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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版“华子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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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被 tuffy05 从 文革研究 移动到本区(2010-09-09) —
 现代版“华子良”
——《折腾岁月小记》之三十五
       周五接到四妹电话:她们准备明天到老齐家,在旅顺购置的农家小院度周末,并传达了齐家对我们的邀请,最后嘱咐我带上画具为齐家老爷子画张象。
       老齐家是四妹乔迁新居的对门邻居,两口子正当中年,一天忙的很,儿子在上海读书,家中85岁的老爷子,就托付给退休在家的四妹关照,所谓关照也就是中午过去给热热饭,没事时接老爷子过来搓个麻将,妹夫倒班休息时,常带老爷子去洗洗澡。日子一长,齐老爷子就非要认四妹为干女儿,从此两家更亲如一家。
       齐家已于周五下午到达,听到汽车声,两口子急忙从院里迎了出来。过去就听说,齐家这套农家小院收拾的很不错,平日雇邻舍代管,耕种一些庭院作物,夏季他们经常来这里度假,今天一看果不其然,前后两个院子,后院是菜畦,前院长着几棵果树,还有一棵正在挂果的葡萄藤架,下面有一个大石桌,四周的墙根下摆放着各种盆栽花卉,蜂飞蝶舞……
       在葡萄架下的斑驳阳光中,齐家老爷子笑呵呵地向我们走来,右腿有点瘸,一看就是个豁达开朗的老人,虽已进耄耋之年但精神矍铄,敦实的个头,红颜鹤发的脸上堆满了惬意的笑容,听四妹说过老爷子的老伴去世后,就被他最小的姑娘从黑龙江接到大连居住,他嗓音极好,能唱一手好歌。
       寒暄过后,我让大家忙去,就开始给老爷子画像,在作画中,我越观察这张脸型越觉得很熟,但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作完画后已近中午,大家就围坐在石桌周围,有说有笑的品尝起,这些地道的绿色农家菜肴,老爷子不喝啤酒,三盅白酒后在大家的掌声中开始引吭高歌,让我们感到特别惊讶的是,他专唱现代时尚的流行歌曲,什么《两只蝴蝶》《我和草原有个约定》特别是那首《遇到你是我的缘》里的“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我爱你。”高音部竟能拔上去,若只听声音根本想不到这是一位耄耋老者,还有那双手钩在一起放在胸前的姿势,更让我想起了什么……
       闲唠中我问老爷子,离休前是哪个单位的,他说:“我是齐分局物资处的。”“我是齐工业处的……”我的话音刚落,老爷子就抓过我的手:“怎么,在这里遇到老同志了?我叫齐宝山,想起没?”我愣愣地看着他,努力的在记忆的长河里搜寻着这个齐宝山……”最后摇摇头。“唉,咱老齐局哪有不认识我的……对了,那个齐魔障、(北方称疯子)齐傻子,认识不?”他最后这一提醒,立即将我前面的串串问号抻开了……
       文革期间,我们铁路一带有个著名的齐魔障,说他著名就是歌唱得极好,声誉响彻半个市区,虽然一身埋汰的蓝布衣服,前襟油光铮亮,一头长发向后披着,满脸胡须,但举止不讨厌人。在街上、在商店只要有人指着他说:“老齐头唱一段。”他就会傻傻的一笑,站下来两手在胸前一钩,双肩微端,旁若无人地开唱,诸如《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北京的金山上》等,特别在唱到结尾处的长音时,随着那颤音的飘逸,脑袋微摇,挺有风度的。
       据说这人是因揪“内人党”时被抓后,精神受到刺激,落下了这一毛病,除此之外他没有其它不良嗜好。得了这病人就算废了,所以单位给他办了病退,他也就整日浪迹街头,后来又发现他象棋下的挺好,但从不见与别人对弈,只是在一旁支招,到1971年“9·13林彪叛逃事件”后,他拒绝唱歌了,也不为别人下棋支招了,而是推着一辆童车,里面坐着他的小外孙子,整日在铁路局宅附件溜达,人们说孩子让一个疯老头看,这当爹妈的也够大心大肺的,再后来就看不到他了,听说是家中老伴卧床不起,他又在家伺候老伴了……
       没想到他乡遇熟人,我问道:“老爷子,你那病好利索了?”说着我冲她女儿指了指脑袋,“啥病,那是他装的。”他女儿神秘地笑道。这更引起我的兴趣,要求他说个究竟。老爷子又是当年那样傻傻的一笑:
       1967年11月,内蒙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滕海清,从北京带回江青“挖黑线”的讲话录音带,从此刮起了一股从文艺界开始,然后波及到党、政、军社会各界,并推向全区的“挖黑线”邪风。1968年2月4日,中央文革领导人接见滕海清时康生说:“内蒙地区苏修、蒙修、日本特务不少。“内人党”至今还有活动,开始可能揪的宽点,不要怕!”从此在他和谢富治的唆使下,由滕海清直接领导,在内蒙全境开展了一场骇人听闻的“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的“挖肃”运动。这个“挖肃”运动的中心要害是,挖所谓乌兰夫的“暗班子”——“反党叛国”的“新内人党”,并扬言“挖到蒙古包里去,挖到羊群里去”。
       你们别笑,当时还真的挖到羊群里去了,很多牧场畜群被宣布为“内人党”的“叛国”羊群、牛群、马群,统被没收、赶走;几百万亩草原因垦荒变沙化;母畜被随意屠宰、出售和外流,著名的苏尼特右旗优良的纯种白马从此灭绝。
       先是电台广播,接着张贴《敦促内人党登记》一号通告、二号通告,勒令“内人党”成员三日之内,到各革命委员会登记,否则一概按敌我矛盾处理,没有人去登记就把疑似分子集中起来办学习班,反复宣读毛著里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再没有人交代就一个一个提到专案组刑讯逼供。并按照清理阶级队伍的作法深挖狠斗。后来听我外孙说,在内蒙古大学编录的《内蒙古自治区史》中记录,有27900余人被迫害致死,而非官方所说的16222人;还有12万多人被迫害致残;被株连诬陷的有70多万人(当时蒙族130万人)。
       啊,你问我什么叫“内人党”,那我就简单说说:“内人党”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简称。它成立于1925年,接受共产国际领导,解放前夕发表《内蒙古人民解放宣言》。后来在乌兰夫的领导下,转入中国共产党,由民族主义者转变为社会主义者。历史上的“内人党”到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之后就不存在了。而在文革的癫狂年代里,“内人党”却不幸成为了一场特大冤案的导火索,被诬为一个有计划、有纲领、里通外国、专搞民族分裂、破坏祖国统一的反革命组织。
       从1968年11月到1969年3月,这五个月是对“内人党”打歼灭战的极为惨烈的时期。当时是拿民族成员作推论,我们原单位共有七名蒙族职工。于是派来三个战斗队,每组十人,分别负责抓人,抄家和审讯,是蒙族人就抓,他们的理念是:“你是蒙族人,能不是‘内人党’吗?”这样一来,在年龄范围内的任何蒙族人,都难以逃脱被挖抓的厄运。抓到后用不着审问,只令他交代罪行。专业战斗队人员昼夜三班倒,发加班费,个个积极争先,打出成绩火线入党。各个专案组天天搞车轮战严刑逼供,为迫索证据用刑日益翻新,敢下毒手是他们的共性,导致一个嫌疑人屈打成招,最多可以咬出近百人来。
       1960年我就从海拉尔分局调入齐局,但也被抓进去的同学咬出,说我是“内人党” 的变种组织“青年党”、东蒙第十二支部委员。1968年11月11日我被抓回海拉尔,当时我莫名其妙,不承认加入该党,专案组就开始严刑逼供,我这条受伤的右腿就是那时被打残的,酷刑再继续下去我也受不了啦,在诱供引导下,就开始绞尽脑汁地搜寻能记起的朋友、同事的名字,按发展的下线成员准备“交代”。
       正在这时的一天早晨,专案组喊我与另一个人去厕所,将一个受不了酷刑折磨而上吊自尽的难友,从吊着的木梁上解下,当时我一看到死者那吐出的长舌,和鼓出的双眼立即吓呆了,趁势就一下倒地,浑身假装发硬口吐沫液,想躲过这一差事,在被从厕所拉出时,听到专案组一个姓陈的人,报告军宣队领导说我被吓死了,我立马就屏住呼吸想装死,那个领导过来摸摸我的脉说:“净他妈胡说,这不还有脉吗?送医院!”路上我就寻摸,自己真傻,死能装的了吗?干脆我就顺坡下驴装疯吧,并把大小便全排在裤裆里,我下定决心,从今天开始我就要学《红岩》里的华子良,装傻充愣,这样虽然遭罪,但总比受刑好,更主要的是那些我正要“交代”的九个人可免除一灾。
       起初他们不信我疯了,年底把我送到北安精神病院进行医疗鉴定,我很怕过不了这一关,但没想到这一关很轻易的就闯过去了,那时精神病的诊断没有什么仪器,医生所掌握的“工具”就是一套理论,一张用来交流的嘴,和一双用来观察的眼睛。最终下的鉴定是:“反应性精神病”入院治疗。
       住院后家属被通知来看望,我偷着告诉老伴事情原委,让她放心在这里我才能保住命,不要替我担心。她告诉我,我们亲属已有11人被抓,两人已死。听到这一消息令我惊愕,兴庆自己这一步走对了。
       虽说这里安全了,但毕竟是疯子聚集的地方,那日子真难熬。首先是每天要服大把大把的神精药物,刚开始我硬挺着服药,但受不了那种难耐的折磨,后来就将药裹在舌头下,没人时再吐出来,有次被大夫发现,他们将我按到强行灌药,我只好在服完药后,再到厕所用手抠嗓子干哕呕吐出来,有时将嗓子都抠破了,药片伴着血丝吐出来;另外每天还要面临被病友攻击的威胁,与我同在一个病区的患者还不是那种狂躁型的,但也时有意外发生,最重的一次是正在食堂吃午饭,突然被后面一个病友,用满满一碗面汤扣在脑袋上,幸亏医院对我们的饭食温度有要求,否则我这颗脑袋就成熟透的菜花了,这里最可怜,也最可怕的是那些失去自知力的重症患者,经常肇事肇祸,防不胜防;那年月得这种病的人特多,进来后通过他们的狂言噪语就知道,这些人的病因都与当时的运动有关,不久就人满为患了,此时的卫生条件糟透了,病房里的气味自不用说,每天大家都在低头忙于抓衣服上的虱子,领子、袖口里的则要用牙咬......
       时间长了,我发现凡是患者有打哈欠的,都被视为病情好转,可以转入另一个病区,每天要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这里比其他病区条件好些,很快我也来到这里。
       后来听老伴说在大批受害人及家属拖儿带女,到北京不断上访的压力下,在1969年五月《中央5·22指示》文件下达了,文件指出:内蒙古挖“内人党”、打“叛国集团”的“挖肃”运动扩大化了,要求“对于误伤的好人要彻底平反,被关押人员中,除少数有重大嫌疑的要继续审查外,其余立即释放。”听到这个消息我认为形势在好转,所以就表现的病情明显趋好,在家属要求下我就出院了,算算整整住了151天疯人院。
       回家后我不敢马上过正常人的生活,因形势又有变化,当时虽然在文件上有毛主席批示:“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内蒙古已经扩大化了。”,因为这个“扩大化”是个模糊概念,没扩大化的范围是多大?没有界定,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毛主席更没有明确说这是个严重错误,特别在后来毛主席又说“挖内人党是正确的,只是扩大化了”。在这个背景下,军管领导人仅仅是放了一小部分伤残者,仍坚持毛主席批的是“扩大化”,而不是“错误”拒绝彻底平反、放人、落实政策。为此大女儿去海拉尔原单位找过多次,最后被告知:“你父亲是“新内人党”的支部委员,按政策支部委员以上的骨干分子均按反革命分子论处,不属平反对象,若不是因病早就在大狱里呆着了。”这使我甚感头上悬着的那把利剑更加寒光闪闪,惶惶不可终日。
       但广大受害者与亲属,则以《中央5·22指示》为尚方宝剑,说:“毛主席要解放我们,他们不执行,我们只好自己解放自己了。”于是大家组织起来从“保滕派”手里往外抢人;围攻批判滕海清;并组团再度进京上访,滕海清索性躲起来,不主持工作了。结果挖的和被挖的形成两大对立派,民族对立情绪日见突出,局势严重失控。对于内蒙古出现的混乱局面,康生说:“内蒙古平反一风吹了,犯了第二个扩大化错误”;黄永胜则说:“内蒙古批判滕海清,以错反错,搞乱了局势。”,在这种情况下受害者的抚恤、医疗、生活困难补助等项工作,全都停顿下来了,一些重点人,又再次被抓回去继续审查。对此我不敢怠慢,只好仍穿戴邋遢的到处闲逛,以唱歌为掩护打探事态进展情况。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驾鹤西去,当天下午我也随大伙到单位俱乐部去开追悼会,沉侵在呜呜咽咽的悲痛氛围中。哭着哭着,我就泣不可仰,自禁不得了,声音越来越大,最后变成涕泗滂沱的嚎啕大哭……你们想想八年了,把一个正常人逼得去装疯卖傻,有爱不敢表,有情不许发,有恨不让泄;一条腿被打残,身背这么个大冤案,平日连哭的权利都被剥夺;再说他老人家甩手走了,怎么就留下这么个不伦不类的“最高指示”,我们这案子到底咋算呀?今天利用这个合法机遇,把心里的郁闷都倒出来,痛快淋漓的大哭一场。等散会时我已站不起来了,人软得象一摊烂泥,多少人都拉不起我,同志们说:“让魔障哭个够吧,看不出他对主席的感情这样深。”
       打倒四人帮后的1978年4月15日,中共中央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的报告,作出彻底推倒所谓“新内人党”的历史错案的批示。终使这场“发了一阵疯,扑了一个空,做了一场梦”,的闹剧落下帷幕。我也摘掉了疯癫十年的华子良面具。
       行文至此,我掩卷沉思,想起近日刚看过的,在有限范围内开放的《林彪工作札记》,逐渐一个概念清晰起来——读不懂文革就读不懂毛泽东。
 
 
                                              2010-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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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0-07-10
你们想想八年了,把一个正常人逼得去装疯卖傻,有爱不敢表,有情不许发,有恨不让泄;一条腿被打残,身背这么个大冤案,平日连哭的权利都被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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