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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城中学文革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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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转自http://blog.stnn.cc/duojianhua/Efp_Bl_1001915626.aspx,原文出自阜城中学网页,原文作者为阜城中学师生。本文内容有所删改,保留了史实部分,原文议论部分多有删去。

一、   事件综述
 
    1968年7月17日阜城县革委会正式认定,阜城中学发生了由特务操纵的“反革命集团案”,到1969年11月16日县革委会同意阜城中学问题属人民内部矛盾为止,阜城中学的大迫害经历16个月时间,共涉及到91个单位,即11个公社、55个大队、7个县直、2个社直、4个中学、9个完小、4个小学、外地9个大学、4个中学、1个小学,人员共227人。其中阜城中学106名师生被定为“现行反革命集团”,其中教职工占33人,占全体教职工总数的58%(全校共有教职工57人)。最后议定逮捕6人、3人戴帽。运动期间一名教师(李玉桂 34岁)和一名学生(黄玉贞  19岁)被活活打死,一名教师(周义  43岁)不堪折磨投井而死, 3名学生精神失常,20名师生终生残疾。
 
    二、   文革在阜城中学的发动
 
    1966年6月北京、天津各大城市停课闹革命的消息传到了阜城中学。6月19日下午两点多,由宋评副校长宣布停课,并且召开了一个誓师大会,学生和教师代表发了言,文革的烈火点燃起来了。开始主要是大揭发、大字报、给学校领导和教师提意见。破四旧,院子的花草都拨了,旧小说、古典书籍都给收缴上来烧了。
    高中班周义老师是美术老师,画了一个猫,学生说是指毛泽东,要挖他的黑心。因经不住折磨,7月15日服毒,经医院抢救脱离危险,隔了一天跳井自杀,享年 43岁。
    七月初到八月形成高潮,八月上旬,英语老师秋时云(成都人  20岁)的剧本《在庭院里》和长诗《一个悲苦的传说》、《秀儿》被揭发有大量“反动言论”,被学校红卫兵专政。8月17日秋老师去厕所时,从出粪口逃走。秋老师这一举动,使形势更加严峻。县委下达命令,各公社追捕,红卫兵连火车站都封锁了。当天晚上十点钟被一辆北京石油学院的汽车,从付庄公社带了回来。秋老师经不住苦打,承认是国民党特务,手枪、电台在宿舍埋着,并交待出了一个特务组织,主要负责人是高中班英语教师孙贵文(天津人 34岁)和语文教师李玉桂(阜城人 43岁)。
    红卫兵在秋老师宿舍掘地三尺,也没找到电台和手枪。于是将秋、孙、李三个老师吊在篮球架上,各班选出的学生用水泡的绳、皮带轮流苦打。打破了以后用盐水泼,打的惨叫。李玉桂昏死过去了,腰部骨骼被打碎了。为防止逃走,红卫兵们用刀子割断了李老师的脚片大筋。不久,又把李老师押送到公安局里,关押了十多天,8月23日北京航空学院的大学生来阜城串联,听说阜城中学出了特务,他们到了公安局,对李玉桂老师实施暴打。李老师刚刚愈合的伤口,全部崩裂,很快死去。秋、孙两位老师奄奄一息,幸免于难。
    动乱刚刚开始……
    校革委会下设两个组。保卫组主要任务是负责看管被揪斗的师生,材料组主要任务是收集材料,搞政策攻心。批斗会一个接一个,为了过关,互相揭发,违心地承认自己的问题。这样,人越挂越多,问题越揭越严重,迫害逐步升级,许多学生被揪斗。高二学生赵玉振被指控为“反军骨干分子”、“现行反革命”,被活活打死,尸首吊在树上,造成畏罪自杀假象。
    1968年7月17日的县革委会专门召集了阜中问题研究会,县革委会钱铁木扬言:阜中的阶级斗争是很复杂的,很严重的,可以说是一个反革命集团,对现行反革命分子就是要狠狠打击,毫不留情。这是政治要案,里边一定有黑线,不要只看作几十名学生的问题,我们要带着敌情观念看这个问题,该捕的捕的,该判的判的。
    在县革委会领导下,8月11日以多立贞、倪俊武为首的11人政治专案小组成立,整理了一百多人的材料,阜城中学106人反革命集团案铸成。
    阜城县档案局冷清和管理员的热情出乎我们的意料,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对档案馆材料的存放已轻车熟路。在有点潮湿,散发着霉味的库房,我们像一个小心翼翼的探险者。文革的材料留下来的实在是少之又少,我们只能从片言只语中寻找那段尘封的历史。
    一页页发黄的纸片,浸润着岁月的伤痕。
    下面这段1968年11月1日阜城县革命委员会关于对“阜城中学政治案件”的结案报告,这是当时对这桩大案定性解释,也许我们可以从中理出事件的真相。

    档案材料:

    长期以来,这个学校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极其尖锐、复杂、激烈。文化大革命前,学校党、政、财、文大权被混进党内的一小撮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持着,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日伪汉奸、叛徒、现行反革命分子,混入教职员工队伍。掌握党政大权的原副校长宋评,是一个地主出身、投敌变节分子……
    我们认为,阜城中学发生的这一严重政治案件,是一场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是阶级敌人明目张胆地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猖狂进攻。
    这一小撮混蛋,利用种种手段恶毒攻击污蔑、漫骂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最亲密的战友林副主席及伟大旗手江青同志。这一小撮混蛋,语言之恶毒、数量之大,散布之广,流毒之深,已达登峰造极,无以复加之地步,是可忍,孰不可忍。
    一个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极深的付中合说:“毛主席把孙少奇打倒了,咱们升不了大学了。”
    反革命分子左金栋(学生)说:“江青这么弱,毛主席这么胖,受得了吗?”
    反革命分子张欣然说:“毛泽东没有胡子”
    1967年初,李厚祥、郑源远、田立忠三名反动教员,谈起毛主席畅游长江的事,李厚祥说:“毛主席喜欢仰泳和倒游。我也会仰泳,仰泳最舒服,最省力了,往水上一躺就行了。”田立忠接着说:“毛主席肚子大,一鼓气就浮起来了,游多远也沉不下去。”
    ……
                                  阜城县档案局藏1986卷号7 (4―2)375―390页
 
 
    在档案库里我们还意外发现了一张制于1968年10月14日的《阜城中学反动言论来源与传播示意图》,用两张大白纸拼接而成。密密麻麻的人名、错综复杂的下传线路、数目惊人的“反动言论”用六种颜色标得一清二楚,像大屏幕彩电的电路图。这是怎样的一种心智和功夫啊!这是多么大的一张株连网啊!巴金先生呼吁成立文革博物馆,如果征集文物,我们看这张大图完全可以进馆,差不多能称得上镇馆之宝。

    三、苦苦地寻访
 
    那段不堪回首日子,离我们快四十年了。阜中老校长、老教师大都已作古了,当年风华正茂的青年教师大都赋闲在家,含饴弄孙,北京、天津、成都等地的教师大多也返城了。所幸“文革”离我们很近,受害者和迫害者大都健在,这给我们调查提供了不少便利。
倾听是一种良知!

    李玉桂老师儿子回忆
 
    “在家我是老大,父亲被打死的时,我14岁,妹妹才7个月。文革一起,全家就和我父亲失去了联系。我和我娘去过学校几次,红卫兵不让见。学校的墙头上拉着电网,大门紧闭,觉得父亲凶多吉少。后来听说被关进了公安局,奶奶去了两次,第二次,奶奶哭死过去了,苦苦求了一天情,也没见到我父亲。8月24日村贫协主任给我家送信,让我们去公安局领尸,说我父亲已经自绝于人民。
    父亲的全身没有一个好地方,浑身全是血,腿和胳膊全是折的。我后来听说,父亲的腿早打折了,爬着去厕所。红卫兵是用捆猪羊的法,将两只手和双脚捆在一起,穿上杠子抬进公安局的……”
    老李已泣不成声,两行清泪也滚过我们的面颊.。
    老李的妻子接过了话茬
    “那时我还没过门,我们村的人都知道这事儿。老李每年都让我做身儿好衣裳,清明节上坟时,为老人家烧了。埋他爸的时候,血衣脱不来。人死的冤啊,惨啊!,走的时候连件儿干净衣服都没有。”
孙贵文老师的回忆
 
    2004年3月15日,我们在乡下终于见到了孙老师。中等身材,白净净的脸,两眼有些凹陷,灰白的头发梳理的很有个性,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
    “我是天津人,1955年升入南开中学。南开中学是个好中学,出两个总理啊!我们南开人爱国啊!”
    老人眼里闪着异常的光彩。
    当我们问起文革时,老人更加激动。边说边撩起衣服,伤疤依稀可见。
    “学生们说我是特务头子,因为我是教外语的。你不承认,他们就往死里打。李老师岁数大,那经得住?就给打死了。我和秋老师年轻,拣了条命。我也昏死过去了,他们把我仍在了槐树地下,醒来后,渴的要命,老天爷突然下了场大雨,才没有脱水而死。他们给我伤口上泼盐水,可能起了杀菌作用……”


    红卫兵周振田回忆(曾参与暴打李、孙老师)
 
    最难采访的不是那些受害者,而是参与暴打老师的红卫兵,他们或是闭门相向,或是极力否认。通过一些特殊关系,周振田终于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问:李老师教过你吗?
    答:教过,其实是个很好的老师。
    问:李老师被红卫兵打得很惨,那时候你们不心疼吗?
    答:那个形势下,人人都和疯子差不多。我们认为打得越惨,就越革命,上头也是这么号召的。当时不时有这么一句话: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坏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
    问:现在后悔吗?
    答:当时太小了,不懂事。
    问:和孩子们说过那段历史吗?
    答:说那个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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