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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文军:从“北航黑会”到“7·25”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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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钱文军·


1968年7月中旬,接到军管会通知,我们乘坐据说是周恩来的专机飞往北京,接着住进了解放军政治学院。自由了两三天,接着就隔离在这里:不准外出,不准串联,不准外人来探访等等。
大约在7月16日,白鉴平过来通知我去他的房间,到那里发现已经坐了许多人。高天寿正在说什么。大意是:清华蒯大富召开座谈会,邀请了广东旗派、青海八一八、徐海踢派、四川反到底等各地造反派主要负责人,希望我们也去参加。似乎高天寿介绍说,已经开了一天,各地造反派有许多经验都不错,听了很有启发。白希望我能一同参加,我表示没多大兴趣,因为我根本看不起蒯大富,从3月到5月初,我在北京呆了差不多两个月,跑过几趟清华,眼看着这家伙俨然中央领导人似的,不可一世。再说,现在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别忘了这个“条件”,任何时候,毛主席要我们死我们就不得不死。
白鉴平笑道:“你别那么悲观好不好?否定了我们造反派也就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毛主席绝对不会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你只管放宽心。”高天寿解释说,现在全国的老造反派都处于受压状态,北京的“天派”同情各地老造反派的遭遇,需要收集一些具体情况,通过他们与中央文革的关系,把各地情况报告给中央文革和毛主席,以改变这个状态。我觉得这些意见实在太天真了,其实中央不可能不知道各地的实情,说不定正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既否定造反派,又肯定文化大革命。
争论很厉害,最后白鉴平总结道:那你能怎么办?力争一下总比不争的好。我们什么东西也不向中央反映,别人可没闲着,最后还不是等死?遂统一意见,管他三七二十一,去听听也好。
第二天早餐后,我们几个从政治学院东北角爬围墙出去,到了魏公庄,高天寿等在那里。他不是这次代表团成员,不能住进政治学院。高领着我们搭公共汽车到了清华。
清华园里乱七八糟,比几个月前我来时,武斗气氛浓烈得多了。蒯大富看样子没什么优势,“四一四”的广播喇叭显然更信心十足,我不禁觉得好笑,对白鉴平说:老蒯像蒋介石迁都广州时一样了。白鉴平说:你他**的这把嘴就是不饶人,哪有那么严重?他的话还没落音,高天寿发话了,他叫我们别挤在一起走,分开点距离,不远不近跟着他。万一有人盘问,就说来找亲戚朋友的,千万别说来开会。我抓住他的交代马上驳斥白鉴平,这次白也笑了,说堂堂蒯大司令,在清华也成了 “地下党”,是有点不争气。然后又讥笑清华的武斗工事,跟我们去年刚开始武斗时水平差不多。七转八转,人都快转晕了,高天寿才找到地方,受了一通盘问,终于进了会场。
会议已经开始,我们属于迟到的。一位据说是蒯大富秘书的角色,打着官腔批评我们迟到。当时正好有一位老兄在发言,听起来像是吉林的。我打量一下会场,大约四五十号人,看上去都面露忧愁与冤屈。想起五月份我从北京回广西,进入广西就一路被搜捕,而一旦被抓住就意味着死亡。于是想到,他们回去也许面临同样下场,不免有一种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感觉。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个无产阶级专政不知存在于何处,或许,它本身就是这样一种残酷的返祖现象。广西的事实告诉我,一切武斗和野蛮行径,都是“三支两军”带来的,文革的终极目的就是要使林彪和他领导的军队执掌政权,全国所有的“新生革命政权”都变成了军人政权,足以证明这一点!
但我确实对这些“凄凄惨惨戚戚”的哀怨不感兴趣。并没有先知先觉,而是被形势所迫。1967年8月24日,周恩来代表中央表态:广西“422”是造反派!于是我们全都欣喜若狂。要知道这个表态如此及时,恰在我们被打得眼看就要招架不住的时候,也许周恩来是刻意安排在这个时候表态的。于是进攻立即停止了,而我们还在很长时间内振作不起来。
等待中央正式文件下达便成了遥遥无期的事情,倒是迎来了野战军——55军的亮相支持。这个军的挂名军长是陈明仁,国民党起义将领自然也就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副军长孙凤章,据说是海南登陆战的总指挥。不过副参谋长曹银仲却是地道的“渡海先锋营”营长,我们很快就熟悉起来。自打“三支两军”以来,我们一直是军方的眼中钉、肉中刺,而我们也把军方看成压迫者。现在忽然得到真正的解放军——野战军的支持,这才感到什么叫做“子弟兵”,那些地方部队和军区之类,不过只是穿着军装的官僚而已。
与我们的急切等待相反,广西联指却在8·24表态当夜刷出大标语:“周恩来八·二四表态罪该万死!”接着在第二天大肆散发号外:“余立金同志传达林副统帅指示:‘广西问题要重新研究,广西联指是革命组织。’”如果我们贴反对周恩来的什么标语,那么肯定会被军管会当成“反革命事件”来处理。但联指刷这样的大标语,却没人追究。我曾经问过曹副参谋长,他只是苦笑,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不好对我解释。
然后就是“九·五”命令发布。恰好那一天,我和莫兆明连夜开车到来宾县,那里的“造反大军”组织负责人来报告,来宾县人武部有枪支弹药。当时部队毫无作为,联指的反调越唱越高,武器也越来越多。甚至还主动发起短暂的进攻。我们也在四处搜罗武器,抢枪就如同打土豪、分田地般合理。但我决定先去落实情况。车行到半路,遇到柳州市的两部汽车,装满了人,不时还对天放两枪,不知是示威还是取乐。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是哪一派的。
到来宾县找到报信的人,他紧张地告诉我们,柳州造反大军已经来抢过了,弄走了一些旧武器。据武装部内线报告,中央有一个新命令,可以对抢枪的开火。是广西军区电话传达的,还没有见到正式文件。但武装部已经把新式武器取了出来,并且设了埋伏,再去抢枪就会被伏击。于是我们死了心并赶紧返回柳州,必须马上制止再有人来抢枪。天亮时回到学校,告诉我们的“二把手”,命令一律不许再去任何地方抢枪了,看来中央已经改变政策,不如静待变化。如果这个命令是一视同仁的,倒不失为大好事,因为我们的武器实在比对方少得可怜,干脆两派都缴枪还更有利一些。“二把手”去传达命令,我就睡觉去了。
中午被叫醒,说柳州市学生组织“柳江风雷”去来宾抢枪,我们的“毛利”和方天行也跟去了,结果中了埋伏,死了十几个人。不知他俩是死是活。我立即大发雷霆,责怪“二把手”没有很好地下达命令。最后,“毛利”回来了,方天行成了15具尸体中的一具。这15个死去的学生,最大的也就是方天行,老初二的。其余全部都是老初一的。曹副参谋长看着从汽车上卸下这些尸体,铁青着脸说了一句:“都是些孩子!”
曹原来是解放海南岛时的“渡海先锋营”营长,因为营里牺牲太大,一怒之下枪毙了俘虏,受了处分。而柳州市这些死难孩子的家长们,居然没有什么人嚎啕大哭的,那种漠然的神态给我留下终身印象。就像野兽看待自己死去的孩子一样。我随后登门拜访方天行的父母,原本打算安慰他们,谁知道两位家长同样“没有眼泪,没有悲伤”,麻木地呆坐着。当我征求他们的意见,是否同意埋在我们校园里时,方伯伯道:“随便吧。”柳州市里来的家长们也同样如此。于是我让铁路车辆段用修车皮的东北松木板制作了15具棺木,把他们安葬在我们学校的荒地里。我仔细询问了“毛利”,他显然受到太大的惊吓,神志仍然不很清醒。问了半天才弄清楚,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会遇到埋伏,而且就在武装部的院子里,篮球场上。自己也闹不清是怎样从机枪、冲锋枪的扫射中逃出来的,幸运地成为仅存的三个人之一
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怎么会突然蜕变成这样?我想了很久,似乎明白了一点:在政治权力面前,只有民主的方式才是文明的。当民主不存在的情况下,人性便会让位于兽性。
再接着,传来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最新指示”,其中“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特别是后一段:“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我觉得这个最新最高指示确实是来得英明,问题是加上如此之多的限制性定语,会使它大打折扣。特别是“革命的原则”是什么?谁都可以任意解释。
于是形势迫使我们思索。“肖猴子”干脆提出:“读一点没经别人解释过的马列主义。”的口号,社会上也似乎平和了许多,接着要交枪,许多人想不通,我便四出动员。终于交完了,只有“老虾”把武汉“钢二司”作战部长送给我的那支勃郎宁小手枪藏了起来。不过那支枪确实漂亮,简直就是工艺品,说它是武器真有点过分。我也就懒得追究了。
几乎是刚把枪交完,县份就开始打起来,接着变成屠杀。首当其冲的是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难民开始涌入城市,传说越来越恐怖,有的地方连婴儿也杀。军区与革筹小组说是谣言。但我们知道,没有残酷的屠杀,不可能有那么多老百姓愿意背井离乡。历史证明,那些屠杀都是真的。例如1983年中央处遗工作组编写的《广西文革大事记》里,1967年11月30日的记载便说:“本月,全区各地‘联指’乱杀人现象日益严重。容县民兵在11月内,就打死地、富分子和一般群众以及‘四二二’成员六十九人。”更早,1967年10月1日的记载:“广西一些地方,出现了‘贫下中农最高法庭’,乱抓乱杀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后果严重。仅全州县的一个大队,两天内集体坑杀七十六人。”并详细记载了坑杀地主刚一岁的孙子的过程。
我们亲自经历了广西军区与广西革筹“一边做**,一边立牌坊”的历程。明明是他们操纵“联指”,把全广西的农村民兵都变成“联指”,默许甚至指使他们屠杀。另一方面却说成“两派不断发生武斗,一些干部群众被杀害”;更严重的是,他们甚至伪造证据,无中生有地制造如“上石农总”、“反共救国团”之类冤案假案,煽动屠杀气氛。最后,在1968年3月,调走野战军,派部队直接参加屠杀群众的“武装围剿”行动。
我们心中曾经高尚的革命,一下子被残酷而且无耻的政治斗争现实粉碎了。原来革命也是卑鄙的!更令我们伤心的是,党中央、毛主席、中央文革等心目中的崇高领导,如今却成了泥菩萨!当他们不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死活是无所谓的。而且火上浇油地宣布贺希明、霍泛、谢王岗、袁家柯这四名支持“422”的领导干部是叛徒、特务、走资派。柳州铁路局书记张炎也被康生定性为“坏人”。我们于是认定,广西的屠杀是北京默许的!统治需要奴才而不需要造反派。特别是康生接见云南赵健民的那个讲话,使我们看到一副赤裸裸的无赖嘴脸,“大党阀”就成了康生的代号。于是在我们学校,中央的每一个领导人,都被我们骂过,老毛也没幸免。
我们还反思文革,结论是:彻底搞错了!现在需要找替罪羊,不光是广西“422”,全国的造反派都会成为替罪羊。这几个月的校园里,内部讨论、争论、辩论不绝于耳,但思考的结果是大家都有深刻的认识。特别是湖南传来《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我们虽然有不同看法,却一致认为此文振聋发聩,况且还是我们的同龄人写的,更多了几分自豪与鞭策。最终,我们意识到,如果我们不能自己保卫自己,中央是不会理会我们的死活的。老实说,到这时,那句曾经是我们神圣誓言的:“誓用生命和热血保卫毛主席”已经成了笑谈。
以这样一种心态,参加清华的“诉苦会”,我们与那些依旧痴情不改的与会者便隔了一个层次。因为“七三布告”是对广西来的,在大家的要求下,白鉴平十分得意地即席发言。他介绍了我们被追杀的困境:整个柳州市我们只剩下一条街道,与铁路的地盘还隔着“联指”的据点。各地农民在武装部的率领下,领着津贴进攻我们。基本上离被消灭只有“五十米”的距离。我知道这小子借用毛批评周的话来讲的。
然后我们自己救自己,毫不犹豫地学习毛主席“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指示,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打出一片天地。广西鹿寨县武装部长张春峰亲自率领武装基干民兵进攻我们,被击毙在战场上。“联指”逃到柳北,我们占领了柳州市三分之二以上的地盘,然后我们如何组织生产、生活、治安等等。
他的发言博得阵阵掌声,那些个刚才还要死不活的各地造反派都激动不已,纷纷表示要向柳州的造反大军学习。这天的会议不知怎么结束的。因为我已经跑出去看清华的“小儿科”级别的武斗去了。不记得什么时候,会议结束。说是被清华“四一四”发现了,可能不安全。并已经决定明天到北航继续开。于是我们几个离开了清华,有人提议去吃烤鸭,白鉴平说那玩艺远不及广西的烧鸭好吃,于是我们到展览馆餐厅吃饭。记得一个细节:有一个菜叫“拔丝肉块”,服务员先上了一大碗凉开水,一个小子夸奖之后便把它喝下去了。接着上来那碗肉块,黄澄澄的,十分诱人。柳州一中的明在胜夹起一块便往嘴里送。然后被烫得乱哼,却又吞不下去吐不出来,粘在牙上,急得用手去抠。我们全都笑得前仰后合,一群南方土佬!
次日到北航,这里一片歌舞升平,丝毫没有两派的影子。会议是由韩爱晶的秘书主持,韩据说到北戴河疗养去了。我悄悄对白鉴平说:你知道什么叫革命吗?革命就是新的官僚取代老的官僚。白鉴平笑罢说:你哪来那么多谬论?然后那些个哭丧脸们纷纷表示要向柳州的造反派学习。昨天还在诉苦的青海造反派,发誓要立即返回,用柳州的经验武装头脑,组织大家干。还有人要求白鉴平把柳州的经验写出来,印成册,发给大家学习。
乱纷纷你方说罢我又开场,那个号称韩爱晶秘书的制止大家,会场安静下来。他摆出中央首长接见的架势,打起了官腔,说过些报纸上登滥了的言辞之后,要求大家注意:不但要抓紧两条路线的斗争,还要注意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一定要看准,要跟对人云云。
我听了便对白鉴平道:狗屁不通的理论。什么路线、司令部的,难道这也分得开?什么跟对人不跟对人的,庸俗不堪!裙带关系也成了革命道理,照他这么说,狗是最革命的,永远不会跟错人。白鉴平忍不住笑出声来,惹得整个会场的目光都转过来了。那位秘书大人似乎感觉我们对他不恭,很快打住话头,叫大家继续讨论。
一个辽宁的老造提议:建立全国老造反派联络站,设在北航。由五大领袖轮流当头。马上有人反对,称五大领袖已经分成天派地派。又有人纠正道,天派地派都是造反派,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再有人又反对,清华不是打起来了吗?接着有人纠正说,“四一四”是老保翻天,算不得造反派。总之,会场始终乱哄哄的。
一个深刻的印象是,有人提出,建立全国性的组织是中央禁止的。另有人建议,向中央打报告请求批准。还有人说不会批,不如先成立起来,等中央知道了再申报。莫衷一是。没料到在“7。25”接见里,变成这个会被知道了,赶紧报告之类话语。歪曲的武器确实很好用,康生也算大师之一
我懒得再听下去,就出去找卫生间。没料到在走廊里遇见我们学校考上北航的学长,寒暄过后,我们下了楼,到停机坪看那几架破飞机,我这次才发现,以前的飞机居然还有用布蒙皮的。学长问我何以不进去开会,我说那里大部分都是些期望革命成功好封妻荫子的,本人没有那种雅兴,也不想继续听他们胡说八道。于是我们就在北航到处乱转悠,甚至连吃饭也是在北航学生食堂里吃的,下午快下班时分就径自返回政治干校,白鉴平他们开到何时我也不清楚。
顶多第三天,学习班里的军代表找我,说要了解北航开会的情况。对于早就有预感,知道军区、革筹意欲对我们找茬的我来说,这并非稀奇事。于是简单说了开会的情况。没料到他们居然要我写出书面交代,本人拒绝了。理由是他们绝对没料到的:本人不识字,不会写。那个师政委王国碌先生大发雷霆:“《今日的‘哥达纲领’》你都能写,这个材料你不会写?”马上被我抓住把柄:“王政委,你们不是报告说有黑教师爷吗?康老说:中学生写不出来。你跟康老唱反调?”于是争论了一通,不欢而散。他威胁我几句转身走了。
看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我心血来潮忽然有了诗兴,于是得了《卜算子。军代表》:“肥脸泛油波,瘦眼刻**笑。休道穷人闹减租,成天喊又叫。叫叫又何妨,时候还没到;待到深秋算账时,自有镣和铐!”我正把它写下来,再对一下平仄关系,和我住同一间房的独立师金营长进来了,他也是个胖子。看了之后说:“**的,你小子不是骂我吧?”我与之关系尚可,也笑道:“骂你又怎的?不会多一个罪状吧!”他认真看了看,然后叹口气说:“小伙子,你怪聪明的。不过,初生牛犊不怕虎是好的,可别被老虎吃了!”我听出来他话中有话,急忙向他打听。他说,北航这个会,中央已经知道了。定性为“黑会”。事情比你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然后解嘲说:“你在这学习班里好好的,吃得好睡得好,偏要跑出去开什么会。什么会开了都没用,你们年轻,还没闹明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别胡闹,闹事的都不会有好果子吃,这就叫无产阶级专政。”
当天晚上,学习班几个领导人把我叫到一间会客室,正式宣布中央文革的指示:北航黑会有黑手,必须认真查出来。然后苦口婆心劝说,认为我不过是个受蒙蔽的角色,只要把情况说清楚,就没事了。然后告诉我,你不说不等于组织上不知道,别人会说。接着有似乎故意地透露一句:“要成立全国性组织,想干什么?取代共产党不成?”我马上明白,又一个欲加之罪来了!也很清楚,抵抗是毫无意义的。简单说了下过程。还是那位王政委,几乎跳起来吼道:干什么?你大老远跑到清华、北航,就为了看工事、看飞机?
我望着他那激动的样子,说:“王政委,别激动。你那么胖,小心血压高。”他还想发作,一个我从未见过、年纪并不大的便衣人物向他摆摆手,于是他乖乖地坐下了。这个一口京腔的精干人物很和气地说:“你也别有什么顾虑,更别瞎编。实事求是,有什么是什么,我们今天是代表中央文革找你了解情况的。这个会究竟是什么性质,暂时还没有定性。所以,请你协助组织上搞清楚。”气氛缓和之后,我依旧一推六二五,只说没心思听那些诉苦,白鉴平说柳州武斗的事我也懒得听,所以打瞌睡,接着干脆溜了号。最后,他们看来也无奈,只好叫我写。我写了一张信纸,于是结束。
等我睡了一觉,金营长才回来。我问他,上哪儿喝酒去了?喝到现在。他叹口气说:“你呀,专门给自己找麻烦,何苦来呢?”我问他又有什么麻烦了?他不说,随口道:“睡觉。明天早起再说。”
次日早晨,我照旧蹲在厕所里躲过早请示和跳忠字舞。等到开始学习,王国碌在大会宣布:王反修、李振岭还有我,从今天开始隔离反省。不许外出,也不参加大班学习。留在宿舍里单独写交代材料。
又开始一种新生活。人的阅历是从新生活开始,到它变成旧生活结束的。
没过几天,我们三个都恢复了大班活动。似乎没什么事了。接着宣布将有重要活动,可能是毛主席接见。规定每天都必须做好准备,除毛主席语录、手绢、一角钱纸币之外,任何东西都不许带。随时活动随时通知,不准缺席。老实说,已经没兴趣受那个老人接见了,但却必须装出万分激动的样子。革命也需要形式主义。
算起来应该是7月24日,下午四点,等了几天的活动终于来了。紧急集合哨声响起,然后提前吃晚饭,宣布说要过半夜,所以尽量吃饱些。菜特别好,那个油炸大对虾至今还能记得。吃饱之后等到六点,来了几十辆军用解放牌卡车,都有棚。上车以后就在北京市区兜圈子,根本不走大道,例如长安街。等到停车下来一看,怎么北京还有一座人民大会堂,门前却没有天安门广场?晕乎了一阵才明白,这是人民大会堂的西门。
进入这里对于我已经不是一两次,去年11月总理接见,在西花厅里斗胆向他提了个要求:我们有许多人到北京来,希望批准参观人民大会堂和部分完工的北京地铁。总理非常爽快,马上答应了。还说:“我给你们提了那么多要求,你们都答应了。你们提一个要求我还能不答应?”于是总理派来大客车,西去苹果园,乘坐施工用的车厢走了几个建好的站。上到地面客车已经在等候,于是又坐到人民大会堂。参观中我们的一个美人同学被地毯绊了一跤,她恰好没有外号,于是被叫做“跛子”,一直叫到现在。
现在却落到如此地步,真乃此一时彼一时也!我暗自想,如果今晚向他提出这个要求,恐怕得挨骂。至少不会那么乐呵呵地答应。到里边才知道为什么准许带一角钱纸币:原来这里有许多无人售货台,茶叶、糖之类,每份都是一角钱。等到11点多,仍然毫无动静。继续等了一会,终于来了。看过去阵势够排场的,除了毛、林、江以及几个管经济的副总理,其他领导人全都到了。
接见开始,康生首先发难,矛头直接指向“北航黑会”。点了广西区党校的朱仁,此君我从未听说过,现在却成了主持人。实际上他只是在白鉴平发言之后,广西出了小名才跳出来的,我参加了两天会,竟然不知道他给算成主持人了。康生一顿炮轰,整个接见的局面就成了讨伐我们的算账会。来之前王反修准备告状材料,我奉劝他算了,只带耳朵去,没人会听你告状的。但会议竟然比我想象的还要严厉,确实没准备。
整个主席台上都在信口雌黄,连周恩来也变了个人。明明南宁的大火是军队和“联指”炮轰造成的,我们却成了“放火的四二二”。后来中央工作组调查核实,杀人放火全部都是“联指”的“业绩”,广西军区与革筹造谣我们已经习惯。这些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成员居然也不过如此,怎么说都感到意外。后来军区、革筹整理的接见记录,完全删去了我们的辩解。其实,当时包括周恩来在内,也根本不许我们辩解。我终于明白“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含义。这是一个宣判我们政治死刑的宣判会,如此而已。
事情很快就降临到我的头上。先是那个吴某某,他站起来说:“报告总理,他爸爸是国民党武汉市党部书记。”这个谣言造得你根本没法辩解,康生连话也不许我说,马上定性:“你看看,你们都是些什么人?”又马上有人揭发:“他还养了一条狗,给狗起名叫‘黄永胜’。”黄总长几乎跳起来,指着我吼道:“我看你这个样子就不是好人!”谢富治接口:“送我那里去。”我当时完全失去了思维能力,不知该从何说起。只是在此时,周恩来也许想起了什么,说道:“他是中学生,属于认识问题。”据说,因为这句话,后来救了我一命。
这个吴某某,长我两、三岁。他父亲过世早,母亲是个家庭妇女,全凭着我父亲为之争取,得了抚恤金。而他本人又读不进书,初中毕业便参加铁路工作。我母亲几乎常到他母亲那里搞一点小恩小惠的,如今他跑到这里来诬告我的父亲。我竭力想看他一眼,也许他自己觉得理亏,始终没把脸转到我这个方向来。于是,我似乎明白,这是导演好的一出闹剧,他或许只是奉命行事罢了。只是苦了他那个老娘,后来一再乞求我母亲原谅。而我,后来与所有对立派的熟人继续融洽地交往甚至还有的成为好朋友,惟一不理的便是这个我从小喊他“吴哥”的,直至今天。
是非是无法申辩的。我们被扣上“中断铁路运输”的罪名,其实这个铁路运输是谁中断的,广西军区最清楚。当我们组织开通火车时,他们马上下令各地民兵设卡检查,不许客货列车通过。我们清楚要通车才不会被整垮,
“钢联指”堵死了柳江大桥,在我的建议下,我们马上开通南线、北线的客货运输,许多司机、乘务人员冒着生命危险自愿报名出乘。结果都被民兵堵住了,列车只得退回来。我们反映给军管会,他们开始非常支持。但很快表示无能为力。
直到天亮,这次令人终身难忘的接见终于划上了句号,我们的“革命”也划上了句号,正所谓“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不过,我总算开了眼界,知道了所谓神圣的卑鄙。
第二天,恰好本人二十大寿,学习班宣布了本人和王反修、李振岭彻底隔离检查。在柳州市那边,白鉴平、廖伟然也同样。金营长告诉我,本来没有我的,因为我态度恶劣,所以经韦国清主持的会议研究,加上了。这个隔离很彻底,除批斗会之外,基本上我们三个与世隔绝,直到8月19日进了北京的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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