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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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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   运
——《折腾岁月小记》之三十四
        今早上山晨练,听到山友们议论“老战士”于昨日下午过世,惊愕之余,再寻根细探,方知是心脏病猝死。“老战士”姓高,享年77岁,是一位参加抗美援朝的志愿军老战士……于此使我想起两年前与他相识时的情景,谨以此文以表哀思。
        那天下午无事,我与老梁约好登房后的“冰棍” 山小酌,当酒过两盅时,忽见团团雾霭涌来,我俩站起四下瞧瞧,原来是西南方向的傅家庄海域腾升起的云海,正顺着各个山谷缓缓的向整个城市弥漫着,远处的山岚被它托起,只露出最高的峰尖,在阳光照射下,像大海中的点点岛屿……啊,太美了!我俩由衷的赞叹着,刚要坐下,只见一位老者由北山麓拾阶而至,中等个头,体态偏瘦,精神矍铄,特别是那对如霜的眉毛,宛如被这白霭熏染。
       “嗬,两位真会选地方,在此仙境对饮好比神仙呀。”老梁应和道:“是呀,我俩正合计,给个国家主席当,咱去不去?”……说笑中我俩招呼他过来入座,他客气地说:“不了,我想问问,下面有个水库你们可知从哪儿下去?”看来这是一位新山友,”老梁起身指给他看,我问道:“您住在哪儿?”“我就在下面的靠山巷,刚搬来的,”老者径直走了过来,我们再次让座,他将拎着的水杯放在石桌上然后坐了下来:“唉,老房子动迁,就在这里又买了个一套。” “来吧老哥,往后我们就是山友了,坐下喝点。”说着我就将他的杯子拿起倒掉茶根,又倒入白酒:“您贵姓,高寿了?” “今年75,姓李。”他呷了口酒问道:“看模样您二位可比我小。” “是的。”老梁答道,递给他一包牛肉干……
        就这样我们相识了,在推杯换盏中,我发现他的右胳膊上有块长条的伤疤,就问:“这是烫的?” “不,是剜的,这儿还有。”说着将右腿裤子撂起,在腿的外侧还有一片更大的伤疤:“这是在朝鲜战场让老美的火燃喷射器烧的。” “哦,明白了,你是‘一把炒靣,一把雪’里的‘最可爱的人呀!’(当年人们对志愿军的别称)” “不敢当,别说我是‘最不可爱的人’就满足了……”话题由此展开,这位志愿军老战士,讲述了他那段坎坷的生涯。
        1949年3月,我还不满17周岁,初三还未毕业就瞒着家人,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紧接着就参加了“渡江战役”打过长江后一路打到南昌,上级将我留在了地方政府,大军继续南下。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当年十月我志愿军即跨江抗美援朝捷报频传了,记得在1951年1月5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加粗的标题《祝汉城光复》的社论,其中号召:“向大田前进!向大丘前进!向釜山前进!把不肯撤出的美国侵略军赶下海去!”当时我已经担任区助理员,为响应党的号召我又积极报名参加了“志愿军”,这个部队就是后来在朝鲜战场上,折戟受挫七千余人的60军180师。
        1951年3月17日,我们于辽宁安东(今丹东)入朝,这次是为了参加我们发动的第五次战役,的第二批入朝参战部队之一。
        后来成为战俘是在入朝参战后的第72天。那时我们已在“三八线”以南作战,挺进的很顺利,一天突然接到师部命令:“突破北面的敌军防线,为整个师的撤退开辟出一条出路。”5月24日晚,借着夜色突围的时候,被敌人包围了,打了三天,我们伤亡很大,弹药打光了,人也打散了,我由于右腿被敌人的火燃喷射器烧伤,走路十分困难,是副班长门雨声搀着我跑,我俩昼伏夜出,根据敌人炮弹的方向辨别方位追寻部队,第四天饥肠辘辘,我又发着烧,实在走不动了,我们就来到一个废墟旁,正好遇上一位朝鲜老汉,便想用自己的米与他换点吃的,他看了看我们点点头,拿起水桶和扁担出去了。
        不一会儿,领来三个美国兵,黑洞洞的枪口对着我俩,那个老汉指着我俩用东北口音骂道:“金日成发动了战争,毁了我们的家园,今天被联军打回,干你们屁事,滚回支那去!”没等我反应过来,头上已挨了一扁担,立刻昏了过去。苏醒过来时,已躺在前往战俘集中营的卡车上,这一天是1951年5月28日。
        经过临时战俘收容站和水原城郊战俘转运站,最后将我们中朝战俘,押运到釜山附近的一个小海岛上——巨济岛战俘营里,中国战俘关押在71、72和86号联队。
        不久和平谈判在朝鲜开始之后,中朝代表团要求,把所有的战俘遣送回国,联合国军代表则坚持在自愿的基础上遣返,为此在岛上又建立了一个同意回中国的“602营地”。 所有联队愿意回国的同志,想去那里则必须接受美军的“审查甄别”。但在这之前那些 “俘虏官”(一批台湾派入的假战俘,他们集结了一伙政治倾向于国民党的战俘)对我们实行了胁迫阻止、并强行在我们每个人在胳膊上刺了“反共抗俄”等一些反动口号。对坚持回国的战俘严刑拷打,其中曾当着我们的面杀死了几个人
        台湾,我认定了早晚会被我们解放的,至于第三国,我为何要离开大陆的妈妈和亲人,去那个陌生的地方?今天既然给了我选择的权利和机会,那我就是要回家。但我们的副班长却选择了去台湾,他的理由很简单:自己是台湾籍人,妈妈在那里(他是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家乡新竹被军国民党第七十军到台湾接收时拉夫从军的,第二年被派往大陆打内战,后趁机跑掉,途中又参加了我们“二野”);还有我们一个姓杨的团宣传干事(他是我军包围北平时,随傅作义将军起义投诚的)选择了美国,他想在那里完成大学梦。虽然我与副班长是很有缘的战友加兄弟,但我立即气愤地挥拳对他说:“你等着,咱们解放台湾见!”
        一天晚上,“俘虏官”们把我和几个要求去“602营地”的战友,带进一顶帐篷里,狞笑着问:“就凭你们身上的纹身,回去也不得好,还回去不?”我还是坚定地说:“回家。”话刚落音就被他们狠狠地抽了一个耳光,我转身就向外跑去,又被他们追上一顿猛打,正在此时,被一伙在营门口巡逻的“审查甄别”联军看见过来制止了,我立即冲他们喊道:“I wanna go China.”(我想回中国)他们问道:“are willing to go China ?”(你想回中国?)我点点头,他们招呼不远处一辆正在启动卡车上的战俘下来,将我搀扶上了车,我告诉他们帐篷里还有人被阻止,但这些联军进去后出来说:“no. (没有) ”
        最后我们进入“602营地”,到那里后就开始用刮脸刀剜臂上的字。皮与肉一片片地掉下来,血和汗交融在一起,但我们硬是咬紧牙关,一刀一刀地剜下了那几个字,如注的鲜血流了一地,可我们心里觉得好轻松。你们看到的这块伤疤,就是当年留下的。
      1952年5月7日,巨济岛76战俘营的朝鲜人民军难友,在我们的密切配合下,冒着被血腥屠杀的危险,一举扣押了巨济岛美军战俘营总管杜德准将——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巨济岛事件”,最后杜德签署了协议,迫使美方在76战俘营召开了“朝中战俘代表大会”;承认了他们在战俘营中阻挠战俘遣返,违背了和平谈判的准则;并承诺改进战俘营内的生活条件,才放了他。这是我们在朝鲜“第二战场”上取得的又一胜利。
        1953年6月,朝鲜停战协议签署,遣返战俘开始了,中美最后就这些战俘去向问题,正式达成了采取“个人自愿”的原则协议。同时给中美双方各90天的时间,对战俘进行调查和说服的解释工作。这项工作由中立国印度主持,以确保任何一方不得采取胁迫手段,然后在印度代表主持的“解释”营帐中,战俘们坐好,分别聆听双方代表的解释,三个月后结束解释工作,战俘营开设了两个门,回大陆的由中共代表的这边出口出去,去台湾和第三国的则由美军代表那头出去。由战俘们志愿做出决定,我们在朝鲜战场共有2.1万多名战俘,只有三分之的人一选择回国,另一部分人在国际红十字会与中立国的安排之下,转入第三国,其余1.4万多人去了台湾。是年8月5日,我们是第一批正式在板门店回到了祖国怀抱的战俘,终于结束了800天的战俘囚禁生活。
        经过了生死考验,历尽了千辛万苦的6064名志愿军被俘人员,在回到了祖国之后,被赋于了很高的荣誉,罩在我们身上的各种光环,使得历尽生死劫难的战友们如醉如梦,然后被全部送往设在辽宁省北部,昌图县金家镇的“被俘归来人员管理处”。领导告诉我们将在这里休养一段时间,康复身心,同时传达了中央对待我们的“二十字方针”:热情关怀,耐心教育,严格审查,慎重处理,妥善安排。
   金秋过后是严冬,该收的、该得的都结束了,以后便是该算账的日子了。
   政审从1953年11月中旬开始,到次年的8月,最后结论处理完毕,共用了近一年的时间。记得当时让大家对照电影《狼牙山五壮士》《八女投江》等电影和《党员八条标准》检查、交代问题,当时强调一个概念:举起手的都是属于贪生怕死、丧失气节的投降行为。至于我们在602营地向美军游行示威,绝食斗争、国庆升旗、护旗等抗议行动都以 :“功是功,过是过,功过不能相抵”;“功不谈跑不了,过不谈改不了。”“主动交代从宽,别人揭发从严”而被制止。

        通过一系列的“深挖、过关、考验”等环节,迫使我们都得上纲上线承认自己有罪,譬如:被审讯时承认了敌人早已经掌握的部队番号,就是“暴露了军事机密”;已失去抵抗力而被敌人抓获,就是“右倾保命”;以隐蔽的方式和敌人斗争,就是“委曲求全”;当了几天小班长就是“投敌变节”;甚至将被敌人捆绑后刺字,也说成自己是丧失立场,向敌人屈从……我当时愤不过说了句:“叛徒领头喊‘打倒共产党’我也举手但却喊‘打倒国民党’这怎么算?”你猜指导员说啥?他说:“谁都听不到那也叫喊口号?你若真有党员的气节应站到前面领头喊。”我说:“在那种环境下只能搞灰色斗争。”气得他瞪着双眼喊道:“你这是严重的态度问题!”
        最后政审结束,进入“结论”阶段——91.8%的党、员,团被开除党籍、团籍,700多人被开除军籍,连以下人员一律复员。我的结论是三籍:“开除党籍,承认被俘前军籍,复员回原籍。”,就这样一个紧箍咒,硬性地套在我头上整整29年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我们可以优待敌军的战俘,却不给自己的同袍留条活路,后来从媒体上我知道了,当年我们俘虏的联军战俘,有22人志愿留在了中国,有在大学读书;有在工厂工作,国家对其生活照顾有加,其开销全由外交部支出。原来我想活着是共产党的人,死了是共产党的鬼,万万没有想到活着回来却成了党的罪人!这等结局,若让去台湾的战俘们知道了该有多么幸灾乐祸啊!
        回到家乡为了生存,我做过矿工和铁路线上筑路的临时工,也曾做过县信用社会计……但稍有“运动”我便是第一个被裁掉的人,1963年,县里一家机校看中了我,费了好大劲把我调入学校教书,然而一个学期刚完,“四清”运动就开始了,由于我那洗不清的战俘耻辱,终被清理出校园……最后在街道的一个百十人的福利小厂就业,算是安顿下来,当时由于自己踏实能干,文化又比大家高,社会联系面又广,厂长再三举荐让我当了个副厂长,这时的我已31岁才成家,有了孩子。
        安稳的日子没过上两年,“文革”的风暴袭来,我按走资派被打倒并被扣上“叛徒”的帽子,遭到长达两年的批斗和“牛棚”的囚禁生活。总算盼到“四人帮”倒台得到解放,但自己的平反与别人不一样,说我这是组织早有结论,不属“平反” 之列,那年我已由一个朝气蓬勃的青年,磨砺成饱经沧桑的中年汉子,即使这样我也不明白了“厄运”为什么总是这样与我形影相随,不弃不离地追随着我?民间社会为什么不给我一个生存的空间?
        为此我开始了去中央军委的漫长上访、申诉路,在北京我找到了还健在的部队老首长,他们为我出证,给我资助、还为我指路子,帮我联系老战友……
        直到1983年,当地军分区才作出决定:撤销当年对我的结论,恢复党籍、军籍,转业到地方工作。算算从被俘到当时的平反,这条“厄运”的蝎蛇整整缠了我32个年头,人生又有几个32呀。
        1987年我儿子大学毕业后,先后跳槽了几个单位,2000年他又应聘到大连这家台资企业,我们老俩口也迁到大连定居。上班不久,公司老总就找他谈话,询问一些家里的情况,然后来车将我接去,给我看一张泛黄的老照片,我一眼就认出这是门雨声!就是朝鲜战场一起被俘的那位副班长,老总告诉我这是他父亲,并说:“自我们决定将香港的业务扩展到大陆后,家父就一直盼着能找到您,啊!真没想到今天终于见到了,这真是踏破铁鞋无处觅,得来全不费工夫。”当时他就用网络视频,安排我们老哥俩见面了,并摆上宴席,我们老哥俩隔屏对酌,虽说都苍老了,他还比我还大三岁七十整,但人家却显得神采奕奕,红光满面……就这样我们一直扯到晚间十点,从中我也知道了那位去美国姓杨的团干事,现在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华人学术精英,我又询问了其他当年去台的战俘的情况,他说:“退役后,统称‘荣誉国民’按级别享受不同的‘月退俸’由2万台币——3万台币(人民币与其比值约为1:4),有文化的级别就高些,我们大都在三四十岁退役,拿着每月固定的‘退俸’干些买卖后来生活的都不错,但台湾一度男多女少,所以不少老荣民结婚都晚。对失掉劳力的‘老荣民’政府设有‘榮民之家’荣军所’在此安逸晚年;还专门修了高级的荣民医院等福利施舍……总之小蒋对我们不错,社会的生存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听到这里我想起那些九死一生,没被俘的志愿军老战士,如今已是风烛残年之际,可有的还在为那点可怜的退休金发愁呢,企业倒闭、子女下岗、那点捉襟见肘的保命钱,虽说每年长点,可与政府公务员的涨幅,及物价涨幅比较就太可怜了,唉,让我说啥好呢?
        今天,来倾听这样一段饱含血泪,还未被完全湮灭的史实故事,回顾那段历史,我们能无骨鲠在喉?它会引起世人怎样的共鸣?对这场战争的真正起因暂且不论;对那场签定“停战条约”打了个平手的战争,究竟谁是最大赢家的问题也不探讨,仅就我们这六千多“生不如死”的归国战俘、战争幸存者而言,在共和国的历史夹缝中徘徊苟生;被“厄运”缠绕吞噬二十多年,我们的深思又应该是什么呢?

                                                                                    2010-6-17
 
祖国人民热烈欢迎归国的志愿军战俘

被俘的志愿军
 
                                    
已换装待发的志愿军战俘




[ 此帖被白海鸥在2010-06-19 14:37重新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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