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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色  西藏“文革”疑案之二:1968年拉薩“六·七大昭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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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文革”疑案之二:1968年拉薩“六·七大昭寺事件”

唯色
  

1968年夏天,在拉薩發生了西藏文革史上最震驚的血案之一:“六·七大昭寺事件”。因為這一事件乃是軍隊策劃並實施,被認為是軍隊“支一派壓一派”的標志,西藏軍區曾就此事件進行過調查並有詳盡的報告,披露了令人震驚的內幕。

關於這一事件,概括而言,即被“造總”占為據點的大昭寺,其三樓一側臨街的屋子被設為廣播站,有數十名“造總”成員(多為居委會和工廠中屬於“造總”一派的居民紅衛兵、工人紅衛兵和積極分子,也有拉薩中學的紅衛兵)在此駐守。擔任播音員的是拉薩中學學生赤列曲吉和旦增。據說這個廣播站的宣傳攻勢很厲害,因而遭到攻擊,死傷多人。

1995年出版的《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上對此的記載只是簡單的一句:“6·7 拉薩警備區部隊進駐群眾組織控制的財經大院(位於達賴喇嘛家族的府邸——‘堯西達孜’的對面,現自治區計經委大院,當時‘造總’的主要活動點)和大昭寺  警備區部隊司令部進駐大昭寺時,受到阻撓,發生衝突,造成傷亡。”

事實卻不堪回首。

當年拉薩中學學生、“造總”成員次仁旺秋的回憶是:“六月份,一部分‘造總’的人正在占領大昭寺的時候,當時陰法唐(1980年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西藏軍區政委)是西藏軍區政治部主任,拉薩警備區的司令員叫什麼,名字一下子記不起來,是他帶著部隊進入大昭寺。當時在大昭寺裡有旦增、赤列曲吉和東方紅居委會的一些群眾在裡面。我不在大昭寺裡。事後聽他們講,那天在大昭寺的‘白瑪曲乃’,就是那個燒香的地方,大概有造反派的三十來個人在開會,突然一群軍人從後門衝進來開槍,但我聽說當時沒有直接向人開槍,大都是往天上和別處開槍的,但是也有很多人被擊中了,好像有八個人當場打死了,但在場的大部份人受傷了。我們拉中的同學赤列曲吉,因為她愛唱歌,嗓音很高,我們叫她‘高音’,肚子被打中後,腸子都流出來了,就用一個鐵碗堵著腸子,嘴裡還高喊‘下定決心,不怕犧牲…… ’。部隊占領大昭寺之後,‘大聯指’的人進來把沒打死的人七腳八手地亂揍,大部份受傷的人是被‘大聯指’的人打傷的。當時‘大聯指’的總部在交際處(現“迎賓館”),所以把這些‘造總’的人邊打邊罵地從大昭寺帶到交際處。當時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件。”(摘自“美國之音”藏語部對次仁旺秋的採訪)

事實上,在這一突發事件中,被打死在大昭寺裡的有十人,另外還有兩人打死在附近的大街上,平均年齡二十多歲,都是東城區辦事處下屬的河壩林、八廊學等居委會的紅衛兵。在批鬥“牛鬼蛇神”中很活躍的積極分子次仁旺姆(後任河壩林居委會的黨支部書記,現退居副主任),據說當時也在場,被解放軍的子彈打傷脖子。東城區辦事處主任扎西的臂膀給打中,骨頭都露出來了。還有一個女孩在呼喊口號時,舌頭被子彈打掉半個。曾經耳聞當時激烈槍聲的人,形容那槍打得“噠噠噠,噠噠噠”的。還聽見廣播裡聲嘶力竭地高喊“我們‘造總’被槍擊了”。戰事很快就結束了,那些死傷的人都被亂七八糟地堆放在馬車上,推到藏醫院的大門口,引來拉薩城裡風聞而至的人們團團圍住。

2002年6月,我在拉薩採訪了在這一事件中身受重傷的“造總”廣播員旦增的丈夫(旦增於1990年因車禍離世)。他回顧道:
“那天大昭寺先是被‘大聯指’包圍,主要是住在索康大院裡的秦劇團的演員和拉薩市歌舞團的演員。後來軍隊進去,在裡面打死了十個群眾,打傷的有我的愛人和‘高音’,其實‘高音’的名字叫赤列曲吉。她倆都是‘造總’的廣播員,是拉中高68級的學生。我愛人,那時候是我的未婚妻,差一點被打死了,子彈穿過她戴的軍帽,從她的頭部擦過,腿被手榴彈炸斷了骨頭。當時‘支左’的解放軍先開的槍,他們是支持‘大聯指’的。我聽說這個消息時,正是傍晚,我嚇壞了,以為我愛人被打死了,就去找她的屍體。我親眼看到那些屍體被弄到藏醫院的門口堆放著,很慘,缺胳膊少腿的,被打得很爛。全是居委會的群眾,有些是被槍打死的,有些是被手榴彈炸死的。我翻來覆去找,沒見著她,後來聽說她被打成重傷了,在人民醫院。那個時候,人民醫院是‘造總’最重要的據點,所以我未婚妻及時得到了治療,不致於被截肢。如果不是這個醫院,她肯定被截肢了。在人民醫院住了很長時間,後來又轉送到軍區總醫院,要在那裡取鋼針。記得我最初在醫院看到她時,她已經面目全非了,全身包扎,腳被吊起來,還打了麻藥,整個人像死人一樣。幸虧她那時年輕,20歲,所以挺過來了。以後我就把她當時戴的軍帽和剪下來的頭髮都保存下來了,一直保存到今天,作為紀念。她的腿一條是粉碎性骨折,一條沒這麼嚴重,做了兩次大手術才好了。因為她受傷了,所以就沒有去下鄉安家落戶,分到群藝館當會計。當時,赤列曲吉的腸子被打出來了,用一個搪瓷缸子堵住才幸存下來。她以後在《拉薩晚報》藏文編輯部工作,現在已經退休,經常轉經。後來我才知道,當時她倆在大昭寺樓上廣播,解放軍衝進來以後,聽見還在廣播,很氣憤,就衝廣播室開了槍,還扔了手榴彈,幸虧她倆沒被打死,後來她倆被認為是‘造總’的‘保沃’(英雄)。解放軍占領大昭寺以後,‘大聯指’的人也衝進去毆打‘造總’的人,主要是秦劇團的演員們。”
旦增的丈夫至今還保存的有旦增當時戴著的軍帽,全是血跡斑斑。他從箱子裡取出這頂有著特殊意義的軍帽,還有當時報道這一事件的《紅色造反報》(藏文版),以及“造總”為紀念這一事件而專門製作的毛主席像章等。其餘的物品,他均讓我拍了照片,但是染血的軍帽他沒有同意拍,這我理解,因為是其亡妻的遺物。
    
在大昭寺發生的這場血案令拉薩嘩然,甚至震動北京,兩派特派專人趕赴北京彙報,毛澤東和林彪均對此作出批示,批評軍隊,軍隊的“支左”人員因此向“造總”道歉,西藏軍方的一些人遭到處罰。“造總”在《紅色造反報》上予以詳細報道,並為此專門制作印有毛澤東批示的毛澤東像章,還舉行了大型的遊行活動。在這一事件中喪生的十二人,後來埋葬在拉薩西郊烈士陵園之內一個專門修建的小陵園中,西藏軍區和西藏革委會還為死難者立碑。

如今,烈士陵園的一角尚還保留著這片特殊的墓地。看得出來,最初頗受重視,有高大的牆,十二座圍成圓圈的墳墓簇擁著一個小小的水泥廣場,廣場的中央設置的有花台和路燈,而且,每一座墓都工整、小巧,墓碑上還鑲嵌的有死者的照片。但如今,墓地裡長滿了萋萋荒草,破裂的廣場堆積著牲畜的飼料,墓體已經裂縫,碑文模糊不清,竭力辨認才依稀可見——第一行是“一九六八年《六 ·七》大召寺事件死難烈士”;其次是死難者的名字,籍貫和年齡,如果是女性有特別注明;然後是“西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  西藏軍區  一九六八年八月立”。

這十二個年輕人全無例外都是藏人而且大多是拉薩人,可是這麼多年來,據說從未有任何人來這裡憑吊他們。是他們沒有親人,還是連他們的家人都想要忘記他們?儘管西藏人沒有上墳祭奠的習俗,可這裡未免也太冷清了。就像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從不見於任何公開文本,才短短的三十多年,似乎無人可以說得清楚,又似乎是有意只字不提,以至於事件本身幾近湮沒,這是為什麼呢?據說起先他們被認為是烈士,但一年後卻被說成是死有餘辜,被挖開棺木,暴屍野外。旦增的丈夫曾親眼目睹此狀,回憶說:“當時我去看的時候,已經有五六個棺木被挖開了,屍體已經腐爛了,成了骨頭,生了蛆,蒼蠅在上面亂飛,又噁心又慘不忍睹。有幾個屍體後來被他們的家庭認領拿走了,其他的,又重新埋回去了,其實已經空無一物。本來藏族沒有這樣埋葬的習慣,但是當時非得要這麼做不可,因為說他們是烈士,可是竟然又弄成那樣一個慘狀,當時我們看了以後,那心裡簡直是……”他語調哽塞,再也說不下去了。

這十二個年輕人的名字、籍貫和年齡及性別分別是:普布次仁:日喀則人,22歲;卓嘎:女,拉薩人,28歲;平措堅增:日喀則人,18歲;索朗次仁:拉薩人,26歲;赤列旺傑:拉薩人,26歲;扎西:查雅人,28歲;巴蘇:那曲人,26歲;蒼姆:女,拉薩人,19歲;索朗卓嘎:女,拉薩人,17歲;格桑群培:墨竹工卡人,27歲;江白:墨竹工卡人,36歲;頓珠多吉:拉薩人,20歲。

對於這一事件,2001年夏天,我在拉薩採訪了當年“造總”的司令員陶長松,他至今忿忿不平,憤慨地說:

“……把‘六·七大昭寺事件’拿來(跟1969年的‘再叛’)對照,看看你軍隊到底有沒有派性,你在大昭寺隨隨便便打死十個人,另外在財經大院和原來的‘造總’總部之間還打死兩個人,總共十二個人,也就是今天‘烈士陵園’那個‘園中園’裡面的人。你占大昭寺的一個廣播站幹什麼?你占領就占領嘛,管制就管制嘛,為什麼開槍呢?所以從這個事件就可以看出來你軍隊的派性有多嚴重!我是在北京向中央文革小組反映情況時這麼說的。當然我們現在說軍隊多了不太好,會影響我長城的形象,甚至於弄得不好還毀我長城。其實後來毛澤東講的很清楚,他是68年11月14日作的批示:‘軍隊領導不袒護部隊所作壞事,替受害人伸冤,這種態度,是國家興旺的表現。’他為什麼要寫這樣的話這不是很清楚嗎?……林彪也在四天以後,11月18日作了批示:‘主席批示極為重要,對部隊是最大的愛護。各級領導今後更應嚴格要求自己,嚴防發生此類事情。’這不就說明部隊幹了壞事嘛。

“他們(指軍隊)是直接去攻大昭寺的。當然他們說的是要接管,後來卻說槍走火了,是這麼給我們解釋的。可槍走火,怎麼可能打死那麼多人?那不是開玩笑嘛。所以起先軍區寫了一個檢查,但我們通不過,你這是編造,後來才搞了一個像樣子的,當然是曾雍雅(時任西藏軍區司令員,不久任西藏革委會主任,支持‘造總’)他們起了作用,做了調查,結論是部隊‘支一派壓一派’導致的必然惡果。這個(檢查)我們勉勉強強地通過了,但有一點遺憾,因為他把這個事件的代表人物說成是陰法唐,結果把陰法唐給拋出來了。陰法唐當時是軍區政治部主任,他有那麼大的權力嗎?但這個問題商談的結果,我們也做了讓步。實際上誰都知道當時的這個代表人物只有任榮(時任西藏軍區副政委,1968年9月任西藏軍區政委,代理自治區革委會主任、黨的核心小組組長,後來擔任西藏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支持‘大聯指’)才有資格當。”

那位“造總”負責人還說當時他正在北京學習,當天從拉薩的電話中得知大昭寺被解放軍圍攻的情況,趕緊再三叮囑“造總”成員不得向解放軍還擊,因為只要一向解放軍開槍性質就會變的,所以無論如何不得還擊。這一事件發生之後,由於驚動了偉大領袖,“大聯指”失勢,“造總”以十二個年輕藏人的生命暫時又占上風,實乃是“城頭變幻大王旗”。9月5日,西藏自治區革委會成立,群眾組織的代表陶長松和劉紹民(“大聯指”總指揮)均被納入“三結合”的領導班子,授予副主任的職務,相當於副省級,陶排名在劉之前。11月9日,“大聯指”宣布撤消總部並同時停刊《風雷激戰報》。11月13日,西藏軍區在拉薩人民體育場為“拉薩革命造反總部”等群眾組織召開了平反大會。第二年3月25日,“拉薩革命造反總部”、“拉薩革命造反公社”、“西藏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決定撤消總部、各分部和司令部,結束工作。但隨後在1969年,便發生了以“尼木事件”和“邊壩事件”為典型事件的波及整個西藏的所謂“再叛”。

圖1~圖3:拉薩紅衛兵墓地。

圖4:這就是專門為紀念“六•七大昭寺事件”而製作的毛澤東像章。像章的背面刻著毛就此事件於1968年11月14日做的批示:“軍隊領導不袒護部隊所做壞事,替受害人民伸冤,這是國家興旺的表現。”

圖5:當時登載這一事件的“造總”報紙《紅色造反報》(藏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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