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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桂荣  锦州糟字派攻打电业局广播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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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桂荣

“文化大革命”的风云在岁月的更迭中已成为历史,蓦然回首,如烟的往事依旧在心头升腾跳跃着,一一闪现,振颤心弦!
    “文革”中我是“糟字派”。当时“糟字派”为加强市内的宣传力量,着手筹办电业局广播站,需要广播员(我曾在校广播站当播音员),经好学友陈玉琴的推荐,我很顺利地被“红三司”派去参办广播。同去的还有同学袁占山、杨晓萍、张敏等,袁占山负责编辑和播音,我们三名女生则从事广播员工作。参办广播的还有市电业局的5位工人师傅及工学院的一名大学生。后来我校2年7班的几名男生和实验中学的20多名学生也进驻了该广播站。
那时的我们正当年轻,思想单纯,头脑简单,抱着“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良好愿望,从不同的地方汇聚到了一起,大家彼此谦和礼让,关系十分和睦、融洽,友好亲密得如一个大家庭。记得每天早晨,工人师傅们都很早地来到广播室,提前检查好设备线路,给播音工作创造了极其优越的条件。更让我感动的是,每当我要念稿时,师傅们都先备好一杯水,难为他们想得这么周到!为不影响播音,实验中学的学弟和学妹们都主动及时地为我送饭送菜。当形势严峻时,为了我的安全,他们甚至不让我下楼一步,哪怕仅仅是去对面就餐。实验中学里有一个残疾小学弟,腿脚不好,需要拄拐才能行动,就这样他还常常坚持在楼墙壁梯上下攀爬,热情为我端饭送菜,我十分不忍心,几次劝阻都无济于事……多么可爱的小弟弟!八级电工苗老师傅是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他老诚持重,温和善良,极受工人和学生的尊敬。一次他特意找到我,代表其他几位师傅给了我17斤全国粮票,表示对我不幸身世(我幼年父母双亡,全靠哥姐们资助求学)的同情,也是对我播音质量和水平的肯定和激励。尽人皆知,当年国家的经济形势并不很景气,物资紧缺,无论什么都要“凭票”购买,粮票是最宝贵的,别说是全国粮票,就是地方粮票都相当珍贵。我当时感动得什么似的,顿时潸然泪下,感激之情无以言表!这些粮票我一直也没舍得花掉,一直悉心地珍藏着,因为那是师傅们无私的爱心啊!
想起当年的每一天,中央大街一带,电业局广播站周围,总是聚集着无数忠实的“马路兵团”听众,人群熙攘,人头攒动,好不感人!看到我们的播音影响越来越大,我由衷地感到欣慰。当时我天真地想,我正在用踏实的努力为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做贡献,我为自己用“喉舌”赢得了那么多忠实的听众和旺盛的人气而感到自豪,我为是一高中培养出来的学生而感到无尚光荣!
地处市中心的“糟字派”电业局广播站在市内的影响越来越大,对立派组织要千方百计拔掉这根“眼中钉、肉中刺”,后来其头头金××等人蓄意制造、精心策划了电业局大楼爆炸事件,摧毁了电业局广播站。
记得爆炸当日是个阴冷飘雪的星期天。早上,那天依如往日,无甚特殊。尽管隆冬严寒,我隔窗望去,看见中央大街的西面已有人在站着,好象在等着听我们的播音。后来听说路口已没有车辆通行,我们已被“包围”,冥冥中心里总觉得不安和恐慌,第六感觉告诉我似乎要有什么大事发生……大约8点半钟,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后院进人了!”好奇心促使我和几名实验中学的学生们立刻跑到广播室斜对面的房间去看“虚实”,不出所料,眼前果真出现了惊人的一幕:紧靠院东面车库北侧的那堵砖墙已被掏开了一个“大洞”(何时掏开的洞不得而知),20多个手持器械、头戴帽盔的偷袭者正猫腰弓背地不断从那个洞口里溜进院子,并沿着车库向西呈“弧状”包拢过来。我紧盯着这些人,想看看他们到什么地方,要干什么,但当我拐到南屋时,却被两堵窗子上的砖墙(为安全起见而设置的“防御工事”)严严挡住视线,什么也看不到。突然,南边的邮电局大楼方向枪声大作,震耳欲聋,如注的夺命子弹朝电业局大楼猛烈射击,瞬间满屋砖块横飞,狼烟四起,激烈的弹雨压得我们抬不起头来,我们本能地躲在办公桌下{听电业局的工人说,当时就有一台5000W的电机被击坏,外面的高音喇叭有的被子弹打哑},以后南屋实在呆不了啦,在工人师傅的指挥下,也是一种强烈求生欲的驱使,我们择机向走廊撤离,正当大伙匐匍前行时,一声惊雷般的轰响振动了整个楼体!当我醒过神时,发现楼内已面目皆非,走廊两侧墙体全部扭曲变形,歪歪斜斜,好像用手指一触即能全部倒塌;楼顶天棚塌落,从里面已能望见灰蒙蒙的天空;各屋的门和门框无一可正面直立的……正在大家为眼前突兀的变化而发呆时,一颗子弹“嗖”地紧擦着我左耳边呼啸而过,险极了!后来枪声停了,大家从“死亡”中走出来,个个是满身灰尘,蓬头垢面,狼狈不堪,又暗自庆幸彼此能死里逃生,躲过这一劫。下楼时才发现楼梯已成废墟,简直一片狼藉!原来是楼梯处发生了爆炸!幸亏爆炸发生当日是星期天,楼内来人很少,仅有的十几个人也都在远离楼梯口的屋里面,真是神灵保佑!否则那场惨烈的爆炸不知要夺去多少无辜的生命!
后来我和周围的人全部“被俘”。在押解人的呼喝下,我们踩着零乱的瓦砾木然地从二楼直接走到院子里,后又被集体押送上了一辆停在院西门外的大卡车上,映入眼帘的则是卡车两侧站立着两排沉默不语、排列整齐的解放军武装士兵……我们随后被拉到当时“劳民商财”楼里(现在此楼仍在市委对过的位置,只不过已经重新翻盖了),在那里我们接受着“审问”和“教育”,并让我们交出“喇叭花”,还给我们每人一张16开纸,叫我们写“自白书”。然而无论怎么威胁利诱,也没能找到要找的人。令我感念的是,实验中学的学弟学妹们从始至终一言不发,他们用沉默忠诚地保护着我,而我——对方要找的人,就在他们中间……因为也问不出个结果,对方也没有更多地向我们发难(没打没骂,没有刑讯逼供),把我们全部释放。
事后听人说同学袁占山在众人掩护下顺利逃脱,我真为他庆幸!又听说实验中学的两个女生在得知电业局被炸,同时又死了一个女广播员时,她们都难过得哭了起来。多么感人!
“文化大革命”确是一场灾难,这个灾难不但表现在物资的毁坏上,还表现在精神上的是非颠倒。在40年后的今天看来,我当初是在为派性而战,当年我的“豪情壮志”和“赤胆忠心”显得多么可笑,可悲,可叹……但这段历史确实是客观存在的,记忆不能抹去。每当回忆起那一幕幕往事,回想起那至今仍让我心有余悸的惊天大爆炸,想起我周围的善良、无私、无畏的人给予我的关心、爱护和真情,我还是不禁万千思绪,感慨无限,难以入眠……

作者小传:
李桂荣,1947.8.26出生,锦州一高中六六届三年六班毕业生。1968年下乡到绥中县大王庙公社当“知青”, 1970年底随爱人还乡至义县九道岭乡任教九年,1979年初回城,分配至锦州电子计算机厂。1997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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