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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帅女儿凌孜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凌孜:我的人生无悔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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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一扇紧闭的高大铁门,便是一栋两层小楼,这里就是当年叶帅 的家。

  在这个位于北京西山军事科学院的宅院里,叶剑英 的夫人吴博和二女儿凌孜(原名叶向真 )平静地生活着。

  冬日朦胧。在挂满叶帅照片的客厅里,凌孜迎面走来,高挑、干练,高雅、清新,完全不似一个年届七旬的老人。

  凌孜为记者每人准备了一个熟透了的柿子,她说柿树是叶帅住时种的,以前这里有很多的果树。

  凌孜说,看着客厅里悬挂的那张父亲与她的合影,总是会回忆起1963年11月一个深秋的清晨。那天,凌孜陪父亲在院落里散步。父亲捡起一片红叶观赏了一下,随手交给凌孜,凌孜回屋就把红叶夹进父亲的厚书里。没想到,隔了一天,父亲写了一首五言诗:“翠柏围深院,红枫傍小楼;书中藏醉叶,留下一年秋”。

  23年后的1986年,也是在一个枫叶飘落的深秋,叶剑英在这里走完了最后的人生路程。“当时我找出了一片存在书中的枫叶,兄弟姐妹们都在上面签了名字,以作为对父亲的怀念”。

  “造反派头头”叶向真

  1966年“文革”爆发,25岁的凌孜这时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还担任了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会主席。“文革”大潮中,凌孜亦难抵造反激情,是中央戏剧学院“造反派”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的首脑,成为首都艺术院校的“造反派”领袖。

  此时的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对这场运动的态度十分谨慎,目睹“造反派”种种破坏活动,无力制止,只能大力稳定住军队局势,强调军队与地方不同,不能随便揪斗、处分干部。

  “当时的想法很单纯,不管是哪个派系,都是永远忠于毛主席,这个宗旨不变。派系间互相看不顺眼,我对你有看法,你对我有看法,如此而已。大家都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凌孜回忆说。

  1966年,毛泽东先后8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当时首都治安由父亲管,有一次,他一回来就说‘糟了’,红卫兵走了以后,在天安门广场发现了很多金条。当时红卫兵抄家,把人家的家底儿都抢了来,金子就放在自己口袋里,结果一高兴,一挤,金条从兜里掉出去了。父亲非常感慨地说了一句:‘如果这样下去,年轻人不知道会学成什么样!?’”

  凌孜说,后来,中央文革小组就到各个学校讲话,说彭真 、罗瑞卿、陆定一 、杨尚昆 这些人都是反党的,不应该让他们养尊处优,应该让他们到群众面前,接受批判,并下了指令。

  1966年12月的一天晚上,两辆载满红卫兵的汽车停在位于台基厂7号的彭真住地,他们把一封信交给了门卫。趁门卫进屋看信之机,红卫兵强行冲进了大门,把彭真从床榻上抢走,并摆脱了随后追来的警卫人员。

  策划“绑架”彭真的主角之一就是当年的叶向真。

  43年后,凌孜说,“学生都这样,指哪打哪,中央文革小组把红卫兵召去开会,说应该做这件事。在这种号召之下,我们就做了”。

  “江青很会利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当时有一种单纯的革命热情,或者说,是一种信念,带有一种色彩。我们一看毛主席定了性了,一定就是这样了。”江青为此还把凌孜请到钓鱼台,跟她一起吃饭说:怎么能让这些反革命在家养尊处优,要让他们见群众嘛!

  在凌孜的组织下,彭、罗、陆3人被抓,除了杨尚昆。“杨没抓到,找不到他住的地儿”。

  此事马上惊动了周恩来总理。他打电话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 是谁抢的人。

  戚本禹说,“可能是凌孜,我们打听打听”。不到五分钟,这一“可能”被确认。

  凌孜回忆说,“周总理千方百计找到我,跟我要人。我们就和总理谈判。”

  “周总理看着我笑,他看着我长大的,就问‘你们怎么回事啊,把他们藏在哪里了’?我们不说,就说把他们藏在安全的地方了。总理就笑,说我们保证,帮你们开群众大会。”

  “他说:你们看不住,他们的安全谁负责,如果有坏人捣乱,你们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你们不是还少一个杨尚昆么,开会的时候我保证把四个人都送过来。”

  凌孜说到这,哈哈大笑说,“周总理何等人,对付我们这些小毛孩子太简单了,他还觉得我们挺可笑的,也挺幼稚的。周总理什么场合没经历过,跟我们谈判不跟小孩玩似的,他还笑嘻嘻的”。

  “我们当然听总理的话,就老实交代,人藏在中央音乐团的音乐大厅。”凌孜说,只藏了一天,人就被总理带走了。

  然后,公开批斗彭、罗、陆、杨等人的万人群众大会举行,这是全国首次公开揪斗中央一级的“黑帮”,轰动一时。

  但凌孜没有料到的是,1966年底,包括叶剑英在内的几位元帅以及军委各总部的负责人也开始遭到“造反派”的围攻。性格直爽的陈毅首当其冲,叶剑英也被迫在军校师生大会上作“检讨”。其后,“造反派”数次酝酿揪斗陈、叶,被周恩来出面制止。

  但保了元帅,保不住将军。为挽救大量遭到迫害的军事将领,叶剑英所在的军事科学院内的二号楼成了老干部们的“庇护所”。

  1967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部门全部瘫痪了。2月,在中南海 怀仁堂周恩来总理召开的一个会议上,叶剑英责问“中央文革小组”:“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在京西宾馆一次中央军委会议上,一向温和儒雅的叶剑英突然发火,猛击桌子,小拇指被拍断了,后来被定性为所谓的“二月逆流”。 此后,叶剑英不再负责军队的重要工作。

  医生江峰

  1962年,凌孜 和“钢琴神童”刘诗昆结婚,并于1964年生了儿子毛毛。“文革”爆发,刘诗昆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投进监狱,为免连累凌孜,两人办理离婚。但凌孜也未能逃离厄运。

  1967年,“在父亲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江青批示,由公安部长谢富治 执行,突然把我们家6个子女和保姆都抓起来关进了监狱,为的是从子女口中弄出整父亲的材料”。

  当时,叶剑英 的长子叶选平、次子叶选宁、长女叶楚梅、长婿邹家华连同一个带毛毛的保姆都被投入功德林监狱分别关押。

  凌孜被关押在9平方米的单人牢房里,一切与外界隔绝。“开始的时候觉得没什么,想着过几天还不得把我放了啊。两三个月后,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好像他们弄不倒我父亲就要永远弄我,但如果我父亲被弄倒了,我也出不去了。”

  在狱中,凌孜钻研起了中医,试验针灸。她趁提审时,在桌子上捡了根大头针,又从扫帚上截下一小段小铁丝,在水泥地上磨成针,往自己大腿的穴位里扎。后来,狱医给犯人看病,无意间遗落下两支针。她从此用这两支“正牌武器”练习针灸,为出狱后当医生埋下了伏笔。

  “九·一三事件”后,叶剑英重新主持军委工作。周恩来总理向毛泽东说:“叶帅一个女儿还在监狱里关着,就是延安出生的那个……”

  毛泽东说:“一个孩子关她做什么!”凌孜终于重获自由。然而,出狱后的凌孜让父亲震惊了,女儿几乎连话都不会讲了,人也变得十分迟钝。“父亲看见我时非常激动”。

  凌孜被关了近4年的单人牢房,是叶家被关监狱时间最长的一个亲属。“出来后我怕听到声音,每天都只是傻呆呆地坐着”。每当这种时候,叶帅就想跟凌孜说说话,比如“身体状况如何”,而凌孜却愣愣地回答不清楚,后来突然说了一句憋了很久的心里话:“爸,是我不好,我害了您和全家。”听了女儿的话,叶剑英眼圈发红,眼睛湿润:“不是!是爸爸连累了你们。”

  他担心自己这个女儿会傻掉。“父亲对此一直心存歉疚,他知道,我们几个做儿女的遭遇种种磨难,完全是因为江青要整他。他真担心我的身体恢复不了。”

  幸运的是,一年以后,凌孜身体基本恢复正常。

  1972年,凌孜改名江峰进入北京医学院改行学医,两年后在解放军301医院实习。实习结束后,她留在了这家医院,开始了7年的外科医生生涯。

  她突然说了一句话:“爸,是我不好,我害了您和全家。”叶剑英眼圈发红,眼睛湿润:“不是!是爸爸连累了你们。”

  导演凌子

  1976年初,79岁高龄的叶剑英主管着军队的主要工作。9月,毛泽东逝世。凌孜回忆说,叶剑英分头与华国锋、汪东兴 谈话,3个人经过多次精心缜密的策划安排,商定好了如何实施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具体计划。他们于10月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由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主持和见证,由中央警卫局将张春桥、王洪文 、姚文元 、江青等分别抓了起来。

  “抓‘四人帮 ’,他们三人每个人心里都有想法,在毛主席去世守灵的时候,互相试探、交谈,看对方的反应。最后明白了彼此的想法”。

  叶剑英身经百战,处理应急性事件绝对谨慎小心。“他们三个人没有在一起待过,更不会大张旗鼓开会,父亲都是晚上开车到中南海 ,到汪东兴家里谈部署和安排”。

  “汪东兴不能出来,他是管8341部队的,所有警卫都归他管,他站在哪边,那边90%就会赢,他的行动是‘四人帮’严密盯死的。所以要一动不动,得让江青等摸不着汪的动向,这就是父亲的布署。”

  “华国锋当时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他要往哪边走动,人们就知道他的倾向了,所以他也不能走来走去。汪东兴同志告诉我:你父亲要我同华国锋同志不要动,他在我两人中间来穿插……。”

  “老爷子走动,他的车从中南海西门进,在汪家讨论后,出北门又去了华家,到哪去了四人帮也不知道。抓‘四人帮’前,他们三人根本没一起碰过面。”坐镇全局的叶剑英做的天衣无缝。“江青等不是做这方面工作的,没有这么内行。父亲经历过白色恐怖的极端严峻形势考验,当然知道该怎么做!”

  凌孜说,她后来问汪东兴与华国锋,他们证实了这些细节。

  “让‘四人帮’来开会,按照之前的计划三个人一组负责抓一人,每组警卫只知道自己的任务,一个一个地抓”。

  没响一枪,没流一滴血,“四人帮”就这样被驱逐出了历史舞台,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十年浩劫”结束后,1978年,叶向真改笔名凌子,回归“本业”当了电影导演,在中国新闻社电影部拍摄纪录片。“我这个名字(叶向真)已经够响亮的了,在抓我之前,全国很多大字报上都有我的名字,我本能地不愿意让这名字到处出现”。凌孜说。

  而在父亲对凌孜的期许中,希望女儿做个中国的“米丘林”。米丘林是苏联著名的植物育种家。上世纪50年代,纪录片《米丘林》在国内上映时,鼓舞了不少立志投身植物研究的热血青年。凌孜小时候对植物的栽培嫁接有天赋,父亲认为女儿学习植物学会很有前途。但是,凌孜没和父亲商量就报考了艺术学院。1960年,叶剑英得知女儿考上的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后就不高兴了。凌孜说,“父亲一个星期没跟我说一句话。”

  在叶剑英看来,“你要选择的职业,应该很直接的对国家有用,学电影导演不能很直接的对国家做贡献”。同时代的开国元勋的孩子们,要么是去哈尔滨军事学院、要么是去苏联留学,都是学习通讯、导弹、潜艇之类的国家急需专业。

  1981年,凌孜一人携《原野》前往威尼斯参加电影节——因为这部片子在某个领导看来是“男盗女娼”,电影局禁止演职人员前往参赛。

  20年后,凌孜拍完电影《原野》,请父亲看这部片子。父亲看完说了一句话:“现在我才明白你在干什么。”

  这是凌孜第一次拍电影,请了著名演员刘晓庆和杨在葆,中新社主创人员只有凌孜等几个人,其他有北影、上影、长影的人,“各单位凑出一部《原野》。”

  在《原野》的拍摄过程中,凌孜还收获了爱情,与钱壮飞的外孙罗丹结婚。1980年,香港电影界人士荣念增看到这部影片的拷贝,并向威尼斯电影节亚洲选片人马克·穆勒(现任威尼斯电影节主席)做了推荐。

  1981年,凌孜一人前往威尼斯参加电影节——因为这部片子在某个领导看来是“男盗女娼”,电影局禁止演职人员前往参赛。

  马克·穆勒代表电影节将《原野》选入参赛片,这是中国第一部参赛的电影。最终获得那一届威尼斯电影节世界最优秀影片推荐荣誉奖。“这是我们国家第一部入围威尼斯电影节的电影。当时入围的亚洲电影都是黑泽明的,华人这是第一部”。

  获奖的《原野》并没有就此进入公众视线,虽然在香港票房大获好评,把当时台湾电影金马奖影片压的没了版面,没了声音,但在大陆被审查定性为“只能外销,禁止内销”。

  时隔7年之后, 《原野》解禁,公众才一睹禁片的真面目。在1988年中国电影百花奖的评选中,《原野》获得最佳故事片奖。

  1986年深秋,叶剑英元帅因病逝世。让凌孜遗憾的是,父亲没能看到自己事业上的这次“平反”。

  《原野》之后,凌子又拍了《风吹唢呐声 》和《三宝闹深圳》。1982年,凌子根据韩少功小说改编的电影《风吹唢呐声》,引起夏威夷等三个电影节的关注, 但这部片子又出人意料的是“只准内销,禁止外销”,多种原因下,凌子挥别影坛。

  之后,她跟着先生在香港默默生活了多年,并改名为凌孜。现在的凌孜是全国政协委员,国际儒学联合会普及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和普及,“儒家的传统文化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从一名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到一名中国传统文化的建构者,凌孜谈起自己的“文革”经历,她说,“我不后悔,我也是受害者。现在想当年当然不对,真幼稚。历史就是这样。”

  如今的凌孜,“文革”和电影已是过眼云烟,现在只是平静地生活。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周海滨/北京报道

  来源: 中国经济周刊 http://www.ceweekly.cn/Html/magazine/20103147912031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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