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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默  乱云乍起——《一叶一菩提》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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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   文革博物馆通讯(六○○)


乱云乍起——《一叶一菩提》节选

萧默

                 一

  文革轰隆隆来了,幸好,初期大家乱揪乱斗的时候,有赖于赖子隆团长的保护,我得以置身事外,安然度过。1966年冬天回所以后,却面临着这么一个奇特的景象:工资照发,食堂照样管饭,而工作全无。何山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壁画系毕业生,比我小四岁,1964年才来到所里,因为家庭出身稍好,被工作组相中,火线入党。原被工作组指定的所文革小组组长贺世哲被揪出来以后,由何山顶替了,并代理所务。但这时,随着工作组之被否定,这个领导权威,也没人承认了。党支部书记李承仙和其他四位委员中的两位:所长常书鸿、办公室主任王佩忠都被打倒,贺世哲也是支委,此时虽否定了工作组,却没人给他平反。支委只剩下一个木匠苏永年,不知道支部是不是还活着。总之,整个一个无政府,真是“东风吹,战鼓擂,如今天下谁怕谁?”我自上中学接受党的教育起,一直被灌输的就是加强组织性纪律性这些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了,现在,作为党报的《人民日报》却号召我们要彻底摧毁“黑组织、黑纪律”,领袖也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副领袖说,正领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我们就按这“一万句”去办,想必不会错的。所以,大家也就乐得像老Q当年那样,不妨也“革”他一回“命”,“造”他一回“反”,谁也不听谁的了。好在,这个时候也没人再下命令。但包括吃喝拉撒开门七件事等等事情总得要有人管,可这些都轮不到我操心。总之,我至今也不明白当时是个什么样的“体制”,怎么个运行的。反正,我想,就这么过下去,倒也好玩。

  贺世哲之被工作组揪出是我万万想不到的。天天盼星星盼月亮地盼着革命早点到来的左派、所原文革组长贺世哲被公开揭发,公开批判,最后得了一个“党员不予登记”清理出党的结论,悲愤满怀。施萍婷虽然被宣布“免予处分”,也已经大伤元气。虽然这些都是工作组干的事,现在也都不作数了,但他们曾经有过的居高临下唯我独革的姿态,却再也不见了。

  而最令我想不到的是,贺世哲之被揪出,竟是“老右派”高尔泰造成的。高尔泰借着工作组令他写交待材料的机会,“检讨”自己曾经反对过文革组长贺世哲的“错误”,似乎是“顺带”地把贺、施私下给他谈过的一些话写了出来,故意引起工作组对贺的怀疑。领袖多次告诫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但当此之时,当群众一看到代表党的工作组的脸色变了,立马也就变了,七凑八凑,居然凑出了贺的好多“言论”,真的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

  当发生这些事时,我都不在所里,现在回来,隔岸观火,有如时空错乱,一句话,糊涂了。

  而在我意料中的是常书鸿、李承仙、王佩忠和高尔泰之在劫难逃。他们以后被简称为“常李王高”。当然,常老的“新洞窟”计划必然也是常老的罪行之一。工作组虽走,大家也公然目无王法,他们却不敢乱说乱动,日日在所里劳动,不敢稍懈。所里在南边山沟里有几十亩地,那时还是租给农民种,他们没有去过。

  1966年8月18日领袖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大规模接见红卫兵,三个月稍多一点,一共接见了八次,规模大者达到250万人,在全国掀起了一片革命大串联的热潮。研究所属于文化教育系统,也有权串联,大家看着当下的局面,反正,“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不知道是谁第一个提出来的,于是,一窝蜂地又全都出去串联了。说好是路费自己先垫着,回来以后会计给报销。当然所谓串联也是各怀目的,贺、施肯定是要到北京向中央文革告状的,我无状可告,想想在上海的弟弟萧功秦,自我工作以来至今已经五年多不见面了,何不趁此良辰,也“串联”一番,顺便再逛逛别的地方。于是先到了兰州,见到了我的女友。她姓和,以后便称她“小和”吧,在书店工作,归文化局管,勉强也算个文教单位,也正在酝酿串联。可惜她胆子小,不敢像我这样目无王法,我只好一个人到了北京,住到美术馆楼上展厅,与所里来京人员会合。我趁机偷偷溜回学校一次,到了系馆,看到贴满了梁思成先生的大字报,还看到梁先生被穿上戏装挨斗场面的照片,就谁也没找,谁也不敢找地走了。在京看了几天热闹,觉得既好看又不好看,便南下长沙、湘潭,沿途都有接待站,有地辅可睡,糙米饭可吃,全不要钱,最后到了上海,住到姑母家里。

  后来我才知道,我离开北京以后仅一天,小和也来了,到美术馆找我,遇到施萍婷,说我刚走,不知道到哪儿去了。当时没有手机,不能及时联系。这确实是一大憾事,要不然,在这个全国一片热腾腾乱哄哄的当儿,我们结伴云游,提前先过一次准蜜月,岂非人间一大乐事。

  小秦弟其时正在闽行区上海第一齿轮厂当工人。他本来学习就好,中学时一篇作文写的是对一首交响乐的分析,老师也读不懂。1964年高中毕业,面临的局面已不像我55年考大学时还不那么太严格的强调出身,而特别重视家庭出身了,因此与大学无缘,当了工人。

  朱学勤先生在《南方人物周刊》2005年某期发表的《吾敌吾友萧功秦》中描述过他那时住的地方:“在他虹口余杭路的老宅二楼,那时他的窗外正好面对着一个巨大的垃圾箱。萧说,他每天早上不用闹钟,可以准时被这个垃圾箱的臭气‘臭醒’,他的处女作《儒家文化的困境》正是在这种‘困境’里完成的。”

  但我看小秦弟虽没上大学,却自得其乐,我这个作哥哥的似乎还有点歉意,他却丝毫看不出有什么遗憾,高高兴兴地当他的电镀工,高高兴兴地仍然读着他的书。在上海,我们还一起去到他在齿轮厂的工人同事陈文乔(以后在美国获得了博士学位)在城里的家,打开留声机,偷偷听了全套《天鹅湖》。2005年陈文乔先生在美国逝世时,小秦弟写了一篇纪念陈先生的文章《他坐在高高的山顶上》,回忆了他们在上海第一齿轮厂的生活:“在齿轮厂的十二年里,我们可以说是朝夕相处,有好几年同住在一间宿舍里。每天晚上,我们各躺在自己的床上,开始了风雨对谈,从小说到历史,从科学到哲学,谈论着我们都非常喜欢的苏联作家的长篇小说《多雪的冬天》、《叶尔绍夫兄弟》。我们宿舍里同住的还有一位热处理车间的师傅‘老山东’,总是在车间对别人说,一到晚上关了电灯,咱们宿舍里,陈文乔与萧功秦的‘克思闲话’就开讲了。在齿轮厂里,我被称之为‘萧克思’,陈文乔被称为‘陈克思’。一开始我们很不喜欢这个称呼,后来也只能习惯了。我们正是在这样的枯燥环境里,在充满对知识的热爱的‘克思闲话’里,度过了漫漫的‘文化大革命’的冬夜。”

  萧功秦此时有幸没有沦落为臭老九,反到荣升为领导阶级。与领导阶级串联,大概不能算是罪过。

  姑母从教师岗位退休在家,还是老样子,只是略显惊惶。问她,她说街道开会,她总是不说话,逢到表态场合就积极表态,还算平安,平时只在小房间里画画,听广播。

  我去到上海时,上海正在热烘烘的搞什么“一月风暴”,张春桥、姚文元策划王洪文的工总司,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支持上海的夺权,号召全国向上海学习,建立革命委员会,夺权之风刮遍全国。

  我看不懂,也没兴趣,反正什么权不权的,全都与我无干。

                 二

  回到敦煌,已是1967年2月,所里有些人成立了几个“战斗队”,小者只有两个人,大者也不过三四人,我没有参加。三月间有一天,有五个战斗队联名在县委礼堂举行了一次控诉工作组罪行的公开会,参加的人很多,包括他们串联的本地红卫兵,还有自动来的,因为地点在县委,来的党政干部也不少。会上,以为贺、施二位抱不平的发言为主,我觉得有理。但他们除了为贺、施喊冤外,并不为其他受到过工作组冲击的人说话,话里话外,反而指责工作组轻轻放过了常书鸿,声称要彻底打倒“常家天下李家党”,矛头并指向曾揭发过贺先生的群众。突然,一位公安干警站起来,底气十足地大喊一声,说:“我,牛虎林!”,指着我的顶头上司、保管部主任、一向工作认真负责从不得罪人的孙儒简先生,称这个会有问题,《公安六条》规定的专政对象也来了。立即有几位红卫兵起来与他辩论,嚷成一片,口号声四起,孙先生退出了会场。我气不过,也离开了会场,在新华书店门口见到孙先生,我说,你干嘛退出会场。你早已经摘帽多年了,应该算革命群众,有权参加批判资反路线的会。他强压住委曲,幽幽地说,我就算了吧!这件事的影响不小,从此,所里凡是有类似历史情况的人,不管曾经有无帽子,在整个文革过程中,都处于无声状态,不参加任何战斗队,不发表任何意见。

  这次会可以说在敦煌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是全县以后形成为两派的先声。一派以中学红卫兵为主,持较左的立场;另一派以党政干部组成的“党政兵团”为核心,以“保卫四清运动伟大成果”为旗帜,持稍微理性的立场,当然也以“左”的面目出现。

  我对那两位一向反常书鸿的人士持有戒心,多年来他们一直在反对常老,文革到来以前就相当的左,而我对左的东西,一向是讨厌的,所以,对这个会的倾向性总的来说并不认同,但也不完全否定。

  会后我没有回所,住到城里一位朋友家,我在城里的朋友很多。敦煌城本来就不大,从东头到西头,多数门脸里都有我的朋友。为什么不回所里去,主要是想当一个逍遥派,我既然并不完全认同这几个战斗队,而根据当前全国狠揪当权派的大形势,对于常老也完全无所用力,对林彪“刮他10级、11级、12级台风”的号召更觉讨厌,那么,逍遥就是最好的选择了。

  正好,文化馆馆长天津人荣恩奇告诉我,县武装部正在抓春耕,我们能不能凑几个人,搞一个小演出队,配合一下呢?我觉得挺好,既名正言顺,又可以不回所里去,远离是非之地。老荣有人缘,很快就组织起来了,成员包括原敦煌剧团的和几个单位的年轻人,也有研究所的两三个人。女的主要是县城两所小学的老师。我会拉手风琴,当然用得着。

  这时敦煌还没有县革委会,原县委县政府都已瘫痪,县委书记王占昌此时正面临红卫兵的揪斗。这年1月末,中央已发出了解放军“支左”的命令,所以县武装部一时成了全县的最高领导机构,政府的工作都以县武装部的名义进行。春耕是农业县的大事,耽搁不得。我们的“革命热情”理所当然地得到武装部的支持,我们也就打着“敦煌县人民武装部抓革命促春耕宣传小分队”的旗号,下乡吹拉弹唱了。

  上午临出发时,忽然所里派来了车,在文化馆门口贴出一张大字报,以党员李振甫领衔署名,后跟五个战斗队,就是在县委发起公开会的那几个,内容是“要求”我立即返所“参加运动”,口气还挺硬。值得注意的是,大字报只提了我,并没提所里其他参加小分队的人。

  本人一向不吃这一套,好嘛!才这么两天,怎么你们还不接受教训,又唯我独革起来,凭什么给我下命令,我不过只是想当个逍遥派而已。我听到一个说法,说是若遇挑衅,已别无退路时,就不能犹豫,必须迎头痛击,而且首战告捷,方能制敌取胜。如果首战就俯首称臣,你将永远失败,永世不得翻身。离开伊犁时,老司机给我说的实在遇到危险,待在原地不动是最好的办法,这时已经不可能了,回击才是最好的办法。

  老荣和大家,还有武装部派来的汽车司机想着早点出发,说不管他,回来再找他们讲理。我说不行,请大家给我半个小时。立刻铺纸濡墨,打着牢牢把握斗争大方向和响应武装部抓好春耕生产的旗号,予以驳斥,洋洋数百言,立马可待。记得其中还有“太史公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之类的话,还提出待我任务完成,一定要与李振甫公开辩论、让全县群众公议的挑战。一不做,二不休,大字报还骂了李振甫为“政治低能儿”。写时,大家给我出主意,我说你们别说了,我知道怎么写。写罢,大家帮我贴在他们的大字报旁边,登上汽车,出发了。汽车把我们送到某公社后就开了回去。

  但我心自明,他们的大字报只点了我一个人的名字,想起赖团长要我一定要注意的叮咛,我肯定是已经被钉到了某一块靶子上了,今后不会有我的好果子吃。但这个时候,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我对自己,包括自己的应对能力还是有充分自信的。

  我们先到了县域西部,各公社人口多的大队几乎走遍了,都是步行。回到县里休息了两天,武装部的汽车又把我们送到东部。最后,又到了县西70公里外孤立的南湖乡。一天换两三个大队,一个多月,胜利完成任务。

  农村里极少有文化活动,不过是隔几个月看到一次电影放映队带来的《地雷战》、《地道战》那么几场露天电影,还有各家各户安装的小喇叭。我们去了,宣传的内容先不说,权当是一次娱乐,也引得孩子们高兴,所以小分队到处都受到热烈欢迎。大家吃得饱,睡得好,再没吃到四清时吃的那种汤汤水水的东西,可见纯厚的敦煌农民,自有自己的判断标准。

  宣传的程序一般先是大队长致欢迎辞,感谢领袖关怀,给他们派来了宣传队,大家热烈欢迎。再由老荣的天津话领头,有时是我,向“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请示汇报,三呼万寿无疆和敬祝副统帅永远健康毕,接着朗读抓革命,促春耕的文件,再开始正式演出。那几个女老师其实还都是些孩子,确实厉害,在文化馆自编自导,只排了两天,就弄出了四五个像模像样的舞蹈,加上几支独唱合唱,老荣来两段天津快板,插进几个乐器独奏合奏,包括我的手风琴,一个多钟头,却也热热闹闹地对付过去了。合奏曲中,我们把西北群众最喜欢的陕西眉户戏的调子串成了一组眉户调,最受欢迎。小分队有一位会一边拉二胡,一边吹口琴的角色,也受到农民喜欢。最后以一曲《喜洋洋》作结。完了以后总会得到经久不息的掌声,于是再合奏一曲《步步高》,圆满结束。只是在合唱中,那几位小学女老师把语录歌“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中的那个“的”字唱成为“得”,虽说发音是对的,却把轻声特别加强,显得有点怪异。

  现在的年轻人当然不会理解这些,只崇拜周杰伦、刘德华什么的,还有我怎么也记不下名字的流行歌手,那个时候,我们这些土洋结合的玩意儿,在某种程度上,也的确满足了农民的文化渴望。

  小分队里的当地人说,敦煌县各大队甚至各小队的口音都不大相同,东边和西边的差别更大,但我听不大出来。原来现在的敦煌居民是雍正三年从陕甘五十六个州县迁来的,不是汉唐敦煌居民的后代。迁来时各地的人聚居在一起,形成了不同的口音。有的地名还多少与原居地有些关系,如秦州户、肃州户、河州堡等,应就是来自天水、酒泉、临夏等地人的聚居地。城里人的话是四乡话的融合,可以说是甘肃的标准音。以前有一个甘肃话的广播电台,播音员必定要在敦煌城里找,播起音来全省都能听得懂,就是这个道理。

  在南湖公社,不知道谁提出来的,说还有一个叫“崔毛堍”的地方,也应该去一下。听这个地名,就有点怪怪的,那是一个小队,在南湖西边二十多公里的沙漠深处,得骑马去才能到达。大家一听可以骑马,高兴坏了,都嚷着要去。公社准备了十几匹马,不够,有的一匹马得驮两个人,一大清早就出发了。路上,我可是真开了眼界,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荒凉的地方,全是戈壁,间有沙漠,空气透明得无以复加,天空特别明净,而声息全无,我们彷佛落到了月球表面。远处寸草不生的石山也显得特别异样,因空气之透明虽远而显得特近特大,在山的背后似乎隐藏着什么巨大的不可知的怪物,真产生了“鬼影憧憧、魑魅四伏”的幻觉,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恐怖,真想象不出在这种地方怎么还会有人类居住。一个多小时后有人说到了,却什么也没看见。仔细一望,才发现不远处露出的一点绿色,原来是几棵白杨的树尖。到了跟前,发现是一个六七十亩大,深二三十米的地坑。下到坑底,才见到十几二十户人家,跳出几个孩子,居然也有鸡犬之声。

  这是一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地方,几十个村民中,到过县城的屈指可数,顶多只到过南湖,十几岁以下的孩子连南湖都没去过。说的话我们有些也听不大懂。考了几个孩子,只知道领袖的名字,一问刘少奇、邓小平,都只会摇头。问他们是哪国人,知道是中国人,再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哪个国家,却又摇头了。问到汽车、火车,一概听不懂。孩子们摸着我的手风琴,不明白这个盒子怎么会发出声音,我每按出一个音,他们就全都开怀大笑。我们去“宣传”,对他们来说真是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百年不遇的大节日,全村的人一个不落地全部到场,虽完全不懂得“文化大革命”和“打倒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什么意思,却全都开心极了,但不会鼓掌,全都嗷嗷地叫,表示欢迎。据说他们祖祖辈辈都住在这里,已经上百年了。小队长在南湖有亲戚,小时在南湖上过初小,说他们的祖先是汉族,后来又来了一些蒙古族,现在也说不清哪家是哪族了。因为近亲血缘,基因退化,已经显得痴呆。当时我就想,如果有人类学家去研究一下,肯定会有特殊的发现。

  我想,就凭这次经历,我参加宣传队的这趟辛苦也值了。没几年以后,听说这个地坑被水淹了,淹得很惨,已无法居住,政府把他们全都迁到了南湖。

  这里没法容留我们,完了就赶紧往回赶,不想天黑了,在戈壁滩上晃了大半夜,迷了路,大家挤着走在一起,招呼着,谁也不敢离队,最后只得在一处避风处休息。第二天凌晨,爬起来一望,原来已经到了南湖跟前,正在阳关烽火台遗址下面不远处。

                 三

  1967年春末,我回到所里,革命群众已分成了两派,两派都忙着“革命”,抓“大方向”,而且都指责对方“不革命”,不抓“大方向”,颇有点两党政治的意味。

  一派成立得稍早,就是给我贴大字报的五个战斗队合成的,有十几个人,头面人物就是1965年才来所的比何山低一班的同学樊兴刚,其精神领袖则为贺世哲。这一派以后参加了县里“敦煌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敦总”)这一大派。

  另一派也有十几个人,但比前一派稍少,由原来单独活动的三个战斗队合成,成员中大概有一些是工作组在时揭发过贺世哲的人。以后此派参加了县里“敦煌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简称“敦联”)。

  敦总以中学红卫兵为主,敦联则以党政干部组成的党政兵团为主。前者敢打敢冲,符合江青路线,应属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但敦联的优势在于党政兵团掌握的资源较多,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县武装部的支持,这一点具有绝对的意义。

  所里其他群众自忖有点历史问题的还有十几位,咸有自知之明,极力保持低姿态,哪派都不参加,但感情上倾向敦总方面。

  这里要插一句话,在高尔泰先生写的《寻找家园》一书里,说敦联这一派是以何山为首的,其实不对。奸猾而懒惰的何山要说有“派”,也只是“摘桃派”,只是有时与敦联派有点来往,与敦总派从不答话而已。这也很容易理解,他正是贺世哲被整下去以后才侥幸得以继承大统的,与前任有直接的权利冲突关系。

  我刚回所,哪一派也不参加,自己却成立了一个战斗队,名曰“韶山”,连队长带队员,敝“战斗队”只有敝光杆一人,因为串联时全所只有我到过韶山,独一份,颇以为傲,自诩独得真传,故以名之。我为什么也要成立“战斗队”,无非是要争得一个平等的地位罢了,并不真的要跟谁“战斗”。

  我的左邻是北大历史系毕业与我同一年来到研究所的马世长,参加了敦联这一派,平日因为住得邻近,他为人又比较随和,与我的关系一直挺友好。右舍是老实人王柄,也参加了敦联一派。王柄的家在农村,孩子挺多,有一回他说他不敢回家,我和世长兄问为什么,他笑迷学地说:“今儿个的女人真怪,你就不敢碰,一碰,就给你又生下来一个。”我们听了大笑。

  我这个“韶山”,贴出大字报宣告成立以后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向李振甫喊战,要求到城里大圆盘(就是东十字)公开辩论。李振甫也是中央工艺美院壁画系毕业的,何山的同班同学,安徽人,出身贫农,在学校就已是党员。其实振甫兄虽说在那张大字报上领了个头,却是一位不失农民本色的本分人,一向低调,惟一的爱好就是画画,其他一概不置可否。没见他跟谁红过脸,一辈子也没见他写过文章,更没写过派性大字报,文革中其实是位高明的逍遥派,并没有存心与我为难。他之所以领了个头,实际上只是因为他是党员,一时失察,作了敦总派的工具,被推到了前面。他无心应战,说只同意在所里辩论,后来连在所里辩论也不愿意了。我转而向敦总派挑战,却因对方自知理亏,没人应战,此事便以我的全胜而作罢。

  记得还是我在展览组工作期间,振甫兄陪着兰州两位外调人士来找我,说是要我谈谈我在兰州的一位党员同学李鸿懋的情况,尤其是其反动言行。我谈了半天,东拉西扯,说他喜欢听轻音乐,喜欢画画,看美展之类,他们不得要领,提醒我来点“反动”的,我说实在想不出。他们便要我回所里找找还有没有他给我的信。我要振甫兄陪同回屋查找,以示“公开”,振甫却不当作一回事,只在我屋里坐着看画册,并不监督,使得我有机会背对着他迅速翻阅,找出几封无关紧要的交出了事。这件事我牢牢记得,至今深为感谢。可我却在一时气头之下骂了他,实在过分,在此借机对他致以歉意。

  以后,我也参加了敦联派,这不仅是我的两位邻居朋友都是这一派,更在于我自己的判断,根本的原因还是世哲兄一向的唯我独革的极左思维不能使我认同,再加上敦总派的咄咄逼人,就更令人厌恶了。当我的文字实力在敦联派逐渐得以显示后,听说敦总派内部总结,认为他们自己的策略出了问题,低估了萧某人,没有把本来站在中间的萧争取过来,把我“逼”到敦联那边去了,使敦联派气势大振。这个认识,其实是低估了我的判断力,以为我只是意气用事呢!

                 四

  派战正酣的一天,两派分头宣读县委文件,说是为了贯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精神,要清理工作组在时形成的整群众的“黑材料”。敦煌县本来就不大,可能除了研究所和县中学以外,都没有派出过工作组,县委派来一位干部,驻在所里,主持清理工作。

  来者名叫刘绍祖。

  刘绍祖,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我在县里的交游虽说还算广泛,却也是头一回见面。看来也就三十左右,中等个头,不胖不瘦,白净面皮,文质彬彬,戴一副宽边黑框眼镜,颇有仪表,很有知识分子的风度。说话温文尔雅,不多而极有分寸,赢得大家好感。

  他召开全所大会,除了“常李王高”,全都到了。会议在中寺前院两棵老榆树下进行。刘绍祖再一次传达了文件,宣布要成立“黑材料清理小组”,他自己任组长,还有其他四位成员,分由党支部、行政和两派各推选一位代表组成。代表的条件很简单,只要是文革前期工作组在时没有写过揭发群众的黑材料者就行。请大家酝酿,今天就推举出来,明天开始工作。这一次因为是号召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再强调过去一定会列为首要的“根红苗正”的条件。

  两派分头开会。

  在我们这一派的会上,找来找去,符合“没有写过揭发群众的黑材料”条件者只有敝人一个。我不但对群众,就连“常李王高”的材料也没有写过,以后也没有。这不但是运动初期我不在所里,更在于我对于“揭发”尤其是“政治揭发”这类幕后行为本就没有兴趣,“错误地”认为是宵小之行,不登大雅。工作组曾经来人到县阶级教育展览工作组动员过所里的人积极检举,我就从没当过一回事。于是,当然地,我成了敝派的代表。

  对方选了一位运动初起号召揭发时就到北京探亲的人,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比世长高好多班的孙女士。

  已经名存实亡的支部由李振甫代表,其实他在所里连支委都不是,但书记李承仙,支委常书鸿和王佩忠都被打倒了,支委中还有前文革组长贺世哲和一位苏木匠,却都写过揭发材料,只得由他来代表了。

  管农活和杂务的孔金算是行政方面的代表。老孔来自敦煌农村,勤于事而纳于言,认真踏实,只知道成天干活,可能根本就搞不清这是在搞些个什么名堂,对开会极不耐烦,经常借口安排农活而不参加。

  对于“黑材料”一词,我感到新鲜,而且还要从“档案”中把它抽出来重新加以“清理”,更加觉得新奇,真是旷古未闻之事。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档案”可是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平时你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一到关键时刻,它就会必然出现,而且总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有关我们的这几张要命的纸片,却从来没有与我们照过面,但却追随了自己一辈子,隐隐操纵着我们的命运,实在可怕得紧。《三国演义》中载有一事,传为千古佳话,说是官渡之战以后,发现一批曹营文武写给袁绍的效忠信,报给曹操。大家战战兢兢,担心小命难保,哪知曹操哈哈大笑,当着众人的面,也来了一次“清理黑材料”,竟将这批东西未拆封地一把火全都烧了,赢得众官之心,此后死心塌地地为他卖命,再无二心。我想,领袖果然不凡,必是博览群书,当然知道此事,“清理黑材料”用在此时,正是最恰当的时机,必会赢得全国人心,更增对刘邓的痛恨,真雄才大略之举也!

  第一步先要讨论出一个“清理办法”。大家拟了几条,大致是:凡有关“常李王高”的保留不动、凡工作组整的针对群众的外调材料和结论全部烧毁、凡革命群众互相揭发的材料也予烧毁,但不得泄漏检举人的名字和内容、凡群众自己写的交待材料退回本人、凡事涉经济问题和建国前历史问题者暂时保留,运动后期处理。此外还有只有刘绍祖才可以打开档案袋,从中找出上列各种材料,进行分类,再交全体代表过目无误。过目时只能露出题目不许看内容。

  “清理办法”讨论了三天,天天都要回去征求各派意见,再反馈回来。未参加派者的意见可自行到小组提出,但没有收到过。其人人参政的民主程度,也是建国以来所无。期间,各人利害关系不同,对条文有所争议:有的说事涉经济的也得烧,有的说有关生活作风问题的应该暂时保留,后期处理,不一而足。最后总算大家都同意了,经济问题者暂留,生活作风者烧掉。有保留意见的觉得太坚持了可能对自己反而不好,也不再坚持。

  我盼着有人提出高尔泰来所以前就已摘帽,不能仍算右派,应与其他群众同等对待,但始终没人提这个事。我自己不能提,因为我与高尔泰过从甚多,人人皆知,由我来提只能坏事。

  清理工作进行得还算顺利,但出现了一个问题,却使过程耽延了好几天。

  问题偏偏就出在关于我的一批材料上:文件套里装着,一厚摞。

  我没有揭发过别人,工作组也没有让我自己写过交待,至于是不是有人揭发了我或工作组是否对我有过外调或结论(后来证明都没有),自可按上述“办法”处理,不关我的事。但这一厚摞却有点特别,是当初讨论“办法”时谁也未曾想到的。

  这是我在新疆两年工作期间和运动以前写给分配到哈密和兰州的两位同学的信。哈密的那位前已提到,叫袁同恺,天生一个浪漫主义,平生最好发议论,以上世纪50年代末中苏两党共同声明的文件为据,对《九评》持有异议,为苏修的老赫头辩护。还曾把烧了几个洞的床单自己补起来,别出心裁没事找事地缝成花朵状,像是梅花,也犯了忌(虽说是领袖在1963年12月发表了《咏梅》,但袁氏此举却在《咏梅》发表之前)。运动一来,有人针对他。为了向党证明自己不是修正主义,他竟主动把自己的日记和同学给他的信全都交了出来。我给他的信不少,也在其中,包括我那些无事生非地写的破诗,都转到所里来了。在兰州的那位是党员,就是前面提到的李鸿懋,因为在《实践论》的学习会上主张领袖也不是天生的,是从实践中产生的,被指为反对领袖和副领袖的“天才论”,也被揪出来了,直到宣扬天才论的陈伯达在庐山被领袖亲自打倒以后才平反。不过听说他也无所谓,正式平反以前大家早就不把他当外人看了。我给他的信是造反派从他家里抄出来的,也转来了。

  我说,这些信是我自己写的(按现在的说法,就是“著作权”应归我所有),适用于“凡群众自己写的退回本人”的条款精神,应该退回给我,从中找出自己的毛病,“自己教育自己”。孙女士则坚持“凡群众自己写的”的规定有一个前提,是指在工作组的强迫或号召下写的交待材料,这批信既没人强迫,也没人号召,更不是交待,不能适用此条。而且既然寄出去了,就不归写的人所有了,所以应该保留,运动后期处理。我说保留下来想干什么?关键不在于“工作组”三个字而在于“群众”这两个字,现在批判资反路线,就是批判整群众,质问她我是不是“群众”,留下来是不是还想整群众?我们两个就这么争起来。

  当然,我没有拿“隐私权”作为理由,当时还没有这个词,更不敢有这个概念。

  振甫和孔金都不说话。

  老刘也没说话,沉吟着。看争不出个结果,最后说了:“你们二位把问题带回去,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

  我们派说,他们还想干什么,这不明明是还想整人吗?有的说,不能让步,要不就把所有材料都公开,一件件让大家评论过关。有的针对他这个意见说,你这个办法不行,人人过关,不还是资反路线?

  第二天,我把意见带到会上,对方仍然坚持,又吵了一上午,情况与上次一样。

  第三天一开会,刘绍祖首先发了话:“事情我有责任,事先没有想到还会出现这种情况。你们二位说的都有道理,但是我们要始终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和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不能再发生整群众的事件,领袖的著作要活学活用,对条文也不能抠字眼,那样不利于运动的深入发展。《十六条》也有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不愧为党工干部,句句查有出处,无懈可击。他接着说:“这些信我昨天晚上全都看了,也没写什么,全是一般的关心问候和生活情况。我的意见是既不还给本人也不再保留,我提议结合‘办法’规定的工作组整的外调材料予以烧毁的总的精神,全部烧毁!当然,这些材料不是外调来的,但性质与外调相近。”

  紧接着,从不主动说话的李振甫也说了话:“我同意老刘的意见,大方向始终不能错。”显然,老刘事前对他打过招呼,运用了基辛格的穿梭外交。
  老刘问:“老孔,你的意见呢?”
  “嗯!听刘部长的,就这么着。”算是老孔的回答,心里惦记着所里的羊,觉得这些羊比什么“材料”重要多了。
  孙女士不敢连“大方向”都不顾,含糊了一声,也没再坚持。我知道,其实孙女士也并非要成心与我过不去。
  最后问到我,想不到我竟说:“到底写了些啥我也忘了,我是真的为了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最好还是退回本人。”

  老刘满怀怜意地看着我,摇摇头,无奈,宣布暂时休息。

                 五

  开会在厨房对面客人用的小饭厅,厨房隔壁就是大饭厅。趁孙女士不在,老刘递给我一支烟,径自走了,暗中拉了我一把,我尾随着他,到了大饭厅。一掩上门,他就小声说:“老萧,你怎么跟你的那些个同学一模一样,还这么‘猪’啊!退回给你对你有什么好处?谁说得清楚这场运动是怎么回事,还会怎么变?趁现在一把火烧了,一了百了。退回给你,将来形势一变,你说是交还是不交?要是你自己烧了,可不又成了你的罪状!再说,我就不明白你干嘛要写那些信?掐头去尾,少说也可以找出你几十条罪状,什么‘今天五一,大家都高兴,只有我一个人有心事。’这是什么话!幸亏还是五一,如果遇上十一,尤其七一,那就更不得了,人家上纲上线,你能说得清楚?你还写了那么多诗,什么‘孤儿行’的,你也说得清?真是,写那些个东西干嘛?你知道县委刘凤山是怎么揪出来的?”又说出了两句更惊人的:“什么‘大方向’!就那么靠得住,谁知道他下一个‘战略部署’是什么?什么‘群众自己教育自己’,你就真那么相信?”

  几个问号砸过来,有如五雷轰身,醍醐灌顶,令我震惊莫名,把老刘佩服极了,真不愧在组织部门干过几年,虽说年龄与我也差不多,却比我这个书生成熟得不知多少倍了。我一辈子坏事就坏在“书生”这两个字上了,永不能“成熟”,直到写这篇文章,也还是这样。鲁迅说“人生糊涂识字始”,俗话也说“百无一用是书生”,都是一点也不错的。我还特别惊异于他怎么能跟我说这么些掏心窝子话,我们并没有深交,看来是为了救我,他也是实在顾不得了。

  当时,我只能忙不迭地点头。

  这只是在不到三分钟内说的话,继续开会后,一致通过:这批信全部烧毁。

  两棵大榆树下,再次召开大会。老刘发表了一通讲演,字正腔圆,有板有眼,赞颂伟大领袖高瞻远瞩,明察秋毫,革命群众应该步步紧跟。庆祝伟大领袖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又一伟大胜利,彻底砸烂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路线。然后有条有理分门别类地汇报了清理结果,包括具体数字。最后把应烧毁者丢到老榆树树池子里,浇上汽油,当着众人一把大火任由祝融先生把它们全都送上了兜率天宫。烧了好久,还用棍子来回翻搅,生怕不彻底。

  口号声起,全所欢呼。

  老刘说的那位县委干部刘凤山,原是组织部干事,喜爱文学,在民勤参加四清时收集了一些民谣,以存“采氓风以察民情”之古训,备以为日后创作的参考,其中就有诸如“草绳麻绳都是绳,地主富农也是人”之类的话。文革开始不久就有人揭出来了,二话没说,定了个铁板现行。割腕自杀未遂,老婆离婚,儿子带走,自己则落得个三开除(党籍、公职和城市户口),成了个疯子,在街上对人傻笑。每天必会定时扒在前妻的院门外面,从门缝张望放学回来的儿子。听说上世纪80年代平反时,老愚已不知悲喜矣!

  至于我那句五一节有心事的话指的是1965年五一节,所里开天辟地以来第一辆轿车改装好了,头天已从兰州开回城里。常老发动全所年轻人,自己带队,上午先爬鸣沙山野餐,然后步行50多里进城,下午坐轿车回所,含“忆苦思甜”之意。大家高高兴兴,而我恰好在此时收到了前面提到过的新疆那位“特殊的朋友”的来信,随信寄来一大包新疆特产去掉核壳的李广杏干,信的内容却是不愿离开她的民族,不能履行前约了。

  听说以后老刘调安西任县委书记了,民誉甚高,没有受到什么冲击,但我们也再没见过面。应该说,老刘是我的又一位恩人。

  为什么我不承认这本小书是所谓“伤痕文学”?因为它重于陈述人性和社会。人与社会都有其复杂性与多面性,这本书更着重的还是颂扬人性和社会的正面。

  我前面谈到的赖子隆、刘绍祖,后面将要谈到的郑绍荣、白雁玲,还包括李治安、孙一心和钟圣祖,全都是县级党员领导干部,都代表了人性中正面的力量,是这本小书着意描写和歌颂的对象。其中多位还是在我的经历中千方百计对我进行过保护的“贵人”。这些“贵人”,与我以前并不相识,更谈不上深交,在整个文革过程中,他们先后出场,却都凭着自己的良心与理性,多次在我濒临没顶之际,对我伸出了援救之手,没有他们,我早就身陷罗网了。通过他们,包括上层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一批老干部,我也才更深刻地体会到,在党内,从中央到地方,一直存在着一种冷静的理性的正面力量,虽然暂时还处在一种弱势的状态,但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仍在与那种貌似强大的邪恶势力进行着有效而巧妙的抗争,挽狂澜于既倒,延续着中国的历史。其厥功至伟,令人尊敬。

  如此,这本小书,怎能以“伤痕文学”目之?当然,我也丝毫没有贬损优秀的“伤痕文学”之意。

  我忽然想到了一个新词,沽名之曰“维持会效应”,适用于心存善良只想当好人却不得不摆摆姿态以维持“大局”的好干部。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其特征必然是两面三刀,心口不一,人在说人话,鬼在说鬼话,干的可件件都是人事儿。我们都知道闹日本鬼那会儿的维持会长,虽说电影里都说他们个个儿都是汉奸,我们也镇压过不少,但我相信,其实在实际生活中,应该就有着这类人物。

  说到电影,此时我又想到了一部,但没看过,说不准听到的情节是不是完全准确。说的是一位村支书被分配到一个光荣指标:要他在村里抓一个反革命!这位事事响应号召的支书这一回可是犯了难,数着指头挨家想去,谁都不是反革命:哪家太穷,要“进去了”,全家准得饿死;哪家从祖上起就几代积德,实在于心不忍。想来想去,只有一位单身汉的条件堪称优秀:首先是光杆一个,没有后顾之忧,其次是平时对什么都不在乎,再加上还有点小偷小摸的毛病,并非无懈可击。于是两个人躺到沙地上一边抽烟一边谈条件。单身汉同意当一回反革命,条件是“罪行”不能太多,坐牢不超过三年,挨斗时打得不能太狠,出来以后要村里负责给他找个媳妇,记足工分,分足粮食,还得帮他修好破房子。村支书千恩万谢,样样答应,感激他救了全村。

  我看,这位村支书干的事,也大致符合我说的“维持会效应”的定义。

  对这类党的干部,我们只能心存感激,表示尊敬。他们并不是懦夫,虽说不上是直面的战士,却也是在一种特殊情况下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中国传统文化优秀部分的施行者。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没有被外来的并曾经独霸几十年的“斗争哲学”彻底征服,而仍然葆有“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基本道德种子,就曾也得益于他们的韧力。

□ 摘自《一叶一菩提——我在敦煌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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