总指挥安建国(1968年始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1978年被解职)从固原地区视察回来,路过中宁,住进了县招待所。海国清、张凤虎邀康占林、蒋国儒与我去招待所看他。在前院南侧的一间普通客房里,我们见到了这位大名鼎鼎的青年。

    安建国出身于根正苗红的红五类(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贫下中农)家庭,文革前系宁夏大学学生会主席。“四清”后期因与工作组矛盾,由积极分子发展为对立派。处境可谓岌岌可危。聂元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贴出后,安建国由逆境转为顺境,联合宁大另一个颇有声望的革命干部子弟冯贤(其兄冯茂为银川市市长),抗起了造反大旗,逐渐赢得了校园内外大多数师生的支持。冲出校园后,因“一•二七”夺权而声名大振,成为号令四方的指挥部头头。闻其名,确实如雷贯耳。

    这是一个中等个头,颇为富态的青年。红红的脸庞,颧骨略高,一对精警的小眼睛在眼眶里骨碌骨碌转动着,鬓角略微突起的上方下圆的脑袋,梳着蛮精神的小平头。在缺乏营养的年代,他属于少有的满脸红光,保养得很好的天之骄子。

    安建国似胸有成竹,自信地向先期到达,现在坐在他身边的县政府秘书李树杰(他是安建国同学李树俨的哥哥)和我们宣称:“弟兄们,武汉‘七•二Ο’事件以后,军内带枪的刘邓路线已明显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最大的阻力。而造反与保守的界限已日渐分明。这以后,随着‘文攻武卫’使时局加剧恶化,影响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大局。为着稳定社会秩序,中央会由放到收,着手恢复政权建设。到那时,就是我们扬眉吐气的时候了!”

    “中央对朱声达(宁夏军区司令,长征时贺龙的警卫排长。文革支持后来的所谓保皇派筹备处,1968年秋被解到北京京西宾馆批斗)到底是啥态度?”李树杰问。

    “中央会考虑解决朱声达的问题的。你们不看,驻宁野战部队到现在并不表态嘛!”

他话锋一转:“但是,筹备处决不会甘心失败,未来的斗争将会更尖锐、更激烈,必要时,我们也得拿起枪杆子!”

    看来,形势逼人,斗争又将升级。我们都沉默了。

    安建国神态不似杨长春倨傲,但也不正眼看与他谈话的对方。他胸脯挺直,意态大方,矜持而又自信;待人接物,不温不火,很符合官场历来稳健、有城府的选材标准。他的谈吐比杨长春更富逻辑性,更有说服力。但那矜持、自负、居高临下的态势使人觉得他与平民百姓心灵有相当的距离。这恰恰使我感觉到不舒服。

   “一个颇有城府心机的未来官僚,一个獐头鼠目,自命不凡的人物!”

    出了招待所,在回去的路上,我对蒋国儒如是说。

    “蛮子又胡乱弹了!”蒋国儒不屑地讥讽我。

    “我看,蛮子说得有道理。”康占林附和着我。

    “唉!”蒋国儒长叹一声。我们不再说话了。其实,我们都不满意指挥部的领导人物。在潮流挟裹下,活动于政治舞台的上层人物,并非一定是天上的星宿下凡,并非一定有经天纬地的才能,并非一定是品德高洁,温良敦厚的君子。不过,历史经常会错误地把不该风云际会的人物推上其事业的高峰,而后再无情地把他撕碎或沉于深渊,和芸芸众生开个天大的玩笑而已。对北宋赵佶如此,对南唐李后主如此,对李自成如此,对早期共产党的瞿秋白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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