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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城的往事》博客锦州文革回忆(1966-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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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 《J城的往事》博客

1966:狂风暴雨

     1966年,对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来说,是永生难忘的一年。
     在那一年里,我们的国家发生了许多影响历史的大事,也影响了近十亿人的生活历程。
     1966年春夏之交,当批判“三家村”和《海瑞罢官》的舆论开始高涨的时候,最初人们还以为这只是文化理论界的一次运动,并未想到后来运动发展的结果是那样的严重。接着开始了对彭罗陆杨的批判,这时声浪已经大大升温,社会已经认识到这是一场十分激烈的党内斗争,牵扯到了很多的高层人物。但是,当“五.一六”通知正式下发的时候,全国还是没有想到这是一场长达十年的激烈政治运动的开端。
     早在上年的11月10日,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文章在《文汇报》上发表。此后彭真和周扬决定北京的报纸拒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但是11月29日,《解放军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并发表编者按,指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同年
12月最高领导人在杭州和陈伯达康生等人的谈话中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随后,《人民日报》等首都各大报纸也都开始刊登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文章,在国内的学术界和文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应。
  但是,邓拓向彭真作了汇报之后,1966年1月彭真和陆定一召集会议时,仍然提出批判《海瑞罢官》是属于学术的争论。但是康生却像持有尚方宝剑一样,搬出了最高领导人关于此事的表态,此后的情况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中央成立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风暴即将席卷全国。
   1966年2月,江青受林彪的委托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了会议的《纪要》。在《纪要》中提出当前的运动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文艺界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而在2月4日,彭真等人提出了一个《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即后来人们所说的“二月提纲”,还是企图将运动局限在学术文化范围。 2月8日,彭真等人去武汉汇报《二月提纲》。2月12日,《五人小组汇报提纲》以中央的名义下发。而在3月28日,高层指出所谓的《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混淆了阶级界线,是错误的。康生和陈伯达立即出面对“二月提纲”进行了揭发批判。
   进入1966年的春天,全国各地的运动逐渐开始升温。4月16日,高层在北京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和研究了彭真的问题。而《北京日报》此时开始刊登批判”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这样全国都知道了所谓的“三家村”,是指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个人,据说他们在利用写杂文形式攻击社会主义进行反党活动,代表性的文章包括一个鸡蛋的故事(隐含了讽刺大跃进的寓意)以及用大棒敲头方式治疗狂热症(据批判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5月7日,高层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也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五.七”指示。信中提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5月8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红旗》杂志,开始连续发表一系列署名的文章,发起了大批判的猛烈攻势。
   5月10日,上海的《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对“三家村”展开了全面的批判。并且公开点名批判了“三家村”的邓拓(北京市委副书记)、吴晗(北京市副市长)和廖沫沙(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  
   1966年5月16日,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当天
中央发表了著名的“五.一六”通知,在文件中前所未有地提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注意这一点”。“五.一六”通知还指出:“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五.一六”通知对发动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了动员,要求全国“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内、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这个文件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掀起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风暴。“五.一六”通知还宣布撤销由彭真等人组成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即著名的“中央文革”),给一些阴谋家后来的丑恶表演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5月25日,以聂元梓为首的北京大学造反派,在校园里贴出了炮打学校党委的大字报,也就是当时所称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引起了最高领导人的重视。6月1日,他决定在中央广播电台和各大报纸上公开发表北京大学大字报,这个出人意料的举动,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震撼。从此,一场被称为“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就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1966年的6月,北京的一些学校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意思是保卫最高领袖的红色卫兵。随后各个大中学校的学生立即行动起来,也纷纷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红卫兵组织的建立在全国引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响,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
  
    1966年那个难忘的春夏,全国的报刊广播天天批判着邓拓、吴晗、廖沫沙这些人们原来并不熟悉的名字,对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进行了愤怒的声讨。海校也召开了批判大会,并且通过当地的电台向全市直播,一些发言者怒斥了“三家村”的罪恶目的,然后对那些用历史研究和文艺作品手段反党的企图大张挞伐。
    在此之前,已经开始了长达两年之久的“四清”运动,海校的教职员和学员也参加了当地的运动,组成工作组到各地大队参加运动。海校还放映了毒草电影供大家批判,如《逆风千里》和《兵临城下》。南十七的孩子们对影片的毒素了解不多,但是对电影里的台词“做梦都想(当官)”和“我想吃只鸡”,却是印象深刻,经常提起当作开玩笑的笑料。
     而当“五.一六通知”正式下发传达之后,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终于正式拉开了序幕,全国都卷入了这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浩大的政治运动当中。8月1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开幕,同日最高领导人写信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向他们表示热烈支持,此举使得红卫兵组织在全国大举建立。8月5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最高领导人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其中写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的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这张震撼全党全国的大字报,使运动出现了急转直下的变化。8月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人们熟知的“十六条”),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8月,最高领导人会见了首都北京的红卫兵和群众,发表了“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著名谈话,随后在天安门广场多次检阅和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在那个暴风骤雨般的气候中,文革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

     1966年的夏天,海校贴出了最初的大字报,当时指责一位副政委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然后才扩展到针对其他学校领导的大字报,揭发他们的所谓问题乃至罪行。一些人开始到外地了解运动开展情况,然后继续使批判当权派的声调升温。办公楼的墙上,开始贴满了大字报,所有的人都参与了这场运动。正常的工作已经全都陷入停顿,原先的学校领导并不知道该如何来领导这场据称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政治运动,整个学校陷入了一片混乱。
     为了指导海校的运动,海军派出了一位政治部副主任,带着海军工作组乘飞机从北京赶到了海校。而迎接海军工作组的海校教职员和学员,此时已经明显地分成了所谓的造反派和保皇派两大派别,出现了尖锐的对立和争执。海军工作组在海校呆的时间不长,而且也根本没起到什么指导作用。就连北京海军大院本身,也已经在此时乱成一片,揪斗原来的当权派已经成为最热门的风气,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逆转,工作组也就悄然解散,无声无息地赶回了北京。后来,那位带着工作组到海校来的海政副主任李JY,遭遇了被造反派残酷揪斗的事件,曾经被海军大院的造反派挂上黑牌子在大会上大搞“喷气式”批斗。
     当时地方的学校全部停止了课程,而且宣布当年大学不再招生。但是当地的1966年应届小学毕业生,还是按照原来的升学计划升入了初中,而且随即参加了中学的“文革”运动。
     南十七的孩子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运动感到十分新奇和不解。一些多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被人批判为“反革命”,让他们百思不解,怎么这些当年提着脑袋参加革命经历了几十年艰苦卓绝斗争的老革命却要反革命?但是家长不许他们乱说话,只能是跟随别人去看大字报和上街看宣传活动。
     随着北京出现了最初的红卫兵,很快这个关外城市当地的大街上也出现了身穿旧的黄军装,左臂佩带着红色的袖标的红卫兵,在街头大声宣传革命造反理论和张贴大批判的大字报。这些激进的红卫兵,甚至不许人们留长辩子和穿“奇装异服”。有一些年轻的红卫兵竟然拿着剪刀,剪了一些扎长辫子女性的辫子和所谓“奇装异服”的裤腿,让社会为之深为震惊。
     随后,北京出现了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天安门频繁接见红卫兵的事件,全国开始了狂热的大串联活动。
     南十七的孩子们也不甘落后,自发组织起来,身带家长所给的少数钱和粮票,搭乘免费的列车前往关内,到北京上海等地参加了最热门的大串联活动。而外地开展的文革运动,确实让他们大开眼界。他们当时还不是红卫兵,但是已经去了天安门广场和上海外滩等重要的地方,亲眼目睹了全国的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看到了许多大胆揭发当时国家和地方领导人的大字报,让他们大感惊异。当时的大串连,只要有学生证,坐车不花钱,到了各地还有大串连接待站提供食宿,其中住宿不花钱,只是有些人要自带被褥。吃饭要付饭钱,一些带着现金不多的学生,还可以凭学生证,向所去的接待站临时借一些钱。以致直到几年之后,一些借钱不还的欠款者,还要为1966年的借款被人催还。
      几个南十七的初一孩子,当时也只有十三四岁,也随着大串连的学生到了上海和北京。从关外到上海当时并不直达,要在天津转车,天津当时挤满了外出串连的人,他们费了很大的劲,排了一晚上的队,才上了南下的列车,而在天津站,他们却挤散了。火车在浦口乘轮渡过了长江,当时的南京长江大桥还未造完。晚上列车到了拥挤不堪的上海站,南十七的孩子们却又找到了在天津站挤散的伙伴。于是他们乘车到了海宁路的旅馆住下,这时接待站的临时安排。而在第二天早上,他们去了江湾五角场复旦大学附近的轻工业学校,这是他们被安排的接待地点。每天他们在学校吃过早饭,就免费乘55路车去外滩和南京路看大字报,以及到上海市委门前看游行的人群。有一天,一个南十七的孩子丢了家里给的钱和粮票,只有不到13岁的年纪,当时非常着急,以致第二天早上在乘车去外滩的路上,在复旦大学门前出现了休克,汽车立即改道,把这个来串连的学生送到了医院,免费进行了输液治疗,迅速恢复了体力。而他们也就不敢再在上海过多停留,乘车赶到了北京。在永定门车站下车后,他们知道很难安排食宿,只好乘车去了天安门广场看看,然后趁火车回到了家中。当时天安门广场挤满了人群,扩音器大声播送着革命歌曲,有些红卫兵在广场上表演和讲演。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第二天最高领导人就在天安门再次检阅了百万红卫兵,为此大感懊悔。
    当他们回到南十七的时候,经常聚集在一起,热烈议论着这些外出的所见所闻。而当后来乘车大串联改成步行串联的时候,他们也自己组织起来,步行向北京走去。但是还未出关,中央已经紧急下达通知,停止了全国的大串联活动,号召要在原地闹革命。于是,这些打着红旗的学生又都回到了家里。
    海校的“文革”终于形势激化,教职员和学员已经分成对垒鲜明的两大派,而且纷纷成立了不同的群众组织,开始对当权派大肆批判和夺权,原来的领导机构已经瘫痪,一些领导被喝令靠边站和接受群众批判。两派群众组织都介入了北京的运动,包括到海军大院揪斗当权派,还参加了全军院校文革的派别活动。
    形势已经急转之下,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已经席卷了所有的人,南十七也不再有往日的平静了。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30楼 发表于: 2010-05-15
1968:乱云飞渡的岁月(17)

1968年的秋天,我们这几届学生从J城第一初中转到了北山的J城师范学校。
    当时学校里教学秩序没有恢复,学生没有人管,愿意上学还是在街头闲逛都无人问。反正学校也是停止了文化课的教学,忙于文革运动的家长也无暇顾及孩子在学校都干些什么。
    从1968年的春天起,没事儿的时候,我们就上原一系教学楼(文革中称为红旗楼)海校的司机班,跟那里的几个驾驶员一块闲聊,或者坐他们的车到外面去跑跑。那一年,几乎跑遍了J城的大街小巷,包括附近的几个县城。
    当时武斗已经停止,海校的领导干部和两派头头都在北京参加海军办的学习班,海校的两派人员都在各自的大楼里活动。红旗一派的驾驶员占了多数,所以红旗总部动用车辆非常方便,经常拉着本派的人员外出参加活动。
    我们也是闲着无事,就跟着这些驾驶员到处跑,连去郊区种树也跟着去参加劳动。因为当时一个红旗的勤务员(即常委)答应说谁要去种树,就给谁发毛主席像章,而毛主席像章是当时社会上人人最向往的东西。蓝天白云,红旗猎猎,大喇叭播放着革命歌曲。当时播音车播放了歌曲《红军走过的地方》,“红军走过的地方,红旗处处扬……”然后,又播放了J城建筑六局一公司一个姓杨的著名业余女歌手(外号“杨八哥”)演唱的代表作《建筑工人想念毛主席》,“脚手架上哟飘红旗,建筑工人哟想念毛主席……”我们拿着发的工具挖了树坑,栽下树苗后填土浇水,干得非常起劲儿,也照样领了食堂给每个参加植树劳动者发的馒头和咸菜。但是,后来答应给的像章却没有了,因为生产像章的速度远远赶不上等待索要的需要,都被当做联络派系感情的礼物在军内外四处分发,当然轮不上给我们了。当时,红旗楼里制作毛主席像章的工程浩大,动用了不少的人力,我们也曾去帮忙干点杂活。楼里到处飘散着浓硫酸的刺鼻气味,人们戴着蓝色的袖套,在台灯下专注地向已经压制好的像章铝质毛坯上涂上红色的底漆和外面的清漆。为了不致在烘烤时油漆产生泡沫,就得用注射器针头小心地滴注油漆,然后检查表面光洁无泡,才能转入下一道工序,用高温烘烤油漆。要等铝坯上的油漆完全干透了,再穿上别针,才算制作完成了。当时海校两派都在分别制作像章,但是论质量和造型,还是兵团一派的像章做的更为精美一些。

  



    (这是海校兵团一派制作的像章,但不是做得最好的。有的资料尚未齐全,没有收集到海校制作最好的像章的图片。)
        


     (这是当时辽宁省辽革站一派制作的像章背面,可以看出工艺非常粗糙。)

    当时红旗楼每天都有动态简报张贴在楼底的大门口,我们经常跑去看各地的运动动态,从年初打倒杨余傅事件的过程到4月J城驻军40军的军长升任北京卫戍区第一副司令,许多信息让人看得目不暇接。当时很多人每天都在楼前闲坐着聊天,年轻人在楼前的球场上打篮球,大家都在等着北京的海军学习班结束后的动静。
    而驾驶班的驾驶员都是士兵,知道自己在部队干不久了,所以抓紧忙着找对象成家,干活也是不大起劲儿。可是,这些驾驶员中竟然还有大上海入伍的学生兵,和我们这些中学生打得火热,经常一起闲聊和贫嘴。慢慢地,他竟能听懂我们之间自创的“缩写语”。
    1968年的夏天,红旗派把自己占据的大楼前的海校游泳池给重新开放了,当然只限本派人员包括子女和陆军驻J城各单位的人员使用。那个夏天,我们在游泳池里度过了大量的夏日时光,除了游泳就是爬上5米跳台跳水,结果泳技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红旗总部的一号勤务员擅长画画,他创作了毛主席画像立在游泳池旁,让大家看了称赞不已,都说画得确实很像。
    当时J城第一初中的红卫队里,有不少军队干部的子女,也到海校的游泳池来游泳。我们给其中一个喜欢穿着白色鞋子的海校女孩,起了一个外号叫“小白鞋”,而她不知详情,经常惊讶别人为什么看着她窃笑。
    当时,海校附近的航海仪器厂负责向一中派出工人宣传队,而一中的学生下厂劳动,也到航海仪器厂参加跟班操作。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南十七里我们的一个老伙伴,向我们发出了重新合群的信号。
    1968年夏天的一天,院里的老九(他家有九个孩子,而他排行就是老九)有些神秘地来找我,说春风(此是假名)想让我去他家一趟。我当时不明就里,但是一口就答应了。
    春风是我的小学同学,我们两家也是从建国之初在南京华东海军学校就认识的故交,文革前来往一直非常密切。1966年我们同期小学毕业,由于他的母亲是学校副校长,春风被迫转到另外一所中学,没和我们一起进入第一初中。而文革初期,我们还是一起去了上海参加大串联。只是到了1967年,他的母亲被好字派组织关入牛棚,他的哥哥在一高参加了糟字派组织,曾经去市公安局参加绝食示威,受到派性的影响,我们才暂时不再来往。而且,在文革武斗最凶的时候,家里担心我们的安全,父母把我们几个小一点的孩子送回了关内老家,在农村呆了几个月,一直等到武斗基本平息后,才返回了J城。回到南十七,还是同一派观点的孩子在一起活动,所以也就没和春风来往。
    老九说了来意后,当时我觉得大家都是同学,家长都是故交,运动中都被冲击,尤其是他家,父母都被关入牛棚,让院里的老人都觉得孩子们太不容易了,当时谁都不敢公开表示同情,但是我们孩子之间不应有隔阂。
    我就答应了老九,和他一起去了春风家。春风对我说,他想转学到第一初中。当时我有些惊讶,但是想的很简单,以为他自己在另一所学校太寂寞了,就说欢迎他回一中。并且我找了龙龙等几个同学,把春风的意思说了,大家都表示院里的孩子之间不应有误会,春风愿意回一中更好。
    不久,春风就到所在学校办了转学手续,转到了第一初中,和我在一个班。他转学过来后,我们一起去负责向一中派出工宣队的J城航海仪器厂参加学工活动。所谓学工活动,就是把学校的学生按照班级和小组,分到各个车间参加劳动。我们被分到木工房,帮助木工师傅制作装仪器设备的木头包装箱。每天上班的时候,我们戴上蓝色的套袖,把木板按照规定的长度在电锯上截断,让后在木板外面包上铁皮连片,用钉子把木板钉成包装箱。这是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体力活儿,参加跟班劳动的学生干多少活也无人制定工作量定额。但是,我们还是尽心尽力帮助师傅干活儿,丝毫没有偷懒。中午午休的时候,木工房里有的是锯末和刨花,在火炉上放着盛满水的铁质水壶,熊熊燃烧的火炉上水壶里的水在沸腾不止,满屋既暖和又湿润。大家围坐在温暖的火炉旁边,一边吃着各自从家里带来的午饭,一边闲聊解闷儿。当时工厂的工资很低,而工人从家里带的午餐都很差,有的就是带着玉米面饼子和一些蔬菜,没有什么肉食。东北人爱吃面酱,有的师傅就用少许鸡蛋和黄瓜丁做出炸酱,然后就着炸酱香甜地吃着主食大饼子。当时大家都习惯了如此简单的饭菜,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好的。这样一来,我们去厂里劳动带饭时,也只好带些简单的炒青菜,就是和厂里的师傅闲聊的时候,也从来不说自己的家长是哪个单位的。劳动结束的时候,厂里的师傅对我们挺满意,觉得干活挺卖力的。而我们也初次体验了工厂的生活。此后,我们在其他学校上学时,也到派出工宣队的工厂去参加过劳动。而下乡参加支援春耕春播的劳动,是当时我们学农的内容之一。在那个年代里,参加体力劳动是大家习惯的公共活动,包括义务植树造林等劳动,都是学生常常做的事情。没有人抱怨参加劳动的劳累和辛苦,况且在不上文化课的学校里,出了校门到社会上参加活动,学生们反而觉得挺新鲜的。
    过了很久之后,我才知道春风转学回到一中,还有一个不好说出口的原因。
    青春,总是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尽管后来可能觉得年轻的时候做的事考虑不周,甚至有些幼稚可笑,可是青春的活力总是让少年们激情满怀,而给后来的往事回忆留下美好的印象。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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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29楼 发表于: 2010-05-15

1968:乱云飞渡的岁月(16)

南十七的孩子,在文革前的关系是非常融洽的,军队大院孩子的特征也非常明显。大家都喜欢穿父辈的旧军装,都在一个食堂吃饭,都去海校的洗澡堂、图书馆和礼堂,彼此之间熟悉的就像是一家人似的。
     南十七的孩子,很多是在海校的职工食堂吃饭,来往更加密切。
     以我家为例,在北十七时请回了原先在南京时就找到的老保姆焦阿姨,以后的几年里都是焦阿姨做家务,而我的父母除了上班之外,还去兴城疗养院疗养。那时父母把生活费给了焦阿姨,让她随便安排生活,主要是伙食支出。焦阿姨对我们很好,但是当时的经济条件很差,我家的男孩子又多,吃饭的数量很大,于是焦阿姨不得不精心计算伙食费的支出。当时南十七大院里,有好几家都请的是老保姆,跟着家里很多年了。焦阿姨作为南方人,与另一个也是南方人的夏阿姨特别好,几个老保姆经常聚会,比较一下各家对保姆的态度和给的工资待遇。后来各家的孩子都大了,大都上了学,生活能力能够自理了,而当时搞革命化,军队干部要降低工薪收入的标准,与全国人民共度经济艰难,这样对南十七高干家庭请保姆就有了非议。南十七的几个老保姆经常在一起商议对策,已经开始寻找各自的出路。焦阿姨和夏阿姨都是离异的,没有自己的孩子,虽然雇主对她们很好,但是她们还是想要找到自己的归宿。夏阿姨经人介绍,在J城铁路系统找了一个老伴。因为铁路系统当时工资较高,福利待遇也比较好,这是她的主要考虑因素。而夏阿姨做了多年保姆,积攒了一笔在当时看起来颇为可观的储蓄金额,也是她指望用以养老的惟一资本。夏阿姨的做法,刺激了我家的焦阿姨。焦阿姨在我家做了十年以上,积攒了2000多元。在收入低下的六十年代,这是一笔不小的积蓄。母亲曾经说保姆的储蓄比我们高干家的储蓄还多,因为她是拿着吃穿住医之外的“净工资”,每月都积攒起来,由母亲帮她建立存款账户和按月存入工资,所以焦阿姨每年都能攒出三百元积蓄。焦阿姨背着我家,私下找夏阿姨帮忙,也经人介绍找到了市郊薛家的一个丧偶的铁路工人。那个工人人很本分,但是家里很穷,还有孩子要抚养。焦阿姨看好那人的人品,执意要离开我家。我的父母反复给她做工作,劝她打消多余的顾虑,继续留下来,不会差她那些工资的。我们也舍不得焦阿姨离去,恳求她留下来。但是她不愿将来老了,成为我家的负担,最后还是流着眼泪离开了我家。后来,我们还曾几次去过薛家,看望这位辛辛苦苦把我们带大的老人。
     老保姆离开之后,我们家就没再雇人料理家务。南十七院里上学的孩子,当时都去海校的职工食堂吃饭。家长就让我们也去职工食堂就餐,每月把伙食费和粮票发给我们,到食堂换成饭菜票。当时,我家规定每个孩子一天按4角钱的伙食标准吃饭,另外星期天全家在家改善伙食。本来我们在青岛沙岭庄上小学时,就曾在海校的职工食堂吃饭,而现在几年过去了,独立生活能力提高了,再去食堂吃饭更无问题。于是,我们就加入了南十七去吃食堂的孩子行列,每天三顿饭都去食堂吃。而在来回的路上和在食堂等待售饭的时间里,就是孩子们彼此聊天交谈的机会。说句实在话,六十年代的军队高级干部对子女的教育和管理还是很严格的,在老百姓的孩子有的还吃不饱的时候,能让子女在食堂吃上按照当年标准不算差的饭菜,已经是很不错了。而且,当时军队干部家里大多是男孩子,一大帮半大小子穿着旧军装,喳喳呼呼地成群结队去食堂吃饭,边走边聊,那也是一个特殊的乐趣。
     可是,南十七大院里面我们这些在几年的共同学习和生活过程中结下了深厚友谊的孩子,却在文革中因为观点不同以及参加了不同派别的组织,曾经出现了短期的隔阂。从1966年年底开始,文革运动逐渐激化,后来地方分为“好字派”和“糟字派”两大派,海校分为“兵团总队”和“红旗三总部”两大派。南十七的干部大多公开表态支持海校的某一派组织,而子女也在学校参加了不同派别的群众组织,孩子之间的来往也因文革造成的这些因素,被派性给短期分隔开了。
     到了1968年的秋天,文革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南十七的老干部不分支持哪一派的,都要经受运动的冲击和考验,一些所谓的“历史问题”,与文革中的“站队问题”交织起来,有的干部被撕去领章帽徽关入牛棚,有的干部被设立专案加以审查,有的干部被晾在一边不让工作……在这种形势下,尽管文革中的观点可能不一致,南十七的老干部却都有了共同的感受,觉得还是共事多年的老同事更为知根知底,不会见风使舵地整人害人。于是,老干部之间的隔阂在缩小,有了惺惺相惜的感觉。而南十七的孩子们,则更早地选择了恢复过去的友谊的方式,让前几年因为派性因素停止的来往重新恢复了起来。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28楼 发表于: 2010-05-15

1968:乱云飞渡的岁月(15)

1968年的秋天,J城第一初中迎来了两件大事。
    第一,凡是1965年以及此前入校的初中生,都作为应届毕业生参加了毕业分配,绝大部分都去了农村插队落户。当时学校成天忙着为这几届的老学生送行,敲锣打鼓,张贴标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大有作为的话语和音乐让人耳朵都听得长出茧子。终于,满载毕业生的汽车离开了一中的校园,这些一中的毕业生就这样作为初中毕业生去了艰苦的农村,而其中有不少人只有十五六岁,并没有系统学完初中的文化课程。可是,当时的大形势需要这些未成年的学生去农村接受再教育,于是他们只能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上山下乡的路程。
    第二,老的学生走后,开始只留下1966年入校的初中生,后来又把后面的两届小学毕业生也都送入了初中,这样一共有三届初中学生在校。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市主管部门决定J城第一初中暂停教学,而把第一初中的三届在校学生全部转到了原J城师范学校。
    师范学校是老牌中专,论师资力量和校舍设备都比第一初中强出许多。当时师范学校的学生已经全部毕业离校,而文革中又暂停了中专的招生。可能是觉得这么好的教学条件闲着不收学生太可惜了,于是市里就把第一初中的三届学生全部转到了师范学校。
    师范学校在第一初中北边的山坡上,两个学校的距离并不很远,但是师范学校作为老中专学校,各方面的条件显然要比第一初中好得多了。
    就这样,我们这些一初中的学生,在一中里连一天正规的初中文化课都没学过,就又转到了师范学校。
    对学生来说,上这两个学校则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差别,无非都是组织学政治和搞革命大批判,所有的活动形式都是一样的,看不出中专学校的层次到底有多高。但是具体接触到教师,就感觉中专的教师素质还是比第一初中的教师要高一些的。
    我们每天从南十七大院,只须装着红宝书,就可以去师范学校上学了。在学校也是乱作一团,没有文化课,教师们忙于运动,学生就像放羊一样,在校园里自由活动。师范学校位于北山,校园面积比一中大了许多,附近都是广阔的庄稼地。学生们只知道各自班级的教室所在,至于是在教室里读红宝书还是在校园里闲逛,无人来管,连班主任也没有。所以,那时去上学就是到学校转一圈儿。女学生喜欢在教室里跳忠字舞和剪纸,制作了大量“三忠于”“四无限”的宣传图画。男学生则在教室和校园里随意聊天和闲逛,然后愿意什么时候离开学校就一走了之。
    1968年的秋天,我们从J城第一初中的学生,就这样变成了J城师范学校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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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27楼 发表于: 2010-05-15

1968:乱云飞渡的岁月(14)

1968年的秋天,J城的各个中学开始了几届在校中学生的毕业分配。
    当时,分到工厂的毕业生极少,绝大多数毕业生都是按照毕业学校,成班级地上山下乡,开始了长短不等的赴农村插队落户的生活。
    中学毕业生的分配,牵动着无数城镇家庭的心,也使南十七的多个有中学毕业生的家庭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按照当时在中学里掌权的工宣队和学校革命委员会执行的分配政策,只有在运动中站在好字派一边,而且家庭出身没有任何问题的毕业生,才能列入分配到工厂的对象,一般都是当时好字派组织的骨干。其他的人,几乎无一选择地分配到农村插队落户。所以,谁家的孩子要是有幸分到工厂,都会引起别人的热议甚至非议,而我们家里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在运动中,大哥是学校好字派组织的骨干,参加了最艰难的守卫据点的行动。在一次到对方组织据点抢夺高音喇叭的行动中,因为行动暴露,被对方出动大批人员团团围住。在双方发生的武斗中,一个姓刘的好字派学生坠楼身亡,其他的好字派成员因为人数少被抓住,都被毒打一顿。大哥因为平时不参加武斗,在学生中人缘也好,被对方组织的人手下留情打得最轻。就在最危险的时候,接到求助的J城驻军由一位副军长下了命令,出动了五个连的兵力,挥舞着红宝书冲进铁中校园内的糟字派组织据点,把两派人员分隔开来,避免了武斗的升级,也救出了被围的好字派成员。后来,1968年成立革委会后好字派夺取了大权,那位死于武斗的学生成了文革中的“烈士”,其他成员也都成了当然的骨干。在毕业分配时,工宣队和学校革委会都推荐大哥进工厂。可是大哥考虑到自己同在一个学校的妹妹要下乡插队落户,主动提出自己去农村,换自己的妹妹去工厂。可是去工厂的名额众目睽睽,是按具体的人分配的,不能随意更换。于是,我们家里的两名中学毕业生的分配去向就已经决定了。
     当时在南十七的多名毕业生里,还没有其他的人能够幸运地留在城里工作,因此大哥去工厂工作就引起了邻居的议论。但是此事家里的家长其实并无干预,而且当时也的确没有家长敢与大形势做对,让自己的孩子不去乡下插队落户。
     于是,在1968年的秋天,大批在运动中曾经叱咤风云红极一时的红卫兵离开了喧闹的学校和城市,走上了各自不同去向的道路。南十七的多个家庭,都有毕业生去了J城下属的各个县插队落户。虽然无奈,但是在当时的大背景下,家长也都无话可说,毕竟这是伟大领袖的最新指示和战略部署。
  秋风萧瑟,寒气渐临。尽管城里的高音喇叭反复播送着伟大领袖有关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新指示和激昂的革命音乐,街头也贴满了大红标语,给下乡的学生们送行,但是大部分的人心里都是沉甸甸的。此一去前途何在?将来还能回到城里来吗?想想这些,父母和年轻的学生都是一片迷惘,而且谁也不敢公开流露。
    1968年的秋天,让多少个有应届中学毕业生的城镇家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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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26楼 发表于: 2010-05-15

1968:乱云飞渡的岁月(13)

在各地纷纷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凯歌声中,1968年的秋天到来了。
    大陆所有的省市区最终都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所谓的“全国山河一片红”。而全国各地分为几大派的群众组织,全部都已解散,叱咤风云的红卫兵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舞台中心退了出去。各地的武斗也已全部停止,生产生活秩序得到恢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显得开始稳定了下来。
     10月中下旬,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当时,上一届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定为有各种严重问题的占总数的71%,因此参加会议的上一届中央委员的人数没能达到半数以上。会议从候补中央委员中选出了10人为正式中央委员,使得中央委员的人数勉强达到了半数。然后,会议安排让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等,都被“扩大”为参加会议的人员,全会的总与会人数达到了133人。领袖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强调指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段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全会围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问题,展开了讨论,实际上是对一些不满和抵触文革的老革命家开展了批判围攻。
     而会议公报公布的最新最高指示,对文化大革命的地位和意义作出了完全肯定的高度评价,使得社会上的任何人想要对文革有丝毫的怀疑,都是对领袖的不忠和怀疑。而在这次会议上,做出了永远开除原国家主席党籍的决定,并称其为“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人们敲锣打鼓地欢呼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召开,热烈庆祝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那一时期,声讨和批判原国家主席的声浪震天,很多地方都制作了丑化的漫画和人像模型,一时达到了“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的地步,从此媒体上便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代指原国家主席,每逢集会敬祝领袖万寿无疆和祝副统帅永远健康之后,必得高呼打倒原国家主席的口号,似乎真的成了“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让其永远不得翻身”。
    在那个特殊的时期,有几个人敢在心里为功勋卓著的革命元勋鸣冤叫屈?又有几个人像陈少敏那样在中央全会上硬是不举手同意永远开除国家主席的党籍?后来的人看到当年的史料的时候,很多人大为惊讶当时的疯狂和谬误,而在当时的一片对文革的赞歌与对走资派的讨伐声中,的确发生了很多让后人难以理解的事情。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真相,既不因为今天的人们的惊讶和不解而模糊和避讳当时的事实,也不因为有那么多的人在历史的特殊时期做了特殊的事情,而否定了我们建立共和国以来的所有历史。
    当代的共和国历史,就是由光荣与辉煌、错误与曲折所共同组成的。如果只强调一个方面,都是带有片面性的历史观,都是不能尊重历史真实的做法和认识。
    在1968年的秋天里,举国上下有几个人没有手捧红宝书向领袖表示过忠心?有几个人没有高举手臂呼喊过打倒国家主席的口号?如果因为掩饰历史的真相,把自己打扮成清醒的觉悟者,那将是颠倒历史的做法,而把自己的灵魂和本来面目也包裹起来,乔装成历史的先知。
    那是一个完全疯狂的年代。
    那是一段难忘的痛苦的历史回忆。
    但是,所有的过来人都不应该有意淡忘过去,更不应该错误地对待过去的历史,而让后来的人再次犯下类似当年的错误!
    1968年的秋天,红色的标语,红色的旗帜,红色的建筑物,加上亢奋的人们,高昂的口号和激越的曲调,将会永久地留在了过来人的记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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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乱云飞渡的岁月(12)

暂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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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24楼 发表于: 2010-05-15
1968:乱云飞渡的岁月(11)

1968年12月的报纸,传达了领袖新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当年,有多达数百万的城镇中学生离开了城市和学校,奔赴农村和边疆,开始了艰苦的新生活。
  而始自五十年代的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后的70年代末,总共涉及到将近1800万人,创出了如此之多的城市年轻学生被安排到农村去生活的惊人纪录。这个运动一共持续了二十几年,几乎涉及了当时所有的城镇家庭,对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来说,都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当时J城的中学,从1968年的秋季就开始了中学生的毕业分配工作。
    因为有很多家庭同时有几个孩子中学毕业,而也有极少数的学生被留在城市分配到工厂。当时学校在学生分配时就严格规定,一家只能有一个孩子留在城市,其他无论多少孩子都必须上山下乡。而留在城市工厂的学生,其实仅仅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中学生都必须到农村去插队落户,不管是自愿前往还是满心不情愿。
     在当时的大背景下,谁敢对最高指示表示一丝一毫的怀疑与不满?于是,浩浩荡荡的上山下乡浪潮就在1968年的秋天掀起了。而当时的年轻学生涉世未深,对这个运动的后果还没有切身体会。有的学生豪情万丈地表示要扎根农村一辈子,与贫下中农结合在一起,成为广阔天地中锻炼成长的新一代农民,还有的要在运动中充当先锋,于是积极报名去农村插队。
     J城第一初中一共有三届毕业生,包括1963年到1965年进入初中的毕业生,而那些年轻的初中毕业生小的只有十五岁!就是这些稚气未脱的中学生,在学校和街道敲锣打鼓和到处张贴大红标语夹道欢送的送行下,成批地被汽车拉到了各自插队的屯子,在艰苦的农村开始了长短不一的插队生活。
     后来,这些中学毕业生在几年后先后离开了农村回城,而那段青少年时期的农村生活。将给他们留下毕生难以忘怀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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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23楼 发表于: 2010-05-15

1968:乱云飞渡的岁月(10)

1968年的夏秋之交,全国大中学校都已停止了武斗,开始在军宣队和工宣队领导下组织学生学习政治和开展革命大批判。大规模的群众组织活动已经结束,而叱咤风云的红卫兵已经退出了文革运动的中心舞台,现在是这些当初不可一世的红卫兵走向穷途末路的时候了。
    1966年下半年的大串联,对红卫兵实行了宽松的照顾政策,凡是外出串联带的粮票和钱不足的革命小将,只要凭证件和登记的学校名称,就可以在各大城市接待站借到钱和粮票。在后来长达两年的混乱年月里,有的人已经忘了这些往事,而后来社会秩序恢复之后,这些欠账就开始清算了。
    J城第一初中的校舍走廊里,贴出了各个班级不同的学生在不同的城市接待站借钱和粮票的催还通知,这些通知昭示了在大串联的日子里,一中的学生都到过哪些城市,北京、上海、天津、武汉甚至广州都有,还有去过革命圣地韶山、井冈山和延安的。而有些人都忘了这些陈账,现在只有按照通知如实归还当年的欠账。那时的人心眼直,大部分人都在串联时以真实名字写下的欠条,因为不会造假,所以大概没有人赖账。
    而就在经历过大串联和武斗的老红卫兵们百无聊赖地开始在两年多不曾安静下来的教室里坐下来,读着早已读了千百遍的语录或者“老三篇”,写着文革时代流行的大批判稿件的时候,他们的校园生活已经临近结束了。
    1968年的秋天,一些1964年之前入校的大学生开始走出校门,被分配到各地各个单位参加工作,留下的只是1965年入校的最后一届文革前入学的大学生。
    中学的情况则不同了。从1960年到1965年陆续进入中学的5届中学生,统统被考虑走出校门,作为“知识青年”到社会上参加工作。而这5届中学生的文化知识参差不齐,有着较大的差距。一些1960年入校的中学生,学完了所有的高中课程,有着扎实的文化基础,只是因为大学停止招生而无法考大学继续学习。但是1965年入校的中学生,则仅仅只学了一年的文化课,就因文革运动而中止了文化学习。可是,现在不管这个差距与事实了,所有的这5届中学生被认为都是中学毕业走上社会的对象,都要走出校门,到更为广阔的社会大学校里继续学习和锻炼成长。
    当时,多达几百万的城市中学生及其家庭,在1968年的秋天来临后,都面临着就业和走向社会的现实问题。
    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场异常严峻的考验。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22楼 发表于: 2010-05-15

1968:乱云飞渡的岁月(9)

1968年的夏天,全国各地陆续停止了武斗,社会秩序和生产运输有所恢复,各大中学校全面复课。说是复课,实际上就是学生重又回到了学校,而当时已经没有文化课可上了。
     在清华大学发生了严重的武斗和打死打伤大批工人宣传队的事件之后,高层做出了向各大中学校派遣大批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决定。领袖向工宣队赠送了外国友人送的热带水果芒果,而在那个时候,这可是一个特大的政治事件。于是,当时就用蜡仿制了那些今天看起来很普通的芒果,用红布衬着放在玻璃盒子里,供人瞻仰和体会伟大领袖的亲切关怀。但是,那时候全国的确有很多的人别说吃过芒果,就是见也没有见过芒果,所以,人们既出于政治因素,也处于好奇心,争相前往观看领袖赠送给工宣队的珍贵礼物是什么样子的水果。而芒果就像佛龛前的供果一般,被亿万人所仰慕,似乎它的身上真的代表了一种巨大的精神关怀。
     1968年的夏秋之际,工宣队陆续进驻了海校和J城第一初中。
     进驻海校的工宣队,是由杨家杖子铀矿派出的。这个不出名的矿山,从事稀有金属铀的开采。选择这个偏僻的矿山派出工宣队进驻海校,大概是考虑到文革的特殊背景,J城当地的企业都卷入了好字派和糟字派两大派群众组织的争斗,不适于派出工宣队到情况特殊的海校。而杨家杖子矿山远离尘嚣,在运动中相对封闭,因此适合派出文化水平并不高的矿工们到知识分子成堆的大学里,去宣传和教育老九们。
     海校对工宣队的到来采取了表面上热烈欢迎的态度,贴出了欢迎的大标语,但是实际上还是对这些J城当权的好字派派来的人存有戒心。而工宣队显然也是有所准备,这些工人到了海校后,并不轻易表态和介入文革事件的评价。对海校两派的争斗,工宣队采取了相对中立的态度,不明显偏袒哪一方。就是在集会上某一派高呼口号打到某一个原来的校领导的时候,工宣队也不举手附和,说明他们是经过事先的教育的,对海校的文革情况也知道一些底细。而工宣队的到来,也没有推动运动的深入,海校还是处于停滞状态。一些有技术的教员被抽调到部队和科研单位,甚至远赴欧洲到阿尔巴尼亚当军事教员,还有一些人在等待复员转业,而大部分人都随着运动的进行在等待着下一步的结果。同时,海军内部已经形成了以李王张为核心的新权力中心,开始采用“层层站队”的方式收拾那些政治上的对立派成员。此时地方工宣队的介入,也只能是在形式上召开了一些会议,开展了大批判和学毛选等活动,在实质上并未对海校的文革运动有很大的影响。
     J城第一中学也进驻了工宣队,其中还有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工人。那时开大会上台发言的人有先念领袖语录或诗词的习惯,有一次开大会,一个年轻的工宣队员上台讲话,照例他也要先念一段语录或者诗词。于是,这位满口东北腔的青年工人便开口说道“暮赛尔(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乃(仍)从容。”在那个严肃的场合,谁也不敢发笑,可是会后一中的红卫兵们背后学了很久那个工宣队员的口吻。
     工宣队的到来,使得学校的活动有些走上了正轨,至少各个班级要点名,防止学生不到学校参加学习而在社会上滋事。
     学校把武斗的工事全都拆除了,并且修补了被破坏的校舍,教室都张贴了伟人像和各种标语,办起了大批判专栏。学生每天到学校都必须携带毛主席语录,而且要学着跳忠字舞,至于学毛选和写大批判文章,那就是学生在学校的主要活动内容。
     南十七的学生们也分别结束了在不同派别群众组织的活动,回到了各自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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