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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言夫  文革初期兰州大学的五十多天白色恐怖(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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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 旗帜网

    我首先亮明身份。我不是造反派,当然也不存在造反起家,连个副科级也不是,更没有打砸抢行为;我也不是保守派;我是在一个小范围执行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头目,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在清算“资反路线”时受到了批判,以后成了消遥派。

1966年6月初,甘肃省委工作组进驻兰州大学。6月7日学生贴大字报,围绕校党委展开辩论,省委工作组支一派、压一派,被压一派不服,双方到大礼堂辩论,辩论异常激烈,省委工作组组长张滔主持,直到下午六时收不了场。校长江隆基出面解了围。同学不服,当晚,有不少学生给中央打电报反映情况,院内师生议论纷纷,空气异常紧长,省委怕学生上街,作了防范,并连夜组成兰州大学文化革命工作团、起草《文告》,天明6月8日,省委工作团进驻兰州大学,反复广播省委《6.8文告》,凡是6月7日在礼堂主席台发言、递条子准备发言不跟省委工作组走的,一律定为反革命;凡是给中央打电报的一律定为反革命;并发动群众互相揭发,凡有反工作组言论的,一律定为反革命,形成白色恐怖。

工作团进校开始组建前文革,开始叫领导小组,后来改称兰州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各系、处、室建立相应组织。当时,我是兰州大学图书馆、体育教研室两单位积极分子组长(相当于前文革组长)、在省委工作组领导下工作。可以这样说1966年6月10日至1966年8月10日,图书馆、体育教研室文革中发生的问题,省委工作组第一位负责,我第二位负责。

当时省委曾三次反省委兰大工作团的右倾,每反一次右倾,兰州大学掀起一次斗争高潮,尤其6月17日夜,大操场形成斗争风暴,几千人涌向操场,没有统一组织,各自为政、各自为斗,场面十分混乱。一次在大操场揪斗70余人,打人、戴高帽、跪桌子、跪凳子,校长江隆基就是这天被拉出来批斗的,听说有人揪头发,把鞋都跑丢了。这天,图书馆、体育教研室在操场斗争了刘佛吾、满达人、靖钦恕等三个人。操场人很多,场面失控,有人高喊把满达人拉上来,当把刘佛吾从桌子上拉下来,把满达人拉上去之时,被图书馆、体育教研室以外的人朝刘佛吾肋骨上踢了一脚。

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血雨腥风,人人自危,现在一般人难于想象当时的情景。比如图书馆一女同志从“四清”前线回来,有人三次向我建议揪斗她,并同另一位副组长一齐向我建议,进而在大众场合向我建议。我立即请示关东兴组长,关组长反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她从“四清”前线回兰州有何任务?咱揪斗后她还去不去“四清”?我建议向学校工作团写报告,调她回来参加文化革命。关组长同意,刚研究后,那个人跟上来再次建议,我向她说明了情况。如果不积极采取措施,我就自身难保,就会被拉出来批斗。

7月5日晚,在女生楼前斗争体育教研室副主任缑正春,李显朝等,有人大喊“游!”有人推着二人就跑,跑了三、五十米,我忍无可忍,下意识的喊“停!”此时操场上有几个学生大骂我们是保皇派!我也很内惧,体育教研室杨耀林老师说:我知道他们是数学系学生,我让杨老师陪我到拐角楼4楼,向这几位同学作赔礼式的道歉!当时,我虽为组长,我不敢轻易到校园走动,如在校园碰到熟人、朋友被批斗,硬拉我去揭发,我无法应对,所以,除必须外,一般我不轻易到校园走动。

在三次反右倾的同时,甘肃省委大树特树兰州大学学生李贵子为西北学生的一面旗帜,省委书记处书记裴孟飞、马继孔等多次在公开场后表态:“同兰州大学革命师生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并组织省地市许多单位和团体到兰州大学,一是声援兰大;二是向兰大学习、致敬!越是这样,兰大的斗争越是残酷。兰州大学就是兰州大学,受毛泽东教导的广大师生,开始发生怀疑。“办社会主义大学,就这么多反革命?那还办大学干什么?”这几乎是革命师生的共识,最有名的就是朱陆张事件,就是朱选、陆宝珍、张明生。其中朱选是兰大筹委会主任。他们公然提出同省委的分歧意见。遭到了 “围剿”。我是小萝卜头,也产生怀疑,曾到筹委会说明观点,一名女同学齐玉兰接待我。她很策略地说:“现在形势很复杂,我们都要动脑子多想一想。”第二天上午,她就被拉出来批斗,当然她没有揭发我,我也没有揭发她,在这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形势下,张超仁同学留下了铮铮誓言撞火车而死,女同学邝××坠楼致残。中文系学生张海晏被打的死去活来,全校打击面占32.3%(据江隆基专案调查团统计)。图书馆、体育教研室打击面占26.3%,图书馆、体育教研室基本无打人现象。这就是在50多天里执行资反路线,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的一个侧面。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了资反路线,甘肃省委兰州大学文化革命工作团工作人员和兰大前文革人员,受到批斗和批判,当时被树为西北学生一面旗帜的李贵子被抓了起来,在批判资反路线时,许多人才明白,原来资反路线是同毛主席革命路线对着干的路线,是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走资派的路线。走资派们不引火绕身,却派出工作团、组去镇压群众,兰州大学当时5000多人,几乎斗了1/3,(打击面32.3%)一是我当时所处环境,根本不知道党中央有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二是中央和省委是中共最高级和次高级领导机关,当时以为是值得信赖的;三是有人打着中央旗号,动用中央媒体,大造舆论,即打着红旗反红旗,我无此斗争经验,所以上当受骗是必然的。

现在时过境迁了,有人说“永不翻案”,现在已经翻案,如果仅是翻案,比如说过去说我是“中国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搞翻案可用事实、用行动证明,自己不是走资派,证明他们搞错了,这叫翻案。可是有些人,却把自己在文化革命中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镇压群众,加在毛主席头上。难道这是大丈夫所为,是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所为。这就不仅是翻案问题,是什么问题留给读者去思考。

其次,主席死后,某些人物登台,刘少奇不再是中国赫鲁晓夫和最大的走资派,以国家主席身份举行了国葬;“中国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死不改悔走资派”成了“第二代伟大领袖”。原省委书记汪锋们也都官复原职,草民觉得好汉作事好汉当,你们当年推行“资反路线”,今天已不是资反路线了,你们同省委一级领导们又恢复了往日的天堂。那么追随你们执行资反路线,受到批判,甚至被斗、被管,如省委工作团长龙炳初将军,副团长李磊被批斗,李贵子(学生)被管,李贵子以下前文革大小头目受批判。你们可曾光顾过?比如说,凡是1966年5月底至8月初,前文革期间跟随刘、邓犯错误的一律平反,并给予适当优惠政策。大小刘邓们没有一个为他们说句公道话,尤其是你们为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平了反。这些人对文革初期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批斗过他们的人,一直耿耿于怀,一有机会就给这些同志垫砖。这一点,你们这些大人物可能没有体会。也没有想到过吧。

文革已经过去许多年了,相当一部分尤其年轻人要求重新认识文化革命,所以,一切正直的共产党人和有良知的亲历者,都要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人民。须知:权力只是一时的,历史的真相是万古千秋的,一个人一手遮不了天,因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历史是后人写的。


吕言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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