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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色  破舊立新:拉薩改名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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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6年8月的拉薩,正如當月29日的《西藏日報》所言:“一個‘破舊立新’的無產階級革命浪潮,正以洶湧澎湃之勢,席捲拉薩全城。”



如今看來十分荒誕的事件在1966年的“紅八月”[1]及其之後接踵而至,風行全中國,其中之一就是改名字。這是因為從初生牛犢的紅衛兵口中,響徹當時整個中國的兩個“非常化”——“非常無產階級化”和“非常革命化”,由意識形態的口號變成了兩把所向披靡的快刀,在一往無前、左奔右突的揮舞和砍殺下,但凡“四舊”幾乎無一逃脫被“非常化”的命運。而改名字也是屬於“破舊立新”的重要標誌之一,摒棄舊的名字,更換新的名字,這是建立一個新世界所需要的必要形式,不但要給人改名字,還要給事和物改名字。

在1966年8月的拉薩,正如當月29日的《西藏日報》所言:“一個‘破舊立新’的無產階級革命浪潮,正以洶湧澎湃之勢,席捲拉薩全城。”然而出現了一種奇怪的現像,不論報紙或廣播等媒體,對其中一個革命浪潮,也即“紅衛兵和革命群眾”是如何將諸如大昭寺之類的“四舊”轟轟烈烈地“非常化”,不但不大張旗鼓地宣傳,甚至隻字不提;而對另一個革命浪潮,比如給那些舊的事物——用一本文革研究專著中的話來描述,就是“紅衛兵‘一看就怒火衝天,再也無法容忍’的街名、店名、商標名、人名、菜名、房名、……都被他們‘革命化’了”
[2]——或者給即將出現的新事物,賦予一個具有革命意味的新名字,反倒大書特書。這是為什麼呢?是不是有些事情只能做不能說,而有些事情則可以昭示天下,大肆張揚呢?

把改名字列入“破舊立新”的項目之一實在是用心深遠。表面看,所謂的改名字很形式化,無非是將兩個“非常化”渲染成一種鋪天蓋地的新氣象而已,其實並非那麼簡單。什麼是姓名?姓名僅僅是一種符號嗎?最初的姓名在根本上與什麼密切相關?——歷史,傳統,以及某種類似個性的風格嗎?那麼,改名字是不是證明了這樣一個結論——正如捷克作家克里瑪所言:“採用新名字來標識街道說明了想洗刷那些不能洗刷的某些東西的企圖——它自己的過去,它自己的歷史,一種似乎成為巨大負擔的歷史”?
[3]

而在這樣的革命行動中,首當其衝的自然是傳統。這是不能忽略的。因為改名字的矛頭直接對準的並且予以重創的就是傳統。且不說在中國內地被“非常化”的有多少古老的中國傳統文化,就說在西藏,同樣被“非常化”的亦不知有多少象徵西藏傳統文化的事物,比如帕廓,比如羅布林卡,比如夾波日,比如門孜康,等等。

·帕廓變成“立新大街”

“帕廓”(又寫成“八廓”)是一個具有宗教意味的名字。按照譯為藏、漢、英三種文字的《拉薩八廓街區古建築物簡介》的介紹,“拉薩市有三層轉經道:圍繞大昭寺內各殿堂的廊道為內轉經道;圍繞大昭寺的路線為中轉經道;東至清真寺,南為林廓路,西到藥王山,北以小昭寺範圍內的拉薩市中心區的路線為廓(即外轉經道,全長約10公裡)。由此中轉經道即叫‘八廓’。” 
[4]

也就是說,帕廓是因大昭寺而形成,其最早的雛形是在壁畫上可見的那些在七世紀時候的大昭寺周圍猶如堡壘似的石屋和篷帳。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這裡是拉薩唯一的一個社區。如書中所記載的,“八廓街鋪石而成的路面有一公里,其兩側林立的商店、民居、廟堂和馬廄等整齊的建築群圍繞著大昭寺,其風格特色格外引人注目,成為來自四面八方的香客、商賈、集市和舉行慶典活動的中心場所。” 
[5]在這條街上,既繚繞著世俗生活的日常氣息,又洋溢著脫離世俗的宗教追求,炊煙與香火、錙銖與供養、家常與佛事十分和諧地聯繫在一起。而在新政權尚未接替之前的西藏,這條街上還設立的有一些舊政權的機構,如“郎孜廈”(“原為堆龍郎孜德巴在拉薩的住地而稱為‘郎孜廈’。建立甘丹頗章政權後改為拉薩市法院,第二層為辦公地,第一層作監獄,現列為文物保護單位。”[6];在習慣上,“郎孜廈”被視作是市政府的監獄)、醫院、郵局、軍營和市政府等,因此帕廓不僅僅是提供轉經禮佛的環行之街,而且是整個西藏社會全貌的一個縮影。

不過,帕廓街這個地名在漢語裡經常被稱為“八角街”(發音為“Ba Jiao Jie”),而這個容易產生歧義的錯誤發音,傳說源於當年“解放”西藏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八軍當中的四川士兵,或許更早,可以追溯至清朝駐藏大臣時代,但肯定與四川人有關,因為在四川話裡,“角”被念作“Guo”,於是帕廓街變成“八角街”也就不足為怪,但它的含意絕非指這條街有八個角,它原本的發音也不是“Ba Jiao Jie”。然而1966年8月28日這一天,帕廓街,不,被四川人最早叫成“八角街”的這條老街,以一個充滿革命意味的新名字取代了宗教含義的舊名字,不管是“帕廓街”還是“八角街”,這條街從此改名為“立新大街”了,藏語發音為“薩珠朗欽”。

就像“革命”、“階級敵人”、“鬥私批修”、“無產階級專政”、“資產階級路線”等等意識形態化的概念,在藏文中並不能找到相應的定義,在當時要把這“立新”二字翻譯成藏文並不容易。我們無法想像當時的革命者們是如何絞盡腦汁,才在語言的汪洋大海之中尋找到了勉強可以解釋“立新”的兩個詞彙,繼而拼湊起來,在飽含“舊文化”的藏文中生造出、硬插入又一個嶄新的詞彙。我們也無法知道當時的廣大人民群眾是如何艱難地念誦並牢記諸如此類的一個個生澀的詞彙,以至於有時會鬧出把“方向性”發音成藏語中的“豬肉”、把“路線性”發音成藏語中的“羊肉”這樣的笑話。那時候,從未有過的新詞一個個不斷地湧現出來,天性愛作樂的藏族人為了加強記憶力而編造的笑話也一個個不斷地湧現出來。新生事物層出不窮。

其實在這個世界上不只是西藏人要面臨“立新”的問題,猶太作家埃利·威塞爾在《論文化與藝術中的革命》一文中寫到:“在20年代與30年代有過許多關於革命的談論——幾乎像今天一樣多,多得甚至讓一哈西德教派的拉比,儘管他生活在國際時事的邊緣,也決定去打聽一下。但當時他在他虔誠的信徒中詢問:‘一場革命,那是什麼呢?’時,卻沒有一個人能夠給它下個定義,因為這一概念並未在《塔木德經》文學中出現過。從沒有這麼好奇過,這位拉比要求見一下某位猶太人,一個職業的教授,享有開明的盛譽。‘好像你對我們哈西德教徒不理解的事情有興趣:告訴我,一場革命是什麼?’‘你真想知道嗎?’教授懷疑。‘好吧,是這麼回事。當無產階級開始與腐朽的統治階級展開了一場鬥爭,一個辯證形勢就發展起來,它使群眾政黨化並引發了一種社會經濟的變化……’‘我真不幸,’拉比打斷道。‘以前我有一個詞不認識。現在,因為你,我有五個詞不認識了。’”
[7]

肯定有很多藏人並不認識“立新大街”這個新名字,即使它已經翻譯成了藏文。肯定有很多藏人並不習慣“薩珠朗欽”這個新名字,即使這已是藏語發音。就像當年有許許多多的孩子們,他們不再叫多吉、巴桑、尼瑪、曲珍,而改叫衛東、勝利、紅旗、永紅之類。就像那家位於拉薩東郊的甜茶館,更有名氣的不是它的甜茶和藏麵,而是它的名字“革命”。其實它本來的名字叫做“清真飯館”,因為老板是信奉伊斯蘭教的已經幾代居住拉薩並與藏人通婚的“藏回”。而“革命”是老板前幾年病故的弟弟的名字。老板說,她的弟弟原名叫伊蘇巴,文革時改名為“革命”,那時他才七八歲。“革命”於1980年代開張,生意非常好。

還有一些街道也改了名字,如朵森格(石獅子)改為新華路、宇妥(如同綠松石的頂蓋)改為人民路、江思夏(有很多樹林的地方)改為北京路。各居委會也改了名字,如八角街居委會改為“立新”居委會、丹傑林居委會改為“光明”居委會、河壩林居委會改為“東方紅”居委會,等等。顯而易見,拉薩已經陷入一大堆與自己的歷史、傳統和文化完全無關的新名詞之中。

光陰流轉,風水流轉,當“神界輪迴”再度逆轉的時候,“立新大街”這個名字被取締了。據曾經當過八角街居委會主任的一位婦人回憶:“1959年以後,我們這個居委會叫八角街居委會,文革時候改為立新居委會,後來又叫八角街居委會了。記得是1981年前後,三中全會已經開過了,城關區群培區長說還是用老名字吧,新名字不適合了。就這樣,名字換來換去,又變回去了。”於是,曾經貼滿大字報和漫畫、曾經游鬥“牛鬼蛇神”的“立新大街”,如今又是藏人口中的“帕廓”了,又是漢人口中的“八角街”了,又是一條轉經的宗教街和做買賣的商業街了,但也是秘密警察最多的街。

·羅布林卡變成“人民公園”

對於西藏這個喇嘛王國來說,布達拉宮與羅布林卡都是法王達賴喇嘛的宮殿。當然,矗立在拉薩這片河谷地帶之中的神山——“瑪波日”(紅山)上面的布達拉宮更為悠久、顯著和高貴,它早在1300多年前,圖伯特王松贊干布時期就有了最初宛如城堡的形貌;公元1642年,五世達賴喇嘛建立“甘丹頗章”政權,統一西藏,成為全藏至高無上的僧俗領袖,而他的另一令人矚目的成就即建造了布達拉宮。規模宏偉的布達拉宮從此成為西藏政教合一的象徵,而他自己不但深居於此,圓寂於此,珍藏其法體的靈塔也安放於此,這成為後世達賴喇嘛所要承襲的傳統。

始建於七世達賴喇嘛時期的羅布林卡,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的歷史。它那包容在大自然和世俗民間之中的環境,總是為以後的歷代達賴喇嘛所鐘愛。每年初夏,達賴喇嘛遷往羅布林卡的日子,是拉薩盛大的節日,但見明媚的陽光下,脫下沉重冬衣的人們無論貴賤貧富皆傾城而出,手捧潔白的哈達,夾道護送心目中的觀世音菩薩移駕夏宮。十四世達賴喇嘛在自傳《流亡中的自在》裡也憶舊:“辭別我在布達拉宮的陰暗臥室,無疑是我全年最歡愉的一日。……這時節,正值芽萌葉出,到處湧現新鮮的自然美。” 1954—1956年,羅布林卡裡修建了一座兩層樓的新宮“達旦明久頗章”,意為“永恆不變的宮殿”,是十四世達賴喇嘛的寢宮,裡面的陳設頗具現代化,但不料三年之後,羅布林卡竟成為他未來長達47年流亡生涯的起點。在傳記中,達賴喇嘛這樣回憶1959年3月17日深夜,最後一次來到護法殿的情景:

我推開沉重而吱吱作響的門,走進室內,頓了一下,把一切情景印入腦海。許多喇嘛在護法的巨大雕像的基部誦經禱告。室內沒有電燈,數十盞供燈排列在金銀盤中,放出光明。壁上繪滿壁畫,一小份糌粑祭品放在祭壇上的盤子裡。一名半張面孔藏在陰影裡的侍者,正從大甕裡舀出酥油,添加到供燈上。雖然他們知道我進來,卻沒有人抬頭。我右邊有位僧人拿起銅鈸,另一名則以號角就唇,吹出一個悠長哀傷的音符。鈸響,兩鈸合攏震動不已,它的聲音令人心靜。我走上前,獻一條白絲的哈達。這是西藏傳統告別儀式的一部分,代表懺悔以及回來的意願……
[8]

幾天後,在拉薩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猛烈炮火中,羅布林卡變成屠戮之地,無數西藏人被當作“叛亂分子”在這裡流血喪命,多年以後,在一些建築上仍可見深深的彈痕,在紅牆下仍可挖出累累白骨。1959年的羅布林卡因此成為西藏歷史上最為血腥一幕的無言見證。

“寶貝園林”從此名不副實,雖然在1966年以前仍然徒有其名,然而沒有了達賴喇嘛的羅布林卡還是羅布林卡嗎?大概這也正是新政權所考慮到的,那麼以人民的名義來重新命名豈不名副其實?具有造反精神的紅衛兵小將們率先宣稱:“‘羅布林卡’原來是達賴以他自己的名字起的,達賴是最反動、最黑暗、最殘酷、最野蠻的封建農奴制度的總根子,我們堅決不能要達賴的臭名做勞動人民修建的林卡的名字”。
[9]於是,正如1966年8月29日的《西藏日報》所描述的:“從早晨起,‘人民公園’(原‘羅布林卡’)的革命職工就滿懷激情地在門口迎接紅衛兵和革命群眾的到來。早在幾天前,他們學習革命小將的革命精神,經過充分醞釀討論,決定支持紅衛兵的倡議,把‘羅布林卡’改名為‘人民公園’。並將一些帶有欺騙群眾的迷信物拆除、砸碎,在大門的紅瓦頂上插上五星紅旗,以表示向舊世界宣戰的決心。這天,紅衛兵抬著巨大的‘人民公園’牌子走來,他們就跑向前去迎接並親手接過牌子掛在大門上。這時,全體職工激動地擂起鑼鼓,和幾千名革命群眾的鑼鼓聲、歡呼聲響成了一片。前來游園的職工群眾也加入了改名的行列,大家唱呀!跳呀!盡情讚頌人民公園在革命的烈火中誕生。”

這天,因出身“三大領主”之家,為逃避學校裡的批鬥,與一位躲在羅布林卡寫書的藏文老師相伴的拉薩中學學生德木·旺久多吉親眼目睹了羅布林卡變成“人民公園“的一幕。他回憶說:
拉薩的“牛鬼蛇神”第一次被遊街的第二天,羅布林卡裡的園林工人組織的紅衛兵造反隊,跑來抄我和龍國泰老師的宿舍,把我們的東西全都扔到羅布林卡的大門口,還把我的相機裡的膠卷扯出來曝光。當時我拍了不少照片,大多拍的是壁畫,像“措吉頗章”就是“湖心亭” 那裡面原來有很好的壁畫,但這些壁畫在“破四舊”時都被砸得亂七八糟。我們的收音機也被說成是“收聽敵台”的證據,可說實話,“敵台”在什麼地方我還真不知道。他們勒令我倆在大門口低頭站著,站了一上午。當時還來了很多紅衛兵,不過沒有我們學校的,是別的學校的。他們聚集在一起,要給羅布林卡換上一塊新牌子,名字叫做“人民公園”。後來學校來了一輛馬車,上面坐著幾個紅衛兵,拿著紅纓槍,把我們押送回了學校。
不知道當時為什麼沒有給布達拉宮改名字。既然將羅布林卡改為“人民公園”,為何不把布達拉宮也改為“人民宮”或者別的什麼呢?這兩座往昔的宮殿不都是“三大領主”的總頭子“殘酷壓迫勞動人民的封建堡壘之一”嗎?據說確曾有人建議過將布達拉宮改為“東方紅宮”,而“東方紅”恰是被比喻為紅太陽的毛澤東威力遍及四方的象徵。後來儘管未曾改名,卻把文革中最著名的口號“毛主席萬歲”五個大字刻成巨大的牌子,豎立在布達拉宮之頂俯瞰拉薩全城,長達數年。

1979年,文化大革命結束的第三年,北京政府做出調和姿態,與流亡印度的達賴喇嘛在長達30年之後第一次建立聯繫,積極響應的達賴喇嘛委派參觀團赴全藏各地視察,《雪域境外流亡記》中記錄了由達賴喇嘛的哥哥洛桑三旦率領的參觀團回到拉薩重返羅布林卡時的情景。其中一段是這樣描寫的:
除了新宮那個院子之外,它裡面的花園不過是一片灌木叢。這裡的殿堂亭閣只剩下了一副外殼,而且搖搖欲墜,僅僅增加了一個稀奇古怪的動物園,裡面有些假山和猴籠。二名中國男女領著他們參觀樸素的兩層樓新宮,參觀團聽了他們的解說詞,這些解說內容有關西藏領袖的生活方式,平時是講給為數不多的一些參觀者聽的。他們對參觀者說,“這是達賴睡覺的地方,這是他吃飯的地方,這是達賴會見他母親的地方。這是他的電唱機,這是他的電扇。”最後洛桑三旦插話了,“我對你們講的十分清楚,難道你們不認為我該告訴你們:你們這是在什麼地方嗎?這座宮殿是我建造的,我曾經天天都在這裡工作。”他們沒有再解說下去,而趕忙答道, “啊,是的,洛桑是比我們清楚。”過了不久,參觀團從格桑頗章門前經過,這是羅布林卡內的一座大宮殿,曾是國家舉行重要活動的場所。他們發現正門上了鎖,因此從外面的梯子上爬了上去,從破舊的窗洞裡看到了裡面的大殿。殿堂裡面一堆毀壞了的具有幾百年歷史的佛像、頭像、四肢以及基座四分五裂,堆得高達二十五英尺。導遊解釋說,“這些東西是我們從人們手中搶救下來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毀壞它們的是人民自己,而不是我們。他們搶走了珠寶金子,事實上,假如我們沒有保護這些佛像的話,它們也會被偷走的。”
洛桑三旦一想到格桑頗章內的那堆毀壞的佛像,就離開了官方招待他們的地方,大步走到宮殿前門的台階上向人們發表講話,這違背了他與中國人達成的諒解——決不發表公開講話。[10]

至於今天,雖然拉薩城裡還是有人把羅布林卡叫做“人民公園”,但那曾經高懸在絳紅色的舊日大門上方,猶如君臨一切的巨幅毛主席畫像和“人民公園”的牌子早已不見,羅布林卡又恢復了從前的名字。可是,這片到處晃蕩著行為隨便的遊客、充斥著旅遊紀念品和模樣難看的“熊貓”垃圾箱的所謂羅布林卡,還真不如就叫“人民公園”更為名副其實。

·夾波日變成“勝利峰”

接下來說說夾波日。這是一座山的名字,藏語的意思是“山角之山”。它位於布達拉宮所座落的瑪波日神山的斜對面,與瑪波日以及旁邊的另一座小山帕瑪日,構成位於拉薩這片河谷中心頗為醒目的三座山。很早以前,此山與瑪波日相連,地勢狀如一條龍,風水十分獨特,故有傳說將布達拉宮建在龍背上,再蓋一小寺建在龍尾上,前後相連,遙相呼應,具有鎮伏的效果。據說當年清軍大將岳鐘琪進藏,見這一帶風水強盛,唯恐將來招致禍亂,下令用大炮把兩山連接的地方炸斷,企圖打破這裡的氣勢。後來藏人為了恢復這一帶的風水,在山脈被炸斷的地方修建佛塔,塔底是進出拉薩的門戶,又用鐵索和銅鈴把前後兩處相連,名字就叫“搖鈴接脈”,反而成了拉薩的一個特殊景致。又有傳說瑪波日是神山,夾波日是鬼山,所以在兩山之間有粗大的鐵鏈串連著,意思是神用鐵鏈牽制住鬼,表示以正壓邪,為此夾波日又叫“鐵山”。

1960年代,佛塔被拆,幾十米寬的柏油路拉開了兩山的距離。民間認為斷了神脈,曾想法用經幡將兩山連接起來,於是在藏歷新年來臨之際,虔誠的信徒都要來此將新幡掛上。如今在原址上重新蓋了三座白塔,塔與塔之間可容車輛過往。

今天,夾波日更為人知的名字叫做“藥王山”,這自然不是藏名,但與藏醫學有關。十七世紀末,西藏歷史上的一位卓越人物第司·桑結嘉措根據五世達賴喇嘛的旨意,在此山上建立了著名的醫藥利眾寺“門巴扎倉”,因為供奉有藍寶石裝飾的藥師佛像,故被漢人稱作“藥王山”。

但在二十世紀中期,夾波日山上的藏醫院卻徹底消失了。1959年3月在拉薩發生西藏人反抗中共的“拉薩事件”,夾波日被西藏噶廈政府的軍隊占據,於是解放軍157團“炮轟藥王山”,並且“攻占藥王山,控制了拉薩制高點,切斷了拉薩市內同羅布林卡叛亂武裝的聯繫”,而藥王山上的藏醫院則在炮火中夷為廢墟。兩年後,在“這裡騰空架起了無線電天線,修築了炮兵陣地。這裡已經成了重要的軍事設施,成了彈藥庫,下面有地道通至一英哩之外的宇妥橋。”
[11]夾波日的命運不僅僅止於此。當“破四舊”的潮流席捲而來,雖說彼時已無“舊”可破,紅衛兵們仍然要把“勝利峰”的牌子插在夾波日的山頂上,以示一座舊社會的山獲得了新的生命。隨後,為了“備戰,備荒”,又在藥王山下大挖防空洞。1985年,曾經紅旗飄飄的山頂又立起了一座79米之高的電視塔,並且有軍營駐扎於山下,日夜嚴加防守,甚至不允許信徒依照宗教傳統在山上懸掛經幡。用一位拉薩老人的話來說,“這下夾波日就完了”。

1966年8月29日的《西藏日報》用頗為煽情的文字描述了紅衛兵給夾波日改名的經過。夾波日被認為“在過去封建農奴制度統治的時候,是為以達賴為首的農奴主服務的醫療機關,是殘酷壓迫勞動人民的封建堡壘之一”,故而“紅衛兵在革命群眾的支持下,抬著寫有‘勝利峰’的金光閃閃的大牌子,在鑼鼓齊鳴聲中登上了山,山上山下不住高呼:‘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毛主席萬歲!’‘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砸碎舊世界!’‘我們是新世界的主人!’等口號。勝利峰啊!從今天起,你在毛澤東思想光輝的照耀下,才變得更加巍峨壯麗!”

如今,夾波日的四處崖壁又刻滿了形態各異的佛像和長短不一的經文,據說造像數量多達五千餘尊,且不斷添增,堪稱西藏摩崖石刻之冠。近年來,在一位康地雲遊喇嘛的主持下,在不計其數的信徒的捐助下,這裡出現了一座用石板壘砌的嘛尼石塔,石板上刻的是大藏經《甘珠爾》。附近的一些洞窟中則香火繚繞,酥油燈長明,祈禱聲訇響。夾波日,不,藥王山既是轉經聖地,也成了遊覽勝地,朝聖者不絕,觀光客也不絕。

·門孜康變成“勞動人民醫院”

藏醫學這門古老的治療科學是西藏文化很重要的一個部分,其歷史源遠流長。但醫療機構一般辦在寺院裡,單獨運作且由政府主持的很少。除藥王山上的“門巴扎倉”,1916年,十三世達賴喇嘛指令創辦一所藏醫曆算學院,一面行醫診病,另一方面培養曆算人才,這就是“門孜康”。在藏語中,門是醫藥,孜為曆算,康則指房屋。“門孜康”即醫學曆算院。

“門孜康”所在位置與今日相同,位於大昭寺的西面,在當年與建於附近的西藏最早的郵政局為鄰。畢業於“門巴扎倉”的當代藏醫大師欽饒羅布,作為十三世達賴喇嘛的私人醫生被委認為“門孜康”的首任掌門人。噶廈政府從前藏、後藏、西康和阿里等地的寺院選派學業優秀的喇嘛作學生,學制九年,前五年學醫,後四年學天文曆算。所學基礎課以藏醫學的經典之作《四部醫典》為主,還要參加藥物加工炮製或碾藥的勞動,最後必須經過三次醫學大考試和兩次天文星算考試才能畢業,其最高學位是在每年的祈願大法會上,通過考試獲得的“邁然巴格西”。“門孜康”還擔負全藏婦女兒童的保健任務,並且編寫印發每年的藏曆曆書。

1959年之後,新政府將“門孜康”與藥王山的醫學院(其實已在炮火中不復存在)合並為拉薩藏醫院,欽饒羅布被任命為首任院長。這位藏醫學大師幸而在文革來臨的前四年離開了人世,否則,他將目睹精心研制的藥丸被革命群眾倒入拉薩河裡,隨滔滔河水流失;目睹代代相傳的各種木刻、手印的藏醫藥典籍在大火中化為灰燼,而他自己也將被當作“牛鬼蛇神”而遭受無端的凌辱,這對他可謂生不如死。然而他的學生、同樣是藏醫學大師並接任藏醫院院長的強巴赤列卻未能幸免,從其祖父傳下來的三代藏醫世家積累的八百餘冊珍貴典籍被燒成了灰,他個人被罷官、遊街、批鬥,受盡凌辱……

藏醫學被視為毫無價值的垃圾,屬於再典型不過的“四舊”。藏醫院被認為盛產封建迷信的地方,甚至包括它的名字。1966年8月29日的《西藏日報》上說,“這個醫院在二十五日收到了自治區師範學校的革命倡議書後,革命職工紛紛響應革命號召,立即行動起來,改變了一些原有的帶有封建迷信色彩的藥名,廢除了過去看病選擇日期的迷信做法,並討論決定將‘拉薩藏醫院’改為‘勞動人民醫院’。二十八日,全院革命職工在紅衛兵的熱情幫助下,把帶著紅彩綢的‘勞動人民醫院’ 的牌子,隆重地掛在大門前,決心把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高舉更高舉,把我們‘勞動人民醫院’辦成一所為廣大勞動人民服務、學習毛澤東思想的陣地”。

1980年9月1日,“勞動人民醫院”更名為西藏自治區藏醫院,但在西藏人的習慣裡,它還是叫作“門孜康”。

2001-2006,拉薩,北京




[1] “中國的紅衛兵自豪地把一九六六年八月稱為‘紅八月’,當時有幾千個北京人被紅衛兵殺害。還有大批人被打後自殺。但是,即使在文革後,他們的名字和死亡都沒有被媒體報道。對文革受難者,當局只報道高級干部和社會名人的做法,使得他們成為無聲無息的受難者。文革的大圖景也被扭曲了。可是,‘紅八月’紅衛兵殺戮的鐵證並沒有消失。人們也不會忘記,毛澤東給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以及北京大學附中‘紅旗戰鬥小組’表示熱烈支持。接著,北京校園的暴力迅速蔓延。八月五日,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把副校長卞仲耘在校園打死。八月十八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一百萬紅衛兵慶祝文化大革命。萬眾矚目之中,北京師大女附中學生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北大附中女生彭小蒙代表紅衛兵發表講話。會後,紅衛兵暴力急速升級。……同時,被打對像從教育界擴展到和平居民。”——《文革紅八月鐵證滲血》,作者王友琴,轉自www.epochtimes.com/gb/1/2/15/n47858.htm

[2]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高皋、嚴家其著,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年,頁61。

[3] 《布拉格精神》,(捷)克里瑪著,崔衛平譯,作家出版社,1998年,頁48—49。

[4] 《拉薩八廓街區古建築物簡介》,由“西藏文化發展公益基金會”編寫,頁10。

[5] 《拉薩八廓街區古建築物簡介》,由“西藏文化發展公益基金會”編寫,頁10。

[6] 《拉薩八廓街區古建築物簡介》,由“西藏文化發展公益基金會”編寫,頁20。

[7] 《一個猶太人在今天》,(美)埃利·威塞爾著,作家出版社,1998年,頁279-280。

[8]《達賴喇嘛自傳——流亡中的自在》,康鼎譯,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7年,頁161—162。

[9] 《西藏日報》1966年8月26日第一版。

[10]《雪域境外流亡記》,(美)約翰·F·艾夫唐著,尹建新譯,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年10月第一版,頁403-404。

[11] 《雪域境外流亡記》,(美)約翰·F·艾夫唐著,尹建新譯,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年10月第一版,頁284。


圖1:帕廓變成“立新大街”。
圖2:羅布林卡變成“人民公園”。
圖3:夾波日變成“勝利峰”。
圖4:門孜康變成“勞動人民醫院”。(攝影者是我的父親澤仁多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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