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应用 会员列表 统计排行 搜索

  • 2655阅读
  • 0回复

倪美生:扫地出门记--记哈尔滨师范学院的文革

楼层直达
级别: 管理员
倪美生

1966年8月30日半夜,共产党哈尔滨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在残酷“斗争”后自缢身亡。

1966年9月30日,中文系一位副教授在“批斗”后自缢身亡。

1968年,一位姓穆的党员教师在酷刑后于关押中自缢身亡。

1968年,一位年近70岁的化学系李老师,在关押折磨中死亡。

清理阶级队伍开始后,在三次大围剿中,职工、学生、工人,有跳楼的、有上吊的、有卧轨的,有跳松花江的,失踪的,据说共 死了十六人。

*****************************************************************************

1966年3月南方已是莺歌燕舞的春天,哈尔滨市的大地还冰封雪飘,太阳出来了,也是一点暖意没有,人人见面小心翼翼,不说话,脸上一片迷茫,空气紧张,因为文化大革命转入了本单位。

哈尔滨师范学院党委书记作了动员报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右派’分子长期霸占着我们的讲台。这种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散会出来,多数人垂头丧气,像霜打的茄子,我思想想不通,不管是谁,只要你党委书记一句话,谁敢再站在讲台上讲课?不是你们叫上课的吗?现在说人霸占、统治,良心何在?人格何在?道德何在?党委把教师们都抛了出来,让学生们贴大字报,点名批判。随着形势进一步恶化,姚文元炮制了《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汉奇他们既批判它们,又针对大字报的批判联系自己作自我批判,自我检查。真是人人自危,大有剑拔弩张之势,空气紧张到极点。不久,莫名其妙地学生又造起党委的反来,大字报说:“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右派分子抛出来,是转移我们斗争的大方向,他们是墙上的皮,豆腐渣,一碰就倒,是一堆臭狗屎。我们的目标是要坚决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这些学生真是吃了豹子胆!他们那柔嫩的肩膀上能压上多少斤的政治巨石?他 们有多少青春黄金时节?劳改农场吞没了多少赤子的才华11957年的阴影还盘旋在我的脑际,受冤屈、受歧视、受污辱的情感还在我心灵深处时时作痛,旧疮未愈,汉奇又再次被批判,受辱、受屈又增添了新疮。我日夜提心吊胆,心上像压了几百斤的铁块,同事们见了我,脸上像挂了霜、封了冻。

因为我们不知道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给宋硕、陆平、彭佩云贴大字报的事,只看到我们学院某些老师也参加到学生给领导贴大字报的行列,造反,不知这是怎么回事?心里烦闷之极,既担心自己的爱人,又替这批人捏一把汗。“造党委的反,这在当时中国人的心里,无疑产生着巨大的震动。很多人对1957年的反右运动记忆犹新。”确是这样的心情,学院就出现了两派:“造反派” 和“红色赤卫队”(造反派称他们为“保皇派”)。也有胆小怕事的,一时看不准风向的,称为“观斗派”。出身不好的,有所谓这样,那 样问题,都在“观斗派”之列。于是,出现了这样局面,一派造反,一派保,学院到处门上、墙上、地上是大字报,搭席棚也不够用,最 后用绳子系在两面树上,往绳上挂大字报。造反派贴了,保皇派用大字报覆盖,反之,一样。校院里五颜六色的碎纸随风飘,哪儿 都是乌烟瘴气,乱七八糟。学生、老师一堆堆,一块块,辩呀,驳斥呀,辩得唇干舌燥不休息,围观的人还劲头十足,站几个钟头腿 不酸,坐山观虎斗,在背后人人有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平时,礼堂开会,让我和“右派学生”、“反革命”在馆里工作,就因为我是“右派”老婆。一天礼堂开会让我去了,大致内容说, 有坏分子,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趁毛主席号召的文化大革命,造党的反等等(详细记不清了)。散会一出礼堂大门,还没下台阶,第一眼就看到一篇好几米长的大字报,报头画了一条丑陋不堪的大毒蛇,从礼堂大门平台到台阶下面,一直铺出去好多米长。大字报是贴政治系一位党员老师的。当时我的头“嗡”的一下,几乎晕过去。我为汉奇担忧。虽然大字报骂他是臭狗屎,但他是我的爱人、孩子的父亲,他没有罪而在受罪,我害怕形势越坏,对他越不利。我没有心思看大字报就回家了。到家全身疲软,心 情再次像块铅,整夜整夜不能睡着,饭量本来不大,此时就更吃不下。白天还要上班,强打精神天天看“革命派”的脸色,领导的脸色。

那位政治系造反老师被画成一条大毒蛇,是“钻进党内的野心家……”第一个被“开刀”后,忽然造反派的大字报少了,没有了,校园里一下子变得树叶掉下来都嫌声音大了。原来师院驻进了“工作组”,凡是造反积极的就是右派。前阶段贴的所有大字报全被撕掉,剩下那些残碎的纸片,在风中凄凉地飘荡着,整个学院像一个庙观,校园里看不到几个人去走动,造反派都在宿舍里写检查,有的涕泪滂沱,有的悔恨万分,也有的不服气。“红色赤卫队”正好相反,止不住满脸喜色,骂我们“保皇派”,就是保对了,就是不能造党委的反。大概过了一个月左右,“工作组”又神出鬼没地撤走了。忽然大字报又出现了,写着要“工作组”陶某来 校检查,贴出:“镇压革命群众没有好下场……”后来陶某果然到学院来检讨。因为大字报越来越多,呼声越来越高。

此时学院办起了“劳改队”,汉奇和被抛出来的教师一起劳动改造。他们被定名为“黑帮分子。”

6月1日,领导通知,晚上有重要广播,家中有无线电可以在家听,没有的则集中听。于是一个教工食堂、三个学生食堂、一个 二层大礼堂全坐满了。此时,汉奇不能回家住。我心情沉重,思绪万千,又害怕,在家也无心听这个重要广播。第二天一上班,我们 就学习《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的文章,以及昨晚向全国广播的聂元梓的大字 报全文。《人民日报》还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及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文中号召革命派“无条件地接 受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 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坚决予以“斗争”,“彻底摧毁”。《人民日报》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又号召人们 “做彻底的革命派,不当动摇派,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些文 章出来以后,哈师院的造反派贴领导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像潮水般涌来。红色赤卫队的大字报少了,心中虽是不服,又没有底、茫 茫何处是彼岸?

1966年8月5日,报纸登载毛泽东在中南海贴出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并报道毛泽东接见学生的情况。毛泽 东的大字报一出来,真是“一石击起千重浪”,也点燃了一把天火,全国青年学生沸腾起来了。报纸上连连登什么《中国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6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等等。

像潮水一样的大字报“谁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造反有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铺天盖 地在一片大字报、口号声中,我校的造反派夺了党委的权。院党委书记、党办主任,院长助理一千人都被揪出来示众,在礼堂开 大会批判斗争,脸和手都要自己涂上墨汁,黑脸黑爪子,腰里扎一条草绳,草绳在身后长长地拖着,名曰:狐狸尾巴。戴高帽、大 弯腰、挂牌子、剃阴阳头……。黑帮陪斗中有汉奇。

8月30日下午1时,我出门去上班,看见一辆小轿车停在二幢党委书记门前,亲眼看见他下车进门,后面拖着一条长长的草 绳尾巴,脸和双手黑黑。就是这天半夜里有人敲我家门,我心惊胆颤地问是谁?原来一人问吴医生是否住在这里?我未开门告诉 了他。第二天早晨我刚出门,有人告诉我:党委书记--一把手在厨房吊死了!我心里一震,昨天半夜里敲我家门问医生原来就 为他。昨天上午他被揪到八区与省市的领导一同从早晨挨斗到下午。他曾讲过“士可杀,不可辱”的话,所以他走上了这条宁可 死不可辱的道路,他是我校文革开始以来第一个牺牲品。

9月30日,中文系一位副教授吊死了。他被抛出来以后,批、斗、游不算,抄家时发现,他家挂的毛泽东像的框架里面垫了 一张小孩画的动物,这还得了,红卫兵说他把伟大领袖比作动物,“罪该万死”!在批、斗、游声中加上了打骂声,家中妻子儿女 与他划清了界线,批斗回家没有人给他做饭吃,自己又不会做,绝望中,做了文革祭坛上的第二个牺牲品。

为了证明白已是真正保卫毛主席的革命派、红色接班人,在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摘帽右派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批 倒批臭,永世不得翻身”的形左实右的路线下,师院附中的老师也被揪到礼堂批斗、挂牌子。我第一次看到女老师剃阴阳头站在 台上示众。汉奇及其他“牛鬼蛇神”关在历史系一间教室里,门楣上大书“狗洞”二字,这些人进出,不许用脚走,要四肢着地爬,因 为他们不是人,是狗。艺术系老师从三楼爬到一楼,从一楼爬到三楼。这么污辱人、折磨人!我一生从没有看到或听到人的尊严、 人格被侮辱到这种地步!

一星期汉奇回家一次,拿了换洗衣服马上回去,不准在家过夜,每次回来,我总问他怎么样?他也总说:“很好,你放心吧。”一 次他回来,坐在沙发上问我:你摸摸我的脉搏,是否跳跳停停?我把一会,是有停跳,我说:你心难受吧?他说,没有,很好,我只是确 定一下是否有停跳。他年近60岁,但以往没有高血压、心脏病。当时,我缺乏这方面的知识,相信了他。其实他在半年多时间里 挨批斗、辱骂、担惊受怕,在焦虑、折磨中已经得了心脏病--心脏早搏。在历史系里斗他,学生打他。一个姓张的无耻学生因上 课时老说话,汉奇批评过他,这时就报私怨,用铜头皮带抽打他。一个姓吴的无耻学生,人家说他冬季戴皮帽的样子学曹汉奇 (皮帽双耳扇沿耳朵折到背后一结,比散开在风中一扇一扇要好看些,耳朵也保暖些),为了划清界线,狠打汉奇,还让他在操场 上跑圆圈直到晕倒。当时我不敢打听他的消息,以上这些情况他不告诉我,都是别人后来告诉我的,我怕他难过,也避而不提。

我为汉奇心疼、担忧、气愤、不平,我觉得这些污辱人的人没有心肝,是野兽、是兽性发作。由于我整夜整夜不能睡觉、吃不下 饭,每天还得到班上去。1966年10月间一次在班上,我心脏忽然狂跳不止,非常恐怖,下身排出热气,要拉肚,别人送我到医务室 开了点药吃了后好了些,过了几天在班上又犯了此病,医生说我得了严重神经官能症,给我开了镇静药水,后来改吃“冬眠灵”, 开了休假条。回家后,我想着白天还看到的党委书记,夜里就吊死了,耳边就老响着一个声音,要我试试看(上吊)。汉奇回家,我 把这情况告诉了他,把他吓坏了!这时大儿在师大附中高中毕业了,他要出去串联,一切都准备好了,汉奇不让他走,与两个弟弟 轮流在家看住我。我病得很重,汉奇请假陪我到医院去,在路上、在车上、在医院,我总是低头不能看人的脸,一看,我就要炸了似 的糊涂,因为我老想着人的脸太丑恶了、灵魂太丑恶了。他们无中生有,捕风捉影,似是而非,生搬硬套、造谣中伤、逼供信、刑讯、 抄家、打骂、唱“鬼嚎歌”,唱毕,还要自己喊:“我有罪!我有罪!”还要喊自己的名字打倒自己,如:汉奇喊:“打到曹汉奇!打倒曹 汉奇!”听了第一声,我不但低头,紧闭双眼,又用双手指塞住耳朵,我真怕自己疯了,拼命克制自己的情绪:“我不能疯!”“我不 能疯!”“我疯了,汉奇怎么办?三个孩子怎么办?他们还小!这家不完了吗?”我就这样天天自己和自己的胡思乱想斗争,真是痛 苦极了!有一个时期,一次吃四片“安宁”,睡醒了又吃,吃了又睡,如此折腾了一个多月。

家窗外的一根电线杆上有个大喇叭,从早晨一直喊到深夜一二点钟才停止。我十分需要安静,但是一分钟也不让我休息。 我躺在床上像念巫咒似的:“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不停地与喇叭抗争似的念!念!念……这时我突然有种反抗的醒悟:一、我 不能疯,疯了,家也完了!二、疯了。让人家笑话,我绝对不能让人家看笑话!

我服了一年多“冬眠灵”,白天服四片“安宁”睡觉。我问医生,“我嗓子眼里总有一个东西堵着,不能透气,我能不能疯了?” 医生说:“你是典型的神经官能症,不会疯的。”这给了我很大的安慰。但是,老天知道(如果有天的话),我是用了我全身所有的 力量来跟我的胡思乱想、喇叭的嚎叫声的斗争,才免于使自己步人疯子的行列的。举个小例:以前,我打什么针、吃什么药,从来 没有顾虑过,病中拉肚,吃“绿霉素”,本来很简单,一吞就完事,可是这次,我手托着两片药,从房间到厨房七八次问汉奇,吃了 不要紧吧?(我病重期间,红卫兵允许他在家一星期。)也从此以后,留下了个后遗症:什么针都怕打,一听要打针,全身紧张,发 麻。

我从1966年10月病倒至1967年3月下旬到图书馆上班。上班前第一次照镜子,发现乌黑的头发有了白发。到图书馆, 看到有解放军驻进来。原来造反派在全国夺了各单位、各部门的权。1966年毛泽东臂带红袖章,以红司令的的身份,八次接见红 卫兵,支持并激起了全国青年和群众大串联,北京的交通、住宿、吃饭等都成了严重问题,工人无心生产,农民无心种田,学生无 心上课。造反派中,因意见分歧,都认为自己一派最正确、最革命,展开了派性斗争,发展到手拿棍棒,头戴柳条帽、甚至动用枪 炮打派杖,打死打伤都有,因此毛泽东派军队进驻各单位、各部门解决派性斗争。有的参加革命领导小组工作。名曰“三支两 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名称谓“军训队”或“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所谓军训,各系学生早操时间由解放军带领跑步;举枪射击训练。图书馆的解放军是一位长官,每天上午领着大家学习语录 和老三篇及报纸有关“文革”文章的社论。但不久,解放军又不知为什么撤走了。我这个“摘帽右派”不敢闻、问,在旁就像看变戏 法一样,眼花缭乱。

汉奇他们历史系学生曾经贴出大字报指名骂八人为“八大怪”,他们不是人、是妖怪。这八人是曹、苏、游、戚、周、孙、张、 孙。都因这"八大怪”使哈师院历史系在黑龙江省出了大名。哈师造反派第一个在学院办起了一个政治监狱--“政管室”。把各 系被抛出来的教师都关进政管室。这些人上午红卫兵监督劳动,下午写检查、交待问题,晚上互相批斗,红卫兵在旁监督看热 闹。

汉奇长期遭到打、骂、斗、恐吓,人格污辱,精神压抑,心身都遭到极度摧残,身体垮了。一次两人抬四连木椅,走到半路不行 了,只好停下来,跪在地上大喘气,心脏狂跳,几乎要从口腔蹦出来。就这样子,回到政管室,还遭到批判,写检查,如何对待劳动 态度,如何从劳动中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下午名谓学习,根据需要,随时随地就会遭到批判。个人历史翻过来倒过去 地交待、认罪、批判,一遍一遍地交待社会关系。

在那个黑暗的恐怖时期,在恶劣的环境中,度日如年。日子一天天、一月月地过去,春天的花朵,夏天的炎热,秋天的夕阳, 冬天的银装素裹,都好像没有过着,没有一点感觉,一切都视而不见,脑子里,天天,每时每刻在只有阶级斗争恐怖的这根弦里 浑浑噩噩地把日子混过去了。29年后的今天。回顾那段日子,天天除了恐怖、害怕、紧张外,根本感觉不到外界的一切。

1968年四五月间,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了,在大礼堂召开了三次大围剿会。造反派黄某和郭某(女)在台上对着麦克风声嘶 力竭地叫喊:“我警告你们: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的问题你心里明白,我们也清楚,我们早就掌握了你的材料,就看你自己是 否主动坦白?革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想蒙混过关是过不了的。只有主动坦白交代一条生路。”“你们互相看看坐在你旁边的 人脸色是否变了?苍白了,涨红了,发黄了,我说他心里有鬼!立刻把他揪出来示众!”

在一片阴风惨惨的气氛中,遮盖了四五月最美的阳光。在俯拾皆是的阶级敌人,阶级斗争的时期,坐在礼堂的每个人都胆颤 心惊,那里还能想到春光明媚、鸟语花香呢?清理阶级队伍,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揪出来的所谓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 资派、修正分子、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遗孽等。这些被揪出来的人统统清理到“政管室”里去。

造反派和保皇派原是两派死对头,造反派胜利后,在他们的“杀回马枪”“反戈一击有功”的感召声中,有的人站到了造反派 一边,始终保皇一派改组为“捍联总”。在清理阶级队伍时,两派各指责对方队伍不纯。为了表示自己的队伍是最革命、最纯洁的 队伍,各方都把“不纯”的人,不管年龄大小,都抛了出去,如家庭出身不好的,“五一六”分子,动摇分子,投诚分子等。一面表明白 已是革命派,拼命清理“阶级敌人”,一面表明白己是最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 底而打派仗。

“政管室”设在文史楼,现在那里又私设一个监狱--隔离室。被隔离的人,都是被他们怀疑隐瞒了特务、国民党员、历史问 题、地主等身份的人。要他们整天坐着交待历史和解答各种提出来的问题,是“五一六”分子也被隔离交待问题。隔离室里有时说 你交待问题不老实,也批判斗争。如果本部门要“提审”你了,要批斗你了,给你挂上牌子,上面写上你的罪名,由本部门人来领 你去,审定了,批斗完了,仍由人送你回隔离室。私设公堂完全像国民党的正式衙门。

隔离室里的制度是:谁都不准说话,怕串联,怕“订攻守同盟”。有时,如喝水、上厕所,都要举手“报告”,红卫兵同意了,就可 以站起来说事情,或走出去倒水。上厕所不能一人去,红卫兵指定一人陪着去,说是怕“畏罪自杀”。家里送来的物品都交给红卫 兵(不准探监)检查过,由红卫兵交给你。如是药品,红卫兵留下,按定量监督着给你吃,吃完要张嘴给他(她)看过,是否吞下了。 晚上一个教室睡八九个人,不准闭灯,起床也要报告,指定人陪着上厕所。

政管室此时与刚成立时不一样了。被政管人白天整天劳动,打扫公共卫生,扫厕所,到菜窖清理烂叶,到印刷厂叠页等等。晚 上交待问题,检举揭发、思想汇报、学语录:《一切反动派,你不打,他就不倒》、《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等,一直搞到晚上11 时,斗争开始了,二百多人围攻一个人,拳打脚踢,嚎叫声远达数百米,似狼哭鬼嚎一般,闻者胆战心惊,不寒而栗,被斗人之屈 辱、冤屈、痛苦可想而知,一次后勤一位工人,说是隐瞒了地主身份,在隔离时“不老实交待”,送到政管室,第二天回到隔离室,两 只耳朵肿得像两只猪耳朵,都翻过来了,脸青一块,紫一块。有的人被斗完以后,正精疲力尽,不让睡觉,挂着牌子,悬空站一晚, 不准靠墙,第二天照常让出去劳动。

汉奇就在这个私设刑讯的地狱中关了两年多。一次在食堂,我突然看到他眼镜没有了,满脸肿胀,青里泛紫黑,我的心像刀 割、针刺,满眶热泪强忍着不敢让它落下来,因为几个红卫兵在看我,我赶快掉转头不敢再看我的亲人了。事情是这样: 1938年我虚龄17岁,跟着大同学一起去乡下参加抗日工作。我参加的团体是浙江省湖州市菱湖镇的民众团体“国魂社” (后来知道它是党的地下团体,《国魂社史》现在还提到我的名字)。--由它派我到德清县--也是群众组织--提工队工 作。由于国民党县党部的钳制、阻挠,经费来源又缺乏,提工队解散,我由国魂社派到农村教书。这一段历史,工作时已交待清 楚。在清理阶级队伍中,1968年5月18日。图书馆一个负责人到家对我说“院里领导要和我谈谈”,我交待了大孩子几句话就 跟他去了。(当时我并不知道在文史楼一楼东面是政管室,西面又办起一个“隔离室”。)到了文史楼西面一间办公室就再没有回 去,隔离了十个整月。我被怀疑是国民党特务。据说汉奇档案里不知被谁塞进一个什么“特务组织里当处长”(真假不知道),于 是逼问他我们如何认识到如何联系,如何当特务,又如何结婚的。这根本是莫须有的事情。我们俩与国民党没有任何关系。汉 奇说我那时是17岁的学生参加抗日工作,是个民众团体,唱的歌都是抗日的,什么《在松花江上》、《延安颂》、《游击队之歌》、 《义勇军进行曲》等等。政管室头头--政治系学生丛×x立刻劈头盖脑地打,骂他不老实交代。在怀疑一切,刑讯逼供的恐怖 情况下,汉奇始终没有承认。到晚上丛某组织了被政管的上百“犯人’’围攻来打汉奇。丛某说,先让他站在凳子上,打死了我负 责!于是把他从凳子上打倒在地,再让他站上去,再打下来,最后站不起来了,一把抓起他的衣领,拎起来再打,--如此轮番打、 踢不休,最后汉奇被打得口吐鲜血跪在地上喊:“毛主席救我!”“红卫兵饶命!”

由于我参加抗日工作时年龄小,许多事情不知道,所以隔离十个月,一份证言也没有打过,于1969年3月放我出来了。

清理阶级队伍开始后,在三次大围剿中,职工、学生、工人,有跳楼的、有上吊的、有卧轨的,有跳松花江的,失踪的,据说共 死了十六人。隔离室和政管室两大梯形教室都住得满满的,加上各种各样学习班,全校揪出了“阶级敌人”二三万人。

所谓开“宽严大会”,群众都坐在礼堂里,“阶级敌人”一律在讲台的地下室听。一个典型例子是:在第一次宽严大会上,宣布 中文系一位王老师的罪行,他早时参加过共青团,又人了党,后来又参加了国民党,成了叛徒,再后来参加了国民党的一个特务 组织。造反派头头在大会上说:论你罪行可以“判死刑”。

第二次宽严会上,头头说王xx他不但坦白交待自己的罪行,还积极检举揭发了别人的罪行,立刻在大会上宣布“从死刑 改判为20年徒刑”。

第三次宽严大会,从20年徒刑到“当场释放”。可以回家了。此时恰值冬季,头头在会上宣布:他立了大功,检举揭发了一 千多人的叛徒,特务、国民党员……等材料,为了嘉奖,“我们还派人到你家中帮助糊窗户,发困难补助。”后来有人说,因为他的 胡说,我国驻外一位使节被召回国来受审。在宽严大会上,每次都有一二个人被穿制服的人铐上手铐投进了监狱。典型的是生 物系一位六十余岁的王宗表老师,她是留学法国的。文革前可能与人谈到过江青,文革中成了现行反革命集团的头子,三进三出 监狱,在监狱里冬天睡在水泥地上,全身浮肿,据说要枪毙她,因为上报到她参加的一个民主党派,没有批准,捡了一条性命。放 出来后,我亲眼见她手拿一根拖布棍当拐仗,蓬头赤脚穿双破鞋,颤颤巍巍拖着双脚移动,样子真像祥林嫂在风雪之中的那段 场景。后来平反,病死在北京。

到1969年冬政管室撤消后,姓王的检举揭发的人全部材料推翻了。我曾问过一位“专案”人员:姓王的真的检举揭发了一千 多人?他笑着回答:“没有。大概有五六百人。因为他参加过共青团、人了党,又参加了国民党、特务组织,认识的人很多,而且记 忆力特好。”我又问:“他揭发这些人真的都有问题吗?”答:“哪里,他全推翻了。我们一趟一趟到他家去问他,当对他怎么检举 这些人,现在怎么又推翻了?他说是被逼出来的。”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私设公堂,刑讯逼供的“成绩”。

我被隔离审查十个月,1968年5月18日一1969年3月下旬在隔离室时,发现崇拜毛泽东的许多新举措到了疯狂的地 步。首先是不管在何种场合下,哪怕两三个人谈话,都要喊“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一边喊,一边手捧“红宝书”(毛泽东文章 中摘下的短句,或一篇文章,汇成的一本小书,俗称“语录本”又称“红宝书”)。举起来晃三下;打电话,拿起话筒,第一声双方都 需要喊一声“毛主席万岁”才能说话;跳“忠”字舞,大家围成一个圆圈转,嘴里唱歌颂毛的功绩的歌,同时手举语录本,头抬起来 望着语录本上毛的头像,唱到“你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时,抬头仰望天空的太阳。跳“忠”字舞,不管男女老少,不论时间地点、场 合,只要说跳“忠”字舞,大家都得围拢来跳。跳不跳,是对毛忠不忠的问题。我刚出隔离室不会跳,也只好跟着转圈。这个“忠”字 舞影响可大啦,不管街道、广场、车站、码头、田间、地头、饭前、饭后、白天、晚上,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能看到这种不伦不类的狂 舞。因为谁也不愿被人加以对毛泽东不忠的罪名。大字报、小字报、传单、读报,凡是不小心写错一个字,或读错一个字,如“无产 阶级”写错或读错成“资产阶级”就被视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谁不跳“忠”字舞,就是反对毛泽东,更是罪上加罪。

“早请示,晚汇报”:每天一上班,由单位造反派一把手带着大家面对毛泽东像起立,手捧“红宝书”,他说句,大家跟着他原 话说一句,例如要开会的内容啦,工作啦,读报啦。实在没有话可汇报,也要说几句:我们跟着你老人家革一辈子命啦,永远忠于 你啦,誓死保卫你老人家啦,使红色江山永不变啦等等。下班前也照样重演一遍。有的人,在家中也要领着全家立在像前作早请 示,晚汇报,这是对毛泽东最最忠心的了。更可笑的是,家家在家中早、中、晚三餐,在吃前,先盛一碗米饭或馒头、饺子装在碗里 供在毛泽东像前。我发现这个情况,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不是对毛泽东的活祭吗?我认为这不是忠于毛泽东的举动。谁都知道, 中国老百姓除供佛供神仙外,只有死了人,供灵台时才一日三餐把吃的东西只盛一碗供上,子女表示孝心,平辈表示思念不忘。 而一个活人要是知道了,迷信说法是“倒霉的”。可是中国这个无神论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那个对个人崇拜到了疯狂,迷信达到顶 点时,就出现了这种可悲、可笑、可嫌、庸俗不堪的事。而且这种疯狂、迷信遍及到穷乡僻壤,谁也不敢出来阻止。我在家中,没有 什么可“早请示,晚汇报”的,也没有供奉。那时我想,如果我真正这样做,倒是对毛泽东不最大的不尊。

再来谈谈政管室。它每到深夜11时后开始批斗,一百多人围住某一个被斗的人,拳打脚踢,推来搡去,耳光连连。打倒在 地,一把拎起来再打,直到打伤,打趴。外语系一位老师被当场打斗而死。每天都能看到几个被打得鼻青脸肿的人出来劳动。罚 站、罚跪在毛泽东像前,请罪、反省那是最轻的了。

“革命”两派分化,所谓一派“站错队”的,轻者则进“学习班”,那里也有批斗的。如果逃跑,一旦被抓住了,不得了,一位姓 穆的党员教师上吊自杀了,据说他爱人清理他的尸体时,发现内裤全是血。又听人告诉我,另一派在他生殖器上动非人刑罚。

早餐、午饭、晚饭,教工食堂先让群众吃完了,然后这三四百牛鬼蛇神分几列排着长长的队去食堂吃饭。一进食堂,先向毛泽 东像前弯腰自报罪名,请求宽恕,然后才能买饭。主食只准吃高粱米和苞米茬子,大米饭不准吃,菜只能吃咸菜、白菜帮子,一日 三餐天天如此。

一次一个劳动小组来晚了,粗粮已卖完,炊事员就让他们吃包子,他们不敢,炊事员只好把锅底、盆底刮出来的给了他们,其 中一个姓周的教师吃了包子,回去向组长(也是牛鬼蛇神)一汇报,就挨了批斗。第二天中午,食堂人最多的时间,让他胸前挂一 块大牌子,站在最高的凳子上示众,自报嘴馋请罪,还自己打自己嘴巴子。

被政管人劳动,是编小组的,由造反派指定其中一人负责当组长,回来向头头汇报一天劳动情况,谁劳动好,谁劳动不好。所 谓劳动不卖力的,先向毛泽东像请罪,晚上再批斗,因为他不老实认罪,不好好改造,有抗拒情绪。

政管室里百分之九十是各系老师,百分之十有“走资派”、工人、站错队的。这些人在斗别人时,有的人不忍用力打人,因不动 手不行,头上有人监督着。少数的为了“表现好”,为了“早日解放”,为了“立功赎罪”,成了野兽,前面“嘴馋”的那位,就是打手之 一,真是一句俗话:“同类相残”。所有打死、打伤、打残、留下后遗症的,都是这些打手的“功绩”。

政管室的丛x×,本是政治系学生,长得又高又大,非常结实的一个人,先是保皇派,后是造反派,所以让他全权负责政管 室这些“牛鬼蛇神”。起初,他还像个人样,到“清理阶级队伍”时,他的样子就不可一世,身披军大衣,在风中一飘一飘地,你可看 到他腰里别着一把木壳枪,走路大摇大摆,后面跟了四五个小喽哕造反派保镖,真是丑态百出,他还自以为神气十足,因为他有 权,随便可以打人、骂人。不管过去是他的领导还是他的老师。他打汉奇一巴掌,脸立刻肿起来,一拳就把他打到对面墙角去。政 管室不知多少人被他打倒、打肿、打伤过。冬天,滴水成冰的严冬,一位年近70岁的化学系李老师,身患糖尿病、心脏病、高血 压,脚肿得不能走路,尿屎都拉在棉裤里,臭不说,冬天一出去,裤裆冻成一个冰砣,把大腿跟都磨烂了。丛xx在训话时说,“我 们这里单治各种高血压病”,不让他回家治病。不久他就死了,死前躺在床上只是痛哭。有的人有病,挺不住,也不愿到医院去,去 医务室拿点药对付。因为他们每人平时外衣上都别着一块白布,布上写明是什么性质的“罪犯”,如“特务”、“历史反革命”、“走资 派”等,走在路上,乘车、到医院,随便什么人,连小孩子都可以打他们,医生一看这种人,也不好好看病,敷衍了事。

政管室里也是不准说话的,有事举手报告,才能行动,他们白天劳动,晚上批斗别人或自己;学习毛著或语录结合自己写 批、骂自己的材料;劳动时,有什么思想活动时,回来写思想汇报材料,也要痛骂自己犯罪,又如何经过批斗挽救了自己。还有就 是写检举、揭发别人的材料。宝贵的生命和时间,就在这法西斯统治的黑暗时期中流逝。

1968年七八月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和“工宣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哈师院。这 年元旦,一位肥头胖耳大腹便便营级军官孙××,把隔离和政管室的人集中在一起训话。他指着这些坐着的“犯人”说:“你们, 嗯,我老实告诉你们,嗯,你们这些人之中(把手一举一甩),有的完全够枪毙的资格!”(一面用手点来点去,走来走去。)接着又 说:“你们之中极大部分可以判无期徒刑!嗯,可以这样说吧,你们之中每个人都够判刑的!。所以没有枪毙你们,判你们刑,坐牢, 那是党想挽救你们,对你们宽大,这就看你们自己认罪不认罪?是否彻底交待了自己的罪行,丝毫也不隐瞒,还要积极揭发检举 别人,争取立功赎罪,才能减轻你们的罪行,得到党的宽大处理,如果你们要带着花岗岩的脑袋,顽固到底,也可以,那就怨不得 别人了。”真是一篇威胁、杀气腾腾的元旦训话。

我从农村插队回校后,打听这位军官,他们告诉我这位保卫钢铁长城的军官复员回山东老家了。临走还从学校办的钢铁工 厂拉了一车皮钢材、木料,回老家去盖新房子,享清福了。不久,又听说他得了脑中风。瘫痪在床上了。不知他还记起元旦使“罪 人”胆战心惊的讲话否?

1969年10月13日,林彪作出“关于加强戒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称“第一个号令”,简称“一号令”。哈尔滨师 范学院不管是“解放”出来的干部、群众,还是“解放”了的牛鬼蛇神,都学习“一号令”,主要学备战需要,城市人口要疏散到农村 去。不久,听说那些“走资派”干部到“五七”干校去了。那些有各种各样“历史问题”的,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通过体力 劳动,转变立场,改造自己的反动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为了把这些人全部赶到农村去,不管毛泽东批示的“除老、弱、病、残 者外”……想出一招,让那些“造反派”、“捍联总”头头做动员工作,让那些“革命”群众对有这样或那样问题的人,一个对一个动 员,名称叫“一帮一,一对红”,帮人者是不用下乡的。被帮者不下去不行。最恶劣的行为是,夫妻或父子、母女、兄弟不在一个单位 工作的,对方单位不想把此人下放,述提出理由不能下去的,我们学院有的人竟找到对方单位向那里的领导人做说服工作,使 用了这种卑鄙手段,结果老、弱、病、残没有一个不下去的。

帮助我的对方原是一个图书馆部主任,捍联总头头,兼专案组负责人,就因为我是江南人,平时就对东北的生活不习惯,何 况下乡呢。故想以势压我。而我却在学习会上要大家表态时我说:“我不要‘一帮一一对红’,凡是有人活的地方,我倪美生也能 活下去。”这是出乎大家预料的,那位要帮我的头头脸上露出很尴尬的样子。可我心里很得意,你不是要“帮我”吗?我偏不要你 帮。

当时,只要我肯下乡,男方跟女方,女方跟男方,怎么跟法都可以。还可以回老家去插队。这使我心里一动。我找图书馆姓张 的工人师傅要求回江南舅舅家插队,他不同意。说曹汉奇(我爱人,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改造好了,还可以教书。我一 听,气不打一处来,我说:“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摘帽右派、反动学术权威还能教书吗?我们愿意一辈子在农村扎根,改造一 辈子,永远不会教书,也永远不回城,所以才来要求到南方去。”说完,我就走了。不是我不礼貌,而是低头太多了,再说他们决定 好了,求也无用。

与此同时,“专案组”迅速给“有问题”的人做结论。有的暂时做不了结论的也赶他(她)们下乡。

一天,历史系把汉奇叫去,很晚才回家,垂头丧气地坐在床上一声不吭,脸上有泪痕。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历史系海xx 的专案组给他做了历史结论:“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并且签了字。当时我急了,埋怨他不应签字,“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对我们 孩子的一生不完了吗?汉奇说:“我不肯签字,求他们宽大,为了我孩子们的前途。”海xx说:“你不签字,我定你为‘历史反革 命’的罪名,对你的孩子更不利。你考虑吧!”就这样,汉奇含着冤屈,流着悲痛的眼泪在威逼之下签了字。我还能说什么呢?

催促下乡紧锣密鼓,历史系是到出鱼、出大米的玉常县营城子插队。按理我得跟汉奇随历史系去。我想南方去不了,虽然男 方可以跟女方去插队,但整人的人是不会让我们如愿的。而历史系那里的某些失去人性的人,使我感到厌恶和害怕。我把情况分 析给汉奇听,要他跟我随图书馆到双城某文革公社兴农大队去插队,他同意了。历史系来人还是动员我们跟他们去,说那里出 大米,我是南方人喜欢吃大米,那里还有鱼,所以去那里好。我对来人说,我们不去,不想再和知识分子在一起,汉奇跟我随图书 馆下去。这算是碍了他们,丢了他们的面子(就我们一家没跟去),想出了一个圈套,要汉奇办一个手续,写个不去玉常的申 请。我知道没有好事,坚决反对汉奇写,我说对他们说明白了,用不着写,何况有规定,男方可以随女方下去。老实的汉奇不听,写 了。结果系里当众宣布,曹汉奇,我们不让他跟我们下去,他写了个申请坚决要去,玉常、拉林有飞机场,他这种人能去吗?我们不 批准。从这么一件小事,就可看出历史系某些人的手法是多么恶劣。我们幸亏没有跟历史系去。后来知道,下去的人,被公开宣布 每个人的“历史问题”,在大队地头批斗,要贫下中农对他们监督劳动改造。甚至把家庭妇女也因丈夫关系拉出去批斗,这种极左 恶劣作风达到令人难于想象的地步。

1970年的11-12月到1971年的二三月份,在哈师院天天能看到用战备汽车“飞亚特”拉着全家送到乡下去。我也拿着补 发的一部分工资买了三吨煤、一千斤木条、铁炉子,等等。我们家家具不多,书可不少,还有一套线装的二十四史,因为线装书怕 潮没有东西装它们,后来想到到商店去买柳条编的装水果筐和装烟的大纸盒。结果连筐带盒装了十七八箱。一天正在装时,突 然来了一个历史系造反派学生,对汉奇说:你都下乡了,不知道几时回来,回来能不能教书也不知道,你的书都用不着了,送一 些给我吧。我一听就特别生气,便冷嘲热讽地对他说:这些书不能送你,它们都是封、资、修的东西,是抄家焚烧的对象,送给你 不是对你放毒吗?他听着也不说话,就是赖着不走,汉奇挑了一套大概有七八本的平装书给他才走的。

清理阶级队伍开始后,我们家五个人,每人每月只13元生活费,我在隔离室不知道,还寄条要大儿子给我买点烟。大儿还 按照我的习惯每月给外婆家寄十元钱,不久邮局退回来--此人死亡。1968年秋冬,大儿到宝清兵团,每月有了32元钱,他每 月给两个弟弟寄20元。他走,我们未见面,过后一个工人师傅告诉我,说他到兵团去了,这是组织上还信任我们,否则他去不了 兵团,不让我见面为我好,要安心好好改造。可我听到这个消息怎么也定不下心来,他去兵团被褥衣服怎么办?家中尚有一个14 岁一个8岁的小孩无人照顾怎么生活?我没有外调,也没有可交待、可揭发的材料,开会学习时面前摊开一本毛选就呆呆地坐着 想孩子,日子一多,红卫兵发现,就说我整天坐着,不用脑子想问题,说“你要那么干净,就不用进隔离室了”。没有办法,硬着头皮 看毛选,写思想汇报,一篇二篇……。红卫兵又说了:你的思想汇报就像小学生写的。我实在写不出来,不写了,爱怎么办就怎么 办吧。一天,隔离室的负责人告诉我:你儿子要和你们划清界线到×x农场去工作。我说:他不能去,他还未成年,没有独立生活 能力,我不同意。可等我1969年3月出隔离室回家,只见门敞着,三儿孤零零一个人躺在床上睡着了,见我进来醒了。我问二 哥呢?他说到××农场去了。他见我回来很高兴,告诉我家中积存了好多豆油并拿给我看,我吃了一惊,问:“你们怎么没吃呢?” 三儿流着眼泪说;“没有钱买菜,每天就是酱油拌饭吃,盐又黑又脏又粗,买的煤也是最便宜的,我不会烧,烧不着我就吃夹生 的。”听着儿子的话,我的眼泪像淌水似的流,心疼得说不出话,可怜的孩子们!我心里大喊:我们究竟犯了什么罪?!我的孩子犯 了什么罪?!要受到这种虐待。

不久二儿子回家一趟,我对他说,你这么小就到农场去,怎么生活?你走了,弟弟这么小无人照顾,无人作伴,你知道不知 道?他说是历史系造反派硬把他的户口迁出,赶他到农场。我问农场怎么样?是些什么人?你做什么工作?他说:是一个劳改农 场,要他们看守劳改犯,劳改犯竟和他们讲如何偷东西的故事。我一听心里马上决定:决不能让他再去。于是我就找有关方面, 申请不能到那个农场去,我们不要这32元。回答只有插队。后来二儿到通河县依山公社依山大队插队。

1971年2月初,离春节还有四五天,二儿从插队地回来过春节,碰上我们也要去插队,我就带着二儿、三儿在白天气温都在 零下20多度的凛冽的西北风中坐上搬家车去双城某文革公社兴农大队落户。

节选自“远方出版社”:《那个年代中的我们》

快速回复

限100 字节
批量上传需要先选择文件,再选择上传
 
上一个 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