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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雄飞  桂林“文革”工人领袖刘天偿的惨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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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雄飞



几十年了,在“文革”中受尽苦难的“桂林老多”的老朋友们,每每回忆起往事,就想起刘天偿,他是个没有过错却受尽折磨,没有打人却被冤作杀人犯枪决的一条硬骨头汉子。

                                              一、一个可亲可敬的工人领袖

刘天偿出身贫寒,小时候在街上叫卖油堆,长大了打铁,后来进了桂林汽车修配厂做四级锻工,1968年时约35岁,身高1.7米左右,体魄强壮,站在那里,有一股威武的英雄气。他文化不高,待人诚恳,守信用,讲义气,性格豪爽。认识他的人,都自然而然地产生敬爱之情。所以,当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怀着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本能的感情毅然参加运动,成了“桂林老多”派的工人领袖“桂林市工人红卫兵”总部(简称“工总”)的第一号头头。
据工总的第二号头头唐玉星回忆:刘天偿当了工总的头头后,对总部人员的管理和要求很严,不仅在政治上要大家紧跟党中央毛主席,在生活上也不允许乱来,特别对男女之间的关系,他更是不允许有不正常的现象发生,发现有不好的苗头就开民主生活会直接批评。他经常对工总成员说:我们是工人阶级的革命群众组织,尤其是在总部工作的同志,要注意影响,我们的言行举止,都要对这个组织负责,如果我们在生活问题上不检点,在群众中能有威信吗?那是成不了“正果”的。
老朋友曾广福回忆说:“我是在武斗期间才熟悉刘天偿的,我们后勤部在广州饭店开了个食堂,由我来管,武装人员都到那里吃饭,刘天偿基本天天去,他没有架子,待人和气,和这个和那个打招呼,有什么吃什么,没有什么特殊要求,来了就打了个饭菜出来,一个人坐在那里,吃完就走。他也有一个警卫员,是个15、6岁的小孩子,外号叫做‘太阳宝’,个子矮矮小小的,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他不耍派头。”

                                       二、在“桂林老多”反围剿中的贡献

在1968年夏天那场12个县的武装民兵团配合"桂林联指"民兵师包围攻打“老多”的时候,刘天偿是坚定的反围剿主将。
唐玉星等回忆:“ 5月4号,‘联指’为了挑起武斗抢占据点时,刘天偿正在北京,这时我们工总大有群龙无首之感,怎样对付‘联指’的挑衅行动?打还是不打?怎么组织怎么打?不知道怎么办。记得5月8号,在师院里的《红卫兵战报》楼上,开了一次造反大军各单位领队会议讨论形势,大家的意见很难统一,因为周兆祥(市造反大军主要头头)和刘振林(学生领袖)在学生中的影响大,而在工人中,刘天偿的影响最大,所以必须等他回来表态。刘天偿从北京回来后,市造反大军又开了一次全市下属各组织负责人会议。会上,刘天偿表态说:‘联指’抢占了那么多据点,特别是在南边占了榕城饭店制高点,在北面占了鹦鹉山制高点,把我们夹在中间,这就等于把枪对准我们的胸口,把刀架在我们的脖子上,我们已经没有路可退了!为了生存,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我主张打!而且要狠狠地打!因为我们是为正义而战!我们打的是红色山城保卫战!’刘天偿的话,使大家的意志更统一了,反围剿的信心更足了。现在回顾这段历史,如果当时没有刘天偿等‘老多’头头们的主张坚决抵抗,或者指挥不力,让‘联指’打了进来,那么‘桂林老多’和人民群众,就不会是‘八·二0’被杀害几百上千人这个数目,可能会像南宁那样成千上万!”
围剿和反围剿的仗越打越激烈,民兵所占领的观音阁口的鹦鹉山(又名观音山),像把铁锁,把“桂林老多”和数万群众封锁在阳桥以北、观音阁以南狭小的区域里。最致命的是:桂林市粮食和油料等等副食品仓库,都在鹦鹉山以北的北门一带。而那些仓库,也都被“联指”武装民兵占领了,所以“武斗”发生后不久,“老多”区域内的粮店就没有米卖了,广大群众和“老多”武装人员,眼看着就要挨饿了。在这种形势下,必须首先拿下鹦鹉山,然后攻打北门一带的粮油仓库和养猪场等据点,以解决缺粮的燃眉之急。
于是,主要由学生组成的“红卫师”,与主要由工人组成的“工总小分队”决定联合作战,把北门观音阁一带拿下来。
鹦鹉山地势极为险要,桂林古城的北城门,就依山筑在那里,至今还可以看见那些险峻的古城墙的遗迹。
战斗开始,刘天偿亲自指挥“工总小分队”强攻鹦鹉山,只用了半天时间,就把鹦鹉山攻占了。
那次“工总小分队”和“红卫师”所向无敌的气势,让年过花甲的曾广福记忆犹新:“那次战斗,我们负责送饭,真让我亲眼看见什么叫做‘兵败如山倒’了!打鹦鹉山只要了半天,‘联指’民兵败得像水推一样,一下子就挨推到储木场、推到八里街那边去了,我们向观音阁打了几炮,民兵给吓得跑都跑不及。”“打下北门以后,我急忙组织十几辆大汽车,粮呀,油呀,糖呀,猪呀,拉了几天几夜。粮食拉回来后,粮店马上开门卖粮,老百姓好高兴啊,粮店门口像过年一样热闹,有的群众甚至跪下来感谢我们。如果打不下北门,我们和老百姓就会饿得拿不动枪听任‘联指’打进来杀人!刘天偿指挥打胜了鹦鹉山这一仗,我看很有功。”
有两件事是唐品端难以忘记的,他说:“反围剿期间,和‘工总’观点相同的组织‘五四雄鹰’,成员多是街道上的年青仔,无政府主义很严重,他们住在伏波山下,又不出来守据点,一天在那里瞎掰,红卫师坚决要求取缔他们,要武装缴他们的械,不缴械就消灭。红卫师把这个决定通知了工总,刘天偿马上召集工总的头头开会,讨论怎样对待‘五四雄鹰’问题?最后会议一致认为,不管‘五四雄鹰’怎样操蛋,大方向是正确的,是打韦的,是紧跟毛主席的,虽然有些作风、生活上的问题,属于教育问题,还是要教育团结他们,不能把他们置于死地,但是,他们必须守规矩,必须出来守据点。那次会议我参加了。做红卫师的工作由汤其新去,做‘五四雄鹰’头头邓铁桥的工作,要他出来守据点维持治安,刘天偿点了我的将:‘叫唐胡子去。’
邓铁桥是个像‘草头王’那样的人物,有时是不讲道理的,造反大军总后勤部部长阳文生在伏波山下河洗澡,上来枪就挨他缴去了。很少有人敢去伏波山的,我去了,我用的是一支20响的卜壳枪,    
见面后,邓铁桥讲‘唐胡子,把你的卜壳枪给我看看嘛。’我晓得他耍名堂了,我就拿出来给他看,他第二句话就讲:‘唐胡子,我们换一换枪呀。’我讲‘枪是拿来打仗的,换枪可以,你要跟我上战场。’他讲‘你瞎掰了,我不要你的。’我讲‘枪你不换可以,不去打仗守据点不可以。’他讲‘我守伏波山不是守据点吗?’我讲‘你守伏波山防的是哪个呀?现在要你去守北门蒋家岭砖瓦厂,你去不去?你今天就要答复我,你要是不去,明天红卫师就来武装缴你们的械,把你们的枪全部缴去发给别人去守据点。’他知道红卫师那帮学生仔打仗厉害,惹不得,就乖乖地派一个班去了。在避免和‘五四雄鹰’打内战免使联指有可乘之机的问题上,刘天偿是有贡献的。”
刘天偿的第二个贡献更大,那就是因为他政治上的敏锐和远见以及宽大的胸怀,使“桂林老多”避免了一次后果不堪设想的内斗。
那是在反围剿开战之初,造反大军商量成立联合指挥部,将地、市、铁路三合而一,统一编制,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红卫师一个主要头头对这个建议不赞成,认为庞大的造反大军成分复杂,还有些乱七八糟的人,合二而一,反而会影响战斗力,所以红卫师不能与其他武装合并,要独立作战。本来那天晚上已经要召开合并誓师大会的了,只因为红卫师没来参加,开不成。于是,造反大军中的一个重要部门的人,认为这个红卫师的负责人有个人野心,像军阀一样,自己抓着个人势力范围的武装,不愿与其他武装合并,不除掉他,反围剿不会胜利。因为唐品端熟悉那个负责人的情况与活动规律,就找他,要他去搞掉那个学生领袖。唐品端一听,就连声说:“要不得,莫乱来,这不是小事情,牵动到整个大局,那个人是学生的头头,特别在中学生中有威信,中学生又是实力最强,最打得干得的,如果这样就搞掉他们信任的头头,肯定要和工总干起来,那时不等‘联指’消灭我们,我们自己就互相搞清楚了。这事我得先问问天偿,看他的意见怎么恰当处理。”
唐品端于是就去工总总部的所在地“张永发商行”,当他把上述情况对刘天偿一讲,刘天偿马上说:“不行,不行,胡子莫乱来,兵临城下,大敌当前,自己莫内讧!”唐品端一听,更加觉得刘天偿还是有眼光、心怀全局、没有个人偏见的好同志!那个建议也就胎死腹中了。

                                                     三、在北京的坚决斗争

1968年7月,虽然中央的《七·三布告》下达了,但“桂林联指”和12县民兵对“桂林老多”的进攻却越来越猛烈,如7月13日攻打桂师和榕湖饭店“老多”据点,失败后,7月24日,又对桂师“老多”据点发起猛攻,又被击退。此时,“老多”虽然只固守,不进攻,但桂林的“大武斗”,仍处于越打越激烈之中。
为了有效制止“武斗”,中央令两派群众组织的代表赴北京谈判。
“桂林老多”的主要头头刘振林等于某天夜晚,全部化装成解放军,由解放军用汽车护送,通过“联指”控制的区域南门,直赴李家村飞机场,登机前往北京。
他们一到北京,就发现中央对“桂林老多”的态度彻底变了,因为此时的广西大局已定:中央偏信韦国清谎报的军情,在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黄永胜的直接策划下,把广西“4·22”和“桂林老多”,定为反革命了。在处理桂林问题时,黄永胜和韦国清,已认定桂林反围剿最坚决得力的刘振林和刘天偿,是桂林“一系列反革命事件”的罪魁祸首。
当刘振林等人去北京的时候,虽然中央也点名要刘天偿去,但他没去,因为“桂林老多”担心,如果头头们都去了北京,“老多”的领导力量就大为削弱,如果“联指”和民兵趁机打进桂林来,“老多”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损失就大了!所以第一批没让他去。
然而韦国清等人哪能放得过他?责令桂林当地驻军,务必把刘天偿“请”到北京去。
刘天偿去到北京时,伙伴们看见他几乎认不出来了,只见他到处都是伤,原来当他去到李家村机场上飞机前,被“联指”一群人包围起来,往死里拳打脚踢,只打得他满身是血。
见刘天偿被打,“桂林老多”的代表们就想:为什么中央请去北京的代表,随便可以乱打,连生命都没有保障呢?
 7月25日,中央首长接见两派代表,刘天偿当场拿着血衣控诉联指,叙述他挨打的过程。在血衣和铁的事实面前,黄永胜和韦国清等不得不轻描淡写地批评“联指”打人不对,要他们写个检讨,就不了了之了。
那天的接见,刘振林和刘天偿极力为“桂林老多”辩护,虽然他们讲的理由充分,事实不可反驳,但是,谁有回天之力,去改变那个已定的大局。
在北京开了批斗会。批判刘天尝之前,桂林市的驻军首长王汝保等找唐玉星谈话,问:“你觉得刘天偿这个人怎么样?先和你讲清楚,这回如果你组织批判刘天尝组织得好,保证你可以当自治区革委会委员或者常委。”唐玉星说:“刘天尝这个人蛮好的呀,从小卖过油堆,家里是贫民,本人是工人,根正苖红,他各个方面表现都不错,在群众中威信很高,你讲组织批判他,我没有把握。”唐玉星回忆道:“他们听我这样讲,心里就不舒服了,但会还是要开呀,对刘天偿大家不知讲些什么东西?你讲一句,我讲一句,批判不起来,揭发不下去,更斗不下去,刘天偿在会上呢,毫不畏惧,总认为自己是对的,不像一般人那样面对高压,就‘我错了,我低头认罪’,他没有的,态度坚决得很。结果第二天的会开得很不成功,不欢而散。”因为批斗刘天偿没有成功,自然唐玉星的“自治区革委会委员或者常委”也就没当得成。不过与其说没当成,不如说是唐玉星抵制了那不光彩的巨大利诱。由此可见,即便在那种非常的情况下,刘天偿的优秀品格,在朋友们心中依旧像旗帜那样飘扬。
开批斗会以后,刘振林和刘天偿都被隔离起来了。而刘天偿,从此便永远失去了自由!

                                                            四、冤死狱中

刘天偿自1968年被关后,一关就是八年,最后广西的司法部门竟在1977年,判他为现行杀人犯枪决了。然而,他的死,却是一起人为制造的冤案。
先听听唐品端是怎样讲的:“我因为参加桂林‘武斗’,被判了20年,在露塘农场劳改时,有几个从桂林新去的犯人,是和刘天偿关在一个‘笼子’里的,他们告诉我刘天偿硬是被冤杀的。起因是:一个农民小偷,关进刘天偿同一间牢房。因刚关进来吃不下饭,同‘笼子’的其他犯人就分来吃,关了个把礼拜后,那个小偷肚子里没得油水饿了,可是那些犯人还分他的饭吃,他气不过,就向看守所所长报告,那所长就把‘笼子’里的人,一个个拉出去打得鼻青脸肿,于是在‘笼子’里引起了众怒,就商量教训他一顿。有一天,几个人把他扑倒,用被子捂着住他的头,就你一拳我一脚地痛打,没想到竟把那人连打带憋地弄死了。
打死人以后,看守所就来调查,把犯人一个个提出去审问。但办案的人员在审讯时,却逼迫犯人说:‘是不是刘天偿打死的?是不是刘天偿指使打死的?不是?不是就是你打死的,是你指使打死的!’然后令犯人们写供词、签字。犯人们为了活命,就只得按照办案人员的意思,把罪责统统推到刘天偿身上去。
其实刘天偿并没有出手打人,也没有指使其他犯人打死那个人,此时他已被关了八年,病弱得连站都站不起来了,怎么还可能动手打人?
犯人们回到‘笼子’,都把办案人员审讯他们的情况告知刘天偿,刘天偿听了便讲:‘这个责任呢,由我来承担就是了,我已经关了八年了,也不晓得哪天能够出去,我也不想活了。只要求你们出去后,对我的兄弟们讲,我刘天偿绝对不会因为一罐饭打死人!’”
再听听唐玉星的回忆:“80年代末我在叠彩路和一个叫陆坚强的人开饭店,有一天在闲聊到工总时,他问我‘刘天偿你认得吗?’我讲哪不认得,他是第一把手我是第二把手。他讲‘他死你晓不晓得?’我讲‘他死我晓得。不是听讲在牢里打死了人?’他讲:‘不是的’,接着就把事情的经过告诉我:
当时陆坚强和刘天偿同关在一个‘笼子’里,打死人那一天,陆坚强恰巧被提审出去,回来以后,‘笼子’就打死人了,那个人是什么原因挨打死了呢?因为牢里的犯人们饿,抢他的饭吃,他不服,就报告,让看守所长把牢房里的人打得半死,那些挨打的人回来以后,就拿被窝罩着他头你一拳我一脚打,这样就把那个人搞死了。他听牢里的人讲,打人的时候,刘天偿只是躺着拿口盅敲了一下。后来为什么讲是刘天偿打死的呢?凡是被审问的犯人,审问的人都这样问:‘这个人是怎样死的?是不是刘天偿打死的?是不是刘天偿指挥打死的?’被提审的人讲不是,办案的人就讲:‘你讲不是,那就是你打死的,是你指挥打死的!’在这种情况下,犯人们只好个个都讲是刘天偿打死的、是刘天偿喊打死的了。”
许瑞林(原桂林市法院副院长,上世纪五十年代毕业于北大政法系)也回忆刘天偿被杀这件事,他于2009年9月24日说:“1980年冬我从英山监狱平反回到桂林,大概是81年初吧,有一天来了三个人,说是曾经和刘天偿一起坐牢的。说‘听说你许老师出来了,你很有能力,懂法律,因为我们的良心过不去,所以来找你,讲刘天偿冤枉的事情。我们是和刘天偿关在一个“笼子”里的,有天因为抢饭打架,打死了一个人,那时刘天偿有病,躺着动不了。那个人死后,公安就来调查,说是刘天偿主使打死了那个人,我们说不是的,他们说这件事责任重大,你们如果不说出主使的人,责任就是你们的。因为被公安审问逼来逼去,我们都不敢不作证说是刘天偿主使的。如今你许老师出来了,希望你帮把刘天偿这个冤案翻过来。’我那时胆子很大,说‘你们敢作证吗?’他们说‘敢!’我说那好,你们等着我的消息。我就去找刘天偿老婆,想让她出面申诉,这样我就可以帮她把冤案翻过来。可是我找到刘天偿老婆后,她说‘我已经嫁人了,儿子现在又在劳教所,现在我再出面说刘天偿的事,对我现在的家庭不好。’她这样说,我就只好作罢了。”
刘天偿会变成杀人犯吗?唐玉星说:“刘天偿是不打人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从来不主张打人,不主张抓人,也不主张杀人。比如武斗时关在工总‘张永发’里面的俘虏,他不准打,讲乱打人不行。”
据说判刘天偿死刑以后,有十天上诉时间,他在牢房里大声喊:“给我纸!给我笔!我要写上诉!”但看守所就是不给他纸和笔。
曾广福说:“枪毙刘天偿那天,公安用汽车押他游街,从十字街往南门游了一趟,我亲眼看到他挨用绳子勒着嘴,想喊都喊不出!”
还有一种传闻:刘天偿被枪决后,马上被剥皮,送去医院给一个烧伤的人植皮……。
结语:刘天偿杀人案,肯定是个冤案,而且是文革的派性杀人,理应复查纠正,这是一切正直的人们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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