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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文革”纪事(1966.5—1976.10)  《浙江方志》编辑部程超魏皓奔主编1989.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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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0楼 发表于: 2017-10-14
八、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6年5月——1976年10月)

1966年
(5月——12月)

5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制定的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
5月18日至20日  省委组织的“文化大革命”写作班子,署名“辛文兵”,在《浙江日报》连续发表: 《〈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必须彻底批判》、《“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修正主义的反党口号》、《揭穿用学术讨论掩盖政治斗争的大阴谋》等文章。
5月18日和21日  《浙江日报》分批刊载了《揭露吴晗的反革命真面目吴晗家乡义乌县吴店公社调查材料》,对所谓“三家村”(指邓拓、吴晗、廖沫沙)“反党集团”开展批判。
6月2日  《浙江日报》转载了《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攻击中共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在杭大部分高等院校的部分师生闻风声援。杭州大学一批师生进入省委大院,指责省委领导人把文化大革命作为“纯学术批判”来搞。3日,浙江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贴出《横扫阻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切清规戒律》的大字报。高等院校和各地区的党政负责人首先遭到冲击,全省部分地区和单位开始混乱。
6月5日  省委根据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为了有秩序有领导地在一定范围内展开文化大革命,决定抽调省级机关和省军区系统的干部,组成工作组或联络组,派驻在杭的大专院校和新闻、文化等单位。各地(市)也相继派出工作组进驻一些中学和文艺团体,协助党组织领导文化大革命。
6月上旬  省委决定组成以省委常委陈冰为组长的“浙江省文化革命小组”。9月10日,省委正式公布“省委文化革命小组”组成名单,组长陈冰,副组长李维新、王起、沈策、孟克明、薛驹。
6月22日  省委决定撤销抵制文化大革命的浙江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兼副校长刘丹的职务,并于24日,在全省公开点名批判。与此同时,省委部署在杭州大学开展批判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联党组书记、杭州大学前副校长林淡秋和著名宋词学家、教授夏承焘等同志。其它大专院校也纷纷批判“学术权威”。
6月26日  省委召开浙江省暨杭州市党的活动分子大会。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作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报告。
6月28日  浙江大学造反派起草了给毛泽东、党中央的电文,联合了1,861人署名。电文指责省委派出工作组压制群众运动,强烈要求撤销工作组。并集队到省委大院静坐要省委转呈。
8月5日  省委宣布撤销各大专院校的工作组、联络组。
8月8日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向全国播发。同日晚,在杭大专院校和杭州、宁波、温州、台州、舟山等地的各界群众集会游行:坚决贯彻《十六条》,搞好文化大革命。
8月18日  毛泽东在首都接见赴京串连的红卫兵,杭州西湖中学等第一批赴京红卫兵亦受接见。消息传来,浙江的红卫兵运动被迅速鼓动起来。22日起,在北京等地红卫兵破“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和批牛鬼蛇神的带动下,杭州、宁波、金华、温州、绍兴、台州、丽水、舟山等地的红卫兵纷纷涌上街头,刷标语、贴大字报、砸招牌、毁路标,将具有传统色彩或体现经营特色的地名、街名、厂名、店名一扫而光。同时,还大搞抄家、讲街、批斗、体罚、破坏文物等活动。24日,《时江日报》发表社论《“红卫兵”的革命精神万岁!》
8月22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号召开展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下旬,杭州、新昌、缙云、余姚等地的部分工人、农民,开始指责“社教工作队”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起来造“社教工作队”的反。随后,各地纷纷撤回“社教工作队”。9月中旬,杭州、温州、宁波、嘉兴、金华等地区的一些工人也贴出大字报,支持学生运动。
8月23日  浙江美术学院以张永生为首的“红卫兵战斗队”成立,并发表宣言,提出“17年的仇要报,17年的冤要伸”。
8月26日  开始全省红卫兵破"四旧"之风转向砸寺院,毁佛像、古墓、文物,焚烧书画、戏装。杭州的平湖秋月碑、虎跑的老虎塑像、岳坟的秦栓像等被砸,各地的许多寺院、古墓等也相继遭劫。当红卫兵冲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二灵隐寺时,根据省委指示,省军区和杭州市委协调行动,组织浙江大学、杭州钢铁厂等单位人员和当地农民共同守护。至8月底,周恩来总理发出“灵隐寺暂加封闭”的电示,这座古刹才得以幸存。
8月31日  毛泽东第二次接见赴京大串连的红卫兵。浙江美术学院以张永生为首的“红卫兵战斗队”代表上了天安门。从此,红卫兵运动进一步走向社会,全省大中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红卫兵到处“大串连”直接把斗争矛头指向各级党、政负责人。
同日  浙江医科大学等校的几千名师生,聚集省府大院,以静坐相挟,要炮轰省委,要省委第一书记江华接见。江华未予接见。此事即被他们称之为“8.31”事件,到处宣扬煽动。
同日  “杭州市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简称“红一司”)成立,下设红卫兵纠察队。他们在闹市区设立“纠察”制止红卫兵运动中的一些极端作法;大量印发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关于保护首长和国家机关安全,严禁抄家,要文斗,不要武斗等内容的1号至5号通令。并以此为蓝本,发布“红一司”通告。同时,也喊出了一些黑五类等血统论观点的口号。
9月初  在北京等地到浙江串连的红卫兵鼓动下,金华、温州、绍兴、嘉兴等地红卫兵开始炮轰本地区党委。4日,杭州化工学校赴金华串连队贴出“六问金华地委”的大字报,与金华地区红卫兵点燃了炮轰金华地委的导火索。7日,浙江师范学院学生又把“炮轰司令部一一金华地委”的大字报贴到地委机关。8日晚,金华地委机关的工作人员因与浙江师范学院的部分师生观点相左而发生冲突,继而两派先后成立了对立的“金一司”和“金二司”又接连引发了一系列流血事件。为此“金二司”组成金华北上控告团赴京。10月29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在全国政协礼堂接见他们时说“金华问题,是一个很严重的镇压学生事件。”李学智(金华地委书记)“镇压群众”“就是路线错误,方向错误,就是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中央文革完全支持你们!”这个消息在浙江很快广为传播,加剧了派性斗争。
9月15日  由工厂、农村、院校、机关等造反派组成的联合组织一一浙江省炮打司令部联络站成立。
9月23日  省委着手贯彻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和国家经委《关于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的规定,开始将公私合营企业改为国营企业,一律取消资本家的定息,一律撤销资本家代表。有步骤地把大型合作社转为国营商店;将小商贩转入国营店代购代销店;将个体劳动者组成合作小组、合作社。
10月5日  中共中央根据林彪的建议,转发军委关于军队院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原有的由院校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并提出该规定适用于县以上大中学校。从而“踢开党委闹革命”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迅速升级。省委领导江华、李丰平、陈冰、陈伟达、吴宪先后遭到浙江大学和省级机关造反派的批斗。10月13日,省委办公厅等省级机关的造反派起来揭露“省委内幕”,提供材料,全省掀起了“炮轰省委、火烧江华、打倒陈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省委难以开展工作,基层党组织被迫停止活动。
10月下旬  省级机关造反派获悉中央工作会议指责刘少奇、邓小平提出了一条“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便组成赴京代表团,向中央告状:说省委镇压群众运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时,省级机关干部萧贻等同志乘飞机抢先向中央反映省委遭冲击,主要负责人成为造反对象,省委呈瘫痪状态等情况。在北京,遭到浙江赴京造反派的围攻。
10月10日  凌晨2时34分,省军区某部三连战士蔡永祥,为保护满载几千人的列车和钱塘江大桥,奋力排险,英勇献身。31日,省市各界6万多人隆重集会追悼蔡永祥。省委号召全省人民学习蔡永祥的英勇事迹。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南京军区党委分别予以表彰,号召全军和广大民兵向蔡永祥学习。
10月底  全省各地县部分农民陆续加入文化大革命运动。金华雅畈农民率先成立了造反组织——雅畈农民革命造反军区。
11月初  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简称“杭丝联”)部分造反派以省委不同意罢免“四清”工作队队长为由,在翁森鹤的鼓动下,大批工人到省府大楼静坐请愿。7日,又煽动2,000余人、冲上火车赴京“告状”。翁森鹤等在京得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接见与支持,旋即在京成立了“红色造反兵团”。
11月6日至20日  省委召开省、地、县3级干部会议,传达10月份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要大家“敞开思想”把“什么问题都摆出来”深入讨论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问题。由于经省委书记处书记赖可可的同意,造反派抽调省级机关人员控制了会务,使得抓揪与会干部的事件时有发生,会议多次转移会址仍无济于事。20日,省委被迫“暂时结束会议”认为形势发展已难以控制,遂整理出10个方面的问题,向中央反映。
11月13日  省级机关造反派为达到进一步搞垮省委的目的,有组织地召开了“浙江省暨杭州市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有各地850多个单位3万余人参加。李丰平被迫代表省委作了检讨,作出了“撤销省委文革小组,浙江的文化大革命由省委常委直接领导”的决定。17日,在杭大专院校的部分红卫兵再次冲击省委机关,省委书记处办公室部分文件、材料被抢。此后,省级机关各党组织普遍受到冲击而呈瘫痪半瘫痪状态。
11月15日  以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受压者”组成的“杭州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简称“红三司”)成立,并在全省各地区和部分县建立了联络站。
11月下旬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派林岗、李洪顺等人来杭设立“首都三司驻杭联络站”,进一步煽动搞乱浙江。12月1日至3日,“省炮打司令部联络站”、“红三司”等组织召开了全省各地1,000多个造反组织参加的所谓“浙江省、杭州市革命群众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罪行大会”。
12月5日和9日  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的两个文件下发后,“文化大革命”动乱扩及全省工交财贸的各基层单位和广大农村。
12月24日  省红色造反联络站等组织在首都三司驻杭联络站的策划支持下,以追查省委存放在省军区的档案材料和揪省委书记陈伟达为借口,组织1,000多人冲击省军区司令部,占领作战室。随后,他们还赴京告状,说省军区窝藏黑材料和省委领导。
12月30日  以张永生为首的“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简称省联总)在杭州成立。
12月30日  清晨3时,“省联总”联合本省及北京、哈尔滨等外省市驻杭联络站的22个造反组织查封《浙江日报》社,夺了编委会的权。当天起《浙江日报》改出《新华电讯》版,由“省联总”主编,并发表了《我们为什么要封掉〈浙江日报〉告全省人民书》。1967年1月10日,“省联总”等造反组织正式宣布夺取浙江日报社的领导权。形式上恢复《浙江日报》,与此同时,《杭州日报》社的造反派在“省联总”等组织支持下,接管了《杭州日报》社。
1966年  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经过几年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国民经济的发展趋于协调平稳。全省全年工农业总产值78.51亿元,比上年增长9.9%.其中农业产值32.78亿元,增长2.8%;全省粮食平均亩产达到437公斤,首次超过“纲要”指标。全省当年建成近60万亩的电力排灌工程,当年受益。工业产值45.73亿元,比上年增长15.6%,其中轻工业增长6.2%,重工业增长35%。特别是前8个月工业产值比去年同时期增长了18.9%。下半年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工农业生产受到影响,增长幅度比上年同期下降。

1967年

1月1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元旦社论,宣布“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
同日  “省联总”的机关报《红色风暴》创刊,创刊号提出“一切权力归造反派”,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夺权。”
1月5日  “省联总”为首的造反组织召开所谓“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冰”的大会,提出:打倒陈冰,火烧江华、李丰平。省委被迫撤销陈冰、于冠西的职务。7日,他们又在省体育场召开“批判、揭发、斗争陈伟达”大会。
1月11日  “省联总”等25个组织联合发出《紧急通告》,指责省委“大搞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用‘糖衣炮弹’向革命造反派进攻”。25日,省、市3万余名造反派又召开“彻底摧毁反革命经济主义斗争大会”。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吴宪和副省长李维新被揪到会,“接受批判、押送游街”31日,“省联总”组织大批“彻底粉碎反革命修正主义宣传队”分赴各地,煽动造反派夺取各级党政财文大权。
1月 14日  “省联总”所属的浙江大学“红色造反联络站”等数 10个造反组织,再次以揪“杀人凶手”(省军区领导的亲属)为名,组织几千人冲击省军区。25日,这些人强行占据省军区司令部、政治部,企图劫持省军区主要领导。事后,他们又组成“控告团”,赴京告状。26日,省军区指战员在游行时与造反派滞留人员发生冲突。27日,《浙江日报》发表社论《省军区一小撮人想干什么》,煽动“揪军内一小撮”。 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浙江最近发生事件的决定》,把“省联总”连续冲击省军区的责任归咎于省委和省军区领导,责成省委和省军区有关同志作出深刻检讨。31日,中央指派南京军区政委杜平、中共中央办公厅丁钧来杭处理该事件。
1月16日  在上海“一月风暴”①影响下,“省联总”和所属30多个组织联合发出《紧急通令》。宣布:凡是省、市一级单位的夺权,须经“省联总”同意,凡是省、市以下单位的夺权,须经“省联总”所属有关组织同意。18日,“省联总”又同“省级机关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简称“省机总”联合发出《紧急通令》,宣布直接对省委办公厅、省人委办公厅、省委宣传部、省妇联等部门的夺权,对省府大院其他部门则由本单位造反派监督管理或夺权。同时“省联总”又向全省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煽动并帮助各地造反派夺权。到1月底,省级机关和全省各级党政大权已被造反派所窃取。一大批党政领导干部和骨干等被非法关押、批斗,也有一些干部“亮相”支持造反派。
①由张春桥、姚文元指挥的,以夺取上海市党政财文大权为开端的全国全面夺权风暴。
1月28日  周恩来在接见龙潜和造反派部分代表时说:浙江省委的工作在文化大革命前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是有贡献的。浙江省委的领导在困难时期顾全大局,支援了大批粮食给中央。江华是井冈山的老同志,又是少数民族,主席多次在杭州的安全工作做得好,主席再三说要保。2月上旬,谭震林在京接见浙大学生时,也讲毛主席要保江华,对江华是一批二保。此后,造反派内部因对江华的态度和夺权问题出现分歧。当“省联总”决定12日召开揭批所谓浙江头号走资派江华大会时,11日夜,周恩来派专机责成造反派将江华送往北京。“省联总”仍于12日召开数万人参加的“批斗浙江头号走资派江华大会”,但被从造反派中分化出来的“浙大红暴会”等一批人冲散。会后,翁森鹤等人即组织成立了“浙江省红色暴动委员会”与省联总相对立。引发了一系列武斗事件。
2月20日  浙江日报办报临时领导小组和杭州日报编辑出报小组,作出《关于“浙江省军区事件”报导所犯严重政治错误的检讨》。检讨两报1月份6篇有关报导,违背了党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
3月15日  为了稳定浙江局势,制止武斗,恢复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加强对生产的领导,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浙江省实行军事管制。16日,省军区奉命对省公安厅、西泠饭店、杭州|饭店实行军事管制。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成立,省军区政委龙潜任主任,省军区副司令员阮贤榜、舟嵊要塞区政委曹思明、二十军政委南萍、空五军政委陈励耘任副主任。下设革命委员会、生产委员会。各地军管会也由相应人员组成。省以及地、市、县军管会成立后,在平息武斗,恢复各级抓生产的班子,疏通交通运输,安排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是,由于省军管会内部意见相左,步调各异,内部矛盾日益激化。
4月1日  《浙江日报》转载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开始在报刊上影射批判刘少奇。2日至4日,杭州、宁波、温州、嘉兴、绍兴、临海、吴兴、定海等地造反派举行“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会”。
4月6日  陈励耘为执行吴法宪(解放军空军司令员)的“把南萍请出来,把龙潜推出去”的旨意,支持造反派诬陷龙潜参与在中央首长住所安装窃听器,张秀龙搞“兵变”,“谭震林的黑手直接插进了浙江”,省军区“执行了一条又粗又长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保守势力的总后台”,保了旧省委,保了江华,卷进了“二月逆流”。5月9日,“省联总”组织数万人召开坚决击退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大会,把斗争矛头指向省军区、省军管会的主要领导人。
5月23日  浙江农业大学两派在校园发生武斗,26日,“农大红造会”在省军管会代表的吉普车上抢走了南萍的一个皮包,把其中整理省军区的有关材料,送给省军区(后又转移到上海)并与省军管会派出的杭州市公安局的人员发生冲突。事后,浙江农业大学的另一派“农大造反总部”和“杭州市公安局先锋总队”到省军管会要龙潜接见,龙潜予以拒绝,他们就在省军管会静坐示威。为此,省军管会多次向中央文革汇报,均无答复,使得这次静坐延续了29天。6月20日,张春桥打电话向静坐的造反派表示“慰问”。
6月6日  凌晨,“省联总”以其常委郭志松和“红三司”一些学生,被杭丝联“红暴派”所扣为口实,调集数万人,围攻杭丝联,他们攻进厂后乱抓人、砸机器,大部厂区被破坏得一片狼藉。7日至9日,两派连续发生冲突。10日,“省联总”又组织万余人到拱宸桥游行挑衅,酿成“六·一0”武斗事件,影响波及各地,全省处于严重混乱状态。
6月11日至7月23日  接中央通知浙江三军代表和两派代表到北京开会。开会期间,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多次单独接见“省联总”代表、向“红暴派”和省军区施加压力。7月13日、23日,赴京代表达成关于浙江问题的两个协议,肯定空五军、二十军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指责以龙潜为首的省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性错误”,责令他们深刻检查。同时提出要以“省联总”为主实现两派大联合。“省联总”代表回杭以后,聚集各地的造反组织,多次召开大会,批判、挂牌游斗省军区政委龙潜、司令员张秀龙等,强迫龙潜检讨。
6月  由于《浙江日报》变相成为“省联总”的喉舌,广大群众非常愤懑,全省50多个县、市拒发、拒送、拒订、退订《浙江日报》,报纸发行量1个月陡降40%。
8月5日  凌晨1时,张永生等唆使造反派干余人包围省军区军械2库,骗开大门,扣押和打伤守卫人员后,强行砸开仓库,将1,000多件枪械和价值约40万元的军用物资洗劫一空。3日,省军区政治部某职工(造反派)抢走政治部各种枪枝26支、子弹1,664发,制造了军内严重抢枪事件。9日,张永生等人再次纠集千余人,又抢走省军区军械1库的汽车及子弹几百万发,手榴弹万余枚。
8月22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改组浙江省军管会和省军区的决定》(简称“两个改组”),任命南萍为省军管会主任,陈励耘、张明汉为副主任;任命二十军军长熊应堂为省军区代司令员、南萍为代政委。命令二十军军部进驻杭州,统一指挥省军区所属部队和地方武装,领导“三支两军”工作。23日,省、市造反派和驻杭三军数万人在少年宫广场举行集会,南萍和白崇善(空五军军长)在会上讲话,表示二十军、空五军坚决支持“省联总”为代表的造反派。此后,全省把江华、李丰平、陈冰、陈伟达作为浙江“二月逆流”的魁首来批斗,反“二月逆流”的运动全面展开。26日,省军区召开“交权”大会,龙潜、张秀龙、阮贤榜等省军区领导被造反派强按下跪,搞喷气式。会后,原省军区党委全体成员被关押和揪斗。省军区及其所属部队和军分区、人武部,甚至民兵连的广大干部战士,也被作为"龙子龙孙"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有的被活活整死。
8月下旬  “省联总”为了控制全省,以“文攻武卫”开路,在全省各地大规模武力镇压“红暴派”。由于萧山群众和干部抵制某些派性活动,24日,“省联总”召开攻打萧山誓师大会。26日凌晨,张永生、贺贤春组织省级机关和杭州市数十个单位经过军训的三四千人,全副武装攻打萧山。打死90多人,打伤100多人。萧山攻下后,二十军立即进驻军管。
8月24日  “省联总”部署所属组织,攻打富阳县城。富阳县城被打下之后,又制造了一系列武斗事件。10月3日,“富联总”谎称县主要领导被龙门公社对立派所绑架,在得到省军管会负责人的支持后,富阳县造反派当晚组织攻打龙门公社。在攻打富阳县城和龙门公社等武斗中,打死100多人,伤残300多人,关押700多人,烧毁房屋1,200多间,砸了166个单位和2,000多间房屋。
9月16日  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在浙江视察时讲了革命大联合和干部问题。此后,全省“解放”了一批支持“省联总”的干部。从10月份开始“省联总”为了进一步巩固在全省夺取的党政大权,连续发表一系列打倒江华的文章,21日,又召开有数万人参加的“斗争浙江省党内走资派江华大会”。捏造诬陷江华等人对毛泽东大搞特务活动,为此全省公检法部门的广大干部遭到残酷迫害。
11月初  省军管会和“省联总”、“省机总”在屏风山招待所召开“全面彻底揭开以江华为首的旧省委阶级斗争盖子大会”,大会由省军管会、造反派和“革命干部”共同主持。会议集中了从省委书记到各市、地、厅、局的主要领导,及部分县委书记,强迫他们揭发省委的问题。会议期间,有个别人披露省公安厅采用特殊方法进行对敌斗争一事时,会议立即藉此诬陷省委“资敌、通敌、养敌”。20日,“省联总”在省体育馆召开“揭发、批判、斗争江华大会”,指令某些干部发言,揭发江华、李丰平、王芳、吕剑光等所谓“资敌、通敌、养敌”的“罪行”;揭发所谓江华为彭德怀、黄克诚“反党集团”提供“炮弹”,并为其翻案的“罪行”。诬陷王芳、吕剑光是罗瑞卿“黑线”上的人,参加中南海夺权。会后,王芳、吕剑光被隔离后又押送北京身陷囹圄。
12月2日  中共中央、国各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的通知》、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对待浙江红暴派的批示,浙江的红暴,是个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有许多群众,似宜以帮助、批评、联合为原则。省革委会在传达时却说,毛主席讲的是“红暴中的老造反派”,红暴中还有许多不是老造反派,是老保,要分化瓦解。 12月2日至1968年1月6日,省红暴派接连召开两次“暴代会”通过了浙江省红色暴动委员会告全省人民书,发表了“浙江省红暴代表会议公报”。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保江(华)、扶李(丰平)、打曹(祥仁)和“吃掉地、县,攻取杭州”的方针。
12月13日至17日  浙江省工人代表会议召开,成立了浙江省工代会。
12月19日至21日  浙江省红卫兵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了省红代会。

1968年

1月1日  《浙江日报》转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提出了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目标和更加广泛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继续深入开展大批判,促进巩固大联合和三结合;整顿党组织等3项任务。3日,省军管会活学活用毛主席建党路线领导小组举行报告会。省军管会代表朱后年作了题为《大学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大批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报告。
省军管会成立活学活用毛主席建党路线领导小组后,各级也由“党的负责干部,一般党员、非党群众相结合”组成领导小组,领导各地区、单位的整党、建党活动。
此后,省军管会和“省联总”联合举办“活学活用毛主席建党路线学习班”,大批所谓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浙江的代理人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揭发批判“生产模范党员”、“养猪党员”、“专家教授党员”、“名演员党员”等等,把一大批领导干部、优秀党员当作“提进党内的顿徒,特务和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予以清洗。
1月上旬  陈励耘在上海得知了毛泽东的指示,“浙江的三结合要结合江华”。回杭后与省军管会负责人研究决定,不予传达,并以江华在毛泽东住所安装窃听器之事尚未搞清,群众思想弯子转不过来为由,予以抵制。2月15日23时至翌日2时30分,周恩来等在京接见浙江三方代表,周恩来再次强调毛泽东的指示:“江华从历史上看是好的,是上井冈山跟主席的,中央考虑不属于打倒对象。”省军管会某些人又以上述之事为由,加以抵制,并得到康生、张春桥、江青等人的支持,江华未能解放。
1月8日至3月19日  根据中央指示,筹建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汇报代表团赴京。代表团由南萍、陈励耘、赖可可、王子达、沈策、张永生、方剑文等各方代表组成。16日,两派代表在京达成《浙江“省联总”和“红暴派”关于革命大联合的协议》。2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准上述协议和《关于湖江大学进一步洁实、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的协议》。3月18日,南京军区领导许世友、杜平陪同周恩来和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接见浙江赴京汇报代表团成员,传达中发(68)47号文件,批准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省革委会由150名委员组成,常委37人,南萍任主任,陈励耘任第一副主任,熊应堂、周建人、赖可可、王子达、张永生、华银凤任副主任。接见时,江青诬陷浙江公安部门在毛泽东住所装窃听器、搞特务活动,比国民党还坏,是法西斯,浙江文化战线也很复杂,越剧女扮男装,六十年代怪现象就出在浙江。要彻底砸烂公检法和文教、宣传部门。康生说原省委主要领导人还在搞“反革命复辟”。
3月24日  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和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正式成立。革委会集党、政、财、文大权于一身,实行“一元化”领导。28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热烈庆贺浙江省革命委员会诞生》的社论。
3月25日至31日  省革委会举行了第1次全体委员会议。会议通过了《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地开展活学洁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条条落实、全面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决议。提出:开展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忠诚、永远忠诚、绝对忠诚的“三忠于”活动。4月25日至5月1日,省革委会召开“全省开展‘二忠于’活动现场会议”。驻浙某部介绍了思想“忠”字化,学习“忠”字化,工作“忠”字化、战斗“忠”字化、生活“忠”字化的经验。造成一片“献忠、比忠、学忠、立忠、传忠”的气氛。全省掀起了“三忠于”活动的高潮。
3月29日  省、市文化系统造反派召开“彻底砸烂反革命文艺黑线誓师大会”,批判林乎加、陈冰、王顾明、肖文等人“攻击”、“诬陷”江青以及把浙江文艺战线搞成裴多芬俱乐部的“反革命罪行”。5月15日,省级文化系统造反派又召开了“彻底砸烂旧省文化局、旧省文联誓师大会”。19日,《浙江日报》发表《彻底砸烂帝王将相局!彻底砸烂裴多芬俱乐部!》的社论,提出:要“彻底砸烂浙江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黑网的顽固堡垒——旧省文化局、文联”。
3月30日  省公安系统造反派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的公、检、法誓师大会”批斗原公安厅主要负责人王芳、吕剑光、丛鹭丹等同志。会后,全省掀起了砸烂公检法的高潮,全省一大批公安干部被打成反革命、叛徒、特务、土匪;有的被开除公职直至关进监狱;有的被迫害致死。公安工作遭到严重破坏。各地的人民法院、派出所、法庭、人民调解委员会大多被“砸烂”。
此后,各地各单位普遍建立了取代政法机构的“社会治安指挥部”、“群众专政指挥部”等组织,推行“群众专政、群众判刑、群众定性”的做法,造成大批冤案,甚至私设水牢、冰牢、刺牢、任意关押、吊打党员干部和群众,有的被活活打死。
3月  成立省敌伪档案清查小组,意欲从敌伪档案中查找党内所谓的叛徒、特务。4月26日,省革委会和省军区组成以军队为主的专门班子,负责收集、接管、清查有关地区的敌伪档案。
4月4日  在林彪、江青制造的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的直接影响下,“省工代会”、“省农代会(筹)”、“省红代会”、“省联总”、“省红暴会”等在少年宫广场发起召开“揭发、批判、斗争中国赫鲁晓夫在浙江的代理人、浙江党内头号走资派江华大会”。揪斗李丰平、陈伟达、林乎加、吴宪、陈冰等领导。10日“省联总”发出《关于坚决杀退右倾翻案妖风的紧急声明》。15日,省市造反派联合召开所谓“坚决打击右倾翻案妖风”大会。省革委会负责人南萍、陈励耘、熊应堂、赖可可等出席了会议。赖可可在会上讲话说:当前“走资派还在‘走’,变色龙还在‘变,’小爬虫还在‘爬’,一切‘反革命分子’还在千方百计进行反扑。对于这种反扑,我们必须针锋相对地予以迎头痛击。我们要刮12级红色风暴。向‘阶级敌人’发起主动进攻!”5月20日,省市造反派又召开了所谓“坚决打倒二月反革命逆流黑干将、大叛徒谭震林大会”,省革委会负责人南萍、熊应堂、赖可可出席了会议。
6月25日  省革委会成立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孟昭玉任组长,受省革委会政工组统一领导。此后,各地(市)、县也相继建立相应机构。到10月,省级厅局机关形成两套班子。“大班子”专搞斗批改和清理阶级队伍等政治运动;“小班子”抓生产业务。
夏季  省革委会为“割资本主义尾巴”,搞“穷过渡”在全省推广所谓“三献一并一升”(捐献自留地、宅边地、零星果木;合并生产队;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升为生产大队)的典型经验。这是上半年陈励耘在余杭县九堡公社试点后而推广的。仅夏季,全省25%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大队核算制;生产队从33.15万个减少到21.03万个,合并了12.12万个;约30%的县不同程度地没收了自留地,更多的在并队时,强令社员敲锣打鼓“献”出自留地等。
7月4日  浙江大学红暴派成立了“抗大战校”,并发表《给南萍、陈励耘同志的公开信》。公开信提出:省革委会中提进一二个资产阶级野心家,省革委会是“资产阶级专政工具”。驻浙三军“残酷围剿革命群众”,“执行枪炮路线”。公开提出文化大革命“把贫下中农搞得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此后“省联总”对“抗大战校”等红暴组织展开了激烈的批判。 9月12日,《红色风暴》发表编辑部文章《“抗大战校”是一个反革命派别》,以后又多次发表文章,把红暴派的行为定为“炮打‘三红’,翻案、复辟、夺权的反动思潮和反革命活动”。
7月11日  舟山专区224名知识青年响应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赴宁夏青铜峡县插队落户。12月22日.《人民日报》正式发表文章,传达了毛泽东的上述号召。同日,省、市6万军民集会动员,杭州市130名中学毕业生和近千名知识青年,表示到黑龙江去安家落户。绍兴、金华、民兴、新昌、临安等县,分别召开欢送初、高中毕业生赴农业第一线。27日,省革委会副主任王子达动员全省知识青年,行动起来,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全省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
7月17日至29日  省革委会召开第2次全会(扩大)。会议通过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认清阶级斗争形势,深入开展对敌斗争》和《关于执行七·三布告的决定》的决议。会议把“狠抓对敌斗争,大力开展清理阶级队伍”作为斗争的大方向,认为:当前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人民群众同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以及一切公开的和暗藏的反革命之间的矛盾,斗争的焦点仍然是政权问题;主攻方向仍然是一小撮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及其爪牙,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会后,全省更大规模地进行清理阶级队伍。
8月10日  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讨论清理阶级队伍问题时,南萍说:“省委书记和副省长一级干部,有的是叛徒,有的是特务,有的是假党员,没有一个好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叛徒、特务,已经核实的,宣判一批。”陈励耘说:“温州就有叛徒3,000多人,已混入县、省至中央各级的100多人。要把一些影响大的地委书记、部、厅、局长,判几个让群众看看。”他们认为“"有一点影子都可以揪,揪得越多成绩越大。”原省委委员42人、清队中28人受审查,占三分之二;原地委书记、厅、局长一级干部400人,清队中有133人被当作敌我矛盾处理,占三分之一。全省被关押揪斗的约数10万人,被逼致死9,198人。
8月19日  省革委会在召集杭州、嘉兴、绍兴、金华等地区革委会和当地驻军负责人开会研究后,作出《关于组织和加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决定趴在这前后,大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宣队赴全省各地支持“省联总派”,加剧了两派之间的冲突,接连发生大规模的武斗事件。省革委会为了控制全局,23日,成立“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同日,南萍、陈励耘等从杭州、嘉兴、金华、绍兴4个地区抽调6,300多人组织省工宣队赴浙南地区。24日、26日,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丽水、永嘉与“丽联总”、“温联总”发生冲突,宣传队的一个工人被开枪打死。南萍、陈励耘等人多次研究诉诸武力,尔后在杭州召开会议,决定由省革委会办事组副组长带一个侦察排去丽水大港头,另调一个营的部队配合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同时在大港头对“丽联总”实施武装进攻,打死10人。10月13日,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温州后,为了尽快搞垮“温联总”所属群众组织,二十军又擅自调动20个连队,配合宣传队,兵分六路攻打“温联总”总部——悟田镇,把“温联总”武装人员从市区赶到郊区,从郊区赶到瑞安、平阳,一直追击到福建,打死23人。
8月22日  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会议提出要杭州市成立“动态组”专门收集南京军区、省军区和舟嵊要塞区等军队支持群众组织的材料,报送省级领导。杭州市革委会立即组成了社会动态组,28日开始活动。同时,张春桥在沪单独召见张永生,给他看了几十张有关南京军区主要负责同志“材料”的影印件,为他提供“炮弹”。张永生回杭后,就在省革委会扩大会上大肆攻击南京军区主要负责同志,社会上一时出现了许多点名批判南京军区主要负责人的标语和大字报。
9月4日  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批转省革委会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提出的《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向阶级敌人发起总攻击的意见的报告》。要求“不失时机地认真抓好这项工作”,“解决‘老大难’地区和单位的问题。”6日至11日,省革委会召开了第3次清理阶级队伍会议,沈策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阶级敌人开展大决战》的报告。要求继续大反右倾,狠抓对敌斗争。中旬,杭州市和省革委会的一些人,把1947年12月中共中央上海局派员来忧建立的中共忧州工作委员会,诬陷“是国民党特务机关搞的,全部都由叛徒、特务组成的所谓共产党地下市委”。诬陷“浙南、浙东、浙西等地的党组织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叛徒集团”。制造了大批冤案,使许多老同志蒙受不白之冤,殃及亲属,有的被迫害致死。
9月7日  《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文章后,省革委会派出大批由产业工人和解放军战士组成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大中(专)院校、文艺团体、医疗卫生、新闻出版等上层建筑和没有搞好斗、批、改的“老大难”单位。各乡村学校则由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管理。工宣队进驻后,狠抓“阶级斗争”,把“路线斗争教育”作为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的中心环节。9月8日,《浙江日报》、《浙江工人》发表《喝令资产阶级滚下统治学校的宝座》的社论。从此,全省开始了“教育革命”。教师成为斗争对象,认真读书成了“白专”、“知识越多越反动”闹得广大学生不敢读书,不愿读书。
9月17日至25日  黄岩县在省军区和黄岩县人武部支持下,召开“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掀起抓革命、促生产高潮大会”。在当时无人抓生产的情况下,一些尚未“解放”的干部也参加了会议。会上不少代表对经济形势很担忧。会议决定恢复县委、县政府部分机构、部门的职能。11月,省革委会认为这次会议否定文化大革命,让受审查的“叛徒、特务”等干部参加,是复辟资本主义大会。并予以通报批判。
10月5日  《人民日报》编者按发表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后,全省各地普遍开办“五·七干校”或“斗批改干校”。11月4日,省级第一斗批改干校开学。以后,省级机关又陆续办了5所斗批改干校,把省级党政机关的绝大部分干部分别送去劳动、审查。
10月16日  《浙江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当晚,省市革委会召开“联欢晚会”,号召响应毛泽东有关“吐故纳新”的建党纲领,开展“整党”运动。17日,《浙江日报》发表《迅速把整党建党放到非常重要的地位》的社论。全省迅速掀起以“吐故纳新”为重点的整党建党运动,一大批党的老干部、老党员被诬为“叛徒”、“特务”、“走资派”,当做“废料”清除出党。张永生、翁森鹤等“造反突出”的人被当做“新鲜血液”吸收入党。
11月初  南萍等在传达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时,大造毛泽东不再保江华的舆论。15日,《浙江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打倒江华》,首次在党报上公开点名批判“浙江省党内死不改悔的头号走资派江华”,16日,省市举行了所谓“打倒刘少奇在浙江的代理人、浙江党内头号走资派江华大会”。省革委会副主任赖可可发表《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江华彻底打倒》的讲话,诬陷江华“一贯反对毛主席”,“在毛主席身边搞特务活动”、“监窃核心机密”。
11月3日至12月2 1日  中共浙江省革委会党员代表大会在杭州召开。会上,陈励耘、南洋、熊应堂以贯彻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和批“二月逆流翻案邪风”为名,对坚持与他们斗争的省军区副司令员阮贤榜、李国厚和政治部主任罗晴涛等同志,搞突然袭击,非法扣留了李国厚同志。诬陷原省军区是“二月逆流在浙江的总根子”,阮贤榜、李国厚、罗晴涛等同志是“反党集团”、“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影射攻击南京军区许世友等主要领导同志反对党的一元化领导,搞“多中心”。会上不少同志对这些作法进行抵制和斗争。会议通过了《关于揭发和批判省军区阮贤榜、李国厚反对“三红”,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的决议》。
11月  萧山县4万余农民奋战4个月,在瓜沥区的钱江涌潮带一举围涂3万余亩。此后,全县连续几年共围涂46万亩,开垦良田24万亩。
12月27日  富春江水电厂第一台装机容量为5.72万干瓦的机组投产。
1968年  “斗、批、改”在各个领域深入,武斗在全省蔓延,经济建设受到严重破坏。工农业总产值为73.39亿元,比上年下降2.4%,农业总产值33.12亿元,增长1.3%,工业总产值为40.27亿元,下降5.3%,其中轻工业产值减少0.38亿元,重工业产值减少0.84亿元。生铁、钢材,合成氨、化肥等主要工业产品下降幅度都在30%以上。棉布、棉纱、白厂丝和其他轻工业产品产量也都大幅度下降。

1969年

1月8日至30日  针对所江省成立革委会后两派斗争尖锐的问题,中央召开关于解决浙江问题的“一月会议”,毛泽东、周恩来确定会议要“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南京军区领导许世友、杜平、钱钧和原南京军区浙江调查组组长陈德先;省革委会南萍、陈励耘、熊应堂;省军区领导阮贤榜、李国厚、罗晴涛等10人参加。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黄永胜、吴法宪等人以中央文革碰头会、军委办事组成员的身份操纵会议,黄永胜、吴法宪3次找陈励耘等人密谈,一再表示“我们是支持你们的”,“在会上不好讲……,我们的插话是有意思的”,“你们要团结一致,不要被他们各个击破”,“大权不要旁落”。康生大批阮贤梅、李国厚等同志不承认改组后的省军区和省军管会的领导,是夺权、翻案、复辟,分裂军队,是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2月,省革委会下达“一月会议”传达提纲:诬陷阮、李、罗3同志是“十足的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是“浙江掀起一股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逆流的总后台”,是“浙江刮起翻案复辟邪风的总代表”,是“浙江分裂军队,毁我长城的总根子”,层层召开会议,往下传达。并在军区系统层层揪斗所谓“阮、李、罗”的代理人,把军内外大批干部打成“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黑干将”、“老保”。
1月I5日至24日  浙江省首届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在杭州举行,成立了“浙江省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委员会”。省革委会副主任赖可可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掀起农村斗批改新高潮》的讲话,要求全省贫下中农“掀起农村斗、批、改的新高潮”,“敢想敢说”、“敢于斗争”、“敢于造反”,“对一切阶级敌人,一切修正主义黑货,一切资产阶级‘四旧’,来一个彻底的大扫除”。与此同时,驻浙三军,组织了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陆续赴全省农村,参加农村的斗批改运动。
2月8日  “红暴派”抢劫舟山战备武器仓库的枪支3,000多支,子弹5万多发,当晚方剑文将枪、弹分发各地。16日至21日,浙江省红暴联合大会在舟山举行,成立了“浙江省红暴派联合会指挥部”。
2月20日  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会议提出实现全省“一片红”,向“九大”献礼,决定用武力“统一”浙江。全省靠武力解决的有富阳、嵊县、玉环、丽水、萧山、临海、诸暨、黄岩、龙泉等28个县(市)。尤其是南萍、陈励程等调动部队和十几个县的2,000余名造反派武装攻打玉环县,当另一派举起白衬衣,放下武器时,两派相距几十米的情况下,进攻者竟用机枪扫射,当场打死17人,伤21人。
2月21日  省革委会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清查敌伪档案工作的指示》,在全省开展所谓深挖清查叛徒工作。立案审查全省546起地下党被破坏事件,把1.6万多名老革命、老党员打成“叛徒”或“叛徒嫌疑分子”予以批斗。
3月19日  国务院决定由浙江省承担援建乌干达共和国水稻农场。这是我国援建乌干达的第一个项目。
4月1日至24日  中共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选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279人。浙江省被选为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是:南萍、莫显耀和陈励耘、蒋宝娣。
5月26日  省、市革委会联合举办“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大会”,祝贺“红暴派”代表充实省、市革委会和省、市“三代会(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等3个代表大会的简称)”。会上,省、市革委会代表宣读了省革委会有关“红暴派”代表充实杭州市革委会、省、市“三代会”和推荐为省革委会委员等3个文件。27日,《浙江日报》、《杭州日报》就此发表编辑部文章。随后,《人民日报》刊登消息:浙江省实现了革命大联合。事实上“红暴派”当时仍然受压,可“充实”的报导强烈不满。6月2日,方剑文二字一批“红暴派”150多人赴京告状。4日,他们在北京大闹中央、国务院联合接待站。同时,方剑文发回电报,提出继续组织人员赴京。6日,组成以方剑文为首的“红暴临时指挥部赴京代表团临时领导核心小组”。12日,大批人员滞留在新华总社静坐。赴京人员由于不听中央多次劝阻,7月份被分2批武装押送回杭。3月4日,中央专门为此发了1969(48)号文件:“同意对方剑文的问题进行公开批判”。南萍、陈励耘等人即把红暴派的主要头头集中起来,举办“省革委会第四期学习班”。此后,全省层层召开批判会,批判红暴派的“多中心论”。
5月29日至31日  省革委会生产指挥组召开手工业管理体制问题座谈会。决定对于工业社队进行一次全面整顿,禁止单干;凡产品不列入国家计划的手工业社队都下放给人民公社管理:凡是所谓方向不对头的社队要坚决停办。
6月23日至30日  省革委会召开全省农村商业改革座谈会,决定农村商业由贫下中农管理,人事行政权由各地革委会统一管辖;禁止弃农经商,取缔自由市场。此后,全省乡镇对15万名小商贩和合作商店全部予以取缔“清洗、下放、精简”上述人员5万余人。
8月23日  “省联总”召开大会,宣告其“完成历史使命”。25日,该组织的机关报——《红色风暴》终刊。
8月27日  中央决定成立各省、市自治区人民防空领导小组。9月23日,省革委会决定成立省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各地市也随之建立相应机构。全省普遍开展了群众性的挖防空洞的活动。
9月3日  “省红暴临指”召开大会,也宣告其“解体”。
9月15日  《人民日报》全文转载《红旗》杂志1969年第9期浙江省革委会和德清县革委会调查组的:《深入进行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教育一一浙江德清县下高桥大队调查报告》。介绍推广下高桥大队在深入进行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教育中,开展“堵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把三关”的“经验”:一是“把种植计划关”,宣扬种粮是“社会主义”的,种经济作物是“资本主义”的。二是“把收益分配关”,批判按劳分配的原则,推行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三是“把产品出售关”,堵住“资本主义”的农村集市贸易,农副产品只准交售给国营或集体商业企业,并禁止或限制社员搞家庭副业。
9月30日  省革委会决定10月1日起,《浙江日报》作为其机关报。
10月18日至24日  省革委会召开第5次全会(扩大)。会议根据一一“要准备打仗”和“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要求”,以进一步全面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指导思想,部署讨论今冬明春工作和全省斗、批、改规划(草案)。确定了今冬明春大批判的重点是:“深入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在继续抓好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大批判的同时,必须集中精力,批判经济领域的资本主义倾向,解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
10月20日  省革委会作出《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进一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迎接全省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召开》的决定,号召全省人民“进一步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红旗武装起来,搞好思想革命化”,“狠抓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和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从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组织上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11月1日至10日,浙江省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召开。23日,省革委会组成由德清县雷甸公社下高桥大队、江山县新塘边公社勤俭大队等 18个单位人员参加的“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巡回讲用团”赴全省各地巡回讲用,交流和推广“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抓紧革命大批判”,狠抓各个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
10月30日  绍兴钢铁厂红旗3号炼焦炉建成投产。
11月25日  省级机关第一斗、批、改干校,首批290多名干部被下放到丽水地区插队落户。与此同时,省级机关其它5所干校的学员也陆续被分配到长广煤矿和武义、丽水农村劳动。此后,各级党政机关都大批清理干部,下放农村劳动。
12月21日  省革委会组成1.6万余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赴黄岩、青田、平阳等县农村参加斗、批、改,大力推广德清县雷甸公社下高桥大队的“经验”。
12月24日至29日  省革委会召开第11次常委扩大会议,酝酿1970年实现“特大跃进”。大批“浙江无煤论”,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大搞夺煤大会战,提出:1970年煤产量达到200万吨,1971年达到300万吨;省、地(市)、县3级成立夺煤指挥部,省抓重点煤矿,地、市、县大搞“小土群”煤窑;全省开展一个“为革命找煤,为革命报煤,为革命节煤”的群众运动。24日,《浙江日报》发表《动员起来打一场夺煤大会战》的社论。提出,要发扬“革命加拼命”的精神,“为夺煤大会战尽最大贡献”。

1970年

1月1日  《浙江日报》发表省革委会《关于认真学习中央两报一刊元旦重要社论的通知》和《给全省人民的一封信》,提出1970年的工作应突出政治、掀起更大规模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新高潮;进一步深入进行斗、批、改的群众运动,开展革命大批判,肃清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流毒;掀起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工业上力争近期实现煤炭自给。
1月27日  省革委会生产指挥组提出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强调要以立足于打仗为指导思想,迅速建立一个战略后方,建立一个小而全的工业体系。要求生产粮食205亿斤至210亿斤,打一场夺煤大会战,口号是不靠天、不靠地、不靠洋专家、不靠数理化,就是靠人的思想革命化。随后,增加煤炭职工1.6万人,抽调几十万农民搞小土煤窑,开展人海会战;采取“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边生产”的方针。浙江最大的长广煤矿,1969年产煤40多万吨,陈励耘硬要该矿1970年产量达到200万吨。结果该矿勉强产煤81万吨,比上年增长97%,但因采掘失调,矿井遭到严重破坏,当年事故达467起,其中重大事故29起。这场兴师动众的夺煤大会战,先后3年,耗资1.3亿元,耗费钢材4万多吨,木材26万多立方米,还严重地破坏了生态平衡。
2月10日  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提出要把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开展“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官僚主义)运动,作为全省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深入批判经济领域里的“修正主义路线”,查清这些问题的“根子”,挖出隐藏在经济领域里的一小撮“阶级敌人”。
2月21日至26日  省革委会召开全省农业工作会议。会议着重研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用战备的观点观察农业生产;农业大搞群众运动,大打人民战争等问题。会议提出:拼死拼活,大干一场,力争三五年内全省粮食平均亩产超千斤。在省革委会提出“革命加拼命,实现千斤省”的口号指导下,农业生产的人力、物力、财力都集中到搞粮食生产上。林农、菜农、渔民一律粮食自给,缺粮的地方都要力争在最短时间内实现粮食自给。因此,不少地方大量减少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甚至毁林开荒、毁桑改田、填塘种粮。有些地方甚至强迫社员的自留地也改种粮食,使全省农业多种经营全面滑坡。
3月15日  中央就舟山难以实现“三结合”的问题批复:舟山地处东海,希望舟山地区全体军民,坚持无产阶级党性,排除右和“左”的干扰,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一致早日实现革命“三结合”。19日,省革委会据此发文补充、调整了舟山地区军管会领导班子,任命舟山要塞区司令员王景昆为军管会主任。随后,在舟山军管会主持下举办了两派群众组织头头和部分群众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缓和军队和地方以及地方两派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两派达成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协议的基础上,酝酿由军队干部参加的区、县两级革委会的组成人员。经过一系列工作,舟山实现了大联合。
4月14日至22日  省革委会召开第6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会议提出狠抓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紧紧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带动斗批改各项工作,会议拟定了1970年工作要点,提出抓紧革命大批判,坚持大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把“一打三反”①运动深入进行下去,做到检举揭发不停,坦白交待不停,内查外调不停;工业生产方面,要努力发展小钢铁、小煤炭、小化肥、小农药、小水泥、小机械等工业(简称“五小”工业)。
①指1970年在全国开展的“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运动。
会后,全省在工厂、农村、财贸各条战线,全面推广德清县雷甸公社下高桥大队的“经验”,批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工分挂帅”,打击“地下工厂”、“地下运输队”、“地下建筑队”。在城市反对“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爬行主义”、“洋奴哲学”、“专家治厂”、“技术第一”,并斥之为“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余毒”。
4月22日  浙江省第一个按照“九大”党章建立的县委——中共建德县委员会成立。
4月  根据黄永胜、吴法宪的旨意,陈励耘决定以“特种国防工程”的名义,在杭州为林彪建造“行宫”一一“704工程”,包括“三防”设施,地下、地面作战指挥室、坑道和直升飞机场等。6月,经陈励耘等人审定图纸、模型和实地勘察定点后,工程正式动工,共耗资2,108万元。1973年7月10日,省革委会决定改建为浙江宾馆。
5月7日  南京军区浙江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成立。
5月11日  省革委会就农村经济政策中几个问题发出通知,批评不少地方过死地限制农民的副业生产,少数社队脱离实际地扩并生产队等现象。要求必须正确区分社员家庭副业和资本主义倾向的界限。提出必须严恪执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对社员经营家庭副业,给予必要的指导和帮助,不要横加干涉。9月22日省革委会发出关于不准随意调整农村人民公社规模的通知。指出:现有大部分人民公社的规模,是适宜或基本适宜的,不宜变动,应马上停止撤并。少数公社规模确实需要调整的,应报省革委会批准。对今年以来已经调整的公社,各地要认真进行一次检查清理,做好善后处理工作。
5月22日  长兴县革委会机关整风中,县工交办公室、夺煤指挥部学习小组贴出批评长兴县在夺煤大会战中竟落后于建德县的大字报。7月8日,《浙江日报》以《长兴县的一张革命大字报》为题,全文发表。9日,《浙江日报》又介绍了建德县在夺煤大会战中,以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为纲,县、社、队广泛动员,大搞群众办矿,煤产量居全省各县首位的“经验”。此后,全省各条战线各个单位开展了学习《长兴县的一张革命大字报》,从路线分析入手、学先进、找差距的路线教育运动。8月上旬,省革委会召开了夺煤大会战工作会议。会议提出“举什么旗,抓什么纲、走什么路,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也是夺煤大会战的根本问题”。会后,全省普遍运用对比的方法,上纲上线,大搞路线分析、路线讲用,路线会战,进行路线辩论,分清路线“是非”,开展狠抓技术领域里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6月3日  《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发表文章——《泰山压顶不弯腰》,介绍1969年7月以来,桐庐县南堡大队的社员群众,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短短10个月的时间,便战胜了罕见的特大洪水,夺取了抗灾斗争和生产双胜利的事迹。6月4日,省革委会又发出《关于进一步学习南堡大队的通知》,提出:推广南堡经验,是一场严重的思想和政治斗争;学习南堡,一定要加强战备,搞好斗、批、改,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把南堡精神学到手,还要反复学习,反复宣传,反复斗争。全省掀起了“远学大寨,近学南堡”的群众运动。
8月I5日  省革委会批转生产指挥组《计划工作座谈会纪要》。要求按照统一计划,分级管理的原则,改革计划管理体制,具体措施是:一、减少省管产品品种,下放部分产品的管理权限;二、积极做好省属企业的下放工作。三、明确各地经济计划的主要任务是:制定本地的民短期经济规划,协调经济协作和综合平衡,保证完成上级的经济计划。
8月16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江山县勤俭大队党支部《种田人就是要学好用好哲学》的文章,并配发短评《思想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18日,省革委会发出了《关于向江山县勤俭大队学习,进一步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哲学思想群众运动新高潮的通知》,提出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搞好斗批改的需要、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需要,要“大破哲学神秘论”,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把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很好地同全省正在开展的路线分析、路线讲用、路线会战结合起来”。28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江山水泥厂党委《学好用好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的文章。9月15日晚,省革委会召开全省活学活用毛泽东哲学思想广播大会,勤俭大队和江山水泥厂介绍了活学活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经验”。南萍作了把活学活用毛主席哲学思想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的报告。11月23日至12月5日,省革委会召开了第8次全会(扩大)、通过了《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认真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的决定》。提出:“从政权、路线、世界观的高度,不断提高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的自觉性”,“学哲学,一定要一面学习,一面批判,一面学习,一面战斗”,“一定要带着‘纲’、‘线’上的问题活学活用”。
8月23日至9月6日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25日,陈励耘等在陈伯达于华北组发言吹捧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之后,代表浙江小组亦在华东组发言,大谈设国家主席的理由,并说这是浙江人民的意愿。
8月  中共浙江省革委会核心小组改名为中共浙江省核心小组。组长南萍,第一副组长陈励耘,副组长赖可可、熊应堂,成员有沈策、王子达、朱全林、孟昭玉、就克林、谢正洁。 1971年1月,中共湖江省第5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省委后,省核心小组撤销。
9月  省革委会遵照中央有关文件规定,决定浙江省6所省属大专院校招收工农兵学员。这次招生提出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确定这些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11月30日,来自全省各地2,700余名工农兵学员进入6所省属院校学习。还有200余名工农兵学员就读于同济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自1966年起,高校连续3年停止招生,浙江的高校从13所撤并为7所。到1971年全省高校在校学生仅2,959人,比1949年还少141人,中等专业学校连续4年停止招生,1970年已无在校学生。
11月1日至12日  省革委会生产指挥组召开全省财贸工作会议。会议传达了周恩来关于全国形势的报告以及全国财政、银行、商业、外贸、军粮工作会议的精神,讨论和提出了全省今后财贸工作的任务:继续深入开展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继续抓紧“一打三反”运动,认真整顿财贸队伍;积极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支持以“夺煤”为重点的地方工业的发展;抓紧粮食生产;加强外贸工作;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11月下旬省革委会召开全省工业会议。提出要建立“小而全”的工业体系,大力发展“五小”工业,提出在夺煤大会战的基础上,开展钢铁大会战,要各地(市)、县大办小钢铁,在全省形成中小结合,以小为主的钢铁工业新局面。到1971年,全省建起高炉51座,容积218.5立方米,电炉53座。这些突击建成的高炉、电炉,很快因质量差或原料、电力不足而纷纷停产下马。

1971年

1月12日  中共建德、绍兴、义乌、德清县委发出关于狠抓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联合倡议。13日,《浙江日报》全文刊载,并发表《一定要把路线搞对头》的评论员文章,提出“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这是各个领域、各条战线都要抓的头等重要的大事。路线问题是决定一切的问题。路线对了,就有了一切;路线错了,就丧失一切”。此后,许多县的县委、县革委会纷纷响应,发动广大干部和群众帮助领导整风,揭矛盾,找差距,触灵魂,抓住“纲”上“线”上的所谓典型事例,开展路线问题的大辩论,狠抓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1月20日至28日  中共浙江省第5次代表大会①在杭州召开,出席大会代表1.159人。省核心小组组长南萍作《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的工作报告。会议专门安排了对所谓刘少奇及其在浙江的代理人江华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揭批所谓省委“资敌、通敌、养敌”和在毛泽东住处安装窃听器等“罪行”。大会选举出67名省委委员和22名省委候补委员,组成中共浙江省第五届委员会。上届40名省委委员仅5名连任本届省委委员。
①由于当时陈励耘等不承认1939年召开的"中共浙江省一大故本次党代会依次前推为“第四次”,1978年经省委组织部请示和有关部门讨论,重新确认“中共浙江省一大”,故本次党代会应依次改正为“第五次”。现有关条自均按改正的口径表述。
1月26日  省委五届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召开,到会84人。会议至2月1日结束。会议选举并经中央批准产生了中共浙江省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省委第一书记南搏,省委书记陈励耘、熊应堂,省委副书记赖可可,谢正浩、柴启琨。省委常委:南萍、陈励桂、熊应堂、赖可可、谢正浩、柴启玉昆、周建人、王子达、沈策、戴克林、朱全林、孟昭玉、蒋宝姆。会议作出了《关于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决定》。
2月21日  林立果、于新野等到杭州,与陈励耘共谋拉帮结派阴谋活动。24日,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在花家山宾馆接见陈励耘安排的空五军中对林彪感情深的“好同志”20余人。陈励耘、周宇驰等人大肆吹捧林彪、林立果。事后,陈励耘又将接见内容写成简报送林立果,表示忠于林彪一家,跟定林立果。
2月25日至3月11日  省革委会召开全省计划工作会议。提出要继续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力争在5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内,基本建成浙江比较独立的经济体系。讨论修订了浙江省1971年国民经济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草案)。强调1971年发展国民经济的重点是:继续大力发展农业,狠抓粮食,加快农业机械化的步伐;大力发展原材料工业,继续抓紧夺煤大会战,狠抓钢铁工业,大打矿山之仗;加快"小三线"建设,加强军工生产;基本建设要贯彻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针,切实保证重点,狠抓续建、扫尾、配套项目,尽快形成生产能力。
3月2日至24日  省委五届2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召开。主要传达中央有关反党分子陈伯达问题的文件,从省委着手联系实际开展“批陈整风”听取各地、各部门对省委的批评意见。并讨论了省委1971年工作要点。
3月9日  省委成立清查“5. 16”专案领导小组,组长朱全林,副组长枫亭、马向光。4月12日,省市召开清查所谓“5. 16”反革命集团动员大会,省革委会负责人在会上讲话,提出“从狠批极‘左’思潮入手,开展大检举、大揭发、大清查、大批判的群众运动,彻底揭露敌人。”会后,在全省部分单位开始清查所谓“5. 16”分子。
3月23日至4月28日  省委召开浙江省第15次公安会议,贯彻全国第15次公安会议精神。周恩来在全国第15次公安会议上针对所谓浙江“资敌、通敌、养敌”的问题指出“中央知道浙江特情问题,王芳、吕剑光不是坏人,毛主席在浙江时保卫工作做得很好,未出问题”,并为此严肃批评了浙江代表。但在这次会上传达周恩来讲话时被人删去了上述内容,并继续大批所谓江华和王芳等“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资敌、通敌、养敌”等问题。
3月  张永生的写作班子成立,成员12人。
7月9日  省革委会批转生产指挥组《关于当前沿海植业集体所有制问题的报告》,要求改变海洋渔业实行的生产队核算和单船核算办法,强调一般应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7月26日  省革委会发出《整顿财贸队伍和改造合作商店中几个问题的通知》。规定清洗财贸队伍的“坏人”,主要是地、富、反、坏分子,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反动资本家以及一贯表现很坏的分子。选调“文化大革命”中的“积极分子”充实财贸队伍,要求清洗与补充相等。
8月23日至9月28日  全省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传达贯彻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儿会后,全省各级各类学校,进一步批判所谓“17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全盘否定了解放后的教育工作。
9月3日至9日  毛泽东巡视南方抵达杭州,分别于3日和9日召集南萍、熊应堂和陈励耘谈话,当面查问陈励耘的经历及其同吴法宪的关系。毛泽东强调:“庐山这件事①,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①指1970年8月23日至9月日,在庐山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伙为了实现抢班夺权的野心而搞的一些阴谋之事。
9月4日  省革委会就前几年查抄财物问题,发出《关于统战对象被查抄财物的处理意见》,规定:属于“敌我矛盾”的,其被查抄财物除酌情发给本人生活必须品外一律没收;现被专政机关拘留、监护和其它未定性的,其被查抄财物暂不处理;查抄资本家的巨额存款、金、银器物暂不退还,但本人或家属生活有困难的,应按其需要酌情退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其被查抄财物退还本人,已被损坏或无下落的,除特殊情况,不予赔偿。
9月8日  于新野到杭州,向陈励耘下达了林彪有关谋害毛泽东,发动武装政变的手令。在此之前,陈励耘直接插手指挥省委警卫处,同时加强各机场的武装,控制嘉兴机场和杭州机场周围的民兵组织,专门成立领导班子,加紧训练部队,准备了大批武器弹药和其他物资。企图在浙江建设林彪反革命政变的“根据地”。
9月13日  凌晨,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反革命政变阴谋败露,仓皇叛逃,座机途经蒙古温都尔汗附近机坠人亡。20日,陈励耘因追随林彪在上海被隔离审查。浙江与林彪反党集团有牵连的人,均受到不同方式的审查。
9月15日  省委召开“三支两军”工作座谈会,提出撤销省“三支两军”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同时明确,除中央规定的铁路、公安等部门继续军管外,已建立革委会的地方和单位的军管会也应撤销。
10月1日  在中央已将“9. 13事件”及时通报各省、市后,赖可可还签发《浙江日报》刊登林彪的巨幅画像。
10月27日  按照统一部署,省委开始向全省群众传达中央关于林彪事件的文件。文件指出,陈励耘是林陈反党集团的死党分子,他积极参加了反革命政变活动。在此前后,南岸、熊应堂在对陈励耘问题上划框框,定调子;扣压一些揭露陈励耘的材料,极力开脱自己,阻碍揭批陈励耘。11月15日至24日,省委召开五届4次全体委员会议,深入学习中央有关揭批林彪、陈伯达的文件,开展揭批林彪一伙的罪行,并结合浙江实际揭批陈励耘及其有牵连的人和事。
11月24日至12月5日  全省山区工作会议在丽水召开。会议批判了“分山至户”、“分小小队”等所谓“修正主义路线”、“资本主义倾向”,强调“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提出要巩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规定林木权谁造归谁所有。竹木产区粮食购销指标5年不变,并确定全省拟发展油茶1,000万亩。
11月25日  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全省“批陈整风”概况,全省已有9.1万多名党员干部,分期分批参加了批陈整风学习,深入揭发批判了陈伯达的罪行。
12月17日  全省调整工资工作会议结束。决定重点解决工龄较长、工资较低的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职工的工资。
12月底  全省已建立小钢铁厂28个,小铁矿(开采点)81个,小化肥厂30多个,小水泥厂(车间)80个,农机厂104个,小煤矿(窑)分布全省各地。

1972年

1月28日至3月17日  省计划会议召开。会议前一段主要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及其对全省经济的严重破坏,后一段着重讨论调整农、轻、重比例关系。重新明确农业是浙江国民经济的基础,解决工业方面的高指标、瞎指挥问题,确定年度国民经济指标。会后,省委、省革委会要求: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落实农村经济政策,解决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保障社队集体经济的合法权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抓好粮食和经济作物,搞好多种经营和社队企业,增加农业投资,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增加高产稳产田等一系列具体措施,使粮食与经济作物,农业与林、牧、副、渔业协调发展。在工业方面,缩短基本建设战线,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主要搞好扫尾、配套项目和当年能投产的续建项目,一般不上新项目;削减地、市基本建设项目审批权;增加轻工业投资;加强企业管理;克服基本建设和生产上的无政府状态。
1月30日  杭湖(州)铁路通车。杭湖铁路自杭州至吴兴龙模压畔,长94.8公里。2月1日与湖牛(头山)段铁路接轨,杭长(兴)铁路全线贯通,全长165公里。
2月26日至27日  周恩来总理陪同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到杭州访问。在此之前,为理查德·尼克松总统来杭作准备,中央决定扩建杭州机场,省委、省革委会为此动员各方面力量完成了扩建杭州机场等一系列任务。
3月21日  中央通知省委和驻浙部队负责人南萍、熊应堂、铁瑛、王子达、白崇善、马龙、张孝烈、万振西、夏琦、侯建新等先后到北京开会,谭启龙(福建省委副书记)到最后也参加会议。当晚,中央政治局领导找南萍、熊应堂谈话。周恩来总理指出,这次请你们来,要主动把浙江和省委常委、你们个人的问题说清楚。4月15日,毛泽东提出会议“首先解决敌我问题”。据此,会议揭发批判了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以及对、浙江的严重破坏。南萍、熊应堂多次在会上检查,与会者对他们进行批评、帮助。在此基础上,21日,会议向中央提交《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认为“林彪反党集团在《‘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中对浙江十分重视。林彪死党叶群、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江腾蚊、王维国……先后多次到浙江,与陈励耘等秘密串连,策划反革命阴谋活动”。杭州是林彪反党集团进行反革命政变准备的重点地区之一。“在揭批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中,浙江省出现了很大的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因此提出:要放手发动群众,联系浙江实际,进一步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南萍、熊应堂对自己所犯错误,要向会议检查交待,接受揭发批判。25日,中央将此报告作为[1972]16号文件下发,并批示:“参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活动的,只是陈励耘等一小撮。这次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的,也只有南萍、熊应堂。”因此,“要严恪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坚持‘惩前应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鉴于浙江情况,27日中央决定,谭启龙、铁瑛任省委书记(主持浙江省委工作),派许世友、王洪文来浙江帮助贯彻中央[1972]16号文件。
3月24日至4月2日  省基本建设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提出基本建设要压缩项目,缩短战线。为此必须做到:一、严格执行国家基本建设计划,任何单位不准搞计划外建设项目,不准扩大建设规模;二、严恪执行基本建设程序;三、加强施工管理,加快施工进度。
3月30日  为扭转近两年不少单位无计划招工而造成的一系列不正常情况,省革委会发出通知强调,今后一律不准无计划指标或超计划指标招工,严格控制使用临时工。恢复与健全工资基金制度,加强银行的监督职能。4月28日,省革委会再次重申要严格控制职工人数的迅速增长,努力挖掘现有人员潜力,认真检查近两年劳动计划执行情况。7月18日,省革委会办事组又根据国务院有关精神,颁布《浙江省工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规定工资基金的管理范围、审批权限、监督支付办法和管理职责。
5月3日至6月6日  根据中央关于浙江贯彻中央[1972]16号文件,“省委常委扩大会是第一步,个把星期后转到第二步,扩大到师级、地委级,这一段要开透点”的指示,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扩大到驻斯部队、生产建设兵团各主要负责人。传达学习毛泽东、中央政治局领导有关浙江问题的指示和中央[1972]16号文件,着重揭发批判陈励耘的罪行和南萍、熊应堂的错误。10日起转入第二步。进一步传达贯彻中央[1972]16号文件。采用大、中、小会结合的方式,揭发批判和清算陈励耘、南萍、熊应堂等人在“一月会议”(参见1969年1月8日条目)后,揪斗大批人武干部,分裂群众.策划挑起一些重大武斗事件;在组织上,任人唯亲,拉山头,搞宗派,进行各级领导班子大换班,对老干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关押、揪斗省、地、县领导干部;清理阶级队伍中捕风捉影搞逼供信和揪黑线黑网,造成大批错案假案。在经济上,极力推行“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方针,搞高指标、瞎指挥,致使全省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等一系列问题。大家认为,南洋、熊应堂在北京的初步检查很不深刻,经过揭发和批评帮助,他们又分别作了检查,并表示彻底检查交待。
5月  省委领导“批林整风”和贯彻中央[1972]16号文件的办事机构——“批林整风”办公室成立。随后,省委先后派出驻温州、丽水、绍兴、台州和杭钢、浙大、浙医大、衢化等联络组,具体帮助上述地区和单位贯彻中央[1972]16号文件。
6月7日至28日  贯彻中央[1972]16号文件的第三步——省委五届5次全会扩大会议召开。会议扩大到县团级,着重传达贯彻[1972]16号文件,总结“文化大革命”以来浙江的工作,集中揭发批判陈励耘和南萍、熊应堂在浙江推行的极“左”路线,进一步全面展开批林整风运动。许世友、王洪文参加了会议。许世友在会上多次讲话,揭露林彪反党集团和陈励耘的问题,严肃指出南萍、熊应堂的严重错误。王洪文背后却对张永生说:“要顶住,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要经得起12级台风的考验。”28日,铁瑛代表省委作《中共浙江省委五届五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总结提纲》的报告,谭启龙在会议结束时讲了话。会后,各地(市)、县和省级机关、省属厂矿、大专院校分别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和党员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央[1972]16号文件和省委扩大会议精神,发动群众,深入广泛开展批林整风,联系实际清算陈励耘和南萍、熊应堂在浙江推行的极“左”路线。全省各地从7月中旬起,向群众传达贯彻中央文件和省委会议精神,在更大范围内开展批林整风运动。
6月28日  当晚,许世友、王洪文召集12名省委常委座谈。谭启龙、铁瑛汇报了南萍、熊应堂的思想状况和空五军支“左”情况等。许世友着重指出,要大量解放干部,有错误的,也要叫他去做工作,在工作中改正错误。要求省委常委把担子挑起来,批林整风不要搞层层过关,希望大家挺起腰杆,积极工作,增强团结,把工农业生产搞上去。王洪文却说解放干部不能急转弯,不能好人坏人一起解放等。
6月29日  中央决定离职审查南萍、熊应堂。7月1日,南萍、熊应堂被送达中央专案组。7月,省委成立南萍、熊应堂专案组,负责审查南萍、熊应堂的问题。铁瑛任组长,夏琦任副组长。
7月17日  省革委会根据国务院文件精神,批转省革委会生产指挥组《关于恢复建设银行的报告》,同意恢复1970年1月撤销的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在9个地区设立支行,以加强对基本建设资金的监督管理。
7月24日  省委、省革委会根据国务院有关迅速控制人口增长速度的指示,重新加强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决定成立省计划生育委员会,戴克林为主任。1972年经过全省各级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全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从前13年平均超过22%。降到18.46%。
7月24日至8月2日  谭启龙、铁瑛召集省委常委,先后开了10个半天的批林整风会。着重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向党交心,各自检查总结在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中的错误和应负的责任。经过批评、自我批评和谭启龙、铁瑛的帮助督促,8月6日,赖可可代表省委常委在省批林整风会议上作《我们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所犯的错误和教训》的检查。认为省委的主要错误有:一、为南萍、熊应堂的错误捂盖子,严重阻碍揭发南萍、殷应堂的问题;二、大肆吹捧林彪,特别是1971年10月1日,还在《浙江日报》刊登林彪的大幅画像;三、破坏“特情”,砸烂公、检、法;四、执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和任人口唯亲的组织路线;五、大搞分裂,挑动武斗-,镇压群众;六、经济I二,瞎指挥,说假话,严重影响工农业生产。8月8日至10日,省委常委又分头到省批林整风会的各大组征求意见。11日至16日,省委接着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广泛听取与会者的批评。并据此修改了省委的检查报告, 9月4日,省委批转了这一文件。8月下旬至9月上旬,全省11个地、市委也陆续召开常委会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着重对犯错误的同志进行批评帮助,一些同志逐步转变态度、作了检查。
8月22日  省委发出《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通知》。要求9、10月份开完地、县委的批林整风会议,同时,搞好向群众传达宣传和基层整风试点的工作。着重指出:批林整风,以批林为重点。整风中,各地要联系实际,集中解决几个问题。
9月13日  省委批转省革委会人民保卫组党委的报告、同意恢复各级法院和全省各级调解委员会,根据需要调回一批领导干部和业务骨干的意见。11月20日,省委决定建立中共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委员会,余纪一任党委书记(院长)。12月7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恢复。到1973年上半年,全省82个人民法院全部恢复,255个人民法庭于1973年底也全部恢复。
9月14日  省革委会发文贯彻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扩大改革工商税制试点的报告》。文件通报了杭州、绍兴、临海等25个市、县的试点情况,提出设置基层财税金融机构,要遵循有利于工作的原则。12月上旬,全省改革工商税制会议召开。认为这次税制改革,合并税种、减少税目,税率、税负基本不变,少数略作调整,体现了集中统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的原则,有利于促进生产。
9月I5日  省委为纠正前几年组织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要抓紧落实党的各项政策,首先是落实干部政策和妥善处理被错关、错判人员的问题。对一些问题较多的领导班子,要有计划、慎重地逐步充实加强和调整。对混进领导班子的个别坏人和严重违法乱纪、民愤极大而又屡教不改的人,要按党纪国法予以严肃处理。随之,全省各级均解放了-批干部,恢复了许多受迫害的老干部的工作,充实了各级领导班子,清除了一批造反起家的领导成员,调整了各级领导班子。
9月28日  省革委会批转人民保卫组和省公安机关军管会《关于撤销省革委会[1969]8号文件和对原特情落实政策的请示报告》。指出:各级党委应进一步贯彻中央[1972]16号文件精神,批判陈励耘搞垮特情,进而砸烂公检法的错误,必须实事求是地对待特情人员,逐个落实政策。
9月29日  为清退“文革”初期查抄的财物,省革委会发出通知,决定组织一个精干的班子,着手开展工作。但由于对具体政策界限认识很不一致,查抄财物管理提乱等原因,清退很不彻底。
9月  省委决定撤销省革委会办事组,建立省委、省革委会办公室。
11月3日  中央批准陈伟达为中共斯江省委副书记,陈冰、刘昂、夏琦为省委常委。
11月4日  省委发出《关于在进一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中应注意几个问题的通知》。批评了部分地区在运动中揪“5.16”分子,深挖“黑线”方面的问题,提出了4点要求:一、重申要贯彻执行批林整风,重点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的方针,不要乱提口号。二、对人的组织处理务必慎重,不能随意公开点名批判,尤其是隔离审查、撤职等,必须报请批准;三、要积极做好工作,排除派性干扰;四、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领导,到群众中去领导好运动。
11月8日至17日  为整顿全省机械工业,省机械局召开全省机械工业会议。会议着重就提高产品质量,加强企业管理等问题,揭矛盾,找差距,制订改进措施。谭启龙、铁瑛就此到会讲话。
11月20日  省委通报批评平阳县在发展党员中“飞过海”、“上督落”、限期突击等大搞派性的错误,通报指出:平阳县发展党员,搞纳亲纳派,采取了一系列完全违背党章的做法;其他地方和单位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类似问题。省委要求各级党委引起重视,认真进行一次检查,坚决制止这种错误做法。
11月25日至12月29日  省委召开工作会议。总结交流批林整风情况,讨论1973年工作要点。会议严肃批评了个别省委常委、委员干扰贯彻中央[1972]16号文件,阻挠批林整风运动的错误。12月24日起,会议讨论研究了1973年工作要点。提出1973年主要任务是批林整风,充实和健全领导班子,进一步整顿和加强党组织,坚决清除少数混进领导班子的坏人。重新强调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加强对农业的领导,各行各业积极服务于农业,以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王洪文看了这次会议揭发陈励耘和南萍、熊应堂迫害干部和群众的会议简报后,极为不满,指责这是给“文化大革命”抹黑。
12月8日  省委通报批评有些地、县采取“有水就改田”的做法,把成片桑园改成水田,1971年以来全省已有23个县毁桑3万余亩。据此,省委要求坚决予以制止。指出在不占粮田的前提下,还要因地制宜地积极扩大桑园,把桑园建设列入规划,以发展蚕桑生产。

1973年

1月15日至24日  全省计划生育工作会议召开。讨论《浙江省计划生育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研究尽快降低我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措施。会议提出了晚、稀、少的人口政策。1973年全省人口自然增长率要降到15%。3月1日,省革委会批转这次会议的报告。要求各地采取有力措施,切实抓好计划生育这件大事,进一步落实人口规划,加强计划生育的科研工作和技术指导,大力推行综合性节育措施。
1月25日  为纠正执法中存在的“以拘代捕”、“以拘代侦”、“以拘代惩”和“扣押”、“隔离”、“收容”等变相拘捕的做法,省委批转省革委会人民保卫组党委《关于清理拘捕人犯的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提出5条纠正意见,要加强领导,认真清理以前的问题,查清冤假错案,尽快释放,予以平反;做到可捕可不捕的坚决不捕;恢复必要的规章制度,加强业务建设。
1月底  王洪文来浙江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批林整风不要纠缠历史旧帐”,“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在历史旧帐上纠缠容易走偏方向”。2月1日,王洪文由赖可可陪同到嘉兴县,听了嘉兴县委书记有关批林整风的检讨和汇报后,指责浙江批林整风是搞层层批判检讨,是纠缠历史旧帐。一些批林整风中挨批的造反派头头纷纷以此为口实,群起指责省委在批林整风中批了“军代表”,批了“革命干部”,批了“新干部”、“造反派”批了“新生事物”。有些人直接给王洪文写信“揭发”省委的“问题”,王洪文接连将这些信件批给省委。
2月  省委决定撤销省委政治工作组,建立省委组织口和宣传口。
3月28日  省革委会根据工商税制改革试点情况,正式颁布《折江省试行工商税征税规定》,废止原有规定。并发出通知要求各级领导认真组织、实施好涉及国民经济各个方面,政策性很强的税制改革工作。税收机构要改变偷税、漏税严重和“有税无人收,有人不收税”的混乱状况。
4月11日  省委发出《关于我省“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认为驻浙部队在“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中做了一些工作,也存在许多问题,就军代表撤留问题提出:已经结合进省、地、县党政领导的军代表,原则不动。省、地、县革委会以下各基层单位,一般不再保留军代表。已恢复党委的单位可撤销军管。凡已恢复党委的大专院校和工矿企业,可撤销军宣队;尚未恢复党委的,可缓撤。个别情况复杂的地、县,可按特殊情况处理。此后“三支两军”人员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批撤回部队。
4月23日  省委通知撤销省革委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恢复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4月25日  省委决定建立经济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面协调经济工作。谢正浩任组长,陈伟达为副组长。
5月8日  中央决定谭启龙任省委第一书记、浙江省革委会主任、浙江省军区第一政委。免去南萍的党、政、军一切职务。
5月12日  省委决定建立浙江省农业、粮食、外贸、地质、交通、第一轻工业和第二轻工业等7个局,同时任命各局革命领导小组和党的核心小组负责人。
5月16日至23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湖江省第5次代表大会召开。议题是恢复组建浙江省共青团领导机关。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到会讲话,吴培生代表共青团浙江省委筹备小组作工作报告,会议选举产生了共青团浙江省第五届委员会。
5月25日  根据中央有关部门的指示精神,省委决定恢复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浙江省暨杭州市分会。王博平兼任主任。
5月31日至6月17日  全省科技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根据全国科技工作会议精神,着重研究今后全省科技工作任务。提出科技工作的重点,要放在为农业、基础工业和水产等业提供科学技术,要重视科技工作,科研机构不应随意撤销、改厂、转向,被不适当撤销的科研机构应予以恢复,不适当改行的科技人员要予以调整归队。会议大力倡导培养工人科技人员。
6月1日至18日  全省粮食会议召开。会议根据两次全国粮食会议精神,研究浙江的粮食政策,确定1973年粮食购销计划。提出农村粮食政策必须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坚持粮食征购“一定五年”的政策,继续落实增产超购和减产减免措施。
6月6日至29日  省委召开五届6次全会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讨论中央有关筹备中国共产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十大”)和批林整风的文件,酝酿选举浙江出席“十大”的代表候选人。会议15日至24日休会,25日复会后,选举产生了浙江出席“十大”的26名代表候选人,接着讨论了今后的工作。29日,省委向中央报告会议选举情况。
6月上旬至中旬  全省计划会议召开。会议提出要坚持农业为基础的指导方针,大搞以改土、改水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不断增加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田;尽快把煤、铁、钢的产量搞上去;在去年压缩的基础上,进一步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各行各业要把广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作为今年工作的重点。并指出:不能层层下放企业管理权。中央下放的企业一般只能由省负责管理。主要物资分配调度权集中于中央和省、市两级。
6月底  省委召开干部大会,传达毛泽东和党中央关于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指示。谭启龙在大会上作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报告,要求各地认真总结经验,切实解决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推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接着,省、地、县抽调机关干部组成检查组,深入基层,检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8月30日,省委决定成立浙江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柴启琨任组长,陈伟达、陈冰任副组长。到1973年底,全省已有43.8万多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7月3日至9日  浙江省工会第6次代表大会召开。省委领导谭启龙、铁瑛先后到会讲话,要求工人阶级团结起来,讲大局,比团结,比贡献,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多作贡献。柴启琨作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浙江省总工会第六届委员会。
8月12日至17日  浙江省第5次妇女代表大会召开。谭启龙在会上讲话。通过了柴启珉代表省委所作工作报告的决议。选举产生了浙江省妇女联合会第五届委员会。
8月24日至28日  中共十大在京召开。浙江省谭启龙、莫显耀和铁瑛、蒋宝娣当选为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王洪文关于反潮流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的讲话在浙江造反派中引起强烈反响。
8月27日至9月12日  省委召开全省农业会议。讨论制订1973年至1980年农业发展规划。提出至规划下限全省粮食平均亩产要达到800公斤,总产量达到380亿斤,全省人均年占有粮食500公斤,社员年人均分配收入达到150元以上。
9月5日至11日  省委召开五届7次全会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十大”精神。会上,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在某些人支持下,结帮向省委发难,他们以部分省委委员、候补省委委员,部分省革委会常委的名义,贴出大字报指责省委在批林整风中对“新干部”的态度和做法是从组织上否定“文化大革命”和“九大”路线,扶植“保守”势力。张永生还以省委委员等名义到处作报告,大肆鼓吹“反潮流”,煽动否定批林整风,指责省委“批了极‘左’”,“纠缠历史旧帐”,搞“两否一倒”(即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新生事物,开历史倒车)。
9月15日至16日  周恩来总理陪同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乔治.莲皮杜来忧访问。谭启龙等省市领导到机场欢迎。15日,周恩来听取省委负责同志汇报,着重向在杭的省委常委指出:浙江地处东南沿海,省委领导要加强团结。
9月底  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等人纠集30余人在杭州市工代会开会.策划打开"反潮流"局面,决定矛头指向省委主要负责人的大字报上街。10月3日晚,翁森鹤、贺贤春《致谭、铁(谭启龙、铁瑛)书记的公开信》,在杭州|闹市区张贴。它指责省委在实际工作中否定“文化大革命”;在调整各级领导班子中,不重视并且压制新干部。声称:对谭、铁许多“路线错误”决不放过。4日,省委就大字报上街一事请示中央。同日17时40分,王洪文在同谭启龙通话后叫张永生听电话,说“对省委、对各级党委的缺点、错误是可以批评的,可以贴大字报”,“你们对省委有些意见,可以多提些建议,协助省委解决问题”。由此,张永生便以省革委会负责人的名义到处作报告,印传单,传达王洪文的“指示”。同时,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等人不听省、市委的多次劝阻,继续组织大字报上衔,还以杭州市工代会的名义于8日在新中国剧院召开大会,传达王洪文“指示”,指名批判谭、铁书记。会后,温州、台州、金华等地的“反潮流”战士,纷纷来杭就批林整风中的“问题”质问省委。进一步混乱了局势。
10月中旬  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策动杭州市级机关60余名已回基层的造反派向省委发难。以“落实政策”为名,声称以前“新干部”被省革委会的“复辟文件”打扫回营,现在要回来了。省委未予同意。于是,夏根法等人提出由杭州市工代会举办“打扫回营新干部学习班”。省委常委王子达、沈策表示同意和支持。以后,这些人便成了张、翁反潮流的骨干和突击提干的主要对象。
10月20日  省委发出通知举办“十大”文件学习班。
张永生借口省委不让“贫代会”常委参加学习班是违背“十大”路线的,拒绝参加。并与颜贻欢、李显通写了《我们的态度》的大字报,说:这个学习班的指导思想和参加人员的规定不符合“十大”精神,是违背“十大”组织路线的。提出参加学习班人员必须新老干部均等。
10月24日  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等人“接见”部分地区“上访团”几百名来杭代表,煽动进一步“反潮流”。同时,引起另一派也组成汇报团就一些各地的具体问题,缠着省委“汇报”。11月起,温州|、宁波、杭州等7个地区和部分县、省属单位两派的54批,1,569人先后到省委上访、汇报,要省委常委接见。省委领导分别接见各地上访团、汇报团代表,认为可以向省委提意见,反映问题,但这样集中大批人员到省委来的做法是不对的,耐心说服他们回去解决问题。经过工作,至11月30日,21批596人先后返回,23批973人仍滞留杭州,占据很多招待所。
10月26日至12月30日  省委仍按原通知参加范围在花港招待所举办“十大”文件学习班。26日21时,谭启龙在学习班开学时讲话,要求大家认真学习“十大”文件和中央的有关指示,就怎样看待浙江的批林整风运动等一些问题,展开讨论,统一思想。但要保证军队稳定,社会稳定,机关稳定。学习班期间,省委内部个别人指斥省委.公然支持反潮流。12月18日,省委常委、省革委副主任王子达以个人名义发表《致省委常委的信》。公开表示支持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反潮流”。说当前关键问题,就是要谭启龙、铁瑛尽快作出一个高姿态的自我批评。引发了各地造反派又大批来杭上访,均要省委常委答复类似问题,省委常委疲于接见,两派越闹越凶。30日,学习班草草结束。与此同时,各地、市、县,直至基层普遍举办“十大”文件学习班,层层否定批林整风。
10月29日  根据全国第16次公安会议精神,省委决定撤销省革委会人民保卫组,恢复浙江省公安局。
11月8日  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写了《关于谭(启龙)、铁(瑛)书记主持省委工作以来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报告》,向中央告状。16日,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等人一面积极布置各单位拉队伍,扩大声势,同时,加紧策划赴京告状。这时,王洪文打来电话:“浙江问题就地解决好”,“省委要作自我批评”,“省委可组织他们学习”等等。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旋即改变主意,表示坚决执行“王副主席指示”,组织300多人的“浙江省暨杭州市赴京控告团”冲进花港招待所,围攻“十大”文件学习班上的省委领导,提出要省委安排住宿、听取意见并接受揭发批判等要求。16日下午,他们全部上了屏风山疗养院,占山为王(后称“山上派”)。同时,他们又偷偷派17人连夜去北京告省委的状。18日,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又联名向中央告谭启龙、铁瑛,并搜集整理了《谭(启龙)、铁(瑛)书记关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言论”》,四处散发,大造舆论,运用开会、汇报等各种方式,进一步煽动“反潮流”。又于12月上旬,在屏风山疗养院连续开了4个半天的批判会。批判省委领导的“错误”。12月中旬,持不同观点的温州、台州等地和一些大专院校的大批人员又拉起“浙江省各地区、大专院校上访团”,统一行动,两派对立进一步尖锐化。
11月  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省博物馆开始正式发掘余姚县河姆渡新石器时代人类居住遗址。陆续出土一批重要文物。该遗址是1973年夏季,余姚县东方红大队修建农田水利工程时发现的。
12月8日  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等人以“屏风山学习班”名义,抛出《关于坚决落实中央指示,把浙江问题解决好的几点建议》一文。提出要省委责成杭州市委先走一步,限期把“反潮流”骨干提拔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今后提干、“纳新”要以屏风山“山上派”为基础。
12月17日  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等到杭州钢铁厂全厂职工大会上鼓动“反潮流”,翁森鹤大批杭钢1972年以来,在陈安羽、厉德馨带领的省委联络组指导下,批林整风促进钢铁生产大发展的“杭钢经验”。说:“杭州钢铁厂是修正主义的黑样板”,是“复辟势力的黑据点”、“唯生产力论的黑典型”,“钢铁再多有啥用?还不是为‘资本主义’创造财富”。煽动停工停产,遭到杭钢工人的强烈抵制。同时,他们还到处煽风点火,制造分裂,挑起武斗,致使一些地区和单位的生产处于停顿和半停顿状态。
12月19日  张永生等人带领屏风山的一伙人大闹省委常委会,要挟省委把“坚强的反潮流战士”杨金林“请出来①”,企图以此为突破口,替批林整风中受审查的造反派翻案。20日凌晨,张永生又带领绍兴上访团一伙人到杨金林被隔离处,辱骂殴打警卫人员,威胁、恐吓专案人员。1974年3月11日,杨金林被解除隔离审查后,当即被加封8项职务,并让他带头“揭发控诉”。此后,7个地区有174个类似人物被释放,专案审查人员却遭批斗打击。
①杨金林系绍兴涅渚铁矿工人,靠打、砸、抢起家,当上地、县和矿革委会副主任,混进党内后,又成了省委候补委员,地、县委委员、矿党委副书记。因曾逼死两人、生活腐化和打、砸、抢等问题,1972年1月6日,经报中央同意.省委予以隔离审查。
12月  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一伙为了冲垮省委、多次到米市巷招待所金华及大专院校“上访团”驻地进行煽动。并于30日至翌年1月1日策划制造了扣留省委书记铁瑛事件。

1974年

1月3日  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等人策划15日在杭州召开纪念“一月风暴”7周年大会,他们为此铅印了批判谭启龙、铁瑛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右倾思潮”的材料,准备届时广为散发,搞大规模行动,冲击省委。同时,方剑文一派也针锋相对地筹备召开揭批陈励耘、南萍、熊应堂的大会,向省委施加压力。省委认为这样可能诱发武斗,应于制止,派省委常委分别劝阻。但张永生等人置若罔闻。省委即将此事两次电告中央。14日深夜,中央来电明确指出,张永生等人不要召开“一月风暴”纪念大会。省委即将电文送达张永生等人,他们拆阅后,谎称找不到人,封好退回。15日上午,省委又两次派人找张永生做工作,并向各地来杭人员传达中央指示。同日13时30分,张永生等人拒不执行中央指示,无视省委多次劝阻,在省展览馆广场召开纪念“一月风暴”7周年大会并组织游行。同日20时,铁瑛再次找张永生等人指出:无视中央指示是错误的,今后必须严肃对待,必须动员上访人员回去,不能再这样干了。但他们拒不认错,反诬省委扣压中央指示,叫嚣要追究责任,省委这样做是“挑动派性,制造分裂”。同时,却声称今后还要这样干。
1月7日  杭州市委决定学习上海民兵工作的“新鲜经验”,建立杭州市民兵指挥部。为此,贺贤春带人去上海“取经”后,与翁森鹤提出以“社会治安指挥部”为基础,以“造反派”、“反潮流战士”为主体重建民兵的方针。公然宣布民兵要由民兵指挥部独家经营,军区、军分区、人武部不得过间,要“民兵独立”成为“第二武装”。2月21日,杭州市委决定建立以贺贤春为首的杭州民兵指挥部。在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等人谋划和杭州的影响下,台州、金华、温州、宁波乃至全省81%的市、县,先后成立民兵指挥部和类似组织。民兵指挥部一建立就连续发动武斗,设立了许多任意关押、酷刑拷打无辜的场所。在温州市民兵指挥部的68处“公堂”先后关押,拷打3,053人,33人被毒打致死。据全省不完全统计,被民兵指挥部挥霍的资财就达900多万元。同时,以方剑文为首的另一派则在杭州、长兴等地拉起“浙江民兵师”、“民兵独立团”等组织与之对抗。
1月8日  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等人煽动驻在米市巷招待所的地、县“"上访团”要求省委书记铁瑛再次接见,并代表省委作检查,还说省委的检查稿要事先经他们同意。这些无理要求为省委拒绝,他们遂藉此再次非法扣留铁瑛。后经中央两次电话批评后,直至10日5时许,勉强结束对铁瑛的扣留。
1月13日  江青以个人名义写信给驻浙某部防化连,派迟群、谢静宜送信和材料,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放火烧荒”,制造舆论,搞乱地方。2月初,《人民日报》在显要位置长篇报道驻浙某部防化连批林批孔联系地方实际,批判省、地领导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新生事物,开历史倒车的“右倾复辟思潮”的“经验”。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等人趁机到处鼓动,先后组织几万人前去“参观”、“取经”,很多单位争相约请防化连介绍“经验”。从而在全省形成批判省委和各级领导复辟倒退的思潮,层层揪所谓“复辟势力代表人物”。
1月27日至2月5日  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的5次讲话和中央有关批林批孔的文件。31日起,与会人员进一步扩大。学习中央有关文件,讨论如何开展批林批孔,部署今后工作。原定会后续开省委全会,重点解决省委领导的分歧问题。后因批林批孔运动迅速全面展开,会议对是否如期召开省委全会莫衷一是。2月6日,省委负责人就此请示中央。提出目前因各地大批人员上访,批林批孔发展迅速.以推迟召开省委全会为宜。8日,中央同意省委意见。9日,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等人大吵大闹,并以56名省委委员、候补省委委员名义,向中央状告省委负责人背着常委、委员,随意改变省委决定。
1月29日  省委召开深入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柴启琅作动员报告,要求各级党委把批林批孔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密切联系实际,发扬“反潮流”精神,掀起批林批孔高潮,并作出具体部署。会后,全省层层召开大会,动员发动。机关每天半天专搞批林批孔运动,省委常委分别确定10个联系试点单位。2月14日,省委发出《关于深入批林批孔的决定》。指出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彻底革命。省委决心努力改变对这场斗争很不理解,很不认真的被动局面。要求各级党委站在运动前列,正确解决联系实际问题,加强领导。
1月  两派反对立加剧,出现了各种跨行业、地区的造反组织。为与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的上访团(“山上派”)相抗衡,以方剑文、邵素贞、张来根等人为首也先后拉起7个地区“批林批孔汇报团”、“反潮流工人赴京汇报团”等组织,形成“山下派”以及处于中间的以郭志松为头头的“山腰派”。这些派别都以各自为中心,批林批孔各搞一套,加剧了对立和混乱。对此,省委常委中多数人强调不能跨行业、地区拉帮结派。也有少数人公开支持“山上派”的反潮流活动,省委内部斗争公开化、尖锐化。
2月12日  杭州市委在全省率先建立杭州市城市批林批孔小组和杭州市农村批林批孔小组。4月8日,杭州市委撤销上述两个小组,重新成立市委批林批孔小组。
2月14日晚至19日上午  张来根纠集山下派300余人,手持铁棍,强占杭州市解放街和延安路等招待所,抢劫招待所的财物,制造事端。19日,杭州市委报告省委,要求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作出严肃处理。省委即批示,责令张来根迅速撤出招待所;归还一切财物;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等5项指示。张来根拒不服从。
2月20日晚  贺贤春到杭州市委副书记王醒家,商定21日武力攻打“山下派”占据的众安桥、解放街、延安路等3个招待所的方案。21日上午,翁森鹤、贺贤春在杭州市工人文化宫开会具体部署这次武斗。中午,他们聚集同日建立的杭州市民兵指挥部的民兵和两个地区的“控告团”成员共千余人发起攻击“山下派”。抓捕200人,任意殴打不同观点群众, 300余人遭毒打,各招待所的房屋、设备遭到严重破坏。
2月中旬  张永生等请杭州市革委会造反派头头到省级机关介绍和推广杭州市“冲口复组”(即冲掉批林整风中革委会下设的办公室、组织、宣传、政法、工交,财贸等口,恢复原革委会所辖的政工组、办事组、人保组、生产指挥组等4大组)的“经验”。随后省级机关造反派头头多次串连酝酿,聚集省级机关32个单位的200余人,在杭州饭店小礼堂召开会议,要在省级机关“冲口复组”,责令省委负责人谭启龙、铁瑛、张永生等到会接受批判。指责省委“诱发了一股右倾思潮,否定革委会及其‘四大组,’提出‘四大组’要恢复,原负责人要回来”。3月28日,省委决定恢复省革委会办事组,停止省革委会办公室的活动。省级机关也逐步恢复“四大组”及其原主要领导成员,批林整风中建立的各口被冲掉,其负责人又靠了边。
2月15日晚  方剑文带人到花港招待所又吃又拿,制造事端。16日下午又带人抢走省总工会办公室等4枚印章,盗用省总工会办公室名义,通知于21日召开批林批孔、批陈、南、熊大会。为此,省、市委负责人严肃批评方剑文、张来根,要他们中止错误行为。21日下午,方剑文、张来根等人不听劝阻,如期召开大会,并组织游行。杭州市民兵指挥部调集民兵冲击游行队伍,酝成武斗,共打伤23人.其中重伤6人。在杭州市两派严重对立,连续武斗的影响下,各地类似事件频频发生,闹得人心惶惶。对此省委认为,各派拉起的各种造反组织,特别是跨行业、地区的组织应当解散,坚决全部收缴武器;搞打砸抢和煽动停工等必须严肃批评制止,为首的坏人应依法惩处。
2月25日  翁森鹤、贺贤春致函谭启龙、铁瑛,声称要召开大会批判他们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右倾复辟思潮”,责令到会接受批判。28日,翁在鹤、贺贤春等人以省赴京控告团和杭州市工代会名义发出通知,谎称经省、市委同意,定于3月2日下午在省体育馆联合召开批判谭启龙、铁瑛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右倾复辟思潮”大会。要求各地、市、县党、政相三代会负责人参加。此,一些地、县请示省委,省委即告以谭启龙批示:省委既未同意召开大会,更未请各地派人参加。只是谭启龙、铁瑛收函后,表示接受批评。3月2日,大会由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等主持召开。会议设主会场(省体育馆)和3个分会场。贺贤春在大会上说浙江出现的“否定和推翻文化大革命及其新生事物的右倾复辟思潮,是猖獗的,严重的。谭启龙、铁瑛是右倾复辟势力的代表,必须揭发批判,迎头痛击,坚决击退。”谭启龙在会上表态,愿意接受批评。此后,全省造反派以批林批孔为名,把矛头直接对准各级党委及其负责人。
3月1日  翁森鹤到杭州印刷厂作报告,煽动停工停产。污蔑坚持工作的工人只管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所谓路线斗争),是“8315”部队——只知道每天8小时工作,吃3餐饭,每月15号拿工资。当即激起工人的义愤。在此前后,他到处串连,作报告,煽动“不为错误路线生产”。
3月8日  省委决定成立批林批孔小组。谭启龙任组长,柴启琨、张永生、华银凤、翁森鹤任副组长,翁森鹤兼办公室主任。此后,各市、地、县,各部门纷纷建立以造反派为主体,凌驾党委之上的批林批孔小组。
3月16日至17日  王洪文3次电话指责省委:浙江一不批林批孔,二不批陈励耘、南萍;省军区不坚决执行中央军委关于收缴武器的命令;温州姚国麟(姚系温州市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头头)抢枪等问题,已不是一般错误,责成省军区予以拘捕。如他拒不放下武器,就用武力解决。16日,省委即派钟贤文(省军区副司令员)赴温州收缴武器,抓姚国麟。同日晚,省委、省革委会、省军区党委召开常委会,传达王洪文的“指示”,吸收省级各部门、直属厂矿、大专院校和各地区负责人参加。会上,郭志松对“山上派”及其支恃者的一些做法不满,对省委作出的一些决定不服。批评省委在“十大”以后,不抓批林整风,而且走偏了方向,组织上,成立批林批孔小组、杭州市民兵指挥部,撤销组织口、宣传口,恢复政工组、生产指挥组等,都是宗派主义。从而提出要在17日下午召开省、市工农兵群众批林批孔大会。谭启龙当即指出:“没有省、市委的同意,不准召开大会。”郭志松则坚持要召开大会。翁森鹤、贺贤春得知消息后,即在屏风山策划冲大会,搞武斗。
3月17日13时  郭志松等人不听省委多次劝阻,在省展览馆广场主持召开省、市工农兵群众批林批孔大会。郭志松在会上发表指责批判谭启龙的讲话。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则在杭州市委主要负责人默许下,组织大批民兵冲会场,挑起武斗,伤120余人,抓捕400余名无辜群众。18日,王洪文电告省委转达郭志松,他必须对此负全部责任。省委办公室发文将“3. 17”事件通报全省。
3月19日  翁森鹊、贺贤春致信杭州市委。伸手要市委常委等60个官位,限期3天为其安插造反骨干。在此之前,翁森鹤、张永生、贺贤春率先分别在杭丝联、浙江美术学院和杭州市民兵指挥部大搞“双突”(即突击入党、突击提干)典型试点。把杭丝联各级党组织负责人几乎彻底换班。并以省批林批孔小组名义,组织3,000多个单位,几万人到杭丝联“参观”,向全省推广“双突典型”。张永生还到处宣扬,“双突”就是为了夺取党政财文大权,让造反派坐稳天下。31日,张永生在屏风山召开会议说:“我们过去只会冲冲杀杀,没有解决组织问题。现在要发展‘反潮流战士’入党,各级班子中新干部要占多数。”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在王洪文的支持下,列席了省委常委会,接着,他们便向省委伸手要把50个“反潮流战士”安排到省委、省革委会主要办事机构。对此、省、市委先后予以接受。5月上旬,屏风山派山头散伙时,张永生、翁森鹤说,我们这里官帽多得很,你们自己挑选。仅这次就有300多人被突击提拔起来。这悻,不到3个月全省竟“双突”1万余人,在此期间,全省发展党员40,590名,其中“双突”人数达38.005人。上至省委常委,下至厂矿、街道,都有为数不少的“双突”人员执掌大权。尽管如此,他们还在王洪文授意下,搜罗一大批“反潮流战士”列席各级党委常委会议,使各级党委根本无法开展工作。
3月27日至8月6日  省委、省革委会、省军区党委全体委员联席会议召开(以下简称“三全会”)。会议由王洪文提议召开和直接指挥。由柴启琨、张永生、翁森鹤主持,采取会内外相结合的方式,轮番揭批所谓“浙江复辟势力代表”铁瑛、夏琦、陈伟达,还上溯到南京军区负责人许世友。同时,多次召开省、市机关干部大会,把会议情况捅出去,发动机关给会议送大字报。4月7日,王洪文打来电话,故意去掉省军区副政委夏琦的“同志”二字。张永生、翁森鹤等人即心领神会,马上把夏琦定为“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混入军内的阶级敌人”,公开在全省点名批判。随后,省委又连续发出[1974]74、75、76、77号等4个文件,集中揭发批判夏琦反对“九大”、“十大”路线,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等问题。同日,王洪文还背着中央打电话给张永生、翁森鹤,示意他们揭批夏琦上级领导的问题,说一定要夏琦把所谓记有许世友攻击毛泽东言论的笔记本交出来。8日,省委、省革委会召开几万人的全省批林批孔报告会,公开点名批判省军区和南京军区的领导。会议期间,先后召开3次类似大会,扩散会上的一些材料,掀起全省性反党乱军的高潮。几天内各市、地、县纷纷召开的“三全会”,层层揭军分区、人武部所谓的阶级斗争盖子,揪复辟势力代表。省“三全会”还大批省委南、熊专案组,另外成立了一个以造反派和民兵指挥部人员组成的省委调查组,接管省委专案组。会议期间,王洪文接连打来10多次电话,遥控指挥和向省委施加压力。指责省委、省军区不执行中央指示,煽动把矛头指向中央军委领导。张永生、翁森鹤等人则藉此诬陷李铁峰(原温州地委书记),支持姚国麟搞叛乱,压省军区抓姚国麟。14日,省委被迫就温州收缴枪支和扣留姚国麟问题向中央作了检查。会上,铁瑛、夏琦、陈伟达被迫作了检查。会后又把检查材料发至县团级,以供批判。“三全会”历时133天,跨3个季度、5个月。
4月28日  省商业厅向省委汇报1974年市场供需矛盾突出,生产状况恶化,商业收购下降,销售增加,全省已有12种商品无库存,一些外调商品计划无法执行,20多个省、市为此告急等情况。建议迅速恢复生产,改变市场供应状况。
5月6日  省委正式通知成立省委调查组。调查组当即进驻省委专案组,宣布停止专案工作。说省委专案组是“翻案组”、“复辟组”。指责专案组攻击中央领导,整“革命领导干部”、“军代表”,整理造反派的所谓黑材料,进而隔离审查省委专案组人员。
5月12日  经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煽动策划,省军区批林批孔小组及其办公室成立。张、翁、贺还强行规定“省军区团以上单位”均建立类似机构。这些机构建立后,凌驾于党委之上,自成系统,发号施令,掀起批斗、迫害省委、省军区领导和在部队层层揪所谓复辟势力代表的歪风。
7月4日  中央组织部根据中央领导的指示发出增补领导干部暂缓办理的指示。浙江处于“双突”高潮,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等人大肆叫嚷在要权问题上决不避嫌。同时,由于省、市委的迁就乃至个别人的公开支持,全省"双突"仍呈发展趋势。
7月  郭志松、方剑文等人为达到权力均等分配的目的,宣称要大干一场,策动各自的人在杭州一些企业活动。由此,7月上旬至8月上旬,杭州对立派接连发生多次小规模冲突。 8月11日19时,杭钢“山下派”人员及调集的其它单位人员300余人,以杭钢4名“山下派”工人被杭州市民兵指挥部抓捕为由,包围并冲击杭钢民兵小分队。24日,“山下派”用汽油、酒精焚烧民兵小分队占据的杭钢俱乐部。12日4时左右,民兵小分队逃离俱乐部。清晨,杭州市民兵指挥部调集干余人赶往杭钢,追打“山下派”人员。这次事件共打伤120人,财物损失严重。
8月28日  省革委会根据国务院要求下达《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试行意见》。规定省对地区实行“收入按固定比例留成,超收适当分成,支出按指标包干,结余留归地方”的体制。这是根据收入连年下降,短收地区不断增多的状况,而实施的一种收支两条线的体制。
10月17日至26日  省委召开工作会议。为解决全省工业生产、财政收入情况恶化的问题,确定要迅速广泛地学习和贯彻中央领导在全国抓革命促生产会议上的指示和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用较短时间把工农业生产促上去。提出要在全省范围内掀起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批林批孔和抓革命促生产的新高潮。再三强调不准拉山头,搞串连,不准擅自离开岗位,着重要求各级领导要坚守岗位,努力把生产搞上去。
10月24日上午  方剑文到长广煤矿,强占党委办公楼和招待所。同日晚,他们抢了该矿的182支枪、6万余发子弹和大批粮食、物资,调集杭州人马到长广煤矿。25日、26日,省委领导两次前往,要方剑文不再继续错误行为。但他不仅不听,还于29日上午,带领3卡车武装人员,开进长兴县城,占据县委机关,拉起长兴民兵团,非法组建另一个同名组织一一长兴县总工会。11月1日6时30分,省委派部队进驻牛头山和新槐。同日下午,省委的60人工作组到达长广煤矿,立即开展工作。方剑文见局面已被基本控制,又隐匿起来。占据长广煤矿的一伙人与省委工作组情绪对立严重,收缴武器困难。
11月10日  中央电话通知谭启龙、铁瑛、赖可可(以上3人已在北京)、莫显耀、蒋宝娟、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郭志松、王则信、方剑文、张旗等去北京办学习班。解决批林批孔以来,浙江两派严重对立,冲突武斗不断等问题。中央严厉批评浙江两派头头的一系列错误做法。学习班磋商后整理出《中央负责同志关于解决浙江问题的指示要点》。提出:两派必须无条件停止武斗,释放被抓人员;不准抢枪、发枪,不准跨地区、行业搞串连、拉队伍;强占机关、招待所、旅馆的一律撤出;不得冲击工厂、机关,妨碍生产和工作;对“双突”问题要慎重处理等8条指示。学习班期间,王洪文在听取谭启龙、铁瑛等16人(12月初,增加王子达、王醒、栗彬成、侯建新)汇报时,批评谭启龙、铁瑛犯了严重错误。指责省委没有狠批林彪的极右实质,纠缠历史旧帐“批了文化大革命”,“批了部分干部和群众”,致使“一派受压”,把“双突”错误也归咎于省委主要领导。并违背学习班主旨,继续支持张永生等人的“反潮流”,为解决浙江问题设置障碍,迫使谭启龙、铁瑛多次检讨。12月19日,学习班人员回到忧州。
11月中旬至12月初  浙江两派策划制造了一系列闹事、武斗事件,给中央解决浙江问题施加影响。张永生、翁森鹤等人在北京学习班期间用各种方式、渠道遥控指挥各地民兵指挥部继续活动。11月14日,金华民兵指挥部调集2,000余人,挑起大规模武斗,用上了所掌握的各种轻重武器。金华街头筑起了堡垒,枪声不绝,造成工厂停工,商店停业,学校停课,邮电交通断绝,机关瘫痪,群众逃难的惺乱局面。北京学习班后,张永生还大耍两面派,暗中予以相极支持,致使这次武斗延续3个多月,打死26人,打伤309人,经济损失惨重。12月2日,杭州电缆厂民兵在市民兵指挥部头头指使下,以对厂党委稳定生产秩序的措施不满为借口,连夜占据塑缆车间大楼。3日上午,即用多种燃油焚烧广办公大楼、并多次阻止灭火,酿成杭州电缆厂大火。另-方面,方剑文一派也于11月6日,串连杭丝联、杭钢等10多个单位的200余人,占领省府大楼大会议室,向省委施加压力。
11月24日  谭启龙、铁瑛、赖可可从北京打电话给省委。提出要坚决执行中央组织部于7月下达的有关增补干部暂缓办理的指示。27日,省委发出通知,要求突击提干、突击发展党员暂缓办理。认为:浙江过去没有坚决执行中组部的指示,有严重错误,现在必须坚决执行。但“双突”仍未制止。29日,省委又就制止“双突”,停止武斗和放人、收缴封存武器等问题发出通知。指出“双突”违背党的章程和原则,是极端错误的,本通知下达后,再继续搞的,一既无效。
12月19日  省委常委召开会议。研究传达贯彻中央解决浙江问题学习班精神的意见。22日至25日,又召开各地、市、各军分区和驻浙部队负责人会议。谭启龙阐述省委关于停止武斗,释放人员,收缴武器,停止“双突”,实现社会稳定等意见。多数赴京人员在会上表示,要贯彻中央指示,解决好浙江问题。但温州、金华、丽水、台州等地少数人有严重抵触情绪。为数不少的同志对中央指示能否顺利贯彻有疑虑。会议认为,解决浙江问题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必须对造反派是否继续列席各级党委问题统一思想;二是解决民兵问题,停止民兵指挥部和民兵团的活动,安定社会。由于“山上派”顽固坚持原先的做法,会议不了了之。会议结束时,省委强调各地回去,必须迅速传达中央指示,首先立即制止武斗,收缴武器,搞好安定团结。会后,省委决定铁瑛带两派头头去金华制止武斗,收缴枪支。

1975年

1月17日  中央[1975]2号文件指出:凡有两派的地方,民兵不要搞进去。2月8日,省委发出《关于执行中央[1975]2号文件的意见》。作出:不准抢夺武器和搞武斗;一律不要成立“民兵指挥部”或“民兵团”之类组织,已经成立的一律撤销;凡有两派的城镇、农村,一律封存民兵的武器;任何人不准冲击工厂、机关和军事部门,不准冲击会议,不准占领机关、招待所和旅馆,不准围攻和揪斗干部,不准搞串连、拉队伍,不准背着党委开会等6条规定。
1月29日至2月6日  省委召开工作会议。传达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全国人大会议精神,着重贯彻中央[1975]2号文件,要求停止派性活动,解散“民兵指挥部”之类组织。对此,张永生等人很不甘心。首先煽动温州、台州的造反派向会议施加压力。会议第一天,洞头县数百人就在王希真、郭顶带领下冲击省委工作会议。冲上主席台绑架和揪打省委主要领导,打伤会议工作人员多人,会议一度中断。30日上午,省委决定审查王希真、郭顶。在会上,张永生秉承王洪文旨意,大吵大闹,企图扭转会议方向,叫嚷要批省委领导支一派、压一派的“翻烧饼”错误。2月6日,谭启龙在会议结束时讲话。指出:由于省委贯彻中央指示不坚决.一小撮坏人借机捣乱,煽动停工停产,大搞派性,致使不少地方武斗严重。鉴此,一律撤销各地(市)、县的“民兵指挥部”一类组织。两派都不得另打旗号,继续活动,所有人员一律回原单位。
1月29日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省委发出《关于撤销省委批林批孔小组的通知》。决定撤销省委“批林批孔”小组及其办公室,工作人员回原单位。2月6日,谭启龙在省委工作会议上宣布撤销各级“批林批孔”小组。
2月8日  毛泽东视察南方到浙江。鉴于浙江仍有武斗的情况,省委决定毛泽东的保卫工作由铁瑛总负责,并对毛泽东途中的保卫工作,作了周密部署。毛泽东在杭期间,了解到浙江的一些问题,回京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于6月下旬派王洪文、纪登奎带郭玉峰、王印、袁木、蔡克儒等来浙江,调查研究和协助处理浙江问题。
2月11日  张永生背着省委起草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倡议书》,并署上华银凤、李金荣、应四宫、王金友、雷桂梅、姜改旺、杨金林等20人的名,继而,在全省张贴散发。而上述署名者、多数人或不同意署名,或不明真相。《倡议书》把批林批孔造成的武斗不息、社会棍乱,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等归罪于“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路线不端正,贯彻落实毛主席、党中央指示很不严肃、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并说“我们要坚持原则,坚持党性,正确地开展党内正确路线对错误路线、正确思想对错误思想的斗争……”。22日,应四官报告省委,揭露事件真相。28日,谭启龙在省委常委会上,严肃批了张永生所搞的阴谋活动,会议提出要转发应四官的报告,但张永生拒不同意蛮横地拒绝批评。
2月20日  中央电示:撤销杭州、宁械、温州“民兵指挥部”。同日,翁森鹤、贺贤春即致信王洪文,极力阐述“民兵指挥部”的种种作用,坚决反对撤销“民兵指挥部”。
3月省计划、工业会议召开。会议根据中央解决铁路问题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及邓小平在会上所作的《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讲话精神,着重解决全省工业生产普遍大幅度下降,主要工业品都未完成计划;企业领导班子“软、懒、散”等问题。提出了批派性,批“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谬论,整顿各级领导班子,狠抓轻工业生产,加强基础工业,搞好交通运输等一系列措施。为此,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及早有计划地调整、充实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特别要整顿软、懒、散的班子,坚决调整少数派性严重又拒不改正的领导成员。通过整顿,加强纪律,建立和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省委副书记陈伟达在会上号召大家当大好形势的促进派,排除干扰,大干社会主义,迅速把工业生产搞上去。同时,会议部署了1975年全省国民经济计划。
4月1日至17日  省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召开。开幕式上,谭启龙要求:会议要开成讲团结、鼓干劲,大干快上,掀起农业学大寨新高潮的大会;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派性,加强组织纪律性,促进安定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力争上游,把各方面工作做好。15日,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到会讲话,他根据省委的汇报指出:浙江存在不安定、不团结因素,根源于派性。有些派性严重的人,不批林,不批孔,不上班,搞串连,闹分裂,破坏安定团结;伸手要官,削弱党的领导。不能允许这样干,必须坚持党性,批判派性,搞好浙江工作。会议要求迅速改变浙江农业徘徊局面,尽快把农业搞上去。提出“鼓足干劲学大寨,加快步伐赶昔阳,拼死拼活超‘双纲’,农、牧、副、渔大发展”的口号。
4月2日  为贯彻全国四届人大重申的建设现代化强国扎,略任务,编制好浙江10年规划、第5个5年计划和1976年度计划,省委决定成立惭江省10年长远规划领导小组。谭启龙任组长,谢正浩、陈伟达、洗策、戴克林任副组长。
4月18日  省委发出《关于撤销省委清查“5. 16”专案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复核清查中受批判、审查的人员,并及时对尚未结论的人员,按照政策,据实分析定性。
4月底  全省经济形势继续恶化。一些地方和单位,因派性长时间停工停产或半停工停产,1至4月份工业生产比去年同期下降20%。财政收入减少28.5%,地方财政亏空约4,900万元,商业收购、销售、出口、外调也均低于去年同期指标。5月18日,针对上述情况,省委要求各市、地、县委,对工业生产、商业市场和财政金融工作,进行一次专题调查研究,分析原因,制订切实可行的措施,努力把生产搞上去。
5月23日  浙江炼油厂(镇海炼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前身)破土动工。1977年12月31日第一期工程建成出油,年加工原油能力为250万吨。
5月中旬  张永生从辽宁省朝阳农学院“取经”回来,到处鼓吹要学校办“同走资派斗争的专业”。23日,张永生又到浙江大学作鼓吹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经验”的报告,被浙江大学部分师生堵在校门口,会未开成,并遭到一些师生、农民的围攻。王洪文藉此大做文章,下令浙江省委要保证张永生的安全。并于27日,调专机接张永生赴京治疗,要省委派护送组送达。张永生离杭时,其同伙竟动用70余辆汽车为他送行。
6月20日至8月4日  省委召开工作会议,王洪文、纪登奎到会。纪登奎在会议期间3次讲话,严厉批了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等人蛮横阻挠批派性、纠“双突”和抓生产,明确指出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警告他们不要走得太远了!会议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检查了省委领导在关键时刻和一些重大问题上思想不统一,步调不一致的“软、散”问题。具体清理了1974年3月省委、省革委会、省军区党委全体委员会议问题“批林批孔小组”和“双突”问题。谭启龙代表省委常委作了自我批评。7月13日,会议向中共中央、毛泽东报送《关于正确处理突击发展的党员和提拔的干部的请示报告》。15日,中央政治局由邓小平主持讨论这个报告,谭启龙、铁瑛列席。17日,中央批准作为中发[1975]16号文件转发。肯定“浙江省委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坚决纠正前一段这方面问题的做法”。并认为浙江省委提出的问题带有普遍性,提出:在全国范围“对党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一次整顿是十分必要的”。19日,会议开始传达贯彻中央[1975]16号文件。省委认为:全省在批林批孔期间,在派性严重的头头策划带动下,以发展帮派势力为目的,突击发展党员,突击提拔干部。这种错误从杭州市开始,逐步蔓延全省大部地区。发展党员中采用由某些人强制党组织通过和到外单位或其他支部办理入党手续的做法,群众谓之“上督落”和“飞过海”。提拔干部不按干部管理权限审批,或由某些派头头指定,或由个别党委成员点头算数。这些做法严重违反党的章程和组织原则,带来严重后果,必须坚决纠正。作出对突击发展的党员区别对待,突击提拔的干部回原岗位,废除造反派列席党委常委会议的做法等规定。随即,会议分组揭批“双突”问题,批判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方剑文的错误,并决定分别予以处理。同时,省委确定杭丝联、杭钢、杭州齿轮箱厂等8大厂作为纠“双突”、批派性、增团结、促生产的试点单位。22日,就在这些试点单位全面传达中央[1975]16号文件。8、9月份,省委以点带面,在全省形成批派性、纠“双突”、整顿党组织、恢复发展生产的高潮。
7月8日  省委作出《关于撤销三台山山头的决定》。果断查封长期为“山上派”占据,专门用来搞派性的三台山派山头(即占住三台山工人疗养院的以翁森鹤为首的所谓“工人政治学校”)。同日22时30分至9日3时30分,省公安局即行查封完毕。9日,鉴于翁森鹤几年来的胡作非为,省委决定审查翁森鹤。12日,中央电示同意省委的决定。同时组成专案小组,负责审查工作。9月17日,省委向中央报告审查情况。认为翁森鹤在政治上,搞抢班夺权,挑动武斗,进行打、砸、抢,煽动派性,疯狂实施“双突”;经济上贪污盗窃,敲诈勒索,挥霍国家资财,情节十分严重,已成为“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
7月17日  中央决定调整充实浙江省的领导班子。19日,纪登奎在省委工作会议上宣布中央决定:任命谭启龙为省委第一书记,铁瑛、赖可可、张文碧为省委书记,陈伟达、罗毅、陈作霖为省委副书记、陈冰、武世鸿、张子石、冯克、吕剑光为省委常委。
7月22日  省委召开省级机关干部大会。传达中央[1975]16号文件和邓小平提出这一时期工作要以毛泽东的3项指示为纲的精神,即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特别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省委、省革委会、省军区主要负责人到会。谭启龙、铁瑛号召全省军民紧密团结,坚决落实毛泽东、党中央的重要指示,以3项指示为纲,解决好浙江问题,迅速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同时,大会宣布军队原来参加省委和省革委会领导工作的,已完成“三支两军”回部队工作。
7月27日  省委决定将张永生、贺贤春、方剑文分别下放舟山、郭县、龙泉农村劳动。鉴于张永生拒不服从组织决定,拒绝接受省委先后8次派人对他进行的思想教育,继续串连活动。10月10日,省委报请中央批准,决定将张永生调离浙江,由中央组织部下放到河北省遵化县建明公社西铺大队劳动。
7月下旬至10月  省委先后在杭州齿轮箱厂、杭州市委党校、舟山马目、杭州三台山、金华铁路中心站等处举办省、(市)地的派头头学习班。集中揭发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和方剑文等人的问题。并把陷入派性的部分老干部集中到省委党校读书班学习。
8月23日  根据省委的指示,杭州市委召开批派性大会,省委主要领导到会。参加大会和组织收听有10万余人。会议通过摆表现,揭危害,挖根橱,指出派性破坏党的领导,搞派性的一伙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认派不认党,违反党章规定,大搞“双突”。从小山头利益出发,打击和压制不同观点的干部和群众,大搞武斗,蓄意破坏革命和生产,叫嚷“越乱越好”,把全省社会秩序和经济建设搅得一团糟。提出搞派性,就是搞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要坚决肃清派性流毒,搞好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9月9日、10月14日,省委又连续两次召开批派性大会,省委陈伟达、陈冰在会上讲话。会议着重批判“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反动口号,介绍推广杭丝联等8大厂批派性、促生产的经验;公开揭露批判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等派头头大搞派性的实质和罪行。
8月31日  省委决定建立组织和宣传、文教领导小组。组织组组长冯克、宣传、文教组组长陈冰。9月1日,决定建立农业领导小组,组长王起。10月,决定省革委会设秘书长和办公室。省委秘书长吕剑光同时兼任省革委会秘书长。
9月21日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国家司法机关有关全部宽大释放原国民党武装特务的决定,释放浙江在押的原国民党武装特务许良宝等34人,予以公民权。
9月26日  省委决定恢复建立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计划委员会、省基本建设委员会、省农业办公室和省财贸办公室。冯克、陈冰、陈伟达、张兆万、王起、王博平分别任上述机构正职负责人。撤销省革委会办事组、政工组和生产指挥组。同时,重点调整派性严重地区、单位的领导班子,着力解决各级领导班子“软、懒、散”问题,重新任命了一批干部。10月3日,省委决定陈作霖兼任温州地委第一书记,尽快扭转温州地区的混乱局面。
10月1日23时  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等6位领导在中南海接见浙江赴京参加国庆观礼的“杭丝联”、“浙麻”、“杭齿”等5个厂的29位代表,纪登奎点名批了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等人,说:这些人闹得过头了,杭州是天堂,闹得工厂停工,没有菜吃,人民生活困难。李先念勉励说:你们要挺起腰杆,坚持党性,不要怕,要顶住,回去好好干。
10月29日  省委在省体育馆召开省级机关党员干部大会。传达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及邓小平、华国锋的讲话,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号召,提出尽快改变浙江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落后状况。会后,省委即着手组织省级单位农业学大寨工作队,深入农村。全省68个市、县先后召开干部大会,传达贯彻上述会议精神。11月中旬,省级各单位千余名干部组成农业学大寨工作队,深入到12个县、区农村,省、地、县先后共有3万余名工作队员,到农村帮助工作。全省迅速掀起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热潮。
10月  省委召开工作会议。推广杭丝联等8大厂批派性、增团结、促生产的经验。会议提出要进一步批判“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谬论,加强企业管理,建立和健全规章制度,坚决把革命和生产搞上去。
11月26日  中央在一次党、政、军机关负责同志会上传达毛泽东对刘冰等人信的批示,说“全国7、8、9月有一股‘右倾翻案风’”。全国开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对此,浙江干部中存在截然不同的意见。绝大多数认为浙江贯彻中央[1975]16号文件,事实已证明其正确性,不存在“右倾翻案风”;但也有少数人把批派性,整“造反派”说成是“右倾翻案”。尤其那些被省委集中参加派头头学习班的人,更是到处串连,联合起来闹着要省委向他们“说清楚”。
1975年  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全国经济形势明显好转。但浙江却由于江青、王洪文、张春桥等人直接支持浙江的造反派,特别是“双突”、“列席常委”等问题的存在,严重破坏了党的领导,破坏了生产。致使上半年国民经济继续恶化,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下半年,省委贯彻中央[1975]16号文件,着手纠正“双突”,废除“列席常委”集中批派性,调整领导班子,处理了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方剑文等一些派头头,总结推广杭丝联等8大厂的经验,整顿工交企业,国民经济开始恢复。是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131.02亿元,比上年增加0.3%。其中工业产值74.52亿元,比上年增长3.9%,农业总产值为56.5亿元,比上年下降6.3%,春粮比上年减产48.4%。

1976年

1月8日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政协主席周恩来逝世。浙江人民深切哀悼,尽管中央通知各地不带黑纱,不开追悼会,全省各地人民群众仍自发组织了各种悼念活动。
1月起  张永生等人指使派头头学习班的成员为各自翻案。他在天津医院用各种方式遥控指挥,频繁指使一些人为他上诉翻案。13日,因杭州三台山学习班派头头越闹越凶,省委在学习班驻地召开座谈会,罗毅、吕剑光到会听取意见。这些派头头大批省委办这类学习班是“右倾翻案”,为批派性中受批判的人翻案。
2月8日  谭启龙(已在北京)、赖可可、张文碧、罗毅、蒋宝娣赴京参加张春桥、纪登奎、王洪文主持的打招呼会议,中心议题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会上,以浙江省委参加会议5人的名义,起草了《我们参加座谈会后的几点初步看法》,作为贯彻打招呼会议的意见。认为省委1975年批派性过了头,给张永生等人办学习班是不对的,调整各级领导班子是受邓小平“抓紧领导班子调整”的影响等等。这些看法为王洪文所赞许,他说浙江是“问题多”的省份。会议结束后,王洪文要谭启龙留在北京作检查,鉴于铁瑛生病住院,指定赖可可主持浙江省委工作。2月29日、3月1日,赖可可、罗毅按照王洪文的“指示”,先后召集一些派头头开座谈会,把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捅给他们。3月6日至28日,省委在屏风山召开地(市)县委书记会议。贯彻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赖可可在会上讲“浙江受右倾翻案风影响较深,危害较大,带来的问题也较多”,并把《我们参加座谈会后的几点初步看法》印发到会人员。
2月25日  张永生给江青写信,状告浙江省委去年把他定为反党篡权复辟的罪恶分子、派性的总头目并下放劳动一事,要江青为他说话,让他重返浙江“工作”。3月26日,王洪文把长时间在天津医院“住院”的张永生接到北京。28日,又约张永生到钓鱼台进行长时间煽动和打气。4月3日晚,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张永生,又把谭启龙叫来,让张永生当面批判谭启龙。王洪文还要张永生准备到政治局会议上去和谭启龙辩论。要张永生很好总结10年的教训。不要把造反派的棱角磨圆了。张永生为此写了万余字的总结,把10年的教训归结为一条,就是所谓对“走资派”的斗争不够坚决,不够狠。
3月20日  浙江各大专院校组成130余人的代表团,乘车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参观学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经验”。浙师院等校一些学生不听劝阻,无票强行登车赴京参观。根据中央指示,列车在徐州附近中止运行,去京人员大部被迫回浙。26日,中央就此事批评浙江学生的做法。
3月7日至4月2日  署名冯火的《马天水想干啥》、《在举国哀悼周总理的时候马天水在干啥》、《马天水贩卖政治谣言必须彻底追查》等3张大字报,分别张贴于杭州街头。揭露他们攻击周总理,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
3月下旬  全省开始大量出现指名批判邓小平的大字报,开始把贯彻[1975]16号文件,斥责为“右倾思潮”,公开美化翁森鹤等一些派头头,为他们翻案。一时,杭州解放路百货公司一带墙上贴满了这类大字报。
3月底至4月4日  全省人民以杭州|为中心,纷纷开展自发悼念周恩来的活动。杭州汽轮机厂一位青年工人编了《周总理遗言》的材料,充分肯定邓小平主持工作的功绩,广为流传于社会。4月1日凌晨起,悼念活动规模逐渐扩大,杭州市中心出现悼念周恩来的巨型花圈。街上出现声讨《文汇报》影射周恩来的大幅标语:“谁攻击、污蔑、诽谤敬爱的周总理就打倒谁!”、“反对周总理就是人民的公敌!”、“誓与林彪一类野心家、阴谋家血战到底!”、“坚决打倒野心家马天水!”随后,悼念周恩来的花圈越来越多,充满声讨、遣责之声的大字报、标语、诗词布满杭州闹市区。杭州玻璃厂群众做了长达50米的标语“深切怀念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总理”非常醒目。全省其他地市的群众也纷纷自发开展悼念周恩来的活动。4日(清明节),全省悼念活动达到高潮。杭州市群众在人民大会堂、解放街百货公司一带集会,进行悼念活动。少年宫广场、浙江展览馆广场等地放满了花圈、挽联和诗词。
4月7日  中央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决定,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以及吴德关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讲话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一些“反潮流”分子连夜强行冲进省府大楼,威逼省委常委逐个表态,并绑架了省委副书记陈伟达。省委当晚即召开省委常委会和全省电话会议。赖可可说:杭州市和一些地方出现了类似天安门反革命事件,要严厉追查幕后策划者。王洪文接到省委的电话“汇报“后说“浙江的反革命事件比较突出,全国是江苏第一、浙江第二。”“要抓反革命,把反革命气焰压下去。”
4月15日  省委发出通知。认为杭州市在清明节前后,连续出现矛头指向毛主席、党中央的“政治谣言”、“反动诗词”、大字报等,是妄图扭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提出要集中力量追查反革命活动,抓花圈背后的反革命。24日,省委、省军区党委联合召开党员大会。赖可可提出:要彻底追查杭州市发生的类似天安门广场事件的幕后策划者;要充分发动群众进行大检举、大揭发等4项任务。会后,宁诚、温州等8个地委分别召开党员大会进行贯彻。
5月3日  台湾基隆市富昌一号渔轮在舟山列岛西捕鱼,因风雨浓雾迷航而触礁沉没。附近浙江渔民闻讯奋力营救,船上11名渔民全部获救。当地人民政府和群众热情接待遇险同胞。12日,台湾谊民乘坐台湾平运号渔轮返回。
5月 8日省委决定成立省委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领导小组。赖可可任组长,罗毅、张子石任副组长o10日、25日,公安部祝家耀两次来杭州追查“总理遗言”和“反革命事件”。至5月底,全省收缴“总理遗言”等印抄件 5.6万余份,在杭州查清了流传全国的“总理遗言”的直接起草者;抓捕一批所谓制造“反革命事件”的重点嫌疑。在此过程中,王洪文、赖可可认为浙江公安部门不可靠,物色亲信,于6月 7日撇开公安部门专门成立省审查小组,把省委多数常委和一些中央领导列为追查后台的重点对象,进行秘密审查。5月至8月,全省为此先后逮捕、拘留、隔离审查 42人,其中 18名中共党员。刘亦夫、袁啸吟等作为嫌疑犯被抓捕送北京审查。
5月 16日  省理论讨论会召开。会上赖可可等人鼓吹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走资派就是党内资产阶级。提出要坚决同党内资产阶级斗争下去。会后、全省层层召开理论讨论会,煽动层层揪走资派。
6月 8日  省委决定建立浙江省宁波港、浙江炼油厂、镇海发电厂、镇海清水浦渔业基地建设工程会战领导小组,陈伟达任组长。
7月 20日  省、市革委会召开“批判邓小平,批斗反革命分子大会”。批斗了张天成、章纪法等6名“现行反革命分子”。认为章纪法是杭州市类似天安门事件①的组织、指挥者之一,幕后牵线谋划者是张天成。会后,还将6人游街示众。
①1978年10月13日,11月19日杭州市委、省委常委会分别召开大会、作出决定,1976年杭州清明节事件予以平反。
7月28日至8月 11日  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讨论联系湖江实际,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引向深入的问题。赖可可提出:浙江是“受害深,影响大,问题多”的省份之一;省委去年8月到10月,先后3次召开规模宏大的批派性大会,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大搞“批邓联谭”。
8月7日  省委、省革委会发出通知,号召全省人民动员起来,支援唐山、丰南地区人民抗震救灾。8日,省委成立抗震救灾领导小组,组织向灾区运送了大批物资和药品,派出17个医疗队共800多人。8月15日省委电话通知各地,要有关部门共同搞好“8.18”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10周年庆祝活动。一些人即趁机以被撤销的“省红代会”的名义,声明要恢复工代会、红代会、工宣队和民兵指挥部,企图推翻中央[1975]16号文件,为“双突”和一些人翻案。23日,中央领导对此发出7条电话指示,明确指出:中央[1975]16号文件是正确的,少数人批判并企图推翻这一文件,为“双突”翻案是错误的。明确规定不准为翁森鹤翻案;不准恢复工代会、红代会和民兵指挥部一类派性组织;不准重新搞山头、拉队伍和搞串连等。31日,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迅速传达贯彻中央领导的7条电话指示。9月20日,省委重申,原红代会少数人恢复红代会是错误的,有关人员要向省委作出检查。
9月9日  毛泽东主席逝世。中央、中央军委命令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省军区所属部队24时前完成命令要求,同时组织7万余民兵巡逻执勤,维护社会治安。10月4日,历时25天的一级战备解除。
9月19日  省、市军民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悼念毛泽东主席。铁瑛同志在大会上讲话。
9月25日  赖可可在省委常委会上提出要召开省级机关“批邓”大会,由他作专题发言,28日,省级机关“批邓”大会召开,赖可可发表“化悲痛为力量,把批邓斗争进行到底”的长篇讲话,30日在《浙江日报》全文刊登。赖可可公开在全省范围攻击省委去年下半年批派性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实行白色恐怖,大肆围剿‘革命派’”。“调整、整顿各级领导班子,是为了拼凑复辟班子”。在此前后,各地的帮派骨干分子纷纷写“效忠信”、“劝进信”,发“致敬电”,赖可可给王洪文写了建议信。
10月6日  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断然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全省军民衷心拥护党中央的英明决策,21日,全省各地千百万军民分别集会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历史性胜利。一些帮派骨干分子却在密谋策划,企图配合上海进行武装暴乱。他们的阴谋活动,由于中央采取果断措施而未能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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