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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钧福  文革初期的兰州大学李贵子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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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期的李贵子事件

1966年8月下旬,北京和全国各地都出现了来自兰州的一则“通缉令”,追捕一名叫李贵子的人。

即使在文革中,这样的事情也是罕见的。人们纷纷打听:李贵子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在全国通缉他?

李贵子是兰州大学历史系五年级的学生,兰州大学文革筹备委员会主任,在文革初期成了专制魔王,一手在兰州大学制造了七十天的恐怖时期。而他之所以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原因在于甘肃省委直接插手了兰州大学的文化大革命。

文革初期的兰州大学和李贵子小组

1966年4月杭州会议期间,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就和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商量,确定兰州大学校长江隆基为西北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批判重点。

江是我国著名教育家,原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1959年调兰州大学,在教育界和社会上有很高的声望。文革初期,他代表学校党委领导文化大革命,提出“五点意见”。其内容是坚持半天学习半天运动,只能文斗不能武斗,座谈会与大字报并重,涉及学生的问题不要搞,目前主要是揭露。提出这五点的目的是想将运动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当时有少数激进学生对校党委的态度不满。历史系一些学生于5月31日贴出《驳“不准质问校领导”之怪论》大字报,还给省委写信,反映校领导有右倾思想,领导文化大革命不力。

5月24日,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到兰州大学,批评了江隆基。5月28日,他在兰州作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批评江隆基所提出的要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是“糊涂观浆子观”,说文化大革命中不存在什么“左”的问题,而是一直要反对右倾。6月4日,以张韬为组长的七人省委工作组进校。6月6日,工作组召开全校大会动员参加文化大革命。江隆基在会上检查了自己的右倾思想。

5月底,省委在兰州饭店召开甘肃省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会议。兰州大学历史系推荐李贵子参加这个会议。李贵子是来自农村的学生,正在积极要求入党。6月2日,他和历史系一些学生又贴出《我校领导的严重右倾保守思想必须立即纠正》的大字报。6月4日到6日,省委副秘书长程萍召集兰州高等学校一些学生在省委座谈,看中了李贵子,将他封为“左派”,并向他“交底”,表明省委对江隆基问题的态度。6日下午,程萍到兰州大学学生宿舍和李贵子谈话,授意“相同观点的同学可以打破系、班的界限,自动联合起来作战,并用滚雪球的办法逐步扩大自己的力量”。当天晚上,李贵子找物理、现代物理、生物等系一些学生开会,成立了“联合战斗小组”,后被称为“李贵子小组”。李贵子由于不是党员,被选为副组长,但始终由他和省委保持单线联系,后来担任了组长。

六七事件

1966年6月7日,李贵子小组贴出《江隆基公开诋毁毛泽东思想》大字报,直接点明批判江隆基校长,当即在学校引起强烈震动。许多同学早就对李贵子等人攻击江校长的行为不满,认为他们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贴出大字报与之辩论。此时,大批学生拥到办公楼前进行辩论,并请了江隆基本人出来表态。后来辩论改到大礼堂内,李贵子等受到围攻。工作组正副组长也发表讲话。副组长李磊说:“你们斗争李贵子不如斗争我!”坚决支持李贵子。

此时,已有一些同学开始怀疑工作组。当天晚上,一些同学向中央打电报打电话写信反映情况,还有二百多学生到省委去说理。他们在电报中说:“甘肃省委派来的七人工作组在领导运动中有严重问题,他们不依靠广大的革命师生,却站在少数的别有用心的人一边,造成我校运动的严重混乱。”

另一方面,李贵子等人当晚在工作队保护下到省委报告,连夜写了《关于我校文化革命运动近两日状况向省委的报告》。省委当即准备反击。工作组长张韬布置要记下写反对工作组和省委大字报的人名。在西安开会的汪锋打电话给省委传达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的六点意见:

一,兰州大学的工作组加强为工作团;二,叫江隆基来谈话,指出他的“五点意见”是反对毛主席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今天江在会上的讲话是支持右派;三,分析明天会出什么事,准备对策;四,给来省委情愿的学生照相,准备秋后算账;五,搞一个文告,“指出江的错误,加强领导,放牛鬼蛇神出笼”;六,若有学生给中央打电话、发电报,要将电话内容记下,将电报底稿留下。

根据刘澜涛、汪锋指示,主持省委工作的书记处书记胡继宗、马继孔等连夜召集会议,做出决定:一,“六七事件”是江隆基煽动右派学生赶走工作组,反对省委的严重反革命事件;二,抽更强大的工作团进驻兰大,发布“文告”;三,如学生在发布“文告”后不服上街“闹事”,拟调工人对付;四,到军区动员部队,不带武器,劝阻可能上街的学生。

以上各点,除去军区未同意调动部队外,余皆迅速组织实施,争分夺秒,和指挥作战无异,只是要对付的敌人是学生。

工作团进校和江隆基之死

6月8日清晨4点起,陆续派了150人的庞大工作团进校。8时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宣布后称“六八文告”的文件。公告声称“李贵子等同志批评学校领导严重右倾,及时揭露牛鬼蛇神破坏运动的罪恶活动,都是正确的。”
从此,对六七事件中反对过李贵子、反对过工作组、怀疑过省委的师生进行疯狂的迫害。各系各班追查每人在六七事件中的表现。大批师生被打为反革命。学校设立“自首台”,各处张贴“通缉”大字报,上面详细描绘了六七事件中的“牛鬼蛇神”的容貌特征。

李贵子等又在6月17日给省委写了一份《就六月二日——六月八日我校文化大革命情况向省委作的报告》。在这两份报告中,他们开列了在六七事件中反对他们、反对工作组的同学名单,在6月8日以后,将他们打成“反革命急先锋”,在全校进行斗争、辱骂、毒打,无所不用其极。

6月17日,汪锋从西安打来电话,传达刘澜涛的话,说:“江隆基不是自己人”。当天李贵子将江隆基从家里揪出来,将这位老人一直拖着跑到操场,逼他跪在层层叠起的桌子椅子上,头戴重十几斤的铁笼子,拳打脚踢,逼他承认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一天共揪斗了70多人。这些人都被戴高帽子、殴打。大操场上跪满了被‘揪’出来的人。第二天,他们又轰斗了117人。

6月22日,省委告诉李贵子,已决定撤销江隆基党内外一切职务。第二天,由李贵子召开斗争大会,对其罚跪、戴高帽子、拳打脚踢、游街。6月25日上午,中共甘肃省委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销江隆基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当天下午,江隆基自杀身死。

李贵子继续掀起学生斗学生的高潮。7月27日28日两天残酷斗争了学生375人,惨状触目惊心,目不忍睹。

七五事件

李贵子在省委直接支持下,肆意妄为,擅用权力。他的倒行逆施,作恶多端,不但引起被迫害师生的反抗,在中间群众,甚至他的积极分子队伍里也产生不同意见。这些意见也影响了工作团内部分成员的立场。

8月29日,工作团副团长李磊将化学系化四二班三名李贵子的心腹开除出积极分子小组,并责令他们检查。这几个人在这个班上揪出了13名同学,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斗争。工作团的这一措施受到广大同学的欢迎,鼓舞了他们和李贵子斗争的决心。

李贵子毫不退让,他胁迫李磊撤销对这三个人的处分。7月1日,他打电话给省委的程萍,说:“兰大有一股反革命逆流回荡着,叶公好龙式的革命者大有人在。”程萍同意他的看法,支持他“反击”。于是李贵子等贴出大字报,号召反击反革命逆流,并将矛头指向工作团的李磊。7月2日,李贵子再与程萍联系,并于3日起草了给省委的报告。

化四三班同学毫不屈服,也贴出了大幅标语和一百多张大字报,指出“李贵子是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李贵子请省委裴孟飞、程萍来校看大字报。省委常务书记裴孟飞看了化四二班的大字报,说:“够了,一看前言就知道是反革命,再不需要什么调查组调查!”根据程萍的指示,他们又“放”了一两天,双方用大字报互相攻击。

7月5日上午,李贵子的嫡系队伍在校园里游行。化学系、生物系一些学生也组织了游行支持化四二班。李贵子要求工作团三个团长到游行队伍前表态。三个团长承认李磊处理化四二班问题是错误的,表示支持李贵子斗争。李贵子嚣张地说:“我们要掀起一个更大的、更猛烈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高潮!”

于是在工作团支持下,进行血腥的镇压。他们把化四二班二十多名同学和全校反对过李贵子大字报的同学共73名全部抓来,拖上操场斗争台,迫使他们下跪,挂上“反革命分子”的纸牌,进行毒打。这场暴行从中午十二点半一直持续到下午四点多,被斗的都不是在七五事件中反对李贵子和工作组的人,而是中间群众和积极分子队伍里的人。

但是,让李贵子没想到的是,就在七五事件次日,李贵子小组两名重要成员陆保珍、张明生因与李意见分歧而声明退出这个小组。在这一时期,文革筹委会主任朱选也到北京向中央反映情况。李贵子称他们为“变节分子”,要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7月8日,裴孟飞来兰大质问工作团:“人家把矛头指向省委了,你们还不反击?”于是工作团在9日发布文告,给陆、张加上“公然对抗省委,有意制造混乱,破坏文化革命”的罪名,号召和他们斗争。

7月13日,李贵子召开全校大会斗争刚从北京回来的朱选和陆保珍、张明生,拳打脚踢,并宣布成立专案组。对支持这三个人的师生同样进行了清洗、搜捕、斗争和迫害。

从反工作团右倾到驱逐工作组

七五事件发生时,李贵子和工作团之间的矛盾已见端倪。由于省委坚定站在李贵子一边,工作团开展了“反右倾”运动。

早在6月份,省委听取了李贵子的汇报后,一再指责工作团右倾,“给群众拨了冷水”。于是工作团一次又一次作检讨,反右倾。工作团的每一次反右倾,都伴随着批斗、残害无辜师生的高潮。

七五事件后,李贵子和工作团部分成员间的矛盾表面化。李贵子给省委汇报说李磊是反对省委的集团。7月6日开始,在程萍主持下,开始对李磊批判斗争。裴孟飞将李磊定性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7月8日撤销其工作团副团长职务。

为使李贵子能为所欲为,裴孟飞、程萍早在6月29日就命令历史系工作队停止活动。七五事件以后,裴孟飞更进一步明确:“筹委会是第一线,工作团是第二线”,将工作团置于从属地位。

7月29日清晨,裴孟飞到李贵子的宿舍问他对工作团反映如何。李贵子说有右倾情绪。于是裴当时决定当晚开“辩论大会”。会上对李磊进行当面揭发批判。最后裴孟飞讲话,肯定了对工作团的批判,并代表省委宣布撤出兰州大学工作团,由李贵子等“革命左派”领导革命。

打出校外去

李贵子既然被省委树为全省的标兵、群众运动领袖,他的志向自然不限于兰州大学。早在5月底,他就扬言要打到全国,打到全世界。到了7月底,他掌握了兰州大学的大权,又将暴力行动向社会扩展。

8月1日上午,他派人到兰州大学附中,和他所支持成立的《红旗》小组成员一起,殴打反对他们的同学,搜捕工作队员。下午5点开“辩论会”,工作队员被罚站或罚跪。省委组织部长丁乃光来校支持李贵子,并当场宣布撤出工作组,正副组长留下交群众批判。实际上工作队11名队员全部被“武装看管”,遭到残酷迫害。

8月3日,李贵子等人在不到20小时里,在校外制造了四起流血事件。清晨三点半左右,李贵子派人到兰州十六中,先封锁校门,再敲学生宿舍,惊醒所有学生,以代表党中央毛主席的名义要求他们在3分钟内赶走工作组。于是这些人和部分受欺骗的本校学生砸坏工作组宿舍的门,将他们拉到操场和一些教师一起共40多人,全部跪下被殴打。下午,他又召集兰州大学及附中大批人员到十六中开“辩论会”,对工作组正副组长残酷殴打,从高台子上推下来,逼他们承认反党,一直打到天黑。这天,在该校有12名学生、53名教师、全体13名工作队员被打。
这天下午,李贵子又通过广播台,以筹委会名义要全体革命师生去“声援”铁一中,李贵子去当场指挥。于是在铁一中发生严重冲突。该校有299名学生被打,39多人重伤。省委马继孔赶到现场,宣布支持李贵子,把责任推给该校工作组。

这一天,李贵子又指挥人打了铁三中和五中。

8月6日,裴孟飞在省市两级干部会上为李贵子张目,说:“对兰大的态度是革命反革命的分水岭。”又动员了社会上许多人员敲锣打鼓到兰州大学声援。

由于李贵子等人多次冲击铁路中学,引起铁路职工的不满和反抗。他们又蛊惑一些群众围攻铁路职工,在社会上造成严重的群众对立局面。

结局

“上帝使人灭亡,必先使他疯狂”。李贵子在省委直接支持下,一步步走向疯狂。六七事件,从反对江隆基发展到镇压反对工作组的学生。七五事件,又进一步扩大打击面并开始反工作团。到了7月底8月初,他将工作团赶走并开始到社会上去打杀。

8月中旬,从北京来兰州串联的学生增多,李贵子的倒行逆施以及在兰州社会上引起的动乱逐渐为中央所知。甘肃省委对混乱的局势也难于招架,于是将责任推给裴孟飞、马继孔,经中央批准将他们撤职。李贵子自然也垮了台,他自知罪孽深重,于21日晨逃亡。

不计外校被迫害师生,兰州大学在70天的李贵子专政时期里,全校2577名学生中有658名被斗,占25.5%,2名自杀身死,12名自杀未遂,31名逃跑,1名下落不明。在1157名教职工中,有380名被斗,占32.8%,4名自杀身死,7名自杀未遂,7名逃跑,2名下落不明。

兰州大学70天的恐怖以及此后在兰州市带来的动乱给甘肃省以后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产生深远的影响。

忘记等于背叛

文革初期发生在兰州大学的事情,虽有甘肃省委在幕后指挥,但在前台演出的主角毕竟是李贵子。所以称之为李贵子事件是恰当的。李贵子事件涉及多方面的矛盾与冲突,有很多诡异之处。它所制造的七十天的恐怖时期是全国绝无仅有的,因为在国内绝大地区,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是五十天的白色恐怖。虽说是五十天,实际上真正恐怖的也就是从6月二十几号到7月初那十几天。

文革一开始,甘肃省委首先将有很高威信的著名教育家江隆基钉在十字架上,继而树立了李贵子这样一个魔王,残酷迫害了兰州大学大批无辜学生并波及社会。当然,也害了李贵子本人。一个要求入党而不得的普通学生,被省委封为全校甚至全省的大左派,又怎能不发疯呢?

作为甘肃省委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在这段时间里有不少超前的举措,例如

一,不再依靠党团组织,支持李贵子成立跨系跨班级的群众组织(6月4日);
二,拟动员工人甚至部队对付学生运动(6月7日);
三,在学生中普遍开展抓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并普遍使用暴力(6月8日后);
四,将副校长甄华结合进文革筹委会(6月21日);
五,派遣工作组并撤出工作组,继而批判工作组(7月29日)。

在最后一点中,虽说从兰州大学撤出工作组是7月29日宣布的,和北京市同步,但是省委对此已酝酿好久。说明他们是独立做出的决定,于中央在这一时期的种种举措无关。所以这一时期在兰州发生的事情是全国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缩影。刘澜涛就是毛泽东,汪锋就是李雪峰,李贵子就是聂元梓,江隆基就是陆平。刘澜涛还模仿毛泽东的口气说:“三年对外不谈左派的缺点”。但是全国只能容许有一个毛泽东,所以刘澜涛汪锋等很快也垮了台。

文革后,汪锋、裴孟飞、马继孔等省委领导被当作正面形象加以宣传,说他们都是好干部,但是他们又为什么要干这种看来是违反伦常的事情呢?

从甘肃省委和西北局的角度看,在文革开始的形势下,将江隆基定位西北地区批判重点并不奇怪。不这样做,他们对中央交不了账。只有整出一个和邓拓、李达同量级的人物来,他们自己才能过关。否则他们自己就会变成右倾,把自己搭了进来。当然,他们后来也没能避免这样的命运。

至于在这70天的疯狂举动中,照相留影,按图抓人,是反右斗争中用过的手段。而无论多么残酷的殴打、人身侮辱,比起土改运动中村村点火杀人,都只能算小巫见大巫,也许算是仁政了。这些我们今天看来是骇人听闻的疯狂举动,在经历和领导了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干部来说是见怪不怪、顺理成章的事情。

李贵子这位风云一时、震动全国的人物和他在70天里如何横扫一切的丰功伟绩在今天的文革史里踪影全无。我们看看官方编纂的《甘肃文革大事记》是如何记录这段历史的:

“6月25日。中共甘肃省委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销兰州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江隆基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当日下午,江隆基含冤去世。1978年1月26日甘肃省委为江隆基平反昭雪。”

“8月22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甘肃省委撤销了省委常务书记裴孟飞、书记处书记马继孔的一切职务。此后裴孟飞、马继孔被作为‘黑帮’受批斗,戴高帽,挂大牌,搞‘喷气式’等,裴孟飞被迫害致死。粉碎‘四人帮’后,这起冤案已被平反。”

在这里,裴孟飞等从迫害者变成单纯的被迫害者。江隆基是被谁整死的,如何被整死的,完全不见了。兰州大学和其它单位如此多师生员工所遭受的苦难也完全不见了。

文革前的阶级教育中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忘记等于背叛”。我愿看过此文的人永远记住那段惨痛的历史并传之于自己的子孙。

本文资料主要取自兰州大学红旗革命造反团编《千万不可忘记——兰州大学是怎样变了颜色的(1966.6.8——8.20)》(1966年11月)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7878230100ib0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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