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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时的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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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象狂风暴雨一般席卷中国大地,给中共和全国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在十年内乱中,桂林地区被认为是“李、白”(李宗仁、白崇禧)的“老巢”和国民党“残渣余孽”聚集的地区,因而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遭受了惨重损失。?


第一节 “打倒一切”的大动乱?

一、“文化大革命”的发起?

随着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
1966年5月27日至6月2日,中共桂林地委在桂林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南局地委书记会议精神。桂林地委书记王祝光作报告。《报告》关于文化大革命问题指出:“一、迅速进行大动员,学习文件,提高认识。二、放手发动群众,特别要发动工农兵群众,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黑帮进行批判和斗争,组织写文章,开声讨大会,进行口诛笔伐。三、‘四清’运动地区,要调整力量,加强文化战线,把‘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结合起来同时进行,在县、区直属机关和城镇要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四、面上各县准备利用暑假集训中小学教师,同时着手清理文化团体和文化机关。五、建立领导班子,地委、县委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抽调专门干部建立办事机构。”?
6月23日,桂林地委成立文化革命小组,吴新中(地委副书记)任组长,钟焕昭(宣传部副部长)、毕可周(军分区政治部主任)任副组长,成员有:张牧田(组织部部长)、罗翔林(地委副秘书长)、陈广开(统战部副部长)、王介民(专署文教局长)、耿慧君(宣传部办公室主任)。?
6月28日,中共桂林地委召开地直机关区级以上党员干部会,吴新中在会上作了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会后,各战线先后召集干部、工人、学生中的党员、团员和班组长作了传达。从而拉开了桂林地区
“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6月29日至30日,地委文化革命小组召开各县文化革命小组长会议,研究了当时的运动情况和今后工作的部署。?
“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地直和各县掀起揭批所谓“走资派”、“牛鬼蛇神”的活动,学校的学生相继停课闹革命,各种红卫兵组织象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
八、九月份,地直和各县机关、厂矿各种名目繁多的造反派群众组织纷纷建立。普遍掀起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浪潮。各种内容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各种议题的大辩论到处都是,红卫兵则走出校门,穿起绿军装,戴起红袖套,背起语录袋,唱起语录歌,打起红旗,四处串连,到处“点火”,揪斗“走资派”,横扫“牛鬼蛇神”。仅1966年12月9日至1967年1月16日,地委接待红卫兵串连支出经费就达46万余元。
随着运动的发展,各地又开始了“破四旧”的行动。大批红卫兵、造反派们冲向文化教育界、党政机关,冲向社会,对他们认为是所谓“封、资、修”的事物进行大破坏。他们抓“走资派”、“牛鬼蛇神”;查抄书刊,没收私人收藏的文物、书画及所谓土改隐藏分散的金银;捣毁文物古迹、祠堂、庙宇;更改街名、村名、人名,冠以“红卫”、“红旗”、“卫东”之类的称呼;驱赶在城镇居住的“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及其家属回原籍参加劳动改造。党政机关、文化教育界的许多人,被当作“黑帮分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到批斗、游街、抄家,遭到侮辱、殴打和迫害。1967年元月19日,广西师院“造反大军”学生连续三天在桂林市体育场召开几万人参加的批斗韦国清大会,桂林地委书记王祝光、副书记李云亭也被拉到会场陪斗。给被批斗者戴高帽、挂黑牌,并低头、弯腰、跪地。第三天,用汽车拉着被批斗者进行大游斗,被游斗者沿途被人砸石子、吐唾沫,受尽凌辱。?
红卫兵和造反派乱批乱斗的“革命造反”行动,致使工厂停产,学校停课,党政机关瘫痪,使整个社会陷于大动乱之中。?

二、一月夺权?

1967年元月,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桂林专区发生了夺权行动。 ? 元月24日,地直机关成立了所谓的“桂林地专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大军”的群众组织。当晚,“造反大军”的主要负责人召集各总部负责人在专署大楼会议室开会,策划夺地委的权。会上决定成立“造反大军夺权行动委员会”,并拟写“夺权通令”。?
25日清晨,“地专造反大军”,先将王祝光(地委书记)、李云亭(地委副书记)、吴新中(地委副书记)、孙荣檄(地委常委、副专员)、李裕平(地委常委、秘书长)软禁在地委大门口传达室,然后宣布《桂林地专无产阶级造反大军夺权行动委员会通令》。《通令》声称:原地委、专署的党、政以及一切权力机关,由“夺委”进驻监督工作;勒令以王祝光为首的地委常委在处理党、政、财政、工会、青年团等一切事宜中,必须服从“夺委”监督,并取得“夺委”的同意方能生效;责成地委、专署及所属一切党政机构必须在“夺委”监督下负责工作;军分区必须认真贯彻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左派群众的决定,并派军队与“造反大军” 一道进驻公安处、法院、检察院监督工作;今后一切文件、通知由“夺委”处理。
夺权行动后,“造反大军”随即进行了分工,并向地直单位派驻代表。 ? 地委被夺权后,地、县党政机关、部门以及企事业单位也相继被本单位或外单位的“造反派”夺了权。很快,一个层层揪“走资派”,处处抓“帝、修、反代理人”的乱批乱斗高潮在全地区掀起。各级党政领导和部门负责人不是被打倒就是“靠边站”,一些领导挨整挨斗,不断地遭受摧残、迫害,从而使党政机关完全陷入瘫痪状态。造反派掌管党政大权后,大搞无政府主义。与此同时,围绕 “夺权”与“反夺权”,不同派别的群众组织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相互矛盾日益加深。从而,社会的混乱状况日益严重。?
为了遏止混乱状况的恶化,稳定局势,在“打倒一切”的全面夺权发生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发布了一系列要求维护稳定,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指示。按照中央的指示,桂林驻军于1967年2月成立了支左办公室,军队奉命执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任务。桂林军分区向桂林地、县派出“三支两军”人员269名。同月,桂林军分区又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由军分区司令员景伯承任主任,地委常委、副专员陈基义和群众组织负责人邓井发任副主任。指挥部下设8个小组,工作人员50名。“抓促指挥部”负责抓革命促生产工作,以维持经济工作的指挥。各县也于3月初相继成立了“抓促指挥部”。在当时混乱的情况下,军队实行“三支两军”和“抓促指挥部”的成立,对稳定局势,发展生产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收效不大,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后果。?

三、桂林武斗?

一月夺权后,各群众组织之间由于意见分歧而相互对立,互相攻击。从1967年4月起,桂林地、市和各县逐渐形成了相互对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即“联指”(“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和“造反大军”。这两大派组织的群众先是围绕专区革命委员会的人选问题展开大论战。“桂林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两派又打着“保卫”与“反对”“革委会”的旗号争论不休,针锋相对。“造反大军”指责“革委会”是“派委会”、“骗委会”;“联指”则声称“革委会”是 “新生红色政权”,要“誓死保卫革命委员会”。当地驻军此时也卷进了两派之争的漩涡,6955部队支持地、市“造反大军”派;军分区则支持“联指”派。两派从舌战对骂到动手打人,从“文斗”发展到武斗,最终酿成了1968年夏季的桂林大武斗。 ? 1968年5月4日,两派开始抢占武斗据点,构筑工事。?
5月12日,地、市“联指”负责人在荔浦县召开12县联合指挥部会议(资源缺席)。会上造谣煽动说桂林有十多个国民党将级军官参加“造反大军”,国民党连长以上人员已组成一个团集中在市文化宫。因此,呼吁各县行动起来保卫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会议决定各县先派10名代表联合到桂林驻军和地、市革委会“反映情况”,并发表“联合声明”,做民兵进城合法化的舆论准备。?
5月17日,12个县的“联指”代表86人先后到达桂林,住在东方红饭店。地、市“联指”负责人到代表住地看望了代表。5月19日晚,地、市革委会和驻军负责人在榕湖饭店小礼堂接见了“联指”代表。?
5月24日,“造反大军”攻打桂林农械厂“联指”派。双方各死2人,并打死驻厂解放军战士1人,炸坏厂办公楼。?
6月初,地、市“造反大军”组织人员从桂林军分区仓库抢走各种枪支3300支、子弹250万发、手榴弹3000多枚、炮弹7500发。抢枪时打伤解放军5人,“造反大军”被打死2人。? 在此期间,“联指”也先后组织人员进行夺枪行动达20余次,为大规模武斗准备了武器。? 经过地、市“联指”、军分区和专区“革委会”的策划、动员,从6月4日起至7月初,先后组织了全地区12个县8000名武装民兵进入桂林城(其中有各县人武部干部120多人)。? 6 月5日,桂林地、市“联指”负责人在东方红饭店开会,成立了“桂林地区保卫革命委员会总指挥部”。当天,总指挥部发出《通令》声称:地、市造反大军必须无条件投降。如胆敢抗拒,则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6月7日,“桂林地区保卫革命委员会总指挥部桂北分部”成立,又称“桂北民兵师”。?
6月13日,全州、兴安、桂铁等地的民兵,向北站的“造反大军”发起攻击。武斗中,躲在防空洞内的北站职工及家属被炸死5人,有6人被当作俘虏抓到地区林业局“联指”民兵师驻地,活活打死5人。?
6月15日,地、市“造反大军”攻打“联指”西线一带。双方交火中引起北门百货仓库起火,烧毁了仓库和大批商品,损失达661万元。?
6月20日,“联指”总部在五一饭店召开会议,研究拟定“南北夹击、缩小包围圈”的战役部署。此次会后,双方进行拉锯战,攻防交错。6月22日,南片“联指”攻打桂林师范和榕湖饭店一带;北片“联指”则于23日清晨向桂北火车站、虞山庙和百货二级站发起进攻。
6月25日,地、市“造反大军”转守为攻,集中力量反击北
片“联指”。“联指”被迫撤退到地区水电设备修造厂和灵川县城一带。这一阶段的武斗,双方共死亡近100人,并打死无辜群众10多人。
6月26日至28日,“桂北民兵师”总部成员在灵川县委小会议室开会。会议分析“南北夹击”失利原因主要是武器不好。因此决定到兴安国防四五三仓库夺枪,并成立了夺枪指挥部。? 6 月30日至7月4日,在夺枪指挥部的组织下,先后有地区12个县的武斗民兵及桂林市“联指”人员、柳钢部分“联指”人员连续5天对四五三仓库发起11次冲击。冲击人数从500多人增至10000万多人。许多人腰插短枪,手持匕首等凶器,对守卫仓库的解放军战士拳打脚踢,甚至开枪,致使解放军114人负伤。这次共抢走枪支5636支、子弹325万发、火炮61门、炮弹11137发、手榴弹124428枚、爆破筒114根、各种军需物资和私人物品783件。这次夺枪,不仅为大规模武斗提供了武器,而且暴露了国家军事机密,后果极为严重。? 7月11日,“联指”总指挥部召集各县武斗民兵团的负责人在工人疗养院开会。会议决定发起“西山战役”,并成立了南北片指挥部。与此同时,“造反大军”亦在西山集结兵力,誓与“联指”决一死战。
7月13日,“联指”民兵从西、南、北三面向“造反大军”发起总攻。双方在西山一带展开激战,一直到24日才停火。“西山战役”双方共死亡249人。?
7月25日,中央领导接见了广西两派代表,要求两派群众组织交出枪支,停止武斗,实行革命大联合,这对桂林震动很大。此后,武斗逐步缩小。到8月初,武斗基本结束。?
1968年8月6日,桂林地、市“革委会”发出全面收缴枪支的公告。从9日至16日,两派共交枪3804支(其中“造反大军”交3719支、“联指”交85支)、交子弹158万发(其中“造反大军”交157万发、“联指”交1万发)。?
桂林武斗历时近三个月,双方参与武斗人数达1万多人,抢夺了大量国防武器装备,据不完全统计,夺枪13272支、炮81门、子弹837万发、炮弹 19090发、手榴弹23万枚。武斗中动用了当时的新式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高射机枪,以至火箭筒、迫击炮等,打死了武斗人员和无辜群众600多人,受伤者数以千计。武斗期间,铁路运输中断,大批的物资被烧被抢,学生停课,工厂停产,机关无法上班,城市设施、风景文物被毁,这场武斗,使国家遭到了严重损失,给桂林全地区人民带来了惨重灾难。?

第二节 极“左”运动?

一、狂热的个人崇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一伙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阴谋,利用群众对毛主席的热爱,采用了种种手段,不断鼓动起人们对领袖的崇拜迷信,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形形色色的“献忠心”活动,制造个人崇拜。到了1969年,桂林地区与全国各地一样广泛开展起“三忠于”、“四无限”活动(即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信仰毛主席,无限崇拜毛主席)。从人人佩戴红像章,手捧红宝书,口唱语录歌,发展到处处写毛主席语录,悬挂毛主席画像。机关、厂矿、学校、家庭都设置“宝书台”、“忠字台”(在中堂悬挂主席像,贴一个大“忠”字,下面摆有毛主席著作、语录本)。曾经一段时间,“早请示、晚汇报”成为机关单位、学校雷打不动的崇拜仪式,每天早晚都把单位所有干部职工集中在毛主席像前,首先“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祝福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每逢集会,与会者都得胸戴毛主席像章,身背语录袋,手挚语录牌或毛主席像。当时,毛主席著作家家都有,人人都学。据永福县统计,1966年以前,全县发行毛主席著作和语录本共262394册,平均每人 1.49册;而在1967年至1969年的3年中,发行毛主席著作达1065788册,平均每人达6.17册。毛主席的画像、语录及“忠”、“公”二字,建筑物上到处都是,各种“表忠”形式应有尽有,各自竞相标新立异,不惜花费重金。用当时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让红彤彤的太阳照遍全球”。对领袖人物的个人崇拜达到如此地步,在中外历史上是罕见的。 狂热的个人崇拜,麻痹了人们的神经,使极“左”思潮泛滥成灾。?

二、“革委会”的成立?

1968年4月21日,经广西区革筹小组批准,“桂林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革委会”设常委23名(实配20名)、委员75名(实配58名)。?
“革委会”成立后,在极“左”路线影响下,不但没能起到稳定局势的作用,反而成为斗争的焦点,以致引发出一系列的灾难。?
4月22日至27日,地专“造反大军”即发表一系列不承认“专区革委会”的声明,认为“专区革委会的成员,没有经过广大革命群众讨论通过,完全是包办代替,它排挤了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的老造反派。”?
4月29日上午,桂林专区在桂林市体育场举行专区革委会成立庆祝大会。桂铁工总到会场去抢夺由桂铁“联指”一派扛去的联委大旗,与维持会场秩序人员发生争执。当天下午,桂铁工总集队上街游行,桂林市“造反大军”也前来参加,并一起到桂林警备司令部静坐。此后,围绕着“保卫”与“反对”“革委会”的问题,“联指”与“造反大军”两派群众组织严重对立,长期争论不休,矛盾日益加剧。?
1968年5月31日至6月3日,专区“革委会”、桂林军分区在兴安县召开抓革命促生产会议。会议传达了自治区5月中旬的抓促座谈会精神,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群众发动起来了,要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叛徒、特务和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主动地发起不断的进攻。会上提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开展革命大批判,狠抓阶级斗争。要开展“三查”:查本单位的走资派是谁?查叛徒、特务是谁查“五类分子”有什么破坏活动?要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发动群众查敌情,对有破坏活动的查出来后可以游斗,该关、管、杀的就关、管、杀。
兴安抓促会议召开之时,全专区12个县已有8个县成立了县“革委会”,“用鲜血和生命保卫革命委员会”的标语、口号已在街头出现;桂林地、市的“联指”、“造反大军”已互相抢占据点,武斗的枪炮声时有发生。这次会议理应尽力缓和与消除两派群众组织日趋恶化的矛盾,做好转化工作,采取有效措施制止乱抓人、乱杀人现象的发生。然而,会议却走向了反面。各县开会回去后,分别采取办学习班、开三级干部会、现场会、电话会、发布公告等形式传达贯彻会议精神,致使乱杀人现象在全地区蔓延开来。?

三、“八二0”事件?

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根据广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报告,发布了关于广西问题的布告即《七三布告》。《七三布告》要求停止武斗,保证铁路运输畅通,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交回抢走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外地人员立即返回本单位,惩办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现行反革命分子等六条规定。同时也把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群众组织一些严重错误行动定为反革命事件,并号召“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 ? 8月14日,地专“造反大军”发表了《告专区革命人民书》,表示要落实“七??三”布告,上交武器,改正过去反对专区革委会的错误以及对军分区不信任的态度。
8月17日,桂林驻军在桂林步校召开各县武斗民兵团负责人及县武装部主要负责人会议。这次会议决定采取对“造反大军”进行围捕的“八二0”行动,并作了明确分工。
8月19日,12县民兵连以上干部和驻军代表在一0四部队开会。会上成立了军民联合指挥部,对“八二0”行动作了周密部署。
8月20日,桂林专区革委会、桂林市革委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林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全面落实中央“七三”布告的公告》。《公告》中称部分领导干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最大走资派在广西和桂林的代理人”、是“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说他们“伙同地、市造反大军纠合牛鬼蛇神和国民党残渣余孽”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公告》提出要“立即行动起来,组织强大的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向一小撮阶级敌人进行不停顿的进攻,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实行歼灭”;并要“彻底清理外来人员”。当天凌晨,由桂林驻军、“工人纠察队”、“联指”民兵等一万多人组成“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始对“造反大军”以及持这一派观点的干部、群众实行全城大搜捕。顿时,抓人、捆人、打人的吆喝声、枪托声、棍棒声、惨叫声混杂成一片,桂林市的机关、工厂、学校也遍设牢房,用来关押、吊打被抓人员。20日下午,地委书记王祝光、秘书长李裕平、副秘书长罗翔林3人被抓到临桂麻袋厂(群众称此地为死牢)关押。23日,专署专员吴腾芳在东江菜园侄儿家中被平乐县武斗民兵抓走,关进了桂林三监。“八二0”行动一共抓捕了多少人无法统计,仅市七中一处就关押了4000多人,地委大院白楼也关押了270多人。?
大搜捕后,专区革委和市革委于8月30日联合组织了全市性的大游斗。地专机关将吴腾芳、李裕平等一批领导干部和“造反大军”一派的骨干分子捆绑起来,押上几十辆大卡车,由“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武装押解,进行全城游斗。游斗时间长达七个半小时,不准被游斗者吃饭、喝水、大小便。一路上,被游斗者遭拳打脚踢、棍敲棒锤,很多被打伤、打残。九月上旬,地直机关又分战线、单位游斗。?
“八二0”事件,把部分领导干部和“造反大军”一派的干部、群众当成“叛徒”、“走资派”、“反革命”来抓捕、关押、游斗,致使这些人遭到严重迫害,有的被打伤,有的终身致残,有的被打死,有的惨遭杀害,有的含冤去世,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灾难。“八二0”事件后,专区革委会要求各县派人到桂林参观取经,致使乱抓人、乱打人、乱杀人之风蔓延至各县城乡。?

四、“四一六”大清查与清查“五一六”分子?

1970年1月21日,中共中共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从而在全国开展起了“一打三反”运动,桂林地区称为“二五运动”。?
1970年2月9日晚,自治区召开电话会议传达了中央“二五”指示。桂林专区革委会连夜召开紧急常委(扩大)会议,成立了“二五”运动领导小组。2 月21日,又成立了专区清理领导小组1970年3月11日下午,地直单位召开了坦白检举大会。各县也分别于20日、21日召开了坦白检举大会。到3月底止,全地区3593个大队以上单位有3499个开展了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占总数3593的97.3%。?
1970年4月16日,在专区“革委会”及“二五”运动领导小组的指挥下,全专区城乡上下统一行动,共动员组织35.6万多人,分别3200多个战区,就地对41600多名重点对象进行大清理。当场批斗、拘留收容了一大批重点对象,收缴了一批枪支、弹药、反动证件和大量的地主、富农、伪军官的“浮财”,没收了一大批贪污盗窃的赃款、赃物。 ? 1970年6月17日至21日,各县分别召开“宽严”大会,县城设中心会场,公社设分会场,大队设收听点。全地区参加收听的群众共126万人。在大会上当场宣布从宽处理的817人,从严处理的174人。?
“四一六”大清查和整个“二五运动”都发生了严重的扩大化错误,审查人数过多,打击面过宽,带来了一系列消极后果。?
在开展“二五”运动的同时,桂林专区又按照中央及自治区的部署,于1970年4月至1976年10月进行了长达6年半之久的清查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专区先后抽调了100多名专案人员,重点清查了“吴腾芳夺权黑班子”、“新党调查组”、“斗崔董等筹备委员会”、“揪军内一小撮联络站”、“反对专区革委会”、“八一0夺枪”六大所谓反革命案件。立案审查重点对象39人,结案定性时,定“现行反革命”2人,都被判有期徒刑20年;划 “五一六”分子1人,戴反革命帽子下放劳动;36人被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的人,其中县级以上干部有9人,分别受到清除出党、开除出党、留党察看、严重警告及行政降级等处分。?

五、批林批孔与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1年9月13日,林彪一伙乘飞机外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武装政变的事件被彻底粉碎。桂林地区于10月中旬,以公社为单位召开党员干部会议,传达学习毛泽东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揭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12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下发各级党委,开展“批林整风”运动。与此同时,还结合批判孔孟之道,所以“批林整风”又叫“批林批孔”。
1972年至1975年,桂林地区全面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派出批林批孔工作队6172人加强运动第一线。在运动中,开展群众性大批判,对干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在开展“批林批孔”的同时,桂林地区贯彻执行自治区党委指示,于1975年8月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三批总体战”(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在“总体战”中,抓“资本主义典型”,收回社员的“私开荒地”和“扩大的自留地”,不允许社员在自留地上种瓜果蔬菜搞商品化生产。提出“宁吃社会主义的盐水,不吃资本主义的蔬菜”、“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口号。大刹“野马副业”。社员自留地上的果苗、菜秧、经济作物被工作队强迫铲除,群众房前屋后的果树也被收归集体并被砍掉,“多养”的鸡、鸭被强迫卖给国家,正当家庭副业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把一些适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而采取的有利于发展农村经济的措施和办法,当作“资本主义道路”、“修正主义路线”、“资产阶级法权”来进行批判和打击,搞“穷过渡”,严重地伤害了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给经济工作带来了重大的损失。?
1975年,周恩来病情加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当时,在“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全国各方面工作都陷入严重混乱状态。邓小平主持工作后,对许多方面进行了整顿,使全国形势明显好转。但是,整顿势必要触及“文化大革命”中实行的许多“左”的政策和理论,并逐渐开始对这些错误政策和理论的系统的纠正。这就有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趋势。这种状况,既遭到“四人帮”的猖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满。因此,在这年底,全国又开展起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桂林地区于1976年上半年开展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当时以政治夜校为阵地,组织群众学习,进行专题批判,出批判专栏,开批判会。这个很不得人心的批判运动,破坏了刚刚出现的比较稳定的局势。?

第三节 国民经济在艰难曲折中发展?

“文化大革命”使桂林地区的经济发展遭受到了严重破坏,但是广大干部群众在极“左”路线的种种干扰下,并没有放弃生产和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仍然在艰难曲折中前进。其间,在农业战线广泛开展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并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在工业战线上则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努力进行地方工业的基础建设,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后劲。但由于是在极“左”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片面追求高指标、高速度,忽视客观实际,忽视综合平衡,也造成了很大浪费,给后来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

一、农业学大寨与大搞农田基本建设?

从60年代末,桂林地区开始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1970年后,又把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作为农业学大寨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学习大寨人“开山劈岭,战天斗地”的精神,全面贯彻农业“八字宪法”和“以粮为纲”的方针,动员各行各业支援农业,大搞开田造地和水利建设,实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专业队常年施工与群众性突击相结合。每年冬春,全地区都有数十万人上农田基本建设工地,上工人数最高时达80多万人。全地区每年用于农田基本建设的资金都达数百万元,开田造地几万亩至十多万亩。如1970年全地区就新增水田43753亩,新增旱地49613亩;1975年全地区新增耕地115875 亩。全地区还建成了一批中小型水库、引水灌溉渠道、排灌站、发电站和乡村公路、机耕路等,大大提高了农村的抗灾能力和生产能力。恭城县加会公社秧家大队组织600多个劳力,奋战一冬,凿通了1700多米长的石渠,造田110亩,造地350亩。平乐县高桥大队两年造田造地2000亩,增产粮食89万公斤。全州县安和公社蕉江大队从1970年开始,动员群众修筑环山水渠,劈山造田,大干四年,投工18万多个,造出高标准的梯田1021亩,相当于原有水田面积的两倍多。全大队24个生产
队有15个队实现了一人一亩田,还有9个队每人达9分田以上。粮食总产由1969年的19万公斤增加到1973年的47.5万公斤,4年翻了一番半。?
几年中,全地区偏重抓粮食生产,大力推广双季稻,开展粮食亩产跨《纲要》(即400公斤)、超千斤竞赛。1975年,全地区早稻播种面积达 145.33千公顷、晚稻播种面积达128.25千公顷,均创历史最高纪录,分别比1965年的61.14千公顷和45.09千公顷增加1.38倍和 1.84倍;同时涌现了一批粮食亩产跨《纲要》、超千斤的社队。1972年元月,地区下达表扬1971年粮食跨《纲要》、超千斤先进单位的通报,表扬了粮食平均亩产跨过《纲要》的县5个、公社54个、大队607个、生产队6877个,其中有7个公社、97个大队、1880个生产队粮食平均亩产超过千斤。 1976年,全地区粮食总产达115.83万吨。?
据1977年统计,全地区12个县133个公社,已建成大寨式的公社34个;规划在1977年建成的65个;规划在1978年建成的34个。?
1977年6月9日至17日,广西赴大寨昔阳参观学习团桂林分团,先后参观了大寨大队、赵庄大队、皋落大队、白羊峪大队等20个单位,听取了郭凤莲的录音报告。组成桂林分团的人员是:地、县、社、大队四级干部共205人,其中地县常委28人、公社党委正副书记36人、大队党支书85人、知青代表2 人。还有军分区、地县部委办局的部分领导,以及场站的代表和地区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的代表。?
1978年2月,桂林地区各县先后召开了农业学大寨先进代表会。参加会议的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工作者)14894人,列席代表9403人,共计24297人。会后不久,农业学大寨运动基本结束。?
农业学大寨和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对促进农业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强行照搬大寨的做法,搞所谓“批修批资”,实行 “评工记分”,宣传了一些纯属浮夸的所谓战天斗地和跨《纲要》、超千斤的“先进典型”,造成了不良影响,挫伤了广大群众发展农业的积极性。由于只注重抓粮食生产,各地自然资源优势得不到发挥,阻碍了农林牧副渔业的全面发展,致使生产效益低下。一些地方搞农田基本建设违反科学,土法上马,追求形式和排场,造成了不少浪费和损失。在高寒山区不切实际地推广双季稻,
也得不偿失。有些地方战天斗地,改造山河,大搞“人造平原”,盲目砍伐森林,不仅劳民伤财,而且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使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贻害无穷。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不尊重客观事实,违反自然规律,在农业生产上,瞎指挥,强迫命令。如1972年,地区的一位领导到全州边远山区检查春播生产时,农民反映“蚂拐(即青蛙)还没叫,桐子花未开,不能过早播谷种。”他即严厉地批评社队干部说:“你们是听共 产党的话,还是听蚂拐叫!”并以行政命令限期完成春播任务,结果在“倒春寒”的恶劣气候条件下,造成严重烂秧,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二、工业学大庆与地方工业的基础建设?

桂林地区是一个农业地区,工业基础非常薄弱。“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地区在工业战线广泛开展学大庆运动,大力开展地方工业基础建设,发展“五小”工业(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窑、小水泥)。经过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的艰苦努力,县、社“五小”工业遍地开花,到1976年,全地区建成工矿企业1110家,形成了一批新的生产能力,增加了许多新的工业产品。钢铁、化肥、农药、机械制糖等工业从无到有,逐步扩大。柴油机、粉碎机、手拖防滑轮、钙镁磷肥、中小农具、水泥、印染布、弹力尼龙袜、锦纶丝袜等工业产品产量逐年增加。1976年,全地区生产钢达498吨、生铁22039吨、水泥 18000吨、原煤120414吨、化肥109000吨、农药2177吨、硫酸12584吨、滚动轴承21.71万套、干电池721.5万只、布匹901 万米、食糖2287吨、
饮料酒13730吨,发电量达11496万千瓦小时。农机工业也以较快的速度发展,机床设备由1965年的206台发展到1976年的2399台,成批生产了农用柴油机、电动机、打谷机、粉碎机、榨油机、碾米机等多种机械,并能生产水稻联合收割机、铲运机等较大型农业机械和球磨机、破碎机等工业机械。?
但由于当时是以“新的大跃进”作为指导思想,在工作方法上重犯了1958年“大跃进”中不尊重科学,只依靠群众运动“大干快上”,片面追求速度和产量的错误,因而也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和浪费。一些新建厂矿由于设计不合理而被迫停产、转产;一些产品质量不过关,加之成本又高,最后也无法维持生产。 ?

三、艰难中的发展?

十年“文化大革命”,给桂林地区带来了严重的灾难,造成了重大损失。只是由于广大干部群众的抵制和斗争,并在经济建设中付出了巨大劳动,才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作用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也使国民经济在艰难中求得了发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上了一批建设项目,扩大了生产能力。据统计,1976年,全地区工农业总产值达到62890万元(1970年不变价,下同),按可比口径计算,比 1965年增长78.25%,年均递增5.39%。其中,农业总产值达到39925万元,比1965年增长30.71%,年均递增3.47%,工业总产值达到22965万元,比1965年增长275.79%,年均递增11.45%?;地方财政收入达到3517万元,比1965年增长43.9%,年均递增 3.36%。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桂林地区的发展会更快,取得的成就也会更大。

《柳州市地方史》第三部分节选

级别: 新手上路
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0-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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