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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雄飞  桂林文革中的“五四雄鹰”是个什么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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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雄飞

笔者为此采访了几位“老多”老朋友,我们对此组织有以下共同看法:

这是个政治观点与“打倒韦国清”的“桂林老多”、广西“
4·22”相同的造反派组织,其成员主要由三种人组成:学生,工人,社会无业青年。

在桂林文革整个过程中,这个组织既不属于早期的学生组织如“师院老多”、工人组织如“桂林市工人红卫兵总指挥部”
(简称“工总”)等规模庞大的群众组织,也不属于后来全市各造反派组织联合组成的“桂林市革命造反大军”(外部习称“桂林老多”),是个完全独立的群众组织,人数很少,从成立至1968年桂林“8·20行动”被
镇压,都不超过百人。

其主要头头有:“司令”邓铁桥,“政委”王维堂,“作战部长”张邦林,“宣传部长”王仕强等。


“五四雄鹰”成立的原因,是因为“桂林联指”下属组织“五四铁笔”成立后,专搞打砸抢抄抓杀,扰乱了本来还算安定的桂林社会秩序,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恐慌与愤怒,于是,就有一些思想比较偏激的青年人,组织了“五四雄鹰”,意思是要用“雄鹰”克“铁笔”,与“五四铁笔”对着干。


由于组织成立的目的,是要用对“联指”的打砸抢,对付“五四铁笔”对“老多”的打砸抢,就决定了这个组织是个搞无政府主义崇尚暴力的极“左”组织。


例如,“老多”在桂林得势时,“五四雄鹰”就抓了“联指”的一些群众,并对其中的一些人乱打,乱斗。笔者就亲眼看见在市中心,“五四雄鹰”的成员,把一个“联指”女青年,剃了个阴阳头,用皮带有后面抽,那女青年跌跌撞撞地被赶着走。此外,在早期“造反大军”下属的群众组织批斗“当权派”时,他们时常不请自来,对“当权派”们拳脚相加,如街道的“老多”组织批斗红星公社的机修厂厂长×××时,“五四雄鹰”的“作战部长”张邦林,就带着几个人,不分青红皂白地上台就打,批斗红星公社党委书记×××时,张邦林也带人去打这个党委书记。


1967
810日,“桂林老多”根据“中央文革”“革命造反派要文攻武卫”的指示,有组织地抢了桂林军分区的枪,叫做“8·10行动”,“五四雄鹰”不听“造反大军”的统一指挥,由“政委”王维堂带队,去抢龙胜县武装部的枪,被该县武装民兵包围打死一人并全部抓起来,若不是该县武装部长田××曾当过桂林歌舞团团长,认识王维堂(歌舞团演员)而放了他们, “五四雄鹰”这些人还要吃苦头。

“五四雄鹰”的人,平时爱搞些出风头的事,比如开着抢来的汽车,在街上飞一般地招摇,驾驶楼的两边还各站着一个人,高高举着卜壳枪大喊“让开让开”显示威风,但真正打起仗来,他们又不行,比如武斗其间,他们几十个人在伏波山“占山为王”不去守据点,后来因为红卫师要武装缴他们的械,才迫不得已派一个班去守东江砖瓦厂据点,他们也不好好守,在据点里睡大觉,晚上还不用“造反大军”的口令,自己乱
编口令,结果被“联指”民兵偷袭打得逃了回来。

“五四雄鹰”的所作所为,客观上也像“五四铁笔”那样,加深了两派的对立,不仅“联指”群众恨他们,“桂林老多”从上层头头到基层群众,也对他们十分反感。“师院老多”曾在十字街贴大字报,要求辩论“五四雄鹰”是不是反革命组织?当他们的胡闹到实在难以容忍时,“老多”武装曾在 “张永发商行”楼上架起重机关枪,武装包围了他们的据点文化宫。后来“老多”一些上层头头,认为他们虽错误严重,但大方向是正确的,与“五四铁笔”还是有本质区别,起码他们没有杀人的恶行,所以才不对他们实行武装缴械。


在 “
8·20行动”中,邓铁桥被关进牯牛山看守所,打得他像猴子那样佝偻着走路,多年后死在这个看守所里。


2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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