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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占山锦州好字派攻打电业局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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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占山
 
“文革”期间的1968年2月11日,锦州市发生了著名的“电业局大楼爆炸”事件,我亲历了事件的全过程。
1967年9月份以后,锦州的两大派都上缴了武器,两派的斗争由“武卫”转到了“文攻”,各派在各自的“势力范围”都设有若干广播点,作为宣传自己、批驳对方的阵地。
“糟字派”的广播点以市电业局广播站最为有名。当时的市电业局位于市中心,处于过往行人最为密集的地段。整个电业局是一个呈长方形的独立大院,西面中央大街,南侧是市邮电局。“电业局大楼”位于大院的西侧,是一栋南北走向的临街二层日本式砖混楼,起脊屋顶,灰色墙体,据说是日伪时期的“洋房”,如今还在,楼外即是繁华的中央大街,楼对面是锦州饭店。楼的一层本来是营业厅,“文革”期间停止营业,临街的窗户、门都安装了金属推拉网,外人进不来。二楼走廊的东、西两侧各有10多个房间,全都腾出给“守点”的人员住。广播室设在西侧偏南,与中楼梯隔着3个屋,窗户面向大道。
该广播站实际由多家“老糟”共同管理:电业局“老糟”是“东道主”,主要成分是产业工人,负责提供场地、器材,安排食宿,并配专人维护广播设备;另三家“老糟”是大学、高中、初中学生。锦州工学院的一名学生担任广播员,兼编辑;实验中学的十几名初中生负责保卫;一高中的“老糟”组织“红三司”派出了我、陈贵春、李桂荣、陈玉芹等人,我和陈贵春为编辑,李桂荣为播音员,陈玉芹为联络员。当时广播站使用的全是高音大喇叭,最初有4个喇叭挂在了临街墙上,播音时声音很大,响亮刺耳,下方的人行道不能站人。后来电业局的“老糟”在中央大街与上海路交叉路口的电业局侧立了一根很高的高压电线杆,在其顶端又加装了4个喇叭,分东、西、南、北4 个方向放置。为防止喇叭被人偷走,还从相邻的真正的高压线路上引出了一根线,围成一个圈,悬在喇叭下方,甚是吓人。这组喇叭安装后,喇叭总数达到了8个,大大增加了广播站的威力,广播时远、近有声,声音传播的很远,几乎半个锦州城都能听到。
每天都有人送来从各地收集来的传单、小报,我和陈贵春等将搜集来的材料整理、加工成广播稿,由那名男大学生和李桂荣播出。李桂荣身材瘦小,但声音宏亮,吐字清晰,铿锵有力,播音时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时而博得马路围观听众阵阵的掌声。偶尔来不及写稿时,我和工学院的男生就临场发挥,即兴直播。播音的开场白几乎千篇一律,至今还记忆犹新:“首先,让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敬祝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的统帅、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敬爱的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广播稿中最常出现的口号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最时髦的词是“红卫兵”、“造反派”、“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最常提及的批判对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地、富、反、坏、右”及“美帝苏修”。当然广播的主要内容是宣传“老糟”的观点,和“老好”打“嘴杖”。
后来对立派的势力占据了绝对上风,电业局广播站成了“老糟”在市内仅存的少数广播点之一,象被“好字派”包围的一块“孤岛”。但每天在广播站周围,仍然聚集着数不清的听众,黑压压一片,被喻为忠实的“马路兵团”。显然,这个广播站已成为“老糟”的“堡垒”和“精神支柱”,自然成了“老好”的“眼中钉”、“肉中刺”。
再后来形势越来越紧张,我们得知二高中的“糟字派”广播点被“拔掉”的消息,挂在墙上的喇叭不知何时被子弹射了好几个洞,“守点”的人提心吊胆,如惊弓之鸟。为防遭袭击,电业局“老糟”运来了一车砖,带着“守点”的人把所有窗台上都码放了10多层砖,以防遭窗外的子弹射击;临街的窗户都挂了黑窗帘,目的是既能遮住室内灯光,又不暴露广播室的具体位置。一天我看到中央大街路边的一棵大树下围了一圈人,走近一看,才发现树上吊着一块黑呼呼的东西,旁边挂着一块大纸盒牌,上面写着:“小心和猫一样下场”。原来这是一只死猫,但已看不出猫的模样,猫身已被烧焦。一名电业局“老糟”比划着对围观者说,除高压电线杆上的喇叭下有电网外,电业局的院内也布下了隐蔽的电网,谁敢来捣乱就会被电死,这只猫就是触电网死的。后来他偷偷地告诉我,院内根本就没有“布电网”这回事,这只猫是去食堂偷吃东西时碰到电源而死的。显然,电业局“老糟”借机拿这只死猫示众,用以警告那些企图偷袭广播站的人,只是给自己壮胆而已。
1968年2月11日,是个星期天。早上,我从梦中惊醒,有人告诉我大楼已被“包围”。那一刻我被恐惧感笼罩着,吓出了一身冷汗,心里发慌,忙和几个伙伴爬上楼顶的阁楼,从天窗向下观望。我清晰记得,那天天气阴沉,天空灰蒙蒙的,路上看不到行人,以往熙熙攘攘的过往车辆也不见了。显然,通向电业局的路已被封锁,电业局广播站岌岌可危,一场灾难即将降临。大家聚在一起,分析形势,研究对策。有人说电业局大院是封闭的,外人轻易攻不进来;有人说电业局是国计民生的重地,没人敢怎么样;还有人说外人以为这里布了隐蔽的电网,绝不敢冒然进攻……大家决定坚守大楼,“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紧急行动起来,人员都集中到二楼,分别守在楼的两头。当时我天真地以为,可以用走廊和各屋窗台上早已码放的砖来回击进攻,守住大楼。我和李桂荣等坚守在广播室,将摆放扩音器的桌子抬到了远离窗户的墙角,以躲避中央大街方向射来的子弹。
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广播室外枪声大作,从走廊里频频传来玻璃碎片的落地声,伴随着女同学的阵阵尖叫。我知道,这是“锦联筹”(当时“好字派”的统称)在进攻大楼!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我想,大家冒险守楼,是在用生命保卫“老糟”的宣传阵地,如果广播站不能迅速做出反应,守楼就失去了意义。我必须及时向外界披露真相,控诉暴行,为自己人打气,壮胆!我蹲在墙角(为躲避子弹,已不敢坐着了)对话筒大声喊到:“强烈抗议锦联筹进攻电业局广播站!” “要文斗,不要武斗!”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电业局大院已布了电网,进攻者会自掘坟墓!”这些话通过大喇叭传了出去,和枪声混在了一起,乱成一片……我方明显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但“煮熟的鸭子肉烂嘴不烂”,也只有打嘴仗的份了。后来枪声越来越紧,工人大康爬进了广播室,他出于保护学生生命的好意,趴在地上对着话筒说:“不要开枪了,大楼里都是无辜的学生,都是年轻的生命,我们打白旗撤出,我们投降!”我一听这话气坏了,胆小鬼,想当叛徒吗?真没骨气!我一把抢过话筒,愤愤地说:“你怎能这么说话!你能代表大家吗?”他看我满脸怒色,没再和我分辩,默默地退出了广播室。我对着话筒声嘶力竭地喊到:“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誓与广播站共存亡!”,“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我豁出去了!
突然“轰”的一声天崩地裂般的巨响,刹那间广播室里一片漆黑。我感到大地剧烈地颤动,耳朵“翁翁”直响,脑袋发麻,手中的话筒已不知去向。借着“门缝”漏出的光亮仔细查看,才发现门和门框扭曲变形,门斜插在框上,靠近走廊的墙裂开了好几条大口子,破损的吊灯在头顶摇晃着,椅子已被掀翻,传单、办公用品、水杯、暖瓶等散落在地,令人惊奇的是扩音器仍亮着红灯。我趴在地上摸索着,终于摸到了滚落在地的话筒,对着话筒吹了吹,天那!外面的喇叭居然还能发声!当时我以为隔壁被扔进了手榴弹。我强打精神,对着话筒大声喊到:“强烈抗议暴徒爆炸电业局大楼!”“暴徒爆炸电业局大楼,破坏国家财产,罪责难逃!”。喊了一阵之后,挣扎着爬了起来,用力推开了变形的门,撤到了走廊。这时枪声停了。我环顾四看,眼前已面目全非,走廊内尘土飞扬,各屋的门七扭八歪,墙壁出现了一道道的裂缝,广播室北边的走廊还在冒着蓝烟。我走近冒烟处一看,一下子傻眼了:楼梯已不见了,紧挨着楼梯的走廊也消失了,脚下的楼板已成了“悬崖”;楼梯东、西两侧的墙也不见了踪影,空荡荡的开了“天窗”;头顶的白色天棚残缺不全,东一块,西一块,有的还垂挂着,摇摇欲坠,透过残缺的天棚,可以看到灰蒙蒙的天空;被熏黑的木制人字架裸漏着;空中弥漫着淡淡的烟雾和呛人的火药爆炸的气味。显然,这才是爆炸中心!手榴弹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威力,一定是被威力更大的炸药包或炸弹炸的!
我顾不上再多想,第一个念头是马上逃走,无论如何也不能被抓住!像我这样的铁杆“老糟”如被抓住绝不会被轻饶!怎么逃?南面已被人占领,北面已无路可走,唯一的逃生办法就是跳楼!楼板距地面近4米,这么高我从没有跳过,如直接跳向地面,弄不好会受伤,得找一处安全的落脚点!我向下瞄了瞄,发现了一块略呈三角形的白色天棚板,这块天棚板是爆炸时从楼梯上方的天棚上震落下来的,它一头紧贴地面,另一头斜搭在坍塌的楼梯碎块上,约1米见方。我想,楼板距这块天棚板近一些,于是战战兢兢地向它跳了下去。“噗刺”一声,脚下溅起了一团白烟,我正好落在了这块天棚板上,把它砸了个大窟窿,脚也落到了地面。原来这座楼的天棚是由薄木条和白灰构成的,木条和白灰加在一起的厚度约半厘米,是不能负重的,因此这块被炸飞的天棚板又被我砸穿。我动了动脚,没有受伤!不由心头一阵惊喜,忙从废墟里爬了出来。是这块天棚板救了我!由于它的缓冲作用,才使我受到了保护。几个实验中学的学生还在楼板的豁口观望,犹豫,不敢往下跳,我忙招呼他们赶快下来。有个胆子大的也跟着跳了下来,还有的攀着断壁残墙爬到了地面。这时我发现没逃出的伙伴正从南边撤退,被几个拿枪的人堵在院子里。院子里还停着一辆卡车,一些陌生人正在往车上扔枪。显然,这是给我们栽赃!不能管这些了,逃命要紧!我们几个人一窝蜂式地冲过中央大街,到了对面的锦州饭店楼前的人行道上。回首望去,爆炸的废墟还在冒着烟。围观的群众都是“老糟”,一下子围了过来,告诉我们附近的路口步了岗,但医学院仍被“老糟”占据着。看来只有投向那里了。我们赶紧向西边的医学院跑去。一边跑,一边左顾右看,生怕被人抓去。跑到医学院时,个个蓬头垢面,上气不接下气,活象一群逃亡的“小鬼”,互相都认不出模样了。当时医学院的大楼也是戒备森严,所有的窗户上都码着砖。有人给我们端来了水,递来毛巾。大家简单地洗了脸,气喘嘘嘘地诉说着刚才的险情。这次死里逃生,真像做了一场恶梦。
陈贵春当天守在二楼南头的屋子里,负责看着屋子的南侧门(门外的墙上镶着一个铁梯子,可通过它上下楼),他看到了枪响前的另一幕:20来个头带柳条帽、手持长矛的人,气势汹汹地从大院的西门涌到院子里,在院内还旁若无人地排成了两排,但很快他们就退出了院子,不大一会儿枪声就响了。密集的子弹不但击碎了窗户玻璃,打飞了窗台上的砖,还把墙掏出了洞。他紧贴在楼板上趴着,躲过一劫。后来他和李桂荣等人都被抓走,后又被释放。
这个“顽固的”广播站就这样被拔掉了,“老糟”的声音消失了,市内成了对立派的“一统天下”。
显然,这次爆炸是经过精心策划、周密组织的。事后得知,此事是对立派头头金××亲自策划并实施的。这位“文革”的“宠儿”原是辽宁晶体管厂的一名电工,“文革”中靠“打、砸、抢”起家,成了“好字派”的头头,在两派着手大联合的关键时刻,他为了在谈判中搞“一言堂”,又觊觎上了“老糟”在市内的唯一广播点----市电业局大楼广播站,并悍然动用了机枪、炸药,摧毁了电业局大楼,造成了国家财产的重大损失。金曾是电业局的职工,很熟悉电业局的地形,当天他采用了“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进攻战术:一伙人明火执仗地进攻,另一伙人则凿开了紧邻广东街的食堂东外墙,进入到食堂地底下的暖气沟(此暖气沟与大院中央、大楼下的暖气沟相通),偷偷地将炸药运到了大楼楼梯下方的暖气沟里,从而引发了以此为中心的爆炸。据说金赤膊上阵,亲自运炸药及引暴。由于当天守楼的人都聚在楼的两头,广播室与楼梯隔着几间屋子,这才侥幸地避免了人员伤亡,此乃不幸之中万幸也!金××为掩盖罪行,把水搅混,还指使人运来了一些不能用的破枪,顺着被掏开的墙洞,把枪转移到了食堂,爆炸后又将这些枪只扔上了院子里的卡车,造成“老糟”有枪的假象,嫁祸于人,贼喊捉贼,用心何其毒也!这个武斗急先锋后来竟混上了“锦州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相当于副市长)的高位,真黑白颠倒,气刹人也!“文革”结束后,各地清查“三种人”,金××成了清查对象,最终锒铛入狱,成了阶下囚,据说炸电业局大楼是其罪状之一。
40年过去了,回首往事,那场惊心动魄的大爆炸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那个年代里所发生的荒诞的事情,给我们心灵、精神和肉体所造成的伤害,是那样地沉重,那样地深刻,那样地刻骨铭心。有时我想,如果我不幸在那场灾难中丧生,人们会怎么评论我呢?可以肯定的是,我绝不会成为英雄,因为我保卫的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派性广播站,而“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个大前提决定了我的一切“英雄壮举”都没有意义,我顶多被说成是武斗的牺牲品。一想到这里,我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但历史就是这样无情。我为自己的“勇敢”而悲哀,为侥幸逃脱而庆幸。历史开了个大玩笑。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没有经历的人,是体会不到“灾难”的含义的。“锦州市电业局大楼爆炸事件”就是这种灾难的一个缩影。至于这中间的是非曲直,留给后人去评说吧!
 
注:1968年“2月中旬,锦州市工交、财贸、文教、卫生系统64个单位的对立的造反派组织,响应号召,停止武斗,在本单位实行‘联合’。为了拔掉对立派占据的据点,2月11日‘锦联筹’头头金德纯带领本派武斗队攻打电业局送电工区大楼,用炸药将该楼炸坏。”
摘自《锦州市志》252页政治篇1977年版
 
 
作者小传:
袁占山, 1946年12月24日生,原锦州一高中66届3年2班学生,1968年下乡至绥中县小庄子公社当“知青”,1974年以“独生子女”的身份回城,分配至锦州皮革厂,1978年考入中国医科大学医学系,1983年分配至锦州市古塔区医院,先后任内科医生、急诊科主任、内科主任、副院长,1999年创办南街门诊(南街街道南门社区卫生服务站),2005年该门诊被确定为锦州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院。2007年退休。副主任医师。出版著作《小学生健康之窗》(中国妇女出版社)、《中学生家庭教育ABC》(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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