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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福廷 张雄飞  《桂林晚报》回避、歪曲、捏造桂林文革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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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晚报》回避、歪曲、捏造桂林文革历史


杨福廷  张雄飞   转自《网易地方论坛广西



2009年8月19日至21日,《桂林晚报》连续三天在该报“桂林城事·1949——2009”专栏里,发表了署名记者郑利平、梁剑的纪实:《1966文化大革命》、《1967“造反夺权”》、《1968武斗》三篇长文。该报及其作者,站在广西文革老派性的立场上,无视桂林文革历史的真相,使用极其卑劣的手法,对历史作任意的编造杜撰。那别有用心的回避、恶意的歪曲、捏造桂林文革历史重大事件的错误随处可见。 

他们把桂林广大人民群众当作傻瓜来愚弄!他们狠狠地向无数在桂林文革中被打、被斗、被长期关押和无罪被判重刑的人们的旧伤口上,又捅上了一刀!他们竟然毫无良知地粉饰“桂林八·二0行动”,让那数以千计在那场大镇压中被杀害的善良的人们的亡灵在九泉之下仍不得安息!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们为什么敢这样做?! 

对于《桂林晚报》如此严重歪曲历史,我们有责任予以澄清。 


文革初期的师院“老多” 


按照中央的有关部署,文革开始,广西师院(即如今的“广西师大”)的广大师生就起来造反,后来属于“老多”这一派的师生,一开始矛头是指向桂林市委派的驻校“工作队”。当时是用口头辩论的方式,大家力争说理。桂林市委又组织“工人赤卫队”,围攻师院师生;同时,韦国清坐镇桂林,调动几个连的解放军出来,还有许多警察配合,他们在助阵“赤卫队”,“赤卫队”显得很得势,时有动手打师院师生的事发生。警察都暗中带有手铐,警察虎视眈眈辩论的师院师生,显示要抓人的态势,造成一种气氛。这样,师院的广大师生就看清楚了他们的面目:我们听党的话起来参加文化大革命,他们组织赤卫队来围攻,还调动部队准备镇压,于是引起公愤,凡有点良心有正义感的人,都加入了这支队伍,形成“多数派”简称“老多”。 

在对待师院院党委的问题上,“老多”并没有去搞院党委,正如前面所说“老多”一开始的矛头是指向阻碍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工作队”,而6月4日的第一张矛头指向院党委的大字报,倒是另一派的学生后来成为“红旗红卫兵”的写的。“红旗”说“老多”有人写《誓死保卫院党委》的大字报,说“老多”死保院党委是“保皇派”,所以: 

第一,文革开始师院学生被打伤是被“工人赤卫队”打伤,而不是学生之间打伤。《桂林晚报》(下简称《晚报》)说“这时‘老多’与“当权派”(维护学院及上级党委派)势同水火,不少当权派人物包括普通老师都被‘老多’抓过开大会批斗”;“李敏介绍,这些院领导职务刚被解除,学生就把他们拉去批斗。后来,调走的调走,失踪的失踪,命运都非常坎坷。‘其中最惨的是张云莹院长,因为受不了被造反派多次拉去游街批斗,因为受不了压力,张院长后来在家中含冤辞世。’”这完全是彻头彻尾的捏造、栽赃于“老多”的谰言。事实恰恰相反,现在可以站出来一个一个领导来数,师院“老多”的头头,和所有院领导人的关系一直很好,有些活着的直到现在关系依然很好。 

《晚报》对文革初期的历史完全说成相反,全部颠倒了黑白。 


“桂林老多”夺权真相 


在桂林夺权的问题上,《晚报》所写的是一篇海外奇谈的文章,是一篇绝妙的反面“奇文”。既然写夺权,为什么不写桂林市的夺权?这是有意回避历史、颠倒历史,而历史的真实是: 

1967年1月24日晚,“桂林市夺权行动委员会”在桂林市委内的小操场上,召开市党政及其下属的主要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二、三百人开大会,由市“夺权行动委员会”主任委员杨福廷宣布夺桂林市党政财文大权。1月25日,《桂林日报》上即登载《桂林市夺权行动委员会第一号令》向全市宣布了这一大事。从1月底至2月份,陆陆续续在《桂林日报》上登了九个“令”,这都是堂堂正正登在《桂林日报》上的,现在可以找出来作证。 

“桂林老多”的夺权,与全国各地所有的夺权都不一样,他们是夺权夺章,以为夺到章就是夺了权;而“老多”的夺权是“夺权不夺章”,采用“双章制”即对需要监督的部门采用“双章制”,对不需要监督的职能部门完全和原来一样,“老多”不监督他们,信任他们。“老多”夺权的思路很清晰:夺权的目标是夺“监督权”;夺权的目的是要求各职能部门使用好权;夺权使用的模式是“双章制”——要监督的单位实行“双章”:即原职能部门的章行使职权,“夺权行动委员会”的章行使监督权。所以,“老多”夺权并无实权,仅仅是对监督的部门有“监督权”。原各职能部门照样行使自己的职权,先盖自己的章,然后再盖“夺权行动委员会”的章,方为有效。光是一个章都无效。 

实际上,夺权的自始至终,“老多”就只夺了文革办公室的财权。只有文革经费的使用了“双章制”,其他所有的职能部门都没有用“双章”。 

“老多”夺权的这一模式,除在大会上讲清楚外,开始几天,杨福廷还到多个职能部门,宣讲这一模式,所到之处,没听到一句不好的话,个个干部称赞说“老多讲政策”。夺权的第二天,市委书记刘竹溪找几个人喝酒庆贺,高兴地说已经交了权了,一身轻了。杨福廷知道后,即找他们来谈话作委婉批评,说你们不是交权,你们没有交权,夺权的目的只是希望你们更掌好权,用好权,我还是叫你刘书记,……当杨说到叫他“刘书记”时,刘竹溪动了感情,口口声声称赞“老多”“讲政策”。 

“老多”内部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任何一个下属的组织来争过这种“累死人的监督权”。没有发生任何一点那怕是小小的“派系斗争”,因为“老多”内部了解夺权的真实情况的人,也是一片赞口声。 

由于夺权后的发展态势良好,至2月28日,同样集中二、三百市里各级领导干部,在市人民礼堂开大会,杨福廷在大会上宣布:夺权胜利完成它的历史任务,全市一切都稳定正常,发展态势很好,夺权行动委员至此撤出。这样,夺权宣告结束。桂林市夺权的时间就是1967年1月24日——2月28日。 

桂林市夺权做了些什么? 

做了两件事: 

第一,反经济主义。当时的经济主义,主要是文革经费的滥用。当时外地人来桂林串联,都跑去市文革办公室借钱吃饭(外地也一样,北京也一样,都是“借”钱吃饭,即吃饭不要钱)。开始时,有的借一个月,有的借半个月,后来卡紧一点是借一周。这也不得了,有的人反复借(虽然登名字,但很难一下查对,有的少数借了去上馆子。而当时市委文革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又顶不住这些人吵闹,所以是有求必应,来了就借。这样,国家的钱流失严重。“老多”夺权后,采取坚决得力的强硬措施,杀这股经济主义歪风,组织了一百多人的师院学生,分成两班,每班负责一天,到市委文革办公室值班,顶替市委文革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外地人来了,坚决不借钱,只在吃饭时发饭票。由文革办公室的人拿饭票来给我们的学生发给外地人。开始时矛盾很尖锐,我们就用学生和他们说理“对轰”。由于我们有发饭票这一合情合理的措施,我们的学生理直气壮,最后,只有他们灰溜溜地有的败阵而走,有的只好老老实实的领饭票吃饭。这样的高峰大约十多天,过去也就一切平静了。当时市文革办公室的干部看了这一切都很感动,他们说,学生辛苦了,学生辛苦了! 

加上停止和紧缩各项文革开支,这一个多月的反经济主义,后来师院中文系有篇调查报告,为国家节约130多万元。此调查报告登载在《桂林日报》上。 

第二件事:接收、上交三万多两黄金给国家。这三万多两黄金,是运动初期另一派学生组织“红旗红卫兵”抄家得的,这时,“红旗红卫兵”垮了,愿意把这三万多两黄金移交给夺权的“老多”,我们接收了。金子封在银行仓库,由解放军守卫。我们想,这么大一笔财产,我们拿着也不好,不如快上交国家,于是,去和银行联系,银行愿意接收。我们派师院中文系两个学生,和银行代表一起,按清单清点,办好上交手续,双方代表签字,三万多两黄金如数交给了国家。 

这就是“老多”夺权做的两件事。“老多”在夺权中所做的事,都不是偷偷摸摸做的,都是登在当时的《桂林日报》上的。 

由于“老多”夺权这一模式受到好评,“老多讲政策”成了一块“名牌”,随着各地人来桂林串联,“老多”这块“名牌”传遍祖国各地,当然也传到了中央,直到周总理。1967年4月底,周总理受毛主席委托,召集广西两派代表上北京谈判。“老多”派出两名代表。北京谈判中,总理秘书郭长安曾对“老多”代表杨福廷说:“老多”不错,总理对“老多”印象很好。事情的确如此,总理在多次的两派接见中,多次表扬“老多”,并给“老多”委以重任,这事到后面再说。 

对桂林市的夺权《晚报》不敢沾边谈,却在那里凭空捏造说“包括桂林市公安局在内的很多政府机要单位,在那时都被造反派接管了。”这又是彻头彻尾的捏造、诬陷,根本没有事实,正如我们前面已说清楚的那样,对这种无端捏造和诬陷,在此不想再费口舌反驳。 

我们想,经历桂林市夺权的当时市里的干部应该还有不少人健在,你们试作些调查看看,是不是像你们说的那种情况? 


1967年的桂林形势 


“桂林老多”夺权后另一派群众组织“红旗”垮台,桂林出现了“一边倒”的形势。桂林驻军联合支左办公室,主要是桂林军分区、桂林市人武部和6955部队,他们支的“左”,也就是支“老多”一派,这三方面的部队首长,常和“老多”方的“造反大军”的主要头头在一起开会,开会的地点多是在桂林军分区小会议室,每次主持会议的都是桂林军分区政委张耀青,参加的还有桂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毕可舟(后为广西军区政委)。桂林市人武部政委陈秉德,他是“桂林市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主任委员,也几次在桂林军分区小会议室和“老多”头头开会,研究全市的“抓革命、促生产”问题。记得3月份的一次会议,他去区里开“抓、促”会议回来传达,和杨福廷等开了一天会,共同研究办好桂林的事,开会、聊天,气氛非常融洽、和谐。那时部队首长军分区的毕可舟,6955的政委张骥,副政委赵保立,几乎天天和“老多”头头在一起,开会开始多在桂林军分区小会议室,后在6955部队支左办公室(李宗仁官邸),这两处部队的办公室会议室,也就是“老多”常委的会议室。当时部队首长和“老多”头头在一起谈话的都不是派性问题,都是如何搞好全市的各项工作问题。有时还研究开展活动,比如“拥军”活动等等。 

对于桂林的这种大好形势,当时有新华社电讯,有《光明日报》报道文章,《桂林日报》上的报道更是不计其数。现在,还可以找出这些大量的记录下当时历史的“硬件”材料。 

1967年4月底,周总理代表党中央、毛主席邀请广西两派代表上北京谈判。在代表分配问题上,既然是两派谈判,当然是两派代表“对等”,南宁、柳州都有“联指”对等,而桂林当时因没有“联指”组织,所以没有“联指”代表,中央分配的名额只有“桂林老多”的两名代表。 

在两派的多次接见中,总理多次表扬“老多”。 

《晚报》文章在写到1967年的桂林情况时说“大量‘打、砸、抢、抄’现象的出现”,又说:“此时,桂林虽被造反派所控制,但却没有实施具体的管理……”“因为夺权问题,造反派派系矛盾日益尖锐,间或产生摩擦。”前面说了,掌管全桂林经济生产大权的是“桂林市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总指挥是人武部政委陈秉德,“老多”既没夺过他们的权,也没进行过任何干扰,一切管理工作都任他们实施,前面也说过他们和“老多”关系也很好,多次在军分区小会议室开过会。而大量的报上登过的“硬件”材料现在你们也可以找来看看嘛。你们简直就是在睁眼睛说瞎话,乱给“老多”安罪名,例如说“老多”夺权后“为了征服人心,造反派随后开始更大规模的‘破旧立新’运动”,“1967年,红卫兵还对被他们视为穿着奇装异服的行人采取粗暴行动。如剪小裤脚、剁尖尖皮鞋等,后期发展到‘打、砸、抢、抄’,如砸教堂、捣庙宇、焚烧文化典籍、毁坏文物古迹等。”先生,你们把时间和当事人“弄错”了,这都是另一派学生组织“红旗红卫兵”,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打着“大破大立”、“破四旧”的旗号干的!《晚报》用移花接木的伎俩,把1966年发生的事,拿到1967年来说,其用心何等卑劣!至于说因夺权“老多”“派系矛盾日益尖锐”,更加是无中生有!   

文中一大段说到铁路方面的问题。是的,铁路方面的确是存在这些严重问题,但这不是“老多”的问题,倒是“老多”要尽力去解决的问题;这就是不久后,“老多”倾巢出动,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全力去解决广西境内全部铁路沿线的严重问题。这事后面再说。 

《晚报》写的这件事是发生在1967年8月,“老多”代表曾就此事给中央写过“紧急报告”,内容一是铁路不通,是因在桂林以外的地方发生事情,火车停在桂林,“老多”正做好铁路疏导工作;二是外地人来桂林滋事。 

这事是这样:柳州铁路局柳铁“4·22”派 “公机联”组织的司机,那天开车到全州才湾车站时,当地“联指”开枪打死了一名司机,使“公机联”的司机不敢再往前开,车开到桂林停下了,造成铁路瘫痪。此事“公机联”告状到北京,告到周总理那里。“公机联”的司机也到了“老多”房间,详谈了此事。后来总理接见时严厉批评了另一派的错误行为,同时也教育我们说要以大局为重,要考虑国家利益,广西铁路是国家的大动脉,天天运送援越物资,不能中断,“司机死了抬下来,伤了换一个”(总理原话),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保证铁路畅通。当时告状司机穿着一条烂裤子去,说是给另一派打伤腿裤子也烂了。总理说你的裤子烂了我送一条给你。接见后,工作人员就送了总理给的一条新裤子来我们代表团给柳州“公机联”告状的司机。 

8月份以来,广西境内的铁路已经严重不通了,而总理又特别关心铁路,只要车停几个小时总理就要过问。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总理采取得力措施:让“老多”出来护路。即有了8月份广西铁路出现的严重问题,才有9月份总理派“老多”护路。 

9月5日晚,周总理单独接见“老多”代表杨福廷,和总理一起来接见的是总理外事秘书郭长安。总理给“老多”两条任务,总理说:桂林是当前全国最好的,全国已没有一个城市对外开放了,准备开放桂林,让外国人主要是越南人进来,问桂林治安情况怎么样?“老多”能不能控制局面?第二条任务是当时广西境内铁路形势严峻,为保证铁路安全畅通,派“老多”护路,“把‘老多’当解放军用”(总理原话),维护铁路安全,保证畅通。听了总理交的这两条任务,杨福廷当然兴奋不已,当即满口回答了总理,保证完成任务。总理没空,很快走了,叫杨福廷再和他的秘书郭长安详细谈谈。杨向郭详细介绍了桂林情况,约谈半个多小时,郭长安听后说:这样总理就放心了。 

9月13日总理接见两派代表,又进一步谆谆教育“老多”,要求“老多”要“站在解放军立场上”,“不讲派性”,团结好另一派群众的每一个人。总理生动地讲了一个典故:“一人背举座不欢”。解释说在酒席上,大家高兴,一人不高兴,反个背面向角落坐着,这样整个酒席就不高兴了。总理说对对方组织哪怕一个人都要正确对待。 

总理给“老多”护路的消息,传回桂林,桂林沸腾了。由6955部队师院军训团组织,军训团团长张体成任总指挥,组成1600多人的队伍,从9月中旬——下旬,陆续撒向广西铁路沿线各重要车站。这时,柳州铁路局、广西军区遵照总理指示下文,要求铁路职工、当地驻军支持“老多”护路。 

9月24日总理接见广西两派代表,征得总理同意,“老多”代表杨福廷回广西看望“老多”护路情况,同时来广西视察“老多”护路的有中央文革广西联络组的老张同志。我们到达兴安时,桂林军分区张副司令员,是位老人了,他和“老多”护路的师生同吃同住在一起,我们十分感动。他出来接待我们,说要支持好“老多”护路,维护好铁路安全,不辜负总理期望。 “老多”的护路的确是得到了广西各地驻军和铁路职工的支持。 

至1967年11月初,得到铁道部的消息,广西铁路的正点律从“老多”护路前的10%多,上升到93%,广西铁路已经畅通。从“老多”护路后,铁路上没发生一起停车事件。据此,“老多”代表即给周总理打报告,要求“老多”护路队撤回。总理即批准了此报告。于是,从11月上旬——中旬“老多”护路队陆续撤回,护路时间大约一个半月左右。 

《晚报》还特别写到“白沙事件”,认为这是1967年桂林“影响较大”的一次 “武斗”。《晚报》用玩文字游戏的办法对事实作了歪曲,在此有必要澄清。 

正确地说,应该是“雁山——白沙事件”。事实的真相是:“老多”得到雁山方面的情报:“联指”数百武装人员到雁山“打、砸、抢、抄”了我派多家群众的东西,并抓走了十几个人,又打死一个四岁小孩,要求“桂林老多”赶快去制止。由于它的正义性,“老多”和6955部队商量,为避免两派争斗,要求6955派部队保护“老多”一起去。由于对方是武装人员,当然“老多”也得出动武装人员,这样,“老多”200多人和6955两个连的解放军全副武装出动,6955部队副师长、抗美援朝全国战斗英雄郝忠云亲自带队,赶赴雁山。到雁山后,并没有交火。“联指”就往阳朔县白沙方向撤退。为了要回被联指抓走的那十几个人,“老多”和部队就跟着,雁山到白沙十多里路,也没有交火。到了白沙,“联指”认为到了自己的地区,又有有利地形,突然掉头向“老多”和部队开枪,“老多”即还击。经短暂交火,部队看到双方都是群众,怕有伤亡,和“老多”一起赶快撤退。由于是“联指”先开枪,死的人倒是“老多”和部队方的。这就是“雁山——白沙事件”的真相。 

《晚报》说“白沙事件”是“狭路相逢”,好一个“狭路相逢”!从雁山到白沙十多里路都没有交火,这叫“狭路相逢”?你们玩弄文字游戏的手法也太拙劣了,一点都经不起历史事实的检验,当然你们这样玩弄文字是有目的的:把事件的起因写得“一头雾水”,让谁都摸不着是什么回事,以此来掩盖事实真相;又把结果死的二人写得含糊,读者也不知道死人为何方。这样,事情的本质就被歪曲了。 

事情的本质是:这是一桩典型的“联指”的“打、砸、抢、抄、杀人”的暴行,“老多”和解放军去制止暴行,被联指先开枪,死的人是“老多”一个师院学生和解放军的一个班长,而“老多”和解放军作了最大的克制和忍让撤回。事件当天就结束了,事态没有扩大,它也不足以影响桂林的大局。这就是《晚报》说的1967年桂林“影响较大”的“武斗”。 

此事还有后续纠葛,因6955部队出了兵,“联指”就揪住6955,把矛头对准6955,他们恶人先告状,向中央诉6955出动武装解放军镇压他们。由于事实就是那样,不管“联指”怎样做文章都掀不起大浪。后来郝忠云也到了北京参加中央首长对广西两派的接见。郝忠云对“老多”代表说:我们出动解放军的目的是保护群众,不管哪派群众都要保护,后来“联指”向我们开枪,一下就打死我们的一位班长和“老多”的一个学生,我们怕有更大的伤亡,立即撤兵。至今回想起来,文革中的6955,不仅是“老多”的大恩人,也是桂林人民的大恩人,他们崇高的品格和光辉的思想,与壮丽的桂林山河永存,他们是解放军中的一面旗帜。郝忠云不愧是一名解放军的“全国战斗英雄”! 

有关1967年的桂林形势,周总理说桂林形势在全国算是最好的,唯独对桂林作了对外开放;对“桂林老多”组织,总理拿来“当解放军用”,委以维护铁路交通安全的重任,这也是全国独一无二的。此事出现后,文革初期来过桂林串联的首都红卫兵纷纷去“老多”在北京的代表团祝贺,他们说“老多”得到了全国唯一的、最大的“殊荣”,因为他们来桂林支持过“老多”,他们也感到光荣和自豪。而《晚报》对1967年的桂林形势和“老多”给予抹黑、加罪,就是在和中央唱反调,罪责难逃! 

这里得声明:我们说当时桂林和“老多”的好,并非说十全十美。在当时那样动乱的年代,各种思潮泛滥;而“老多”是一个庞大的群众组织,在某些地方、局部出现些矛盾,出点问题是难免的,应当可以理解。我们说的是社会大局、社会面貌、社会主流,不能用某些局部的东西来否定大局。这点是要说清楚不应该误会的。 


桂林两派大联合 


遵照周总理“一人背举座不欢”的教导,还在北京总理接见时,杨福廷就向总理保证要派人去请“联指”回来。于是,叫家里立即派“老多”主要头头许瑞林同志到南宁等广西各地请“联指”回来。1967年冬一两个月时间,许瑞林同志由6955部队的团长张体成陪同到柳州时,柳州的“支左”部队首长——55军副军长孙凤章,把柳州市的“联指”常委召集开会,并要他们站起来,对他们说:“你们看看‘桂林老多’的姿态多高,专门到柳州来请‘联指’的人回去,表示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愿意向他们赔礼道歉。你们做得到吗?你们能不能也去桂林,把‘4·22’的人请回来,向他们道歉?”许瑞林去到南宁,广西军区司令员吴华也把南宁“联指”头头召集来和许瑞林见面,表扬“桂林老多”道:“‘桂林老多’姿态高,你们应当向他们学习。” 

1967年12月,杨福廷从北京谈判回来,即向“联指”提出搞大联合的倡议,双方开始接触,进展很快,春节后,1968年2月,两派签订大联合协议,成立大联委,地点设在榕城饭店(后来的“七·三”百货大楼)。为表示诚意,参加大联委的所有成员,包括两派的头头和数十名工作人员,各方面的部队首长及工作人员,领导干部及一般干部共150人左右住进了大联委,连冯邦瑞市长都住进去了。确确实实是两派及部队联合办公。不仅仅是全市两派高层组织的大联合,还要求全市所有的基层单位大联合,这样才有群众基础。于是,大联委分各条战线,各路人员到基层做宣传工作要求基层大联合,从1968年2月底——3月底,基层单位实现联合后,每天不断地来大联委报喜,鞭炮声连天。大联委大厅里挂着一块大大的“全市实现大联合示意图”,红箭头天天上升,至3月底,有80%以上的基层单位实现了大联合。 

大联合形势的良好发展,说明成立革委会的条件已成熟,3月上旬末、中旬初,“老多”就提出筹备成立市革委会。大联委和筹备成立市革委的工作是紧密连接的,中间一点空隙都没有。“老多”又和大联委一样,采取了非常、超常的高姿态,提出“代表对等”,“联指”自然完全同意,未发生一句话的争论。筹备市革委会的中心就是一个问题,即进市革委会的成员问题,两派“对等”解决了,什么问题都好解决了。其最后的结果是:三结合,部队代表由部队提;领导干部代表三方提,结果是支持“联指”的略多于支持“老多”的;两派代表各自提。本来每派22人,其结果是“老多”派有一名代表部队调查认为不太理想,部队同志和“老多”商量,“老多”方不愿在本派另外一个基层组织里选人替换,所以干脆暂时少一人,留给原来那个基层组织以后再补,这样,结果就是“联指”22人,“老多”21人;进市革委会常委都是“老多”、“联指”各一人,(“老多”进市革委会常委的是杨福廷)。这样的结果“联指”还有什么话说? 

具体工作安排上,从大联委的联合办公到筹备市革委会有一大堆工作要做,负责具体工作安排的“老多”方是杨福廷,“联指”方是张金甫,都是两人先大体商量好某些方面的事,然后由杨福廷起草(因杨文化比张高),然后再研究定稿。过程中只有互相补充完善,没有什么争论分歧。在一个多月里,由于事情繁多,杨福廷和张金甫两人一起常常工作到深夜。 

《晚报》写到:“在筹建桂林地、市革委会问题上,‘造反大军’与‘联指’一直存在分歧。”(桂林地区革委会与我们无关,我们不知道他们的情况,两不沾边,不要乱扯在一起。)你们就是用一种固定的眼光来看问题,以为两派一定总是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也用一种固定的眼光来看“老多”,认为桂林所有的乱事都是“老多”引起的。你们万万没想到,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两派的特定情况(“老多”大,“联指”小;“老多”人多,“联指”人少),“老多”采取了非常、超常的高姿态,“联指”欣然接受了。桂林市就出现了那样没有分歧的联合,哪怕它是表面的、暂短的,但到底是出现了、存在了,这就是活生生的历史事实。《晚报》及其作者就是在那里“想当然”,瞎编胡造! 

通观《晚报》写桂林这两年多的历史(1966年夏——1968年8月20日),文章三篇,洋洋数万言,有一句话算是说得公道的:即写到桂林的“夏季大混战”时,说“‘联指’先有动作”。 

“‘联指’先有动作”的条件是什么?这里得把文革中两派群众组织的情况先说说。 

“桂林老多”自诞生以来,它的头头主要决策者是学生、教师、工人,没有当权派,哪怕连一个小当权派都没有。与6955部队的关系,是在共同事业奋斗中的良好合作关系,不是操纵与被操纵关系,反而是在许多情况下“老多”行动影响6955。而“联指”就不同了,他们上面是以韦国清为首的一个庞大的当权派网络集团,执掌着广西的党政军大权,掌管着国家机器,他们和“联指”是一种操纵与被操纵关系,这些党政军要员可以动用一切国家权力,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两相对比,他们确实是太强大了,“老多”确实是太弱小了。在他们眼里,“老多”这些小小的平头百姓,简直连蚂蚁都不如,他们想什么时候捏死你们就什么时候捏死你们,想怎样捏死你们就怎样捏死你们。所以,“联指”是具备了一切“先有动作”的先决条件,至于什么时候下手就等时机了。把这一点说清楚,就说明了当时所谓“武斗”的实质,并不是一般的两派群众组织的“武斗”,而是韦国清集团对“桂林老多”大镇压的开始。所以,1968年发生的那场“桂林大武斗”不应该称之为“武斗”,对“桂林老多”来说,是以广西庞大的国家机器和民兵武装集团为一方,以区区的千多个人,千多条枪的“老多”学生、工人武装为一方的,一场英勇的、捨生忘死的、为保护桂林数万人民群众免受像南宁及广西许多县城那样城灾的、反军事镇压的自卫抗暴之战! 

桂林形势是受广西形势制约的。桂林“联指”下手的时机,得看广西形势的发展而定。历史正是在1968年5月——发展到了这一步。 

“联指”“先有动作”的时间,应该是从1968年5月4日算起。瞬间桂林的山河变色,乌云压城。5月4日“联指”开始抢枪,曾几何时,一度平静的桂林气氛开始紧张起来,5月4日后,“联指”又是接二连三地抢枪,一个接一个地抢占据点。5月17日调动12个县的“联指”进桂林,跟着是最致命的一着:武装抢占“大联委”的办公地点榕城饭店做他们的据点,这就要命了!“老多”采用“非常的、超常的高姿态”几个月辛辛苦苦搞好的“大联合”,一下给“联指”彻底粉碎了。用“老多”的话说:“联指”杀到家门口了!“老多”只有全力以赴进行反击,才能生存。 

从“联指”“5·4”抢枪后,5月中、下旬,下面有些小“武斗”摩擦,这习惯说法叫小敲小打。 

“老多”反击的第一仗,就是用武装夺回“大联委”(榕城饭店)。6月5日上午,战斗打响,很快“老多”旗开得胜。但在这场战斗中,“老多”也损失惨重,初战就折损一员战将、高层领导、第一任红卫师师长戴明德中弹身亡。同时中弹身亡的还有战地记者、广西师院图书馆干部蓝仁伟同志。“老多”在胜利的欢乐中同时忍着悲痛,掩埋了同伴的尸体,挺起胸膛,继续投入反击。 

从6月5日榕城饭店第一仗起,至7月底西山之战结束,近两个月时间,大大小小打了许多仗。前面大部分是“老多”胜,这最后的西山一战是“老多”伤亡多,吃了大亏。 

西山之战结束,双方是打红爆了眼,准备着更大的决战。但是,这时的政治气候变了:7月中旬末,中央文革要求广西两派主要头头上北京办学习班,派飞机来接。“老多”派出30多人的代表团,“联指”也是相应的人坐飞机到了北京。这时的“老多”已不是1967年时候的“老多”了。由于中央偏信了韦国清谎报军情,在“7·25”中央首长接见广西两派的会上,“老多”也受了批评。而“7·25”接见,对两派还是互有批评。中央首长所说到的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出据点、上交武器等讲的总是“两派”,还是说“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在中央的一系列文件里包括“七·三”布告,讲到这些时也是“两派”,也还是“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由于当时中央偏信韦国清,又支持韦国清,这样“联指”就显得政治上得势。他们没有正确理解中央精神,他们认为中央支持韦国清就是支持“联指”,中央要求那些“两派”做的事,好像就是只要求“广西4·22”、“桂林老多”做的,与他们无关。“联指”疯狂了!敢于肆意歪曲中央精神。回到广西后,更狂妄到完全篡改中央精神,把“广西4·22”、“桂林老多”当成“反革命”!韦国清和“联指”有了这种极端的思想,就产生了极端的行动。 

1968年8月6日晚,韦国清、魏佑铸(广西第三把手,时任广西军区政委)接见“老多”全体代表。韦、魏口气非常严厉,就是要求“老多”交枪,才是唯一出路。当时形势严峻,政治上、军事上“老多”都失利,“老多”已被逼到悬崖上了。“老多”代表团负责人杨福廷即表示:我们愿意交枪。有一条要求,就是交枪后怕另一派乘机来屠杀我们,请解放军保护我们的安全。魏佑铸立刻喷口说:“你们不能提先决条件,你们无权提先决条件,你们只有老老实实交枪,才是唯一出路。部队怎样做是部队的事。”杨福廷表示:好,我们愿意马上交枪。魏佑铸说:“那你们就马上给家里打电话。”韦国清、魏佑铸接见结束。接着下一步一切就听从他们安排了。几位解放军带着“老多”的几个代表到学习班所在地解放军政治学院机电机要室旁的一房间里打电话,他们帮拨,先拨通桂林支左办公室,杨福廷讲,同时作电话录音,但录音不清楚,又拨通桂铁支左办公室的电话,再作录音,还是不清楚,这两条都不奏效。第二着,由杨福廷给部队写《委托书》,《委托书》内容是:“桂林老多”代表在北京向中央作了保证,“老多”立即交枪,希望家里遵照执行。特全权委托部队首长做好“老多”头头的工作。不管遇上什么情况,都要排除干扰,请求部队强制“老多”立即交枪。把《委托书》交给了解放军。杨福廷最寄希望的就是这一着了。还有第三着:即派“老多”代表鲁鹤松、梁莲珍回桂林,督促“老多”交枪。 

8月12日,“桂林老多”交枪完毕。 

桂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季兴华对杨福廷说:你们这次工作做得不错,在家的“老多”头头表现也不错,他们听部队首长的话交枪了。 

这时“老多”在京代表心里的石头才落地。他们想:“老多”交枪了,“老多”的群众得救了,将来要挨就挨我们头头吧。 

这是一段多么艰辛的历程,在那种打红了眼的情况下,“老多”作了此举。对于这么一件“惊天地,泣鬼神”,决定“老多”命运的大事,《晚报》居然敢不写!你们的大事记写到8月8日,就跳过8月12日。你们扪心自问吧:你们的心肠,是黑的还是白的? 

8月12日“老多”交完枪(事后得知:“老多”在桂林北边交枪,警备司令部等就从“老多”上交的武器中,挑选好的武装南边的“联指”),8月20日桂林警备司令部就调动12县武装民兵和“桂林联指”武装一万多人,一直持续到10月中旬近两个月时间。 “桂林老多”啊,说起这段历史,就是草木也生情,石头也会流泪! 

然而,《晚报》对这个罪恶滔天的“八·二0”行动,却极尽掩饰、美化之能事。 

不允许为“八·二0”行动翻案 

一、先看看《晚报》对“八二0”这段历史是怎样叙述的: 

“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专门为解决广西问题发布《布告》(简称《七·三布告》),强调立即停止武斗,恢复交通,交回枪支及物资。 

8月20日,桂林市、地革委会和桂林警备司令部、政治部联合签署《关于进一步全面落实中央〈七·三布告〉的公告》。 

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论》、《文革重大武斗惨案》记载,当天,由桂林驻军、‘工人纠察队’、12县的民兵一万多人,组成‘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配备武器,分别进驻一派群众组织控制的地段、据点。并在之后的连续数天,对‘造反派’组织骨干成员和同其观点的领导干部、流窜人员和有历史问题的人,进行大搜捕。当时,全市共有万余名干部群众被牵连其中,其中不少为无辜群众。1983年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时,桂林地、市委撤销了《八·二零公告》,为受害的干部和群众平了反。 

这就是著名的‘八·二零’事件。自此事件后,桂林武斗基本结束。” 

从这几段不多的文字中,人们可以明显看到这样的逻辑和谎言: 

1、《七·三布告》是好的,因为它是为了制止武斗! 

2、《八·二零公告》是好的,因为它是为了贯彻《七·三布告》! 

3、“八·二零”行动是好的,因为它是为了执行《八·二零公告》! 

4、“八·二零”行动不只是好,而且功德无量,因为这个行动之后,“桂林武斗基本结束”,它为桂林人民解除了一场灾难! 

5、“八·二零”行动没有抓人呀,只有万多另一派的人受到“牵连”! 

6、“八·二零”行动也没有杀人呀,只有“受害的”干部和群众呀,而且后来都“平了反”嘛。 

二、再看看中共中央、广西区党委、桂林市委,对《七·三布告》,对“八·二0”行动是怎么作结论的: 

1、1983年5月13日,广西区党委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写报告说:“我们……认为‘七·三’布告……主要是把当时的群众组织的一些严重错误,定为反革命事件,作为敌我矛盾;同时在执行上是根据这种错误的定性,号召‘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过后又调动军队和民兵镇压一部分群众,并导致大量乱杀人的后果。” 

2、中共中央1983年5月20日批复了广西区党委上面否定《七·三布告》的报告,同意他们的意见。 

3、中共桂林市委在其编著的《组织史》中这样写的: “8月20日,……在持续两个半月的大规模武斗基本停止的情况下,以解除武斗据点、收缴武器、清理外来人员为理由,成立200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由桂林警备司令部直接指挥会同桂林地区12个县进城武斗人员及一派部分群众组编成万余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全市实行大规模的搜捕。……随即出现了延续一个多月的抄家、抓捕、批斗和乱打死人、乱杀死人事件。” 

4、桂林市委编的《桂林市“文革“大事记”》(下简称“大事记”)说:“六八年八月初,广州军区在湖南衡山开了会,会议由黄永胜主持,广西军区吴华、桂林市人武部陈秉德、警司的景伯承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是落实‘七·三’布告,研究要出动军队,武装解放据点问题。”这就是说:“八·二0”行动,是在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黄永胜指挥下的行动。 

三、我们再用《大事记》来和《晚报》作个对照: 

1、《大事记》说:“从八月二十日开始,接连好几天,除从据点抓人外,各单位‘联指’也分别自行抓人。……导致以后一段时间被抓、被打、被杀、被抄家、被错批错斗者约万余人。” 

《晚报》却不说抓人,只说有“万余名干部群众被牵连其中”。 

2、《大事记》记载:“九月二日,‘联指’市直机关‘七·一’总部,对市直机关另一派不同观点的头头、群众和一些领导干部进行全市游斗,被游斗的有许正义(市监委副书记)、邵永清(监委委员)、王仁武(经委副主任)、蓝守贞(财政局长)、李新(市税务局长)、崔耀华(市财办副主任)、郭文刚(文化局副局长)等一百多人,以各种罪名,戴高帽、挂黑牌、反手捆绑,先是跪在盐业站院内,不少人被打,然后押上汽车,由‘工纠’武装看押,沿街游斗,游斗途中许多同志被观看的所谓‘革命群众’打得头破血流,鼻青脸肿,有的被打伤致残” 

“市革委会、师院驻军对地市‘造反大军’中的邓铁桥、许瑞林、鲁鹤松、于文杰、张树枝、余有壬、邓井发(专署农委干部)、诸葛军(专署外贸局干部)等十二人以混进群众组织里的‘阶级敌人’罪名,在师院进行‘活人展览’”。(这种闻所未闻的无人道的“活人展览”,竟搞了整整20天!) 

“九月二十七日,地、市革委会在市体育场批斗了王同连、许正义、杨德华、吴腾芳、王祝光、陈基义、陆文中、崔耀华等一大批领导和另一派群众组织头头,给他们挂上‘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坏头头’、‘反革命’、‘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反共老手’、‘三反分子’、‘国民党残渣余孽’、‘牛鬼蛇神’、‘翻天右派’、‘地主分子’、‘地主仔’、‘资本家’、‘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小爬虫’、‘政治扒手’、‘黑手’、‘黑后台’、‘黑高参’、‘黑干将’、‘牛鬼蛇神总后台’、‘反革命两面派’、‘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杀害贫下中农的刽子手’等各种罪名黑牌。” 

《晚报》对“八·二0”行动游斗、打人却避而不谈, 

3、《大事记》比较真实地记载几起老桂林人都知道的有名惨案: 

“‘八·二0’以后,不仅搞了几次全市性的大游斗和批斗会,各系统、各单位也纷纷组织游斗和批斗会,有的人在游斗、批斗中被打伤致残或打死,如染织厂副厂长陈华、市体委教练汪成竹就是八月三十日的全市性游斗时被活活打死。” 

“九月四日,专区食品公司游斗车开到北门食杂仓库门口时遇上兴安县‘卫革指挥部’组织来桂收尸(武斗时被打死的)一伙人,他们不问情由,手持棍棒、石头、鞋子等物,爬上汽车,乱打乱砸被游斗的同志,并边打边喊:‘打死这些国民党残渣余孽’,‘为亲人报仇’,‘推下车打’,此时,兴安中学学生蒋孝生手持‘五四’式手枪,朝着被推下车的游斗对象连续开枪射击,直至打完弹夹内七发子弹为止,将被游斗的‘造反大军’成员林伟(公司业务员)、张少均(统计员)、苏秋枫、王修澡(业务员)、马洪光(物价员)、黎光录(统计员)六人杀害。” 

“九月十三日下午,市二建二0一工区在乐群小学操场开批斗大会,会议由‘联指’头头李良佑(工区工人)主持,阳春辉(工区工人)宣布了肖菊生、锁成林、段辉余、李元禄、胡际生、粟定芬(均系该工区工人)等人的所谓‘罪行’材料,然后由该公司武斗人员李友和(人保干部)、黄广依、韦锦沅、王日光、许汉生(均系工人),将肖菊生等七人押至染织厂门口桥边,由韦锦沅、李友和、李元禄等枪杀了。王日光完成了维持杀人现场秩序后,还对六具尸体补了枪。” 

“九月十五日,为纪念‘白沙事件’一周年,雁山‘联指’头头秦忠德(雁山机械厂工人,雁山地区‘联指’总指挥)、文华钧(植物研究所研究实习生、‘联指’宣传部长)莫志文(雁山公社秘书、‘联指’还总指挥)、李国荣(公社兽医站长、雁山‘联指’总部常委)等人策划,经请示万春桥(雁山公社武装部长)同意,召开批斗会,会后在雁山农科所路口南侧集体枪杀了‘造反大军’成员(‘造反大军’常委——作者注)吴全忠(植物研究所食堂管理员)、腾秀山(植物研究所技术员)、马崇义(植物研究所研究实习员)、秦继成(植物研究所工人)、孔庆柳(师院学生)白胜山(桂林地区劳动大学学生)六人。” 

《晚报》更对“八·二0”乱杀无辜的罪行只字不写, 

4、“八·二0”到底乱打死、乱杀死多少人?《晚报》当然不敢说,我们还是援引官方资料吧—— 

桂林市委《组织史》记:8月20日行动后,“随即出现了延续一个多月的抄家、抓捕、批斗和乱打死人、乱杀死人事件。全市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乱打死、乱杀死和迫害致死的有××××人(不含阳朔、临桂两县),其中,有干部、职工×××人。×××人是在非武斗情况下被乱打死、乱杀死和迫害致死的。” 

以上种种,只是“八·二0”行动种种惨绝人寰兽行的九牛一毛,许许多多受害者和他们的亲属,至今回想起那些令人发指的往事,还晚上做恶梦。 

《晚报》的历史杜撰者们,你们竟然无视桂林人民的真实感受,为了一已之私而美化那 “联指”不散的阴魂,不惜置文革后中央及广西区党委、市委的结论于不顾,企图为“八·二0”翻案,你们强奸民意的胆子真正不小,你们做人的良心和政治良心尽丧以至于无。 

结 论 

一、“老多”组织 

1、在文革中,“桂林老多”是听中央的话的,一切行动都是按当时中央的声音跟着大势走的,“老多”所犯的错误也就是跟着大势犯的错误,由此,不该对“老多”进行大镇压、大屠杀、判刑、长期关押、整治、歧视……。所有这些,都应当看成是对“老多”的迫害。 

2、文革中,“老多”做了许多好事,得到中央直至周总理的肯定。“老多”组织得到了全国唯一的、最大的“殊荣”。 

二、桂林形势 

综观两年多(1966年文革初期——1968年8月20日)的桂林形势,什么时候对“老多”进行压制和镇压,什么时候桂林形势就乱,这有三个文件可以证明: 

1、文化大革命初期之乱,有韦国清1967年11月18日的检讨证明,他承认把“革命小将视同洪水猛兽”,承认了他组织“赤卫队”,“调动几个连”的兵力,把矛头对准“老多”。(见附件一《我在广西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检讨》) 

2、1968年5月以后之乱,有《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组织史》证明:“8月20日……由桂林警备司令部直接指挥会同桂林地区12个县进城武斗人员及一派部分群众组编成万余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全市实行大规模的搜捕。…… 号召全市人民行动起来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刮十二级台风’。随即出现了延续一个多月的抄家、抓捕、批斗和乱打死人、乱杀死人事件。全市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乱打死、乱杀死和迫害致死的有××××人(不含阳朔、临桂两县),其中,有干部、职工×××人。”(见附件二) 

3、1968年7月3日之后的大乱,有1983年5月13日中共广西区党委《关于对“七·三”布告重新认识及对外表态口径的请示》证明,区党委对广西执行“七·三”布告的错误作了检查:“我们……主要是把当时群众组织的一些严重错误行为,定为反革命事件,作为敌我矛盾;同时在执行上是根据这种错误的定性,号召‘向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过后又调动军队和民兵,镇压一部分群众,并导致大量乱杀人的后果。……从现有材料看,当时支左工作有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见附件三) 

反之,“桂林老多”不受压制和镇压时,桂林形势就好,曾一度被周总理认为是全国最好的城市,成为全国的唯一对外开放的城市,这在本文前面已叙述清楚的,时间大约是从1966年11月至1968年5月,共一年半多,是“老多”控制桂林局面出现的大好形势。 

三、问题思考 

1968年8月20日后两个月,在全区镇压完了“4·22”和“桂林老多”,韦国清集掌大权,大批杀人犯进广西各级领导班子,剩下没死的“老多”头头和骨干,分别被判刑、长期关押、整治,对“老多”组织的人歧视。 

还是辩证法公正。时间过了将近20年,至80年代初,广西各地的材料纷纷飞向北京,揭露韦国清集团的杀人罪行。中央重视这些材料,80年代中期对广西进行了“处遗”。“处遗”中少数“杀人魔王”被枪毙,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大批杀人犯下台,广西情况有所好转。但“处遗”走了过场,思想没跟上,组织处理不彻底,对“4·22”“老多”的歧视、迫害绵延下来,阴魂不散。这次《晚报》动用国家舆论工具公开大量发表文章,歪曲、捏造事实加罪于“老多”就是一大暴露。它给“老多”人又深深捅了一刀,旧伤痕,新伤口,“老多”人痛心不已。它影响了安定团结和和谐社会的创建。希望有关领导正确处理好此事,为维护安定团结和和谐社会做出不懈努力。 

如何实事求是正确对待文革中的事,还是一个值得认真解决的问题。 


作者简介 

杨褔廷,男,1936年2月生,汉族,群众(原为中共党员,1956年3月读高二时入党,因文革事,从1968年秋至1980年秋被关押12年,解除关押后已平反恢复党籍,1988年整党结束,党员重新登记时,学校党委执行广西区党委决定“不予登记”,从此不是共产党员),1961年广西师院(今广西师大)中文系毕业,留校任教,现为广西师大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副教授(已退休),是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会员。 

文革中,为“桂林老多”主要头头,“桂林老多”赴京谈判代表,“广西4·22”赴京谈判代表团团长,桂林市革委会常委。 

张雄飞,男,1937年3月生,汉族,1949年9月参加革命,195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为离休干部,曾任桂林市歌舞剧团歌舞剧队队长兼音乐指挥,因桂林文革事,1968年10月至1973年3月被关押,解除关押后被开除党籍、干籍、公职,下放到桂林钢厂当烧火工,1974年带头发起揭露广西文革在原主要负责人的支持下,发生于桂林及全自治区的无数乱打死人,乱杀死人的罪恶事件,被原广西区党委定为反革命案,后定为“反革命集团”又公开称为“张雄飞反革命集团”, 1975年7月被逮捕,1976年7月被判处无期徒刑,被在桂林、广西党报及《红旗》杂志上公开点名批判,1983年1月在中央的直接指示下,才获出狱并彻底平反恢复党籍干籍公职,是广西作家协会会员、桂林市作家协会会员。 


(后附《桂林晚报》复印件) 

附件一 

韦国清《我在广西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检讨》摘要: 

“……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背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给广西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辜负了毛主席、党中央的信任和委托,心情万分沉痛。在这里,我再一次向毛主席认错,向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认错!……。” 

“……运动开始……派出大量的工作队,包办代替,限制和压制了群众……把矛头指向一些群众,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使许多敢想、敢闯、敢革命、敢造反的革命群众,遭到围攻和压制,不少人还被扣上‘反革命’、‘右派分子’、‘牛鬼蛇神’等政治帽子,受到委曲和迫害。我感到非常痛心,并再一次向这些同志赔礼道歉。”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我回到桂林,……对于敢想、敢闯、敢于向区党委、市委的错误开火的革命小将,……极错误地认为他们是受坏人背后操纵,在‘闹事’。于是,我提出要对要害部门加强警卫,在机关、工厂成立赤卫队。防止红卫兵冲击。把革命小将视同洪水猛兽。我还请桂林步校派出宣传车,……是把矛头指向头一天上午游行的桂林‘老多’,起到了挑动群众斗学生的作用。特别严重的是,当我听到一些片面的、尚未证实的汇报后,更加害怕群众,害怕坏人钻空子,煽动‘暴乱’。八月十九日、二十日两天,先后调动几个连队,集结在郊区桂林步校,加以防范……是极端错误的。” 

“在处理革命小将到区党委静坐绝食的问题上,我是十分错误的……在桂林、南宁等城市均发生了围攻南下串联队的情况,有几个县城还开了声讨桂林‘老多’的会议或游行,使革命小将受到压制和打击。在这里,我再次向南下串联队及桂林‘老多’的革命小将赔礼道歉。” 

附件二 

《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组织史》第六章节录: 

“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根据广西区革筹小组的报告,颁布了经毛泽东主席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布告》……,桂林市革委会执行此布告后,桂林市武斗愈演愈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再次颁布由毛泽东主席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七·二四’布告》……。经桂林市驻军直接干预,两大派群众造反组织签署停火协议。8月上旬,广西区革委会筹备小组、广西军区召开全区电话会议,要求各地市县革委会、军分区、人武部认真贯彻‘七·三’布告,组织‘阶级队伍’,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起最猛烈的进攻,实现全区一片红;未成立革委会的地方,一定要在自治区革委会成立前成立。8月20日,桂林地、市革委会和桂林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先后颁布了《关于落实‘七·三’布告,立即全面地收缴武器装备的紧急通告》及《关于进一步落实中央‘七三’布告的公告》……,在持续两个半月的大规模武斗基本停止的情况下,以解除武斗据点、收缴武器、清理外来人员为理由,成立200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后改称城区人民纠察队),配备半自动步枪等武器,由桂林警备司令部直接指挥会同桂林地区12个县进城武斗人员及一派部分群众组编成万余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全市实行大规模的搜捕。29日,市革委会召开全市干部群众大会,号召全市人民行动起来,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刮十二级台风’。随即出现了延续一个多月的抄家、抓捕、批斗和乱打死人、乱杀死人事件。全市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乱打死、乱杀死和迫害致死的有××××人(不含阳朔、临桂两县),其中,有干部、职工×××人。” 

附件三 

1983年5月13日,广西区党委在给中央书记处的报告《关于对“七·三”布告重新认识及对外表态口径的请示》明确提出: 

“……我们对‘七·三’布告进行了反复研究,认为当时中央发布告是为了防止大规模武斗,但是布告本身确实存在错误,主要是把当时群众组织的一些严重错误行为,定为反革命事件,作为敌我矛盾;同时在执行上是根据这种错误的定性,号召‘向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过后又调动军队和民兵,镇压一部分群众,并导致大量乱杀人的后果。至于‘七·三’布告的形成,主要是根据当时广西区革筹小组的报告,从现有材料看,当时支左工作有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报告本身带有片面性。所以‘七·三’布告发表后,即为派性利用,成为在几个城市、铁路沿线和一些农村乱打乱杀人的合法依据。在某些县和地方产生了有计划有组织大量杀人的事件。在组织路线上,在成立各级革委会时,把一些指挥和直接杀人的人,结合进了革委会,带来了一系列的不良后果。我区‘文革’遗留问题的严重性,与‘七·三’布告关系甚大。根据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应当把‘七·三’布告的问题按上述认识在适当范围内讲清楚是必要的。这样做,将有利于拨乱反正,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发扬党性,克服派性,正确处理‘文革’遗留问题。” 

1983年5月20日,中央书记处对广西区党委的上述报告作了批复: 

“……中央书记处原则同意你们来电中提出的意见。”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0-06-09
杨福廷  再揭《桂林晚报》回避、歪曲、捏造桂林文革历史

杨福廷

在我们的第一篇文章中,己阐明了《桂林晚报》(下简称《晚报》)对桂林文革初期作了180度完全相反的、颠倒黑白的报道,为使读者能更清楚认识、更深刻了解桂林文革初期及桂林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有必要再作揭露和澄清。
《晚报》所登李敏的介绍以及报纸作者的叙述,用了两条恶劣的手法来歪曲、捏造历史:一是文革运动初期广西师院(今广西师大)出现的两派群众组织“老多”和“红旗”(即当时的“多数派”,“少数派”。“多数派”习惯称“老多”,“少数派”称“红旗”),李敏的介绍和《晚报》登载却没讲出“红旗”一派,只讲“老多”,而写的事情又是两派都有,这样就把“红旗”所干的事全部栽赃到了“老多”头上。如前一篇文章所说,写第一张大字报的是“红旗”一派的学生,在运动初期把矛头指向院党委的是“红旗”,“老多”并不反院党委,“老多”一开始的矛头是指向阻碍文化大革命发展的桂林市委派的“工作队”和桂林市委。这就看出,一开始两派就壁垒分明。《晚报》把事情写成了“一锅粥’。这种别有用心的手法是非常明显的。
现在先引《晚报》的原文:

李敏介绍,这些院领导职务刚被解除,学生就把他们拉去批斗。后来,调走的调走,失踪的失踪,命运都非常坎坷。‘其中最惨的是张云莹院长,他先后被造反派多次拉去游街批斗,因为受不了压力,张院长后来在家中含冤辞世。’

文中说的“院领导职务刚被解除,学生就把他们拉去批斗”、“张云莹院长,他先后被造反派多次拉去游街批斗”。这两句前一句只讲“学生”,没讲哪一派,从行文看是指“老多”,后一句说“造反派”在当时当然指的是“老多”。
用“学生”一个模糊派别的字眼,掩盖不了事实的真相,当时正是“红旗”在校内开大会批斗了张云莹院长,张院长被批斗后在家服安眠药自杀,消息传出后“老多”对此事有看法,怕有人暗害张院长,即组成调查小组调查此事,并把状告到区公安厅,区公安厅重视此事,即派法医来与“老多”调查小组一起再次开棺验尸,得到了区公安法医的确切结论。陆文忠副书记是坚定支持“老多”的,他又是负责领导师院文革运动的,所以“红旗”就从始至终把矛头指向陆文忠,不仅在学校批斗,后来还拉到外地去批斗。李敏对文革运动初期“老多”与“红旗”两派是很清楚的,她故意不点出“红旗”,把“红旗”干的坏事故意栽赃到“老多”头上,用心极其恶毒。
另一条恶劣手法就是把时间搞乱,把事情搞乱。把1966年的事情拿到1967年去写,把1969、1970年以后的事情拿到1966年来写,把什么坏事都攥到“老多”头上。
有关把1966年“红旗”“破四旧”搞的那些“打、砸、抢、抄”的事,拿到1967年说是“老多”夺权后搞的,在前篇文章已叙写过,在此不再重复,现在我们再揭把1969、1970年以后的事拿到1966年来写:
李敏说的院领导 “调走的调走,失踪的失踪,命运都非常坎坷。”从《晚报》的行文看,先是用一种栽赃加罪的手法说“老多”把他们整得如何如何,接着就说“后来”……“调走”……“失踪”……“坎坷”,意思是都是“老多”干的结果。
在未揭露事实真相之前,请读者先思考一个最简单的常识问题:能够把一个大学的党委书记、院长调走、流放的,是一个群众组织能作得到的事吗?不要说“老多”不能,就是全国的哪一个群众组织恐怕都不能。能够干这种事的时候,那已经是国家机器运转的时代了,具体说,就是1968年“8·20行动”“老多”交枪后被武力消灭、即1969、1970以后的事了。
还有一点提醒读者注意,文革中要是真被“老多”整过的干部,“老多”被消灭后,他就飞黄腾达、官升十级了,挨整的除所谓有历史问题的人之外绝大多数都是与“老多”有牵连的。而“有历史问题的人”挨整只是个意思,因为他们都是些老问题,很快他们就得落实政策逐步解放了,此后的几年、十几年真正挨整得够呛的是“老多”的头头、骨干和有牵连的领导干部,“调走”、“失踪”、“坎坷”的灾难只能降临在他们头上,这是文革中的一条“铁律”。
这些学院的大领导被“调走”、“失踪”为何人?他们的“坎坷”又是怎么回事?这就得从1968年的“8·20行动”“老多”被武力消灭时说起。先看两段官方文字:

《广西文革十年大事记》119页:“20日  桂林发生了严重的‘八·二0’事件,对桂林‘造反大军’及其同观点的干部、群众刮起所谓‘十二及台风’,杀害、打死和迫害致死共三百四十五人。原来两派群众组织对等参加的桂林市革命委员会成员中,‘造反大军’的二十二个委员,在‘八·二0’事件中,被逮捕关进监狱的有十九人。而‘联指’的二十二个委员不管是策划武斗,指挥武斗,参加武斗,指挥乱杀人,亲自杀人,策划抢夺武器,则成为执行‘正确路线’的‘精英’,保卫‘红色政权’的‘功臣’,有些人还不断升官晋级。直到一九八三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后,才得到正确处理。”
(注)“20日”:即1968年8月20日。

《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组织史》197页:“1970年4月‘一打三反’运动大清查阶段,市委副书记曹杰(军代表)犯了扩大打击面、混淆不同性质矛盾的错误。当时市革委会部分常委决定清查3000户的清查面已过宽,曹杰却提出对所有的怀疑对象进行搜查。在行动过程中,还提出‘乘胜前进,跟踪追击,扩大线索,挖地三尺,大杀回马枪’的错误口号,结果搜查8000多户。其中600余人在搜查别人的同时,也被作为怀疑对象受到抄家搜查。”

从这两条官方文字可看出,从1968年的“8·20行动”后的一段时间里,是大规模的“打、砸、抢、抄、抓、杀人”不断。两三个月时间后挂牌游街和杀人停止了,但其他依然,批斗在各单位更是习以为常。1969年7月师院学生到兴安县学农,《晚报》上所点到的陆文忠(师院党委副书记)、吴元庆(师院政治系领导)和我本人还有其他院领导和“老多”头头几人被拉到兴安县游斗,学生和农民一起批斗我们,批斗了数场,历时一周。之后,陆文忠被七斗八斗后, 70年代初“失踪”了,学校的老师不断在打听陆文忠“失踪”事。这种“突然失踪”的事我本人更是典型中的典型了,那时我们被关押在学校,1970年6月,我和中文系、外语系的一帮“牛鬼蛇神”30来人在学校的农场劳动,中午劳动回来,突然叫我去就被隔离关押起来了,不准再回来拿衣服等生活用具,因为当时我们这些“牛鬼蛇神”是被关在一起的,等他们下午出工了看守人员才把我的铺盖衣物拿给我,谁都不知觉,于是,中文系的人传说“杨福廷突然失踪了”,这一“失踪”就是几年,连我家里人都不知道,至1974年我被流放来宾县红河农场,大约是在1973年陆文忠流放都安瑶族自治县,因为开始不准我们与外界联系,别人不知我们的去向下落,故才有“失踪”的说法。所以,所谓“失踪”,正是对“老多”迫害的结果。现在说起我的这段“失踪”,我的家人和师大中文系的老师们都记忆犹新。所以,《晚报》上所登李敏说的院领导“失踪”就是陆文忠,他是坚定支持“老多”的。陆文忠现在还健在,我和一些“老多”头头每年过年还去和他拜年。被“调走”的院领导一位是崔毅副院长,一位是李德韩副院长,李德韩就是“红旗”学生写的师院第一张大字报点名攻击的人,他先调走,后来又调回来了。因他们在文革一开始就挨“靠边”了,文革中并没表明支持哪一派的观点,但“老多”头头及我本人和他们的关系都相当好,李院长后来调回后,还两次和我闲聊起文革中的事,崔院长前几年他们夫妇从北京来桂林,找的是原来我们原“老多”的几个头头,我们和他们一起共同进餐,崔院长还用毛笔给我写过信(因他的毛笔字漂亮)。如今把这些事实摆出来,就清楚看出文革初期“老多”并没有“批斗”和“游街批斗”迫害过这些师院的领导干部,他们“后来”的“坎坷”完全是1968年“8·20行动”工宣队进校后,“老多”被消灭,“联指”一派掌权,掌管国家机器,执行错误政策造成的。
至此,可以得出结论:《晚报》是把当时的时间、人员、事件随便乱提前推移,张冠李戴,加罪“老多”,歪曲、捏造桂林文革历史的。
摆清事实后,面对《晚报》文章及当前的事实,我们提一些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从所引的第一段官方文字看出,1968年“8·20行动”后“老多”被武力消灭先是血洗桂林,不折不扣的“白色恐怖”,同时也是工宣队进学校,全广西皆为“联指”一派掌权,大批杀人犯上台当官,至1983年广西“处遗”(即由中央工作组直接指导下的广西“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之后,杀人犯才逐步下台,至1988年“处遗”收尾结束,时间二十年。在这其中,第二段官方文字,指的是1970年4月16日,特大规模的抄家,官方公布的数字是抄“8000多户”,实际上当时传说的都说是“过万户”,因为一、二年来不断抄家,有人成了“抄家癖”,觉得不过瘾,在抄的过程中节外生枝,多抄了许多,变成“过万户”。当时桂林城区包括郊区14万人口,市内不过十来万人口,十来万人口是多少户家庭呢?抄了过万户,请读者盘算看这比例是多少?这种打击面可以说是旷古未有!外地人也许不理解时间过这么长了,怎么还会有这样大的打击面?答曰很简单,就是因为文革中“老多”在桂林占绝大多数。当时我们被关押着,管理人员训话说这叫“红色恐怖”,“好得很”。不久后的一段时间,社会上又传出些恐怖的怪事,说某某是同情“老多”观点的被暗杀了(因“8·20行动”是公开杀人,现在是“暗杀”,有所不同),某某被斗得不堪忍受跳楼了,某某自杀了,某某上吊了……都是这一类的死,老百姓说是“黑色恐怖”来了!但这“黑色恐怖”与前两种“恐怖”有些不同,制造全市“黑色恐怖”的带头人不是别人,却是“8·20行动”带队进广西师院的工宣队长翟华昌,一位堂堂的高等学府的工宣队长,桂林市工宣队的头块牌人物,他那耀武扬威的样子,“打、砸、抢、抄、抓、杀”他说了算。这位赫赫有名的工宣队长翟华昌上吊自杀了。人们说是冤鬼太多,来找到他了。或者说“天意不容”,自我报应,以他的亡灵来祭奠那些新死的冤魂!那几年的桂林,就是这些“恐怖”、“恐怖”、“恐怖”轮番袭来,整个社会人心惶惶。
广西整人是往死里整的,非常下狠心,就以我们两位作者我和张雄飞为例吧:在文革中我步步都是紧跟中央战略部署的,自己没做过任何一点别的错事,好些事我还做了好事,就这样我被关押12年,放出来后还要继续整8年,至1988年利用强制手段,违反党章,硬是要把我的党籍搞掉才放手。张雄飞在1968年“桂林老多”反围剿时是个中层头头,被关押几年放出来后,1974年至1975年,勇敢站出来写大字报揭露1968年“8·20行动”的杀人罪行,摸了老虎屁股,结果被判处无期徒刑,与他同案的都判得很重很重,最重的被判处“死缓”。我们犯什么弥天大罪?不就是文革这点事,居然比许许多多的刑事犯还严重。另外,广西整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抓人容易放人难”,即到最后已经决定放人甚至下文放人了,还要多关一年甚至几年。比如我,上级已经下文,还挨多关大半年;有一位同志也是上级已经下文,下面就是压着不执行,在监牢里多坐了3年;“老多”百多个头头和骨干,1968年“8·20”被关押,本来1969年中央就有政策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了,但还被关押在市收容所里劳改,到1973年才放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则一直被关押到1976年。“老多”头头骨干许多人都同此命运,所以,挨整的人都是几年、十几年的。本来是冤案了,还要冤上加冤,多挨几年。有什么法律?什么人权?什么党章?更不要说什么政策了!就是这样的无法无天!
我们摆出以上情况,让世人了解广西文革的劣根相当深。前面说的大批杀人犯从官位下台是将近20年,到现在又是20年,《晚报》利用党报(它与《桂林日报》同属《桂林日报》社,是同样的管理人员) 的权威,开辟庆贺祖国60华诞的专栏,打着书写桂林60年历史的幌子,在全民一片兴高采烈的庆贺声中,桂林文革的历史,就这样被它白纸黑字歪曲、捏造定了,确实很值得世人深思啊!
我们这些受害者,不能容忍再被人诬蔑,被迫写澄清事实的文章,以见教于世人,我们别无所求,仅仅是希望我们的国家安定团结,长治久安,真正建设好一个和谐的社会,永远繁荣昌盛,不要让讲假话的文人与投机者败坏了!
现在,我们很冷静、客观、非常实事求是、毫不夸张的说:文革中的“桂林老多”是全国最好的一个群众组织,好到周总理拿来“当解放军用”;也是全国被镇压得最惨、受迫害的时间最长的一个群众组织——这就是桂林文革的历史—— 一部血的历史。
                      
2009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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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品端 《桂林晚报》不要捏造历史

唐品端

《桂林晚报》在8月19日回顾文革历史的纪实《1968武斗》一文中,有这样的叙述:“据资料记载……当时在阳桥北新建的一百货大楼(当时叫七三大楼)也在武斗中被付之一炬”。

这又是胡说八道。上了50岁的桂林人都记得:

一、“七三大楼”不是在“武斗”之前建造的,武斗之前和之后,“七三大楼”的原址,是当时桂林最高的建筑,叫做“榕城饭店”。

二、建造“七三大楼”的原因,是因为原来的榕城饭店,在12县武装民兵包围桂林时,被“桂林联指”武装占为据点,直接威胁了阳桥以北“桂林老多”区域的安全,为了保护数万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老多”的学生军“红卫师”,向其发起强攻,打掉了这个据点。因为榕城饭店在战斗中被炸得摇摇欲坠(可见战斗之惨烈),“武斗”后才被拆除,在原址上盖起了大楼。

三、“七三大楼”是文革期间,桂林的帮派势力为了纪念他们因歪曲、利用《七三布告》,获得了镇压“桂林老多”的“伟大胜利”命名的。顾其名可思其义,可见建造此楼的时间,绝对远在1968年“武斗”结束之后,《桂林晚报》想胡弄桂林老百姓真是够缺德的了。

四、原来的“七三大楼”,不是被火烧掉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旧城改造时拆除的。

五、说这栋大楼“在武斗中被付之一炬”,无非是想栽赃给“桂林老多”。请问《桂林晚报》及这篇文章的作者,你们为什么这样仇恨在文革中被镇压、屠杀得最惨的“桂林老多”呢?是不是因为你们太怀念“广西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了,或者——恕我这个抗美援朝老兵直言,是不是你们的老子是血债累累的文革“三种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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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雄飞  三揭《桂林晚报》回避、歪曲、捏造桂林文革历史

张雄飞

先从“党的喉舌”放纵胡扯桂林文革历史说起

《桂林晚报》专栏《桂林城事·1949——2009》(简称《城事》)发表的两大版纪实《1967“造反夺权”》(简称《夺权》),是一篇回避、歪曲、捏造桂林文革历史的“好文章”。对于《桂林日报》这个严重错误,我们此前已有多篇博文进行揭露,如今不妨再说说他们是怎样放纵对桂林文革历史胡扯八扯的。
《夺权》把板子都打在“造反派”(暗指“桂林老多”)屁股上,不过他们忘记了一个历史结论:文革中的广西两大派,都是“造反派”。多数派“广西联指”因支持韦国清“有功”,而入党、升官无数;少数派“广西4·22”因反对韦国清“有罪”,被关押、屠杀无数。
这样,桂林也就有两个“造反派”。而桂林的多数派“桂林老多”因反对韦国清对广西一部分人民群众镇压屠杀,结果被斗挨打关押残杀成千上万;少数派“桂林联指”因得力充当韦国清打人的棍子杀人的刀子,结果入党提干升官发财成千上万。
所以和全广西一样,“桂林联指”是广西文革的得利者,“桂林老多”则是广西文革的受害者——也就是1983年5月13日,广西区党委给中央书记处写报告,并得到中央的批示“原则同意”所说的韦国清等人“调动军队和民兵,镇压一部分群众,并导致大量乱杀人的后果”的那“一部分群众”。而定广西两大派群众组织“都是造反派”的,也是1983年广西“处遗”时,广西区党委和中央工作组所作的结论。
既然历史是这样,那么有文德的人,就会同情被害的弱者了,可“党的喉舌”《桂林晚报》就奇了怪了,不仅不同情受害者,还想向已被“打倒”无数次的人们“再踏上一只脚”!
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们简单剖析《夺权》便知。
文章所指的桂林市1967年大“夺权”,就是“桂林老多”之所为,因为那时“桂林老多”在桂林是绝对大多数,全市的权,都是他们夺的。但是,夺权的结果,可不像《桂林晚报》说的那样,什么夺权时“当场就把厂长抓起来”,“造反派夺权也不管生产,只是天天开会,贴大字报”,“桂林很多政府部门、职能机关……陷入了半瘫痪状态……造成了1967年下半年的混乱局面”。这都是杜撰的历史,事实果真像他们说的那样,周总理怎么会在1967年赞扬“桂林老多”是“全国闻名的造反派”,还明确指示把“老多” “当解放军用”呢?关于“老多”1967年夺权的详情及桂林市当时的总体状况,我们前面已有博文全面反驳,可惜没见有反反驳文章。
再看看这篇文章在 “夺权后‘大破大立’”小标题下,如何把更改公社、街道、学校、景区的名称以及抄家的罪状,统统加在“老多”头上的:
关于公社更名:“1966年9月15日,……经有关部门批准公示的通知,一次性将原市区9个公社中的7个……更名。”(见《夺权》)1966年桂林还没有发生“桂林老多”“夺权”,他们就迫不及待把罪名强加在“老多”身上了;而报纸的标题又是“夺权后 ‘大破大立’”,他们为疯狂捏造,简直就不顾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关于街道和景区的更名:那更是1970年以后桂林掌权的造反派“桂林联指”之所为。把这70年代的事返回到1967年来写,又是一种自己打自己嘴巴的“奇迹”!
关于抄家:一是1966年桂林的“红旗红卫兵”干的,这个红卫兵组织,则是“桂林联指”的前身,因而才有1967年,他们把抄家抄得的三万多两黄金,交给夺权后的“桂林老多”。另外一次大抄家, 1987年8月桂林市委整党办公室却不管《夺权》的作者们如何捏造,偏偏这样下文记下了他们的偶像们这段不光彩的历史:

“一九七0年四月十六日晚,桂林市开展了大规模搜查活动。在查抄中,市委常委召开紧急会议,市革委会副主任、军代表曹杰提出‘乘胜前进、跟踪追击,挖地三尺,大杀回马枪’的错误主张。这次运动,全市共组织了三万一千多名骨干,对八千三百八十九名对象进行抄家搜查,导致运动中八十三人自杀,后果极为严重。”

先生们:1968年8月,“桂林老多”这个群众组织,就被武装镇压消灭了,如今你们还把各种罪状加在他们头上,公正吗?
他们胡诌时简直“忘记了”一个桂林文革的基本历史事实,像上述的更名,只有在社会安定了,掌权者坐稳了屁股,才有心思去大量进行,而在1967年春,“桂林老多”夺权之后,桂林社会大体安定了大半年,到了冬天,由于韦国清及其支持者们,为了夺回他们的权力,就蓄意把桂林市搞乱了,到了11月,除了九九分队开枪“打死3人,打伤数人”(见《夺权》)外,还发生了小规模热兵器武斗。许多生死攸关的大事摆在眼前,谁会顾得上去做给街道学校更名的小事?
《夺权》的胡扯八扯,是无与伦比的“忽悠”老百姓,听说《桂林城事·1949——2009》还要汇集出版,那真是要对咱们老百姓搞更大的“忽悠”了。

再说这个大冤案大到什么程度

在《城事》所记的桂林大事和所写的的十年文革纪实中,只在1974年的“城事记录”那个小栏目里,对我们这个大冤案——“桂林几个反革命分子案”,有30个字的记载:

批林批孔“运动期间,有些人被定为‘反革命分子”而遭拘捕判刑。1983年月1月平反。”

即使这30个字也有3点错误:1,“有些人”在1983年以前就平反了;2,个别人在1983年1月获平反,多数人依旧没平反;3、“一九八四年元月五日,中共桂林市委作出关于为所谓《桂林几个反革命分子平反的决定》。同年三月二十三日,区党委转发了桂林市委《关于为所谓桂林几个反革命分子平反的决定》的通知”(见桂林市委整党办有关文字),只有到了此时,才能说此冤案的人,才全部得到平反了。
言归正传。
我们这个大冤案,果真只应如此轻描淡写地略说一二,根本不值得桂林“秉公执笔”的记者们浪费笔墨吗?
历史的真实,远非广西某些官方文人“忽悠”老百姓那么简单!



一、从被查办的等级看

(一)1974年4月8日,当桂林市张贴出第一张意在否定广西文革的大字报,桂林市委和广西区党委,即视此举为最危险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很快,桂林市委就把其后出现的大字报上街的活动,“报请区党委批准,定为‘反革命案件’,并由区党委主管,报公安部备案,区公安厅派人参加,市委书记钟枫挂帅,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副书记分管政法工作的潘树彬同志具体负责,市公安局副局长吴务群协助。下设材料组、专案组、接待组,区公安厅三处处长李良参加材料组工作。”(引自市整党办文字。笔者另注:上述三个专案组,人数竟有一百多人。)
(二)韦国清亲自抓此案的查办。据原参加桂林市“三办”的解放军181医院离休老同志朱××提供的历史资料所记,自从将桂林大字报上街活动定为“反革命案件”,并相应成立了上述办案机构后,桂林市委办公室,每天都要向广西区党委汇报桂林大字报活动的情况;韦国清将此视为广西阶级斗争之重中之重,亲自主持办理这个案件,经常作具体批示,如连写大字报的市房地局干部陈体郁,有次私自开了公用单车的锁骑去搞串连,当市委办公室向区党委作例行汇报时,韦国清都指示“陈体郁的单车问题,也要查清楚。”而在1975年春汇报我的活动时,韦国清则明确指示:“张雄飞一定要抓起来!”(摘自桂林市委“七四专案”办公室向区党委的汇报记录)
(三)1976年4月,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5月,全国公开“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7月,桂林市对这个冤案的四人龚志明、张雄飞、许瑞林、黄锦祥判以重刑。
据说,韦国清为名正言顺镇压我们,特向华国锋汇报了我们的“罪行”,华国锋听了他的汇报后表态说:“那就是反革命了。”于是,韦国清便令在桂林大张旗鼓地对我们进行了大规模批斗及宣判。此事目前虽无法证实,但可以推断:像1977年1月广西展开对“桂林几个反革命分子”全区性的大批判,如果没报请中央批准,广西区党委能自己决定吗,尤其像韦国清这样行事谨慎的人?
由此可见,此案是广西最高等级的大案。

二、从“政治帽子”的不断变换看

我们这些“桂林老多”的“残余分子”,因为活在“韦老爷”的帽子工厂里,文革中到底戴过多少顶“高帽”?差点连自己都数不清了。
曾记得:1968年8月,当“老多”被武装消灭时,刘少奇就成了我们的后台,我们也就成了“刘少奇的孝子贤孙”;在1971年林彪机毁人亡前,那些审讯我们这些囚犯的专案人员,经常气势如虹地训我们:“我们有林副统帅做后台,你们这些牛鬼蛇神,翻得了天吗?”可是有一天,他们虽然依旧气势如虹,但是说法变了:“你们知道吗?你们的黑后台被揪出来了,他就是林彪!你们好好交代自己的罪恶,争取宽大处理!”我们被他们训得瞠目结舌,无言以对!
在广西,这种历史笑话层出不穷,不信再看看下面的“史无先例”:
(一)此案在被定为“反革命案”立案侦查阶段,最早内部称之为“七四专案”;1975年4至7月,当此案的全部成员被拘留逮捕后,桂林市便公开宣布这个案件为“反革命集团案”;而后几年,随着批判的不断升级,又公开称此案为“张雄飞反革命集团案”,内部简称为“张案”。
(二)1976年7月,在广西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中,给我们戴上了“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和依靠力量”的帽子,并判以重刑。这时,邓小平自然又成了我们的“黑后台”了。
(三)1977年元月,“张案”又被和“四人帮”联系起来,说我们写大字报的活动“是‘四人帮’插手广西的一宗严重事件”,于是,我们成了全广西大批判的重点,又被戴上了“‘四人帮’的别动队——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其实,如果讲道理和讲公平,韦国清与江青照相,和“四人帮”联手镇压我们,“四人帮”权力最高张时期,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名字排列中,他的名字不断前靠,甚至前进到仅次于王洪文、张春桥,而在江青之前的第六位,他才是真正的“四人帮”分子呢! 
从政治帽子的数度变换,说明这个冤案,真正是“广西建国以来最大的反革命集团案”(官方宣示)。

三、从镇压的手段与烈度看

(一)1974年,广西区党委定“张案”为“反革命案”后,即动用广西和桂林市的公安力量,对“张案”成员进行跟踪、侦察、威胁、利诱、搜集调查“罪证”等等。
(二)利用当时的全国政治形势,紧跟当时“党中央领导人”的指示,调动广西的宣传工具,大造政治舆论,上下紧密配合,不断升级对“张案”一環扣着一環的镇压:
1、 1975年4月1日,《广西日报》头版头条转载张春桥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提出:不仅要在某些领域专政,还要在一切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广西立即响应,4月1——8日,召开自治区“工业学大庆经验交流大会”,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主席覃应机为大会作报告,在强调阶级斗争时露骨地说:“要准确而有力地打击极少数坏人。”
也就在这个时候,韦国清便具体指示:“张雄飞一定要抓起来”。于是,“张案”成员彭富森、许瑞林马上在4月份被抓。
2、1975年6月22日《广西日报》通栏大字标题报道区党委召开全区电话会议,韦国清在报告中说:“对阶级敌人利用资产阶级派性搞反革命活动要提高警惕团结对敌……要稳、准、狠以准为重点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这些话,显然是针对桂林“张案”的,因为在我们大字报上街之初,韦国清们就把我们的活动,宣传为“煽动派性,搞反革命”的活动了。
于是,至7月15日,“张案”23名成员,被全部逮捕完毕。
3、1976年2月19日,《广西日报》以头版头条大字标题《以阶级斗争为纲,回击右倾翻案风》,在报道自治区烈属、军属、革命残废军人、复员、退伍、转业军人代表大会代表的座谈会时,充满火药味地写道:“刮右倾翻案风的人,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翻案是为了复辟……决不允许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这明显是为其后对“张案”成员进行更残酷的镇压,制造理论根据,作舆论准备,所以,后来我们的判决书就有了“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翻文化大革命的账”这条罪状。
4、1976年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文章,定4月5日发生在天安门的事件,为“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着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广西又充分利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以“紧密联系实际”的姿态,先有步骤地制造舆论,后对“张案”实行镇压:
(1)1976年4月8日,也就是《人民日报》发表上述文章的当天,广西区党委在南宁组织了10万军民大游行,主要负责人安平生、乔晓光、刘重桂、覃应机等统统亲自参加游行声讨“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广西日报》则以通栏大字标题《热烈欢呼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的英明决议,愤怒批判不肯悔改的走资派邓小平的罪行》,对此进行报道。
(2)4月9日,广西区党委在南宁又组织了更大规模的15万人大游行,声讨“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广西区党委的主要负责人又悉数参加游行。
(3)4月10日、13日《广西日报》又在头版连续报道柳州、桂林、梧州及全自治区82个县市,举行“声势浩大”的“声讨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的大游行。
(4)5月8日,《广西日报》头版头条以通栏大字标题《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追查反革命破坏活动推向新高潮》,报道了自治区党委召开南宁党、政、军干部动员大会,区党委书记刘重桂在会上作报告说:

“在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中,放手发动群众,彻底追查反革命谣言、反革命诗词、反革命传单、反革命标语,坚决打击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

刘重桂罗列的这些罪状,“张案”条条都有:
A、“张案”成员张贴大字报,在街头演说时所揭露的事实,所传递的讯息,韦国清者们早就定之为“反革命谣言”了;
B、“张案”成员、精神病患者龚志明(以后的博文会详述),在精神病发作的时候,确实写了些思维混乱的“诗”,他们便将这些“诗”,用断章取义、掐头去尾、东拼西凑的手法,编制成“反诗”。这样,“张案”就多了一条“书写反革命诗词”罪状;
C、“张案”在1974年、1975年,确实张贴了不少标语,散发过很多传单,这在他们眼里,自然又是不可抵赖的“反革命罪行”了。 
到了这个时候,镇压“张案”所必需的“上挂下联”,已经作得“天衣无缝”了!
(5)1976年5月17日,《广西日报》以通栏大字标题,报道了区党委在南宁又一次组织了15万人的大游行,区党委的主要负责人又全部参加。第一书记安平生发表了题为《坚决打击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的讲话。
最后镇压“张案”的时机成熟了。更何况,在广西联系实际“批邓”,“张案”是最合适的“靶子”,因为 “张案”既有“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的“罪行”,又是“建国以来最大的反革命集团”,于是——
(6)7月下旬,把“张案”当作“邓小平在广西的代理人”、“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和依靠力量”,在桂林组织了几场万人以上的批斗大会后,便对其四名成员龚志明、张雄飞、许瑞林、黄锦祥分别判处死缓、无期徒刑、15年有期徒刑,并在市中心体育场,召开了三至五万人的公判大会,而后押上大卡车游街。此外还有4名成员,在另外的地方宣判有期徒刑。其余成员,继续关押。
(7)这里要特别控诉的是:“张案”成员陈壬午同志,于1975年7月15日被“柳铁保卫组”逮捕后,立即押往柳州,被关在柳州看守所里,9月19日,陈壬午同志因被梱绑殴打,惨死狱中!他身上的梱绑索印和累累伤痕,说明他是被害死的,“柳铁保卫组”却说他是自杀的。此案在乔晓光领导的广西“处遗”中,并没有认真追查,加之作案公安人员串供攻守同盟,这桩杀人案,竟让凶手们逍遥法外,不了了之!(以后博文详述)
(8)“张案”除了主要成员23人受到拘留、逮捕、判刑外,全市上名单受审查的有125名,没上名单而受迫害者,无法统计。例如漓江机械工人莫光义,1983年4月给中纪委写申诉信要求为他平反说:“仅因我偶然看过张雄飞等同志写的大字报,偶然听过他们的讲演就深受株连,这类情况在我厂内绝非仅有……”莫光义因在街上看了大字报,听了讲演,回厂里对人讲了他看到听到的揭露“桂林八·二0行动”的内容,便被开除党籍、厂籍、留厂察看两年、每月只发生活费20元。写此申诉信时,还没得到平反。

四、从斗争批判的声势与规模看

(一)全桂林市规模:
1、自1974年4月8日桂林出现第一张大字报起,桂林市委秉承区党委的旨意,就把我们当作新出现的全市性的阶级敌人了。全部被支持韦国清的派别所掌握的上至市委下至各基层单位的革委会,利用党权及政权,除了大字报的形式外,运用各种手段,如召开各种会议;举办各种学习班;对工农商学兵进行“广西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思想教育;对可能受到我们大字报思想影响的人,实行软硬兼施的“说服帮助”工作;对已经表明支持街上大字报观点的“危险分子”,则进行小范围的批判和斗争;对我们那23人主要成员,因为他们无计可施,就去威胁他们的家属,特别对已结婚的人,他们的妻子,就成了主要“猎取”对象,指示她们说服她们:把丈夫拉回来,要考虑老婆年轻孩子小,不要参加街上的“反革命活动”了,如果继续顽固下去,就会“受到无产阶级的专政”,那时就要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了……等等。
这一切招数果然厉害!加上市公安局的跟踪侦察和每天晚上公开出动对大字报进行拍照,弄得全市人心惶惶,有一段时间,街上的大字报数量骤然下降,甚至最低潮时,只剩下我一个人在写了!
2、1975年7月15日,拘捕完“张案”的最后一个人后,7月16日,市委、市革委在市中心体育场,召开有各基层负责人参加的万人以上大会,宣布“破获了一个建国以来桂林地区最大的反革命集团案”,并号召全市人民人人都要对“八·二0革命行动”表态,与这个“反革命集团”划清界限。此后,从1975年7月至1978年12月长达三年多的时间里,多次召开万人以上的大会,批判斗争清查“张案”。
3、1976年7月下旬,在对“张案”四人:龚、张、许、黄判刑之前,连续在广西师院、第九中学广场,召开了三场万人以上的批斗大会。然后又押到如漓江机械厂等大单位进行巡回批斗。
4、在对“张案”四人进行宣判的那天,又在市中心体育场,召开了三至五万人的全市宣判大会。
5、因为1975年、1976年、1977年9月以前,桂林没有市报,所以无法查证在这段时间里,召开了多少次批判“张案”的万人大会。但从《广西日报》的报道中,可见此前桂林召开批判“张案”的万人大会,肯定不止一次。如1977年5月15日,《广西日报》第一版头条在通栏大字标题《桂林军民举行大会,深提狠批“四人帮”插手广西的反革命罪行》、副标题“广大军民愤怒揭批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决心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英明领导下,打一场揭发批判‘四人帮’的人民战争,把无产阶级事业进行到底”下,报道:

“【桂林讯】……最近,桂林军民五万六千多人举行大会,愤怒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别动队——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的反革命罪行。”接着用半版罗织“张案”的“罪行”。(略)

6、1977年9月29日,在《桂林战报》的创刊号上,以头版头条大字标题《市委召开大干一百广播大会》,报道了市委书记郭鹏的报告摘要:

“……深入地系统地批判‘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张雄飞一伙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切实解决好对‘八·二0’革命措施的认识和态度,彻底清查与‘四人帮’、张雄飞等几个反革命分子和冯邦瑞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

7、1977年10月22日《桂林战报》头版头条通栏大字标题《市委召开了全市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深入揭批‘四人帮’经验交流大会》,报道十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中共桂林市委召开“经验交流”大会,市委副书记潘树彬作报告,市委书记鹏讲话。报道强调:

“大会指出,揭批‘四人帮’,一定要联系我市的实际,揭批‘四人帮’在桂林的别动队张雄飞等几个反革命分子的罪行,批判冯邦瑞等种种谬论;同时,通过举办学习班或其他形式,继续教育和帮助那些对‘八·二0’革命措施认识有错误的干部群众,提高认识,端正态度,转变立场,同张雄飞几个反革命分子、同冯邦瑞彻底划清界限。”

8、1977年12月10日,《桂林战报》头版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打好第三战役,推动全盘工作》,号召:

“批判张雄飞一伙反革命分子妄图打倒区市领导干部的罪行还要继续深入,批判冯邦瑞反党阴谋活动也要进行。”

9、1977年11月15日,《桂林战报》头版头条在通栏大字标题《联系实际揭批“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夺取揭批“四人帮”伟大斗争的彻底胜利》下,整版报道桂林市委于11月12日,召开批斗冯邦瑞一万五千多人的大会,市委、市革委的主要负责人全数参加。在罗列“冯邦瑞在批林批孔运动期间,与张雄飞等几个反革命分子勾结,把矛头指向党中央、毛主席……恶毒攻击区、市党委坚决贯彻执行‘八·二0’革命措施”等等“罪行”外,市委副书记潘树彬在讲话中又“指示”:

“要紧密地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充分揭露‘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在各方面的表现和影响。张雄飞、许瑞林等几个反革命分子在批林批孔期间挑起的事端和冯邦瑞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是桂林市最具体最生动的实际。”

10、1977年11月19日,《桂林战报》头版头条通栏大字标题《部署打好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报道桂林市委于11月15日召开大会,市委、市革委主要负责人全数参加,大会号召“同时还要联系揭批张雄飞一伙反革命分子妄图打倒区、市党委革命领导干部的反动言行,联系揭批冯邦瑞的阴谋活动。”该报第二版整版发表了市委副书记潘树彬大会讲话的全文《彻底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他联系实际“批判”:

“‘四人帮’在桂林的别动队张雄飞等几个反革命分子和冯邦瑞之流,也心领神会,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秉承‘四人帮’的旨意,上窜下跳、四处游说,煽阴风,点鬼火,制造谣言,大造反革命舆论。……”

11、1977年12月21日,《桂林战报》在头版通栏大字标题《镇压阶级敌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下,报道桂林市12月18日召开三万多人的公判大会,判处了文革中的“桂林老多”派“工总”的第一负责人刘天偿死刑立即执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徒刑。在罗列刘天偿的“罪状”时诬蔑他道:

“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一系列的严重反革命罪行,在关押期间仍坚持反动立场,继续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在一九七四年,与张雄飞等几个反革命分子勾结,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恶毒攻击市革委会贯彻落实‘七·三’布告所采取的革命措施,恶毒攻击中央和区、市党委领导同志,充当‘四人帮’的反革命别动队,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效劳”。

12、1978年1月30日,《桂林战报》在头版头条通栏套红大字标题《我市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先代会”隆重开幕》下,报道市委书记郭鹏作报告总结道:

“与‘四人帮’、张雄飞等几个反革命分子和冯邦瑞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基本查清。以张雄飞、冯邦瑞为代表的‘四人帮’在广西桂林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和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严重破坏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受到应有制裁……对‘八·二0’革命行动的认识基本统一。”

13、1978年5月13日,《桂林战报》头版头条在大字标题《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深入揭批“四人帮”》、副标题“电表厂党委总结经验认真贯彻区党委指示精神”下,报道电表厂党委的经验:

“要把矛头始终对准‘四人帮’以及张雄飞等几个反革命分子和冯邦瑞。……厂党委引导群众抓住‘四人帮’、张雄飞等几个反革命分子和冯邦瑞在本厂的影响深,流毒广的问题,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批判……”
《桂林战报》并对此发表短评:“要进一步联系我市实际,狠揭猛批张雄飞等几个反革命分子和冯邦瑞的罪行,彻底查清与‘四人帮’、张雄飞、冯邦瑞反革命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

14、1978年5月29日,《桂林战报》一版通栏大字标题《大张旗鼓地宣传学习新时期任务和新宪法》,副标题“中共桂林市委最近发出通知,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迅速掀起一个大学习、大宣传、大动员的高潮”,报道:

“《通知》指出:……联系桂林市的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以及张雄飞等几个反革命分子和冯邦瑞的谬论和罪行。要深入批判他们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横行于党纪国法之外,反对和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煽动无政府主义和极端民主化,妄图捣乱无产阶级专政,实行乱中夺权的反革命罪行;批判他们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破坏四个现代化的谬论和罪行;……”

15、1978年12月8日,《桂林战报》头版头条通栏标题《市委召开基层领导干部会议传达区党委扩大会议精神,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分清路线是非,加强革命团结》,又号召:

“彻底揭批刘振林、刘天偿、张雄飞等几个反革命分子和冯邦瑞、王同连秉承林彪、‘四人帮’旨意,打倒革命领导干部,妄图篡夺区党委、市委领导权,破坏社会法制,大搞打砸抢罪行……”
(王同连:文革期间任桂林市委副书记——笔者注)

15、《桂林战报》除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许多批“张雄飞和那几个反革命分子”的报道外,还在第二、三版,发表了大量各党政重要部门,如法院、公安局,宣传部,以及全市诸多大小企事业单位对“张雄飞和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的“革命大批判”文章。
16、还有各单位负责人在大会上对“张案”的“口诛笔伐”,小会上职工干部个人的口头发言批判(大多数人迫于无奈),这大概可以用百万次为单位来计算了!
综上所述,对“张案”的“革命大批判”,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真正是新中国建国以来所罕见;而对“张案”的大批判大斗争,持续时间就算从1974年4月起,至1978年12月止吧,也足足有4年零8个月之长了,这恐怕也是建国以来绝无仅有的!

(二)全广西壮族自治区规模:
1、在1976年7月广西“反击右倾翻案风”高潮时,在区党委的指示下,把桂林市人民法院1976年7月12日铅印的机密材料《镇压反革命,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现行反革命分子龚志明、张雄飞、许瑞林、黄锦祥的罪行材料》,下发全自治区,从此把对“张案”的批判斗争,扩大到全广西范围。(见照片)
2、1977年1月,广西区党委下达14号文件,把“张案”定为“‘四人帮’别动队——桂林几个反革命分子”,并下令在全自治区进行“三清查”,即“清查与‘四人帮’有关系的人和事、清查与张雄飞有关系的人和事、清查与冯邦瑞有关系的人和事。”与此相配合,区党委又把桂林市公安局铅印的机密材料《桂林几个反革命分子的罪证材料》,下发全自治区,进一步把对“张案”的批判斗争,扩大至全广西。(见照片)
3、1977年1月16日,《广西日报》头版头条在通栏大字标题《认真学习毛主席〈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的重要讲话,深揭狠批“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夺取新的更大胜利》下,报道“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召开第十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区党委、区革委安平生、乔晓光、刘重桂、覃应机等负责人全数参加,大会罗织许多“张案”罪状:

“在批林批孔运动期间发生的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挑起的事端,就是‘四人帮’插手广西的严重事件,是他们在全国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几个反革命分子在‘四人帮’在外省的黑手指使下,打着‘反潮流’的旗号,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地疯狂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他们多次召开反革命黑会,四出搞黑串连,大量制造反革命谣言,书写反动文章、诗词和标语,发表反动演说,用最恶毒的语言、最卑劣的手段,咒骂和攻击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攻击敬爱的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无耻吹捧和美化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他们削尖脑袋,拼命向‘四人帮’递送黑材料、写黑信、告黑状;秉承‘四人帮’‘放火烧荒’、‘乱中夺权’的黑旨意,伙同‘四人帮’伸向外省的黑手,按照他们既定的‘四处冒烟,南北夹击’的反革命计划,建立反革命联络点,到处张贴、传抄‘四人帮’的讲话和伪造的中央文件,大造反革命舆论,大肆进行反革命煽动,妄图以攻击落实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在桂林采取的‘八·二0’革命措施为突破口,把广西的大好形势搞乱,打倒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领导干部,以便取而代之,乱中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4、1977年2月15日,《广西日报》头版头条大字标题《深揭狠批“四人帮”插手广西的反革命罪行》、副题“广大军民愤怒揭批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决心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英明领导下,打一场揭发批判‘四人帮’的人民战争,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下,报道:

“桂林市五万六千多军民举行大会,桂林市、桂林地区、铁路桂林机务段、桂林驻军负责同志出席了大会。大会由桂林市委副书记陈秉德主持。工人、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的代表在会上进行揭发批判发言。中共桂林市委书记钟枫在大会上讲了话。”接着,便长篇幅报道揭发批判“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各种“反革命罪行”的内容。

5、《广西日报》还在同日第一版发表了“本报评论员”长篇文章《日暮途穷的挣扎》,对“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进行了系统的、全面的揭露和批判后,还泼妇骂街地诅咒道:

“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为了搞乱广西,可谓千方百计,费尽心机。但是,违反人民意志,阻挡历史车轮,其结果必然是身败名裂。要乱广西是枉然。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三千多万广西各族人民,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团结战斗,粉碎了他们的阴谋。尽管他们嚣张多时,但却没有人跟着他们‘杀出来’,他们只落得‘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十分虚弱,十分孤立,无法挽救他们最后的灭亡……”

骂完之后,“本报评论员”又满怀豪情地欢呼:

“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包括同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的继续。在这场历史性的大决战中,我们广西军民和全国军民一样,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我们终于胜利了。”

“本报评论员”最后号召:

“我区揭批‘四人帮’以及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已经普遍展开,但不能低估他们对广西的影响,还必须努力作战。我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学习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旗帜鲜明地站在斗争的最前列,紧密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深揭狠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

5、1977年2月16日,《广西日报》第三版刊登了桂林军分区、桂林齿轮厂、铁路桂林机务段、桂林染织厂、桂林市郊区等五个单位大批判组和个人批判“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的“革命大批判”文章。日报还发表了《痛打落水狗》的短评。
6、1977年2月17日,《广西日报》第二版整版刊登桂林市桂林钢厂大批判组、桂林机床厂大批判组、桂林地委宣传部大批判组、广西师范学院大批判组、桂林第三机床厂大批判组、铁路桂林机务段大批判组等批判“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的文章。
7、1977年3月12日,《广西日报》第四版,刊登柳州铁路局大批判组、中共乐业县委大批判组、玉林地委大批判组、昭平县委宣传部大批判组、柳州化肥厂大批判组、梧州淀粉厂大批判组、大新县委宣传部大批判组等批判文章,对“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进行“革命大批判”。
8、1977年3月15日,《广西日报》第三版,刊登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局大批判组、广西军区警卫连个人、阳朔县委大批判组、南宁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个人、合浦县委大批判组、象州县委大批判组、东兰县委大批判组等文章,对“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进行口诛笔伐。 
类似上述的单位和个人对“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的“革命大批判”文章,在1977年的《广西日报》上还有很多,不再列举。
9、1977年3月17日,《广西日报》又在头版头条以通栏大字标题发表《联系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本报评论员”文章,警告和批评各地对“四人帮”及“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的批判和清查有松懈思想,而后指示:

“‘四人帮’从组织上直接插手广西虽然不多,但不可忽视,对于江青的‘八·一八’黑批示,对于‘四人帮’的别动队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的罪行,要继续揭发批判,彻底清查。……我们一定要进一步认识揭批‘四人帮’这场斗争的严重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一个战役一个战役地、一个浪潮一个浪潮地把这场斗争推向深入。”

10、1977年12月,区党委书记乔晓光,在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大谈镇压“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的胜利:

“‘四人帮’对广西的大好形势,极端仇视,千方百计进行破坏。在他们的煽动和支持下,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四出搞黑串连,密谋策划建立京广、湘桂反革命联络点,炮制‘四处冒烟,南北夹击’的反革命计划,还伪造中央文件,恶毒攻击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坚决对他们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挫败了‘四人帮’妄图搞乱广西的阴谋。”

(三)制造全国性的不良影响:
1977年,当广西全面开展对“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进行大批判、大清查时,还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发表批判文章,从而造成全国性的对“张案”的诽谤和诬陷的不良影响。现仅举二例为证:
1、1977年“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写作组”,在《红旗》杂志第二期上,发表了题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文章,其中介绍了对“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坚决镇压的经验:

“在批林批孔运动期间,‘四人帮’通过他们在外省的黑手,勾结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挑起事端,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党中央和敬爱的周总理,否定广西文化大革命的成就。对于这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分子,我们坚决镇压,毫不手软。如果对一小撮阶级敌人不揭不斗,就不能教育群众保护群众,就不能把受阶级敌人影响的那部分人,争取过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2、1977年5月21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发表了南宁市委书记郭耀卿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的发言,攻击“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

“广西的大好形势,是在同‘四人帮’斗争中取得的。‘四人帮’极端仇视广西的大好形势,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批林批孔运动刚开始,他们就通过在湖南的黑手,指使桂林的几个反革命分子,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地进行反革命活动。南宁有几个坏分子,也秘密串连,煽动资产阶级派性,组织战斗队。社会上的一小撮阶级敌人乘机破坏……”

(四)制造超出国界的不良影响:
1、《人民日报》与《红旗》杂志,是发行海内外的,那些刊载广西批“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文章的,自然也流传到国外去了,这样“张案”成员的政治名誉,就或多或少在这两个刊物影响所及的范围内,受到了损害。
2、至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批判‘四人帮’”期间,是否对外广播了广西批判“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的消息和文章?无法查证。不过按常识分析,广西在全区范围内出现这么重大的政治事件,又进行了那么多的万人大会活动,平面媒体又刊登了这么多的大批判文章和“批邓”、“批判‘四人帮’”的重要消息,在极其重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当时,可能不对外广播吗?当时最重要的就是如何清除“右倾翻案的邓小平”、“篡党夺权的‘四人帮’”在各省市区“代理人”的政治影响,能不广播宣传如何成功地对他们进行了批判和清查吗?能不详细报道各地的情况,以说明各地对中央的支持吗?
3、可以肯定的是:“广西人民广播电台”、广西各市的“人民广播电台”,在“批判‘四人帮’”期间,必然也像广西两级党报那样,批“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批“张雄飞和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批得轰轰烈烈热火朝天。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当年韦国清把那些诬蔑诽谤我们的不实之词,弄得满天飞,其影响远远超出广西而扩大出国门之外……
既然有平反政策规定:在什么范围造成不良影响的,应当在什么范围内消除。那么在如今的讯息时代,我们完全有理由要求韦国清在互联网上向我们赔礼道歉,承认错误,这样才算真正平反。可惜的是,韦国清因为在文革中杀人如麻,早已被广西的十万冤魂,抓到另外一个世界戴高帽游街去了!现在我们借用韦国清们的惯用“八股”报道:据阴曹地府的可靠消息:就在今晚三更时分,他们还要召开一个十万冤魂批斗声讨韦国清的大会,但是不准我们去参加,说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因为韦国清在广西还有很多流毒,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去肃清,如果我们对韦国清从前的罪恶不闻不问,他们在那个地方,会天天睁着眼睛失眠的!

五、从受“张案”株连的方方面面看

(一)因支持“张案”成员揭发广西文革罪行的行动,原桂林市市长冯邦瑞同志及其他一些老干部,被安上“张雄飞反革命案的黑后台”等罪名进行政治迫害。1977年11月12日,桂林市委组织了一万五千人的批斗大会,对他搞胸挂大黑牌的批斗,并在党报上连篇累牍发表“大批判”文章,对他大肆诬蔑诽谤,使之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直到1983年4月,区党委才发334号文件为他平反(见文件照片)。
(二)自1974年“张案”成员揭发桂林“八·二0行动”后,桂林的掌权帮派,就操控市委,在全市多次搞人人必须说“‘八·二0行动’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动’”的表态,不允许有第二种说法。
可是,在原是“桂林联指”成员的干部中,虽然1968年他们也积极参加“八·二0行动”,但当桂林发生激烈的关于“八·二0行动”,是“革命行动”还是“反革命行动”的大辩论时,在大量的血腥杀人案件面前,他们也受震动,良心也有所发现,于是发表了认为“八·二0行动”主流是好的,但也有错误的看法,被铁桿帮派分子扣上“八·二0一分为二派”的帽子并进行迫害。
此事件的起因是:1977年1月,区党委下发了在广西进行“三清查”(清查与四人帮、张雄飞、冯邦瑞有关系的人和事)的14号文件。桂林市委紧跟区党委的精神,1月举办科局长学习班,除了要“三清查”外,重点是解决对“八·二0”的认识问题。
在七十年代的桂林,除了少数对掌权派无害的幸运者外,不是“联指”观点的干部,是不可能进入各级领导班子的。所以,当时的这个“科局长学习班”的成员,其实大多数是“联指”派的中坚分子和有功之臣,他们在自己人办的学习班上,自然有恃无恐敢讲话了,岂料即便如此,也有大祸从天而降:

“市委理论教育科副科长张××,平日对无休止地要求对“八·二0”表态很反感,便在小组会上发言说:‘“八·二0”的主流是好的,但也存在支流不足的问题。这些问题留待各级党委逐步落实就行了!’这一段话,被市委副书记区镇定为‘要对“八·二0”搞“一分为二”,这是大右派的言论,若不及时改正,就要犯大错误!’”(引自官方权威资料,下同)

接着,就召开了“第14次革委会(扩大)会,即甲山会议。会议除对几位‘与张雄飞有牵连’的委员进行批判外,主要是解决对‘八·二0’的认识问题。市革委会委员、市工交办主任王××(1968年12县民兵武装进攻“桂林老多”的军事指挥员之一,进攻隐山、桂师、榕湖饭店“老多”防线的主要指挥者——笔者注)同志因在一九六八年九月和一九七四年五月,曾分别向市革委副主任季××同志,市委副书记陈××同志提过“八·二0”打人杀人较多,应加以注意的意见,此时被提出来,以‘恶毒攻击“八·二0”革命行动’而被当作重点批判。”
“一九七七年八月的科局长学习班。……开班时,郭鹏(市委书记——笔者注)在讲话中指出,指导思想仍然是清查‘三牵连’和端正对‘八·二0’的认识。开班不久,郭赴区开会。由于经过长期的谋划和准备,因此这次学习班来势很猛。王××(工交办主任——笔者注,下同)、李××(局级干部),王××(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张××(宣传部科长)、邵××(房地局副局长)和崔××(财政局副局长)六位同志,被学习班列为整个班的重点,对他们‘反对“八·二0”的错误言行’,分别在小组、中会和大会进行轮番的批判和斗争。各小组还有自己的重点,分别进行批判。为了做到会内会外的结合,学习班的主持者发动机关的干部纷纷往学习班送来数量众多的揭发大字报,形成了内外夹攻的局面。学习班历时十五天,在会议主持者和帮派骨干的全力出击下,六位同志被迫作了检查……”

对自己人尚且如此毫不留情,对我们的镇压就可想而知了!
(三)因“张案”及由此引发的矛盾斗争,使桂林两任市委书记也难逃受排斥打击的命运:
1、市委书记钟枫,因对韦国清主持区党委,定桂林部分群众写大字报上街等活动为“反革命”,迟迟不肯表态;并私下通过桂林钢厂庞××,找张雄飞对照哈康文从湖南带回来的中央某号文件行文的不同之处;又因于1977年,故意拖延本应于4月再举办的科局长学习班不办等,被韦国清调离。后来,把持市委的铁桿帮派分子曹××、曾××、伍××等搞出来的《关于桂林市两条路线斗争若干问题》(草稿),这样罗织钟枫“罪状”:

“市委主要负责人(即指钟枫——原权威资料注)没有对张雄飞等人的斗争看作是严肃的阶级斗争,因而对张雄飞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态度不鲜明,斗争不力。……当敌人公开分裂市委常委时,他不表明自己的态度。就这样,在市委和干部队伍内部引起了分歧。当阶级敌人变换手法刮起对‘八·二0’实行‘一分为二’的妖风,面对阶级敌人的新阴谋,本应积极教育群众,维护‘八·二0’的革命成果,但是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却在一些会议上和其他一些场合中,强调对‘八·二0’存在的问题,在必要的时候,适当的场合,可以讲一讲。还说‘八·二0’的问题不能混乱。’”

2、接任钟枫的市委书记郭鹏,原任广西军区副政委(文革中支持“广西联指”的军队干部——笔者注),调来桂林后,看到在1977年8月的科局长学习班上,很多人因为对“八·二0”有些许不同的看法就被批被斗,心中很不舒服,觉察到在市委内部,有一股以曹、曾、伍等为代表的帮派势力,在对自己阵营里的人,也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便在机关整风会上,不点名的批评上述那“几个人”。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了,那“几个人”除了公开说郭鹏“穿上龙袍不像太子”,在郭鹏等人面前又哭又闹外,还拿着会议的简报,直接去区党委向韦国清的接班人告郭鹏的状,此举发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那个韦国清的“亲密战友”,立即批评郭鹏说:“这是什么发扬民主?别人骂了你们市委,也骂了区党委,你还说什么会议开得成功!”
据《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组织史资料》对郭鹏问题的记述:

“1978年4月,广西区党委下发14号文件,认为市委书记郭鹏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恰当地提出批‘几个人’的问题,造成一些思想混乱、干扰了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大方向。6月,广西区党委桂干字(1978)23号文免郭鹏中共桂林市委书记、市革委会主任职。(1986年6月……彻底平反)”。

于是,市委中的曹、曾、伍等帮派分子,也在《桂林市两条路线斗争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历数了郭鹏的“罪状”:

“市委领导(即指郭鹏——原权威资料注)没有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不把斗争矛头指向‘四人帮’、张雄飞和冯邦瑞一伙,而是把‘几个人’和‘四人帮’联在一起批,颠倒了敌我关系,混淆了不同性质的矛盾。……文化大革命以来,林彪、‘四人帮’对桂林插手早,根子深,流毒广,桂林市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情况错综复杂,但是市委领导对这个问题缺乏足够的认识,没有紧紧抓住批‘四人帮’这个纲,肃清流毒,拨乱反正,因而这条路线的流毒影响还在起作用。……”

郭鹏就在这种状况下,黯然地捲起铺盖走人。1983年有熟人在广州看见他,他告诉说:要去中央排队告状,要求平反。


“张案”到底干了什么“坏事”

我们在1974年至1975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的确干了许多让“韦老爷”咬碎牙骨的“坏事”,具体怎样干的?后来又得了什么“报应”?容后徐徐禀告,现在先讲个大概。
(一)我们写大字报上街、开演讲会、串连发动群众、揭露发生在1968年8月20日的“桂林八·二0革命行动”。因为这个“八·二0”,不仅不是“革命行动”,连“反革命行动”可能都比它好些!它是个真正的如日本军国主义、如希特勒法西斯主义那样镇压屠杀人民灭绝人性的行动。这个行动的最高指挥官,就是韦国清上将!
1、首先它背信弃义。《七·三布告》明明写着:“广西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两派群众组织中的坏人,由两派群众各自清理”。“桂林老多”执行《七·三布告》停火交枪,并按地、市革委会及驻军领导小组的《紧急通告》,于1968年8月12日18时之前,上交了武器。然而发《紧急通告》的这三个单位,却把“老多”上交的部分精良武器,武装“桂林联指”和12个县进城的民兵,组织了一万多人美其名曰“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武装。
2、1968年8月20日凌晨,这一万多人的武装及部分驻军,开进“老多”的区域,大肆抓人、打人、杀人。 
3、“八·二0”共抓人数万,仅在桂林第七中学一处,就关人四千以上。
4、“八·二0”时逢抓必打,因此被打的人数以万计。
5、“八·二0”乱杀人按官方的统计,共有三百四十五人。
(以上数字不含市辖临桂、灵川二县。如果包括,数字就更吓人了,仅临桂一县,文革中被杀被迫害致死之无辜,据该县整党办权威资料记载,就有两千零五十一人!)
这样的“行动”,即便千年前的封建王朝开明君主也会不齿,在二十世纪竟有著名的“共产党人”们赞其为“革命行动”!
因此,我们1974年揭发批判“八·二0”没错。
(二)“张案”的主要成员,1975年春成立“桂林市工农革命群众执行和捍卫新宪法协会”(简称“捍宪会”,后改为《论坛》,张雄飞任中心组长),并计划成立“革命群众监督委员会”,并制定了总纲和章程,也没错。
1、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
2、我们成立上述组织的目的,是因为韦国清的“王朝”不受党纪国法的任何约束,更不受群众的任何监督,他们六十年代乱抓人、乱斗人、乱杀人;七十年代他们的“文革功臣”,又利用手中的权力,大搞特殊化、走后门、以权谋私等等不正之风。我们根据《宪法》所赋予的公民权利,成立群众组织来监督他们,有什么错?
(三)说我们策划“南北夹击,四处冒烟”,企图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实行“乱中夺权”。这也没错呀,对于韦国清那种靠血腥镇压人民群众建立起来的“人民政权革委会”,难道不应该推翻吗?他手中那个可以乱杀人的权力,如果能夺过来,交给不乱杀人的人,总比他韦国清好些吧?广西人民是有骨气的,即使当时的“张案”成员不出来,也会有“李案”、“王案”的成员出来和他们作毫不妥协的斗争,也会千方百计地夺掉他们手中那个镇压老百姓的权力! 
(四)说“张案”成员“疯狂反对和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主要根据是龚志明的“罪状”。这恐怕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把精神病患者也当作罪犯的案例。因为龚志明在1970年“清查5·16分子”的运动中,就被桂林机务段的专案组用刑讯逼供逼得患了精神病,平日里时好时坏,好的时候什么都明白,发作的时候,就乱说乱写,他是在这种状况下,写了一些反对毛主席的东西。但这能算数吗?这能算犯法吗?他竟因此被桂林法院判了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五)说“张案”成员“诽谤敬爱的周总理”。
这条“罪状”归我,因为我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确实讲过“我认为这次运动是周总理错误路线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斗争,周恩来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错误代表”。我首先说明,我对周总理的为人,从来都是敬仰的,但当时认为个人风范与路线斗争是两码事,所以就那样说了。但我对周总理的这些议论,即便用从前的标准,充其量不过是认识上的错误而已,哪谈得上犯罪?
(六)说“张案”成员“吹捧‘四人帮’王张江姚”, “向王张江姚告黑状”。
1、关于“吹捧‘四人帮’”这条罪状,建议韦国清的在天之灵还是不要追究为好,小心以后档案解密!
2、关于“告黑状”,当时如果换了王洪文或者江青来当韦国清,换了韦国清去当王洪文或者江青,我们照样会向韦国清告王洪文或者江青的“黑状”,因为广西文革太惨无人道了!还有,你韦国清在文革期间,敢说没向“王洪文副主席江青同志”写过报告汇报过广西的文革情况吗?敢说在1974年至1976年,不向“四人帮”告“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的状吗?不说别的,就拿1974年广西按江青的指示,批“广西三个小丑”(注)来讲,你韦国清不正是“江青指示”的主要执行者吗?

(注)1974年8月,广西军区副政委、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许圣亭副部长张乃建和区文化局副局长江滨,对样板戏有意见,提出批评,被江青指责为“四个仇视”的“三个小丑”。江青和韦国清一起看样板戏时,出示她的批语。韦回到南宁,在朝阳广场大会批、在单位小会斗,又审查,搞得许、张、江“体无完肤”一无是处,直至1982年才得平反。——笔者引自龙廷驹文《驳[韦国清上将主政广西二十年]一书》


《桂林晚报》为什么不敢回顾这个大冤案

《桂林晚报》为加罪于“老多”,既然津津乐道把70年代的事移到1967年去写;那么,人们要问:你们为什么在70年代中末期长期震动全广西社会的“张案”这样的大事,反而回避不写呢?
小偷最害怕再去他偷过东西的地方,杀人犯最害怕去他作过案的现场,广西的“文革英雄”们最害怕的,是别人再说他们作过的孽!
《桂林晚报》在位的某些文人,自然不是“文革英雄”,因为那时他们要不还是少先队员,就是还没出世。那么,他们的广西文革是非观,他们对广西文革历史的倾向性,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不是年纪决定的呢?
年纪不能说明广西文革是非观问题,其他因素也不能说明,能说明广西文革是非观的,是他们的政治立场和由此而产生的政治倾向性,以及他们的社会关系和文人的良心。
他们也不是对广西文革不知情,他们很知道这段历史,只是由于政治社会因素,让他们不想说真话,不敢说真话。
究其根本原因,是目前在广西,“韦国清正确路线”的阴魂还没散尽,“韦国清王朝”台下还有遗老,台上还有遗少,尤其是“那几个韦国清分子”,总想翻广西文化大革命的案,算他们被历史所否定的账,以洗刷自己的罪恶,所以对他们在文革中所干过的坏事,能淡化就淡化,能回避就回避,能掩盖就掩盖,能歪曲就歪曲,能捏造就捏造,总之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实在懒不了的,就少说,或者云天雾地的说得你一头露水不知他讲的是什么?
这股政治势力,是只看不见的手,《桂林晚报》及那两位记者,因被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所操纵,所以才对发生在桂林市的“张雄飞和桂林几个反革命分子案”这样的大事,视而不见。
不过,说句公道话,做这种“买卖”的,并非《桂林晚报》独此一家,还有更有来头的《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组织史资料》和《桂林市志》,这两部洋洋千万言的大部头,也是对“张雄飞和桂林几个反革命分子案”,只记了寥寥几十个含糊其辞的文字。
真是“一统天下”呀!

2010年3月21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a9a8a10100hdw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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