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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九·一三事件”后的清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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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历史,一直动荡不定,扑朔迷离,头绪繁杂,但在其中也能找到一条线索,那就是文化大革命史的重点,可以由三次审干清冼运动连成一条主线。哪三次呢?第一次是文化大革命初期1966—1968年对“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斗争的群众运动,这一次打击面很广,涉及到党政军各方面,采用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方式相结合的手段。第二次是林彪事件后的清冼行动,时间跨度从1971—1973年,侧重于军队系统。第三次是粉碎“四人邦”后的清冼活动,时间大致从1976—1978年,侧重于党政序列。后两次清冼运动主要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三次清冼运动从规模上来说第一次最大,第三次次之,第二次对林彪集团清冼规模相对较小,但涉及到都是军队中的高级干部,震动很大。现将“九·一三”事件后的清冼过程介绍于后。
  1971年9月13日,中国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发[1971]57号文件《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同时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逮捕了部分被认为是林彪集团的人员。形势相对平稳以后,中央分别召开了各大军区、各省市、各军兵种的清理整顿会议,在这前后,许多人受到了牵连,他们或被批判或被隔离审查。“林彪事件”后,首先被抓的是南京军区空军原政委江腾蛟。空四军政委王维国,空五军政委陈励耘,空军付参谋长王飞、胡萍,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等先后被隔离审查。而职位最高,陷的最深的应该是政治局委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所谓的“四大金刚”。这几位前四野的高级干部,文革中紧跟林彪,林副主席一出事,9月24日四人即被“停职反省”。

  1971年12月21日,中央在发出的中发[1971]77号文件中认为“陈伯达在林彪的支持下,窜到华北各地乱跑乱说,拉拢和联络李雪峰、郑维山等人,丧心病狂地进行反革命游说,为林陈反党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篡党夺权作准备。”1971年1月24日就已宣布撤职的北京军区原司令员郑维山、政委李雪峰又给划到林彪集团里了。这份文件中还认为“吴法宪接连找王秉璋、王维国、陈励耘等人谈话,鼓动他们在小组会上向党发动进攻”。中央文件中指出国防科委第一副主任王秉璋猖狂“向党发动进攻”,被定为林彪死党。

  1972年3月23日,中央发出关于成都军区的中发[1972]14号文件,被点名的共6人,他们是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第二政委陈仁麒、第三政委谢家祥、第一副司令员温玉成、成都军区空军政委丁钊、民航总局政委刘锦平。文件在点到刘锦平时,说他是到四川来串连的。文件中指出:“梁兴初、陈仁麒、谢家祥三同志上了贼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文件里说“林彪一伙把温玉成派来成都军区,又先后派出死党来川进行反革命串连,同丁钊策划过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

  1972年4月25日,中央发出关于浙江省的中发[1972]16号文件,文件中点明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政委南萍,20军军长兼省军区司令员熊应堂“对林彪及其死党言听计从,积极投靠,互相吹捧,打的火热。”这份文件中还指出“林彪死党周建平、周赤萍等先后多次窜到浙江,与陈励耘等秘密串连,收集情报,策划反革命阴谋活动。”这份中央文件把福州军区政委、福建省委第二书记周赤萍也划入“林彪死党”的范围,是因为周赤萍写的小册子《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同志》在1971年重印发行几十万册,中央认定周赤萍是为了配合林彪篡党夺权。

  1972年4月27日,中发[1972]17号文件指出“程世清同志就上了贼船,并且制造谣言,篡改党的历史,积极吹捧林贼,散布谣言。”福州军区副政委、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程世清,江西省军区司令员、江西省委书记杨栋梁被隔离审查。

  1972年7月16日,中发[1972]26号文件:“龙书金同志站在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上了贼船,陷的很深,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转移斗争大方向”。新疆军区司令员、新疆革委会主任龙书金被免职。文件中还认为新疆革委会付主任、空九军政委“李全春同志是上了贼船,陷的更深。”

  1972年9月15日中央发出关于贵州省的中发[1972]38号文件:“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激烈斗争中,在我党第十次路线斗争的重要关头,蓝亦农、张荣森同志都是站在林彪反党集团一边,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蓝亦农同志的错误更严重。”昆明军区付政委、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贵州省革委会主任蓝亦农被下放劳动。

  1972年11月4日,中发[1972]42号文件下发,武汉军区副政委兼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河南省委书记王新被指责为“林彪死党”。

  1973年1月7日,中央发出关于济南军区和山东省的中发[1973]4号文件:“林彪死党先后窜来我省与易耀彩、辛国治、吴宗先、包玉清等秘密勾结,互相串连,大搞反革命阴谋活动。”这样北海舰队政委易耀彩,舰队副政委辛国治,济南军区空军司令员吴宗先,十三航校原副校长包玉清,济南军区军区第二政委、山东省委第二书记袁升平先后被审查。

  1973年2月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兼广西军区第二政治委员、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韦祖珍因为庐山会议上的表现离职接受审查。

  1973年3月中央下发关于湖南省的中发[1973]12号文件下发,讲的是广州军区副政委兼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卜占亚“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的严重问题”,认定卜占亚上了林彪的“贼船”。

  除以上提到的人外,因为“九·一三事件”,还有不少军队高级干部被打倒或者被批判,如总政治部副主任黄志勇,总后勤部副部长王希克、伊文、张明远、丁先国,陈庞、严俊、总后勤部副政委戴金川。国防科委副主任赵启民、韦统泰,国防科委参谋长梁军。海军第二政委王宏坤,海军副司令员吴瑞林。海军上海基地副政委薛安祥,军政大学政委张秀川,军政大学副校长李丙令,武汉军区政委刘丰,云南省军区政委雷远高,43军127师政委关广烈。

  空军在这次清冼中涉及到的人最多,空军副司令员曾国华,兰州军区空军副政委王绍渊,空军参谋长梁璞,空军副参谋长白云、何振亚,朱虚之,空军情报部部长贺德全,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珉,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王璞,广州军区空军政委龙道权,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空军第十二军军长解耀宗,空军三十四师师长时念堂,南空司令员刘懋功,空4军军长郑长华,胡林信(时任南空政治部主任)、高浩平(时任南空政治部副主任)、解长林(时任武空副司令员)、查全伦(时任福空副政委)、张永亮(时任空3军政委)、姬应伍(时任空4军第二政委)、冯健(时任空5军第二政委)、马运河(时任空5军副军长)、王是桥(时任空5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吴云山(时任空5军参谋长)、吉世堂(时任空6军军长)、司中峰(时任空6军政委)、沈科(时任空12军副军长兼参谋长)、张守恩(时任空 12军副军长)、马进修(时任空12军政治部主任)、马杰三(时任昆指主任)等人都被隔离审查或撤职,有些曾被认定有罪,后免于起诉或不予起诉。而林立果操纵的“联合舰队”的组成人员因地位不高,在这里不再介绍。



作者:红雨斋
来源:网上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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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1]第57号

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逃出国的通知

1971年9月18日

毛主席批示:照发。



    一、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


    现已查明:林彪背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极其秘密地私自调动三叉戟运输机、直升飞机各一架,开枪打伤跟随多年的警卫人员,于九月十三日凌晨爬上三叉戟飞机,向外蒙、苏联方向飞去。同上飞机的,有他的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及驾驶员潘景寅、死党刘沛丰等。在三叉戟飞机越出国境以后,未见敌机阻击,中央政治局遂命令我北京部队立即对直升飞机迫降。从直升飞机上查获林彪投敌时盗窃的我党我军大批绝密文件、胶卷、录音带,并有大量外币。在直升飞机迫降后,林彪死党周字驰、于新野打死驾驶员,两人开枪自杀,其余被我活捉。

    对林彪叛党叛国事件,中央正在审查。现有的种种物证人证业已充分证明:林彪出逃的罪恶目的,是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根据确实消息,出境的三叉戟飞机已于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全部烧死,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

    二、林彪叛党叛国,是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是林彪这个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的总暴露、总破产。九届二中全会上,国民党老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敢于那样猖狂进攻,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主要原因就是依仗林彪这个黑后台。陈伯达路线,实际上是林彪、陈伯达路线。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前,第一个坚持设国家主席、阴谋策划向党进攻的是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第一个站出来“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的,是林彪。审定那个“欺骗了不少同志”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和《林副主席指示》的八条语录的,也是林彪。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立即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粉碎了林彪陈伯达分裂我党、我军、篡夺党和国家的权力、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阴谋,拨正了全会的航向,使绝大多数同志在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保证了全会的胜利。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主席立即提出在全党全军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领导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一年来,经过在党内传达、揭露、批判陈伯达,一九七0年十二月开始的华北会议,毛主席十二月十六日、十二月十九日关于华北会议的两次批示和北京军区的改组,十二月二十九日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的批示,一九七一年一月八日关于反对骄傲自满的批示,二月十九日关于批陈整风重点在批陈的批示,四月十五日开始的批陈整风汇报会,全党的思想和路线方面的教育收到显著效果。陈伯达的反革命罪行被大量揭露。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空前加强,革命警惕性大大提高。各条战线都取得了新胜利。我国的国际威望日益提高。美帝、苏修内外交困,十分孤立。在这种国内外大好形势下,林彪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阴谋完全破产。这次林彪叛国投敌,正是阶级敌人绝望挣扎的表现。林彪反党到底,跟着他投敌的,只有他的妻子、儿子和死党几个人,而在紧要关头揭发林彪、叶群、林立果私调飞机、阴谋叛国投敌,为党立功的,又正是林、叶的女儿林立衡。这就说明:即使像林彪这样名声很大的资产阶级野心家,一旦背叛革命,在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内,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在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是多么孤立。这是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三、我们党是从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党经历了十次重大的路线斗争。这就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同以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为代表的六次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同以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陈伯达为代表的四次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这十次路线斗争证明,各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由于他们的阶级本性和两面作风,是很难改造过来的。陈独秀从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堕落为托派,王明从坚持错误路线而堕落为汉奸卖国贼。林彪也是如此。早在土地革命初期,林彪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毛主席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给林彪的长信,对他进行了严肃耐心的教育。遵义会议以后,毛主席指挥红军从挫折走向胜利的紧急关头,林彪带头攻击毛主席,要求中央撤换毛主席,妄图夺毛主席的权。在是否出兵抗美援朝问题上,林彪伙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抗美援朝的主张。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党乱军的主张。“九大”前夕,他伙同陈伯达妄图破坏毛主席亲自主持的“九大”政治报告的准备工作。鉴于他表示愿意改正错误,并且也为党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几十年来,直到这次叛变投敌以前,毛主席总是对他耐心教育,希望他能够改正错误,回到正确路线方面来。但是,林彪口是心非,耍两面派,终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解放军,自绝于中国人民。

    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又证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按照正确路线和政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犯了路线错误的好人,绝大多数是可以回到正确路线方面来的,阶级敌人分裂我党我军的阴谋总归是失败的。中央相信,林彪这个隐藏在党内的定时炸弹自我爆炸是大好事,必将使全党全军进一步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跟着林彪走绝路的只能是极个别的。中央号召全党同志首先是高级干部同林彪划清界限。中央对于坚决同林彪划清界限的同志,不论他过去是否受过林彪的影响,是否犯过错误,都是同样爱护而不会轻易怀疑的。各级党委应当深入揭发和严格批判林彪的错误和罪行,只要我们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我们全党必能进一步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四、当前,全党必须提高革命警惕,防止敌人破坏,必须继续加强战备。中央军委已有部署,必须坚决落实。

    五、林彪叛党叛国问题,根据内外有别、有步骤地传达的原则,目前只传达到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的党组织。有关林彪的文字、图画、电影等均暂不改动。并望切实注意严格保密。

    六、你们讨论本通知的情况和意见,望及时报告,密封专送中央。



    注:本件第一步应先印送和传达到各大军区党委常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中央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如无常委,即传达给各单位领导机构正副职人员),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和党的核心小组。九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分别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和中央党、政机关领导小组和党的核心小组中一道听取传达和讨论。如其中有不适宜听传达和讨论的,可由各单位领导机构决定除外,并报中央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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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1]第65号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扩大传达林彪事件的通知

1971年10月6日

毛主席批示:照发。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

    一、当前全国形势很好。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发生以后,中央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八日发出通知,九月二十八日又发出扩大传达范围的通知。全党全军地、师以上党委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一致拥护中央通知和中央采取的各项措施。全党全军对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叛徒、卖国贼林彪及其死党,表示了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表示坚决拥护。就是几个被林彪及其死党控制很严的单位,广大党员干部一旦了解事实真相,也同样投入了揭发批判林彪罪行的热潮。中央决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离职反省、彻底交代以后,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组织也开始对黄、吴、李、邱揭发批判。以上事实又一次证明,经过五十年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锻炼的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毛主席领导和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军队。全党全军是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反对分裂我党我军的反革命阴谋的。林彪及其一小撮死党的叛党叛国,无损于我党我军一根毫毛,反而促进了全党全军在毛主席领导下进一步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二、中央在审查林彪叛党叛国事件中,查出了大量物证人证,进一步说明:林彪叛党叛国是“九大”以来,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以来两个司令部,即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间斗争的继续。

    早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前,林彪就背着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同志,同老反共分子陈伯达勾结在一起,指挥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多次开会,多方串连,阴谋策划,妄图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林彪、陈伯达及其一伙在庐山会议上的全部活动,完全是有准备、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的。他们突然袭击,煽风点火,破坏九届二中全会原定议事日程,背叛“九大”路线,妄图分裂我党我军,向毛主席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它的性质完全是一次被粉碎的反革命政变。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在全党开展批陈整风,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同时,毛主席对林彪、对黄、吴、叶、李、邱等进行严肃批评和耐心教育,希望他们能够同陈伯达划清界限,回到正确路线方面来。但是,林彪及其一伙毫无悔改之意。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拖了七个月,黄、吴、叶、李、邱才勉强写了“检讨”。

毛主席当时曾明确批示,他们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林彪则长期称病,对毛主席批示同意的中央文件,林彪看也不看,连“完全同意主席批示”这样几个字,也要秘书摹仿他的字体代写,对毛主席和党的事业充满仇恨,躲在黑暗的角落里加紧策划新的反革命阴谋。

现已查明:林彪不但另立资产阶级司令部,而且通过他的儿子林立果纠合一小撮死党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地成立了十分秘密的法西斯特务组织,制造舆论,训练特务,收买干部,从国外进口大批特务工具,设立地下活动据点,准备反革命叛乱。今年八月,毛主席到南方巡视,沿途对各地领导干部继续进行党的路线教育,希望全党干部,要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并重申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同时,中央决定在今年国庆节前后召开党的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正当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斗志昂扬,迎接新的战斗任务的时候,林彪及其死党不顾毛主席长时期的教育和二中全会以来的挽救,在反革命道路上越走越远,梦想同无产阶级司令部再一次进行较量。在林彪直接指挥下,他们决定实行两项蓄谋已久的极其恶毒的反革命阴谋:(一)谋害毛主席。他们妄图乘毛主席巡视南方的机会,在上海或上海附近炸掉毛主席乘坐的火车。他们具体策划了炸车的时间、地点、代号、武器、方法,指定了具体执行人员。他们还策划于同一时间,在北京下手杀害中央政治局同志,并且察看了中央同志住所的地形,画了地图。林彪妄图在实现这一罪恶计划以后,立即上台,复辟资本主义。林彪这项反革命罪行的确凿证据,包括林彪的手令,林彪死党画的地图,已被中央查获。林彪指定的杀人凶手已向中央交代。(二)另立中央。林彪阴谋携带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逃离北京,另立中央,勾结帝、修、反,发动反革命内战。林彪策划这一阴谋的手令,外逃人员的编组名单,已被中央查获。参加阴谋策划的有关人员已向中央交代。以上第一项阴谋,由于毛主席的行动打乱了他们的部署,未能得逞。林彪遂于九月十二日私调飞机,准备九月十三日晨七时起飞,实行第二项阴谋。但是,毛主席于九月十二日下午回到北京,又一次打乱了他们的阴谋。林彪惊慌失措,加上林立衡向中央作了揭发,他感到阴谋暴露,就提前几小时、带着妻子、儿子及少数死党仓惶逃命,狼狈投敌,自取灭亡。黄、吴、李、邱在林彪叛党叛国以后,未向中央作任何揭发交代,中央等待十天之久,眼见他们活动频繁,毁灭罪证,遂于九月二十四日命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代。

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如果林彪叛党叛国集团的阴谋得逞,中国将沦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地、富、反、坏、右一起上台,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革命的共产党员,无产阶级,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革命青年,就要受到残酷屠杀,亿万群众就要吃二遍苦。然而,这仅仅是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痴心妄想。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坚强团结和高度警惕,已经粉碎了他们的反革命阴谋,使全世界的帝、修、反遭到一次沉重的打击。这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全国人民的伟大胜利。

    三、为了使全党全军全国革命群众早日了解林彪叛党叛国事件,中央决定:在十月中旬将传达范围扩大到地方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军队连级党员干部,空军各机组、空勤地勤成员。传达的文件是:中发[1971]57号、61号、62号、64号文件,和本通知。具体步骤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负责安排。应争取早日传达,再逐步深入地进行揭发批判。在揭发批判时,应抓住重点,着重揭发“九大”以来林彪陈伯达集团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阴谋活动,特别是林彪及其死党叛党叛国的阴谋活动,以便早日将林彪及其死党的全部罪行彻底查清。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将传达、讨论和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当作当前头一位的大事来抓。中央准备在十月下旬扩大传达到全体共产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战士、广大工人和贫下中农,各单位要预作准备,具体做法中央将另行通知。在传达和讨论中,要加强对重点单位的领导,严格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路线和政策,作深入细致的工作。随着揭发批判的逐步深入,把批判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同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结合起来。中央相信:在一年来批陈整风的基础上,只要各级党委认真领导,对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必将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

    四、目前国内外敌人对我国内形势进行种种猜测,制造许多谣言。全党全军务必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应坚决打击。中央重申:要严格执行保密规定,不得向没有听传达的传播。

    五、各级党委传达讨论情况,逐级密封上报,特别重要紧急情况可以直送中央专案组处理。

                                                中共中央

                                            一九七一年十月六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不许翻印,不许传抄,注意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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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云探访九一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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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2010-08-15

中共中央关于扩大《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
的发放范围的通知

1972年1月13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

为了加深对粉碎林陈反党集团重大意义的理解,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进一步开展革命大批判,中央决定:

一、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扩大发放范围。工、矿、企业发至班组,二十人以下的发一份,二十人至四十人的发两份,四十人以上的发三份;农村发至生产队,三十户以下的发两份,三十户至五十户的发三份,五十户以上的适当增发,居住过分分散的酌情增发,大队发二至三份;军队发至排,每排发两份;大、专院校和中学,每个教学班发两份,小学五、六年级,每个教学班发两份,教职员工平均每十五人左右发一份;商业部门发至班组和营业点,二十人以下的发一份,二十人以上的发两份:机关发至科、室,大体按每十人左右一份;街道发至居民委员会,大体上按有阅读能力的每二十人左右发一份。除地、富、反、坏、右和反动资本家外,均可阅读。

二、各省、市、自治区和地、县都应认真办好学习班,培养训练宣讲队伍。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好,亲自宣讲,和群众一起阅读学习,开讲用会、座谈会,并根据文件的精神解答群众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以加深对文件的理解。好的发言稿,请选送中央。

三、文件发至基层后,要指定双人妥善保管,不许传抄,不许个人携带外出。如有遗失要追究责任,酌予处分。

四、中央将陆续发表这类材料,均照此办理。

                                     中共中央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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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2]第4号

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的通知及附件

1972年1月13日

毛主席批示:照发。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

    现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发给你们,请你们按照中发[1972]3号文件的精神,立即组织传达和讨论。传达讨论的重点是批判林彪一伙炮制的《“571工程”纪要》反革命纲领。传达的步骤应分两步,第一步在干部中传达,第二步向群众传达。各级党委首先是党的负责干部,要认真阅读文件,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逐条逐段地批判林彪的这个反革命纲领。只有这样,才能做好组织传达讨论的工作,领导广大群众进一步展开对林陈反党集团的大批判。

中共中央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三日


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

1972年1月10日

《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主要内容是讲林彪一伙制定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l工程”纪要》。中央专案组调查了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的出笼经过和林彪一伙根据这个纲领进行反革命政变的准备情况。现报告如下:

(—)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在全党开展批陈整风,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同时,毛主席、党中央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林彪,对黄、吴、叶、李、邱,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教育。一九七0年十二月召开了华北会议,一九七一年一月底改组了北京军区。毛主席、党中央的这一重大决策,挖了林陈反党集团的墙角,使他们在首都和华北地区发动反革命政变的阴谋受到沉重打击。

    林彪一伙拒绝党的教育和挽救,死不改悔。他们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加紧策划新的反革命阴谋。

    一九七一年二月,林彪、叶群、林立果在苏州继续策划反革命政变。二月下旬,林彪、叶群派林立果从苏州去上海,接着又从上海去杭州,找他们的同伙研究和制定反革命政变计划(舒云点评:九届二中全会后,林彪和黄吴李邱是否有活动,没有证据。林立果的活动,没有证据证明与林彪有关)。三月十八日,林立果带于新野[空军党委办公室(即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下同)原副处长]从杭州回上海。当晚,林立果对于新野和巳在上海的李伟信[空四军政治部秘书处原副处长]说:“根据目前局势,要设想一个政变计划。”林立果要立即把周宇驰[空军党委办公室原副主任]从北京叫来商量,并说:“刚才已经把我们在杭州研究的情况,给‘子爵号’(叶群的代号)说了一下,她说在上海要注意隐蔽、安全。”

    三月二十日,周宇驰到上海。林立果召集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开会,研究制定政变计划。林立果说:“这件事与首长(指林彪)谈过,首长叫先搞个计划。”(舒云点评:这是李伟信的供词,说听林立果说的,首长叫先搞个计划。再没有第二个证据支持。林立果一向拉大旗做虎皮,没有证据证明林彪知道这个《五七一工程纪要》。)林立果、于新野等按照林彪的旨意和在杭州同陈励耘商量的框框,在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写出了反革命政变纲领。林立果按“武装起义”一词的谐音,将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的代号定名为《“571工程”纪要》。

    三月底,林立果在上海召集江腾蛟[南京军区空军前政委]、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南京军区空军原副司令员],开了一个所谓“三国四方会议”[所谓“三国”,是指王,陈,周;“四方”,指江,王,陈、周。],开了一整夜。据陈励耘交代,这次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舒云点评:1980年审判员“两案”,被陈励耘否定。“三国四方会议”是中央专案组搞的,实际上没有这个会议,只是几个人在一起谈团结问题,没有也不可能谈政变问题)。

    根据缴获的于新野的工作日记记载,一九七一年四月,在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期间,林彪一伙策动他们的死党周宇驰、刘沛丰[空军党委办公室原处长]、于新野等,在四月二十三日晚开了一个黑会,讨论了中央会议的形势,讨论了林彪黑司令部“根据斗争形势”,“准备加快、提前”实行“571”反革命政变计划的问题。据李伟信交代:于新野对他说,在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的时候,林彪、叶群要搞“571”,黄永胜他们也同意(舒云点评:只是李伟信一人说,再没有证据支持林彪要搞政变。至于黄永胜他们,1980年审判“两案”,没有提到黄吴李邱与“两谋”有关)。

    林彪一伙制定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l工程”纪要》(舒云点评:为什么说“林彪一伙”?林彪知道吗),已从林立果在北京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查获(舒云点评:为什么回避查获的时间和经过)。经参与政变的李伟信、刘世英[空军党委办公室原副主任]、程洪珍[空军党委办公室一处原秘书]等人证实,并经与于新野的其他记录本的笔迹核对,证明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是林彪死党于新野手记的。原文见影印件。

(二)

    根据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武汉等各地方、各部队、各单位的揭发及案犯的交代,林彪一伙按照《“571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纲领,从多方面进行了反革命政变的准备。

    一、建立反革命政变的组织和据点

    早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前,林彪就指挥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采取种种恶劣手段,拉山头,搞宗派,结成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与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相对抗(舒云点评:林彪没有和陈、黄吴李邱结成资产阶级司令部)。林彪、叶群继续大量搜集古今中外政变的材料,挖空心思地研究反革命政变的伎俩(舒云点评:林彪518讲话是根据毛泽东要求讲的)。在林彪一伙的操纵下,建立了以林立果为头子的反革命别动队“联合舰队”,在上海、广州等地建立了“分舰队”和所谓“左派组织”。林彪说:“林立果不但要指挥空军的小联合舰队,全军的大联合舰队也要归他指挥”(舒云点评:林彪和林立果不是一回事。林彪也没有说过“大舰队”也归林立果指挥的话)。

    按照《“57l工程”纪要》的计划,一九七一年三月底在上海召开的所谓“三国四方会议”,对执行反革命政变计划作了组织上的准备和分工。据缴获的程洪珍的工作日记记载:这次会议,“组织上明确了三点,每点的头:上海──王(维国),杭州──陈(励耘),南京──周(建平),互相配合。江(腾蛟)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舒云点评:如果程洪珍的工作日记是真,那也是林立果的臆想,而他并没有对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说过。王、陈、周三人毫不知情)。”

    林彪指使林立果、周宇驰等人,在北京、上海、广州、汕头和北戴河等地,设立了十多处反革命秘密据点(舒云点评:没有证据证明林彪知道林立果的这些活动)。从这些秘密据点里查获了大量的通信、电台、窃听、录相、录音、照相、警报器等进行特务活动的器材装备,大量的枪支弹药,窃取的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文件。他们在这些秘密据点里,召开黑会,秘密串连,收集情报,训练骨干,策划各种阴谋活动。

二、制造反革命政变舆论

    林彪一伙根据《“57l工程”纪要》拟定的“掌握舆论工具,开展政治攻势”的反革命计划,四出活动,为林彪发动政变,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舒云点评:所谓“林彪一伙”,在法律上是不被承认的,这个中央文件老是出现林彪一伙,是在偷换概念,把林立果换成林彪)。

    林彪一伙到处进行反革命宣传,挑动干部,分裂军队,欺骗群众。他们说:“现在形势很紧张”,“路线斗争尖锐复杂”,“现在的斗争是争夺领导权的问题”,“是有人要夺林副主席的权”,“林彪不当国防部长,就完全架空了”。他们说:“要特别注意九、十两个月。九月开三中全会,十月开四届人大,这是权力再分配的斗争,斗争的实质是保卫接班人的问题,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反革命谬论(舒云点评:这些话都不是林彪说的,所以又用了一个“林彪一伙”),是林彪提出的“要设国家主席”的反党纲领(舒云点评:林彪同意设国家主席,但设国家主席并不是林彪提出来的。设国家主席也不是反党纲领)的继续和发展,更加露骨地暴露了林彪篡党夺权的野心。

    他们狂热地吹捧林彪,到处散布黄永胜、李作鹏、刘锦平[民航总局原政委]等人炮制的恩格斯、斯大林、林彪“三大助手”中,“林彪是最好的助手”、“最光辉的助手”的谬论。黄、吴、李、邱等人在北京、河北、山西、湖北等地建造林彪纪念馆,为林彪树碑立传。周赤萍[福州军区原政委]写的《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同志》,吹捧林彪是部队的“统帅”,“非凡的天才”,“一贯正确的英明的领导者”,在政变前的几个月内再版三百万册,向军内外广为散发。他们叫嚣《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一文,没有突出林彪的“功绩”,他们炮制了歪曲党的历史的党史材料和所谓“两条路线教育材料”,大肆吹捧林彪(舒云点评:吹捧林彪是因为九大党章写上了林彪是接班人。林彪本人对此是抵触的)。林彪一九六九年写了一首反动诗词《重上井冈山》,词中说,“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明目张胆地攻击毛主席,要翻历史的案(舒云点评:本人所著《林彪画传》讲过,红旗到底打得多久不是林彪的思想,而是林彪从下面搜集的群众的思想,请毛泽东作答)。叶群、黄永胜、李作鹏、吴法宪把林彪的这首反动诗词谱成歌曲,一九七一年五月再次秘密录音。同时,林彪一伙利用一九七一年七月召开的空军某部现场会议,再次掀起吹捧林立果的反革命妖风。林彪一伙胡吹林立果是“群众的最好领袖”,是“第三代的接班人”,林立果那个所谓“讲用报告”,是“第四个里程碑”(舒云点评:吹捧林立果当然不对,但是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在当时有错吗?为什么不批判)。

    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继续反对“九大”路线,反对毛主席圈去三个副词的指示,攻击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文献,抗拒对唯心论的先验论的批判(舒云点评:九届二中全会后,林彪没有任何行动,他也没有检讨,他认为自己没有错)。林彪一伙坚持“天才”的反党纲领,顽固地认为,人的才能是先天就有的,否定人们的社会实践。林彪一伙到处大讲“天才”,胡说什么“天才论不等于先验论”,不承认天才,“是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与唯物主义的可知论的混合”,“极左派把天才加以唯心主义的虚无主义的解释,然后大加批判,这是诡辩论”。他们鼓吹“应是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的反动观点,继续吹捧林彪、林立果是天才,叫嚣“我们要承认天才,学习天才,宣传天才,保护天才”,为林家父子封建法西斯王朝上台作舆论准备。

    三、妄图拉拢某些部门、某些部队的一些人,为林贼篡党夺权服务

    林彪、叶群、黄、吴、李、邱一伙,采用封官许愿,请客送礼,接见照像,参观游览等种种手段,搞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妄图分裂党、分裂军队,欺骗和拉拢某些部门、某些部队的一些人。从一九七一年三月到九月初,林彪一伙派出了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江腾蛟、刘锦平、王维国、陈励耘、王飞[空军司令部原副参谋长]、胡萍[空军司令部原副参谋长]、鲁珉[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原部长]、李伟信等,先后分别窜到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武汉、成都等地,进行反革命游说和反革命阴谋活动(林彪、叶群、黄、吴、李、邱、刘锦平、王维国、陈励耘、王飞、胡萍、鲁珉等人没有进行反革命活动)。

四、秘密建立反中央政治局同志的黑“专案”

    在林彪的指使下,林彪一伙秘密地组织亲信,收集和复制反中央政治局同志的黑“材料”,甚至私设反中央政治局同志的秘密的“专案组”。这些黑“专案组”,由黄、吴、叶、李、邱直接控制,亲自出面布置任务,批阅和修改黑“材料”。他们采取捏造事实、制造谣言、肆意中伤等反革命手段,阴谋陷害中央政治局同志,为发动反革命政变作准备。

    在林彪的支持下,黄、吴、叶、李、邱对反对过他们的革命干部和群众,进行残酷迫害,私立专案,私设监狱,违法乱纪,草菅人命,实行法西斯专政(舒云点评:从1980年审判“两案”对黄吴李邱的判决书看,他们的“诬陷”是应该归到文化大革命的名下,而不应由他们个人负责)。

    五、秘密组织为反革命政变服务的武装力量

    林彪一伙根据《“57l工程”纪要》拟定的反革命计划,在上海由王维国组织了名为教导队、实为反革命政变服务的武装力量。这个教导队规定在政治上,要培养对林彪、林立果的“感情”,欺骗和蒙蔽战士要“自觉”做到在林立果的指挥下,“誓死捍卫”林彪和林立果,“狂风恶浪不动摇,海枯石烂不变心”。在军事上,进行“步兵动作、打靶、刺杀、捕俘、格斗”等训练,并配备了最好的武器。

    林彪一伙根据《“57l工程”纪要》提出的“领”和“自造”武器的两项办法,通过合法的和非法的形式,搞到了一批武器装备,为反革命政变作准备。

林彪一伙丧心病狂地准备使用火焰喷射器、炸药、爆破器材、毒气航弹等,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

    六、建立反革命特务组织

    林彪一伙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秘密地组织了所谓“调查小组”、“技术小组”、“战斗小分队”等反革命特务组织。林立果通过米家农[广州民航局原政委]组织的“战斗小分队”,就是这种性质的组织之一。这个组织成立后,曾强迫队员集体向林彪、林立果多次宣誓效忠。林彪一伙规定的誓词说:“永远忠于林副主席”,“一切听从副部长的调动,一切听从副部长的指挥,我们要做副部长的宣传员、保卫员、通讯员、战斗员”,“我们要成为宣传副部长的先锋,捍卫副部长的尖刀,紧跟副部长的闯将”。这个“战斗小分队”有自己的反动“队歌”,有多种联络密语和暗号。还规定了法西斯纪律:不准探亲,不准亲友来队,不准单独活动,不准恋爱结婚,不准单独谈话,谈话者必须三人以上,不准随便打电话,通信要经过审查,不准泄露“林副部长”的秘密活动,等等,违者要受到批判或处分。这种“战斗小分队”的人员,绝大多数是受蒙蔽的青年,他们是可以教育好的。

    七、秘密组织情报网,进行特务情报活动

    林彪一伙根据《“57l工程”纪要》拟定的“情报保障,掌握三个环节:搜集、分析、上报”的反革命计划,在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地组织了情报网。他们使用打进去拉出来、安钉子、搞窃听、暗中监视等特务手段,搜集情报,掌握动态,上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林彪一伙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想方设法探听毛主席的行动路线。

    林彪一伙千方百计窃取毛主席到南方视察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的谈话内容。一九七一年九月上旬,刘丰[武汉军区原政委]、王璞[广州军区空军原司令员]、顾同舟[广州军区空军原参谋长]、陈励耘、王维国等人,把毛主席同一些负责人的谈话内容,报告了林彪,为林贼发动反革命政变选择时机,提供了线索。

    他们还在中央某些要害部门安插亲信,为他们“站岗放哨”,探听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动向。

    他们还大量地搜集许多地方和军区负责人的动态情报,从北京、广州等地的秘密据点里查获了大批手抄的这种情报。

    八、为反革命政变建立通信网

    林彪一伙按照《“57l工程”纪要》拟定的准备“通讯器材,包括01工程”的反革命计划,在上海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研制电信通信装备。林彪一伙大量盗用通信装备器材,私调几十对专线,以北京为基点,组织秘密通信网。他们还试制了代号为“01工程”的无线电收发报机。林立果要求这种收发报机,通信速度快,保密性能好,体积小,便于伪装,要求能在市内进行无线电通信联络,在发动反革命政变时使用。

    九、秘密进行驾驶直升机,坦克、水陆两用汽车训练

    林彪为了进行反革命政变,指使其死党林立果、周宇驰,秘密进行飞行训练和驾驶坦克、水陆两用汽车的训练(舒云点评:林立果、周宇驰进行飞行、坦克训练,林彪不知道)。林立果、周宇驰等人,先后十次去某坦克部队秘密学习驾驶坦克。从一九七一年五月份起,周宇驰开始秘密学习驾驶直升机。七月,周宇驰以练习直升机的飞行作掩护,先后飞到南昌、庐山、广州、郑州等地,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八月至九月初,周宇驰从北京多次飞往北戴河,给林彪、叶群递送情报,密谋发动政变。在北戴河据点,秘密建立了一个直升机机场。他们还私调和仿造水陆两用汽车,在北戴河海面进行驾驶训练。

    十、盗窃航行资料,为叛国投敌作准备

    林彪、叶群指使周宇驰,从空军司令部窃取了我国三北地区雷达兵部署图,可作导航用的我国周围各国广播电台频率和时间表,港澳航线图以及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航线图、机场位置、呼号、频率表,华东、中南几个省一、二、三级机场资料等(舒云点评:林彪没有指使周宇驰窃取雷达图,周宇驰是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他经过副参谋长王飞,向航行局明正言顺要的)。林立果、刘沛丰等还窜到广东深圳、沙头角,拍摄了大量地形照片。他们还乘坐飞机,越过规定的航线,察看了九龙的地形。林立果说:“万一情况紧急了,可以让首长(指林彪)到香港指挥、遥控”。

    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一伙按照蓄谋已久的《“571工程”纪要》反革命纲领,“破釜沉舟”,发动政变。林彪如同一切反动派一样,是注定要灭亡的。他们的反革命“联合舰队”迅速地沉没在中国人民的汪洋大海里了,而毛主席率领的伟大中国人民的革命舰队,正在乘风破浪地胜利前进。他们鼓吹的“江田岛精神”,不但仓惶逃命的林彪、叶群、林立果不实行,一小撮死党中的大多数人也是不实行的。在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下,受林彪一伙欺骗和蒙蔽的人们,绝大多数都在觉醒起来,反戈一击,揭发和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参与反革命政变的分子,大多数正在向党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党我军我国人民取得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阴谋的又一次伟大胜利(舒云点评:本节指出林立果的活动,没有林彪知道的证据)。

(三)

    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将《“571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全文印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好处极大。林彪的《“571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纲领,同它的作者们一道,已经被人民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它如同一切反革命文件一样,并不是成功的纪录,而只是失败的纪录,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林彪及其一伙怎样耍两面派呢?他们怎样以假象欺骗我们,而在暗地里却干着我们意料不到的事情呢?这一切,广大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是不知道的。这个反革命纲领,具有极大的尖锐性和鲜明性,彻底地揭露了林彪及其一伙的伪装,使我们看清了他们的真面目。林彪这个口口声声喊着“高举”、“紧跟”、“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家伙,原来是一个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挂着共产党的招牌,实际上极端仇视毛主席、极端仇视共产党、极端仇视中国人民解放军、极端仇视中国人民、极端仇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叛徒、卖国贼!

    《“57l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纲领,是地、富、反、坏、右和帝、修、反多年来反华、反共、反人民的各种反动观点的大杂烩。它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肆意污蔑我们党在毛主席领导下半个世纪的革命历史,一笔抹煞全国人民长时期英勇奋斗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把国内外大好形势说得漆黑一团。它捏造事实,制造谣言,挑拨离间,恶毒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上,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为了篡改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总是用“独裁者”、“暴君”这种胡言乱语,诽谤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第一国际时代的阴谋家巴枯宁,曾经咒骂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独裁者”[恩格斯致奥•倍倍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三八七页。]。第二国际时代的叛徒考茨基,也曾经咒骂列宁是“独裁者”[考茨基,《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第三十四页]。第三国际时代的叛徒托洛茨基,曾经咒骂斯大林是“专制君王”[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第五四○页]。以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又疯狂攻击斯大林是“迫害狂”[赫鲁晓夫:在苏修二十大的秘密报告]、“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赫鲁晓夫:一九六二年在苏联政府“五一”招待会上的讲话]。林彪和林彪一伙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攻击,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阴谋家、叛徒们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攻击,一模一样。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由于他们共同的反动阶级本性,由于他们共同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思想体系所决定的。

    对国内外阶级敌人的这种攻击和谩骂,毛主席早就痛斥过。毛主席在一九四九年《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在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主席发表了《破除迷信》的重要讲话。当毛主席讲到“秦始皇是一个厚今薄古的专家”时,林彪插话指责“秦始皇焚书坑儒”。毛主席当场驳斥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得比他多。我们在镇反中,镇压了几十万反革命,我看有四万六千个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坑掉了。我跟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他们说得不够,往往还要我们加以补充。”

    林彪的这个反革命纲领,这样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中央负责同志,恶毒攻击我们的党,恶毒攻击中国人民解放军,恶毒攻击我国工人、农民、革命干部、红卫兵、知识青年和其他革命人民,它的实质,是反对党的“九大”路线,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改变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国内,他们要联合地、富、反、坏、右,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在国际,他们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苏联美反华反共反革命。如果他们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得逞,中国就会象毛主席曾经指出的那样:“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但是,林彪一伙的反革命阴谋是绝不能得逞的。他们同一切反动派一样,总是错误地估计形势,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的力量。他们是极端狂妥,又极端虚弱的。他们所谓的“基本力量”和“可借用力量”,不过是这伙反革命自己的如意算盘,真正死心塌地跟着他们搞反革命政变的,只是一小撮。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内,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林彪一伙图谋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只能是痴心妄想。

    毛主席指出:“以损人的目的开始,以害己的结果告终。这将是一切反动政策的发展规律。”林彪一伙正是按照这条规律办事的。我们要搞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林彪一伙要搞修正主义;我们要团结,林彪一伙要分裂;我们要光明正大,林彪一伙要搞阴谋诡计。总之,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林彪一伙要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倒行逆施,根本违背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违抗我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妄图把已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扶植起来,扭转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前进的巨轮。其结果,就只能叛党叛国,身败名裂,粉身碎骨,自取灭亡。

    一九六六年七月,毛主席曾经指出过:“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

    林彪及其一伙是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的代言人。他们在《“57l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中咒骂革命的话和他们的反革命策略,必将激起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也必将引起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共鸣。这是可以预料到的。我们相信: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我国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能够认真地研究这个反革命文件。通过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这个反革命纲领的逐条逐段的批判,通过对林陈反党集团的揭发和批判,并且同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结合起来,必将大大提高我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敏感,大大激发我国人民战斗的意志,坚决地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一切阴谋诡计,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进一步地巩固起来。

    附件一:反革命政变纲领《“57l工程”纪要》(影印件)

    附件二: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原文印件)(略)

    附件三:李伟信的笔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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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云探访九一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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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圣骑士
只看该作者 地板  发表于: 2010-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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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2]第24号

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的通知及材料


1972年7月2日

毛主席批示:照发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

    现将《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即中央专案组选印的《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罪证》,发给你们,请你们按照中发[1972]3号文件的精神,立即组织传达、阅读和讨论。

    各地在传达讨论“材料之三”时,要以《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为武器,深入进行批林整风运动,进一步揭发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展开对林彪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

    各地在向群众传达有关第十次路线斗争的毛主席重要讲话、批示和中央文件时,采取了总结试点经验,开办学习班,重点培养骨干,然后向群众普遍展开传达宣讲的办法。这些办法是行之有效的。“材料之三”的传达方法,各地可以按照自己的经验,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进行。关于向群众传达的中央文件的蒙、藏、维、哈、朝少数民族文字的翻译问题,由民族出版机构负责解决。

     中共中央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日


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

一九七二年七月

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罪证

目录

前言

第一部份林彪反党集团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罪证

一、林彪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动员令和他提出的反党纲领

1、林彪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反党讲话录音记录稿

、林彪提出“设国家主席”的反党纲领和他妄图实现这个反党纲领进行的阴谋活动

二、林彪反党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向党发动的猖狂进攻

1、陈伯达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华北组制造的五大谎言

2、叶群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中南组煽风点火

3、吴法宪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西南组散布的谎言

4、李作鹏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中南组散布的谎言

5、邱会作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西北组散布的谎言

6、黄永胜炮制向党进攻的发言稿的罪行

三、林彪反党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的地下阴谋活动

1、李作鹏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四日晚给叶群的亲笔信

2、叶群私自收回的她在中南组的发言记录和叶群、黄永胜炮制的假证明

3、陈伯达给林彪出谋献策的电话记录稿

4、林立果亲笔写的与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的密谈要点

5、吴法宪的亲笔交代

6、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林立果在庐山一次密谋后的合影

7、林彪反党集团在庐山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失败后,在九江机场飞机上的合影

第二部份林彪反党集团准备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罪证

一、林彪擅自发布的所谓“第一个号令”

二、林彪、黄、吴、叶、李、邱的结盟反党活动

三、林彪给周宇驰、刘沛丰的亲笔信

四、吴法宪对林立果、周宇驰等人的任职命令

五、林彪的反动词《重上井冈山》及其谱曲

六、林彪、叶群耍反革命两面派的一个记录

七、林彪打着“备战”的幌子,为篡党夺权进行的“七二三视察”

八、林彪反党集团为发动反革命政变编造的陷害中央政治局同志的黑“材料”和收集的情报

九、林彪、叶群为研究反革命政变伎俩搜集的资料

十、周宇驰在林彪操纵的反革命别动队小“联合舰队”一次会上的发言记录(节录)

十一、“上海小组”的《入组须知》原稿

十二、反革命别动队小“联合舰队”的特务情报活动

十三、林立果在上海秘密召开的所谓“三国四方会议”

十四、于新野关于“准备加快、提前”实行“571”反革命政变计划的记载(节录)

十五、周赤萍对林彪的吹捧

十六、林彪反党集团为篡党夺权制造的反革命舆论

十七、反革命别动队小“联合舰队”的一次黑会的记录原件(节录)

十八、林彪死党林立果等建立的反革命秘密据点

十九、从秘密据点缴获的林彪反党集团进行反革命政变活动的大批器材

二十、周宇驰秘密进行驾驶直升飞机的飞行训练

二十一、林立果秘密进行驾驶水路两用汽车的训练

第三部份林彪反党集团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另立中央,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和失败后叛国投敌的罪证

一、林彪反革命政变手令

二、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

三、王飞的亲笔供词

四、在林彪反党集团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前夕,叶、黄、吴、李、邱进行频繁的电话联系

五、叶群亲笔写的几个反革命政变骨干分子的代号

六、黄、吴、李、邱等人向林彪、叶群报送的情报

七、程洪珍关于林彪反党集团谋害毛主席、中央政治局同志的阴谋活动的记载

八、林彪反党集团为谋害毛主席准备使用的伊尔-10强击机

九、鲁珉的亲笔供词

十、江腾蛟的亲笔供词

十一、林彪反党集团为谋害中央政治局同志秘密描绘的钓鱼台地形图

十二、王飞的亲笔供词

十三、王飞等七人黑会拟定的随从林彪、黄、吴、叶、李、邱南逃广州人员名单

十四、刘世英的亲笔供词

十五、林彪等南逃广州准备乘坐的飞机起飞时间表

十六、李伟信关于南逃广州飞机途经上海给王维国的电话通知

十七、胡萍的亲笔供词

十八、李作鹏窜改中央命令的阴谋和山海关机场值班记录、值班员的说明

十九、林彪、叶群仓惶逃命时丢下的准备带走的我党我军大批绝密文件

二十、林彪、叶群等仓惶逃命、叛国投敌时的狼狈相

二十一、林彪、叶群等仓惶逃命目击记

二十二、林彪、叶群所乘256号三叉戟飞机仓惶起飞时碰坏的加油车顶部和飞机右翼碰下的碎片

二十三、林彪、叶群等叛国投敌所乘三叉戟飞机坠毁的现场

二十四、周宇驰等所乘外逃被我迫降的直升机

二十五、从被我迫降的直升飞机上缴获的林彪叛党叛国罪证的一部分

二十六、李伟信的亲笔供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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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2] 第25号

中共中央关于批发《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
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的通知及附件材料

1972年7月2日

毛主席批示:照发。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

    现将中央专案组《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和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证,发给你们,请你们按照中发[1972]3号文件的精神,组织传达、阅读和讨论。

    陈伯达到延安以后直至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的反革命罪行,还在继续审查中。有关陈伯达罪行的揭发材料,望各地继续报送中央。

     中共中央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日


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

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

1972年7月1日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发动的反革命政变,首先揭露了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陈伯达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博主按:如果说陈伯达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反“九大”路线,那陈伯达是大英雄啊)。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批判了陈伯达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驳斥了他的谣言和诡辩,揭露了他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的面目。一九七0年九月六日,在九届二中全会闭幕的会议上,党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经过全党批陈整风运动的揭发和批判,经过陈伯达专案组的深入调查,取得了陈伯达反革命罪行的大量物证、人证、旁证。一九七一年三月,毛主席指出:“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所以他反党乱军,挑动武斗,挑动军委办事组干部及华北、军区干部,都是由此而来。”

一、陈伯达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

    陈伯达出身于“四代书香”门第的破落封建官僚家庭。他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期间,他一贯站在国民党右派立场,进行反共反革命的罪恶活动。

    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陈伯达在受漳厦护军使臧致平、当地警察厅长杨遂等操纵的厦门通俗教育社担任编辑工作。一九二五年春,在厦门,陈伯达经国民党右派黄振家介绍,参加国民党。同年,与黄振家、梁龙光等组织国民党反共团体“孙文主义学会”。

    一九二五年九月,陈伯达在《洪水》杂志第一卷上发表《努力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工作》的反共文章,辱骂共产党“是走入迷路的糊涂虫”,“盲目胡言,自送死地”。他叫嚣要把这种“妖怪”“一扫而空”,就是要消灭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六年三月,陈伯达策划和指点国民党右派,对中共广东党、团区委派到厦门招收农民讲习所学员并帮助当地党、团发展组织的特派员,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围攻,质问我党特派员“来厦门有何任务、企图和阴谋”,诬蔑“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已失败”,诬蔑中国共产党是“卢布党”。

    一九二六年夏秋之交,在广州中山大学,陈伯达和黄振家等“孙文主义学会”派反共分子,拥护国民党极右派邹鲁等召集的“西山会议”,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反对国共合作,叫嚷“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肆意毁骂“共产党居心不测”,“苏俄包藏祸心”,反对和破坏共产党组织的进步学生团体,辱骂共产党员“都是领苏联津贴的‘卢布客’”,“可鄙”。

    一九二六年秋至一九二七年四月,陈伯达先任国民党汕头市党部秘书,接着投靠国民党军阀张贞,任少校秘书,并兼任何应钦办的东路军军官学校政治教官。他为张贞起草反动文告,进行反共宣传,从事反共活动。

二、陈伯达一九二九年在莫斯科参加托派组织,回国后继续进行托派反共活动

    一九二七年陈伯达混入党内不久,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二八年,他同万志凌等人一起,从事托派反共活动。陈伯达读了万志凌传给他的攻击斯大林和联共党的托派文件,听了万志凌散布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托派理论和诽谤斯大林、吹捧托洛茨基的反革命言论,他都完全同意。一九二九年四、五月间,经中山大学托派领导机构五人小组成员万志凌介绍,陈伯达参加了托派组织,接受万志凌的领导。陈伯达利用同乡、同学的关系,秘密组织阅读托派文件和托派书籍,暗中操纵程小孩(即程先奇)、郑洪涛等人进行托派反共活动,为托派组织筹集活动经费。莫斯科中山大学联共(布)清党时,万志凌等一些托派分子被苏维埃政府逮捕。陈伯达攻击说:“这简直是恐怖政策”,“斯大林是独裁专制”。他暗中活动,告诉其他托派分子注意隐蔽,“不要往前冲了”。托派分子万志凌等被判处流放时,陈伯达唆使一些人反对流放,要求将万志凌等人送回国内。万志凌流放临行前,陈伯达还特意送他五十个卢布,表示对托派的忠诚。

    一九三0年陈伯达回国后,继续进行托派反共活动。一九三三年,他参与了托派头目张慕陶分裂中共抗日同盟军前敌委员会的阴谋活动。一九三四年,陈伯达同托派头目杜畏之狼狈为奸,为张慕陶托派反共活动出谋划策。杜畏之主张,张慕陶等人既然政治路线与中国共产党不同,就应另外成立一个党。陈伯达则主张:“路线虽有分歧,但这伙人不应脱离共产党,只应成为党内一派,以自己的主张影响党,在党内夺取领导权。”

    关于中国革命的策略问题,陈伯达同杜畏之的意见一致,都是只要城市,不要农村,只要工人,不要农民,对农村武装斗争不抱什么希望。这是中国托派在三十年代的基本主张。陈伯达一九三四年向党组织提出的《怎样组织与怎样斗争》的意见书中,还企图用这种观点来改造党,妄图否定中国革命要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他在意见书中说:“苏区各地革命的深入,与白区革命运动的开展是目前中国苏维埃红军胜利的保障,然而这还不是绝对的保障,绝对保障还是要依赖于几个中心城市以至于全国的革命胜利”。

对于中国社会史的看法,陈伯达完全同意苏联托派头子拉狄克和中国托陈取消派陈独秀等人关于中国历史上没有奴隶社会阶段的观点。一九三五年五月,他在《殷周社会略考》一文中说,“无论是从地下的发掘,或古代遗下最可靠的文书,我们还没有发现出中国曾由氏族社会转化为奴隶社会之历史的存在。”中国是“空白奴隶社会的阶段,而径由氏族社会转化为封建社会的”。从三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中期,陈伯达发表了许多文章,大肆宣扬这种托派思想,否认马克思揭示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

三、陈伯达一九三一年在天津被捕叛变,成了特务

    一九三一年四月八日,陈伯达在天津英租界集贤里被捕。在敌人审讯时,陈伯达供认了组织关系,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在省里搞宣传工作”;供出了“集贤里是共产党河北省委机关”,同案人“全是共产党员,有的担任组织工作,有的搞通讯工作,有的担任缮写、印刷或者帮助别人搞工作”;供出了许兰芝、陈源道、刘一鸥、史连甲等人的组织身份和组织活动;供出了曾在莫斯科学习过的同案人的真实姓名。敌人在复审其他人时,证明陈伯达的供词属实。

    一九三一年九月,陈伯达转押北平草岚子监狱。在狱中,他向敌人写反共呈文,说他并不赞成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他在狱中写信给国民党军阀张贞的叔父张达卿,向张贞求救。张贞出款两千元,由王雨亭、陈文总出面到北平活动,经邰中复的父亲邰斌山(东北军少将)的关系,陈伯达写了“改过书”,办了自首手续,于一九三二年二月出狱。陈伯达出卖组织,出卖同志,是一个可耻的叛徒。

    陈伯达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他出狱后,继续与国民党军阀张贞、美蒋特务陈文总、河北省国民党党部特务室主任林光耀等保持联系,从事反共活动。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正当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入华北的时候,陈伯达抛出《论谭嗣同》一书,鼓吹帝国主义“侵略有功”的反动理论,鼓吹甲午战争后“联日”“是具有相当进步的意义的”,赤裸裸地宣扬卖国主义。

    一九三四年,陈伯达鼓吹合法主义,取消革命斗争,强调华北并未沦亡,反对党提出的武装抗日的主张。

    一九三六年九月,陈伯达发表《文学界两个口号问题应该休战》的反共文章,站在王明,刘少奇一边,支持周扬等“四条汉子”炮制的“国防文学”的反动口号,反对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陈伯达在文中说:“我认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不可驳倒的。就是那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的人,也不能否认这口号的正确性。‘国防文学’──这是联合战线的口号。”他还攻击“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不是联合阵线的口号”。同时,陈伯达同章乃器等人一起,推行王明投降主义路线,在《读书生活》第四卷第九期搞了一个“国防总动员特辑”。在这个特辑中,他抛出《哲学的国防动员》的文章,提出了反共卖国,同大资产阶级搞“合二而一”的“国防哲学”,并提出了所谓“新启蒙运动的建议”。自一九三六年九月至一九三七年夏,陈伯达连续发表了十篇文章,从资产阶级的“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出发,为“新启蒙运动”提出一套适应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需要的政治纲领,企图把当时的一切文化运动纳入国民党反动派的轨道。

    一九三八年六月,陈伯达抛出了《三民主义概论》这个反共纲领。在这本黑书中,他抹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同旧三民主义的原则区别,抹杀共产主义同三民主义的原则区别,狂热地宣扬蒋介石那一套反动的三民主义,吹捧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他宣扬三民主义不仅要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的和中古制度的奴役之下解放出来,而且将来更要转变到社会主义去。他这本黑书的要害,就是妄图用三民主义来对抗和代替共产主义,溶化和取消共产党。在这本黑书中,陈伯达明目张胆地篡改和捏造历史,对叛变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举行了十年“剿共”战争,血腥屠杀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独夫民贼蒋介石和大汉奸汪精卫,奴颜婢膝地、恬不知耻地极尽歌颂吹捧的能事。他摘引了蒋介石、汪精卫的言论之后,接着吹捧说:“正是因为当时主要的国民党领袖,是这样不为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诡计所动摇,这样坚决地继续中山先生和仲恺先生的精神和政策,结果才把陷于‘四面楚歌之中’的革命广州挽救过来,终于能够排除万难,克服大敌,转危为安,使革命势力得以继续发展和扩大。如果不是这样,那末,真要如古人所说的‘汉之为汉,未可知也’了。”他在书中鼓吹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投降主义路线,妄图取消边区,统一于国民党反动政府。

    一九三八年,陈伯达把这本黑书托王明带到重庆出版,向国民党献媚。一九四六年,陈伯达配合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在这本黑书中,特别加进鼓吹“和平过渡”的反动内容,再版抛出。

四、陈伯达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同苏方人员秘密来往,进行阴谋活动

    一九四九年末至一九五0年初,毛主席访问苏联,陈伯达随行。当时,中苏会谈一度遇到苏方制造的困难和障碍。在这样的关键时刻,陈伯达竟然采取“老鼠搬家”的罪恶行动,背着毛主席,同苏方秘密来往。他接受苏方的邀请,同苏方人员密谈。他出席观看丑化和污蔑中国革命的芭蕾舞剧《红罂粟花》,并同该剧的编导座谈。他背着毛主席、党中央,私自答应苏方的要求,让历史上犯过严重政治错误并同苏联特务机关有密切关系的陈昌浩回国。他为了向苏方表明他反对毛主席在中苏会谈中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立场,竟然不同毛主席住在一起,而搬到驻苏使馆去住。他在莫斯科会谈期间,行踪诡秘,同苏方搞了一些不可告人的勾当。回国后,陈伯达继续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同苏方人员罗申、尤金、费德林等人秘密来往。对苏方人员尤金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陈伯达不仅没有任何抵制,而且充当了他们反毛泽东思想的应声虫。

五、陈伯达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一贯坚持修正主义,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四次路线斗争中,陈伯达都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头子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勾结在一起,反对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解放初期,陈伯达参与了高饶反党联盟分裂党,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积极帮助高岗修改《荣誉是属于谁的?》一文,为高岗捞取政治资本。他给高岗通风报信。高岗为篡党夺权准备的材料,给陈伯达看过,得到陈伯达的支持。

    一九五九年第一次庐山会议,陈伯达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参与了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彭德怀抛出向党进攻的信件。当天晚上,陈伯达当众向彭德怀说:“彭老总,你的信写得很好,我们都支持你。”他同彭德怀紧密配合,恶毒攻击党的总路线,疯狂反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支持彭德怀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恶活动。

    陈伯达长期为刘少奇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出谋划策。他同刘少奇一道,鼓吹发展资本主义,“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反对和破坏农业合作化。他反对和破坏毛主席领导的思想文化领域中反对资产阶级的历次大斗争。他伙同刘少奇炮制了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谬论,背着毛主席,把这个修正主义的黑货塞进了“八大”决议,妄图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路线强加给全党。在大跃进的高潮中,他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反对毛主席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在现阶段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正确论断,否定价值法则、商品生产和货币作用。接着,他又从极右的方面反对党的总路线。一九六一年第二次庐山会议期间,他背着毛主席、党中央,私自下山,大肆搜集反对总路线的黑“材料”,炮制和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他到处叫嚷要发展个体经济,搞单干,妄图从组织上瓦解人民公社。他又大肆鼓吹“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妄图瓦解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在一九六二年党的七千人干部大会期间,他参与起草刘少奇的黑报告,竭力夸大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叛徒集团反华造成的暂时的经济困难,猖狂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同刘少奇一道,公开提出和推行“三自一包”的修正主义路线。他积极帮助刘少奇整理和修改黑《修养》,并在《红旗》杂志上重新发表。在四清运动中,他是刘少奇推行形“左”实右的路线、贩卖反革命“桃园经验”的主要帮凶。他公然提出要刘少奇管“四清”和农业,反对毛主席对我党统一集中的领导,帮助刘少奇篡党夺权。

    早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前,陈伯达就投靠林彪,同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勾结在一起,采取种种恶劣手段,拉山头,搞宗派,结成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林彪、陈伯达一伙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文革,长期进行地下秘密活动,大搞阴谋诡计,妄图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他们利用窃取的权力,提出许多形“左”实右的反动口号,挑动干部,欺骗群众,煽动极“左”思潮,挑拨离间,制造分裂,疯狂反对党中央,反对人民解放军,破坏革命委员会,破坏我国的对外关系。林彪、陈伯达是反党乱军,挑动武斗的罪魁祸首,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是国内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和帝、修、反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许多鬼事情的根子就在这里。

    林彪反党集团经过长期的密谋策划,在一九七0年八月的庐山会议上向党进行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进攻,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他们突然袭击,煽风点火,破坏九届二中全会原定议事日程,背叛“九大”路线,妄图分裂我党我军,向毛主席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陈伯达为林彪发动反革命政变,实现两条反党纲领,私拟了“设国家主席”的宪法条文,炮制了“称天才”的材料,修改了林彪八月二十三日的反党讲话,制造和散布了五大谎言。大量事实证明,陈伯达是这次反革命政变的主犯之一。

    陈伯达是一个反革命两面派的政治骗子。长期以来,他竭力伪装自己,采取造谣和诡辩的手法,欺骗党,欺骗群众。现在,经过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揭发,专案组的调查,证实陈伯达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

    陈伯达到延安以后直至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的反革命罪行,还在继续审查中。现将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证附上,请中央审查。

中央专案组

一九七二年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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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文件中发 [1972]第17号

中共中央对《江西来京开会同志关于继续开展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语

毛泽东批示:同意


中共中央批语

中共江西省委:

  中央同意江西省委和驻赣部队来京开会的十一位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中央希望你们认真学习《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和毛主席、党中央对第十次路线斗争的有关指示,放手发动群众,结合江西的实际,认真开展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彻底揭发和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有步骤地揭发和批判程世清同志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

  在斗争中,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本着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在斗争中,要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排除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防止反复,以利于把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认真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坚决纠正程世清同志在重大政策问题上所犯的严重错误。在纠正错误的时候,要认真调查研究,分别轻重缓急,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

  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江西军民,是热爱毛主席,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希望你们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和军队之间的团结,以路线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中共中央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江西来京开会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


  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韩先楚同志和我们十一个同志,从三月二十七日起,先后到达北京。二十多天来,我们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谈话纪要》和党中央的有关文件,听取了中央政治局同志的重要指示,联系江西的实际,揭发批判了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初步揭开了江西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大家都受到极其深刻的教育。毛主席四月十五日的重要指示更进一步给我们指出了解决江西问题的方向,大家表示坚决拥护,并就贯彻执行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指示,进行了研究。现将我们的意见报告如下:

(一)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在全省范围内,传达学习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开展了对林陈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全省军民进一步看清了林贼一伙的反革命真面目,进一步加深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热爱,进一步提高了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的自觉性,进一步增强了党、政、军、民的革命团结。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江西的各项工作都取得了许多成绩。总的说来,形势是好的。

  但是,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在江西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是来自程世清同志。九届二中全会以来,特别是林贼叛国投敌、自取灭亡以后,程世清同志采取了各种办法,对抗中央,压制群众,不准联系江西的实际,不认真进行揭发批判,竭力捂住盖子。事实上,第十次路线斗争在江西反映得很尖锐、很突出。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中,程世清同志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根据揭发和程世清同志自己交代,早在“九大”以前,程世清同志就上了贼船,并且制造谎言,篡改党的历史,积极吹捧林贼,散布反动言论。一九六九年九月,林贼及其死党叶群、吴法宪、林立果等人,窜到井冈山,阴谋策划在江西建立反革命“根据地”,林贼还就国际、国内形势和党内路线斗争等问题,同程世清同志进行了广泛深谈。林贼同苏修一唱一和,胡说什么“在中国,小资产阶级可能把权抢走”,提出了“防止小资产阶级抢权”的黑纲领,反对党的基本路线,把矛头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程世清同志积极执行了林贼的黑“指示”,为林贼的反革命阴谋效劳。一九七○年庐山会议期间,程世清同志与林贼及其死党叶群、吴法宪等多次密谋,向党进攻。庐山会议以后,程世清同志为法西斯分子林立果制造水陆两用汽车,特别是一九七一年六、七、八、九月间,林贼的死党周宇驰、刘锦平、查全伦、程洪珍、王佐、顾同舟、解耀宗等人,纷纷窜到江西,紧锣密鼓,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程世清同志先后同周宇驰、查全伦、顾同舟、解耀宗见面谈话,相互送礼,行动很不正常。

  几年来,江西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受到林陈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严重干扰。根据揭发和程世清同志自己的交代,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程世清同志背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犯了形“左”实右的错误。例如:在农村中,不区别具体情况,违反多数群众的意愿,全面实行扩社并队;不根据当前农村经济的实际可能,不考虑群众生产、生活的方便,拆掉一批民房盖新村。在城市中,将集体所有制的合作商店全部解散;不区别一般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反动资本家的界限,均按地、富、反、坏对待;要南昌市拆掉大批房屋,另建新城镇。在工农业生产和文教卫生工作中,存在有乱出主意,乱提口号,强迫命令,瞎指挥的错误。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在作风上,骄横跋扈,家长制,一言堂。尤其严重的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许多重要指示,有的严加封锁,有的肆意歪曲,有的弄虚作假,欺骗干部和群众。

  程世清同志的严重错误,阻碍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深入发展,给江西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

  二十多天来,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中央政治局的直接领导下,在韩先楚同志主持和帮助下,通过严肃的揭发、批判和而耐心的教育帮助,程世清同志对自己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逐步有所认识,作了初步检查,并且表示愿意改正错误,回去接受群众揭发批判,继续向党作彻底的检查,坚决同林陈反党集团划清界限,大家表示欢迎。杨栋梁、文道宏、李登云三同志,也初步检查了自己所犯的严重政治错误。于德馨同志检查了自己所犯的错误。全体与会同志,都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提高了路线觉悟,增强了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这对于推动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深入发展,促进江西各项工作的胜利前进,必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二)

  为了把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彻底肃清林陈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我们研究了如下几项措施。

  一、继续深入开展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彻底揭发和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是当前的头等大事。全省各级党组织,必须抓紧、抓细、抓好。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谈话纪要》和毛主席、党中央有关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一系列指示。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锐利武器,联系江西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继续深入揭发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开展革命大批判,提高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要认真总结前段运动的经验教训,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将运动继续推向前进。

  二、进一步增强党的观念,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坚决纠正损害党的领导的各种错误倾向。要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每个党委成员都应当把自己置于党委之中,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经过党委讨论决定,正确处理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的相互关系。要建立和健全请示报告制度,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必须及时请示中央。

  三、人民解放军驻省部队广大指战员,在保卫国防和三支两军工作中,取得了很大成绩,立下了不朽功勋。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进一步做好拥军爱民工作,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和军队之间的团结。要按照中央批发的《广州军区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精神,认真总结经验,切实改进三支两军工作。省军区、军分区和各级武装部,都是同级党委的军事部门,应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省军区要尊重福州军区的领导。

  四、有计划、有步骤地传达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在江西的斗争情况。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谈话纪要》和毛主席党中央的一系列指示,放手发动群众,深入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揭发、批判程世清同志所犯的严重错误。在进行这项工作时,要从有利于增强革命团结、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大好形势的原则出发,工作要细,步子要稳。

  在传达过程中,必须着重说明:(一)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江西全省军民,是热爱毛主席,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林贼及其死党的所谓“借用力量”、“固守江西”,正如中央所指出的:“只不过是这伙反革命自己的如意算盘,真正死心塌地跟着他们搞反革命政变的,只是一小撮。”在江西,犯严重方向、路线错误的,只是个别人。(二)党对犯了错误的同志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包括犯严重方向、路线错误的同志在内,只要他们彻底交代,认真检查,坚决改正错误,并取得群众的谅解,我们就应当欢迎,准许人家革命。

  五、在发动群众,揭批林陈反党集团罪行的同时,在省委常委领导下,组织一个清查小组,彻底清查林陈反党集团的死党分子在江西的阴谋活动的罪行。

  六、认真落实党的政策,正确处理革命和生产中所存在的问题。对程世清同志在重大政策问题上所犯的严重错误,必须彻底批判,坚决纠正,以利于深入开展斗、批、改和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要向干部和群众讲明,产生这些错误的责任在省委,主要在程世清同志,不能责备下面。在纠正错误的时候,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经过调查研究,做好细致的思想工作,分别轻重缓急,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目前,春耕大忙已经到来,各级党委切记不违农时,把农村工作安排好。

  七、在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和纠正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时,一小撮阶级敌人必然要乘机捣乱和破坏;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的人,也可能借机制造混乱,甚至为阶级敌人所利用。各级党委必须提高革命警惕性,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正确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排除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防止反复,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把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八、全省各级干部,全体共产党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各级党委,必须牢记“九大”团结胜利路线,以大局为重,时刻注意党的团结。对于犯过错误,甚至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愿意改正错误,就应当团结他们,信任他们,帮助他们做好工作。犯了错误的同志,也要放下包袱,积极工作,在新的斗争中为人民立新功。

  我们一定要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把深入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同“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结合起来。以路线斗争为纲,全面安排各项工作,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三)

  我们打算,第一步,召开省委常委和省军区党委常委会议,第二步,召开省委全体(扩大)会议,吸收地、师、军分区负责同志参加,第三步,再召开县、团级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和贯彻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指示,彻底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有步骤地揭发批判程世清同志的错误,检查总结前段运动的经验教训,部署下一段的工作。会议以后的安排,另行报告中央。可否,请指示。

  程世清杨栋梁文道宏

  白栋材李登云于德馨

  黄知真陈昌奉熊振武

  张志勇邹文泗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发出

  沈阳军区党委办公室一九七二年七月二日翻印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文件原题为:中共中央批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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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2]第26号

中央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军区党委报告的批示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共中央批示: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新疆军区党委:

    中央同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军区党委《关于贯彻在北京召开的新疆工作会议精神的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和《赛福鼎同志在两个党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中央希望你们认真学习《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和毛主席党中央对第十次路线斗争的有关指示和文件,放手发动群众,结合新疆实际,认真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龙书金同志站在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上了贼船,陷的很深,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转移斗争大方向,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龙书金同志经过批林整风会议的教育,认识有所提高,中央希望他加强学习,进一步检查和改正错误。

    在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中,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犯错误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

    前段新疆工作中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主要是龙书金同志负责。其他领导同志包括中央派去新疆工作的同志在内,中央当时曾嘱咐他们支持龙书金同志的工作,有的由于不善于区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他们更不知道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阴谋,犯了错误,现在他们已经作了检讨,要积极支持他们做好工作。至于下面工作的同志,有的由于执行上级错误的决定,犯了错误,改了就好。

    新疆地处反修斗争前线,“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你们要百倍提高警惕,切实加强战备,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一切都应从这个大局出发。特别要警惕阶级敌人乘机捣乱和破坏,排除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克服无政府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努力发展新疆大好形势。

    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党委内部的团结,“事关大局”,必须“出于公心”,通过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

    当前,新疆总的形势是好的。新疆的各族人民、广大干部、驻新疆部队和军垦战士,是热爱毛主席的,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成立以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各条战线上都作出了很大成绩。你们要认真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增强新疆党内、军内、各族人民之间的革命团结,加强组织纪律性。以路线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中共中央

                                                                一九七二年七月十六日

                                                                    两份附件(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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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2]第42号

中共中央同意《中共河南省委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中共中央批示

中共河南省委:

  中央同意《中共河南省委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

  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河南省委认真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全省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沿着党的“九大”团结、胜利路线前进,各项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总的形势是好的。中央希望你们领导全省军民,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巩固和发展当前的大好形势。

  王新同志在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中,上了贼船,陷得很深,顽固地站在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进行了反党乱军、妄图篡权的阴谋活动,严重地干扰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河南省的贯彻执行。中央耐心等待他两年之久,给了他多次改正错误的机会,但他至今交代问题的态度不好。中央同意你们的建议,决定令其离职反省,彻底交代。

  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时,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深入开展对林彪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要联系河南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继续揭发批判王新的错误。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落实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在河南顽固推行林彪反革命路线的罪责,只能由王新来负。跟着王新犯了某些错误的同志,只要同王新的错误划清界限,彻底揭发批判,认真作自我批评,改了就好。不要搞人人过关,层层检查,不要揪住不放。对由于王新推行林彪反革命路线在工作中所造成的恶果,要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解决。

  要增强党的观念,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切实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河南省军区和驻豫部队参加三支两军工作的广大指战员,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为人民立于新功,要在各级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认真执行中央有关三支两军工作的指示?继续开展拥政爱民、拥军爱民活动,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和军队之间的团结。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中共中央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四日


关于河南问题报告

毛主席、党中央:

  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我们省委常委、省军区和驻豫部队三个军的负责同志,于十月十八日来到北京开会,向中央汇报和解决王新同志的问题。江青、先念、登奎、德生、洪文同志参加了我们的会议。武汉军区曾思玉、王六生、张体学同志参加会议,并讲了话。

  在汇报会议上,刘建勋同志汇报了王新问题和河南省批林整风运动的情况。到会的同志都发了言,进行揭发批判,严肃认真地帮助王新认识错误,希望他揭发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彻底交代自己的问题,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但是,王新的态度很坏,至今有些重大问题仍然没有老实交代。

  现将我们经过集体讨论和一致同意的中共河南省委《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送上,请批示。

                                                                刘建勋耿起昌张树芝

                                                                东传钧杜河堤李中顺

                                                                张耀东王辉戴苏理

                                                                申茂功唐岐山文香兰

                                                                孙冠生朱启祥刘玉年

                                                                王文德赵玉轩韩怀智

                                                                支万鉴杨贵张钦礼

                                                                王秉章


中共河南省委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

毛主席、党中央:


  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从十月十八日到十一月一日,我们河南省委常委、省军区和驻豫部队三个军的负责同志,到北京向中央政治局汇报了王新同志的问题和河南省批林整风运动的情况,讨论了进一步深入开展这一运动的意见,现报告如下:

  (—)

  一九七二年九月七日至十月十五日,我们召开了省委常委、省军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召开的。中央针对我省上次批林整风会议,批评我们省委领导上没有联系河南实际,捂了王新的盖子。这个批评非常及时,完全正确,省委衷心拥护,并作了认真检讨。毛主席、党中央的关怀和指示,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使大家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振奋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

  这次会议,认真学习了《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学习了毛主席、党中央有关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会议以毛主席教导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个基本原则为武器,深入揭发批判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联系河南实际,会议集中揭了王新问题的盖子,对王新的错误和罪行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揭发批判。经过一个多月的斗争,到会同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同志们一致认为,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河南省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三支两军人员,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各项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九届二中全会以前,党、政、军、民沿着“九大”团结、胜利路线奋勇前进,斗、批、改深入发展,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以路线斗争为纲,逐步深入开展对林彪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全省军民进一步看清了林贼一伙叛党叛国、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党更加热爱,提高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增强了革命团结,推动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战备。总的形势大好。

  但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在河南反映得很尖锐、很突出。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在河南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王新。王新采取两面派的手法,对抗中央指示,不批陈,不批林,保自己,捂盖子,矛头向下,批干部,批群众,竭力扭转批林斗争的大方向,继续进行了大量的反党阴谋活动。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我们终于粉碎了王新的阴谋,揭开了他的盖子。经过对王新的揭发批判,省委、省军区党委和驻豫部队,进一步增强了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我们决心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二)

  大量事实证明,王新早就上了贼船,陷得很深,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顽固地站在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进行了反党乱军、妄图篡权的阴谋活动。

  一、九届二中全会期间,配合林贼一伙向党猖狂进攻

  一九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林彪在庐山上第一个跳出来,煽风点火,突然袭击,发出了策动反革命政变的动员令。八月二十四日,在中南组会议上,王新积极追随叶群、李作鹏,把矛头直接指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作了向党猖狂进攻的恶毒发言。他说:“有的人利用修改宪法,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想刮这股风,我们很气愤。这是一股子反革命妖风”,“要把这些人、危险分子的丑恶面目揭出来,把他斗倒”,“这些人是阴谋家、野心家。要揭露他们的丑恶嘴脸”。林彪点火,叶、李煽风,王新呼应,配合得可好了。就在当天,二十四日晚,吴法宪把王新找到他的住处,策划于密室,进行了反革命串连。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时识破了林彪一伙的反革命政变阴谋之后,王新还和林贼死党宋城等人同游庐山,照相留念。

  二、积极投靠林贼及其死党,竭力为林贼一伙效忠卖力

  王新在庐山参与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决不是偶然的。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王新就竭力投靠林贼一伙,被他们封为“头号的大好”的人,得到了他们的赏识。一个拉,一个靠,相互勾结,由来已久。

  从党的“九大”以后,到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贼摔死,王新同北京来往电话一百四十五次,其中同党中央联系只有三次,大都是同林贼死党来往。“林办“、“吴办”到河南活动的人,都与王新单线联系,行动诡秘。林贼指派亲信,三下河南,王新亲自迎送,设宴招待。多次密谈。死党胡萍等人到河南看工事,进行阴谋活动,王新与他们秘密来往,当时就背着省党的核心小组、省军区党委,背着正在郑州的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同志,至今还不作彻底交代。于新野、何汝珍等人到郑州,以挑选“女护士”、“男内勤”为名,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王新与他们秘密勾结,使尽了种种卑劣的手段。王新奉“吴办”之命,为林贼挑选了两名历史教员,编写“文艺复兴”等历史资料,制造向党进攻的“炮弹”。王新为林贼、叶贼窃取古字画,派人专程送给“林办”,而他竟然栽赃诬陷,造谣诬蔑中央负责同志。王新为调动工作问题,不顾中央已与省委商量决定了的指示,直接打电话给“林办”,要叶群为他说话。更不能容忍的是,王新两次派专人到武汉,通过刘丰看林贼住房,了解林贼是怎样生话的,回来后便在他的亲自指挥下,按照林贼在阴暗角落里过惯了的那种生活需要,将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郑州住过的房子,改为林贼的住处。

  林彪反党集团炮制的反革命武装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出笼后,林贼死党刘锦平、王维国、周宇驰、王飞、解长林、王洪智等纷纷窜到郑州,王新和他们究竟搞了些什么阴谋活动,至今未做彻底交代。

  王新还和林贼死党相勾结,擅自扣压了向中央报告的重要专案材料。

  三、同刘丰秘密勾结,阴谋篡权

  王新同刘丰的勾结也是由来已久的。他们经常单线联系,秘密串连,互通情报。从“九大”以后,到一九七一年九月,王新与刘丰来往电话达二百九十四次之多。他同刘丰一唱一和,狼狈为奸,干了许多坏事。他们反对“党指挥枪”的原则,严重地破坏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王新曾同刘丰私下议论,说什么二中全会上“把叶群也牵进去了,很被动。”他们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林贼、叶贼鸣冤叫屈。在刘丰的盖子被揭开之后,王新还千方百计阻挠、破坏对刘丰的揭发和批判,竭力为刘丰给林贼送情报的反革命罪行开脱罪责。

  王新伙同刘丰,攻击和陷害省委几位负责同志,阴谋篡权。他背着党中央和河南省党的核心小组、省军区党委,两次向刘丰等人送了陷害刘建勋同志的黑材料。第一次是在一九六八年正在筹备召开“九大”的时候,王新把一份写有同名人刘建勋名字的敌伪档案材料交给了刘丰和黄永胜、吴法宪。第二次是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王新将刘建勋同志的所谓“五一六”问题的两份材料,带上庐山,送给了刘丰。

  四、忠实推行林贼的反革命路线,在河南大搞反党乱军的阴谋活动

  党的“九大”以后,林贼配合苏修,提出了“防止小资产阶级抢权”的黑纲领,制造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舆论。王新从一九六九年下半年直到一九七一年七月,不断传播:“林副主席有指示,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有被小资产阶级抢走的危险”。他甚至到了林贼叛党叛国的“九•一三”前夕,还猖狂叫嚣:“现在是小资产阶级的干扰,争夺领导权”,“这个命不革不行”,如此等等,为林彪反党集团大造反革命舆论。

  王新反对党的一元化领导,肆意挑拨军政、军民和军队之间的关系。他曾背着省党的核心小组和省军区党委,通过省军区个别人,指令军分区党委考核、建立地、县委,胡说什么要把地方党委“‘军’起来”,“要占领阵地”。广大指战员遵照“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个马列主义基本原则,坚决抵制和揭露了王新的反党罪行,而王新则对抵制他错误的同志,制造种种借口,进行打击报复。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王新紧密配合林贼一伙所谓“军队受压”的反革命叫嚣,一面攻击广大干部和群众“刮起了一股‘反军’风”,同时又攻击军政关系搞得好的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合穿一条裤子”,恶毒诬蔑人民解放军,在河南妄图反党乱军的正是王新。

  河南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站出来的革命领导干部多一些,毛主席曾多次鼓励过,这本来是一件好事。王新却极力反对,诬蔑“地方干部十几年来受刘少奇修正主义的影响很深,形成了习惯,不左就右,不右就左。”还胡说什么“和地方干部打交道要小心,今天在一块共事是朋友,说不定明天一翻脸就把你当敌人了。”九届二中全会后,他竭力扭转批陈整风、批林整风的大方向,硬说“河南的主要矛盾是派性”,大批所谓“派党论”。他乘“整风”、“整顿机关”和清查“五•一六”之机,把“派性”与资产阶级专政、资本主义复辟混为一谈,把造反派与极“左”思潮、与“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等同起来,蓄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许多地方新老干部和军队干部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五、疯狂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大砍林县、兰考两面红旗

  林县、兰考是毛主席、党中央表彰过的两面红旗。林县、兰考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产物。王新怀着刻骨的仇恨,以“派性”、“反军”、“资产阶级专政”、“独立王国”这四条罪名,打击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硬是要砍掉这两面红旗。他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对林县人民战天斗地取得的辉煌成就不是歌颂,而是恶毒咒骂,把林县的红旗渠、储备粮、粮食上纲要三大成就,诬蔑为闹派性的,“三大件”,“是说假话,欺骗中国人民,欺骗世界人民,是一种犯罪行为”。这完全是反革命分子和右派的言论。

  六、对抗中央,压制群众,继续施展阴谋诡计

  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毛主席、党中央耐心等待王新同志两年之久,给了他多次改正错误的机会,中央、武汉区党委甚至把揭发他的材料转给他,希望他同林彪反党集团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而他却对抗中央指示,长期不向党说真话。在去年的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和武汉地区座谈会上,他隐瞒罪行,不作检查交代。今年的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期间,中央领导同志一再耐心教育,他继续顽抗,不向党交心。中央批林整风会议以后,他变本加厉,搞阴谋诡计,欺上瞒下,制造混乱,妄图蒙混过关。他写信给毛主席、党中央,隐瞒真相,编造谎言;欺骗毛主席,欺骗党中央。他自立专案,找人为他对口径,写假证明材料。他搞假检讨,在省委和军区党委批林整风会议期间,一手炮制了一个所谓《王新同志七月三十日、八月五日在大会和商丘地区小组会上的发言》的简报,其实他根本没有在大会和小会上作过检讨。他背着省委、省军区党委,召开分裂会,大肆挑拨军政、军民关系。他恶毒攻击“省委常委是联络站”,挑拨省委常委的关系,破坏党的团结。

  “九一三”事件后,王新竟然背着省委,将他的办公室改为省委办公室,并擅自通知各地、市,要把所有关于批林整风的材料上报他所控制的这个由“王办”改成的所谓“党办”,妄图控制对林贼及其死党的揭发斗争。“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王新不但对林彪及其死党不作揭发,对自己的罪行不作彻底交代,而且用流氓手段对付党,狡猾抵赖,栽赃诬陷,威胁起来揭他盖子的同志。直到最近召开的省委常委、省军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以及这次中央召开的河南省来京负责同志汇报会议,经过同志们的揭发批判,王新在人证、物证面前,不得已检查交代了一些问题,但在重大的关键问题上,仍然不作彻底交代,继续顽抗,态度很坏,引起了同志们的莫大愤慨。

  我们建议,中央责令王新离职反省,彻底交代。我们仍然希望,王新同志能够揭发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彻底交代自己的问题,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三)

  为了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肃清林贼反革命路线的流毒,巩固和发展河南的大好形势,我们提出以下意见:

  一、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

  搞好批林整风,继续进行思想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是当前全党的头等大事。要遵照毛主席关于“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的教导,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深入开展对林彪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要在省委领导下,加强专案清查小组的工作,依靠群众,彻底查清林贼死党在河南的反革命阴谋活动。要联系河南实际,继续深入揭发批判王新从党的“九大”以来,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以来的反党阴谋活动。

  要把批林整风同认真看书学习紧密结合起来。要刻苦攻读马、列著作,攻读毛主席著作,继续深入学习毛主席、党中央有关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提高路线觉悟。

  河南广大军民是热爱毛主席的,是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在河南阴谋反党,忠实推行林彪反革命路线的是王新,三支两军人员和革命干部是没有责任的。由于路线觉悟不高,没有识破王新的阴谋,上当受骗,跟着王新犯了这样那样错误的同志,要同王新划清界限,揭发、批判,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要集中批林,集中揭发批判王新,不要搞人人过关,层层检查。各级党委要放手发动群众,排除“左”的和右的干扰,坚决防止和纠正一切扭转斗争大方向的错误倾向。

  我们打算,下一步把王新的问题先传达到县、团级,然后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传达到基层,发动广大群众,深入揭发批判,肃清其流毒。

  二、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

  在批林整风斗争中,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要认真落实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由于王新的错误在工作中所造成的恶果,要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坚决纠正。要正确对待群众。对群众提出的意见,凡是合理的,要弄清情况,逐步加以解决。既不能置之不理,也不能忙于处理某些具体问题,干扰批林整风的大方向。对由于王新推行林贼反革命路线而遭受打击的同志,要按照党的政策,妥善加以处理,本人要正确地对待自己,服从党的分配。

  河南各级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下放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取得了很大成绩,大方向是正确的。要继续办好“五七”干校,坚持走“五•七”指示的道路。各级干部要服从党的组织分配。城市知识青年,要有领导地继续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里锻炼成长。

  有关肃清反革命的各项专案审查工作,必须置于各级党委的绝对领导之下。要按照毛主席关于“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指示,认真搞好清查“五•一六”的落实定案工作,按照党的政策进行处理。毛主席指出:“反革命‘516’阴谋集团是一个秘密组织,数量很少,很快就发现了,揭发的早,头子关起来了。不要乱挖,面不要太宽了。批判还是要批的,但不要搞逼、供、信,逼、供、信靠不住。”对确属搞错了的,要坚决纠正。被审查的同志要相信党,相信群众,正确对待自己。

  三、排除资产阶级派性干扰,加强革命的组织纪律

  对搞资产阶级派性活动的人,要严肃批评,耐心教育,过细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要加强革命的组织纪律性,坚守工作岗位,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于秘密串连,重拉山头,煽动无政府主义、经济主义的极少数资产阶级派性头头,经过教育坚持不改的,要严肃处理。

  四、提高革命警惕,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批林整风中,要提高革命警惕,密切注意阶级敌人的动向,严防他们破坏捣乱。对于造谣惑众,乘机翻案,破坏生产,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小撮阶级敌人,要彻底揭露,坚决打击。

  五、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和军队之间团结

  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和驻豫部队广大指战员,遵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积极参加三支两军工作,在粉碎刘少奇、林彪两个反党集团的伟大斗争中,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伟大斗争中,为人民立了新功。决不能因为批判王新罪行,否定三支两军工作的伟大成绩。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央有关三支两军工作的指示。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学全国人民”,做好拥军爱民、拥政爱民工作,进一步密切党、政,军、民的关系,增强军政、军民和军队之间的团结。

  六、增强党的观念,加强党的—元化领导

  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每个党委成员,都要把自己置于党委之中。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经过党委讨论决定;要正确处理好集中领导和分工负责的关系。要建立健全请示报告制度。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必须请示中央。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是地方党委的军事工作部门,在接受上•级军事系统领导的同时,应接受同级地方党委的领导。

  七、以路线斗争为纲,统一部署,全面安排好各项工作

  要把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同深入开展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结合起来,同深入搞好斗、批、改结合起来,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结合起来。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搞好工农业生产,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国民经济计划。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以上报告,请指示。

                                                                    中共河南省委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一日

  附:王新的三次检查交代(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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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云探访九一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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