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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日报:“一月风暴”影响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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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月,海南的“文革”运动进入狂热时期——
“一月风暴”影响海南

本报记者文刚实习生吴英模


翻开历史,“文化大革命”是新中国成长历程中的沉重一页。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与《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社论号召革命群众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斗争,随后上海发生了“一月风暴”,几十个造反派组织联合夺取了上海市委的权,拉开了夺权的序幕。不久,全国的夺权斗争就此全面展开。

“一月风暴”席卷海岛
1967年1月22日,海口市一些造反派组织成员冲进海口市委办公大楼宣布夺权。至此,造反派夺权这股风暴掠过琼州海峡,在全岛掀起了风浪。
省委党史研究室巡视员符和积从事“文革”研究多年,对海南发生的这段造反派夺权历史了然于胸。经多方考究,他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1967年1月22日,广东省委被造反派夺权,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打电话给海南区党委书记杨泽江,要他做好交权准备。杨泽江随即召开区党委会议,商谈如何应对交权。与会代表认为,当前夺权已经势不可挡,必须按照中央的精神、省委的指示,权力只能交给“左派”,决不能落入坏人手里。
在全岛各造反派组织纷纷向本单位“当权派”夺权过程中,由于夺权与反夺权的存在,使得夺权行动最后演变为群众组织的派性斗争。

区党委搬到党校办公
“其实《海南日报》在海南是最早被夺权的,早在1967年1月14日就被红卫兵与海南印刷厂的造反派联合夺权,后改名《新华电讯》。”今年75岁的林道群,曾任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当时是区委党校的教员。林道群回忆说,1966年10月底,各地“文化大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展开,他因为在“四清运动”中成绩突出,又是教员出身,被选为党群战线文革委员会主任,负责区组织部、办公厅、共青团、党校、纪监委等部门的“文革”运动。
林道群清楚地记得,1967年1月22日是个周末。他从广播中得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呼吁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夺取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权,对上海“一月风暴”进行了肯定。1月23日早晨一上班,林道群听文革办的同事说,昨晚广东文革办来电,称广东省委已被夺权,询问海南情况如何。很快又传来消息,海口公安局和海口市委已在22日被造反派夺权。


林道群联想到《人民日报》社论,想到海南的两个重要单位都被夺权,向大家建议说:“我们是不是通知大家都来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如果政权被坏人夺去就麻烦了。”他的建议得到大家附和,于是分头通知各部门“文革”小组负责人,共20多人讨论即将到来的夺权。
正当大家讨论应急方案时,海口市委汇报说,造反派要来夺权了。权力要是落在他们手里,肯定会出乱子。
大家正在理清头绪时,门外传来敲锣打鼓的声音,大家以为“堵路蛋”来了。事后才知,这是另一队学生组织也想来夺权了。刚开始,众人推选林道群当代表自己夺权。林道群摆摆手说,“社论要求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夺权,我只是机关代表,肯定不行。”于是大家又推举了机关联合总部的负责人。当时大家只有一个心愿,与其让别人夺,不如自己夺自己的权,确保党的领导与社会安定,遂确定了人选,并紧急派人通知区党委书记杨泽江。
杨泽江闻讯赶到办公室,和办公室的同志提前交接,让造反派扑了一个空。
“当时区党委已不能在区党委办公室办公,只能搬到党校办公。”林道群回忆说:“造反派夺权成功后,在很多事情上还是会请示原党组织,并听从他们的一些安排。”在被夺权之前,区党委就把所有的重要文件都给搬到军区去了,因此并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
没有剑拔弩张,海南当时的造反派夺权完全在区党委预想之中。现已退休在家的海南日报原摄影部主任吴秋光对当年往事历历在目。吴秋光拿起一张老照片对记者说:“中间面对大家的是区党委书记杨泽江,左前背靠镜头者是副书记王昌虎,他们被一群造反派围着,被勒令交权。”吴秋光解释说,海南“1·23夺权”可能是在区党委安排下自己夺自己的权,不然交权之际大家怎么还有说有笑?这样的安排,保证了党的领导和社会稳定,后被造反派攻击说是假夺权真保皇。
夺权演变成武斗
符和积说,“1·23夺权”后,海口地区的造反派组织产生了三种观点:坚决支持;坚决反对;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于是关于夺权和“保皇”就形成了“东方红”(学生为主)、“海联司”(工人为主)和“工农兵”(机关干部为主)三派。“海口的夺权给社会带来了连锁反应,澄迈、定安等地都出现了夺权情况,而且越演越烈……”
派性的斗争使得局势变得错综复杂,越来越多的群众参与进来,形成了群众组织派性斗争。由于斗争激烈,扰乱了夺权运动的大方向,并给生产带来了严重影响。海南农垦也被牵扯进来了。符和积回忆说,“农垦差点也被夺权,只是面对近百个农场的生产问题,近百万的农垦人的生活问题,没有人可以保证农垦的生产和生活,保证社会的稳定,于是农垦已经成立的夺权委员会自动取消。群众上街游行反对夺农权,农垦才躲过夺权。”

带来严重“内乱”
1967年初,当造反派夺了各省市、各部门的党政大权出现严重的派系分争,导致全国社会一片混乱,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派解放军对地方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海南、海口两级党政机关被夺权以后,海南军区也开始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
2月15日,海南军区出台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紧急通告》(后称2·15紧急通告),要求原区党委虽没有罢官但被夺权的领导干部出来抓革命、促生产。
符和积介绍说,“军区介入此事后,有两派组织分别支持军区和反对军区。”当时各大派下面均有许多大小不一、名目繁多的群众组织,他们支持同一个观点,共同跟对立的大派别争斗。这种大面积、大规模的派性斗争,越斗越激烈,以致后来发生了形形色色的“武斗”。由于当时受“左”的错误思潮与理论的影响,加上特定的历史背景,“文化大革命”之乱一直持续了10年之久。
但历史终于恢复本来面目。1981年6月27日-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和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建国以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总结和评价,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符和积说,党中央对“文革”的评价完全是正确的。造反派“全面夺权”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律制度的空前践踏,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危害。1967年从上海开始的夺权风暴,造成党政机关陷于瘫痪,整个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在此期间,各造反派组织间的激烈斗争更加剧了社会秩序的混乱状况,人民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得不到基本的保证,社会发展遭到严重挫折。

(本报海口10月15日讯)

转自 海南农垦在线
http://www.57163.com/s/2009/1017/1079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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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1月23日,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海南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夺海南区党委的权。图为当时的区党委书记杨泽江(中)、副书记王昌虎(左前背靠镜头)向群众组织交权时的情形。  吴秋光  摄


  林道群在接受记者采访。本报记者 林萌 摄

翻开历史,“文化大革命”是新中国成长历程中的沉重一页。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与《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社论号召革命群众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斗争,随后上海发生了“一月风暴”,几十个造反派组织联合夺取了上海市委的权,拉开了夺权的序幕。不久,全国的夺权斗争就此全面展开。
  “一月风暴”席卷海岛
  1967年1月22日,海口市一些造反派组织成员冲进海口市委办公大楼宣布夺权。至此,造反派夺权这股风暴掠过琼州海峡,在全岛掀起了风浪。
  省委党史研究室巡视员符和积从事“文革”研究多年,对海南发生的这段造反派夺权历史了然于胸。经多方考究,他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1967年1月22日,广东省委被造反派夺权,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打电话给海南区党委书记杨泽江,要他做好交权准备。杨泽江随即召开区党委会议,商谈如何应对交权。与会代表认为,当前夺权已经势不可挡,必须按照中央的精神、省委的指示,权力只能交给“左派”,决不能落入坏人手里。
  在全岛各造反派组织纷纷向本单位“当权派”夺权过程中,由于夺权与反夺权的存在,使得夺权行动最后演变为群众组织的派性斗争。
  区党委搬到党校办公
  “其实《海南日报》在海南是最早被夺权的,早在1967年1月14日就被红卫兵与海南印刷厂的造反派联合夺权,后改名《新华电讯》。”今年75岁的林道群,曾任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当时是区委党校的教员。林道群回忆说,1966年10月底,各地“文化大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展开,他因为在“四清运动”中成绩突出,又是教员出身,被选为党群战线文革委员会主任,负责区组织部、办公厅、共青团、党校、纪监委等部门的“文革”运动。
  林道群清楚地记得,1967年1月22日是个周末。他从广播中得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呼吁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夺取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权,对上海“一月风暴”进行了肯定。1月23日早晨一上班,林道群听文革办的同事说,昨晚广东文革办来电,称广东省委已被夺权,询问海南情况如何。很快又传来消息,海口公安局和海口市委已在22日被造反派夺权。
  林道群联想到《人民日报》社论,想到海南的两个重要单位都被夺权,向大家建议说:“我们是不是通知大家都来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如果政权被坏人夺去就麻烦了。”他的建议得到大家附和,于是分头通知各部门“文革”小组负责人,共20多人讨论即将到来的夺权。
  正当大家讨论应急方案时,海口市委汇报说,造反派要来夺权了。权力要是落在他们手里,肯定会出乱子。
  大家正在理清头绪时,门外传来敲锣打鼓的声音,大家以为“堵路蛋”来了。事后才知,这是另一队学生组织也想来夺权了。刚开始,众人推选林道群当代表自己夺权。林道群摆摆手说,“社论要求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夺权,我只是机关代表,肯定不行。”于是大家又推举了机关联合总部的负责人。当时大家只有一个心愿,与其让别人夺,不如自己夺自己的权,确保党的领导与社会安定,遂确定了人选,并紧急派人通知区党委书记杨泽江。
  杨泽江闻讯赶到办公室,和办公室的同志提前交接,让造反派扑了一个空。
  “当时区党委已不能在区党委办公室办公,只能搬到党校办公。”林道群回忆说:“造反派夺权成功后,在很多事情上还是会请示原党组织,并听从他们的一些安排。”在被夺权之前,区党委就把所有的重要文件都给搬到军区去了,因此并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
  没有剑拔弩张,海南当时的造反派夺权完全在区党委预想之中。现已退休在家的海南日报原摄影部主任吴秋光对当年往事历历在目。吴秋光拿起一张老照片对记者说:“中间面对大家的是区党委书记杨泽江,左前背靠镜头者是副书记王昌虎,他们被一群造反派围着,被勒令交权。”吴秋光解释说,海南“1·23夺权”可能是在区党委安排下自己夺自己的权,不然交权之际大家怎么还有说有笑?这样的安排,保证了党的领导和社会稳定,后被造反派攻击说是假夺权真保皇。
  夺权演变成武斗
  符和积说,“1·23夺权”后,海口地区的造反派组织产生了三种观点:坚决支持;坚决反对;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于是关于夺权和“保皇”就形成了“东方红”(学生为主)、“海联司”(工人为主)和“工农兵”(机关干部为主)三派。“海口的夺权给社会带来了连锁反应,澄迈、定安等地都出现了夺权情况,而且越演越烈……”
  派性的斗争使得局势变得错综复杂,越来越多的群众参与进来,形成了群众组织派性斗争。由于斗争激烈,扰乱了夺权运动的大方向,并给生产带来了严重影响。海南农垦也被牵扯进来了。符和积回忆说,“农垦差点也被夺权,只是面对近百个农场的生产问题,近百万的农垦人的生活问题,没有人可以保证农垦的生产和生活,保证社会的稳定,于是农垦已经成立的夺权委员会自动取消。群众上街游行反对夺农权,农垦才躲过夺权。”
  带来严重“内乱”
  1967年初,当造反派夺了各省市、各部门的党政大权出现严重的派系分争,导致全国社会一片混乱,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派解放军对地方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海南、海口两级党政机关被夺权以后,海南军区也开始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
  2月15日,海南军区出台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紧急通告》(后称2·15紧急通告),要求原区党委虽没有罢官但被夺权的领导干部出来抓革命、促生产。
  符和积介绍说,“军区介入此事后,有两派组织分别支持军区和反对军区。”当时各大派下面均有许多大小不一、名目繁多的群众组织,他们支持同一个观点,共同跟对立的大派别争斗。这种大面积、大规模的派性斗争,越斗越激烈,以致后来发生了形形色色的“武斗”。由于当时受“左”的错误思潮与理论的影响,加上特定的历史背景,“文化大革命”之乱一直持续了10年之久。
  但历史终于恢复本来面目。1981年6月27日-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和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建国以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总结和评价,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符和积说,党中央对“文革”的评价完全是正确的。造反派“全面夺权”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律制度的空前践踏,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危害。1967年从上海开始的夺权风暴,造成党政机关陷于瘫痪,整个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在此期间,各造反派组织间的激烈斗争更加剧了社会秩序的混乱状况,人民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得不到基本的保证,社会发展遭到严重挫折。
  (本报海口10月15日讯)

http://hnrb.hinews.cn/html/2009-10/16/content_13_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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