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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地区红联内部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1967.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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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骑士
兰州地区工联《工人战报》编辑部整理


前 言
(一)

目 前,红联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在社会上引起了日益强烈的反应。尽管这些反应各不相同,但是它却在有力地迫使你关注、深思、判断,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 的当权派如汪锋及其死党们随着“红联”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公开进行,气焰更加嚣张,活动更加猖狂,他们以为恢复自己天堂的时机到了,那种压抑不住的复仇的 邪火,驱使他们从阴沟里跳出来,集结残兵败将,网罗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一次又一次的向无产阶级革命派举行疯狂地反扑。
保守派和顽固分子们,如革联的一小撮头目,也趁“红联”内部进行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机会,大造流言蜚语,蒙蔽群 众,从而壮大自己,他们恶意地咒骂这是“铁派和肖派的斗争”,是“狗咬狗”,妄图以此否定“红联”和“二五”夺权的大方向,抹杀阶级斗争,为自己戴上左派 的挂寇(应为“桂冠”——编者注),他们幸灾乐祸,得意洋洋,梦想等待“二败具伤”(应为“两败俱伤”——编者注),坐收“渔人之利”。党内走资本主义道 路的当权派和保皇派先生们,你们的高兴得不是太早了吗?殊知把“红联”内部两条路线斗争进行到底,正是你们的死亡!
然而也有一些人不敢正视这种斗争,他们明明知道斗争的性质。也明明知道自己所处的地位,可是老是硬着脸皮,采取“不承 认主义”。他们竭力歪曲斗争的实质,说是别人在搞宗派,搞分裂,自己以一种形“左”实右的姿态,喊出骇人的口号,到处招谣撞骗。殊知,共产党人不是靠吓人 吃饭的,更不是靠造谣吃饭的,如果不“翻(应为“幡”——编者注)然改进,弃旧图新”那又能混多久呢?
也 有一些人关心“红联”而不明真相的同志在“红联”内部进行两条路线斗争面前,傍偟(应为“彷徨”——编者注)起来,担忧起来,“这样搞下去,‘红联’的团 结能巩固吗?”他们甚至对我们产生了许多误解和怀疑。处在徘徊观望之中,等待中央表态,我们说:“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如果表面的团结是不利于革命 的,这种团结又有什么用呢?
当然,大多数革命同志看到了问题的实质,“红联”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阶级 斗争在“红联”内部的反映,是广大的革命造反派与“红联”指挥部一小撮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操纵者的斗争,这一斗争关系到兰州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命 运,关系到甘肃一千三百万人的命运,他们并且高呼“保卫二五夺权的胜利果实”。坚决把“红联”内外两条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

(二)

我们下面公布的这些情况,是“红联”内部两条路线斗 争的一个简要记录,毛主席教导我们:“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我们深信,广大革命群众是真理和错误的裁判者,我们敢于把自己 的言行,拿出来和群众见面,我们心里没有鬼,我们不怕别人的“告发”和计算,如果我们的大方向错了,我们诚恳地接受批评,立即改正。我们相信广大革命群众 一定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三)

在这篇材料中,因由大事记的体裁所决定,涉及了一些组织的名称和具体的人名。但我们郑重声明:这些组织的群众都是革 命的和愿意革命的,这些组织多数仍然不失为左派组织,是和我们共同战斗过的战友,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建立的功绩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也绝对不容抹杀 的。至于个别领导人受到钻进“红联”指挥部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野心家操纵和利用,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及时悔悟,回到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如果不听劝告,一意孤行,势必要走向自己愿望的反面,那就后悔莫及,怪言之不予了。
一,一九六七年元月十五日,工联、长征团、九三、兰医红鹰、七一战斗队,赴兰红卫兵联合战斗队、红色革命战斗总部、铁 院中南海公社、火车头战斗兵团、机动车驾驶员筹委会、赴兰造反团、西交大文革驻兰联络站等十二(应为“十三”——编者注)个革命组织,开会研究联合发出成 立“兰州红色革命造反派联络委员会”的倡议书,并确定由工联长征团、火车头共同负责筹备。
二,经过一番 筹备,于元月二十二日在西关什学(原文如此——编者注)召开“兰州红色革命造反派联络委员会”成立大会,宣告“红联”正式成立。当时报名参加“红联”的共 九十九个组织。
三,元月二十四日召开发起组织会议,研究了组织审查,正式批准六十余个组织为“红联”成 员,并确定由工联王元顺、长征团孙武生、九三王金海、红鹰李大茂、七一郑进乾、赴兰联合战斗队孙志超、中南海张赛铭、火车头刘有光、机动车李练奎九人组成 “红联”常委会,由王元顺、孙武生、刘有光负责。
四,元月二十六日红联常委刘有光、王金海、李练奎等五 人背着其他常委研究二十九日接管公安厅。
五,元月二十八日刘昌汉来到兰州,没有出面,住入省人民医院, 刘昌汉原为西北局经委付(应为“副”——编者注)主任,去年十月二十二日汪锋被停职后,刘调到甘肃省委任书记处书记,但一直未到职工作,在无产阶级革命派 大联合进行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突然来到兰州。
六,元月廿九日刘有光等人,以“红联”名义接管公安厅, 当晚兰大围攻接管组,发生武斗。“红联”常委开会,研究让工联、长征团前往支持,由于工联、长征团事前并不知道二十九日的接管行动,未去支持,于是火车 头、中南海对工联、长征团心怀不满。
七,元月廿九日的“红联”常委会还研究了加强红联的问题,确定由工 联、长征团、九三共同负责,同时研究了“红联”办公机构工作人员定员问题,并确定火车头将常委刘有光换一工人。
八,元月三十日,工联常委换孙怀亮,七一常委换为李保生,长征团常委换为张思民,火车头常委刘有光拒绝更换,说:“我 不算当权派!”并扬言:“我要把火车头砸烂,搞垮‘红联’,然后带上设计院参加长征团”。从而暴露了分裂“红联”的祸心。
九,二月一日,“红联”在省军区召开常委会,讨论兰州文化大革命情况,“红联”情况,阿干事件等问题;军方有詹大南、 张忠参加,这是詹第一次与群众组织负责人在一起开会,他神密(应为“秘”——编者注)地提出:“肖泽民这个人怎么样?”会上议论纷纷,曾宪昭等认为肖的大 方向是正确的,大家也认为这个人不错,接着李宝生介绍了肖的情况和对肖的看法。肖泽民这个人怎么样,第一个由詹大南提到了“红联”的议事日程上,当时大家 初次和省军区司令员见面,未能理解詹的用心。
十,二月一日晚,工联、长征团、七一、九三、红鹰、中南 海、赴兰红卫兵联合战斗队等七个组织的第一把手,以及解放军报记者、新华社记者、军方詹大南、张忠等人在长征团开会(并非红联常委会)研究:(一)如何加 强“红联”;(二)关于“二五”夺权;(三)关于结合干部问题,由于当时省委内还没有一个干部站起来,大家对干部情况也不了解,又因肖泽民是市上干部,就 叫肖提,肖提出:张建纲(原甘南州委书记,有人曾说张反对过《二十三条》,后经查证了解,并无此事,张是汪锋的受害者)、肖琛(省财贸政治部主任,刚从部 队转业不久,执行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因对汪锋有抵制,被汪锋撤职,兰大元月廿三日夺权时,肖不承认)、白学光(市委书记处书记,从南方调来时间不长,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过抵制、立场较坚定,愿与造反派结合)、陈荫林(付(应为“副”——编者注)市长,对造反派是支持的)对肖泽民提出的四个干部,大家 没有相反意见,詹大南提出两个人,一个是李友久,长征团代表说:“李友久死保汪锋,生活腐烂不行。”一个刘昌汉。肖泽民等同志说:“据说刘昌汉在西安保刘 兰(应为“澜”——编者注)涛,不同意参加夺权”。于是詹大南提出的两个人均被否定。詹提出这两个铁杆保皇派参加夺权,实在不难识其用心。当有人提出要詹 大南以“三联合”的革命领导干部参加夺权时,詹立即表示,不愿以省委书记处身分出现,而要以军方代表的资格参加夺权。
十一,二月二日上午,红联在市委五楼会议室召开了所属三十多个组织的会,初步确定五日夺权,委托九三、赴兰对省委干部 进行摸底,七一对市委干部进行摸底。
与此同时,解放军报记者,在市委三楼召集工联、长征团、七一、赴 兰、红鹰等五个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开会,了解情况。
十二,二月二日晚,在长征团召开会议,参加人员除一日 的与会者外,准备结合的四个干部:张建纲、肖琛、白学光、陈荫林亦在座,会议决定:(一)夺权以后的临时权力机构名称为“甘肃省红色革命造反联合指挥 部”;(二)指挥部常设委员共二十七人,其中群众组织的常委九人,均有各组织的第一把手担任,即工联邱益民、长征团曾宪昭、九三杨文海、红鹰闫永斌、七一 肖泽民、赴兰孙志超、中南海张赛铭、机动车王桂池。会议又一次要求火车头的常委将刘有光换一工人,结合干部四人、军方代表两人、农民代表两人(暂缺); (三)确定了“告全省人民书”等三个文件的起草人。(四)三日晚到省军区开会,通过上述三个文件。
十 三,二月三日,中南海张赛铭在市委活动,极力煽动火车头和机动车造二日晚会的反,说二日晚的会是黑会,并造谣说:“常委会把火车头和机动车开除了”。同 时,又自相矛盾的说:“要你们火车头的常委换一个工人”等等,张的分裂活动当即受到工联常委孙怀亮的批评。
十四,二月三日晚,在省军区召开“红联”指挥部常委会。会议刚开始,就有中南海、火车头的一批人冲进会场,有的气势凶 凶地念语录,有的大喊大叫,刘有光质问道:“开常委会为何不让火车头参加,把火车头、机动车开除了呢!”经过一番解释,会议继续进行,研究了大会议程和三 个文件,工联几个同志交换意见,“二五”夺权是否过早?长征团曾宪昭也认为“二五”夺权不够成熟,夺得太早了,也掌不好权,因机动车李连奎、郭庆志等说: “二五”夺权夺定了,最后还是确定了“二五”夺权,并确定让肖泽民代表革命干部发言。
十五,二月二日晚 的会议没叫火车头、机动车参加,工联是同意的,因为:(一)当晚的会议是有关组织第一把手开会,并非红联常委会。(二)工联、长征团等组织对火车头、机动 车就是有看法,认为根据他们的斗争历史和组织性质,不能作为红联指挥部的核心成员。
十六,二月四日下午 二时,在市委召开红联常委扩大会议,有三十多个组织参加研究夺权问题,会议通过了向毛主席的致敬电等三个文件和大会议程,通过张建纲、白学光、肖琛、韩丽 生为结合干部。
会上讨论代表革命干部发言时,中南海、西交大文革驻兰联络站等组织代表反对肖泽民代表革 命干部发言,长征团曾宪昭,市委红旗联合战斗团张绍祖同意肖泽民发言,七一战斗队参加会议代表杜芳义同志在会上说:“肖泽民同志在前几年大跃进中是响应毛 主席号召的,是积极肯干的,六一年来甘肃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肖泽民在重大问题上是作过斗争的,以汪锋为首的甘肃省委,以王耀华为首的兰州市委,把他恨之入 骨,斗了他几年,不分配工作,连办公室都没有。甘肃过去就是这样:他们千方百计地打击敢于坚持无产阶级原则的革命干部……”。詹大南迫不及待地站了起来, 很不耐烦地打断杜芳义同志的发言说:“你谈那么多,大家对肖泽民的看法还是改变不了,大家回去还要安排工作”。对詹大南打断介绍肖泽民实际情况的发言,杜 芳义同志当即退出会场,表示抗议,主持会议的孙怀亮(工联)同志说:“肖泽民同志发言问题,昨天常委会已经研究定了,肖泽民同志发言不发言由常委会决 定”。接着工联、七一、赴兰代表提出军方让张忠同志发言,詹大南很不高兴,没有表态,张忠说:“还是詹大南发言,詹是司令员么!”孙怀亮同志说:“这个问 题由解放军自己决定好的”。
十七,当晚七一战斗队得知,詹要代表省军区在“二五”大会上发言的消息后, 该院李宝生对孙怀亮讲:“詹大南发言我们不同意,明天他要上台发言,就把他拉下来!”孙随即给省军区张忠付(应为“副”——编者注)司令员打电话说:“让 詹大南发言,大家意见太多,还是叫你发言”。李宝生接过电话对张忠说:“明天詹发言,我就把他拉下来!”张忠在电话里给李作了一些工作,随后孙怀亮接过电 话,张忠对孙说:“你们有意见,可以写大字报送到军区去”。李宝生半夜就写好大字报送到军区,经过一番斗争,省军区终于改变决定,由张忠同志代表军方讲 话。
十八,二月五日,在七里河体育场召开了“甘肃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一举夺了甘 肃省委、省人委、兰州市委、市人委的一切党、政、财、文大权。
会前确定由长征团小将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当权派拉上台示众,小将们把王世泰也拉了上来,詹大南居心莫测地让王世泰座在一边。
十九,二月五日晚, “红联”指挥部召开了常委会,研究了分工:
1、把原“红联”常委改成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孙怀亮、张思 民、王金海为办公室主要负责人。李大茂负责宣传部、李宝生负责组织部、郭庆志负责联络部。
2、指挥部分 工:工联、长征团、中南海、张建纲负责省委,九三、火车头、机动车、红鹰负责省人委,七一战斗队、赴兰联合战斗队白学光负责市委、市人委。
3、每晚八时常委到市委碰头。
二十,二月五日晚十点左右,在市委五 楼红联宣传部门口,出现了“政治扒手肖泽民从红联滚出去”的大幅标语,署名者为红联工作人员张赛铭、李会成、董风善、苗凤姜等七、八人。六日类似大字报和 标语继续增加,甚至贴到孙怀亮同志的办公室内。
对于这种现象,工联孙怀亮、王元顺多次提出劝告:“要紧 紧掌握大方向,目前社会上的反动势力这么大,应该团结对敌,还有功夫搞这个,得到的回答是:“不行,主要先把内部搞好,内部比外部还重要!”在夺权的当晚 就提出了这个反动口号,无疑是有阴谋的。
二十一,二月七日,红鹰、中南海的“把政治大扒手肖泽民轰出红 联常委”等巨幅标语贴在街上,从此,红联内部的分歧就公开暴露在社会上。并为反夺权的逆流所利用。
二十 二,火车头刘有光、中南海张赛铭、红鹰闫永斌三人背着常委,泡(应为“炮”——编者注)制了修正主义的四条,并委托火车头侯占福于二月七日上午在省委科以 上干部会议宣布,此四条是:
1,从现在起一律回到工作岗位,我们夺的是党、政、财、文大权。
2,所属各单位工作人员,原来自己承担的一切工作,照常办理。
3, 矛盾不能上交,要勇敢承担责任,一切工作只能办好,不能办坏。
4,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坚持工作岗位, 犯过错误的人,立功赎罪,尽快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上来,谁敢继续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自取灭亡。
当场有人提问:“所有工作人员照常上班,承担自己的一切工作,胡继宗、高健君,现在怎办?”答:“一样!”有人问: “过去工作请示胡继宗、高健君,现在怎办?”答:“和过去一样!”
二十三,次日刘有光、王桂池等在省人 委宣布了内容同上述“四条”和“五条”指示。
二十四,二月八日下午,工联驻红联(指)常委邱益民同志到 省委去,当即受到省委造反派的质问:“你们依靠谁?”邱答:“当然依靠造反派!”问者:“你们依靠的不是造反派,依靠的是当权派!这四条是谁搞的?”说着 很气愤地拿出四条给邱看,邱看过修正主义的四条后很惊讶!也很气愤,立即解释说:“夺权后,我回家抽人(即往红联抽工作人员)去了,七号病了一天,今天才 上班,完全不知道这四条,这四条没有通过常委会研究,它代表不了‘红联’指挥部,它是修正主义的东西。”邱立即通知市联络委员会,应该立即宣布四条无效, 向革命群众认错。这是邱益民第一次要求宣布四条作废。
二十五,二月八日晚,“红联”召开常委会,会前曾 宪昭批评詹大南保汪锋,这时肖泽民刚进门,詹说:“老肖,你也来了,那天我说那话对谁有好处,(指四日下午打断杜芳义同志发言时所说的话)我是按毛泽东思 想办事的,我知道你是豁出来了,我告诉你,我也豁出来了,我也不好惹,你那些鬼名堂我还不知道!四号晚上,到处打电话,弄得军区满城风雨,你给我上街贴大 字报去!?[”]接着对曾宪昭说:“到处说我是黑司令,将来要给我平反的!我不怕,我什么都不怕!”并表示他敢签字划押。曾宪昭当即拿纸说:“签字!签 字!”詹大南把纸扔掉了。曾宪昭说:“你不怕,我也不怕!文化革命完了,我还是个学生”。詹恶狠狠地说:“没那么便宜的吧!”又说:“说我保汪锋,我都不 认识汪锋,也不认识胡继宗,我为什么保他们!”“你们长征团,群众对你们意见那么大,你们登个报么!开门整风么!你们这些高干子弟下去劳动么!”詹又对肖 泽民说:“七号晚上他们给你贴大字报,我害怕出问题,我还劝他们不要贴”。肖泽民说:“给我贴大字报,我都不害怕,你害怕什么?你心里有鬼!”此时,詹大 南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二十六,当晚,在常委会上,邱益民第二次提出四条问题,邱说“这四条是修正主义 的,必须写出申明公开检查!”詹等旁若无事。邱便找到张建纲,两人写了个稿子,声明四条作废,还另拟了几条新的。
二十七,二月八日,兰大(总)等四十一个反红联组织,在甘电召开会,讨论所谓“评论员文章”,火车头代表黄克礼、白长 荣前往参加,当别人赶他们时,黄竟说:“火车头在红联是受排挤的。”“红联是个大杂烩”,“火车头同意《评论员》文章”。并说:“阿干事件镇压革命群众, 逮捕了三人,其中两人逮捕错了,放人回家,人家还不回,当场给人家赔情(应为“理”——编者注)道歉”。又说:“街上岗哨多了,镇压革命群众”,“胡继宗 是长征团的后台老板,给了四百万元给长征团”。长征团“有枪、有刀”等等大肆造谣。
二十八,二月九日, 邱益民拿上声明四条作废的草稿,召集省委造反派开会,造反派未通过核(应为“该”——编者注)稿,要求追查责任,公开认错,詹大南对邱益民严肃对待四条的 作法很不满说:“这四条有错误,人家还拿出了四条,有些人连一条也没有拿出来”。邱当时考虑到詹是军方代表,没有当面驳斥他。
二十九,二月九日,火车头在团部的八个战区及所属战斗团服务员会议上作了传达报告,主要内容是:
1,“红联”是个大杂烩;2,“二五”夺权是肖泽民一手操纵的,是改良主义的;3,“红联”非垮不可!革命派必须杀出 来;4,“二五”是假夺权,是刘邓路线的新反扑,电台要我们表态,要书面材料,必须马上表示;5,这一步棋是关键,搞好了火车头就是革命的,搞不好就是反 革命!6,对阿干事件处理是错误的,解放军支持了革命左派了吗?
三十,同日,火车头302、311团 (均为主力团)所属队写出了杀出红联的郑重声明和大幅标语,从而把他们蓄谋已久的分裂“红联”的祸心暴露在兰州市革命人民面前。
三十一,二月九日下午,火车头、中南海、九三、红鹰、机动车等组织驻“红联”常委在红鹰开会,研究决定:(一)杀出红 联,重新组织队伍;(二)内部斗争;(三)内部斗争失败——散伙!
二(应为“三”——编者注)十二,二 月十日下午在兰医红鹰开会,参加者有九三的杨文海、王金海,中南海张赛铭,火车头刘有光、王福祥,机动车的王桂池、李连奎,红鹰的闫永斌、李大藏以及西交 大代表、新华社记者等三十余人研究两个问题:(一)从红联杀出去(以火车头为代表)(二)杀进红联。最后同意杀进红联。办法就是开除肖泽民和结合的四个干 部,撤换曾宪昭和孙志超(赴兰),同时提出了要开除七一战斗队,搞垮长征团,拉着工联走。(因提此方案者,不认识工联王元顺)
会议中途,王金海叫王元顺(工联)参加这个会,王元顺同志对会议的不正常的气氛进行斗争,他说:“(一)今天开会事先 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也不了解情况,有人提出杀出红联,这是对甘肃一千三百万人民不负责,对党中央不负责,对解放军不负责,对每一个革命组织的广大队员不负 责,既然说:‘二五’夺权好得很,为什么要杀出去呢?(二)我个人意见,如果肖泽民有问题叫他离开常委,由七一战斗队再换一个我是同意的,开除七一我不同 意,要把个人和组织分开。[”]火车头王福祥接着说:“刚才有人说杀出红联是对什么什么不负责,我们昨天研究过,我们有我们的看法!”最后王金海宣布: “今晚在红联开常委扩大会研究。”
三十三,二月十日晚,詹大南、张忠、杨文海、闫永斌、刘有光、王桂 池、张赛铭、邱益民等八个红联指挥部常委和红联一般工作人员,共四十余人开会,主要矛头对准长征团和肖泽民,会议开到一点多钟,后来王金海说:“时间不早 了,现在通过把肖泽民开除”。大家一哄而起,“同意”!王又说:“还有一个曾宪昭是高干子弟,他和肖泽民勾勾搭搭,把他开除,叫长征团再换一个”。大家也 说:“同意”!王又说:“还有一个孙志超,也和肖泽民勾勾搭搭,把他开除,由外地赴兰的三个单位再选一个”。(实际上是要把西交大选一个)。大家也一哄而 同意,王还说:“四个结合干部,是肖泽民提出来的,都开除!我们重新找。[”]大家也同意了。最后提出开除七一战斗队,有的同意,有的不同意,未作决定。
詹大南是支持开除上述人员的,邱益民同志,张忠同志未表示态度,詹大南跑到邱益民同志面前说:“老邱啊!现在就看你 们工人老大哥的态度了!”邱说:“开除肖泽民应该让他本人到会,这样教育他本人,我们大家也受了教育嘛!”
主持这个所谓“常委扩大会”的人,既不是常委主任委员,也不是常委,甚至连一般委员都不是,而是九三驻红联的一般工作 人员王金海,七个未到会的常委,就这样被开除了。
这就是臭名昭章的“六个常委开除七个常委”的丑剧。
散会后,邱益民第四次提出四条、五条问题。火车头刘有光有恃无恐地说:“四条是我、闫永斌、张赛铭找原监督站侯占福 (火车头)研究后由侯召开科以上干部宣布的,要省以后再查!”说罢就散会。
三十四,二月十一日下午,红 联召开“二五”夺权后的第一次委员会宣布了十一日所谓“常委扩大会议”的几种决定。会上,由七一代表李宝生同志提出不同意见,当即被压了下去,甚至高喊: “打倒肖泽民!”“打倒肖泽民的铁杆保皇派!”李宝生同志立即愤然退场,以示抗议。当李宝生同志退场后,王金海叫喊道:“把李宝生开除掉,现在就开除 掉!”当即就撤销了李宝生同志“红联”组织部部长职务。王还说:“现在我们开我们自己的会”。当晚,又将李宝生同志开除出“红联”。这次所谓“红联委员 会”仍然由九三驻红联普通工作人员王金海主持,岂非咄咄怪事。
三十五,二月十一日晚,红联常委开碰头 会,邱益民同志第五次提出四、五条问题。有人对邱多次提出这个问题极为不满,红鹰张君(并非常委)说:“四、五条没问题,没有拿出来的问题更严重”。邱当 即给予反驳说:“你拿出修正主义货色,就不允许我们反修吗?”火车头孟庆贤(并非常委)在一旁帮腔说:“我看这四、五条在字眼上没问题,是符合毛泽东思想 的,只是场合不当。”邱的正确意见又遭否定。
三十六,二月十二日,邱益民就四、五条问题,专门找到詹大 南的宿舍,第六次义正辞严地对詹说:“詹司令员,你是老革命了,跟着毛主席走了几十年,对党的政策应该理解得很好,你不要当客人,有正确的东西就拿出来 嘛!”并警告詹大南说:“你不要把群众当阿斗。有了错误不敢承认,眼看党的事业受损失,这算什么革命者?……你不敢承认,我们工联承认,我们不怕!”邱益 民同志十分激动,气的哭了。詹大南最后不得不假惺惺地表示:“好,好,我接受你的批评。”
关于四、五条 问题,邱益民同志作了一系列的原则性的斗争。最后迫红联(指)不得不装模作样地写了一份检查。但是,这个检查,避重就轻,根本不涉及问题的本质,还把责任 推到所谓(红联指挥部主要负责人)邱益民身上。就是这样一个很不象样的检查,也拒不与广大革命群众见面,而只是印了一百份在省委内部散发了事。
三十七,二月十八日,红联组织部长刘嘉林(中南海),仗着其后台的支持,竟以七一战斗队不开除肖泽民为借口,背着红 联常委会,擅自将七一战斗队开除“红联”。同时吸收了成立不到三天的团市委“五四”战斗队,并张贴了布告。
对于“七一”战斗队和肖泽民同志的问题,在以火车头、中南海等组织个别负责人及其操纵者的策划下,倒行逆施,残酷打击 革命同志和革命左派组织,掀起抓扒手运动,转移斗争大方向,将兰州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引向了邪路。
三十 八,二月十九日,红联(指)在其操纵者的精心策划下,在东方红广场专门为王世泰举行了“亮相”大会,对王百般吹捧,号召干部向王“学习”。同时把胡继宗作 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进行斗争。并违背中央指示擅自在甘报点了胡的名,王、胡在会上形成鲜明对照。进一步抬高王的身价。王世泰在“二 五”大会上受了点“委屈”这次钻进红联(指)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可算给了王加倍的政治报偿。
(未 完待续)

     兰州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人联合战斗总部 第一届政治工作会议参考资料
一九六七年五月四日
红河工联总部财贸造反总团第十兵团翻印
一九六七年五月廿二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来源:根 据当时的传单打印

转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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