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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盛泽  王于、李威、左英在“文革”中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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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帼悲欢当年事——王于、李威、左英在“文革”中的遭遇
来源:福建党史网  作者:王盛泽      

王于 、李威、左英三位老战士是原福建省委和福州军区领导人的夫人,也都曾是厅级单位的负责人,她们以自己的才能撑起过一片天,创造出有目共睹的业绩,受到人们的尊敬。但在黑白颠倒的“文革”大动乱中,她们却因为自己已有成就而惨遭迫害。

王于 :“高考红旗”成为“高考黑旗”,最早被游街示众

王于 是河北保定人,1921年出生。早年就学于保定女师时投身革命,1937年参加八路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到新四军,先后任战地服务团副队长、民运队长、区委书记、地委妇委副书记等。她是新四军有名的“才女”,既会做群众宣传工作,又写得一手好文章。建国后,她随丈夫叶飞入闽,先后担任省妇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教育厅厅长兼党组书记。她主持福建教育工作十多年,为福建教育工作进入全国先进行列作出了贡献。“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王于 作为教育厅长,首先受到“红卫兵”的冲击。1966年8月24日,厦门第八中学部分造反组织的师生向省委提出要王于 到该校接受批判。因为这一无理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该校师生300多人步行赴榕,以向省委、厦门市委施加压力。有关部门只得派车把他们接到福州,他们便在福州各学校进行串连。29日,厦门大学、华侨大学及福州地区“红卫兵”冲击省委召开的“批判教育战线修正主义大会”,并逼迫叶飞接见。学生们一定要叶飞承认王于 是“黑帮”,叶飞一直顶着,学生们一直闹到凌晨方止。这就是福建“文革”史上有名的“8·29”事件。在“红卫兵”的压力下,省委只得召开了一个宣传、教育界揭发批判万人代表会议,会上王于?受到批判,并被宣布停职检查。对此她实在是难以想通,把教育搞上去,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这何罪之有呢?王于 刚到教育厅时,福建教育事业的发展规模和质量都比较落后,1954年高考的文、理科成绩,及格率(平均60分)只有5.6%,在华东各省排在倒数第一二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王于 带领和团结广大干部、教师,坚持不懈地做了大量工作,采取了许多得力、有效的措施,付出了艰辛的劳动。首先是始终不渝地抓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提高教育质量。为此她紧紧抓住提高学校领导水平和教师水平这个带根本性的环节。她强调“学校领导干部能做曹操的就做曹操,不能做曹操的就做刘备,请诸葛亮当军师,团结依靠广大教师做好工作”。她不仅这样要求别人,自己首先做到,她尊重教师,依靠教师,爱惜人才,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形成合力。特别是对于福州一中等重点学校,她更是倾注了满腔心血,下大力把这些“试验田”搞好,树立了榜样,建设了不少第一流的重点学校。全省中学理科实验室的规模、设备和管理效率也达到了全国第一流的水平。连续数年我省高考成绩名列全国前茅,树立了一面“高考红旗”。1959年底,《人民日报》发表了《福建省中等教育跃入全国先进行列》的报道和《全国提高中等教育质量》的社论。此后,全国有15个省市派出教育代表团来我省参观学习。

但是随着全国教育战线被全盘否定,福建的“高考红旗”被诬为“高考黑旗”,王于 被诬
为福建“教育黑线”的“黑典型”。以后,叶飞被打成“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福建的代理人”。因为叶飞的关系,王于受到更厉害的冲击。

1966年11月1日晚上8点,厦门大学、华侨大学、厦门八中、福建林学院及南下学生约200
人,冲进叶飞住地,要揪王于 回厦门批斗。这期间,王于 被批斗关押,经常与丈夫见不上面,互不知道音讯。叶飞被迫检查后,王于 更加受到非人的折磨。有一次,造反派抓住她的头发使劲往后拽,按住她的胳膊要她跪下。可她就是不低头、不下跪,如此反复几次,她硬是稳稳地撑住了。造反派恼羞成怒,从后面挥脚朝她的腿上一阵猛踹,她的腿就这样被踢坏,留下了终生残疾。

后来造反派不顾中央的决定,把叶飞、王于 住地搞成了“反修展览馆”,王于 一些日常用品如衣服、鞋子都被作为“封、资、修”的东西,摆出来展览,让群众参观。1967年1月16日,叶飞、王于 竟被“造反派”强行拉上卡车,戴上高帽,在福州城里游街示众。叶飞被周总理接到北京保护起来时,王于 还被关在省立医院,一点也不知情。后来,她又被关押到西湖边的工人疗养院。当时疗养院被临时改做“走资派集中营”,王于 在这里受到“军事管制”,一人住一间房子,不准走出门外,不准随便讲话,不准和别人交往,晚上不准熄灯睡觉,大小便须向哨兵报告。名义上是监护,实际上是关押,王于 失去了行动自由。她的任务就是三项:一是自我检查,交代问题;二是揭发叶飞和省委的问题;三就是接受造反派的批斗。

这期间,王于 几乎天天都要接受批斗,省直文教部门、大中专院校、各地中小学校等轮番拉她去批,一批就是大半天,不分白天黑夜。她不仅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而且人格也惨遭非人侮辱。1967年11月间,王于 被造反派从管押的地方“提”出来,押解到华侨大厦。此时这里已成为打派仗的据点,王于 被禁闭在一间房内。一天晚上,睡梦中的她被一阵粗暴的踢门声所惊醒,她旋即被蒙上眼睛,押解推搡到了楼外野地,背后是一片拉动枪栓的声音。

“不交代,就开枪了!”那些人恐吓着、叫喊着,枪口顶住了王于 的后脑。王于 沉默着,等着那生与死的时刻。没想到,这是造反派导演的一场假枪毙的把戏。不久,王于 被赶出了福州,“监护”到建阳山沟里的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当叫叶飞、王于 “爸爸、妈妈”的阮朝阳,从外地赶回福州,又从福州长途跋涉,终于见到了王于 妈妈时,他惊呆了,“仅两年不见,妈妈竟苍老得这样厉害,腰弯了,腿也不好使了,头发白了许多,人也瘦了”。当时王于 还不到50岁,住在一层楼的楼梯间,地方狭小,连站也站不直,她就睡在铺了一点稻草的水泥地板上;每天还要拖着病体打扫饭堂、烧开水。即使这样,她也没有屈服。

李威:被诬为贺龙“黑线”人物,差点去见马克思

李威祖籍南京,1937年参加革命工作,在上海话剧界救亡演剧队为队员。1938年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和工作,次年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这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南下福建后,曾任青年团厦门市委副书记、共青团福建省委宣传部长、副书记兼省体委副主任。1956年专任省体委党组书记、副主任,后任主任。在此期间,李威坚持一手抓群众体育的普及,一手抓竞技体育的提高,开创了福建体育工作的新局面。先后培植了720个全国和省级群众体育先进集体。陆续创建了32个项目的优秀运动队,促进了福建竞技体育运动水平的不断提高。在1959年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上,福建获全国羽毛球总分第一名,在第一至第三届全国运动会上,福建体育代表团的运动成绩皆名列前10名。同时为国家输送了一大批优秀运动员。这些成绩的取得,与李威的亲力亲为是分不开的。

这样一位对福建体育作出重大贡献的有功之臣,在“文革”中遭殃了。1966年8月26日下午3点多,一大批人冲进体委办公室,把李威等几个人推搡到了会议室。李威等人站在凳子上,被戴上用报纸卷成的高帽,接受批斗。9月16日,李威被停止省体委党组书记职务,进行检查。此后,李威还被加上“走资派”、“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独立王国”、“摧残国防体育”等的罪名,无辜受到审查批斗。

确实,李威虽然只是副主任,但她是党组书记,而体委主任是起义过来的民主人士,主要工作还是落在李威的身上。这期间,李威为了改变福建体育的落后局面,真是呕心沥血。一方面,李威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体育方针。新中国对体育非常重视,当时贺龙元帅亲自担任国家体委主任,各项工作抓得很紧。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李威与贺龙的接触肯定是比较多的。

另一方面,李威立足于做好自己的工作,争创好成绩。为此,她采取了各种办法。首先是取得各级领导的支持,针对当时体育不被大多数人所理解和认识的状况,她总是利用和争取一切机会,在各级领导中宣传体育,以求他们重视。一次省委全会上,她利用好不容易争取到的一个仅十几分钟的发言机会,向各级领导呼吁重视和加强体育工作,给与会人员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常说,体育部门干部要做到“三皮”,即磨破嘴皮、跑破脚皮、饿破肚皮。她总是争取各种机会,通过大会、小会、口头、文字、汇报、报告等形式,向省委、省人委请示报告,向各专、市、县、公社党委负责同志、有关业务部门,三番五次地反复宣传,争取支持。于是在各种会议前后、间隙,都可以看到她穿插于各级负责人面前的身影,见到她苦口婆心的宣传场面。因此引起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的误解,以致出现“抢镜头”、“苦心钻营”等各种难听的话,但为了体育她也在所不惜,慢慢地人家都理解了她的一片苦心,由误解转而产生尊敬。

要提高体育水平必须有人才,人人都说李威爱才如命。为了网罗体育人才,李威可谓想尽了千方百计。为了发展福建的羽毛球运动,李威争取了省领导的支持,于1956年创建了我国第一支羽毛球优秀运动队——福建羽毛球队。不仅从北京争取了王文教、陈福寿分配给福建,而且争取了不少归侨运动员和教练员的加入,组成了由男女各4名运动员的羽毛球队。这支队伍在同年十三城市羽毛球锦标赛中获得4个单项中的3项冠军、3项亚军。在1959年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上,囊括全部5个单项的冠军。此后长盛不衰,著名运动员汤仙虎称霸羽坛十余载。李威因为对福建羽毛球倾注了大量心血而被大家尊称为“羽毛球妈妈”。

倪志钦是我国著名的跳高名将,开始集训时效果不理想,教练员想把他退回去,是李威慧眼识才,硬是把他给留了下来,终于造就了一名屡破世界记录的名将,为国争了光。后来倪志钦到北京集训,李威还想方设法为他解决家里的具体困难,让他安心训练,创出好成绩。此外还有跳远名将刘玉煌,也是被李威发现和多方培养起来的。

为了把福建的体育搞上去,李威真正是把整个身心都扑在了体育工作上。对体育来说,原来她也是个门外汉,但她干一行爱一行,硬是靠自己的学习和钻研,使自己从外行变成内行,再成为专家,哪一个体育项目,她都能说出个道道来,令许多教练员深为佩服。她工作非常深入,常常是直接插到体工队,与运动员和教练员一起探讨。事无巨细,她什么都要问,而且问得特别详细,做到心中有数,有时她问的问题连教练员也一时答不上来。令人惊讶的是,她甚至对自己的运动员和其对手都非常的熟悉,以致可以排出一份上场比赛的名单表。什么事她都要亲为,为了摸索自行车运动规律,提高成绩,她自己也跟运动员一起参加运动。更令人想不到的是,她本人积极参加多项体育锻炼,通过了国家《劳卫制》一级锻炼标准,还获得自行车运动二级运动员的称号,这在全国各省市区体委主任中可说是绝无仅有的。

李威和教练员们一起,根据福建运动员的“小、快、灵”的特点,探索和指导福建男篮创立了小个打大个的先进技术风格,并在第二届全国运动会上战胜了不少强队,获得好成绩,受到贺龙副总理和国家体委的表扬。在李威等人的努力下,福建当时三大球有5个队进入全国甲级行列,群众体育也有了长足发展和进步。在那黑白颠倒的年代,这些成绩反而变成了罪状。全国体育战线都被否定,贺老总被打成“黑线”,李威变成执行“黑线”而难以幸免。千方百计要出成绩反而变成了“锦标主义”;作风泼辣、办事有主见,勇于承担责任,成为“独立王国”。李威受到了非人的折磨,陷入了没完没了的批斗之中。

造反派要李威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她据理反驳:“我没有反党,更不会反毛主席。毛主席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怎么会反对他呢?”她死活不承认。第一次被游斗时,李威调来体委办公室当主任的王浩也被作为“保皇派”陪斗,他也是很早便参加游击队的同志,出身也是无可挑剔的,哪受过这种委屈,一时想不通,回家后伤心得大哭起来。李威怕他受不了,想不开,便不顾自己被斗的疲惫,饭还没吃就赶到他家里做工作,她说:“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研究之末尾,我们要相信党相信群众。”她还举自己的例子,原来她在延安搞“抢救运动”时,曾经被拉去陪同枪毙,但最后还是没事。她要王浩相信党不会冤枉好人,事情一定会弄清楚,要坚定信心。

在那个狂热的年代,一些年轻的运动员也受蒙骗,把那旺盛的精力用在了整人上。李威被戴高帽,被戴上抽掉竹叶的斗笠晒太阳,斗笠上还挂着死老鼠、死蛇。造反派要她承认有政治历史问题,她坚持说自己是清白的,不低头,几个人过来压她低头,她硬顶住,那些人就给她挂杠铃片。此外,她还被迫剃阴阳头,跪玻璃渣,关在铁栏杆里,人格备受侮辱。但李威斗不低头,打不下跪,坦然面对强加于自己的各种不实之词和批斗,照样做工作。她对福建体育情有独钟,丈夫林一心先后两次晋京任职,她没有跟着去,仍留在福建,因为她离不开自己钟情的事业啊。要做事就难免会得罪人,要出成绩就必须苦练。当时正巧全国推广学习日本女排训练法,也即被称为魔鬼教练的大松训练法,高强度的运动量确实使一些人吃不消,产生了满肚子意见。“文革”一来,这些人找到了发泄的地方,把满腔怨气都出在李威的身上。有人说:“你那时逼我们练得那么苦,现在也让你体会体会。”于是就逼着李威也做鱼跃翻滚救球。李威二话不说,下到场地,那些人把球一个个用力向她砸过去,李威硬是拖着沉重的身躯,在地上翻滚救球数十分钟。旁边看的人中少数幸灾乐祸,更多的却感到于心不忍。

李威有两次差点儿到马克思那儿报到。一次是被造反派关在一间楼房里,对面楼刚好住着一帮射击运动员,一个人用小口径步枪瞄准李威射击。李威不敢站起来,只能在房间里弯着腰活动。那个人连着打了好几枪,好在上天有眼,没让打中。另一次是关在体工队时,门口是从山上挖来的小石子铺成的路面,运动员喝令李威出来接受批斗。当时李威头上被戴上篾制的纸篓,双眼难以看见,两只手被反铐在背后。造反派嫌她太慢,大骂起来,并从后面用力一推。丝毫没有防备的李威随即扑倒在地滑出老远。李威身体比较壮实,眼睛看不见,手又被铐住,像一堵墙一样轰然倒地,在粗糙石子路上擦了过去,衣服破了,全身是血,顿时休克过去。对此经历,李威后来作打油诗一首以自嘲:“头戴高帽,两手背铐,一脚踢倒,马克思不让报到。”对自己所遭受的苦难她也是一笑了之,说“这不能怪那些娃娃们,账要算在‘左’的错误头上”。

左英:被诬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叛徒”、“托派”、“特务”

一份建议为左英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报告中这样写道:左英是原省卫生厅党组书记、厅长,“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遭到严重诬陷迫害,除被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揪斗外,在省革委会成立后,还曾被作为“叛徒”、“托派”、“特务”等,由省革委会政治部成立专案组,立案审查达数年,遭受种种迫害。对于一位坚定的革命者,像这样遭受到政治上的打击也是难以承受的,左英因此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之中。她的履历清楚地记载着一位革命者、一位从新四军女战士成长为新中国地方卫生战线领导人的光辉历程。她在著名的五四运动爆发这年出生于上海,早在1936年就参加上海市职业界救亡协会,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在上海仁济医院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赴皖南参加新四军,先后任军部军医处教员、军医、华中卫校教务主任、卫生部保健科长。1943年赴延安,在中央医院当医生,此期间在中央党校一部学习过,特别是有幸参加党的七大。后任华中野战军七纵队、华东野战军十纵队卫生部副部长。福建解放后,任福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卫生处长、福州市卫生局长。1953年后任省卫生厅副厅长 、厅长、党组书记。这样一位革命者,竟然被作为“叛徒”、“特务”受到审查,现在看来非常荒唐可笑的一幕,确实在“文革”中上演过。

左英担任福建省卫生厅领导期间,为了改善全省卫生条件、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而不懈努力。解放初的福建,卫生条件极差,特别是广大农村,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健康保障,各种疫病肆虐,百姓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福建历史上是疫病多发地区,疫病一发,往往十室九空,因此首要任务是大抓防疫治病。此项工作由左英和吴云鸿具体负责,他们在原有的国民党时期的东南鼠疫防治所的基础上,大力加强各级卫生部门的防疫机构,组建了省、专区、市、县卫生防疫站专管,实行领导、专营、群众三结合,开展群众性灭鼠活动。并从北京请来专家帮助治理。在各级部门的配合下,经过多方努力,短短数年中,消灭了霍乱、天花,基本上控制了鼠疫等烈性传染病。同时还开展了防治血吸虫病的工作。

在此基础上,左英下大力抓各级卫生机构的健全,建立了完整的医疗体系。省、地、县三级首先建立健全起来,县级医院至少有内外科、妇幼科、五官科、中医科等。还建立医疗指导体系,省指导地区,地区指导县。此外,省里还抽出人员组成巡回医疗队,充实各地。对医务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比如福安、三明等,省里从几家重点医院抽出骨干去支持,时间一般是几个月到几年不等,有的干脆就留了下来,这些人起了很好的传帮带作用。

为了方便农民看病治疗,左英心中一直在考虑如何解决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她着手举办联合诊所,实行自愿结合、自筹资金、民主管理、按技分红的原则,政府采取扶植和鼓励政策,免征工商税。到1957年全省城乡共有这种诊所1099所。但光有这些还不够,恰巧中央决定中药材经营划归卫生部门管,经争取,财政厅同意不多的中药材利润可不上缴,充作卫生经费。左英高兴极了,她派出干部做了一年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将农村私人小药店、联合诊所、个体开业医等,按政策赎买折价入股,组织他们医药入社,以国营、集体、个人三者共同负担,建立起社有院、大队有站、小队有室的保健站网。同时培训赤脚医生,卫生防疫国营补贴,治病推行合作医疗的制度,深受群众欢迎。

根据毛泽东“中医药是个伟大宝库,应该继承、提高、发扬”的指示,左英十分重视对祖国传统医学——中医的挖掘、利用。省里办起了中医学院和中医研究所,做到科教研三结合,使传统中医得到发扬光大。她一方面重视发挥老中医的积极性,请有一技之长的老中医出山,注意收集民间秘方验方,推广使用,并让有名的老中医带徒和开办学习班,使祖传医术不至于失传。另一方面提出了以国内外现代自然科学成果来研究探索中医理论,创立新医药学派。在左英的支持下,创立了经络研究室,对祖国传统医学加强研究。福建在消灭丝虫病运动中,中医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有几万个大粗腿(橡皮肿)病人无法解决问题,后得到泉州市一位土中医的帮助,提供出用土筒和柴火进行烘绑疗法的偏方,临床效果明显。这种办法可就地取材,只花几角钱就能使这种症状得到根治,后来在全国推广,还走出了国门。为了提高福建的医疗卫生水平,左英特别重视发挥各类旧有医务人员的作用。当时有一些知名的医学专家,如李温仁、吴皎如、夏美琼、于恩庶等,她都信任有加,放心地使用他们,使他们能放手大干作出贡献。可这在“文革”中也成为她的一条罪状。左英不仅支持他们做好工作,而且在各种运动中对他们全力进行保护。李温仁因为对卫生工作提了意见,人家要划他为右派,是左英把他保下来。左英尽力保护了不少人,但她自己却未能幸免,虽然在“反右倾”时应付过去,可后来被打成右倾,受到文教部门的批判。

“文革”初期,就有人告了左英一状,说她多次强调卫生部门不是革命对象,是自然科学,运动中对思想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要区别开来;说她业务至上,“专家”权威至上,置专家作用于党之上,专家向上要求什么就解决什么,重用和包庇专业知识分子;说她以卫生部门特殊,不能生搬硬套为借口,抵制毛主席的指示和省委指示的贯彻,等等。这就难怪左英在“文革”中要遭殃了。

“文革”前夕,面临许多老护士要退下来,不少人把青春献给了护理事业,连婚也没有结,左英同情和照顾她们,便在西湖边买了一块地,准备盖一座“护士之家”,以解决这些人的安置问题。这不得了,左英因此被批为“修正主义”。在卫生厅机关,大家对左英都很了解,所以对她的批斗还没有那么过火,仅口头批斗比较多。但左英还是被一些下属部门、医院、学校等拉去批斗。她的脚在解放初受了重伤,走路很吃力,所以经常要依靠一根拐杖支撑,一次在医学院接受批斗时,一个学生把她的拐杖踢得老远,使她摔倒在地,但她后来丝毫没有计较。

这些无辜的批斗左英都能承受,特别让她难以承受、对她打击最大的是,自己的丈夫、原福州军区政委刘培善竟然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在那最悲痛的日子里,是周恩来总理给了她生活和斗争的勇气。刘培善的不幸去世,惊动了中央,周恩来在组织专人调查后,严厉斥责了有关人,并勒令其作检查。后来,刘培善被宣布为革命烈士,毛泽东、周恩来还接见了左英,使她心里得到莫大的慰藉。但某些人却不顾事实,大造谣言,说左英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要背靠背审查。军队外调人员竟胁迫皖南事变被俘、在上饶集中营待过的同志证明左英也在集中营,以便给左英栽上叛徒、特务的帽子。事实上,左英在1940年12月20日已随后勤部门撤离了皖南,距皖南事变发生相差有半个月,“关公战秦琼”的笑话根本不得人心,事实终归是事实。

在周恩来的提议下,左英决心离开福建,调回上海。1971年初,左英回到家乡,先后担任上海市第二医学院党委书记、上海市卫生局党组书记、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直到离休。历史是最公正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王于 、李威、左英都获得平反,恢复了名誉,她们所做的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和作出的重要贡献都得到了肯定,她们也都在新的岗位上作出了很大的成绩。现在王于 已经辞世,李威和左英还健在,还在为祖国的建设发挥着光和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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