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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福廷  “桂林老多”是怎样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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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老多”是怎样的组织---致网友




我们发了《〈桂林晚报〉回避、歪曲、捏造桂林文革历史》、《再揭〈桂林晚报〉回避、歪曲、捏造桂林文革历史》两篇文章后,有网友提出些问题要求答复,也有网友说希望多发类似的文章,让他们了解些文革的情况……对于提出问题的网友以及所有关心我们的网友,首先表示感谢。现就有关问题回答如下:

一、“桂林老多”是怎样的组织?是一派组织(包含几个组织)的名称还是一个组织的名称?

文革初期,广西师院(今广西师大)的师生分成“多数派”和“少数派”,“少数派”取名“红旗红卫兵”,“多数派”还未取名,“红旗红卫兵”的人称“多数派”为“老多”,我们自己也就欣然承认叫“老多”,就不再取名了,就叫“老多”了,这就是“老多”名字的由来。

开始时,“老多”只限于师院“多数派”的师生,由于文革发展迅猛,一下就成为全社会的事。“老多”师生在桂林市大街上贴大字报,演讲,宣传文革,遭到桂林市委组织的工人赤卫队的围攻,围攻、辩论进行得很激烈,白天、黑夜,而且是晚上比白天还热闹,一直持续到半夜一、二点钟,这种大围攻、大辩论,长达二、三个月(开始是围攻为主,随后慢慢转化,工人赤卫队垮了,围攻没有了,变成辩论为主),以全社会为舞台,师院的学生、教师到大街上宣传,桂林市的各单位包括工人、农民、各条战线、各工矿企业的干部、职工、机关干部、大、中、学校的学生、……他们也和师院学生、教职工一起,以大社会为舞台,以师院为大本营,汇成一股强大的洪流,这一派统统叫“老多”,那一派叫“红旗”,经过几个月的较量,在全桂林市,“老多”占了绝大多数,“红旗”是少数。

随后,“老多”这一派,分别按各系统各条战线成立了下属组织,共有十多个大的组织,都有自己的组织名字,为与这些组织相对应,同时成立了“桂林市革命造反大军”,统率下属各组织。这样,“桂林市造反大军”与“桂林老多”就互为别名,等于一个人的两个名字。一般对桂林以外,都习惯称为“桂林老多”。

所以,“桂林老多”是一派群众组织的名称,它下属有十多个大的群众组织和一些小的群众组织。

附带说明一下,文革中,广西分为对立的两大派,一派是“广西4·22”,一派是 “广西联指”,“桂林老多”属于“广西4·22”派但不是一个组织,是一大派中的两个不同的组织(因“桂林老多”诞生在“广西4·22”前)

趁此机会现在来解一个疑惑。外地不少人问我,说就一般而论,反潮流一开始总是少数,像“老多”这样强的反潮流,怎么一开始就形成多数?实在是非常特殊,原因何在?我回答说,主要原因有四点:

1、文革开始,“老多”的学生和一些青年教师上街贴大标语,大字报,演讲宣传,遭到桂林市委(实际是韦国清坐镇桂林指使的)组织工人赤卫队的围攻,师生向他们作解释,这样就形成辩论,辩论中赤卫队使用了隐形的残酷手段,即拿一张板凳让你站在板凳上,在大街的烈日下,他们一大帮人围着,他们一段时间轮换一批人,每换一批人掀起一次高潮,让你脱不得身,有的好几个小时甚至整天不得吃东西喝水,有的屙尿在裤子里;围攻辩论中常发生打人,因为他们表现出很愤慨的样子,把手指到你面前,有时指到鼻子眼睛处,只要你轻轻用手撩把他的手撩开,他就说你先用手打人,他就借机狠狠的打你。他们这种有预谋的行动,每天都是如此重复,周围同时有很多围观的群众,看得很清楚,就很同情“老多“。有一次我遇到这种情况,旁边的群众立即把我拉下板凳,说不要上他们的当,他们是故意挑起打你们的,被他们打了白打,不值得,不要和他们辩论了。几个人护着我把我拉出人群。这样一来,“老多”就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同情,大多数人都支持“老多”。

2、韦国清秘密坐镇桂林,除组织工人赤卫队围攻外,还调动几个连的解放军准备实行镇压。由于文革迅猛发展,事情很快暴露,韦国清还未得手,就让桂林人看清了他的面目。于是,对“老多”的同情心更大大增加,支持“老多”的人更多。

3、“老多”注意政策,讲究策略。文革初期,“老多”被赤卫队围攻时,我们开了一次统一思想、统一口径的大会,主题是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叫我们的人不要和工人产生对立情绪,不要把矛头指向工人,因为,当时工人赤卫队打的牌子是:现在是很好的新社会,你们造反就是造无产阶级的反,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扛出这块牌子时,我们就说工人阶级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值得我们学习,先肯定他们,然后唸中央文件及《人民日报》有关文章,说明我们是按中央有关指示说的,我们不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经过这样的政策调整,确非常有效,赤卫队员心中有数,觉得学生并非如此反动,也逐步觉悟了,很快赤卫队土崩瓦解,在大街上纷纷贴大字报发表声明,支持“老多”。本来反对“老多”的赤卫队员倒戈,加上原来大多数群众同情、支持“老多”,这样“老多”的队伍就越来越壮大了,至1966年底基本形成绝大多数的格局,1967年“一月夺权”后,“红旗”垮台,桂林出现了“一边倒”的形势。自1967年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是“老多”得势的时期,“老多”一直都十分注意政策,讲究策略。

这一长段时间影响桂林社会大局的大概是这么四件大事:“一月夺权”、“8·10夺枪”、“老多护路”、“两派大联合成立市革委会”。“一月夺权”我们是夺“监督权”,不是夺“使用权”,目的是监督原来的领导及各职能部门掌好权、用好权。同时把我们要做的事在报上公布,让全市人民监督我们,形成相互监督的双重制约机制,以保证夺权不犯大错误。这一夺权模式的实施收到了良好效果,这在全国的夺权中是一个创举,它保持了桂林社会的稳定,成了“老多”“讲政策”的一块“名牌”。

8·10夺枪”“老多”夺枪后并没有主动拿枪去打别人,而重在加强社会治安的治理上,形成了很安全、安定的社会格局。“老多护路”是受周总理的派遣,1600人撒向广西各地铁路沿线,我们并未以势压人,而是更加谦虚谨慎,严格遵照周总理“一人背举座不欢”的教导,做两派大联合工作,促成安定,以保证铁路安全正点畅通。“两派大联合成立市革委会”,“老多”更是以超常的高姿态提出进革委会的成员两派“对等”,结果是支持“联指”的干部还略多于支持“老多”的干部。从以上看,在“老多”得势时处理的这几件大事,“老多”一直都是十分注意政策和讲究策略的,自始至终保持一种冷静的高姿态的状态。

再从另一个侧面看:前文我们说了,“老多”一开始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桂林市委的,桂林市委副书记徐为楷第一个被“老多”拿来戴高帽游街,至19684月底5月上、中旬,桂林形势开始紧张,“老多”即将受镇压,即当时说的大武斗即将来临,粮店买米排长队难买,而当时的几位市委主要领导干部住在“老多”一方控制的区域内,这时,“老多”的一位头头主动帮买好米和马铃薯,给市委第一书记黄云(还健在,后任广西人大主任)、书记刘竹溪、副书记徐为楷每人送了一大袋米和一袋马铃薯到家里,他们当即表示很感激。后来“老多”被武力消灭了,这位头头也被关押几年,放出来后,有一次徐为楷从南宁来桂林,特地邀“老多”这位给他送米的头头去附近农村在大武斗期间他搬去住的一家农村的所谓“堡垒房”“探旧”。谈话中,徐为楷说“‘老多’就是‘老多’,不管怎么说,我对‘老多’的印象是好的。”这是一句很普通的对“老多”肯定的话,但这句话从徐为楷口中说出,却意义非同一般;加上他邀“老多”头头陪他去“探旧”这一行动,说明他对“老多”有了感情,他与“老多”结下了不解之缘。

所以,不管从正面、侧面哪方面看,都说明“老多”是个很讲政策的群众组织。

4、外地大学生的支持、帮助。文革一开始,首都南下串联队的大学生就大批来桂林串连,随后各地的大学生和群众接踵而至。首都大学生在大街上贴大字报、涮标语、作演讲,这些新生活力的到来,使整个桂林市人声鼎沸,日日夜夜,红红火火,一派壮观。他们支持“老多”,与“老多”并肩战斗,他们从首都及全国各地带来新鲜信息,灌输给桂林人民,他们给“老多”头头出谋划策,给“老多”群众作报告,讲形势,这就为“老多”赢得了群众,使“老多”成为绝大多数,他们功不可磨。在众多的学生中,较突出的有:

吉林大学赵向东。他是196699日正是“老多”在市委大院内静坐绝食时来的,一来到了解情况后就打起快板演唱起来,为“老多”宣传鼓气,然后,在桂林大街上打快板宣传支持“老多”。此后的长时间内,他用这特殊的文艺演唱形式,在桂林作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他还常和“老多”头头闲聊,畅谈形势,争取群众。196778月,我们在北京谈判时,他两次到“老多”代表住地拜访,他说对桂林“很有感情”。

中国科技大学黄赛阳。他是文革一开始第一个到桂林串连的首都大学生,曾一度在桂林、南宁等广西各地造成轰动的头面人物。他在桂林、南宁等地到处作宣传,宣传内容很丰富,从北京及至全国各地的情况,信息量大,群众喜欢听。他与“老多”头头结下深情,在桂林以及我们到北京谈判时,他常到“老多”代表团住地,提供信息。直到现在,文革过去四十年了他在桂林定居,还和原来的“老多”头头常往来相聚。他为“桂林老多”分担了毕生的很多精力。

清华大学邱振贻。他是首都南下串连队第一批到桂林的。他一到桂林就活跃在桂林街头,他讲话风趣灰谐,群众很喜欢听;他几次来桂林,将大量的信息向“桂林老多”及桂林人民介绍,直到1968年春,他到南宁等广西各地调查掌握大量情况后,来到桂林向“老多”作形势报告,让“老多”正确分析判断形势起了很大作用。

还有很多首都学生,长期为“老多”作贡献,不胜枚举。他们对“老多”的形成和发展,立下了不小功劳。

以上四点,就是“老多”能从始至终处于绝大多数的主要原因。在回顾“老多”的组织情况时,我们满怀深情用徐为楷老领导的话作结:“‘老多’就是‘老多’”。
二、“五四雄鹰”和“五四铁笔”是怎么回事?

“五四雄鹰”是“老多”下属的一个小组织,“五四铁笔”是“联指”下属的一个组织,两者名字接近,但却是两派不同的两个组织。

最后,再次向所有关心我们的网友表示深切的谢意!

 2009128


http://zhangxiongfei-01.blog.163.com/blog/static/12869534120091110069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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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0-06-09
张雄飞  “桂林老多”特定的宣传阵地《红卫兵报》—答网友

张雄飞

有网友想了解文革期间“桂林老多”办小报的情况?现答复如下:
在文革期间,“桂林老多”共办了三种报纸,一是“广西革命大学”(简称“革大”。即“师院老多”夺权后把“广西师范学院”更名为“广西革命大学”)主办的《老多战报》;“桂林市工人红卫兵总部”(简称“工总”)主办的“工人红卫兵”报;“桂林市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主办的《红卫兵报》。
这三种小报影响最大的是《红卫兵报》,它和其它两种小报一样,非日报,也非周报,三、五天出一期。其主编是广西师院政治系青年教师李刚,现已去世。
《红卫兵报》因为影响大,客观上就成了“桂林老多”的“机关报”,凡是“老多”的重大活动,重大决策,都必在此报上报道发表,例如:
1967年7月份,也是“桂林老多”在政治上最困难的时期之一,因为6月29日,周总理在北京第四次接见广西两派时,在讲话中,表现了支持韦国清的倾向,于是驻桂林全部支“左”部队,都表态支持韦国清,最坚定支持“桂林老多”的6955部队(141师)的顶头上司——47军军长黎原,专程从长沙军部来坐镇桂林,在广西师院作报告动员“桂林老多”支持韦国清,这就使“老多”内部,在“支持韦国清”和“打倒韦国清”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有的人的观点从“打韦”变成“支韦”了。更严重的是, “桂林市造反大军”的“军长”表示“支韦”、“工人红卫兵”第一号头头、“五一红卫兵”第一号头头,另立炉灶,组织成立了“支韦”的群众组织“6·29”,并于7月上旬,发起了一次违背“桂林老多”“打韦”决策的游行。
面对这种形势,“桂林老多”应当采取什么决策与策略?
此时,正率广西“4·22”代表团在北京谈判的“老多”主要头头杨福廷,即写了题为“对目前桂林形势的十点看法》的文章,并派专人拿此文回桂林给“老多”作报告,然后由《红卫兵报》于7月中旬发表。这篇文章的发表,对坚持“打韦”的“桂林老多”,起到了明确方向稳定军心的作用。
报告内容及文章的要点是,从思想策略两方面着手解决这一内部问题。
一、统一思想
“老多”为什么仍坚持“打倒韦国清”?
1、文革初期,“老多”响应党的号召起来参加文化大革命,即遭到韦国清组织工人赤卫队围攻、殴打和调动几个连的部队准备镇压,“老多”为维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提出了“打倒韦国清”的口号。至今,韦国清还未检讨承认错误,所以,“老多”还坚持打倒他。
2、“6·29”周总理接见广西两派代表,讲话中有支持韦国清站出来的倾向,但同时也有支持伍晋南(广西区党委副书记,第三把手,坚定支持“4·22”,是“广西联指”打倒的对象)的倾向,但这还不是正式表态。我们做事不能捕风捉影,必须坚定我们的正确信念,稳扎稳打。
3、广西各地“4·22”一直受歧视、被镇压、屠杀。每天大量材料、电报从广西各地汇报到“4·22”代表团,要求向中央汇报,要广西及时解决。韦国清表面不理,实际他就是导演这一系列悲剧的后台。当时,广西各地受迫害的“4·22”的群众大量流入桂林,视桂林为广西的“红色根据地”,“老多”保护了他们。假若“老多”转为“支韦”势必把他们逼得走投无路,“老多”客观上会成为镇压广西各地“4·22”的帮手;若更甚者韦国清和“联指”利用“老多”这块牌,就会对广西各地“4·22”进行更大、更残酷的镇压,”老多“就会成为实际的帮凶。
4、周总理在“6·29”接见会上,同时表扬了“老多”,这说明“老多”的大方向没有问题。因为周总理爱护“老多”,若“老多”大方向出现了严重问题,他必定会从爱护出发给“老多”指明,不会同时予以表扬。
综上所述,“老多”仍坚持“打韦”是要韦国清承认并改正错误,这正是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具体体现。所以,“老多”坚持“打韦”,理直气壮,体现了“老多”的革命气概:一种骨气,一种浩然正气,一种政治责任感和政治良心。
二、注意策略
1、对待“6·29”组织。由于客观情况的变化,在“老多”这么一个庞大组织内出现不同观点、不同组织,并不奇怪,也不要大惊小怪,更不要责怪。周总理等中央首长“6·29”第四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在全广西“4·22”内部其他地方均未引起震动,唯有“桂林老多”引起了较大震动,一方面说明“老多”时时刻刻都注意紧跟党中央,另方面说明“老多”人非常敏感,是积极开动脑筋的,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把情况彻底讲清楚,同时要注意策略,在对待“6·29”方面,要把它看成是内部不同观点的一个小组织,允许保留不同观点,严格区分“6·29”与“联指”两种不同性质的“支韦”;对其成员不歧视、不讽刺、不打击,绝对不能讲“叛徒”之类的话。在相互关系上,作“淡化”处理,不纠緾,不辩论,不激化矛盾。
2、对待6955部队。文革中6955部队一直坚定支持“老多”,与“老多”结下了亲密关系。应深刻认识6955是“老多”的生命线,是“老多”的坚强后盾。现在,6955转为“支韦”,要充分理解他们的处境。当然,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充分理解我们的处境。但不管怎样,都不能把矛头指向6955,谁把矛头指向6955,谁就是“老多”的罪人。与6955的关系应一如既往,尊重他们,敬仰他们。
经过专人作报告动员和《红卫兵报》发表文章,这些观点在“老多”中广泛传播,深入人心,稳住了内部阵脚,坚定了继续“打韦”的信心。经历史检验,这样做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接下来的是“老多”“8·10”夺枪,“8·24”周总理第五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由于第四次接见后“联指”过分的猖狂浮嚣,加重打击镇压“4·22”,8月24日第五次接见被周总理严厉批评,“联指”处于最低谷时期,桂林剩下的极少数“联指”跑出桂林,周总理“把‘老多’当解放军用”,派“老多”到全区维护铁路安全,即出现了我们在《〈桂林晚报〉回避、歪曲、捏造桂林文革历史》文章中写到的“老多”遵照周总理“一人背举座不欢”的教导,派其主要头头许瑞林到全区各地请“联指”回桂林搞大联合之事,“老多”迎来了又一个发展高峰期,桂林出现了更安定的局面。“6·29”组织的成员,除极少数过到“联指”组织外,它的主要头头如原“造反大军”第一任“军长”和另外两位主要头头和绝大多数群众都留在“老多”组织内,同样是老多”组织的和谐成员。
“老多”做的每一件大事,目的是明确的,思路是清晰的,都通过《红卫兵报》传播,《红卫兵报》为“老多”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附带说一下“打韦”结局。“老多”一直坚持“打韦”,至1967年11月,在中央做工作下,韦国清写出了检讨(见《〈桂林晚报〉回避、歪曲、捏造桂林文革历史》附件一),承认了文革初期组织工人赤卫队围攻“老多”和调动了几个连的部队出来,承认错误。中央把韦国清的检讨发给“4·22”和“老多”,希望取得我们的谅解。以韦国清的“投降”,“老多”取得了“打韦”的胜利。这样,“老多”才转为“支韦”,支持韦国清站出来,实现了广西两派大联合,成立了广西“区革筹”(“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领导小组”),广西两派在北京的谈判结束。谁知后来韦国清反脸,回广西后他有计划地逐步消灭“4·22”。“老多”一心回桂林搞桂林市的两派联合,68年2月实现桂林市两派大联合,4月成立桂林市革委会,5月风云突起,他们调动桂林周围12个县武装民兵和“联指”武力镇压“老多”,8月“老多”组织被消灭。
由于《红卫兵报》特有的真实性和战斗性,它思想活跃,锋芒犀利,深受欢迎,也招来横祸。
在1968年6——8月份,桂林“大规模武斗”打得最激烈的时候,《红卫兵报》更加活跃,它的战地记者,经常到战斗第一线去采访,对于作战英勇的人,在报上用大块文章报道。有两件事让人难以忘怀:
师院的学生黎光昭,在守卫飞凤山的战斗中,额头被子弹打飞了一块骨头,现出个鸡蛋大的血洞,他用馒头把血洞塞住继续射击,直到死在阵地上。《红卫兵报》对此作了详细报道,同时还登载了他生前所作的激情飞扬的诗歌。
第二件事是机专学生黄有建,在茘蒲民兵进攻隐山近旁的雷劈山时,他一个人守住了整个山头,并打死了十几个进攻者,被红卫师授予“孤胆英雄”称号。《红卫兵报》对他的战斗事迹也用一版篇幅报道。岂料“八·二0行动”时,茘蒲民兵根据《红卫兵报》“提供”的“线索”,去找黄有建寻仇,他们不顾驻校军代表的阻拦,冲进机专校区,把早已交枪回校准备“复课闹革命”的黄有建,拖到操场,用石头、砖块、木棒活活砸死了……
《红卫兵报》的命运,最后当然也和“老多”一样,1968年8月同时被消灭了。  
              
2010年1月16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a9a8a10100ggaz.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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