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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建平:“抢劫援越物资”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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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铁路局退休职工 杨建平
1968年中央发布的《七·三布告》在罗列“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的第二条是“胆敢抢劫援越物资”。从行文看,这个“抢劫援越物资”,可是个“滔天大罪”,在其实施中,必定是有很大的后台,有精密的计划,有一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穷凶极恶的“阶级敌人”疯狂执行。在看了这篇《亲历记》,你才知道,原来这只不过是柳州“4·22”观点的铁路职工,在被围剿的生死关头,为求生存的一次偶然的行动而已。把这个本来很简单的事件,上升为如此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可见韦国清谎报军情欺骗和蒙蔽中央,干得多么出色和富有成效。
“抢劫援越物资”(应该叫做“截取援越物资”)固然是个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但是,这样的错误是谁逼迫造成的?自1968年春夏之交,当韦国清在全广西实施军事剿灭“4·22”方针时,就在南宁、柳州、桂林这“三点一线”(铁路线),用挑衅的策略,制造事端激化矛盾,挑起所谓的两大派“武斗”的时候,就把这条当时国家的神经——抗美援越的铁路干线打断了,然后乘势把责任强加在“广西4·22”和“桂林老多”头上,终于蒙骗了中央,制造出了一个合他心意的“七·三布告”,取得了大屠杀的合法性(“七·三布告”,与其说是中央发布的,不如说是韦国清制造的)。韦国清这个“三点一线”的战略,不能说不高明。如果他把这两下子用到当年进攻金门的战役中,就不会把我军的四个团丢在金门岛上了(当时他是攻打金门的十兵团政委)。
说到这里,想请网友们看完《亲历记》后,帮助分析一个问题:既然的军车,又装的是武器弹药,为什么守车的部队,敞开车箱,任人观看,不保密呢?当他们看守的车箱,被人拉走的时候,为什么不出来阻拦呢?既然柳州站是“联指”武装和农村民兵武装的区域,为什么不用武力协助部队保护好援越物资,听任另一派的人把军车拉走呢?
杨建平师傅是个热心的人,他对广西文革那段历史特别关注,并在退休后四处奔走,收集了很多文革资料,我有幸结识他,是因为他曾两次专程从柳州来桂林找我,对我的博客表示支持,并慷慨地把他所收集的资料,送给了我,这怎不让我对他的为人由衷地敬佩和感谢!现把他写的这篇亲历,抄录如下。——张雄飞)

文革中发生的“抢劫援越物资”的惊天大案,被列入“七·三”布告中的重大“反革命事件”之一。
此事其实纯属偶然,并不是一些人想象的那样,要上挂下联:又是“黑手”操纵,又月“后台”指使。专案组当时就想方设法的往这个“方向”引、压。
我就是当年的“援越物资”的消息来源及参与“策划”又参加“抢劫”的当事人。为此,我被当作“反革命”关押了七年;宽大后又在单位被“监管”若干年。
现在回想起来,在当时像我们这样的一心要“听毛主席的话”,一心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一群年青人,真的是太迷信,太纯情了。这样的“革命激情”很容易就被煽动,被利用,然后又被抛弃了。
六八年初,柳州铁路局的两派群众组织“工机联”与“钢联指”正在筹备大联合。区革筹及广西军区早就有步骤有安排了;柳州市附近的各县的“4·22”派已被全部“清理”干净;柳州城内也是枪声不断、炮声隆隆、硝烟满天;柳州市“造反大军”已被“联指”和民兵武装赶出了柳北地区,躲到柳南的一小片地盘里。我们这一派明显的处在被围剿的境地。十天半月的就会开一次追悼会。我的感觉就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五月二十日,又要到柳铁一中开“练剑明追悼会”。
在会场外,我碰到几个来开追悼会的、同我一个单位的老工人,他们告诉我这个小头目,说是刚才来开会的时候,从柳州站股道走过,看到停着有军车,由于天气热,车门是打开的,有押车的都在车底下躲阴凉;车上装的是这么长,这么宽的绿箱子(他们同时用手这么比划着),不知道装的是什么东西。
我一听,很自然的联想到“武器、弹药”,这个好消息得赶快报告给总部。我辗转找到总部的一个头头(后来知道叫李选凤)照着老工人讲的如此这般的复述一遍。他还是不确信的说:你看清楚没有?不要搞错了,最好再去看确实来。如此一讲,觉得也对;又不好派别人去看,车站是联指的地盘,走过去要冒很大的风险。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自己亲自去。我在路上顺便捡了顶破草帽戴上,走到车站,顺着停军车的股道走了一个来回。暗中观察了车上装的确是绿色的箱子,押车的战士们都没有配带武器。回到铁一中追悼会场,再找到李选凤,如此这般的再把看到的情况复述一遍,李选凤也未作出个确定的答复,只是说了“等到晚上再说”。便各处分手了。联指派的武斗再加上农村民兵的武装,在派性武斗中尽占上风,时时的威胁我们“4·22”派的生存。武装部及民兵的枪自然没有我们的份;驻军、军分区的枪我们再也不敢去抢了;那不只有等联指派来吃掉我们吗?现在有这个军车的好消息,还会轻易放过吗?这么一想,到了晚上,我又急匆匆的到总部去听消息。
联指派骂我们是“乌合之众”,我进到总部感觉还真像那么回事:无人值班,也无人值岗,不凭证件,不论男女老幼閒杂人员,自由进出,很随意的。
说是开会,其实是先到的人,先开始议论,不着边际,没有主题。等到来的人多了,一个我不认识的头儿拍拍手招呼大家静一静,先把别的话题放一放听听工务段的一个叫什么的,说是到车站看到什么,老李呀,你叫他来讲一讲。李选凤就指我一下:“你姓什么?你白天看的是不是确实?再跟大家说一说看。”我就没有说老工人首先经过车站看到军车的情况,而直接说成是我一个人到车站去看了军车,如此这般的比划绿箱子多长多宽,又再复述一遍。这次到会的人,我都不认识;只是被“专政”后,又经过“清查反革命案件” 后,才认识几个张三、李四的。会上,人多嘴杂,有的说:“这次不要再弄错了”;有的说:“我当过炮兵,这种箱子装的是炮弹”;有的说:“那是炮弹枪了也没用。”有的说:“有不有用,是什么东西,先拉过来看一看再说,没有用再送还去给他。”真正是议论纷纷意见不一。最后,是“先拉回来看看”的意见占了上风,也符合我们当时所处的境地。
一经确实“先拉回来再说”,接着就分工:(这时怕事的就推辞往后躲,参加干的人都是自告奋勇的)机务段要派人,派车;调车的,扳道的都找车站。机务段的副司机韦立仁答应去备车并答应开车;车站的扳道员李达道就升格去调车;找不到扳道的了怎么办?我是工务段的,俗话讲“隔行如隔山”,我就翻过山,主动在会上讲:扳道我也懂一点的,我去!这三个岗位的人都找齐了,就可以开始干了。现在看来,这三个人全都是“无证上岗”。
还要明确说明的是:这次开会、抢劫,没有柳州市“造反大军”的人参加。不要把事实扩大、搅混,不能无辜的去连累人家。
我到车站去“扳道”的情节就省略不作“交待”了吧。
大约是21日凌晨三点,机车将几辆军车拉到了柳州东站的冷冻库专用线;打开绿箱子一看,果然是炮弹!并且不知道是什么炮的炮弹。确实很失望的,拉来了,又没有用处,还要落个“抢劫”的丑名。
黑夜里,也不知是谁大声的喊:车上的箱子大家不要乱动,不能拆,都在这里等一下,不要走散了!后面还有东西,等会再去拉了。大约在早晨五时左右,天蒙蒙亮了,机车又拉回八节车箱;打开车门一看,全装的白箱子;打开箱子一看,全装的子弹!众人的那个惊喜劲,难以表述。接着是扛的扛,搬的搬,抬的抬;否认老少、妇孺;有用板车拉的,马车拉的,少数有汽车拉的;任意的搬,不用动员,不用分配,不限数量,不写收条;不问来人,不问去处;叫做“人人动手”,直到搬不动,不要了。听说还剩下两车整的呢。
这就是我所亲历的“七·三”布告里所列的“抢劫援越物资”的“反革命事件”之真实境况。
要说“密谋”、“策划”,这整个的“密谋”和“策划”过程就是这样。
我再次向历史说明:这个“密谋”、“策划”不是一些人想象中的“密谋”、“策划”;这里没有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人参加;也没有什么“地富反坏右”暗中行动;更没有什么人“操纵”“指使”。事实这是这样;所以,历史就应该是这样的;历史记载也应该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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