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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默:《祁连山下》以外的常书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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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骑士
萧默:《祁连山下》以外的常书鸿





   
火车在戈壁滩上爬行。车窗外是一片夕阳下的金黄。朝北望,远远的合黎山在雾霭后面透出一抹青黑;南面的祁连山离得近些,在暗黑的峡谷阴影上,耸立着金红而明亮的石头山岩。时断时续地,镶嵌着一些雪峰,夕阳下,也染着一片暖烘烘的淡红。一片片云,在戈壁滩上洒下一片片影子。列车正行驶在两山夹峙的一条宽一二百公里的河西走廊上(图1)。

   
我之所以用了爬行两个字,是因为开阔的戈壁滩上既没有树木,也没有房屋,只稀稀拉拉地散布着一些骆驼刺,缺少近景的对照,显得火车好像开得不快了。

   
我们是傍晚从酒泉挤上车的,现在正往兰州方向驶去。

   
我说的我们指的是我与常老。硬席卧铺车厢已经满员,幸好,从乌鲁木齐开出的这趟列车给酒泉站留了几张卧铺票,事前,我曾到酒泉地区革命委员会交涉,打着常书鸿的牌子请他们帮我们搞到了两张,才得以上了当时千金难求的卧铺。

   
这一年,是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八年,秋(图2)。

   
读者千万别想着凭常书鸿这三个字在那时还可以受到什么特殊的照顾,恰恰相反,那只不过是我借口押解河西地区乃至甘肃省最重要的一名罪犯到兰州治伤,必须看住他,不能让他逃跑,再加上他的腰椎粉碎性骨折,才可以理直气壮地提出这种要求的。不久前,名为三反分子、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卖国贼常书鸿罪行展览刚刚在酒泉展出过,海报贴得满城都是,使河西地区早已是无人不晓的这个名字更加远扬了。

   
上车后却又犯了难,原来拿到的两张票一张是上铺,一张中铺。上铺当然归我,但常老的这种状况,如何爬得上中铺?我只得扶着常老,向一位坐在下铺的旅客商量:“‘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同志,您看看,我们这位老同志腰椎骨折,中铺爬不上去,是不是能请您帮个忙,把下铺让给我们?他打量着我所说的老同志:穿着沾满污渍的旧中山装,上面隐约显出一条围裙的影子,腰里胡乱栓着一条皮带,花白的头上顶着一个帽沿搭拉着的旧军帽,俨然一副领导阶级模样,立刻就答应了。常老一直弯腰站着,手里拎一个小包,没说话,只感激地向这位旅客点点头,也用同样的眼神向我略作示意。

   
安顿好以后,我觉察这位旅客还有两位同伴,都是干部模样。他们发问说:你们在酒泉工作?

    “
不,我们是从敦煌来的,在酒泉治伤没治好,现在到兰州去。我回答。

    “
敦煌我去过一次,那里的千佛洞现在怎么样了,破四旧了吗?

   
他说的千佛洞就是莫高窟,后者是官名,老百姓和我们多半只称它千佛洞。

    “
还好,有一次城里的红卫兵要来破,有人事先来电话报警,我们赶紧报告了县武装部,请他们出面,开着汽车追,把学生中途挡回去了,没来成。所里当时有两派,但在这件事上大家还是一致的,知道莫高窟绝对不能破坏,守土有责!

   
我说这话时,常老听得很用心,露出宽慰的表情。显然,他还不知道这回事,没人告诉过他。

    “
那你们就在那里工作了?

   
我马上意识到话说多了,含含糊糊应了一声,便不再言语了。



   
自打文革一开始,常书鸿先生便被揪了出来,天天和其它牛鬼蛇神一起在地里劳动。毕竟六十多岁的人了,挖不动土,扬不起锨,便改任帮厨,每天在厨房洗菜摘菜,成了这身打扮。

   
常书鸿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却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我在第一篇文章中已经说过了。那是62年春夏之交,我正在新疆伊宁,原来所在的单位建筑设计室撤销了,当了中学老师,忽然读到徐迟先生写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里面的主人公尚达立刻吸引了我,引起我无上的崇敬。尚达在巴黎学了十年油画,一天,在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第一次看到了伯希和拍摄的《敦煌石窟图录》,为敦煌艺术的魅力感到非常惊讶,决心提前回国。43年从重庆奔赴敦煌,创建了隶属于当时教育部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以后终生投身于敦煌石窟的保护、临摹和研究工作,甚至不顾难以在这个偏远寂寞的地方再待下去的妻子的出走,仍然坚守敦煌。

   
《祁连山下》描述说:

         
我们的画家跑到国外,跑遍了欧洲的城市,看到了不少祖国的名贵作品以及外国的作品。他在巴黎住下来了。在巴黎,在著名的罗浮宫、罗丹馆、印象主义馆、小宫廷、独立沙龙以及在许多画廊、画展中,陈列着多少杰作名画呵!人人能到那里去鉴赏那些名作。……乔陀、拉斐尔、达芬奇、密开朗琪罗、蒂襄、艾尔·格莱可……这些令人醉心的名家的辉煌的作品!

          ……
中国古典绘画,自唐宋以后,山水画造诣之深,技巧之高,所表达的灵性之纯粹,他是叹服不已的。尽管这样,他还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不满足。他总觉得,这只是绘画艺术的一支,山水画的支流,却流得很长。而唐及唐以前的人物画,可惜流传下来不多,只有文字记载,因而无从判断。那倒应该是绘画艺术的正源。是的,那是正源,但流得不远,且不知流到哪儿去了?

          ……
还在巴黎时,他就看到过敦煌的写本。这些稀世之宝不属于他的范围。他也看到了一些壁画的原件残品和印刷品。当时就有一个感觉,写本不过是敦煌文物中一部分而已,壁画才是它的主体。那时候他渴望着有一天能看到原作。

          ……
(回国以后)在与一些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往还中,尚达听到了甘肃敦煌的千佛洞的一些情况。当时,人们更多的注意还是那一大批经变写本。可是,关于壁画,却还没有怎样重视,仿佛没有这一种宝藏似的。忽然,他决定要到敦煌去。在他的寂寞、冰凉、痛苦的心中,敦煌壁画却燃起了一阵光耀的火焰。

   
我当然知道《祁连山下》尚达的原型就是常书鸿先生。常老曾经与徐悲鸿、黎冰鸿一起,并称为留法三鸿,都是中国有名的画家。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当然会和生活中的不太一样,但尚达与常老,无论是精神世界还是人生经历,都非常相合。读到这篇作品,心想,如果我也能到敦煌去,该有多好!因为我的老师梁思成先生曾经告诉过我,敦煌唐宋壁画里画着无数的建筑,大大填补了现存唐宋建筑实例的不足。

   
机缘真是太凑巧了,几个月以后就得到梁先生托人带来的一个口信,问我愿不愿意到敦煌去,我当然马上给梁先生写了信,下了决心,经过梁先生的努力,63年隆冬,终于调到敦煌。这些,前文中都谈过了。

   
轰地一声,火车冲撞了两下,将闭目靠坐着的我从回忆中惊醒,躺在铺上的常老也醒了,我们又回到了现实。



   
当前的现实已变成这样:在公开场合,我已经不能称呼常老为所长,甚至不能称常老了,而只能是老常甚至直呼其名,不能露出一点恭谨之意。我也不再是他的下属,不再是他老的学生或他的老友的学生,而是代表堂堂革委会押解他老的董超、薛霸之流了,不过美其名曰革命群众罢了。甚至,在必要的时候,我还得称他老为牛鬼蛇神。例如这次到酒泉治伤,我居然就利用了常老的这个身份,办到了原不可能办到的事。至于上车时称呼了他一次老同志,那也是为了应对不知情的旅客,讨得一个下铺而已。

   
说来话长,还得从头说起。

    68
年春,所里成立了大联委,开始了另一波比资反路线时期更大的揪人狂潮。我则因多次被借调到县里工作,得以暂时脱身。等到我秋天回所,所里已来了军宣队。以后,所革委会也成立了。

   
军宣队三个人。队长李治安,副团级,其实心地挺好,大大咧咧,与知识分子(当然只限于革命群众)打成一片,并无歧视之心。他的妻子也来了,还为我们这些单身汉时时缝缝补补的。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儿笑起来特别可爱,与牛鬼蛇神的子女成天疯淘。另一位我们叫他老解,陕北人,连级,高个儿,笛子二胡样样来得,尤其喜欢吹唢呐,随身就带着一把。他到了所里就像是一位游客,从来没听他在会上说过什么,一切似乎都与他毫无关系,阶级觉悟极差。经过他的房门,便拉你进去听他吹唢呐。好听,充满深情,让你想到黄土高原,大概他心里只惦记着老家。还有一位小王,一个小兵,四川人,三个人中年龄最小,矮矮胖胖,按体型判断本应属于老好人之类,却出奇地革命,凶神恶煞般,即使对我们这样的革命群众,经常自豪地挂在嘴边的话也是:你们的出身都不好,再说,你们又都是知识分子!在他的心目中,知识分子天生有罪,比他这位贫农出身的低档多了(从此,我就再不相信按体型可以判断一个人的说法了)。

   
这位小王有一个远大的志向,便是学会开汽车,可以肯定,此事与他即将复员回乡有关。在部队没人让他学,到了所里,便利用军宣队的身份,没有驾驶证也要开车,对司机王杰三搞了一场夺权斗争。正好,那位建国前曾经给国民党驻军廖师长开过车的王司机,天天活在被清理的恐惧之中,巴不得能巴结上这样一位朋友,自动乖乖交权。所里有两部车,其中一部是所谓轿车,是常老想办法在兰州请人就一部卡车改装的。因为车身窄,除了前面有两排座,后面的座位就围成凹字,中间还可以装一些货。有时人多,在堆在中间的米袋子上也坐着人。文革以前,常老自然坐在前面,成为牛鬼蛇神以后,只能缩在车尾。我们坐在车上,看在眼里,却也说不得什么。由着这位夺到权的王小革命七上八下曲里拐弯地拉着我们进城,心也七上八下。

   
这天,逢着公路两边浇水。农民为着方便,把公路横着挖成小沟,让水流过,沟边堆起两条土垄,按说只要慢慢开过,不会有什么问题,多年来都是这样的。偏偏这位小革命不管这一套,没减速便想冲过去,车子一蹦老高,全车人便都摊倒了。那天大概为了寄信进城的常老照例坐在最后,蹦得最高,头竟被蹦到车顶棚里去了,再重重摔下,登时造成腰椎骨折,不能行动。

   
常老疼得熬不住,打报告申请治伤。敦煌没法治,常老要求去兰州,革委会看不是事,只得同意,但只能去酒泉,派我押送前往。

   
为什么派我去?一则这本不是什么好差使,革委会衮衮诸公忙着革命,不屑于为这种小事劳动贵体。二则既然没人愿去,我也暂时还没被揪出来,不妨也给我一个临时革命的考验机会,事儿便摊到我头上了。

   
临到出发的头一天晚上,我给常老继任夫人、原党支部书记、当时也已被揪出的李承仙偷偷打了个招呼,要她准备一个枕头,垫在从敦煌到柳园火车站的汽车座位上。上汽车后,又请司机尽量开稳当一些。

   
到了酒泉,我给常老谈了一次话。我要说当时毕竟年青,胆子小,当然不敢作倾心之谈,只俨然作公事公办状,嘱咐常老不要随便出门,提醒他这里刚刚办过他的罪行展,人人大概都会认出他,不要出意外。实在要出去也得我跟着。常老望着我,没吭声。

   
检查结果出来,医院确诊为粉碎性骨折,但没法子治,开出方子,有几种无关痛痒的药,医嘱是硬板床卧床休息。我从医院拿回处方和药,向常老转告结果。常老望着我,虽然仍没说话,却似有所求。我说你看看这么着行不行,听说有一种钢背心,你有什么想法?他才嗫嚅着说:能不能给配一副钢背心?我从他的眼神看出,他实际上还另有他想,并不止钢背心一事。我说,我作一点努力,试试看吧!

   
当天下午,我找到窦明海家里。窦明海是酒泉地委书记,文革前到莫高窟参观是我充任讲解的,也许还记得我。他也是腰椎粉碎性骨折,却比常老还惨,是斗争会上被打伤的。我听招待所的人说他配了钢背心。见面后,他听到常老也受了伤,很有些吃惊,说钢背心酒泉不能做,只有兰州才有这种厂子。我抄下了厂名和地址。临走,他好像还有话说,却没说出来。这里稍带说一句,落实政策以后,窦明海调任甘肃省政府秘书长,对我以后硕士毕业的工作分配还起了一些帮助作用。

   
次日一早我赶到医院,运用我的特殊战略,冒充真革命,向医生展开了一场阶级斗争。我编造说:我给我们所革委会汇报了,不同意你们的处方。

   
他说:这种伤确实没有什么好办法,病人年纪又大,要完全恢复可能不行,只能这样了。

    “
你们这些大夫只知道吃人民的饭,当贵族老爷,从不考虑革命斗争的需要。我忽然引爆,尽量装着蛮横地训斥他:你看看你开的这个方子,要阶级敌人卧床休息,像什么话,能办得到吗?你也知道常书鸿是什么人,三反分子、汉奸、走资派、牛鬼蛇神,要他休息,不斗争他,革命群众能答应吗?难道开斗争会的时候,革命群众站着,却让他舒舒服服卧床休息

   
几句硬话下来,可怜的医生给我打懵了,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半天才说:我是医生,只讲治病。他只能卧床休息,经不起斗争会了。

   
我仍然蛮不讲理:政治挂帅你懂吗?只讲治病,这本身就是错误的。如果是打仗,敌人受伤了,手里还拿着枪,我们能让他卧床休息,不先夺了他的枪?

   
他看着我说,那你说怎么办?我说我要是知道怎么办就不来找你了,你必须想出一个至少坐着也得开他的斗争会的办法来。他说,那就配一副钢背心好了,我也没别的法子了。我听了暗中大喜,说:那你就重开处方,不,就在这张单子上加一段,把配钢背心的必要性写清楚。当然,原有的卧床休息几个字仍然保留了。

   
就这么着,连吆喝带咋唬,处方改过来了。我得承认,这是我一生干过的最革命的一件事,证实了伟大领袖的教导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确是一条颠扑不破的伟大真理。

   
然后我给敦煌文物研究所革委会副主任、那个小人兰州木匠苏永年打了个电话,添油加醋地说:这边的处方出来了,说是来得还算及时,但必须到兰州配钢背心,否则会很快恶化,成为终身残废,高位截瘫,甚至生命都有危险,因为中枢神经都通过脊椎。他听不大懂,问我什么叫中枢神经什么高位什么的,哼唧了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也可怜,当了一辈子木匠,本来也还算本分的苏主任,大概从来就没有处理过像这么重要的政务。我又说,是不是革委会先研究一下怎么办,晚上我再打电话请示?

   
回到招待所,常老听了我简单告知的情况,面有喜色。我知道,他其实并不太认真于钢背心的事,而是更想趁这个机会回一次兰州。他老的都是中学生的一个女儿两个儿子都在兰州,大概两三年没见面了。但我没有挑破。

   
晚上电话回所,另一位革命委员接的:急什么急,还能都围着老牛鬼转?我把招待所的电话号码告诉他,请他们研究出结果就通知我。

   
又过了一天多,终于有了回音——“快去快回。常老喜形于色,高兴坏了,只顾说:那就好,那就好!



   
列车继续在祁连山下行驶。

   
我感到那三位旅客好久没说话了,向他们一望,却仍在打量我们。一会儿看看常老,一会儿看看我。见我睁开了眼,其中一位向我问道:我们想打听一下,你们那里有一位老同志叫尚达的,这回怎么样了?

   
我忽然看见半躺在铺上的常老像是被吓了一跳,眼睛猛然睁大,想像得出他内心的震动——在这种时候,居然还有人记得尚达这个名字。但眼光仍是直登登的,并不参加谈话。

    “
尚达?我没听说过这么个人。我不想谈这个话题。

    “
怎么没这个人,徐迟的《祁连山下》写得清清楚楚的,是你们所长,你怎么能不知道。

    “
什么《祁连山下》?这个时候,装傻是最好的策略。

    “
你怎么连这篇报告文学都没读过,就是专写你们所长的,流行全国,哪个不知道!

    “
我真的不知道,我的确不想和他继续谈下去。要知道,我们说的每一句话,对常老来说无疑都是一把把匕首:我到得晚,所里好多事都不知道。尚达?如果是所长,也许早调走了吧!

   
《祁连山下》在描写尚达到达莫高窟以后的情景说:

         
只能身在洞窟中才能得到最大的享受,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是在唐代的洞子中。

         
220号窟,在初唐洞窟中首屈一指,有贞观十六年的纪年题字。北壁画的经变形式的佛像,宝台莲池,二十六人的乐队,四人起舞。南壁画西方净土变,中央坐佛,莲池中二人起舞,乐队十一人,其两旁各有说法图,两端画着大型楼阁。这两幅壁画都极其华丽。最突出却是东壁的门旁,北文殊,南维摩,维摩正在发表他的雄辩,口若悬河,文殊却肃穆地侧耳而听。尚达手拿着一支大手电筒,仔细的观看。灯光奔向维摩,众王子,散花的天女;灯光奔向文殊,皇帝,百官,外国皇子,昆仑奴。这末多人物,个个生动活泼,呼之欲出。他想到了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可是这幅经变又超过它多多了。

   
这时,在我的眼前,分明就浮现出了这种场景。我相信常老现在也和我一样,恨不得马上就飞到远离我们的净土里去。那里只有宁静、安详,没有斗争会,没有屈辱,也没有互相戒备,人人享有尊严,可以倾心畅谈(图34)。

    “
同志,我们只是想知道尚达现在怎么样了,没有别的意思。他们诚恳地解释说:你们就是研究所的,应该是知道尚达的。听得出来,他们怀着极大的不安——尚达能不能安然度过此劫,也十分不解,为什么我一口否认。

   
但我实在是不想再谈下去了,微微用眼角看了一下常老,意思想暗示他们,想想闭目躺在铺上的这位落难老人究竟是谁,示意不要再用这样的话题打扰老人了。

   
他们再一次一会看看常老,一会看看我,一会儿又互相看看,似乎已经明白了一点什么。我却未曾料到,他们竟直接向从上车以来就一直默不作声的常老发问了:老同志,您年纪大了,应该知道尚达这个人吧?

   
常老又一次睁开眼,似乎是努力要从记忆深处找回一些什么,说出来的却是:没有这个人,那只是小说,里面写的全是假的,瞎编的。

    “
不可能!我去过千佛洞,讲解员亲口对我说的,尚达就是照你们所长常书鸿的经历写的,怎么会是假的。他们仍穷追不舍。

   
忽然,常书鸿先生声音很大地、斩钉截铁地、激愤地喊道:常书鸿,他死了!

   
声音震响,引得邻间的人也向我们看。常老再一次闭上眼睛,紧紧地,表示他已决心终止这场谈话。分明地,一滴老泪,从他紧闭的眼角顺着脸颊流下。

   
他们惊异了,把眼光询问地转向我,我略微点了一下头,又轻摇了一下头,请他们不要再追问下去了。

   
沉默,继续沉默,还是沉默。他们面色沉重, 久久凝视着就躺在身边的这位老人,困惑地要把他们心目中的尚达与这位老人联系起来。当然,这是一件困难的事。终于,他们中的一位站起身来,拿起茶缸,倒掉剩茶,仔细放进新茶叶,向车厢尽头走去。

   
良久回来,双手捧着茶缸,送到常老跟前:老人家,请您喝杯热茶!又加了一句,虽然轻声,却一字一顿地:不管怎么样,一定请您老保重,一定要挺住。

   
火车继续攒行,祁连山下,已沉入一片黑暗。

   
(原载《读书2008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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