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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雄飞  一部掩盖韦国清等文革罪恶的官史(待续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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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 
张雄飞博

http://zhangxiongfei-01.blog.163.com/

http://blog.sina.com.cn/zhangxiongfei70


自我介绍  

37年生人,49年参加革命,55年入党,现为离休干部。曾任市歌舞团歌舞剧队队长、音乐指挥。因桂林文革事,68年至73年被关押,并被开除党籍干籍公职,下放到桂林钢厂当烧火工,74年带头发起揭露广西文革在韦国清的支持下,发生于桂林及全广西无数乱杀死人的罪恶事件,被原广西区党委定为“反革命集团”,后又公开称为“张雄飞反革命集团”、“桂林几个反革命分子”。76年7月被判处无期徒刑。被在桂林战报、广西日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公开批判,83年1月在中央的直接指示下才获出狱并彻底平反。


一部掩盖韦国清等文革罪恶的官史
张雄飞


别有用心的《桂林市志》

199712月,由数届“桂林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历时14年编,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字数5332000,共印刷5000部,定价每部(上、中、下三册)550·00元的《桂林市志》(简称《市志》,请看博客图片)其“大事记”的文化大革命部分(见附件),有着极为严重的政治错误。
其错误的要害,是刻意掩盖韦国清及其帮派体系,于文化大革命之中,在广西和桂林市犯下的史无前例的罪恶。
尤其恶劣的是,《市志》是在19816月中共第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已经作出否定的决议,以及1983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根据“六中全会”的结论,派出庞大的工作组,对原广西区党委进行了事实上的改组,在“处理广西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简称“处遗”)中,又进一步全面具体的否定了广西和桂林市的文化大革命,并由改组后的自治区党委,对文革中发生于广西和桂林市的一些重大事件,亦作出结论之后才编纂而成的。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市志》的出炉及其大事记中的文化大革命部分,实质是用隐晦的方式,对中共六中全会的决议、对区党委在“处遗”所作结论的翻案,从而也就是为韦国清等在文革中的罪行翻案。这就是《市志》问题的要害所在。

好文明的广西和桂林的文革

请网友们先读读《市志》文革大事记全文,那么就会发现:桂林市的文革,多么温良恭谦让呀!因为整个桂林市的文革,只由于对立的两派,在那个叫做“白沙”的地方打了一仗,才不幸打死了两个人!除此之外,别无死伤。如果你要问:“不是有很多暴料,说桂林市在文革中打伤人数以万计,乱杀人数以千计么?桂林市不是在文革中,制造了一万多起冤假错案吗?”那么,《市志》的编纂者们,将会以绅士的风度彬彬有礼地告诉你:“女士先生们,那是以讹传讹的望风扑影的不负责任的所谓的‘暴料’,我们的态度一贯是严肃的认真的重证据不轻信传言按照科学发展观编写历史的!你们不是说桂林文革杀了许多人吗?我们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见呀!如果你们想证明那是真正的在桂林的历史上发生过的,那么请把他们的尸体抬来给我们看看好不好?我们没有实证是不敢编纂历史的。至于你们说的所谓一万多冤假错案的问题嘛,首先你们在弄清楚我们编纂委员们的职责不是搞数字统计的,搞数字统计那是审计局的事,我们开个介绍信,你们去找他们查一查好不好?再见再见拜拜拜拜!”
网友们,你们如果看了《市志》文革部分的“大事记”,脑海中必然会出现那些官僚的、伪善的、高傲的、摆出一副神圣不可侵犯架式的面孔!
《市志》这部官史不记广西和桂林的文革罪行,恐怕只能说明:那确确实实存在的罪恶,是当年的官方,即韦国清所把持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会”干的,是史官们不敢得罪的大人物——韦国清上将干的!
桂林市的文化大革命,真的像《市志》所记的那么文明么,不!那是血淋淋的、到处都是寡妇恨、孤儿泪的极其残暴野蛮的“文化大革命”。请看在1983年“处遗”后官方的一些并不完全准确、也不十分公正的资料记载吧:
一、广西文革的罪恶:
“由于广西“文革"中有一条所谓正确路线,大搞派性镇压,结果造成全区冤假错案二十万件,被打死和迫害致死八万五千多人……
一九八三年三月……在全区范围开展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工作。全区共组织了十万人的“处遗”队伍,历时四年多时间……处理了‘文革’中乱杀人的问题……全区共处分了五万三千多人(其中被开除党籍的二万五千多人),在被处分人员中国家干部一万八千多人(其中被开除党籍五千多人)……”
二、桂林市文革的罪恶:
“十年‘文革’动乱,桂林非正常死亡达一千一百二十八人,其中:干部、工人五百五十六人,群众五百七十二人。全市冤假错案一万一千五百二十二起,平反一万一千三百三十三起,完成百分之九十八点三五。‘文革’中被抄家要求清退的二千五百七十三户,已清退二千四百户,财产损失据不完全统计约三千万元(以上数据均不含两县)”
需要强调的是,以上的官方所记,少说要比历史的真实情况文明十倍,如果按照老百姓的记忆,历史的真实,则比官方记载的残忍十倍!
什么是《市志》认可的“大事”
条件很简单:《市志》的编纂者们选题的标准,不在于历史事实的影响所及意义所在,而在于他们的政治需要。言而总之,只要编纂者们认为历史上发生的事情,记下来能服务于他们的政治目的,那么就是谁家的猪生了几个崽鸡下了几个蛋都不会遗漏;只要他们认为对他们掩盖韦国清及其帮派势力的文革罪行不利的事,哪怕是桂林的独秀峰在顷刻之间倒塌漓江在一夜之间干涸,他们也会“没听见,没看见”而不记。例如,桂林市某年某月某日下大雨、某年某月某下大雪、某年某月日某个风景点开张等等,他们可以当作大事来记;但文革十年及其后的“批‘四人帮’在广西的别动队——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平反冤假错案”、“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这七年发生的许多大事,他们就可以完全不记,或别有用心地略记。这,就是这些“大人物”、“中人物”、“小人物”的德性。
运用“三十六计”的高手
《市志》的编纂者及其支持和操纵他们的幕前幕后的大人物们,都不是等闲之辈,因此,他们为了对广西的文革进行“否定之否定”,把中国古代三十六计中的高招,运用得炉火纯青。
一曰瞒天过海

这三十六中的第一计,可以看作《市志》掩盖韦国清及其帮派势力文革罪恶的总计谋。在这个极大的欺骗与谎言之下,《市志》施展许多小骗术以实现他们总的战略目的;其他小计谋,都是为这个大欺骗服务的。这样一来,韦国清及其帮派势力在广西和桂林文革中的许多罪行,就被冲淡了,洗刷了,掩盖了。
他们瞒不了全国舆论这个天,过不了广西十万文革冤魂的血海!
二曰无中生有
《市志》为了替韦国清及其帮派势力掩盖文革中的罪恶,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一丝不挂地捏造历史,企图把臭名昭著的重大历史事件,消泯于杜撰的文字之中。
例如:1986820日发生于桂林市的重大事件“八·二0革命行动”,是桂林市乃至全广西妇孺皆知的韦国清一伙武力镇压消灭“桂林老多”的血腥事件,据广西1987年官方根据“处理文化大革命遗问题”的资料所记:

六八年八月初,广州军区在湖南衡山开了会,会议由黄永胜主持,广西军区吴华、桂林市人武部(政委)陈秉德、警司的景伯承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是落实‘七·三’布告,研究要出动军队,武装解放据点问题。
八月十七日,桂林军分区司令员景伯承在桂林步校主持召开了各县武斗民兵团负责人及县武装部第一把手会议。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吴华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他说:‘桂林问题肯定要解决。一小撮阶级敌人一定要搞干净。贯彻“七·三”布告抓两个关键:1、收缴武器。2、清理外地人员,对抗拒不交武器的要采取军事行动强行收缴’。桂林军分区政委慕石起也讲了话,他说:‘你们(指各县武斗人员)来桂取得了很大成绩,有很大贡献,坏人、坏头头、走资派、叛徒一个也跑不了’。八月十九日在‘一0四’驻地景伯承、慕石起主持召开了十二县武装民兵团负责人会议,具体布置了‘八·二0’行动,一0四部队康凝副政委、地区革委常委张牧田等参加了会议。
八月二十日,以桂林地、市革委会和桂林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联合署名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全面落实中央七·三布告的公告》(简称‘八·二0公告’),借口以解除武斗据点、收缴武器、清查外来人员,组织大规模行动。行动前,收缴了‘造反大军’的武器,绝大多数武斗据点已经解除,为对付‘造反大军’,由市革委会将‘联指’武斗人员为主体组编了二千多人的‘工人纠察队’……配备半自动等武器,纠察队主要负责人有市人武部科长王永清,工交部武装科干部郑国安等。‘工纠’武装人员、各县武斗人员,其它‘联指’成员以及反戈一击的‘造反大军’部分成员等共一万多人组编为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于八月二十日凌晨,进驻‘造反大军’控制的地区,实行大规模的搜捕。从八月二十日开始,接连好几天,除从据点抓人外,各单位‘联指’也分别自行抓人。因‘八·二0’这个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行动,导致以后一段时间被抓、被打、被杀、被抄家、被错批错斗者约万余人。”

然而,《市志》却这样“编纂”:

820日 桂林地、市革委会和桂林警备司令部、政治部联合签署《关于进一步落实〈七·三布告〉的公告》。
821日 凌晨,市革委会指挥‘工人纠察队’及‘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强行进驻‘造反大军’控制的据点。”

“八·二0行动”,就这样被《市志》抹杀掉而变成“八·二一行动”了。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黄永胜亲自策划指挥、由韦国清一伙执行的武装镇压一派群众的罪行,就这样被《市志》掩盖过去了。这是最明目张胆的无中生有伪造历史!

二曰假痴不颠

《市志》的编纂者这些假装的政治痴呆者们,他们对在桂林发生的许多文革大事,装聋作哑,不提不记,企图让时光来淡化和淹没那些曾叫韦国清者们做噩梦的文革罪恶历史。君若不信,请看下面的事实:
一,1966年的假痴不颠
(以下均引自桂林官方有关资料。这些资料虽不完全,也存在诸多有意的错误,不过用它们来对照《市志》有意的错误,更能说明问题)

(一)“七月四日,区党委作出决定,对张云莹(师院院长、代党委书记)、陆文中(院党委副书记)、吴元庆三人以镇压‘文革’为名,令其停职反省。”
(二)“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下午,区党委第二书记乔晓光在师院礼堂召开的全体师生员工动员大会上宣布:黄云、徐为楷犯了所谓方向路线错误,区党委决定并经中央批准,撤销黄云市委书记和徐为楷副书记兼‘文革’组长的职务。”

这些算不算在桂林发生的文革大事?《市志》为什么不记呢?因为韦国清文革初期在桂林犯的错误更加严重,如果记他们的事那么韦国清干的事要不要记呢?而且,对上述领导干部的处分,都是区党委决定的。这样人们就会问:这些干部所执行的,其实都是韦国清当时的指示,结果韦国清没事!他们不是成了替罪羊吗?
答案,还是让韦国清自己来作吧——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我回到桂林……对于敢想、敢闯、敢于向区党委、市委的错误开火的革命小将……极错误地认为他们是受坏人背后操纵,在‘闹事’。于是,我提出要对要害部门加强警卫,在机关、工厂成立赤卫队。防止红卫兵冲击。把革命小将视同洪水猛兽。我还请桂林步校派出宣传车……是把矛头指向头一天上午游行的桂林‘老多’,起到了挑动群众斗学生的作用。特别严重的是,当我听到一些片面的、尚未证实的汇报后,更加害怕群众,害怕坏人钻空子,煽动‘暴乱’。八月十九日、二十日两天,先后调动几个连队,集结在郊区桂林步校,加以防范……是极端错误的。”(摘自韦国清的书面检讨)

(未完待续)
201061


附件

《桂林市志》大事记文化大革命部分
1966年——1978年及1983年)
1966
119 龙隐桥建成通车。
212 中共桂林市委发出通知,在全市开展向焦裕禄学习的活动。
22527日 中共桂林市委组成千人工作队,分别深入到工交、财贸、基建、郊区各基层单位,宣传贯彻《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深入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决定》及市委党员干部会议精神。
313 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及其秘书程思远回桂林参观游览。
427 中共桂林市社会主义教育总团委员会成立。下辖5个分团,分别成立分团工作委员会。28日,各分团中的桂林队员进点。
5月初 全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染织厂、机械厂和食杂公司为先行,先后在工业、交通、基建、财贸等系统的85个单位铺开。
64 广西师范学院(1983528日改名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贴出批评院领导的大字报。中共广西师院委员会组织一批大字报加以反击。
614 广西师范学院少部分学生贴出《炮轰桂林市委》的大字报。
616 7100人参加横渡漓江活动。
620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派出以中共桂林市委副书记徐为楷和自治区党委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申本田为首的“文化大革命”工作队进驻广西师范学院。
621 南郊暴雨,3个小时雨量达106毫米。相思江水猛涨,雁山公社7300多亩田地和30多间房屋被毁。
623 中共桂林市委及“四清”工作总团发出《关于各工作团成立文化大革命小组的通知》。
72 桂林市“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成立。
72223日 中共桂林市委召开扩大会议,认为“四清”中主要是要解决对“当权派”和“四类干部”的斗争问题,中心是“使无产阶级政权掌握在革命派手中”。
728 中共桂林市委召开领导干部和“四清”工作队长会议,介绍广西师院“阶级斗争”情况,并组织部分人员参观师院的大字报。
85 “文革”工作队撤出广西师院,一些学生贴出“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的对联。
817 “首都红卫兵南下串联队”到桂林市。
8月下旬 红卫兵及一些群众横扫“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9月初 群众中出现“改组市委”和“保卫市委”的两大派组织。
97 11时起,部分红卫兵在中共桂林市委院内静坐绝食,抗议市委“破坏文化大革命”。
910 中共桂林市委召开群众大会,号召广大群众向市委及市委领导干部提意见。
101日 桂林铁路南站货运站建成。
1012 第二发电厂(沙河电厂)工程指挥部成立。
10月下旬~12月中旬 各群众组织分别召开大会,批判中共桂林市委及市委主要领导人、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各级负责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0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外语学校在桂林组建。
11月 桂林市体育运动员王维俭在第一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上获女子个人全能、自由体操、平衡木、高低杠5块金牌,并与队友一起夺得女子体操团体第一。
1215 桂林味精厂投产。

1967
112 “桂林市革命造反大军联合指挥部”(简称“造反大军”)“接管”桂林广播站。
124 “革命造反派夺权行动委员会”进驻中共桂林市委、市人委、市“文革”小组和市公安局等单位,“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28 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
38 由“市造反大军临时服务委员会”、部队干部和“革命干部”三方面的代表组成桂林市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下设工交、财贸、基建、3个办公室,负责指挥全市的生产和经济建设工作。
3月 驻桂林部队派出干部、战士,开展“三支两军”(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训)工作。
425 桂林市警备司令部、政治部成立,桂林军分区司令员景伯成兼任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市军管会、市警备司令部发出布告,严禁打、砸、抢、抓,制止武斗,并对粮食、物资仓库和监狱等62个单位实行军管,对一些守护单位、重要目标派出警卫部队。
720 市民政局新建的火葬场启用。
810 桂林地、市“造反大军”成员夺取驻军武器弹药。
813 桂林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成员,包围二塘火车站及炸药库,抢夺武器。
915 桂林市一派群众组织和另一派群众组织在阳朔县白沙镇发生武斗,开枪打死2人,是为“白沙事件“。
928 市召开职工干部代表大会,促进革命领导干部、革命群众代表和军队代表的“三结合”及尽早实现大联合。
1024 桂林市无产阶级革命大联合委员会成立。

1968
110 市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发出公告,支持两派;群众组织实行联合,规定群众组织不准抓人、打人、杀人,不准高打、砸、抢、抄。
218 “造反大军”及“联指”代表在支左解放军主持下,经过办学习班,组成“桂林市革命大联合委员会”(简称“大联委”)。
38 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林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
414 桂林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全市8万军民集会庆祝。
411月 郊区、城区人民公社及各单位先后成立革命委员会。
5月初 两派群众组织分别占领据点,逐步形成以阳桥为界的南北对峙局面。
51783日 两派大武斗,全市陷入混乱状态。
64 桂林市周围12个县的8000多农民进城介入桂林武斗。
7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为解决广西问题发出《布告》(简称《七·三布告》),立即停止武斗,恢复交通,交回枪支及物资,外来人员要返回,严惩坏人等。
713 设在桂林的广州军区桂林步兵学校撤销。
71488日 桂林地、市革委会及桂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为忙落实《七·三布告》,先后多次发出通告,要求两派立即停止武斗,撤出据点,拆除工事,通过谈判进行大联合。
820 桂林地、市革委会和桂林警备司令部、政治部联合签署《关于进一步全面落实〈七·三布告〉的公告》。
821 凌晨,市革委会指挥“工人纠察队”及“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强行进驻“造反大军”控制的据点。
830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接收1966年、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几个问题的通知》。
93 市“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高、中等院校及医院。
96 市革委会发《关于封闭集市贸易的布告》。
913 市和郊区安置办公室联合举办“知识青年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1020 郊区召开首届贫下中农代表大会,成立桂林市贫下中农代表大会(简称“农代会”)。
11月下旬 桂林电表厂自制1300吨油压机成功。
11月 市革委会把原直属机关干部(少数调市革委会工作外),分别集中在七星幼儿园、民族师范学校和冶金地质专科学校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对干部进行批斗和审查。
127 桂林市红卫兵首届代表大会召开,成立“桂林市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红代会”)。
1212 桂林市工人阶级首届代表大会召开,成立“桂林市工人阶级代表大会”(简称“工代会”)。
12月 市革委会成立第三办公室,专司“清理阶级队伍”工作。

1969
11719日 数万群众于广西师院及体育场集会,批斗所谓的特务、叛徒、死不悔改走资派。
2月初 “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桂林日报社。
23 欢送首批知识青年(部分中学毕业生)到农村安家落户,原市直部分干部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37 市革委会召开整党建党会议,号召要认真搞好“斗批改”,以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优异成绩迎接中共九大”召开。
415 首批上山下乡的街道居民,分别往全州、恭城等地农村安家落户。
4月 集中原市政协、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的非党干部及社会上党外上层人士共81人于市妇幼保健院,举办“党外人士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进行“斗、批、改”。
88 桂林市“五·七干校”成立,原中共桂林市委、市人委干部500余人,在原市园艺场场举行开学典礼。
922 桂林齿轮厂试制成功冷挤机。
924 青狮潭水电厂第二机组与桂林电厂并网发电。
1018 以阮友寿为团长的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代表团到桂林参观访问。
125 市革委会发出通知,要求所有单位要以“备战、备荒、为人民”和“要准备打仗”的观点,统帅年终总评。
12月上旬 郊区革委会召开抓革命、促生产三级干部会,号召掀起以大办水利、造田造地为重点的冬季生产高潮。
1220 原市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的214人集中雁山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1970
213 为贯彻中共中央131日《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的决定》和25日《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市革委会决定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即“二·五运动”)。
2月下旬 桂林地、市下放近300名医务人员到农村安家落户。
321 市防洪指挥部成立。
3月 桂林市成立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单位也相应成立领导小组及办公室。,配备专案200人员多人。
410 1930分,桂林林业汽车队汽油库因雷电引发火灾。
417 市革委会组织3万多名骨干,统一行动,于凌晨2时对800多“对象”抄家,以“搜查反革命破坏活动”。
426 各界群众俯庆祝中国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4月底 市革委会政工组组织教育革命参观团到外地参观。归来后在全市进行教改实验,一些中学到生产队办教学、生产、无私奉献教研基地;一些中学办分校或校办工厂、农场。
54 七星岩、芦笛岩等风景点开始凭票浏览。
514 市革委会召开计划会议,学习周恩来总理在全国计划会议上的讲话和毛泽东主席的《论十大关系》。
616 贯彻毛泽东主席“六·二六”指示,桂林市区下放300名医务人员到农村;组织69个农村巡回医疗队,参加793人次;郊区77个大队中有73个大队建立合作医疗制度培训“赤脚医生”80多名。
7月 市革委会成立中共党的核心小组。
7月 桂林市民兵独立营(1000多人)开赴融安,参加枝(城)柳(州)铁路筑路大会战。
817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进一步广泛地开展计划生育和提倡晚婚的意见》,要求各级领导要亲自抓,各卫生单位的领导要亲自抓,各卫生单位要做到小手术不出公社、工厂。
1219 10月以来城区连续发生火灾10数起,经济损失近20万元。市革委会发出通报,要求各级革委会建全制度,加强安全生产教育检查。

1971
1月初 市革委会将郊区自1965年实行的粮食征购任务3年的政策,改为一定5年,并对少数征购任务畸轻的社队适当调整。
1月 全市开展“批陈(伯达)整风”运动。
217 市革委会召开物资调剂会议,部署清仓查库,修旧利废,调剂余缺,以解决物资不足的矛盾。
417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召开在南宁学习的各地、市负责同志会议,强调桂林是“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的重点地区。
42327日 中共桂林市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恢复中共桂林市委员会。
529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加强城市规划管理暂行条例》。
76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认真对外开放的准备工作的通知》,并成立开放筹备领导小组。
731 开始实行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制度。
10月中旬 中共桂林市委根据上级统一布置,开始分批分期举办学习班,开展“批林(彪)整风”学习,批判《571工程纪要》,清查有关的人和事。
1019 桂林市城市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改为桂林市城区革命委员会。
1119 市革委会成立改革临时工制度领导小组。
1215 中共桂林市委、市革委会决定加强党对农业学大寨工作的领导,争取奋战二三年,实现“社、队、站变大寨,郊区变昔阳”的奋斗目标。

1972
2月 根据中共自治区委员会三届三次全会扩大会议精神,全市各战线分期分批,先党内后党外,原原本本地传达中共中央文件,逐条逐句地揭批林彪反革命集团及其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
3月 根据中共自治区党委《关于在城市、县城、街道铺开社会清队工作的意见》精神,全市结合“清队”进行城镇居民下放农村工作。
412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建立健全社、队农业机械化管理机构的通知,规定人民公社建立农机服务站,生产队建立农业机械小组。
520 市革委会进行机构调整,成立16个局、撤销工交、财贸、农林水3个小组;保留办事组、政工组、生产指挥组、人民保卫组和“五七”干校。
是日 市人民法院恢复。
5月中旬 城区街道开展打击现行反革命和刑事犯罪分子的群众运动。
1013 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安置处理老弱病残干部的意见》,以“可退可不退就不退”为原则。
11828日 中共桂林市委在自治区党委主持下,在南宁市召开常委扩大会。会议对桂林市“一打三反”运动的“4·17”大清查扩大化提出批评。
11月上旬 中共桂林市委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强调要狠抓阶级斗争,狠批资本主义倾向,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
1119 尼泊尔王国首相基尔提·尼迪·比斯塔和夫人到桂林参观访问。
12917日 中共桂林市委举行第十次全会扩大会,传达贯彻118日在南宁召开的市委常委扩大会精神。

1973
2月 城区街道结合社会“清队”,开展整顿社会治安工作。
426 共青团桂林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第九届委员会。
5月 经国务院批准,桂林市正式对外开放旅游。
615 市工会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市总工会第十届委员会。
627 市第六次妇女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市妇联第六届委员会。
78 中共自治区委员会发出通知,已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撤销“三支两军”机构和撤出人员。自此,市“三支两军”人员开始分期分批撤出。
79 撤销桂林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
10月上旬 中共桂林市委成立社会主义教育领导小组,抽调400多人,组成24个宣传队,到21个先行单位试点。
1015 加拿大总理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多及夫人到桂林参观访问。
1018 47个国家驻华使节和夫人及外交官员到桂林参观访问。
128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干部学校在桂林组建。
1210 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阿尔巴尼亚人民军总参谋长彼得里特·杜米为团长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军事友好代表团到桂林参观访问。
1214 李宗仁的元配夫人李秀文从美国回到桂林定居。

1974
29 中共桂林市委召开干部、工人、知识分子代表会,传达中央文件,动员“批林批孔”。运动期间,有些人被定为“反革命分子”而遭拘捕判刑。19831月平反。
415 中共桂林市委部署落实政策工作,要求各系统成立落实政策办公室。
510 阮氏定副司令率越南南方妇女解放联合会代表团抵桂林参观访问。
514 开放绢纺厂、橡胶机械厂、广西师范学院等14个单位供一般外宾参观访问;增开无线电一厂等8个单位供常驻桂林的越南病员和越校师生参观访问。
5月 恢复中共桂林市委学校,成立市直机关临时党委。
69 罗马尼亚国地防空司令瓦西列·阿列克赛上将到桂林参观访问。
61021日 美国驻华联络处副主任詹金斯和布鲁斯先后到桂林参观访问。
7612日 中共桂林市委分别召开常委会、科以上领导干部会、基层领导干部会和群众大会,传达、宣传中共中央197421号文件,动员和部署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7月中旬 橡胶厂、绢纺厂等单位开始宣讲“儒法斗争史”。
716 漓江大洪水,最高水位146·80米。市区30条街道被淹,5000多户居民受灾;郊区75个大队受到不同程度灾害。洪水持续33夜方退。
835日 中共桂林市委召开各部、委、办负责人会议,部署机关的“批林批孔”运动。
86 越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黎清毅率越南政府经济代表团访问桂林。
921 4万多军民集会,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1023 丹麦王国首相保罗·哈特林到桂林参观访问。
11月 桂林市贫下中农协会成立。
1219 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一行到桂林参观访问。

1975
14 桂林市环境保护领导小组成立。
28 波兰共产党总书记齐米日·米雅尔抵桂林参观访问。
35 刚果人民共和国总理亨利·洛佩斯及由他率领的政府代表团到桂林参观访问。
38 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副司令员江燮元、欧致富到桂林视察。
326 由944名干部和452名广西师院师生组成的第一批“抓三分之一”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染织厂、二塘公社等52个单位。
46 南宁——长沙航空线开通。
417 桂林电网并入广西电网。
424 比利时王国政府首相莱奥·廷德曼斯和夫人到桂林参观访问。
5月 中共桂林市委结合整党整风组织党员轮训。
是月 全市开展“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所谓“批资批修总体战”。制订“堵资本主义的路,迈社会主义的步”的12条规定。
927 以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为团长,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副总理黎清毅为副团长的越南党政代表团到桂林访问。
10月 中共桂林市委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号召大学习、大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苦战3年,改变郊区面貌。

1976
18 周恩来总理逝世,一些单位群众自发地以不同形式举行悼念活动,寄托哀思。
227 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夫人,到桂林参观访问。
331 郊区甲山新立小学学生因敲取旧迫击炮弹头上的铜引起炮弹爆炸,死28人,伤5人。
4月 全市各单位组织理论骨干队伍,召开务虚会,宣讲“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民主派等于走资派”,开展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活动。
520 新加坡共和国总理李光耀率领友好代表团到桂林参观访问。
617 中共桂林市委召开市、郊两级常委会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76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逝世,全市人民连日哀悼。
7812日 桂林大水灾,最高水位146.94米。受灾工厂19个,损失75.7万元;受灾水田31652亩,菜地2282亩。
95 西萨摩亚国家元首马利托亚·塔努马非利到桂林参观访问。
918 中共桂林地、市委,桂林地、市革委会在市体育场及附近街道举行追悼会,沉痛惧毛泽东主席逝世。
1024 中共桂林地、市委及地、市革委会召开群众大会,热烈欢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
12月 中共桂林市委领导全市人民揭批“四人帮”罪行,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

1977
18 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纪念馆揭幕开放。
1月中旬 中共桂林市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传达第十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揭批“四人帮”,号召掀起学大寨的新高潮。
426 圭亚那合作共和国总统阿瑟·钟抵桂林参观访问。
510 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兼国务委员会主席吴奈温到桂林参观访问。
528 桂林冶金地质开研究所研究成功人造金刚石。
6月初 全市召开广播大会,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庆会议精神。
723 桂林地市5万多人集会,庆祝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追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恢复邓小平职务;永远开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党籍,撤销他们的一切职务等决议。
89 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一行到桂林参观访问。
816 中共桂林市委举办秘书长学习班。接着,全市开展全面清查“四人帮”、政治排队运动。
101 改建新桂林火车站投入使用。
107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总统阿赫马杜·阿希乔到桂林参观访问。
10月上旬 中共桂林市委分别召开科研单位领导干部、科技人员座谈会,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动员加快向科学技术进军的步伐。
1028 市革委会召开环境保护工作会议,要求各级领导治理污染,保护环境。
11月上旬 桂林电表厂与中国计算科学研究院合作研制成功的ZQS5交流阻抗比较装置达到国内行进水平。桂林二机械厂试验成功热处理碳、氮、硼“三元共渗”新工艺,使摇臂钻主轴头部硬度达国内先进水平。
1115 中共桂林市委召开干部大会,揭批“四人帮”炮制的“老干部都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
1122 教育战线职工集会,批判“四人帮”破坏教育革命的罪行。

1978
129 中共桂林市委、市人民政府授予王全禄、韦统豪等20人以劳动模范、模范工作者称号,号召全市要民向他们学习,掀起学大庆、 学大寨新高潮。
1月 市一建公司木材加工厂自制纤维板制浆机组建成投产。桂林地质研究所研制成功机械细磨抛光矿石片新工艺。橡胶机械厂研制成功国内最大的自动化双膜定型硫化机。
2月 桂林电器科学研究所研制成功双轴定向聚丙稀薄膜。桂林冶金地质研究所试制成功单道弯晶X射线荧光谱仪。桂林无线电四厂研制成功功率因数补偿自动控制器。
3月 桂林齿轮厂试制成功电解内齿轮机床。市汽运公司试制成功60吨大型平板车。
412 中共桂林市委召开大会,传达贯彻全国科学大会精神,给冶金地质研究所勘探技术室等28个单位转发全国科学大会授予的奖状。
51617日 连降大雨成灾,农作物受淹30543亩,受灾严重的6339亩。
5月中旬 全市开展揭批“四人帮”、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和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一批双打”运动。
6月 中共桂林市委召开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会议,部署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工作。
711 中共桂林市委召开会议,传达贯彻自治区科学大会精神;转发自治区科学大会授予桂林市的先进集体、先进科技工作者的奖状;授予182名工程技术人员以技术职称。
85市革委会召开质量报捷大会。桂林量具刃具厂等36个厂的75种产品分别达到国内、国际先进水平和本厂历史最好水平,向大会报捷。
97 中共桂林市委、市革委会召开会议,传达自治区四级干部会议精神,动员深入揭批“四人帮”,肃清其流毒和影响;改变领导作风,落实党的政策,调动广大干部群众和积极性;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整顿和加速发展社队企业,以优异的成绩迎接自治区成立20周年。
1031 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环境保护工作汇报要点》。《要点》把桂林市列为全国重点治理环境污染的20个城市之一,要求到1985年基本解决大气、水质污染等问题。
10月全市工交战线举行庆功会,表彰了在“质量月”活动中立一等功的量具刃具厂等8个单位,立二等功的机械厂等8个单位,立三等功的桂林钢厂等21个单位;获质量信得过称号的11个产品,立功的105个产品;获质量信得过称号的36个班组和157人,分别授予奖品、奖旗和证书。
11月 中共桂林市委重新复查、公开宣布纠正一批原定性偏高、处理偏重或与事实有出入的案件,撤销其原处理决定。
1224 中共桂林市委发出关于深入学习和宣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通知。

1983
112 全市开展物价大检查。
120 下雪,城区雪量3.6毫米,积雪深度4厘米。
1月 市公安武警中队和消防大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广西总队桂林市支队”。
4月下旬 中共桂林市委开始贯彻中共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指示,在全市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简称“处遗”),平反冤假错案,清理“三种人”(跟随林彪、“四人帮”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调整各级领导班子。
5月 净瓶山大桥建成通车。
61 121个国营企业开始实行利改税制。
6月 松坡中学高中部改为“桂林市第一职业中学”。
720 中共桂林市委召开经济会议,要求集中财力、物力,保证重点建设,刹住乱涨价、乱摊派、乱发奖金和滥发补贴的歪风,推动技术进步,提高经济效益。
821 泰国武装总队最高司令沙友德·格莲上将一行到桂林访问。
96 约旦国王候赛因·伊本·塔拉勒和王后到桂林参观访问。
914 由桂林飞往北京的中国民航264号三叉戟客机在机场起飞时,与一架军用飞机相撞,乘客死10人,伤19人,机组人员伤2人。
923 “处遗”工作队1800多人,分为254个小组,分赴各基层单位,督促和帮助抓好“处遗”工作。
92428日 市人民政府桂林市城市总体规划技术鉴定会,规划突出一个中心(风景游览城市)、两个特点(山水甲天下和历史文化名城)
101 新建的市少年宫举行落成典礼。
108 临桂县划归桂林市管辖。
1021 桂林靖江王墓群遭到大范围的严惩破坏,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文件,要求保护好。
127 按国家二级公路标准设计改造的桂林至阳朔公路竣工通车。
1218 市职工业余大学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毕业。
1230 桂林人民广播电台恢复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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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掩盖韦国清等文革罪恶的官史(续1)

张雄飞

(续前)
1967年的假痴不颠

(一)“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造反大军’连续三天在桂林市体育场召开几万人大会批斗韦国清、黄云等一批区、市领导干部。批斗大会由黄沃南(师院学生)主持,在批斗中给韦国清和地市领导干部挂了黑牌,戴了高帽,有些被斗者还要下跪。当时被批斗的还有:区党委书记贺希明,桂林市委副书记刘竹溪、徐为楷,桂林地委书记王祝光、副书记李云亭,区党委派来桂林市的‘文革’顾问林中等一批领导干部。……批斗后,数十辆载人汽车进行大游斗,韦国清同志还披着用‘工人赤卫队’和‘红旗红卫兵’的袖章缝制的衣服坐在第一辆汽车上。”

这不明显是“桂林老多”的错误吗?而且还记下了“国清同志”被批斗游街的情形,《市志》为什么不采用呢?网友,这里有个大玄机:因为韦国清在1968年以后,对反对他的大批区、市领导干部,批斗的规模还要大,斗得还要惨,不仅是挂黑牌、游街、罚跪,而且是毒打、多年关押迫害等等。所以不提不记为妙。
如何评价桂林文革中对立两派的行为?笔者认为从整个组织来说:因支持韦国清而最后全胜掌权的“桂林联指”是犯罪;因反对韦国清而最终被武装消灭的“桂林老多”是犯错误。首先要弄清“犯罪”与“犯错”的实质区别,就好回顾桂林文革这段历史了。

(二)“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桂林市‘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红卫兵》编辑部就南宁‘文化大革命’局势发表严正声明,最先提出‘打倒韦国清,解放全广西’的口号。
四月十九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伍晋南、贺希明等认为韦国清在‘文革’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站出来支持‘红卫兵’的‘革命’,反面躲起来,让下级干部受冲击。于是他们发表了关于打倒韦国清的《四·一九声明》。
同月二十四日,桂林市委副书记王同连,监委副书记许正义,监委委员邵永清等三十多名部、委、办局以上领导干部先后发表了支持《四·一九声明》的《四·二四声明》。宣布打倒韦国清。
五月十八日,桂林市‘五四铁笔’、‘拼刺刀’等组织串联成立“桂林市红色革命造反司令部”。晚上在市灯光球场召开批判‘刘、邓、陶’大会,提出‘支持韦国清’的口号,得到一0四、七0一、三0一等驻桂部队和军分区、市人武部的支持。”

上述这些桂林市的文革活动,也不能说不是大事吧?《市志》为何不记呢?恐怕至少有两点原因:
1、《四·一九声明》揭露韦国清在文革初期,为了逃避第一把手应负的责任,让下面的干部去挡红卫兵的冲击(如在南宁的区党委第书记伍晋南、桂林市长冯邦瑞副书记王同连等,日夜受到红卫兵的冲击而苦不堪言),他找却地方躲藏起来,出了问题,就把责任推给下面。如韦国清主持的区党委,把奉命在第一线与学生周旋的桂林市委书记黄云、副书记徐为楷撤职就是例子。《市志》如记了这些,岂不是揭了韦国清的短吗?
2、广西的干部和群众,在“打韦”和“支韦”这个问题上,分裂成水火不相容的两派。作为广西第一把手的韦国清,本应该是广西的“全民领袖”,对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应该“一碗水端平”,特别对那些因为对自己有意见而反对自己的群众,应该包容和爱护,不应有亲疏之分,更不该视若仇敌。可是韦国清却反其道而行之,秋后算帐,对仅因为观点不同的“打韦”派进行大屠杀!趋炎附势的《市志》编纂者,当然不会像史上公正的史官面对皇帝的屠刀秉笔照记!

(三)“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上午,桂林地、市‘造反大军’,师院‘老多’及六九五五部队共七万多人,其中部队全体人员及部分‘造反大军’人员荷枪实弹,全副武装,在市人民体育场集会,隆重庆祝毛主席在首都天安门城楼首次接见百万‘红卫兵’一周年大会,会后举行了武装游行。”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日,驻军六九五五部队与地、市‘造反大军’举行所谓‘拥军爱民’的武装游行,部队中共有六十门大炮(还有若干辆坦克——笔者注),一百四十辆汽车满载全副武装人员,军民互相呼叫:向六九五五部队学习!致敬!向桂林地、市‘造反大军’学习!向桂林‘老多’学习!坚决支持保卫桂林‘老多’等口号,这次游行加深了两派对立和支左部队之间的分歧。”

上述行动,是“桂林老多”及支持“老多”的6955部队的错误,因为当时已经在桂林市掌权的“桂林老多”,不应该显示武力和准备以武力压制“桂林联指”。
《市志》为什么不记呢?因为如果记了支持“老多”的6955部队武装游行,那么,驻桂林的空七军部队、104部队、桂林市人武部,在1968年“八·二0行动”之时,不是武装游行,而是出动全副武装的连队,镇压“老多”和支持“桂林联指”乱抓人,乱打人,乱杀人记不记呢?

(四)“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桂林‘造反大军’共三万人,在市体育场召开了‘强烈抗议桂林“联指”破坏《十条协议》的大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途经市委大院‘联指’据点南面围墙边时,游行队伍中有数人被‘联指’从墙内扔出的砖块打伤,顿时队伍起哄。一些人涌进九九分队驻地,想通过九九分队翻墙冲进市委院内。被九九分队武装人员阻拦。
游行队伍进入警戒线后,九九分队有的战士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机床厂王占金、二运公司赵巧苟、毛巾厂刘锡光三人,打伤数人,游行队伍迅速撤离现场。”

“人命关天”, 这个可以说是“天”上加“天”的大事,总该记下来吧?不能,因为《市志》的大手笔们知道:记了打死三个人的事,那么后来打死十个、百个、千个人的事,记不记呢?所以他们拿定了主意:关于打死人的事,统统不记!

1968年的假痴不颠

(一)“一九六八年二月上旬,灵川县‘联指’总部酝酿要武力拔除另一派群众组织占领的大面墟据点,并派人到桂林市‘联指’总部联系求援。市‘联指’主要负责人曹铁军、李年生、曾明轩答应派人支援。
二月二十六日下午,曹铁军等人带领市‘联指’武装人员乘两辆汽车到达灵川,并参加该县‘联指’总部召开的战前会议,会上决定由市‘联指’主攻,县‘联指’配合。
二十七日凌晨,各路战斗人员分别进入阵地,武斗至天亮前结束,‘联指’攻占了大面墟据点。
这次武斗‘造反大军’被打死七人,重伤二人,灵川县‘联指’被打死一人。”
这个事件为什么不记?因为是“联指”进攻打死人的。
(其实“大面事件”远比上面的官方记载要惨得多,如在这次武斗中,“桂林老多”的组织“工总”“警卫师长”周荣生和“工总”中层头头冯善春被俘后,周被用开水活活烫死,冯被用两尺长的竹钎从肛门钉入而死,所以他们的尸体被运回 “工总”的据点市工人文化宫后,那惨状激起死者家属和“工总”普通群众的愤怒,酿成了活活打死三个 “联指” 无辜成员的悲剧……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留待以后慢慢说吧。)

(二)“六月十二日,‘联指桂保总’在南站对面东方红饭店语录牌楼建立了一个专门关押人的‘看守所’(监狱),把抓到另一派群众组织的人员及一些所谓五类分子关押在‘看守所’内,先后关押二百五十八人,其中被迫害至死三十五人,致伤七十五人。
平乐武装人员先后攻打桂师、榕湖饭店时,被打死十二人。
七月十四日上午,将被打死的尸体运至桂林玻璃厂停放,平乐武斗人员前往悼念。九点钟左右,卢红光、林海、李绍邦等二十多人,冲进‘看守所’对被关押的人乱打一通,文化局副局长郭文刚等人被打得头破血流。于同日中午,平乐武斗人员廖德权、伍学强、林海、廖昌辉、侯永成、唐桥生等二十四人冲上楼,将被关押人员唐跃武(桂林针织厂职工)、侯霉(插青)、李江(汽配厂职工)、白先德(棉纺厂职工)、马震鹏(桂林二中)、秦恩深(兽医站)等十二人拉到桂林十一中对面的树林里,三人一群、五人一堆,先向他们拳打脚踢,用枪托猛击,用刺刀乱刺,然后集体枪杀。”

(三)“七月九日至十五日,在齿轮厂的‘联指’成员刘若忠(武斗副连长)、莫敬祥(‘联指‘总部常委)等策划组织下,先后由魏日勋等人枪杀了该厂党委书记王伟、副厂长段明池、施工员朱信元、车间主任苏华祥和霍冠南(国民党起义将领,特赦人员)。 

(四)“六八年六月份,自治区政协委员刘介和马车社社员蔡振华(‘联指’成员),同住桂林中山南路一百四十九号一栋楼。
六月二十日左右,蔡振华的一条小狗从二楼掉到楼下,蔡认为是黄剑珍 (刘介的儿媳妇、刘忠汉之妻)有意将其狗丢下楼的,两人争吵起来,在旁的邻居李雄坤说“一条小狗有什么了不起”,蔡说:“打狗就是欺主”,并咬定狗是剑珍丢下的,对黄、李怀恨在心。
七月二十三日,蔡振华以抓所谓国民党残渣余孽为名,指使申松华等人,将刘介、刘忠汉、黄剑珍、刘颂平(刘介之孙)、李雄坤抓走。
    二十四日上午十一时,蔡振华强行将刘介等五人拉到桂.林造纸厂后面,用冲锋枪将他们杀害。
    该犯长期逍遥法外,直至一九七九年才被捕。八O年十二月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报高院批为有期徒刑十二年,最后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才判处死刑。”

   (五)“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日、十九日、二十六日、七月三日、二十四日,“联指”先后用高射机枪、追击炮、无后座力炮轰击解放桥,打死三十余人,打伤数十人,仅七月二十四日下午就打死泥湾街下河洗澡、洗衣服的群众二十二人,打伤数十人。

这些血淋淋的大事,《市志》自然不会记,因为上述所记,都是支持韦国清的帮派势力草菅人命的罪恶!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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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2010-06-09

一部掩盖韦国清等文革罪恶的官史(续2)

张雄飞

(续前)
(六)“八月二十九日,市人武部政委、市革委会副主任陈秉德在工人电影院召开的一次市直机关干部大会上公开号召全市人民行动起来,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刮十二级台风。”

1968年8月20日这一天, “桂林老多”这个群众组织,虽然被武装消灭了,但对其成员及支持者的批斗、游街、关押、杀戮才刚刚开始,因为“八·二0革命行动”不是一天的行动,而是持续一个多月的行动。  

(七)“八月三十日举行了全市性的大游斗。”
     
(八)“九月一日至二十日,市革委会、师院驻军对地市‘造反大军’中的邓铁桥、许瑞林、鲁鹤松、于文杰、张树枝、余有壬、邓井发(专署农委干部)、诸葛军(专署外贸局干部)等十二人以混进群众组织里的‘阶级敌人’罪名,在师院进行‘活人展览’。”

网友:“活人展览”这件事,不是发生在欧洲的中世纪,也不是发生在中国古代!在人类已经进入文明的时代,竟有拿活人(不是野兽)展览的怪事,算得上骇人听闻吧?
拿活人展览,不是个人的行为,是当时的权力机关——市革委会和当地驻军组织的,他们如果没经过“广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韦国清的批准,敢这样干吗?

(九)“九月二日,‘联指’市直机关‘七·一’总部,对市直机关不同观点的另一派头头、群众和一些领导干部进行全市游斗。被游斗的有许正义(市监委副书记)、邵永清(监委委员)、王仁武(经委副主任)、蓝守贞(财政局长)、李新(市税务局长)、崔耀华(市财办副主任)、郭文刚(文化局副局长)等一百多人。以各种罪名,戴高帽、挂黑牌、反手捆绑,先是跪在盐业站院内,不少人被打,然后押上汽车,由“工纠”武装看押,沿街游斗,游斗途中许多同志被观看的所谓“革命群众”打得头破血流,鼻青脸肿,有的被打伤致残。”
  
   (十)“九月二十七日,地、市革委会在市体育场批斗了王同连、许正义、杨德华、吴腾芳、王祝光、陈基义、陆文中、崔耀华等一大批领导和另一派群众组织头头,给他们挂上‘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坏头头’、‘反革命’、‘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反共老手’、‘三反份子’、‘国民党残渣余孽’、‘牛鬼蛇神’、‘翻天右派’、‘地主分子’、‘地主仔’、‘资本家’、‘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小爬虫’、‘政治爬手’、‘黑手’、‘黑后台’、‘黑高参’、‘黑干将’、‘牛鬼蛇神总后台’、‘反革命两面派’、‘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手’、‘杀害贫下中农的刽子手’等各种罪名黑牌。”

下面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游斗中,任意打死人枪毙人的几个例子:
  
(十一)“‘八·二0’以后,不仅搞了几次全市性的大游斗和批斗会,各系统、各单位也纷纷组织游斗和批斗会,有的人在游斗、批斗中被打伤致残或打死。如染织厂副厂长陈华、市体委教练汪成竹就是八月三十日的全市性游斗时被活活打死。”

(十二)“九月四日,专区食品公司游斗车开到北门食杂仓库门口时遇上兴安县‘卫革指挥部’组织来桂收尸(武斗时被打死的)的一伙人,他们不问情由,手持棍棒、石头、鞋子等物,爬上汽车,乱打乱砸被游斗的同志,并边打边喊:‘打死这些国民党残渣余孽’,‘为亲人报仇’,‘推下车打’,此时,兴安中学学生蒋孝生手持‘五四’式手枪,朝着被推下车的游斗对象连续开枪射击,直至打完弹夹内七发子弹为止,将被游斗的‘造反大军’成员林伟(公司业务员)、张少钧(统计员)、苏秋枫、王修澡(业务员)、马洪光(物价员)、黎光录(统计员)六人杀害。
凶手蒋孝生,当时二十岁,广西灵川县甘棠公社灵保大
队元村人,一九七O年应征入伍,一九七一年一月,因‘文
革‘杀人问题暴露提前退役。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入党,后被
提为灵保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大队长。”
  
(十二)“九月十三日下午,市二建二O一工区在乐群小学操场召开批斗大会,会议由‘联指’头头李良佑(工区工人)主持,阳春辉(工区工人)宣布了肖菊生、锁成林、段辉余、李元禄、胡际生、粟定芬(均系该工区工人)等人的所谓‘罪行’材料,然后由该公司武斗人员李友和(人保干部)、黄广依、韦锦沅、王日光、许汉生(均系工人),将肖菊生等六人押到染织厂门口桥边,由韦锦沅、李和、李元禄等枪杀了。王日光完成了维持杀人现场秩序后,还对六具尸体补了枪。”
  
(十三)“九月十五日,为纪念‘白沙事件’一周年,雁山‘联
指’头头秦宗德(雁山机械厂工人,雁山地区‘联指’总指挥)、文华钧(植物研究所研究实习生、‘联指’宣传部长)、莫志文(雁山公社秘书、‘联指’副总指挥)、李国荣(公社兽医站长、雁山‘联指’总部常委)等人策划,经请示万春桥(雁山公社武装部长)同意,召开批斗会,会后在雁山农科所路口南侧集体枪杀了‘造反大军’成员吴全仲(植物研究所食堂管理员)、腾秀山(植物研究所技术员)、
马崇义(植物研究所研究实习员)、秦继诚(植物研究所工人)、孔庆柳(师院学生)、白胜山(桂林地区劳动大学学生)六人。”  

(十四)“九月中旬的一天上午,雁山公社兴隆、罗安、枫林三个大队联合在良丰农场二队大草坪召开批斗大会,以熊德喜、熊绍海、秦税次、黎六弟、秦贵保、熊税喜、秦天忠(均为农民)、熊詹月(地主)九人参加“反共救国团”为由,决定对他们枪杀,另外还决定枪杀罗安大队的葛新荣(家庭出身地主)。会上秦贱贵(兴隆大队支部书记),葛连才(罗安大队支部书记)先后讲了话,尔后,由良丰农场机务科副科长齐秀贵和刘双发、刘春成、葛石保、葛秋生等(均为罗安大队民兵),在良丰农场二队猪场旁边,对以上十人执行枪杀。”
  
(十五)“据市革委会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向自治区的汇报中说:从‘八·二o’到‘九·二O’的一个月内,被当时的所谓群
众专政,打死九十多人。据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调查统计,‘八·二o’以后至六八年底,被乱抓乱杀死一百六十人,批斗游斗死九十四人,自杀九十一人,总计为三百四十五人。至于各单位私设‘公堂’,随意关押、拷打、批斗这种现象就延续得更长。”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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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掩盖韦国清等文革罪恶的官史(续3)

张雄飞

1974年至1978年的假痴不颠

《市志》在1974年的文革大事记中,记载2月9日,市委召开大会动员“批林批孔”后写道:

“运动期间,有些人被定为‘反革命分子’而遭拘捕判刑。1983年1月平反。”

这是指代不明,让人费解,不知所云的记载。不是编纂者们文化水平不高,是他们继续使用假痴不颠的计谋,企图用两句话,来掩盖发生在桂林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案”,即“张雄飞反革命集团案”、“七四专案”(下简称“张案”)。
为何说这个冤案是个大事件?理由如下:

一、这是个广西最高等级的“反革命集团案”

(一)1974年4月8日,当桂林市张贴出第一张揭露广西和桂林文革罪恶的大字报,韦国清主持的广西区党委,即视其为最危险的阶级斗争,桂林市委即“报请区党委批准,定为‘反革命案件’,并由区党委主管,报公安部备案,区公安厅派人参加,市委书记钟枫挂帅,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副书记分管政法工作的潘树彬同志具体负责,市公安局副局长吴务群协助。下设材料组、专案组、接待组(三个专案组,竟有一百多人——笔者),区公安厅三处处长李良参加材料组工作。市公安局的刘祉高、苏忠民、罗旺生、刘根生等同志组成专案组。每个专案对象配备三至五名专案人员。”(引自市整党办文字)
(二)韦国清亲自抓”张案”的查办。1、桂林市委每天都要向广西区党委汇报桂林大字报活动的情况;2、韦国清亲自主持办理这个案件,例如1975年4月,韦国清听了桂林汇报写大字报活动情况,便明确指示:“张雄飞一定要抓起来!”(摘自桂林市委“七四专案”办公室向区党委的汇报记录)于是,”张案”的23个主要成员便陆续被抓捕。
(三)1975年7月15日, “张案”成员全部被捕后,7月16日,市委、市革委在市中心体育场,召开有各基层负责人参加的万人大会,宣布“破获了一个建国以来桂林地区最大的反革命集团案”,

二、将”张案”与批邓小平及“四人帮”挂钩

(一)1976年7月,在广西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中,称”张案”成员是“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和依靠力量” ,并编成“罪行”材料发全广西批判。同年7月下旬,在桂林组织了三场万人以上的批斗大会后,又在市中心体育场,召开了四、五万人的宣判大会。分别对“张案”的四人(龚志明、张雄飞、许瑞林、黄锦祥)判处“死缓”等重刑。“张案”还有四名成员被另外宣判有期徒刑。其余成员,继续关押。此外,还有成员陈壬午被刑讯逼供死在柳州铁路局看守所。
(三)1977年元月,”张案”又被和“四人帮”联系起来,说“张案”成员是“‘四人帮’的别动队——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又把 “罪行材料”印发全自治区批判。广西在批“四人帮”联系实际“三清查”时,清查的第二个内容就是“清查与张雄飞有关系的人和事”。
(四)从1974年4月起,至1978年12月止,在桂林和全广西对“张案”的迫害和批判斗争,长达四年半之久。

四、对“张案”进行全市性的批判斗争

(一)自1974年4月8日桂林出现第一张大字报起,桂林市委市革委,就把“张案”当作全市头号阶级敌人,利用党权及政权,召开各种会议,举办各种学习班,强迫各行各业人人与“张案”划清阶级界限,都要对“八·二0革命行动”表态。
(二)从1975年7月至1978年12月长达三年多的时间里,多次召开万人大会及其他大会,对“张案”进行批判斗争和清查。
1、因为1975至1977年9月以前,桂林没有市报,所以无法查证在这段时间里,召开了多少次批判“张案”的万人大会。但仅在1975年7月里就有三次以上,另从《广西日报》的报道中,也可见此前桂林召开批判“张案”的万人大会不止一次。例如1977年5月15日,《广西日报》第一版头条在通栏大字标题《桂林军民举行大会,深提狠批“四人帮”插手广西的反革命罪行》报道:“【桂林讯】……最近,桂林军民五万六千多人举行大会,愤怒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别动队——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的反革命罪行。”
2、1977年9月29日,在《桂林战报》的创刊号上,以头版头条大字标题《市委召开大干一百广播大会》,报道了市委书记郭鹏的报告摘要:“……深入地系统地批判‘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张雄飞一伙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切实解决好对‘八·二0’革命措施的认识和态度,彻底清查与‘四人帮’、张雄飞等几个反革命分子和冯邦瑞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
3、1977年10月22日《桂林战报》头版头条通栏大字标题《市委召开了全市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深入揭批‘四人帮’经验交流大会》,报道十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中共桂林市委召开“经验交流”大会,市委副书记潘树彬作报告,市委书记郭鹏讲话。报道强调:“大会指出,揭批‘四人帮’,一定要联系我市的实际,揭批‘四人帮’在桂林的别动队张雄飞等几个反革命分子的罪行,批判冯邦瑞(原桂林市市长)同张雄飞几个反革命分子、同冯邦瑞彻底划清界限。”
4、1977年12月10日,《桂林战报》头版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打好第三战役,推动全盘工作》,号召:“批判张雄飞一伙反革命分子妄图打倒区市领导干部的罪行……”
5、1977年11月15日,《桂林战报》头版头条在通栏大字标题《联系实际揭批“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夺取揭批“四人帮”伟大斗争的彻底胜利》下,整版报道桂林市委于11月12日,召开批斗冯邦瑞一万五千多人的大会,市委副书记潘树彬在讲话中还“指示”: 要“充分揭露张雄飞、许瑞林等几个反革命分子在批林批孔期间挑起的事端”。
6、1977年11月19日,《桂林战报》头版头条通栏大字标题《部署打好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报道桂林市委于11月15日召开大会,号召“还要联系揭批张雄飞一伙反革命分子妄图打倒区、市党委革命领导干部的反动言行”。
7、1977年12月21日,《桂林战报》在头版通栏大字标题《镇压阶级敌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下,报道桂林市12月18日召开三万多人的公判大会,判处了文革中的“桂林老多”派“工总”的第一负责人刘天偿死刑立即执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徒刑。在罗列刘天偿的“罪状”时诬蔑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一系列的严重反革命罪行,在关押期间仍坚持反动立场,继续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在一九七四年,与张雄飞等几个反革命分子勾结,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恶毒攻击市革委会贯彻落实‘七·三’布告所采取的革命措施,恶毒攻击中央和区、市党委领导同志,充当‘四人帮’的反革命别动队,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效劳”。
8、1978年1月30日,《桂林战报》在头版头条通栏套红大字标题《我市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先代会”隆重开幕》下,报道市委书记郭鹏作报告总结称:“与‘四人帮’、张雄飞等几个反革命分子和冯邦瑞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基本查清。以张雄飞、冯邦瑞为代表的‘四人帮’在广西桂林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和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严重破坏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受到应有制裁……对‘八·二0’革命行动的认识基本统一。”
9、1978年5月29日,《桂林战报》一版通栏大字标题《大张旗鼓地宣传学习新时期任务和新宪法》,报道中共桂林市委发出通知:“联系桂林市的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以及张雄飞等几个反革命分子和冯邦瑞的谬论和罪行。”
10、1978年12月8日,《桂林战报》头版头条通栏标题《市委召开基层领导干部会议传达区党委扩大会议精神,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分清路线是非,加强革命团结》又号召:“彻底揭批刘振林、刘天偿、张雄飞等几个反革命分子和冯邦瑞、王同连秉承林彪、‘四人帮’旨意,打倒革命领导干部,妄图篡夺区党委、市委领导权,破坏社会法制,大搞打砸抢罪行……”(王同连:文革期间任桂林市委副书记——笔者注)
11、《桂林战报》除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许多批“张雄飞和那几个反革命分子”的报道外,还在第二、三版,发表了大量各党政重要部门,如法院、公安局,宣传部,以及全市诸多大小企事业单位对“张雄飞和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的“革命大批判”文章。
12、还有各单位负责人在大会上对“张案”的“口诛笔伐”,小会上职工干部个人的口头发言批判(大多数人迫于无奈),这大概可以用百万次为单位来计算了!

五、对“张案”进行全广西范围的批判

1、1977年1月,广西区党委下达三号文件,把“张案”定为“‘四人帮’别动队——桂林几个反革命分子”,并下令在全自治区进行“三清查”,即“清查与‘四人帮’有关系的人和事、清查与张雄飞有关系的人和事、清查与冯邦瑞有关系的人和事。”与此相配合,区党委又把桂林市公安局铅印的机密材料《桂林几个反革命分子的罪证材料》,下发全自治区,进一步把对“张案”的批判斗争,扩大至全广西。
2、1977年1月16日,《广西日报》头版头条在通栏大字标题《认真学习毛主席〈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的重要讲话,深揭狠批“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夺取新的更大胜利》下,报道“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召开第十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区党委、区革委安平生、乔晓光、刘重桂、覃应机等负责人全数参加,大会罗织“张案”罪状:
“在批林批孔运动期间发生的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挑起的事端,就是‘四人帮’插手广西的严重事件,是他们在全国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几个反革命分子在‘四人帮’在外省的黑手指使下,打着‘反潮流’的旗号,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地疯狂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他们多次召开反革命黑会,四出搞黑串连,大量制造反革命谣言,书写反动文章、诗词和标语,发表反动演说,用最恶毒的语言、最卑劣的手段,咒骂和攻击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攻击敬爱的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无耻吹捧和美化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他们削尖脑袋,拼命向‘四人帮’递送黑材料、写黑信、告黑状;秉承‘四人帮’‘放火烧荒’、‘乱中夺权’的黑旨意,伙同‘四人帮’伸向外省的黑手,按照他们既定的‘四处冒烟,南北夹击’的反革命计划,建立反革命联络点,到处张贴、传抄‘四人帮’的讲话和伪造的中央文件,大造反革命舆论,大肆进行反革命煽动,妄图以攻击落实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在桂林采取的‘八·二0’革命措施为突破口,把广西的大好形势搞乱,打倒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领导干部,以便取而代之,乱中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3、1977年2月15日,《广西日报》头版头条大字标题《深揭狠批“四人帮”插手广西的反革命罪行》报道:“桂林市五万六千多军民举行大会,桂林市、桂林地区、铁路桂林机务段、桂林驻军负责同志出席了大会。大会由桂林市委副书记陈秉德主持。工人、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的代表在会上进行揭发批判发言。中共桂林市委书记钟枫在大会上讲了话。”接着,长篇幅地报道揭发批判“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各种“反革命罪行”的内容。
4、《广西日报》还在同日第一版发表了“本报评论员”长篇文章《日暮途穷的挣扎》,对“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进行了系统的、全面的揭露和批判后还诅咒道:
“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为了搞乱广西,可谓千方百计,费尽心机。但是,违反人民意志,阻挡历史车轮,其结果必然是身败名裂。要乱广西是枉然。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三千多万广西各族人民,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团结战斗,粉碎了他们的阴谋。尽管他们嚣张多时,但却没有人跟着他们‘杀出来’,他们只落得‘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十分虚弱,十分孤立,无法挽救他们最后的灭亡……”
最后号召:“我区揭批‘四人帮’以及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已经普遍展开,但不能低估他们对广西的影响,还必须努力作战……旗帜鲜明地站在斗争的最前列,紧密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深揭狠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
5、在批判“四人帮”期间,《广西日报》多次在第二版、第三版整版刊登区直机关、各地、市、县及柳州铁路局“革命大批判小组”的大量批判文章,联系广西实际,对“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进行批判。

六、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批判“张案”

1、1977年“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写作组”,在《红旗》杂志第二期上,发表了题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文章,其中介绍了对“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坚决镇压的经验:“在批林批孔运动期间,‘四人帮’通过他们在外省的黑手,勾结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挑起事端,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党中央和敬爱的周总理,否定广西文化大革命的成就。对于这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分子,我们坚决镇压,毫不手软。”
2、1977年5月21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发表了南宁市委书记郭耀卿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的发言,攻击“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 ‘四人帮’极端仇视广西的大好形势……批林批孔运动刚开始,他们就通过在湖南的黑手,指使桂林的几个反革命分子,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地进行反革命活动。”

七、一组官方资料

“一九七六年,把张雄飞等人说成是 ‘(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和依靠力量’。一九七七年又说是‘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组成部分,是‘四人帮’的别动队。”
“一九七七年区党委发出的三号文件中说:‘在批林批孔运动期间发生的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挑起事端,是“四人帮”插手广西的严重“反革命”事件,是“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在《广西日报》上登载了批判文章。”
“一九八四年元月五日,中共桂林市委作出关于为所谓《桂林几个反革命分子平反的决定》。同年三月二十三日,区党委转发了桂林市委《关于为所谓桂林几个反革命分子平反的决定》的通知,予以彻底平反。”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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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掩盖韦国清文革罪恶的官史(续4)

张雄飞

四曰釜底抽薪

《市志》在文革大事记中,对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也记了,但不记这个事件的主要过程及结果,大事化小,简而又简,以至于“名存实亡”。经过这样一番的乔装打扮,便把桂林和广西的文革历史,变也无害的历史了。这是“釜底抽薪”的高招。

1966年的釜底抽薪

 一、《市志》记:“6月4日 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学生贴出批评院领导的大字报。中共广西师院委员会组织一批大字报加以反击。”
“处遗”后的官方有关资料(下简称“官方资料”)则记:“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师院中文系部分学生受北大聂元梓等人第一张大字报的影响,贴出了《李德韩副院长在‘文革’中充当什么角色?》为题的第一张大字报,轰动了全院。此后在院党委组织下,出现了一批反击大字报,开始产生了不同意见的对立。六月二十日,自治区党委派徐为楷(桂林市委副书记、市‘文革’小组组长)、申本田(区监委副书记、师院‘文革’工作队队长)为首组成‘文革’工作队进驻师院。此后对全市各中学和专科学校亦派出工作队。”
上述事件,是桂林市和广西“打韦”“支韦”两大派斗争的首战,它拉开了广西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具有标志性的影响及意义。《市志》对这个事件仅作略记,意义也非同小可,因为这样一来,对以后的文革大事件,都可以照此办理了。
二、《市志》记:“7月28日 中共桂林市委召开领导干部和‘四清’工作队长会议,介绍广西师院‘阶级斗争’情况,并组织部分人员参观师院的大字报。”
官方资料则记:“七月二十八日,市委召开了全市各级领导干部和‘四清’工作队队长会议。介绍所谓‘师院反右不彻底’等阶级斗争情况,并组织工农群众、‘四清’工作队员、积极分子进师院参观大字报,通过参观,分析‘阶级斗争’形势,从此引起了工农群众和师生之间的对立,把“文革”引向社会。”
三、《市志》记:“8月5日 ‘文革’工作队撤出广西师院一些学生贴出‘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的对联。”
官方资料则记:“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党中央决定撤销大中学校的‘文革’工作队,师院内部多数派中的部分学生贴出‘送瘟神’
的对联:‘借问痘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另一派学生强烈不满,社会上前往参观这副对联的人也越来越多。引起两派学生之间斗殴。至八月七日,共打伤十多人,当时称之为‘八·七’事件。”
四、《市志》记:“8月17日‘首都红卫兵南下串联队’到桂林市。”
官方资料则记:“八月十七日,第一批‘首都红卫兵南下串连队’到达桂林市(下称南下串连队)。从而桂林‘文革’的斗争更加激烈了。”“九月十日,由于出现‘南下串联队打人’、‘书国清同志被打’、‘黄赛阳被捕’等事件。大批‘工人赤卫队‘、‘四清工作队’、机关干部参与围攻‘老多’师生和‘南下串联队’。南北火车站被‘工人赤卫队’封锁。当天抓了‘南下串联队’的张铁锚和张顺喜。九月十六日,又一批‘南下串联队’来桂时,出现了‘热烈欢迎南下串联队’‘南下串联队滚滚滚’等对立标语。九月二十日,区、
市‘文化大革命’工作队正式撤出师院。”
五、《市志》记:“9月7日 11时起,部分红卫兵在中共桂林市委院内静坐绝食,抗议市委‘破坏文化大革命’。”
官方资料则记:“一九六六年九月六日,桂林市二十六所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和‘南下串连队’三十人向市委和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贺希明提出召开全市群众大会的三点要求((1)大会由‘红卫兵‘维持秩序;(2)市委在会上公开引火烧身;(3)黄云、徐为楷作检查)未获同意。于是从七日上午十一时宣布在市委院内静坐绝食,抗议市委破坏‘文革’。到九日静坐绝食的队伍扩大到七十六个单位,约三千多人,这次静坐共计六十二小时。”

1967年的釜底抽薪

一、《市志》记:“8月13日 桂林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成员,包围二塘火车站及炸药库,抢夺武器。”
   官方资料则记:“为了搞到武器弹药,对付‘造反大军’。逃离到外地的‘联指’成员与鹿寨、临桂、柳州等地‘联指’成员一千多
人,于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突然包围封锁了二塘火车站和炸药库,并向炸药库发起攻击,打伤‘造反大军’十三人,撬翻铁路五十多米。”
“桂林‘联指’头头张燕生等十一人在二塘抢炸药未得手,于八月十五日拦截运粮汽车往龙胜方向行驶,至五通附近翻车,张受重伤,被“造反大军”的人抓获,十八日送‘一八一‘医院治疗,于九月一日出院。”
二、《市志》记:“9月15日 桂林市一派群众组织和另一派群
众组织在阳朔县白沙镇发生武斗,开枪打死2人,是为‘白沙事件’。”
关于“白沙事件”,官方1987年的资料所记与之大不相同: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桂林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贾洪起打电话给荔浦县人武部,要求流落到荔浦的桂林“联指”成员迅速回桂林‘抓革命、促生产’;并通知荔浦县从九月十四日起停止给桂林“联指”成员供应粮食等生活物资。桂林‘联指’成员为了得到粮食等物,以解决生计问题,九月十四下午七时许,桂林、阳朔、荔浦、雁山的 ‘联指’约四百人,全副武装,分乘十二辆大卡车,由荔浦、阳朔向雁山方向奔驰。
    十五日凌晨与‘造反大军’驻守在雁山的下属组织发生了武装冲突,当场打死‘造反大军’下属组织及雁山镇小孩各一人,打伤数人,并占领了植物研究所、劳动大学、粮店、食品公司、商店、战备物资仓库及邮电局等单位。清晨七时零五分,支持‘造反大军’的六九五五部队闻讯赶去,‘联指’撤退到白沙粮管所,部队继续追去,武装
冲突开始后,雁山、荔浦、阳朔等地‘联指’武斗人员陆续赶来支援,这时六九五五部队相继拉来了四门大炮,二辆坦克,增援了三个连的武装兵力。前后共出动汽车四十八辆(小吉普五辆、解放牌四十三辆)和摩托车十多辆。
    下午六点,这些‘联指’成员在当地‘联指’人员的掩护下全部撤出了白沙。六九五五部队及‘造反大军”也相继撤走,结束了这场武装冲突。
    此次武装冲突事件,‘联指’死七人,伤三十人,解放
军死一人,‘造反大军’死一人,雁山镇死一小孩。”(“解放军死一人”为6955部队一个班长——笔者)
这是一条还运用偷梁换柱之术混淆是非,为支韦派“联指”掩盖文革罪行的记载。至少有三个问题:
1、发生武斗的地方不是“白沙镇”,是“雁山镇”。这制造的“笔误”,用心耐人寻味!
2、不说明武斗的两派组织名称是桂林“联指”和“造反大军,意在掩盖此次武斗的始作俑者责任。
2、不指出“开枪打死2人”者是谁,所以这又叫作借刀杀人!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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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掩盖韦国清文革罪恶的官史(续5)

1968年的釜底抽薪

一、“武斗”的成因、性质、责任

1968年发生在桂林市的大规模“武斗”,是桂林文革最大事件。广西经过1983年的“处遗”,区党委和党中央,已经对这场“大武斗”发生的成因、性质、责任等本质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结论。因此,为了证明《市志》的严重错误,有必要在就事论事之前,先重温当时的区党委报告及中共中央的批示。
(一)区党委1983年5月13日,给中央书记处《关于对“七·三”布告重新认识及对外表态口径的请示》的报告全文:

“几年来,我们对‘七·三’布告问题,认识不一致,曾经由乔晓光同志请示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当时认为采取回避态度为好。现在,随着学习和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深入,许多重大问题联系到‘七· 三’布告,干部群众要求答复这个问题。我们对‘七·三’布告进行了反复研究,认为当时中央发布布告是为了防止大规模武斗,但是布告本身确实存在错误,主要是把当时群众组织的一些严重错误行动,定为反革命事件,作为敌我矛盾;同时在执行上是根据这种错误的定性,号召‘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过后又调动了军队和武装民兵,镇压一部分群众,并导致大量乱杀人的后果。至于‘七·三’布告的形成,主要是根据当时广西革筹小组的报告,从现有材料看,当时支左工作有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报告本身带有片面性。所以‘七·三’布告发表后,即为派性利用,成为在几个城市、铁路沿线和一些农村乱打乱杀人的合法依据。在某些县和地方产生了有计划有组织大量杀人的事件。在组织路线上,在成立各级革委会时,把一些指挥和直接杀人的人,结合进了革委会,带来了一系列的不良后果。我区‘文革’遗留问题的严重性,与‘七·三’布告关系甚大。根据这些情况,我们认为应当把‘七·三’布告的问题按上述认识在适当范围内讲清楚是必要的。这样做,将有利于拨乱反正,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发扬党性,克服派性,正确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如需要继续回避提‘七·三’布告,那么对当时群众组织的错误行动定为反革命事件,调动军队、民兵镇压群众,也要讲清是错误的。以上意见是否妥当,请速示复,以便在本月二十日召开的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工作会议上讲清楚。”

(二)中共中央对广西区党委《关于对“七·三"布告重新认识及对外表态口径的请示》的批复全文:

“五月十三日区党委《关于对‘七·三’布告重新认识及对外表态口径的请示》电悉。
    中央书记处原则同意你们来电中提出的意见。执行中有什么问题,望及时、慎重处理,并报告中央。”

我们可以根据区党委和中央的文件,弄清楚几个重大问题了。
(一) “武斗”的成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文革的整个过程中,广西对立的两大派的主要矛盾,是“支韦”和“打韦”。当这个矛盾激化到从量变到质变的时候,韦国清及支持他的政治派别,就把 “打倒韦国清”的人,当作了“阶级敌人”;又因“军事是政治的继续”,当政治方式不能解决矛盾的时候,运用武力镇压不同政见者,就成为必选的手段。所以“武斗”,就在全广西境内发生了。因此对于“广西4·22”和“桂林老多”来说,不是想不想打仗的问题,而是韦国清通过他所掌握的群众组织“联指”以及各级人武部所指挥的民兵,已经对他们展开了全自治区规模的军事镇压了,也就是说“想要活命,必须抵抗”。这就是1968年广西“武斗”的起因。
(二)但韦国清要使广西的军事镇压合法化,就必须得到中央的支持,于是他在实施镇压的同时,通过所把持的区革筹,向中央谎报军情,所以才有1983年区党委报告中央的“‘七·三’布告的形成,主要是根据当时广西革筹小组的报告,从现有材料看,当时支左工作有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报告本身带有片面性”一说。韦国清终于拿到“尚方宝剑”,《七·三布告》下达了。据此人们又有理由说:《七·三布告》,是韦国清策划制造出来的!
(三)《七·三布告》的错误,是“主要是把当时群众组织的一些严重错误行动,定为反革命事件,作为敌我矛盾;同时在执行上是根据这种错误的定性,号召‘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过后又调动了军队和武装民兵,镇压一部分群众,并导致大量乱杀人的后果。”
(四)现在可以给1968年的广西全境包括桂林的 “武斗”重新定义了:既然是“调动了军队和武装民兵,镇压一部分群众”,那么被镇压的那部分群众—— “广西4·22”和“桂林老多”的武装抵抗,也就不是“武斗”,而是“正当防卫”了。这就是广西“武斗”的性质。广西在1968年,根本就不存在“武斗”,存在的是军事镇压及由此而带来的血腥大屠杀!
(五)1968年发生在广西的人间悲剧,罪魁就是韦国清。这是他无法解脱的历史责任!

二、《市志》的错误

(一)《市志》记:“5月初 两派群众组织分别占领据点,逐步形成以阳桥为界的南北对峙局面。”

在1968年的5月初,桂林对立的两派确实“分别占领据点”,但谁是主动先占的?谁是被动后占的?这里面却大有文章。

对此,官方资料有记载:“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上午,地区革委会成立。在市体育场召开庆祝大会,地市‘造反犬军’未参加。当天,‘桂铁工总’负责人龚志明、地区‘造反大军延安总部’阎
振声、翁泰元等人与警司、军分区执勤人员发生冲突,被警司扣押。下午四时左右,‘造反大军’的‘地专延安总部’及‘桂铁工总’等组织上街游行,到警司门前静坐示威,并提出抗议,地、市‘造反大军’也参加了这一行动。桂林两派围绕着一个‘权’字,在反对和保卫革委会的问题上,矛盾越来越大。五月三日“联指”发出《公开信》
勒令“造反大军”静坐人员于五月四日中午撤出警司,否则,将采取最坚决的行动。五月四日‘造反大军’未撤出警司,‘联指’武斗人员便于当天带着背包集中于市委院内‘联指’据点,并抢占东、南、北门的制高点,‘造反大军’也相继占了市中心的制高点。”

“看官”,一派静坐示威,另一派则以此为借口抢占据点,其中的奥秘,不言自明了吧?

(二)、《市志》记:“5月17日~8月3日 两派大武斗,全市陷入混乱状态。”短短一句话,里面却藏有三十六计的“瞒天过海、釜底抽薪、笑里藏刀”等大学问!

1、这又是掩盖韦国清文革罪恶的典型例子。因为实际是军事镇压的桂林 “大武斗”,是韦国清及其帮派势力一手制造的。这叫瞒天过海。
2、1968年桂林两派“大武斗”,打了近三个月,期间发生了许多大事件,《市志》却想用13个字轻轻带过。这叫釜底抽薪。
3、表面上看,《市志》两派都谴责,实际上“桂林老多”及数以万计的桂林人民群众,是这场军事镇压的受害者,却成了使“全市陷入混乱”的责任方了。这叫笑里藏刀。

官方资料是这样记的: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二日,地区‘联指’常委伊景春、唐廷国及桂林市‘联指‘孙忠禄、张燕生等人在荔浦县召开十二县联合会议,会议由伊景春主持,唐廷国、张燕生在会上介绍桂林情况,呼吁各县行动起来,保卫地、市革委会,会议决定,每个县先派十名代表到桂林向驻军和地、市革委‘反映情况’,并发表‘联合声明’,造农民武斗人员进城有理的舆论。  
    五月十三日晚,‘造反大军’负责人刘振林、周兆祥、孔宪才(齿轮厂干部)、戴明德等人在师院历史系刘振林的房间召开会议,会上分析了形势,确定了‘针锋相对,文攻武卫,立足于打’的方针,并提出了分为:防御、相持、反攻三阶段的‘红色山城保卫战’的作战方案。
    五月、十四日至十五日,周兆祥等在师院召开‘工总’常委会,刘天偿说:‘现在联指占了那么多据点,我们只有打才有出路,只有打才能把主动权夺回来’。刘振林说:‘我们要先下手为强,在他们(指‘联指’)没有准备好之前,就把他们干掉。’
    当天下午,‘造反大军‘立即召开各武斗组织的领队会议,刘振林、刘天偿在会上作了武斗动员,并成立了以总指挥刘天偿、副总指挥周兆祥、地区干部邓井发、关伯岩为首的桂林地、市‘造反大军’文攻武卫总指挥部,刘振林是司令部成员。
    五月十七日,地区‘联指’组织十二县的八十六名代表到达桂林。地、市‘联指’的负责人李年生、曹铁军、伊景春(地区干部)等人在东方红饭店接见了进城代表,并研究成立‘桂林战场前线指挥部’。
    五月十九日晚,地、市革委会和驻军部分领导景伯承、吴新中、陈秉德、冯邦瑞等十七人在榕湖饭店小礼堂接见了十二县代表,接见中,市革委会副主任陈秉德对各县农民所谓关心桂林‘文革’表示感谢。市革委会副主任冯邦瑞发表不同意农民进城的意见而受到指责。
    五月二十四日,地、市‘联指’的主要负责人伊景春、唐廷国、轩凤欢、廖祖迪、李年生、曾明轩、曹铁军和地区干部徐孝治在桂林饭店召开会议,研究组织各县民兵进城和筹集枪支问题。从六月四日起,在地区革委和桂林军分区的部分领导支持下,地区十二县人武部先后组织了约八千多名武斗人员(含各县人武部干部一百二十多人)进入桂林。为
便于对各县进城武斗人员的统一领导和指挥,六月五日晚,地、市“联指”头头在东方红饭店开会,成立了‘桂林地区保卫革命委员会总指挥部‘(以下简称‘桂保总’),总指挥:曹铁军,副总指挥:曾明轩(兼桂北民兵师师长)、王荣(临桂)、董茂轩(荔浦)、邰连刚(阳朔)、李年生等,  总政委:徐孝治,参谋长:丁绚(桂林百货站党委书记)。
同日发表了关于要‘坚决消灭桂林地、市“造反大军”一切“反革命武装”,桂林“造反大军”必须无条件地向“桂保总”全部缴械投降’的通令。
  六月六日,‘造反大军’刘振林、孔宪才(齿轮厂干部)等人在师院办公大楼召开‘文攻武卫指挥部’成员会议,分析作战形势,会议决定趁各县‘联指’武斗人员刚刚进城立足未稳,打他个措手不及。
  ‘工总’为了适应武斗的需要,于七月十八日将原‘工总‘小分队扩编为‘工总四野’,其领导班子:司令员刘天偿,副司令伍奕仟(交通局保修工人),政委唐玉星(工具厂工人),副政委刘重喜(市公共汽车公司职工)等。
    桂林两派经过策划,在人员组织和武器上作好了准备,拉开了大武斗的序幕,武斗中大致有以下几个较大的行动。
    1、抢占据点
    ‘联指’在五月四日下午四时首先抢占了阳桥头原榕城饭店(‘大联委’所在地)、食杂第六门市部、中医院、南面的东方红饭店、桂林饭店、北门的百货站办公大楼、地区农械厂、北门粮库、东面的桂林印刷厂。接着,‘造反大军’也相继抢占了市人委(即市革委会所在地)、专署大楼、红星印刷厂等据点之后,并多次主动进攻“联指”据点。
    五月十六日晚,由戴明德率领七十余人,乘夜暗潜入预定位置,先用炸药包将百货站办公大楼炸开了两个大洞,尔后向大楼发起冲击,‘联指’成员何嘉荣、杜修柱、军管战士谭绍宏被打死,打伤多人。
    五月二十四日早上六点许,‘造反大军工总’武斗人员分别使用定向炸药包、轻重机枪、冲锋枪等武器向地区农械厂“联指”据点发起进攻,武斗中,双方各死二人,并打伤一名驻厂的解放军战士,炸毁厂内一些建筑物。
    五月二十七日,刘天偿召集本派负责人在师院办公楼研究攻打房地局‘联指’据点问题,并成立了前线指挥部,指挥部设在艺术馆,五月二十九日拂晓五点,在刘天偿等人指挥下,‘工总’向房地局‘联指’据点发起进攻,发射炸药包二十个(炸响十个),炸毁民房一间,压死房内市民二人,炸伤三人,打死‘联指’武斗人员一人,并占领了房地局据点。
    六月五日,‘造反大军红卫师’在刘振林、刘天偿的组织指挥下,向‘联指山鹰’据点榕城食杂门市部和‘五四铁笔‘据点榕城饭店进攻。用炸药包炸塌了榕城饭店的一角,武斗中‘联指’伤亡十多人,‘造反大军红卫师’伤亡三人,师长戴德明被打死。  
    为切断‘联指’的南北交通,‘造反大军’刘天偿、谢荣杰、周兆祥、刘振林等人经过策划,在刘天偿、谢荣杰、孔宪才等的指挥下,于六月九日、十日、十二日三次派唐品端(玻璃厂工人)等八人炸毁了德智桥和新桥。
    2、甲山伏击
    六月上旬,桂林市区武斗日趋激烈,市内交通断绝,市西郊甲山公路成为南北运输的主要交通。‘造反大军’负责人刘天偿获悉“联指”汽车频繁往返甲山公路运送人员、物资。为了配合‘造反大军’北面武斗,决定派人前往伏击,。伏击中,打翻汽车一辆,打死对方十一人,重伤四人。
    3、攻打榕湖
    六月十二日下午三时,桂林‘联指’武斗人员、‘五四铁笔’和荔浦‘联指’武斗人员,在曹铁军、丁绚、孙忠禄等人的指挥下,向榕湖饭店发起攻击,于当天下午六时结束,武斗中打坏了一些建筑物,‘联指’被打死三人。
    七月十三日,临桂、平乐、全州‘联指’武斗人员再次攻打桂师和榕湖饭店,平乐县武斗人员被打死十二人。
    七月二十三日早上,永福、平乐、龙胜‘联指’武斗人员及‘五四铁笔’部分武斗人员,在徐孝治的指挥下,又一次攻打桂师、榕湖饭店,武斗中,永福死七人,龙胜死二人。
    4、争夺北门  
    六月九日上午,‘造反大军’刘振林派出部分武斗人员到北门贮木场附近的铁路叉口打伏击,打翻‘联指’汽车一辆,打死四人、伤多人。随后又由刘振林带队打虞山,刘天偿、伍奕仟、邓井发负责打观音山,周兆祥指挥打北门。
    六月十三日,全州、灵川、兴安等地“联指”武斗人员,在曾明轩、蔡辉龙(全州)等人组织指挥下,向‘造反大军桂铁工总’的北站据点发动进攻,在炸药包、迫击炮的轰击下,炸死在防空洞内躲武斗的群众五人,抓走从防空洞逃出的六名职工家属,到地区林业局后将其活活打死五人。
    六月十四日,‘造反大军’刘天偿、伍奕仟、汤其新(市政工程处职工)带领武斗人员从甲山村出发,偷袭了机械厂、铸造厂和冷冻厂,占领后,刘天偿指挥用炸药包向三机床厂宿舍和百货仓库“联指”据点轰击,致使百货仓库爆炸起火,大火连烧三天,烧毁库房五栋,损失五百四十余万元。双方激战后,七月十三日凌晨,‘桂北民兵师’的武斗人员向地区贮木场、气象站、外贸仓库、桂北铁路高站台、化工原料仓库等目标发起进攻,化工原料仓库内的氯化汞、松节油、松香、油漆等易燃物资被击中起火,大火燃烧了两天两夜,损失数十万元。
    5、南北夹击
    六月二十日,‘桂保总’在五一饭店召开南北武斗指挥人员会议,会议由曹铁军、徐孝治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曾明轩、唐延国、伊景春、廖祖迪(地区干部)、丁绚、李年生等及各县武斗人员负责人,会议主要研究对‘造反大军’进行南北夹击,缩小包围圈的作战布署。
六月二十二日,南片‘联指’首先打响,曹铁军、徐孝治、丁绚亲自指挥市‘联指’武斗人员,临桂、平乐县‘联指’武斗人员攻打桂师和榕湖饭店,双方先后争夺了三、四次。另在西山一带,双方争夺山头,反复激战。
  北片,由曾明轩、李年生、唐廷国指挥桂北各县武斗人员,于二十三日凌晨五点向北站、虞山庙和二级站等处发起进攻,双方进行了反复的争夺,‘联指’一度占领了观音山和虞山庙等据点。
    六月二十四日,‘造反大军’召开了紧急会议,提出一定要夺回北门一带,解决粮食问题。当晚,由刘天偿、伍奕仟等人带领‘造反大军工总’小分队向观音山‘联指’据点发起进攻,经过一天两夜的激战,最后在炮火的掩护下,攻下了观音山。唐兆瑄等人带领‘造反大军红卫师’向虞山庙发起进攻,于二十六日天亮时占领了虞山庙和面粉厂。
    六月二十七日,刘振林等人带领‘红卫师’相继攻占了第一粮库和盐仓,共夺得粮食二千多万斤。
    北片‘联指’由于打了败仗,丢了四个据点,伤亡较大(死亡一百零一人),二十八日,全线退到水电设备修造厂至灵川县一带。
    6、兴安夺枪
    ‘联指’南北夹击失利后,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桂北武斗民兵师司令部成员曾明轩、李年生与地区‘联指’头头唐廷国、廖祖迪、唐贵才(兴安)等人和桂北五县武斗组织的负责人,在灵川县委小会议室开会,分析失利的原因是:士气不高,武器不好,而武器不好是主要的,因此,决定到兴安‘四五三’国防仓库去夺枪,并成立了‘夺枪指挥部’,总指挥是曾明轩,成员有伊景春、唐廷国、廖祖追、李年生、唐贵才等。
    夺枪开始以后,市‘联指’曹铁军等人在五一饭店,布置动员郊区和桂南各县的武斗人员前往兴安夺枪。
    在夺枪指挥部的组织指挥下,从六月三十日上午九时五十分起至七月四日,先后有地区十二个县武斗人员、桂林市‘联指’、柳州部分‘联指’成员,连续五天对‘四五三’仓库发起十一次冲击,最多时达一万多人,少时也有五、六百人,他们从‘四五三’仓库夺走各种枪支五千六百三十六支,各种弹药三百二十五万零七发,各种手榴弹十二万四千
四百二十八枚,爆破筒一百一十四根,各种军需物资和私人物资七百八十三件。  
    7、西线激战
    兴安夺枪后,‘联指’枪多弹足,‘桂保总’在芦笛岩附近的苗圃召开南北联合会议,会议由曹铁军、曾明轩、徐孝治等人主持,李年生、丁绚、‘五四铁笔’负责人张燕生以及各县武斗人员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了丁绚提出的‘南北佯攻、西线突击’的作战方案,决定在西山一带组织一次大打,向‘造反大军’发起总攻。
    七月十三日凌晨,各路‘联指’武斗人员分别从西、南、北三面向‘造反大军’发起总攻。在重点突击的西山一带,在炮兵的支援下,‘联指’一度占领了桥头山、雷劈山,后因遭到对方的猛烈反攻,被迫撤离雷劈山。
    七月十七日晚十时,‘联指’向西山发起进攻,打死‘造反大军’红卫师三人,俘虏八人。
    七月十九日,‘造反大军’下属组织出动了一个武装连,进攻并夺取了恭城县武斗人员驻守的白岩山阵地。在阳朔武斗人员支援下,恭城又夺回丢失了的阵地,并将对方式斗人员围困在半山腰进行围歼,对方除少数几人侥幸逃脱外,其余四十多人均被打死。  
    同日,‘造反大军’为了夺回白岩山,因一O四部队礼堂驻有‘联指’武斗人员,无法通过,于是炮击一O四部队礼堂。同时,为了摧毁‘联指’设在东方红玩具厂的炮兵阵地,炮击中,由于方位,距离没测准,致使越校中弹。
    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桂保总’徐孝治、丁绚在乳胶厂宿舍区指挥荔浦和市‘联指’武斗人员,再次强攻雷劈山,激战中,荔浦‘联指’死四人,市‘联指’死八人,伤十多人,对方‘红卫师’死五人,伤四人。
    七月二十七日至八月三日,‘联指’又以数连的兵力向‘造反大军’据守的飞凤山、雷劈山、打靶场等地多次发起进攻,双方反复激战。
     此时,‘造反大军’已无法向南推进,在军事上采取以攻为守,隔榕杉湖炮击,固守阳桥、榕杉湖一带。这次大武斗,参战人员之多(两派逾万人)时间之久(两个月)牵涉面之广(十二县一市),均属罕见。
武斗期间,交通中断,工厂停工,商店关门,学校停课,机关无法办公,近郊农民无法生产,人们不能正常生活,整个山城陷于一片混乱,恐怖之中,据不完全统计,桂林市死于这次武斗之中的武斗人员和无辜群众共四百零六人桂林地、市及十二个县的武斗人员一百九十八人,两项合计为六百零四人(不包括桂铁及外地在桂林被打死的人数)”

说明:我之所以引用上述官方资料,并不是因为这些资料十分公正和真实。可以说,即便是广西1983年“处遗”后编写的官方资料,因为在当时中央“宜粗不宜细”的方针指导下,在文革中是韦国清的坚定支持者及合作者的广西区党委第一把手乔晓光的直接领导下,广西的“处遗”及资料编纂,就不可能是十分公正的,因而也就不可能是十分真实的。这是广西文革历史遗憾的一页。但与《市志》相比,前者还是比较可信一些。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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