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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启山  邵阳县“抓黑杀队”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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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 天涯关天茶舍

贫下中农真是最高人民法院吗?
   ——抓黑杀队的来龙去脉
  
  1968年8月,正当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之际,毗邻的东安县大水公社枇杷铺大队被关押的地主分子胡振楚外逃,该大队派人到邻近的邵阳县中和公社弄子口大队查找,并贴出大字报,称:“东安县的黑杀队要杀向邵阳县陈宝冲一带,弄子口有内应。”要求全体贫下中农团结一致向“黑杀队”专政,把他们全部抓起来斩尽杀绝。
  所谓“黑杀队”者,是指地、富、反、坏、右等五类分子及其子弟们联合起来向干部和贫下中农反攻倒算,报仇雪恨。这就等于给己经白热化的阶级斗争烈火上浇油。
  弄子口大队得信后,经研究决定由大队党支部副书记xxx文革主任xxx去东安县枇杷铺大队调查核实。根据枇杷铺大队的吴超宝供认:家住邵阳县中和公社弄子口大队的舅父陈振球等十八人是“黑杀队”成员。调查人当面对质,吴超宝矢口否认。枇杷铺大队的造反派立即将吴超宝四脚朝天吊起来,脖子上挂水桶,肚子上压土砖,当压到第三块土砖时,吴又供认如初,放下后又矢口否认。如此反复多次,叫人真假难辨。既无法肯定,又不敢否定。因为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人命关天的大事,绝对马虎不得。调查人员回县后立即将情况向上级汇报。问题反映到县支左办,县支左办负责人C政委明白指示:“现在是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你们要站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好好学习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反复领会‘红色风暴’的真正含义,分清什么是‘糟得很’,什么是‘好得很’,你们要争当‘好得很’派,而不要当‘糟得很’派,随时随地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千万不要向贫下中农泼冷水。”弦外之音自明。
  弄子口大队得信后,立即将陈振球、陈仕元等十八人全部抓起来,关押到大队部。因怕他们跑掉,万一真的杀了人怎么办?这可直接关系到人民生命的安全。即将一根大树逢中锯开成两半,再在两块合逢处凿十八个碗口粗的大洞,让被关押的人,每人在洞内放进一只脚,然后两块合拢,两端加锁,十八个人被一根树拴着一动也不能动。这就是“文革”中该县民间创造的第一件刑具,名曰“树刑”。紧接着便和东安县一样严刑吊打逼供,被斗者受刑不过,乱咬一气。于是“抓黑杀队”之风迅速蔓延。在斗打中,陈振球、陈仕元、陈哲林、蒋坤林、陈阶生等先后被打死,或被逼自杀,乱杀人之风由此而生。
  中和公社留旗大队地主子弟蒋铁军,被家住东安县的未婚妻供认为“黑杀队员”,该大队立即对蒋实行关押逼供,蒋在多种残酷刑法下疼痛难忍,只求解脱,便不得不按指问招供,说:“7月14日成立了‘黑杀队’组织,名称就叫做‘反共救国义勇军’,行动口号是:先杀党,后杀团,贫下中农看情况,刀对刀,枪对枪,血洗万里如牛羊。”并供出鹧鸪大队地主分子莫勇成等一百多个所谓黑杀队员,莫勇成被毒打后上吊自杀,又问罪其女儿莫细云,莫细云受刑不过,供出105个“黑杀队员”。由于刑讯逼供,受刑者为减轻皮肉之苦,普遍乱咬乱供,受牵连的人员也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越抓越宽。
  黄塘公社蛇湾大队地主子弟邓宝民,五十年代初参加工作,在县粮食局搞储运。六十年代初,阶级斗争越抓越紧,家庭出身不好者首当其冲。他在“四清”运动中被整,文化大革命时,少数农民在“极左”路线的煽动下,说:“地主子弟当干部,贫下中农要受苦”。唆使一些农民到县粮食局要求将邓宝民放回生产队,县粮食局顺其所请,将邓放回老家。1968年7月,他被中和公社和平大队莫采保供认为“黑杀队”成员而被关押在大队部。8月4日,蛇湾大队召开群众批斗大会,当民兵去提押邓宝民时,他乘民兵帮他解开捆绑绳索镣铐的一瞬间,顺手夺去民兵斜靠在墙壁上的马刀,向民兵身上猛砍,民兵急闪身,刀落肩上,未能致死。邓杀人心虚,夺路而逃,逃至一水井边,碰上该队贫协主席邓成茂四岁的小孩邓四毛看别人在田里捉泥鳅,便手起刀落,将其劈成两半。周围群众见状,立即大声疾呼:“邓宝民杀人了”,“地主子弟造反了”,“‘黑杀队’杀来了”。大家迅速拿起扁担、锄头、鸟铳、梭标,赶到小溪边,将邓宝民团团围住,乱刀砍杀于溪内。又于当天下午,将邓宝民一家六口全部杀死,丢入深山岩洞之中,叫“斩草除根”。据对邓比较了解的人反映:他当时估计此去凶多吉少,因为正是乱杀“黑杀队”的高潮,很有可能被群众当场打死,或丢到蛇湾水厍里喂鱼,县粮食局己无法指望,自己又走投无路,不如破罐子破摔,杀死一个够本,杀死两个赚一个,于是横下一条心铤而走险。这等于火上浇油,一霎时,使阶级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火焰冲天,人们闻风丧胆,谣言四起。
  “黑杀队动手杀人了”的消息不胫而走,飞快地吹遍全县各地,吓得人心惶惶,草木皆兵,形势十分危急。一些在土地改革中上台斗过地主,或分得过地主房屋田地财产的人,或与五类分子有过过火磨擦行为的人,大都由地下搬到楼上居住,并在楼门口准备了砍刀、棍棒、石块、沙罐、石灰、尿桶之类,作为防卫武器。并且日不远足,夜不出户。多数地方则采取集体行动。有的在要道上设关立卡,派专人日夜防守,盘查过往行人,见生人就抓,有怀疑就打就杀;有的村庄集中起居并派人去周边邻近各地探查情况和动向,以便心中有数,早作准备,防患于未然;更多的大队为防止阶级敌人“黑杀”,将地、富、反、坏、右等五类分子及其子弟,连带平时爱提意见不服管教的,长期在外搞副业的,以及有各种各样历史问题的人,全部集中起来,名曰办学习班,实则严刑审讯,或脚镣手铐,或捆绑吊打,酷刑逼供,致伤致残致死,抓黑杀队之风由此愈演愈烈。各地快电告急,群众舆论大哗。
  问题又迅速反映到县支左领导小组,县支左办主要领导人C政委立即召开紧急电话会议,说“阶级敌人杀了贫下中农,现在贫下中农起来杀死几个阶级敌人,你们不要大惊小怪”。绿灯一开,形势更加危殆,干部无法驾控,群众无所适从,乱杀风愈演愈烈。
  县政法部门的干部看到社会主义的法制秩序遭到如此严重的破坏和践踏,实在忍无可忍,要求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坚决予以制止。据县公安局的同志回忆:8月6日,C政委去电,将部份徒步去韶山参观的政法干部召回开座谈会,他在介绍了“抓黑杀队”的情况后说:“对死人问题,你们不要指责,不要追究责任,更不要向群众泼冷水”。他说:“这是群众运动,群众专政。群众专政是新生事物,是天然合理的”他还说:“贫下中农是最高人民法院,打死几个阶级敌人算不了什么,打死不是白打死了”。他还要求每个政法干部去买一本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单行本,“好好学习‘好得很’和‘糟得很’的问题,争当‘好得很’派,而不要去当‘糟得很’派”。他还说:“如果你们去指责制止,农民就会把你们也当成‘黑杀队’杀了,或丢到河里去,我也救不了你们”。他把全体政法干部分成八个小组下到各区社“观阵”。公检法领导说:目前全县抓“黑杀队”抓出了几十个反革命组织线索,你们下去也要查一查,掌握一点情况,不要让人将其杀掉,以免断线,不利于一网打尽。可是政法干部下去后,只听一片杀人声,任何劝止、忠告,那怕说“政策规定杀人权在省里”都不起任何作用,因为每个区社都由武装部长掌权,而每个区社武装部长都握有县支左办C政委的“尚方宝剑”。在这种情况下,政法干部实在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干着急。区社干部靠边站,参加“三支二军”的47军驻军部队多次派官兵下乡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政策,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并强调不准任意抓人、打人、杀人,搞“形左实右”,严防阶级敌人搅乱阶级阵线都无济于事,反而越杀越凶。到八月中旬,乱砍乱杀之风更为严重,许多地方见生人就抓,有怀疑就杀,形势混乱到了极点。在这种混乱局面中,不少人乘机为非作歹:其中有公报私仇的,有挟嫌报复的,有假公济私的,有趁火打劫的,有浑水摸鱼的,等等等等。更有的地方丧心病狂,视杀人为儿戏,他们将所谓的“黑杀队员”,不管男女老少,不管病弱孕残,都捆绑成串,敲锣打鼓,铳炮宣天,往江河塘厍中推,往红茹窖、老煤窑、深山岩洞中活埋。手段之残忍确实史无前例:
  塘田市公社在抓黑杀队期间曾发现一张布告:xxx,男,现年38岁,家庭地主,一贯与贫下中农作对,现参加“黑杀队”,要杀贫下中农,抓捕后顽固到底,拒不认罪,经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立即执行铳决。1968年8月x日
  县河伯岭林场枫木山生产队会计易昌扬,33岁,被诬为“黑杀队”后,铳决未果,被人用乱刀砍死。死时还高呼:“毛主席万岁!”
  县体委干部蒋精明,是个转业军人,地县有名的篮球运动员,因家庭出身地主,被诬为“黑杀队骨干”,家乡农民把他揪了回去,使用种种酷刑逼供,他不供认,要活埋他,他说:“我是国家干部,受此冤枉,要死也得站着死,竖起埋”。凶手满足了他的要求,挖了个深坑,强迫他跳下去,蒋端端正正的站在坑内,手拿毛主席语录,口里不停的念喊,活埋时周围填土至胸口,使他眼鼓舌伸,再往土上倒水,被窒息而死。
  水田公社东阳大队杨柳生产队共青团员唐阳轩,61年从部队转业带回一张广西踩犁作纪念,被诬为“黑杀队”的凶器,批斗中将他打昏后丢到水塘里,然后用乱石砸死。
  新建公社夏亮大队中农社员夏秋冬,看到处处“抓黑杀队”心里害怕而出走,立即被抓了回来,说他出走是为“黑杀队”通风报信,用铁丝穿耳,他嘴巴硬拒不认罪,又用铁钳把满口牙齿拔光,尚未死又补了一铳,还未死就被活埋了。
  长乐公社伏溪桥街上发现了一张杀人标语,被人一口咬定是贫农社员王青治所为,因他有点一般性的历史问题,把他用索子捆成粽子形状,再用六付萝索连接起来,将他从伏溪桥上吊下去,一放一提,一起一落,象吊青蛙一样,然后放到溪水里,再用篙竿捅死。其兄王青树不服,说他为反革命翻案,强迫他跪在柘刺棒上“教训教训”。
  五中体育教师杨奇志,地主出身,长乐公社人,被家乡几个对他有成见的人诬为“黑杀队”头目,经过种种酷刑后想把他沉入水塘中淹死,因他身体高大魁梧,塘水过浅,淹人不住,改用鸟铳打,又因距离较远,执刑者手发颤,打不准,加之铳砂散乱,未中要害,满塘水都被鲜血染红了,他痛不欲生,站在水中高喊:“我呷亏不过了快补铳”,他浑身发抖,战战畏畏,一步一颠,挣扎到塘边,被人用一块大石头活活砸死。
  白仓公社鸟语大队贫农社员、复员军人杨文武,平时爱讲干部好丑,又经常在外搞副业,被诬为“黑杀队员”,经严刑批斗后被宣判死刑,派几个民兵去执行,先用鸟铳打,执行者手发抖,用刀砍,提刀的又不敢动,把他推到水塘里,塘水又太浅淹人不死。他站在水中,不住的向岸上打躬作揖求饶,说“我不是‘黑杀队’,祖宗三代讨米,只剩下我一根秧,今后保证老实听话,服服贴贴”。执行者说:好,你出来,他信以为真,爬至塘圹边,被人用挖牛粪的四齿耙头从背后照准后脑袋就是一耙,脑浆四溅,当场毙命。
  双清公社比田大队刘家生产队中农社员张南卿被诬为“黑杀队员”后,强令其两个弟弟把他丢到老煤窑里淹死。
  黄亭市公社金锋大队一个学生,在抓“黑杀队”时去邵阳市办事,被诬为“黑杀队”搬救兵,强令其俯睡在木凳上,再在其背脊上横放一根铁棍,铁棍两端各坐一人,在他的身上压来压去,象擀面条一样,几百斤重的压力,只压得他骨头断裂,屎尿直流。
  河伯岭林场马头岭工区贫农社员蒋少华被诬为“黑杀队”宁死不屈,被人用鸟铳竿子捅屁股当场毙命。
  长阳铺公社长阳铺大队下街生产队社员刘利民,被诬为“黑杀队”后,在他家里挖地三尺,寻找枪枝弹药和反革命罪证,对全家人画地为牢,白天不准出门,晚上不准点灯,经百般折磨后,被人用烧红的铁丝穿起他一双脚筋,吊到阶檐梁上,活活打死。
  五中学生邓爱毛被诬为“黑杀队”后被绑在学较的篮球架上,再用带铁钉的木棒外包橡皮敲脑袋,一敲几个洞,一打一片红,名曰“脑袋开花”。
  小溪市公社山伏冲大队贫农社员罗顶名,被诬为“黑杀队”,批斗时将他的手腕强按在青砖上,再用油榨里捶枯饼用的两个大铁捶轮流捶打,双手骨头被生生捶粉,然后一捶送命。该公社梅洲大队地主子弟罗尧立,被打成“黑杀队”后,被人用老虎钳子将手指夹粉,然后将他杀死丢到河里。
  黄塘公社合兴大队泥工师傅邓玉枚被打成“黑杀队”后,酷刑逼供,上吊下烧,被活活烧死。该社还有个妇女在邵阳市某小学当炊事员,只因家庭出身地主,被当成“黑杀队”揪回批斗,并要处死,她向打手们求情,说:我学校里床头的稻草中有个存折,存有几百元钱,请你们拿去,饶我一命。凶手们如莸至宝,立即奔赴学校,将她的宿舍进行大搜查,存折到手,立即返回,几个人对其实施轮奸后,说:此人留不得,活口祸害多。便偷偷地将她活埋了。
  九公桥区农代会的王金龙被打成“黑杀队”坐了三年黑牢,全家六口,上至68岁的老父,下至三个月的婴儿全部上台挨斗,老父的肋骨被打断。
  五丰铺公社板桥大队回乡女知青吕小苏, 家庭出身地主,本人长相姣好,追求者甚众,但她志高气傲,高中毕业后非要找一个大学生不可,对本乡本土的社会青年全不放在眼里,后如愿以偿,择日成亲,双方商定一切从简。1968年8月,新婚之夜,被本村一伙垂涎欲滴者诬为“黑杀队”,从新房中抓出批斗,毒打不屈,被人把衣服剥光,并在她的乳房和隐私处乱摸乱捏,吕不甘受辱,破口大骂“,流氓、畜牲,不得好死”。垂涎者脑羞成怒,恶狠狠地说:我得不到的东西别人也休想得到。还大喊要“用铁丝穿住她的一对奶头”,最后被丢到板桥水坝中淹死了。
  县药材公司干部林光礼,共产党员,贫农出身,复员军人,因揭发公司领导隐藏黑材料而被诬为“黑杀队”,酷刑拷打之后,被押解回农村老家,又被拷打七天七夜,在最后一次拷打时,将他四肢捆紧,吊在树上,又在肚子上压一块大石头,凶手猛起一刀,将吊绳砍断,人石坠地,石砸人身,肋骨被砸断,内脏淤血,不治而亡。死后不准家属收尸,不准用棺材,老婆被打手霸占。
  国营河伯岭林场马头岭工区贫协主任罗顶有,共产党员,因曾经担任过一个群众组织的头头,1968年7月28日把他当成“黑杀队”成员捆绑吊打,当场把右臂打断,后又用柴刀把脊梁骨砍断,把左臂按在石板上用铁锤将骨头锤碎,还用烧红的烙铁在他身上烙,只烙得流油冒烟,之后又把他吊在树上,快断气时放下来剥光衣服,倒拖双脚丢到河沟里,然后用乱石砸死。爱人无法生活,将大孩子送人,自己带小女儿改嫁了。
  罗城公社毛坪大队柴狗山生产队贫协组长、共青团员曾桂林,24岁,因担负过一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1968年9月10日,被诬为“黑杀队”,在大队关押24天,刑讯逼供中把他双手反绑吊起,再在脖子上挂一桶水,身上压土砖,被活活拷打致死。双目失明、讨了半辈子米的老父曾国奉不知儿子被打死,他摸着将仅有的一只老母鸡杀了煮好来送饭,想给儿子补补被残酷折磨的身子,打手们横眉怒目,恶狠狠地把鸡夺过来倒在地上喂狗。老人想摸摸已经被打死的儿子都不准,气得他爬在地上咬土喊天。后把他家产抄劫一空,把老人赶出家门,土改时分得地主的房子也被人霸占了。
  长乐公社新石村的罗光楚,旧社会教过私塾,抗日时期曾当了两年保长,土改时家庭成份划小土地出租。文革中被人供认为“黑杀队”,审讯时他说:我六十多岁的人了,参加“黑杀队”有什么用?再说,解放后共产党对我好,从未关押批斗,与我无仇无怨,我为什么要当“黑杀队”?巧言强辩,招来一场恶斗,打耳光鼻子出血,抽鞭子皮开肉绽,砍扁担骨折瘫软,仍矢口否认,便“掰罾”,把他的双脚双手捆起来,背向上,脸向下,悬空吊起,还不招供,背上加土砖,二十多斤一个,一直加到四个,仍不承认,绳索吊断,人摔到地上,奄奄一息,立即把他打铁的崽叫来,说:“你父亲是‘黑杀队员’,现行反革命分子,你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能不能与他划清界线?看你把他如何处理?”小铁匠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强忍悲痛,横下一条心,在众目暌暌之下,噙着满眶热泪,把父亲从地上扶起来,用力往肩上一杠,掮起就走,走到小河边,狠心往河里一抛,沉入河中,让他随波逐流而去。
  塘渡口公社桂堡大队原党支部书记唐方春,复员军人,“四清”运动中下台,1968年9月被诬为“黑杀队”,把他五花大绑,游行示众后,从县人武部门口推入芙夷江中,他水性较好,想踩水过江逃生,被人划了一只小船追上,捅七梭标而死。死后还不准收尸。后妻嫁子亡,七十多岁的老父亲说:“未必天下大黑”,头顶一个斗大的冤字,手提一盏点亮的马灯,去省、地政府鸣冤告状。回家后反遭残酷批斗,被打断一条腿。1975年春,省、地、县三级公安联手侦破,将已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凶手唐其美叔侄,从部队追回正法。时塘渡口街上万人空巷,群呼青天。
  周用卿,塘渡口公社桂堡大队第三生产队贫协组长,此人是个理发师,一贯靠理发为生,五十多岁了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女几,大女己出嫁。在那靠工分吃饭的年月里,老两口身体差,劳力弱,底分低,年年入不敷出,盘口不到,想白天理发抓点收入,又怕割资本主义尾巴,只靠晚上偷偷摸摸替人理发,弄点外块钱。故人家都睡觉了,唯独他家还亮着灯,还有讲话声。这就触犯了那些高喊打倒资本主义和对他早有成见的“造反派”,平时想报复整他,割他的资本主义尾巴抓不住把柄,这次机会来了,说他夜不闭灯,人声嘈杂,就是搞“黑杀队”,还是个窝点,要不怎么灯亮到深夜,还有人讲话?把老两口抓起来狂批猛斗,两个老家伙年老体弱不经打,一斗就垮,一打就瘫,怎么办?瘫软了,残废了,谁养活他们,岂不加重集体的负担?有人出主意:干脆埋了省事。于是把己经瘫软在地的老两口用畚箕抬起,丢到麦沙垅他自己的红茹窖里活埋,但又怕老两口日后变鬼报仇,就往窖里倒了两升油菜籽。据说油菜籽很细,阎王爷有规定,不数清油菜籽就不准变鬼外出投生。但又怕此法不灵,还往窖里倒了两担大粪,插上永世不得超生的牌子。周用卿夫妇被活埋后,十六岁的小女被迫出嫁,自养的猪和鸡鸭,办了杀人酒,家具财产被瓜分,房屋被夷平。已出嫁的大女儿闻讯后气得疯疯癫癫,寻爹找妈,不知所终。
  水田公社东阳大队老贫农唐晋如,男,七十岁,军属,曾经当过乡长和乡农会主席。1968年农历七月初五,七十寿辰,为避免大操大办,走到邻近的中和公社妹夫家躲生,回家时顺便采点草药替人治病。时该地正大闹“黑杀队”,路过一村,恰好该村又发生火灾,发现他是生人,即诬他为“黑杀队”故意放火烧屋,不问青红皂白,就是一阵乱棍将其打死。问题反映到县支左办,答复说:“好人打好人,误会”。
  邵东县银行干部彭 凯,邵阳县檀江公社(今己划属邵阳市郊区)六甲大队人。解放前在校读书时曾加入三青团,任小队长。解放初参加工作。家庭成份土改定中农,65年“四清”改为漏网地主,本人不服,曾多次上诉,被说成是对社教不满,闹翻案。贫协组长的小孩从檀江桥上失足落水淹死,又说是他的小孩在一起游玩中故意将其推下水淹死的,是阶级报服行为,“抓黑杀队”时便硬说他是“黑杀队”,生产队的造反派再三要求,并经地、县支左办批准,从邵东县银行将彭借回生产队批斗,银行要派人随往,他们以“你们为什么总是不相信贫下中农”,极力加以阻栏,并再三保证批斗后连人带材料一并送还单位。银行无法,只好放人。在批斗中彭 凯双脚被打断,其妻亦被打瘫在地,怎么办?退回去一怕不好交差,二怕伤愈后打击报复,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斩草除根,全家诛灭。傍晚时分,将他夫妻和二子一女,全家五口,全数投入后山的红茹窖里活埋,掩土时,十五岁的大崽双手紧按窖壁,屁股高耸,双脚岔开,成巩形,将弟妹护其下。窖外填土,土落背上。天黑了,执行人回去吃饭,老大赶紧将松土往下扒,钻出地面,又将小弟拉出,十一岁的小妹在内喊:“哥哥救我”,正在这时,院子里狗咬灯亮,人影出现,两兄弟顾不上妹妹,拔腿快跑,来人发现窖内跑了人,立即加土倒水,小妹再无声息,凶手们紧追未果。年关逼近,两兄弟逃到株洲,被收容所遣反送回生产队,关在谷仓里,这时正好过年,凶手们想等过了年再斩草除根。有人问他兄弟那天晚上的逃跑情况,小弟说:“那天晚上逃跑沿邵水而下,眼看追人逼近,兄弟急中生智,跳入河中,躲在靠岸的树蔸下,等来人走远后才上岸跑到邵东银行,但又不敢讲实话,怕把我们送回去,银行的叔叔见我们一身水和泥,怀疑我们做了坏事,让我们呷饱了饭,又用绳子把我们捆起来,但捆得很松,深夜,我俩自解箩索又逃跑了,走到株洲,实在饿得不行,扫面汤,偷馍馍被抓,才被遣送回来的”。到了大年三十,人们都在准备呷团年饭,哥哥对看守人员说:“今天过年,能不能让我俩人洗个热水澡”?过年洗澡是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看守员无法拒绝。一个打水提脚盆,一个看守。兄弟俩接过热水和脚盆,千恩万谢,并保证老老实实,再也不走了,请看守们安心回去呷年夜饭。此话正中两个看守的下怀,立即反复嘱咐他俩弟兄要听话,好好洗澡,我们去去就来,千万不要再跑了。即将仓厍上锁。俩兄弟那里有心洗澡,逃命要紧,等看守人员一走,马上穿好衣服,把锁撬开,不要命的跑。队上四路发兵,始终未见踪影。八十年代落实政策,老大被找回顶职,老二不知下落何方。据说彭凯的哥哥彭奇一家也在株连之例。
  够了,什么叫左祸猖獗?什么叫凶狠残暴?什么叫杀人如麻?由此可见一斑。在抓“黑杀队”的过程中,对出面制止或有不同意见者,说是阶级立场不稳,与“黑杀队”同罪。吓得谁也不敢过问,任凭恶性澎涨,暴行泛滥,越杀越凶。有人说:“杀猪要扯税票,杀牛要经批准,杀人和杀鸡一样,想杀就杀。”干部是“背起包袱下乡,勾起脑壳走路,吊起脑壳呷饭,日夜提心吊胆”。这就是当时群众的反映和干部精神状况的真实描述。
  到八月下旬,资江河里的死尸,象放木排一样,接二连三,观者云集,邵阳市自来水厂的抽水机莲蓬头也被死尸堵塞,水质腥臭。市民半月不敢饮用河水,市众哗然,民怨沸腾,民政部门组织了一些小船沿河上游捡埋尸体,每具五至十元,市内也以同样方式,派人拉板车沿河捞尸,运到郊外掩埋。群情才稍为安定。
  八月二十四日,中国人民解放军47军国防线路施工大队副政委陶柏荣,率139师施工连经衡阳、邵东、到该县境内,驻扎在塘田市国防线路增音站。一天,他看到一队人马,气势汹汹,杀气腾腾,捆绑着一大串人往资江河里推。经多方询问,方知是在处死“黑杀队员”,乱砍滥杀的无政府状态极其严重。面对如此无法无天的混乱局面,地方政府当局居然无人过问。他被一个共产党员的良知和正义所驱使,冲破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阻力,挺身而出,跑到塘田市区委机关,找到区武装部长肖长青和靠边站的区委书记宁 斌等,经交流情况后商定,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召开基层干部大会。由解放军出面,区委发通知,把区、社机关全体干部和大队主要领导全部召集拢来,以四十七军师政委的名义召开全区三级干部紧急大会。八月二十五日上午,与会人员全部到齐,区礼堂挤得水泄不通,会议中一反以往嘈嘈杂杂的混乱现象,大家都聚精会神的听陶政委做报告。因会议召开正是时候,内容切中要害,会场内外,格外宁静肃穆。陶柏荣政委重点宣讲毛泽东思想,讲解人民民主专政的重大意义,强调社会主义法制观念,狠批乱抓、乱打、乱杀人的无政府状态,并明确指出,乱杀人是极其错误的,是违法犯法的,必需立即制止,真正有罪的要交由人民政府依法严办,谁也无权处置。今后,谁再乱杀人,不管他出身如何,都要追究法律责任,都要以命偿命。大家散会回去后对所抓人员,有问题的上交,其余的全部释放。陶政委正气凛然,果敢坚定,话语掷地有声,震慑力极大。尤其是“以命还命”一句,把人们从疯狂迷乱中拉回到正义理智的轨道上来,有人说是茫茫黑夜中的一盏明灯,照亮了面前的道路。陶政委考虑到全县类似的问题可能极其严重,自己又军务在身,鞭长莫及,便以师政委的名义与县支左办C政委通了电话,通报了塘田市紧急会议的情况,并要求县领导迅速采取果断措施,坚决刹住乱杀风,绝不能任其继续蔓延,危害人民,危害社会,玷污党的光辉形象。
  塘田会议的精神象插上了腾飞的翅膀,迅速传遍了全县各地,引起了人们极大的震动。九月三日,县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并全体官兵迅速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塘田会议为榜样,进一步研究制止乱杀人问题,决定四条:
  1、    严格依法办事,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和秩序;
  2、    严禁随意抓人杀人;
  3、    区社不准介绍到外地抓人;
  4、    一切在押人员立即无条件释放,真正有罪的送县军管小组处理。
  但因紧接着又大刮所谓“红色台风”,“清理阶级队伍”。使“杀人风”与“刮台风”同时并进,直至十月份才平息下去。制止“黑杀风”陶政委功不可没,谁知县支左办的C政委反而说:只怪姓陶的不该开了那次会,致使以后又追杀了许多人。
  有死里逃生者感谢陶政委的救命之恩,陶说:“那次我也犯了个冒充师政委的错误,因为县里也是团级,我们同级,他会听你的吗?幸好当时不戴军衔,使我冒充成功,回部队后,我还向师领导作了检讨,得到了师首长的谅解和支持,才侥幸过了这一关”。
  据《邵阳县志》记载:在短短的两个多月时间里,“黑杀风”波及全县八个区四十三个公社、场、镇,272个大队,523户,被杀295人,被逼自杀277人,合共572人,其中农民492人,国家职工55人,其它25人。年令最大的78岁,最小的只有4岁,还有204人被毒打致伤致残。直到八十年代中期落实政策,才还给人们一个清白。
  
  
  
  附录一:
  陶柏荣:
  杀人者偿命
  
  1968年8月,我时任47军国防线路施工大队副政委,施工部队当时驻扎在湖南省邵阳县塘田市区委附近。一天上午,区委的一些干部和驻地的一些农工向我反映:“一群农民手持梭标,将一个被绳索捆绑的中年农民活活打死”,他们还说:“在这个区的其他一些公社也有类似这种打死人的情况”。我听后十分吃惊,感到势态极其严重,当即向来反映情况的人问清原因。他们说:“近一段时间以来,许多农民传说:地、富、反、坏分子组织‘黑杀队’,要杀贫下中农,那个被打死的人听说就是‘黑杀队’的人”。我进一步问:有什么证据没有?他们说没有什么证据,只是听说而已。
  当时,我深深考虑着一个问题:自古以来,人命关天,没有甚何证据胡乱抓人杀人,岂不是无法无天,如果不及时制止这种乱杀风,任其蔓延下去,不知有多少无辜者将被杀害,身为一个共产党员,一名解放军干部,不能见此而袖手旁观,无动于衷。一种强烈的政治责任感敲打着我的心灵,决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坚决制止这种违法犯罪行为。
  当时区委、区政府的领导靠边站,整个区里的工作由武装部长主持。于是我找来区武装部长和靠边站的区委书记等人,研究如何制止这种乱杀人现象,他们认为:在当时形势下,只有军队干部出面开会,才能奏效,于是一致决定第二天(8月25日)上午,召集区、社、大队干部、治保主任、民兵营长及区直属单位的全体干部职工开紧急会议,在区委礼堂里由我作报告。
  报告中我讲了我们党的一贯政策、和国家的有关法令,严肃地指出这种无法无天,随意乱抓人杀人的犯罪严重性,号召真正的革命职工,广大的贫下中农,勇敢地站出来宣传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令,制止这种乱杀人的严重犯罪行为。我反复强调指出:“今后谁要是再乱杀人,就要追究谁的法律责任,就要谁以命偿命!”
  报告作了大约三个多小时,听报告的约有四、五百人,会场座无虚席,因座位不够,不少人还站在会场的过道上听,全场鸦雀无声,一片肃静
  散会后,很多人边走边说:“陶政委这个报告,讲出了我们想讲但又不敢讲的心里话,回去后一定要立即制止这种杀人犯罪行为”。
  后来,我听说我作报告的当天下午,有一批人本来要被处死,被听报告的人回去后立即制止了这场杀戮而幸免于难。
  事隔36年的今天,邵阳县的父老乡亲们还念念不忘当时当地的真实情景,许多人称我是当年邵阳县人民的“话菩萨”,而对我一再表示感谢,让我婉言谢绝。
  2000年9月,中共邵阳市委党史办,邵阳市档案局编写出版的《中共邵阳市历史大事记》一书第195页至196页中记载了这件事。
  人老了,有些怀旧,尤其是过去亲身经历难忘的事情还记忆犹新。每当夜深人静时回忆起这件往事,心里便感到无限的欣慰和愉快。
  
  
  附录二:
  宁 斌: 
   塘田市抓黑杀队始末
  
  作者简介:
  宁 斌,邵东县人,1932年生,解放初参加工作,由邵阳县公安局政工室调县人事监察科任副科长、劳动局长,1964年任塘田市区区长、区委书记,73年调任邵阳机械厂任政工组长、厂党委委员,后又调邵阳合成洗涤剂厂,退休。现随小儿在深圳定居。双眼患视网膜炎症严重,左眼基本失明,右眼视力0.2,要用800度的眼镜才能看书写字。提及当年在塘田市区委书记任内“抓黑杀队”的往事,心情激动,无法平静,几乎是摸着笔在纸上写出了往事的回忆---《平淡一生》。下文章是其中的一节,文字略有改动。
   
  一 、 血 染 资 江
  
  1968年,我正在邵阳县塘田市区区委书记任内,七月,湖南道县发生“抓黑杀队”事件而杀害了大批群众,事情传播到了邵阳县,不少地方立即受到严重影响。记得在一次县里召开的区委书记会上听五峰铺区委书记汇报,当地民兵私设路卡,乱抓人、关人,混乱得很,一个从部队探亲回家的军属老大爷被当成“黑杀队”关押了起来,严刑拷打,群众反映强烈,形势极为严峻。会上大家发言激烈,纷纷要求县领导明确表态,迅速制止事态的发展蔓延。而当时主持会议的县支左办、县革筹负责人刘某人却大谈“文化大革命是新生事物,是群众运动,不要泼冷水”之类,对大家的正义要求与强烈呼声不于回答,弄得大家思想十分混乱,心情非常沉重,行动无所适从。这次会议是“黑杀风”之所以扩展蔓延的根源所在。
  八月“,黑杀风”发展到塘田市区,他们和外地一样,将“五类分子”及其子弟,也有少数外出打工、经商的人,还有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以及平时爱发牢骚、讲怪话、和对干部意见较多的人,集中到大队部办学习班,强迫他们交代所谓参加“黑杀队”的事,方法简单粗暴,捆绑吊打,严刑逼供,凡是进了学习班的,都要交代所谓参加“黑杀队”的问题。由于刑讯逼供,你咬我,我咬你,互相乱咬,咬得一塌糊涂。他们也搞调查,但在调查中依然刑讯逼供,指名问供,结果假材料满天飞,迅速波及全区各地,甚至邻近各县边界地区都受到牵连。
  农民群众听说“黑杀队”要先杀贫下中农,都吓坏了,于是自动组织站岗放哨,盘查过往行人,弄得人人自危,不敢外出,连田间作业,上街,走亲访友都害怕,有的农民还设立了家庭岗哨,天不黑就全家上楼,还在楼门口准备有石灰、尿桶、沙罐之类做防卫武器。本地人不敢外出,外地人不敢进来,完全被一片白色恐怖所笼罩。我有一位堂兄,是家乡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听说我全家处境危险,很不放心,特意从邵东老家跑来看我们,不料在路途中听说塘田市岗哨林立,到处都在抓“黑杀队”,抓到人就往资江河里丢。吓得无法前进,半途而返。
  不久,又听说黄塘公社邓宝民,从县粮食局遣返回家,因出身地主而被关押审讯,强迫他交代所谓“黑杀队”的问题,他趁看守不备脱逃,将贫协主席的小儿杀死,结果,邓被全家诛灭。这个恶性案例迅速波及全县每一个角落,形势更加紧张,乱砍乱杀如火上浇油,迅速扩大。塘田市区也在这时大开杀戒。一个一个的所谓“黑杀队员”,由大队贫下中农组成的所谓“最高人民法院”宣判死刑,有的被活活打死,有的五花大绑丢到资江河里淹死,有的活埋,有的铳决,有的刀砍,死刑五花八门,样样俱全。听说塘田大队就杀了四个人。该大队第四生产队的肖展林,地主子弟,老牌大学生,在大队集训时怕处死,想保命,便故意把问题讲得很大很大,说自己在湘黔边境组织了一个“黑杀队”,有当地的地县干部参加,因此被送到县公安局,经审查完全是假的,又退了回来,结果被农民活埋了。该大队笫六生产队的莫国文,因历史上当过土匪,参军后被清洗回家,运动中也被当成“黑杀队”丢到河里淹死了。其妻是武汉人,原在部队当护士,后随夫回乡,夫死后生活无着,被迫改嫁了一个石匠。好端端的一个家庭就这样被破坏了。
  塘田市街上还有个姓唐的,家里开了一爿药铺,只因出身地主,也被丢到河里,他挣扎着浮出水面,被人用篙杆把他的脑袋敲碎后随波逐流。
  当时的资江河上,每天都有很多尸体飘浮在水面上,一直流到了邵阳市,听说邵阳市临时组织检尸队,将死尸拖到麻子洼掩埋。据当时区委秘书统计,二十天内被杀310多人,其中大会前280多人,大会后又追杀了30多人。主要是怕报复所至。
   
  二 、 力 挽 狂 澜
  
  正当“抓黑杀队”抓人越抓越多,杀人越杀越凶的时候,八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七军某部政委陶柏荣率人来塘田市国防线路增音站检查工作。当天,他看到下街河边跪着五个人被推到河里淹死,立即跑到区里找到我和区武装部长。我们的对话如下:
  陶问:你是不是这个区的领导?
  我答:也是,也不是。因为原区委党政机关己被冲垮砸烂,换成了“抓革命.促生产”临时领导小组,我虽是组长,但县里不信任我,不仅长时间没有参加县里开会,连电话联糸也中断了,听说他们正酝酿成立区革命领导小组。
  陶问:听说你们这里杀了很多人!刚才我从河边路过,就看到有五个人被推到河里杀害了,这件事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不去制止?
  我答:完全知道,也正在做工作,昨天晚上,我带区公安员到附近的三青大队,就是做这个工作的,他们当面答应得很好,保证不杀人,可是一转背就变卦了,有人还骂我是地主阶级的保护伞,阶级立场有问题。
  陶问:能不能召开一个大会,把基层干部都召来,来一个大发动,下决心制止?
  我答:我们开会,根本无人来,讲话无人听。
  陶问:以我们军队的名义召开大会行不行?
  我答:完全可以,他们如果听说是军队同志召开的大会,保证百分之百的到齐。
  经商定:笫二天召开全区公社全体干部、大队支部书记、大队长、民兵营长、治保主任、妇女主任到区里开会,由区委秘书用军队的名义发通知。笫二天上午十点钟之前,应参加会议的人员一个不少,全部提前到会,会场纪律严明,鸦雀无声,会议秩序出奇的好,开创了有史以来会场秩序优秀之先河。
  大会由我主持,陶政委做报告。他讲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和大好形势,他说北京街头出现批斗彭 真同志坐“喷气式飞机”的照片,苏联拿到大肆攻击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他进一步指出当时全区发生的大抓人、大关人、大杀人的恶性事件,特别强调说:这完全是破坏“文化大革命”,是往毛主席脸上抹黑,是犯罪行为,这笔帐在运动后期一定要清算的,即使你是贫下中农,也万万不能动手杀人,法律规定得明明白白,谁杀人,谁负责,杀人是要偿命的……。
  报告的震慑力很大,尤其是“杀人偿命”一句,使不少人吓出了一身冷汗。讨论中都表示听话,回去后立即解散学习班放人。但也有少数顽固分子,执迷不悟,骂陶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为地主阶级讲话。会后,全区范围的乱杀人风立即得到制止,但有少数人怕被其后人报复,偷偷摸摸的搞斩尽杀绝,斩草除根,故大会之后,又追杀了三十多人,以后就再也没有发生乱杀人现象了。
  因在大会后我又被人用铁丝捆绑批斗,连老婆也经常被批判陪斗,游街示众,斗争逐步升级,对死人数字也无法核实。
   
  三 、 教 训 沉 重
  
  滥杀无辜的“黑杀风”,虽是从外地吹来的,但为害时间长,无人制止,无人过问,致使事态迅速发展,范围越搞越宽,恶果极其严重,根源是“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搞乱了社会,搞乱了人的思想,使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严重混乱局面。
  在县里,当时的县革委领导和支左领导小组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在“抓黑杀队”这个严峻的局势面前,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熟视无睹,无所作为,基层干部反映强烈,他们反而给下面的基层干部泼冷水,施加重重压力。他们自己放弃人命关天的大事不抓,却忙于干支一派,压一派的勾当,经常借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给群众戴大帽子,而把广大群众中的正确呼声压下去,致使“黑杀风”越吹越远,越刮越凶,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具体到塘田市区,在文革初期,仅管外面天下大乱,但塘田市这块巴掌大的天,由于地处边远,消息闭塞,还是比较稳定。67年初,广西来了一支小小的“红卫兵”让学校停课闹革命还闹不起来,后来,县里发生了“打李保路”之争,有人传说县里公布了干部档案,说我是未来的组织部长,是县委书记、“黑线人物”李荣中的红人,我也没有详加分析研究,偏听偏信,为避免和“黑线人物”挂勾,免得日后挨批斗,便表态支持“打李保路”,区里的派性斗争从此开始,一派要打我,一派要保我,闹得乌烟瘴气,难解难分。本来这个派性之争我完全可以做好工作,谁知要打倒我的一派却和县里的派性斗争挂上了勾,背后还有支左办的强硬支持,这样一来,我就无法开展工作了,只好远走高飞,到更边远的芙蓉公社的一个生产队与农民搞“三同”去了。
  仅管我暂时远走高飞,离开了派性斗争的是非之地,但还是走了和尚走不了庙。当时的革命大批判总要上挂下联,不管批谁,总要抓住我不放,我到底属于那种人把我自己都搞糊涂了。后来我又被造反派开除了党籍,我更加无所适从了。
  在杀人高峰期,我虽为抓革命、促生产的临时小组组长,但不受县领导的欢迎,他们支持我原来的副手夺权上台执政。但是,上级尚未明文撤我的职,我仍然责无旁贷。因此,在杀人开始时,我立即跑到县里汇报,见到了一位县革委副主住,谁知他对人命关天的大事根本不屑一顾,我汇我的报,他做他的事,要听不听,要理不理,态度冷淡到了极点,连叫我坐的话都未说,让我站着讲,讲完后他淡淡地说:“这种事县里也没有办法,你自己看着办吧”。使我满怀希望而来,满腹狐疑而归,眼看无辜群众惨遭荼毒,而我却束手无策,叫天(上级)天不应,叫地(下级)地不灵,搭邦陶政委挺身而出,主动出面制止,否则,“黑杀风”将会无休止地发展下去,死的人将会更多更多,后果的确不堪设想。
  七十年代初,我离开了塘田市区,先在地区水利工程队任革委委员,负责抓文革中的经济清理工作,七三年调邵阳机械厂任政工科长,负责落实政策,七四年该厂召开党代会,我被提名为厂党委委员候选人,可是,邵阳县委硬要插一杠子,说我在县里工作有问题而横加阻栏,幸亏机械厂领导英明果断,不为派性所阻,坚持重在表现,而不轻听轻信,经过一个短暂的时期后,仍然追补我为厂党委委员。
  由此可见,当时的邵阳县革委领导派性思想是何等地严重,“抓黑杀队”的重大责任是无论如何也推不掉的。
   附录三: 
  乱杀风中非正常死亡人员名单(绝密)(略)



邵阳县文革旧事之二:
  
  刮“红色政治台风”记实
  
  1968年8月下旬,邵阳县支左领导小组负责人C政委出席了省军区在南岳召开的“刮台风”会议。鉴于当时全省各地的“派性”斗争极为严重、激烈,无政府主义泛滥成灾,“革命大联合”困难重重,各级革命委员会迟迟不能建立起来,其主要原因是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阶级敌人兴风作浪所致,于是,省军区“南岳会议”提出:请农民进城,“清理阶级队伍”,抓坏人,冲破“派性斗争”的重重阻力,建立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名之曰“刮红色政治台风”。
  C政委回县后立即贯彻执行,并提出“刮台风要由十二级加大到二十四级”。他说:“过去我们的同志被他们抓起来戴高帽子游街是很有教训的,现在是我们的天下了,再不能让几个臭知识分子左右形势了,这时候不抓阶级斗争还是要呷亏的”,他说:“农民不进城,天下不太平”,“老保不但要翻天,而且要掌权”。他又说:“过去说是革与保的问题,现在是革与反的问题了”,“台风刮12级不行,要加大到24级”。一幅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的面孔。
  他先后三次组识12万农民进城,背起梭标、鸟铳,挂起“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金字招牌”,进驻县党政领导机关、厂矿、学校和企事业单位抓人。
  
   第一次刮台风
  
  进驻机关后,首先让干部职工群众按两派分别列队点名,清查人数,然后按支左办提供的名单,将对立派的头面人物一一喊出队列,冠以“炮打三红”(即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参加三支二军的人民解放军,和各级革命委员会)的罪名,全部五花大绑,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示众,之后,再加上脚镣手铐,投入单位私设的机关监狱之中,进行刑讯逼供,捆绑吊打,无所不用其极。
  县委机关连“走资派”一起共抓了二十多人,私设牢房八间,刑讯日夜不停,打人花样百出。有个姓唐的干部,49年冬参加地干校,曾任局长、区长等职,因家庭出身地主,又与伪军官女儿未婚先孕,被撤职并留党察看二年,“文革”初被打成“小邓拓”、“黑鬼”、“右派”。平反后在机关参加文革活动,“刮台风”中强迫他挂上“阶级异己分子”的牌子,被人用带刺的木棒毒打膝盖以下的剧痛部位,用青砖猛砸头部和胸部,当场打翻在地,半天不省人事,头肿得象个皮球,脸呈猪肝色,即便如此,还要审讯不断,批斗不止。县委宣传部有个姓邓的干部,出身贫农,曾被重点培养至大学毕业,因他与支左办的观点相左,又因解放前夕曾在芷江中美合作所煮了几天饭,后不堪受压迫逃跑回家。这件事在参加工作时交代得一清二楚,又经过了入党、审干等多次调查结论,谁知冷水中泛热气,硬被挂上“中美特务”的黑牌子,五花大绑,象推杀人犯一样绑赴斗争大会场,但因毫无批斗内容,只好喊一阵口号收场,继续收押看管,严刑审讯。县广播站女播音员武xx在播发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时,因机械故障,喇叭时断时续,嗡嗡做响,司令部三个字听不清楚,只听到《炮打——嗡嗡——毛泽东》,于是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被五花大绑,游街示众。在县委机关干部中被如此捆绑吊打者有十数人,县属机关单位大都如此,凡站在支左办对立面的群众组织头头及相关人员全部被抓,所有的群众组织全被冲垮,全县上下,到处一片吊打声,被毒打而死者象“抓黑杀队”一样层出不穷。
  长乐公社塔桥大队陶进雄,地主子弟,“刮台风”中被当成“黑杀队”从外地抓回批斗,不承认就“吊半边猪”,用棍棒毒打,双腿被打断,他不但不招,反而破口大骂,凶手脑羞成怒,顺手一锄头,陶的头被打烂,脑浆迸裂,当场死亡。
  县十中教师蔡正华,在“刮台风”中被打成“炮打三红的黑干将”,因不肯交代所谓“罪行”,被人用大头针扎入手指甲之中,名曰“高级针炙”。
  金称市公社宣传委员唐荣成同样被打成“炮打三红的黑后台”,强迫在他的脖子上用铁丝挂一根木楼梯,拖着游街示众,比喻他想往上爬官。
  小溪市公社和平小学教师莫学如在“刮台风”中被打成“炮打三红的坏头头、黑干将”,前后遭毒打43次,用酷刑15种,一次竟把他吊在油榨的打油槌的木架上,象榨油一样反复用力冲击,被打成高度残废,神情失常,老母被活活气死。
  檀江公社税务干部蒋意兴,家庭出身地主,本人学生成份,邵阳县水田公社人,1968年8月“刮台风”时被诬为“黑杀队”,揪回家乡批斗,之后,被人押到一座竹山里,由五个人分别将不同方向的五根竹子尖尖弯腰吊下来,再将蒋的头、双手、和双脚,分别捆到五根竹子尖尖上,然后,五个人齐声高喊:一、二、三,将绑了人的五根竹子尖尖同时放开,蒋即被五根竹子的弹力撕成碎片。名曰“五马分尸”。
  罗辉业,男,县造纸厂工人,出身雇农,复员军人,文革中任厂工代会主任,县工代会委员,1968年8月“刮台风”中被打成“黑杀队”,9月12日上午,被五花大绑,游街示众,下午刑讯逼供,当场吊断两根箩索,他死不承认参加什么“黑杀队”,被毒刑逼供到半夜,罗气愤不过,决心以死抗争,死前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毛主席,我响应您老人家的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他们说我是反革命,现在,我被他们逼死了,您老交给的革命任务完不成了,希望厂里的革命同志去完成吧!我永远是您老人家的好战士,祝您老人家万寿无疆”。写完后服烧碱自杀。当时未断气,立即被宣布为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现行反革命,不准抢救,不准治疗,治疗了也不准报销医药费,还要反复批斗。死后,爱人被迫改嫁,两个幼儿不知流落何方?
  唐柏林,男,金称市公社医院医生,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学生,复员军人,1968年“刮台风”被诬为“黑杀队”,实行关押批斗,限定他在9月18日午时三刻交出反动纲领和反革命组织名单,时间一到未交出,即将他五花大绑,投入资江,唐会游泳,边踩水边说:我不是“黑杀队”,我能劳动,能工作,还会看病,请不要淹死我。凶手划了一只船,说:你过来,不淹你。他信以为真,迅速向小船靠近,被人一篙杆把脑袋敲碎,再一篙杆,尸体和鲜血顺流而下,不知飘往何方?
  钟明良,男,九公桥中学教师,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学生,因在文革中活动积极,“刮台风”时被诬为“黑杀队”,在本校私设的牢房里关押了13天,关押期间,先把他捆绑在一间小屋里,令学生们在楼上向他撒尿,名曰“坐尿牢”。之后,又把他双手向后反剪,捆绑倒挂,面向一盆大水,绳索一松,头浸入水中,过一会儿再把绳头一拉,使头部脱离水面,如此拉拉放放,多次反复, 名曰“顺手牵羊喝水”。此外还用了“荡秋迁”、“铁丝穿手掌”等十几种酷刑。有人说,他还有个漂亮的老婆,不要放过他,于是又想出了一套毒招,用烧红的烙铁烙他的生殖器而死,时年34岁。
  伍化龙,男,中和公社田群小学教师,文革中活动积极。1967年12月6日,该校曾发生斗殴杀人事件,伍写了一条标语:“有理讲得清,何必要杀人,动刀就不对,杀人要犯罪。不能私设法堂,不能目无党纪国法”。这本来是入情入理的好意劝解,而肇事者却视为仇敌对头。趁1968年9月“刮台风”之机,煽动群众,诬他写反动标语(就是上面那一条),用绳索将他活活勒死。死后又用绳索将他挂在学校的小便处,说他是畏罪自杀。几百元存款被凶手霸占, 而凶手因谋财害命有功,被吸收入党,后又被提拔为某中学负责人。
  蒋建中,男,红石公社荷叶大队社员,中农成份。因他母亲嘴子特别历害,平时最爱提意见,又爱讲干部的好丑,母子两一唱一和,被一些大队干部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几欲除之而后快。1968年9月“刮台凤”,机会到了,诬他母子为“黑杀队”,将他二人活活打死。他爱人已有六个月的身孕,强迫坠胎改嫁,一个十二岁的嫡亲侄子也要捆绑处死,斩草除根。幸有47军两个战士路过发现后抢救,才保住了这根秧。
  向启文, 男, 七里山园艺场新田大队人,中农社员,回乡知青。因在文革中参加了“湘江风雷”群众组织,平时又爱给干部提意见,1968年9月“刮台风”中,被大队当成“黑杀队”关押,严刑毒打13次,硬是不承认是什么“黑杀队”,9月18日开大会宣布:向启文在“文革”中跳得高,又是“黑杀队,”要杀大队干部和生产队干部,决定对他执行死刑,实施活埋。活埋时,他站在土坑里对埋他的人说:“你们今天活埋我,明天你也没有好下场”。执行者恼羞成怒,狠心一锄头,将他的脑袋打碎,脑浆四溅。当即毙命,年仅22岁。
  蒋绍毕, 男, 24岁,贫农,孤儿,国营河伯岭林场工人。“文革”中曾参加“湘江风雷”组织,1968年6月到东安县中田公社看未婚妻,当地一些青年人开玩笑说:你当造反派头头怎么没有枪?第二天,他即借了别人一杆枪去摆资格,被当地驻军发现后收缴。同年9月“刮台风”,又问他追枪,交不出,惨遭毒打,把他关在一个破柜子里,外面用梭标、鸟铳、大刀往破柜子里乱捅乱凿,他的肚子被捅穿,睾丸被捅烂,惨死于柜内。
  郑昌谷, 男 ,汝城县人,1960年毕业于零陵地区农校,分配到邵阳县黄亭市区农技站当技术员,为人性格善良,工作稳重扎实,是该站的一名技术骨干,但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文革中又与领导的观点不一致,1968年“刮台风”诬说他藏有黑材料,电请县农业局同观点的群众组织派人来帮助搜查,想借此力量整倒郑昌谷,可是搜来搜去,并没有抄出什么黑材料,有人想收场,有人不服气,反复再搜,找到了郑昌谷的一本《毛主席语录》,据说在该语录本扉页的毛主席像上发现有黑x痕迹,于是大喜过望,说郑昌谷企图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是现行反革命。立即将他五花大绑,送往塘渡口县城。
  但不知为什么抓人者既不需要逮捕证、拘留证之类的任何法律手续,也不需要查证核实所谓反革命的真凭实据,又不需要分析问题发生的前因后果,更不需要公安等执法部门的鉴定确认。居然见风就是雨,拿起鸡毛当令箭,企图屈打成招。可是仅管皮鞭抽断,酷刑用尽,郑昌谷被打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仍然没有得到半句口供,批斗迅速升级,只打得他痛不欲生,神经失常。反说他故意装疯卖傻,更是罪加一等。有次召开批斗大会,台上有县革委领导和公检法部门头头主持,宣布把“现行反革命分子”郑昌谷揪上台来,上台后既未宣布什么罪状,也没有揭发出什么反革命罪证,上台后就是一顿毒打,只打得他口鼻流血,头昏目眩,站立不稳,瘫倒在地,气息奄奄。散会后又把他拖到农业局继续斗打,郑昌谷终于被打得魂归西天,再也爬不起来了。此后,他老婆被迫改嫁,两个小儿不知所终,1979年落实政策,宣布郑昌谷无罪,作非正常死亡处理。至于打人凶手,不知谁人过问?
  在“刮台风”行动中,对群众组织“资江烽火”的摧毁更加令人惊心动魂:
  “资江烽火”,是邵阳县小溪市公社沿资江河岸的几个大队的群众性联合组织,共有九千余人,属全县“文革”中的群众组织之最。司令蒋国华,系该公社活水坑大队党支部书记,转业军人,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当过排长,为人精明勇猛,敢想敢说敢干,在群众中很有威望,“文革”中与邻近几个大队相约,决定共同组织,团结协作,一呼百应,保一方平安,大家极为拥护,威震四方。全县到处抓“黑杀队”,唯独他们那里没有抓,“刮台风”,所有的群众组织都垮了,唯独他们那里没有垮,不知为什么却成了县支左领导小组 C政委的一块心病,几欲除之而后快。九月初,这位负责人带了红石区委书记蒋xx并几名武警战士,坐机船去活水坑,时近傍晚,派区委蒋书记上岸去叫蒋国华,说有要事相商,蒋国华听说C政委找他商议大事,立即跟随前往,上船后坐在C政委身边,政委要他“立即解散‘资江烽火’,以后不再活动,因各级革委会即将成立,群众组织不起作用了,所有的群众组织都解散了,你不解散影响不好”。蒋国华据理力争,说:“资江风火”不呷皇粮,不用国税,自力更生,既抓革命,又促生产,还能保一方平安,作用很大,受到本地群众的热烈拥护,自己揪出混入本组织内部的反革命利民党头目王雄球就是有力的证明,为什么硬要将对革命卓有成效的群众组织全部摧垮呢?即便硬要解散拥有九千多人的庞大组织,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做到的事,还有许多具体细致的工作要做。因此他拒不同意立即宣布解散。C政委见劝说不成,软的不行来硬的,向在坐的武警战士使眼色想让他们动手抓人,趁机把蒋国华捆起来。蒋国华发觉形势不妙,立即转身往河里一跳,并顺手将靠坐在自己身边的C政委拉入水中,船上人见政委忽然落水,大惊失色,乱成一团,马上设法营救。蒋国华熟知水性,一个猛子潜水走了。孰料从此闯下滔天大祸。第二天,县城里的大街小巷,到处贴出传单告示,说蒋国华殴打中国人民解放军,阴谋害死C政委。C政委头上亦扎一块白纱布,俨然身受重伤。于是,立即发动了一场围歼蒋国华的战斗。
  整个战斗分两步走:
  笫一步,1968年9月7日凌晨5点,C政委再次出马,带领一班武警人员并公安干部,去活水坑抓捕蒋国华,结果因当地群众人多势众,把蒋国华从他手里抢走了。C政委气得咬牙切齿,怒不可遏。9月12日重兵出征,调动两个班的武警战士,并组织两千民兵,高喊“踏平活水坑,血洗蒋家村,活捉蒋国华,解放小台湾”的口号。先将活水坑蒋家大院子团团围住,在几个进出口要道上和至高险要地段设重兵把守,并用机枪封锁咽喉要道,在院子里将群众全部驱赶出来,勒令他们交出蒋国华,群众一片沉默,谁也不吭声,C政委恼羞成怒,先后下令捆绑吊打男女老少四十多人,仍一无所获,当捆绑到一位老大娘时,蒋国华实在不忍心父老乡亲为他无辜受罪,便从牛栏楼上的草堆中跳了出来,大喊一声:“不许你们欺压无辜,我蒋国华就在这里”。民兵们立即将蒋国华五花大绑,脚镣手铐,投入监狱。
  第二步,到县公安局提审反革命利民党首犯王雄球,指名问供,大刑侍候,硬让王雄球承认蒋国华是利民党的重要头目,把王雄球交出来的目的是“丢车保帅”。王雄球在严刑逼供下屈打成招。有了王雄球的一纸招供,蒋国华立即成了反革命要犯被公开宣布逮捕。可是审来审去,毫无所获,只好凭王雄球的一纸招供,再生拉硬扯,拼凑了十大罪状,向上级有关领导拉关系走后门,将蒋国华问成死罪(73年平反出狱)。其兄因极力抵制,被判刑五年(73年平反)。
  在“资江烽火”组织中被关押吊打的有264人,死3人,受株连者不计其数,成了c政委亲手制造的一桩骇人听闻的冤案。1974年杨荫甫任县委书记,落实政策,蒋案才得以平反昭雪。他坐牢六年,常带手铐挨打受审,手腕的肉被磨烂化浓,粘连着铁手铐,铁铐子在手上生了锈,释放出狱时打不开,取不下,只好用钢锯将手铐锯断,时至今日,己经过去了三十多年,在他的手腕上留了的手铐黑圈印记,还清晰可见。
  蒋柳桥, 男, 生产队长,贫农,因参加“资江烽火”,于“1968年9月12日“刮台风”被关押到公社机关,脚镣手铐一个多月,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中又被关押批斗,用铁钉鞋掌嘴,用扁担砍腰,只打得他遍体鳞伤,痛不欲生,走投无路,被迫悬梁自缢,死后反说他畏罪自杀,不如一条狗,强迫其家属扎个草菩萨,穿上他的衣裤,挂上“畏罪自杀,不如一条狗”的牌子,批斗三天三夜。
  还有王茂田, 男, 该大队民兵副营长,共产党员,在抗美援朝前线负伤立功,系三等残废军人。因担任过“资江烽火”的武装部长,于1968年9月12日同案被捕入狱,坐牢一年零四个月,受尽“坐飞机”、“抬杠子”等种种酷刑,1970年释放后又在大队批斗毒打,口吐白沫,七孔来血,不治身死。妻子被迫改嫁,幼子带走,家破人亡。
  王有柱,同样因参加“资江烽火”,“刮台风”时被捕入狱,双手反背铐“背包袱”九天九夜,屙屎屙尿也不放松,全在监房里,弄得又是屎又是尿臭气难闻,看守反说他违反监规,硬逼他呷自己屙的粪。
  王蒲生,活水坑生产队会计,共青团员,因参加“资江烽火”,“刮台风”中被打成反革命,坐黑牢一年多,在狱中他拆袜子抽纱作线,将筷子磨细作针,在自己的五件衣服上精心绣刺了“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十个大字,被看守发现后,又说他思想顽固,将他双手反铐“背包袱”13天,吃饭也不松铐子,把饭倒在地上,让他像狗一样在地上爬着舔饭吃。
  该县在第一次“刮台风”行动中,包括“资江烽火”在内的所有群众组织全被摧垮。9月17日,邵阳县革命委员会在一片捆绑吊打声中成立,c政委荣任第一副主任,虽然名义上是第二把交椅,但一把手初来乍到,情况生疏,一切都由他说了算。
  
   第二次刮台风
  
  9月20日,c政委在塘渡口公社参加第二次“刮台风”会议,他说:“今天叫大队支部书记和民兵营长们来开会,就是要组织农民第二次进城抓坏人,刮第二次“台风”。这些坏人,有的‘炮打三红’,有的‘打砸抡’,有的是‘顽固不化的走资派’,还有人持枪不交,要把他们一个一个地全部抓起来,不留后患”。接着按机关单位分任务,分派抓捕对象,一一详细安排部署,最后强调一定要注意保密,一切行动听指挥。他布置:“明天清早,各大队民兵到文化馆门口的广场集合行动,在行动期间,没有工资,由生产队记工分,县里只招待两餐饭”。
  9月21日,一大批群众组织的头面人物、“走资派”、和所谓有问题的人全部被抓捕游行示威。在县委和县人委机关,正副书记,正副县长,县委常委,支持过群众组织的中层干部,群众组织头头,出身不好的人,有各式各样问题的人,四清下台的人,过去犯过错误、受过处分的人,以及所谓站错队的人等等,大约有机关干部的三分之一以上,全被五花大绑,头戴高帽,身挂黑牌,被驱赶押解,游街示众。游行后,有的投入机关私设的牢房,脚镣手铐,派专人看守,酷刑审讯逼供;有的在单位交群众挂牌监督劳改;有的下放农村生产队,交贫下中农管制生产;还有的干脆开除出革命队伍,遣送回农村老家。
  县人委机关在“刮台风”行动中,将家庭出身不好的,犯过这样或那样错误受过处分的,历史上有过什么污点和怀疑的,通统楸了出来,共揪出二十多个“牛鬼蛇神”。副县长艾xx,家庭成份中农,本人出身学生,1949年冬参加工作,1958年5月任副县长,有人怀疑他家庭出身是漏网富农,又因他身体欠佳,体弱多病,被戴上“懒县长”的高帽子,捆绑吊打,猛斗狠批。县工业局副局长黎xx,在他的床下搜出了一卷旧报纸,因在该报纸刊头上有毛主席像,又搜出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叫《黑修养》,和小说《红岩》,叫“叛徒小说”,于是被诬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往死里整,箩索吊断,皮开肉绽,批斗审讯达半年之久。
  县妇联干部唐x,跟大家一起扎草菩萨当刘少奇的活靶子批,有人问她在做什么?她脱口而出,说:扎毛主席。立即被五花大绑,游街示众,狠批猛斗,做现行反革命处理。
  县林业局副局长林xx,老家山东,1949年随军南下,曾任县七里山园艺场党总支书记、场长,因为人直爽,爱提意见,1966年“10.5大会”上被打成头号“右派”,后说他“支持为文革初期受迫害者翻案”,68年“刮台风”时,又被诬为特大“黑手”提前揪了出来,投入监狱,坐了二年黑牢,在坐牢期间,每月还要交15元生活费。后无罪释放回山东老家,七十年代后落实政策,做离休处理。听说他在家乡栖霞县做了“养鸡王”。
  县林业局干部吕xx,因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刮台风”中被打成“炮打三红的黑干将”,审讯中强迫他坐“喷气式”,即用一根扁担,横放于颈后两肩,双手展开拉平,反握住扁担两端,然后用箩索将他的双手臂和扁担捆在一起,象飞机的两翼一样,打手们在他的背上猛冲几拳,人被打倒在地,又强逼他站起来,结果站也站不起,滚也滚不动,被人又踢又踩,反复折腾,打得只剩下一口气。
  县农业局副局长于xx,南下干部,只因在“文革”中支持群众组织,“刮台风”时说他是“炮打三红的黑后台”,让他跪在凳子上受尽各种酷刑,于疼痛难忍,高喊救命,打声、吠声、哭声、叫喊声连成一片,眼泪、冷汗、鲜血交织横流,那种惨象确实目不忍睹。“老八路”张xx,自己把自己关在房内偷看,吓得心惊肉跳,浑身发抖。忽听有人高叫:明天再收拾那个老不死的。
  张xx知道,所谓老不死的,即指自己。他老家山东,农民出身,没有文化,1939年参加八路军,是抗日战争中的一名勇士,八年抗战,四年解放战争,始终驰骋疆场,为祖国解放立下了汗马功劳,历任战士、班长、排长、副连长等职,广州解放后转业到邵阳县,分配到县农业局当人事股长,行政十九级,是个忠诚老实,和蔼可亲的人,只因年令大了几岁,职务难提上去,大家尊称他叫“老八路”。“文革”开始,他怀着对毛主席无限忠心,积极参与,对“抓黑杀队”等极左行为深恶痛绝,提出过尖锐批评,县支左办C政委不堪忍受,指使县农业局的一批造反派“给他一点颜色看看”。张听说明天就要批斗自己,心惊胆颤,浮想联翩:想自己抗日八年未被日本鬼子打死,解放战争四年,未被国民党反动派打死,明天却要被自己局里的同志捆绑吊打,酷刑加身,实在于心不甘,与其被他们打死,倒不如自己动手来得痛快。于是,拿起切烟刀就朝自己的喉管猛砍,喉管被砍断,鲜血喷流,幸亏自家的小儿及时赶到发现,急呼救命,才被人急送医院抡救,免于一死。有人却拍手大笑,说他自杀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是“现行反革命”行为,还要深揭狠批。70年被强迫退职,带着全家老少,回山东老家。三年后落实政策,收回工作,任县农业局副局长,后离休。只是讲话的嗓音一直沙哑难听,再也不如从前了。
  小溪市公社党委委员邓xx,“刮台风”时被指控为“资江烽火”的黑后台,为了把“资江风火”打成反革命组织,要他交出“反动纲领”和“行动计划”,不招认就毒打,先后被斗打了84场,昏死十几次,吊打中把他双手反绑,用一根千担穿起,由两人抬着摆来摆去,邓一百多斤重的身体悬空而挂,并且随千担的摆动一上一下,名曰“单杠跳舞”,因吊打时间较长,弄成了一身伤病,后含恨而终。
  二中教师姚家齐,出身地主,文革中因参加“红教联”,“刮台风”时正好外出,10月4日回校,刚下车便被以“反革命”罪抓捕,关在一间小房里,当晚不知被何人用石头活活砸死,死后也无人过问,被人用一领破草席草草地掩埋了,又因埋得太浅,被野狗扒了出来,撕扯啮食,惨不忍睹。他死后,老婆和一个未成年的女儿生活十分艰难,妹夫送一担红茹来救命,又以丧失阶级立场,同情反革命家属为由,撤销其妹夫的民兵营长职务。
  水田完小校长刘志魁,因支持过教师的群众组织,“刮台风”中当做“黑手”被揪斗,酷刑拷打成重伤,不许就医,被逼自杀,又说他畏罪自杀,是“自绝于人民的反革命”,妻儿子女被当做反革命家属对待,妻子气疯,儿子气得服农药自尽,儿媳气走,家破人亡。
  在“刮台风”期间,全县中小学教师死了29人,其中8人系重刑当场致死,16人被迫自杀,5人被打成重伤后不治身亡。教师中被刑讯逼供,捆绑吊打的857人。十中校长林绍华,被诬为“炮扩三红的黑后台”吊打刑讯49场,头被打破,做双开处理。
  学生中被捆绑吊打的,据不完全统计,有222人。二中学生李果,扣上了“炮打三红的坏头头”。被打成脑震荡,腰部软组织严重挫伤,脚镣手铐,监督劳改23天,晚上被锁在木枷上,还要交两角钱一夜的管理费,交钱赎人。
  县一中是全县最高学府,教学精英荟萃,学生成绩突出,被定为省属重点中学,本应是文明道德之所,诗礼馨香之地,谁知在“刮台风”的行动中却变得面目全非,野蛮粗暴,重下毒手,一批名老教师先后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或“黑杀队”,陈剑候被活埋,易权民被沉河,刘文林、邓星杞被迫自杀,李江被判刑坐牢,有五名出身不好的教师被开除回家,从此学校大伤元气。
  小溪市公社原有国家教师73人,被揪斗批判57人,占72%,打死一人,重伤六人,开除九人,辞退三人。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到了社会的最底层,因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几”,任何人都可以对他们吆三喝四,星期天等节假日被取消,一切福利待遇都被废除,连工资都可以随意拖欠或挪作他用,都说“教师造孽,学生呷亏”。
  
   第三次刮台风
  
  9月22日,C政委在全县各区社的电话会上吹风,他说:“邵阳市前天抓了700多人,昨天又抓了600多人,邵阳县两天抓了1000多人,广西桂林抓了6000多人,湖南抓得不够,邵阳也抓得不够,不抓不行,不抓,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打白旗,前段很乱,是乱了敌人,锻练了群众,把坏人一抓,各单位新的领导机构就成立了,很快便可以实现全县上下一片红”。
  于是,第三次“刮台凤”开始,范围扩大,规模升级。在县城的厂矿企业及区、社机关等单位、农村全面铺开。对一些所谓“顽固区”、“钉子户”,则集中优势兵力“捅马蜂窝”。
  红旗公社小泉大队,就是因为多数干部、群众思想观点一边倒而成了“老、大、难”单位。9月28日,在第三次“刮台风”中,公社武装部长组织调动800民兵到小泉大队去“捅马蜂窝”,首先抓住生产队会计罗虎城,因为他是这个大队群众组织的头头,勒令他交代所谓反革命罪行,不交代,就先来一顿“下马威”,当场将他打昏在地,苏醒后还是不交代,又将他吊在树上,再不交,又在脖子上放一根板凳,肚子上压三块土砖,罗再次昏死,反说他装死,一顿梭标棍棒在他全身乱打,然后丢进一口水塘里将他活活淹死,死后老婆改嫁,留下老母和一个四岁的小儿,祖孙俩终日眼泪不干。
  同一天,该队被捆绑吊打38人,打死一人,逼死一人,沉河二人。由此可见一斑。
  据1974年调查摸底统计:全县在三次“刮台风”行动中,先后组织了12万农民进城,共抓捕各类人等11172人,打造脚镣手铐1587付,各级私设牢房702处,关押7781人,抄家9302户。当时,供销社的箩索、铁丝全部卖光。



邵阳县文革旧事之三:沉底的大鲨鱼在哪里?

  “沉底的大鲨鱼”在哪里?
   ——如此清理阶级队伍
  
  文革期间很乱,说是“乱了敌人,锻练了群众”。于是要“清理阶级队伍”,要把暗藏得很深很深的阶级敌人,通过急风暴雨和深挖细找等种种方法,全部、干净、彻底地清理出来。
  “刮台风”是急风暴雨式的方法之一,抓捕的大都是浮出水面上的人物,所谓“沉底的大鲨鱼”尚未氽头。1968年10月,新成立的县革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专题研究决定“进一步掀起清理阶级队伍,开展对敌斗争的新高潮”。各单位均成立“对敌斗争办公室”,深挖“黑三线”(即1967年10月,林彪接见湖南驻军负责人,诬指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一条线,彭德怀、贺龙一条线,国民党起义部队和地下党一条线为“黑三线”)及其他各类阶级敌人,决定由“造反起家”的县革委常委黄xx主持。凡属家庭出身不好的所谓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站错队的,个人历史上有这样那样问题的,曾经犯过错误受过各种处分的,家庭和社会关系有严重问题的都在清查之例。首先查阅组织人事档案,把档案中因方方面面的问题并早有处理结论、批注的国家干部875人、国家教师576人、民办教师155人、医护人员193人、企业职工457人,全部列为清查对象,加上“文革”中的所谓“反军”行为,则为“双料货”,从重从快从严处理。
  陈xx,1953年入党,55年任县文教科长,因一个所谓国民党三青团的历史问题,被四次处分直至双开。1956年肃反审干,说他隐瞒了“三青团组训股长”的历史问题,给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本人不服,要求复查,又说他“闹翻案”,于1958年8月被留党察看两年,行政撤职,工资由19级降到23级,下放到一中当教导主任;1965年“四清”,再次申请复查,仍被认定为“三青团骨干分子”,被开除出党,,教导主任被撤职,调四中管学生食堂。“文革”中“清队”,又成了重点对象,说他是“三青团总务股长”,是国民党残渣余孽,酷刑逼供,屈打成招。69年4月被开除公职,押解回农村老家交群众监督劳改。老家很穷,回家身无分文,一家六口,何以为生?农业生产不理手,跟别人上山挖农药,外出搞基建当小工,老母贫病交加,悲愤而死。妻子身染重病,不治身亡。他一个所谓的“三青团”的历史问题,四次挨整,四次受处分。七十年代末落实政策收回工作,原来他还是参加湘中二支队三团的武装起义人员。
  南下干部王xx,河北唐山人,原在开滦煤矿做事,49年随军南下,53年入党,历任县财委秘书,商业局副局长,曾出席过全国商业先进工作者代表会,是个很有才气的干部。1956年内部审干肃反,说他隐瞒了在开滦煤矿参加“防奸组织”的历史。62年又说他有“右倾言论”。新账老账一起算,给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撤销商业局副局长职务,工资由18级降到22级,安排到商业局下属的邵阳饭店负责。他觉得非常委屈,多次上书申诉。1963年甄别,“右倾言论”被否定,但“防奸组织”一事仍不置可否,工资改为20级,依旧在邵阳饭店供职。“文革”中又说“防奸组织”是敌伪时期的事,因此他又成了“日本特务”,惨遭酷刑批斗,“清队”时给他戴上“暗藏日本特务”的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押送到全县最干旱、生活最艰苦的黄荆岭公社仁和大队第四生产队插队落户,交贫下中农监督劳改。妻子周xx,51年由邵阳地干校分到县供销系统,工作一贯积极。后说她隐瞒了地主成份,取消其预备党员资格。其实她姐弟三人,幼年丧父失母,靠伯父抚养成人,地主从何说起?与王结婚后,患难夫妻,相依为命。心想丈夫是北方人,长期从事经济工作,于农业生产很不在行,而且血压又高,身体又不好,别说是参加生产劳动,就是个人生活都无法自理,让他一个人上岭受苦,不累死也会饿死。她恳求领导网开一面,将他放到厂矿企业或县城近郊农村,以示照顾,均遭无理拒绝。她左思右想,毅然决定,携带一双儿女,全家同上黄荆岭。要求提出后,领导满口答应,概然放行。她们全家在干旱的黄荆岭上艰苦备尝一年多,搭帮农民兄弟的百般呵护,才没有发生什么大问题。直到1973年落实政策,夫妻双双回到原单位,王被安排去修渣滩电站搞后勤。1979年11月29日,县落实政策办负责人告诉王xx,参加所谓“防奸组织”的历史问题被否定,即将平反复职。王得此消息,欣喜若狂,立即回家向妻子报喜,谁知兴奋过度,乐极生悲,引发急性心肌梗塞,一头栽倒,抢救不及,再也爬不起来了。时年56岁。虽优礼厚葬,评价甚高,可惜为时已晚,留给人们的只有一连串的回忆和思索。
  县委农村部干部伍x,家庭出身地主,解放前夕参加国民党“8888”部队当连部文书,随该部起义后,即参加征粮迎解。五十年代初入党,后由粮食局调县委,文革中“清队”,说国民党部队的连部文书就是连指导员,而连指导员就是反革命,不认就酷刑逼供,打倒在地上打滚,又踢又踩,被打断三根肋骨,戴上“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押送回九公桥老家交贫下中农监督劳改。(七三年平反落实,收回工作,后病亡)。
  县委宣传部秘书昌xx,工作一贯认真负责,积极肯干,错就错在不该找了一个领导不同意的女人做老婆,“丧失阶级立场”,退职回乡,贫病而死。女方名叫王xx,前夫是个伪军官,解放后,两人同回邵阳老家。后离婚,王被安排在县人民医院当护士,工作表现很好,又有较好的护理技术。昌xx因肺结核病住院治疗,在王的精心护理下病情迅速好转,两人从此相爱,可是领导因女方出身不好而不准,但他们考虑到自己的年龄已三十多岁,身体又不好,找对相也不容易,只要两人真心相爱,就是终身的幸福,别的什么都不在话下。两人执意结合,生有一女,小日子过得幸福美满。清队中,说昌xx“丧失阶级立场”,“娶伪军官太太做老婆”而被审查。王亦被戴上“腐蚀革命干部”的帽子横遭批斗,并进一步追查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而被开除公职。昌认为王长期从事医疗护理工作,独带小儿回乡日子难过,要求做开除留用处理,以示照顾。领导坚拒不准,反而批判他与“伪军官太太划不清思想界线”,让他退职一起回乡。昌是个老肺结核,与王结婚后在她的精心料理下病情大有好转,强迫回乡后各种条件极差,心里很不平衡,时隔不久,终因病情恶化,吐血不止,又无钱住院买药,于1973年5月不治身亡。两个月后,落实政策,王被收回工作,而昌则永远告别了人间。
  地下党员周xx,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宣布为“土匪大队长”,戴上“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开除回家。周,新化县人,解放前夕于湖南大学毕业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地下党员,是新化县“永固支部”三成员之一,他任组织委员,另有支部书记和宣传委员各一人。1949年春,新化县高坪一带有一股国民党游杂武装部队,永固党支部决定让周去作策反工作。他以青年学生的身份打入该部,不久被推举为大队长,本准备率二百人枪于五月举旗起义,后因要与全省的和平解放同步,时间须要顺延至八月,几经周折,人枪走散不少,结果只带了十几个人十几条枪向新化县委报到。但原永固支部书记牺牲,宣传委员病故,党的组织关系无法接通,又因周家系大地主,在家乡工作诸多不便,1951年由新化县调入邵阳县任工商科副科长,54年调县委办公室,负责材料的收集编写整理工作,他的文化水平较高,写作能力较强,文章写得又快又好,很为领导所尝识,是县委最早的得力写手之一。1955年内部审干肃反,他的党组织关系仍无法弄清,是个悬案。不是中共党员身份,在县委首脑机关工作极为不便,被调入县农业局当秘书,工资19级。“文革”中“清队”又不顾历史事实,硬将他戴上“土匪大队长、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开除出革命阵营,押送回新化老家,交贫下中农监督改造。1974年落实政策被收回,安排到县工商局办公室。1984年,原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锐来湖南考察工作,提请省委组织部帮助寻找原新化县永固支部三成员,因李解放前曾在湖南搞过地下工作,了解底细,并一再嘱咐说“生要见人,死要见坟”。省委组织部从新化县的历史档案中发现了周xx,找到邵阳县,查证属实,立即为他恢复断绝了三十多年的党组织关系,工资涨到17级,可是,年富力强早已过去,只好按正县级干部做离休处理,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终因积劳成疾,落实后没有几年即与世长辞了。
  还有个袁xx,原谷州公社谷州大队农民,1947年被国民党抓壮丁当兵,1948年10月,在战役中被俘,当时因对解放军缺乏了解,又偷偷地跑回国民党部队,之后不久,被再次解放,通过学习教育提高了觉悟,工作积极,战斗勇敢,在火线入党提干。1951年,在全军整党学习运动中,终于鼓足勇气,打破私心杂念,将隐瞒了四年的逃跑经过和思想认识过程如实交代清楚,经38军党委集体讨论,决定给袁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1954年转业到邵阳县,分配到县手工业联社系统当会计,工作竞竞业业,表现很好。“清队”中却将原38军党委领导决定的处分结论推翻,重新定为“叛徒”,开除党籍、公职,遣送回谷州老家,交群众监督生产。七三年收回工作。
  七十年代末,地革委领导来县检查有关干部政策落实情况时,发现如此胡作非为,胆大妄为,曾大声惊呼:“是谁给了他这么大的权力”?
  据邵阳县《党史大事记》载:从1968年10月到1969年5月15日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内,全县共清出各类“阶级敌人”3489人。1983年复查落实,在清退处理的国家职工1236人中,收回工作的947人,自愿退职14人,退休119人,有156人去世作优抚处理,只有35人维持原处不变。如此“清队”,流毒极深,在全县干部、职工队伍中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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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黑杀队”的来龙去脉

湖南省邵阳县在“文化大革命”中,“抓黑杀队”,乱打滥杀,死人惨重而远近闻名。
该县地处湘中偏西南的丘陵腹地,虽有芙夷、赧水双江相汇成资江在县内穿流而过,但因地势偏高,仍属衡邵干旱走廊的要冲地带。俗谓:“倒了茶罐涨大水,竖起茶罐遭天旱”。人民生活贫困,民情古朴,经济闭塞,文化滞后,思想单纯,十有九旱,刀耕火种,肩挑手提,广种薄收,靠天吃饭。且兵匪灾疫横行,每逢灾年,告贷无门,伐木充食,掘土疗饥,沿门乞讨,饿殍遍野,真是苦不堪言。
解放后剿土匪、打地主、分田地、贫困农民翻身当家做主人,对共产党、毛主席感恩载德,言听计从,雷厉风行。但从“合作化”批“小脚女人”开始,在上有所好的情况下,逐渐形成了一股“偏左”的政治倾向,而且愈演愈烈,咄咄逼人,进而成为一股气候,一股势力,乃至各项工作和政治运动的强大推动力。不少人被一股原始、扑素的阶级感情所裹胁,夹杂着形形色色的私心杂念,乘政治运动风起云涌之机,在“左是思想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思想指导下,昏头转向,不知天高地厚。“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一哄而起。1958年“卫星”上天,一个比一个高,一次比一次大。冷水泼不得,意见提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谁摸谁就倒大霉,轻则丢“乌纱”,重则挨批挨斗受处分,坐黑牢,“辫子”随便抓,“帽子”随便戴,“棍子”随便打,不死也要脱层皮。特别是在以整人为突出标志的“反右”、“整风整社”、“四清”、“文革”等各项政治运动中更加左得出奇:“举旗抓纲”,不择手段,争先恐后,不计后果。在文化大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其痴迷疯狂到了无以复加的严重程度,一些不法之徒乘隙而入,他们顶着贫下中农的金字招牌,打着“阶级斗争”的大旗,高喊“造反有理”的口号,成了“元始天尊”,“太上皇”,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气焰嚣张,凶狠残暴,箩索棍棒,滥用酷刑,一切法律道德,行为规范,通统被抛弃到九霄云外,抓“黑杀队”捕风捉影,乱砍滥杀,上面放任自流,下面无法无天,“杀人如杀鸡”骤然成风也就出了名了。  



1968年8月,正当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之际,毗邻的东安县大水公社枇杷铺大队被关押的地主分子胡振楚外逃,该大队派人到邻近的邵阳县中和公社弄子口大队查找,并贴出大字报,称:“东安县的黑杀队要杀向邵阳县陈宝冲一带,弄子口有内应。”要求全体贫下中农团结一致向“黑杀队”专政,把他们全部抓起来斩尽杀绝。
所谓“黑杀队”者,是指地、富、反、坏、右等五类分子及其子弟们联合起来向干部和贫下中农反攻倒算,报仇雪恨。这就等于给己经白热化了的阶级斗争烈火上浇了一桶油。
弄子口大队得信后,经研究决定由大队党支部副书记xxx文革主任xxx去东安县枇杷铺大队调查核实。根据枇杷铺大队的吴超宝供认:家住邵阳县中和公社弄子口大队的舅父陈振球等十八人是“黑杀队”成员。调查人当面对质,吴超宝矢口否认。枇杷铺大队的造反派立即将吴超宝四脚朝天吊起来,脖子上挂水桶,肚子上压土砖,当压到第三块土砖时,吴又供认如初,放下后又矢口否认。如此反复多次,叫人真假难辨。既无法肯定,又不敢否定。因为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人命关天的大事,绝对马虎不得。调查人员回县后立即将情况向上级汇报。问题反映到县支左办,县支左办负责人C政委明白指示:“现在是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你们要站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好好学习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反复领会‘红色风暴’的真正含义,分清什么是‘糟得很’,什么是‘好得很’,你们要争当‘好得很’派,而不要当‘糟得很’派,随时随地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千万不要向贫下中农泼冷水。”弦外之音自明。
弄子口大队得信后,立即将陈振球、陈仕元等十八人全部抓起来,关押到大队部。因怕他们跑掉,万一真的杀了人怎么办?这可直接关系到人民生命的安全。即将一根大树逢中锯开成两半,再在两块合逢处凿十八个碗口粗的大洞,让被关押的人,每人在洞内放进一只脚,然后两块合拢,两端加锁,十八个人被一根树拴着一动也不能动。这就是“文革”中该县民间创造的第一件刑具,名曰“树刑”。紧接着便和东安县一模一样严刑吊打逼供,被斗者受刑不过,乱咬一气。于是“抓黑杀队”之风迅速蔓延。在斗打过程中,陈振球、陈仕元、陈哲林、蒋坤林、陈阶生等先后被打死,或被逼自杀,乱杀人之风由此而生。
中和公社留旗大队地主子弟蒋铁军,被家住东安县的未婚妻供认为“黑杀队员”,该大队立即对蒋实行关押逼供,蒋在多种残酷刑法下疼痛难忍,只求解脱,便不得不按指问招供,说:“7月14日成立了‘黑杀队’组织,名称就叫做‘反共救国义勇军’,行动口号是:先杀党,后杀团,贫下中农看情况,刀对刀,枪对枪,血洗万里如牛羊。”并供出鹧鸪大队地主分子莫勇成等一百多个所谓黑杀队员,莫勇成被毒打后上吊自杀,又问罪其女儿莫细云,莫细云受刑不过,供出105个“黑杀队员”。由于刑讯逼供,受刑者为减轻皮肉之苦,普遍乱咬乱供,受牵连的人员也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越抓越宽。
黄塘公社蛇湾大队地主子弟邓宝民,五十年代初参加工作,在县粮食局搞储运。六十年代初,阶级斗争越抓越紧,家庭出身不好者首当其冲。他在“四清”运动中被整,文化大革命时,少数农民在“极左”路线的煽动下,说:“地主子弟当干部,贫下中农要受苦”。唆使一些农民到县粮食局要求将邓宝民放回生产队,县粮食局顺其所请,将邓放回老家。1968年7月,他被中和公社和平大队莫采保供认为“黑杀队”成员而被关押在大队部。8月4日,蛇湾大队召开群众批斗大会,当民兵去提押邓宝民时,他乘民兵帮他解开捆绑绳索镣铐的一瞬间,顺手夺去民兵斜靠在墙壁上的马刀,向民兵身上猛砍,民兵急闪身,刀落肩上,未能致死。邓杀人心虚,夺路而逃,逃至一水井边,碰上该队贫协主席邓成茂四岁的小孩邓四毛看别人在田里捉泥鳅,便手起刀落,将其劈成两半。周围群众见状,立即大声疾呼:“邓宝民杀人了”,“地主子弟造反了”,“‘黑杀队’杀来了”。大家迅速拿起扁担、锄头、鸟铳、梭标,赶到小溪边,将邓宝民团团围住,乱刀砍杀于溪内。又于当天下午,将邓宝民一家六口全部杀死,丢入深山岩洞之中,叫“斩草除根”。据对邓比较了解的人反映:他当时估计此去凶多吉少,因为正是乱杀“黑杀队”的高潮,很有可能被群众当场打死,或丢到蛇湾水厍里喂鱼,县粮食局己无法指望,自己又走投无路,不如破罐子破摔,杀死一个够本,杀死两个赚一个,于是横下一条心铤而走险。这等于火上浇油,一霎时,使阶级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火焰冲天,人们闻风丧胆,谣言四起。
“黑杀队动手杀人了”的消息不胫而走,飞快地吹遍全县各地,吓得人心惶惶,草木皆兵,形势十分危急。一些在土地改革中上台斗过地主,或分得过地主房屋田地财产的人,或与五类分子有过过火磨擦行为的人,大都由地下搬到楼上居住,并在楼门口准备了砍刀、棍棒、石块、沙罐、石灰、尿桶之类,作为防卫武器。并且日不远足,夜不出户。多数地方则采取集体行动。有的在要道上设关立卡,派专人日夜防守,盘查过往行人,见生人就抓,有怀疑就打就杀;有的村庄集中起居并派人去周边邻近各地探查情况和动向,以便心中有数,早作准备,防患于未然;更多的大队为防止阶级敌人“黑杀”,将地、富、反、坏、右等五类分子及其子弟,连带平时爱提意见不服管教的,长期在外搞副业的,以及有各种各样历史问题的人,全部集中起来,名曰办学习班,实则严刑审讯,或脚镣手铐,或捆绑吊打,酷刑逼供,致伤致残致死,抓黑杀队之风由此愈演愈烈。各地快电告急,群众舆论大哗。
问题又迅速反映到县支左领导小组,县支左办主要领导人C政委立即召开紧急电话会议,说“阶级敌人杀了贫下中农,现在贫下中农起来杀死几个阶级敌人,你们不要大惊小怪”。绿灯一开,形势更加危殆,干部无法驾控,群众无所适从,乱杀风愈演愈烈。
县政法部门的干部看到社会主义的法制秩序遭到如此严重的破坏和践踏,实在忍无可忍,要求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坚决予以制止。据县公安局的同志回忆:8月6日,C政委去电,将部份徒步去韶山参观的政法干部召回开座谈会,他在介绍了“抓黑杀队”的情况后说:“对死人问题,你们不要指责,不要追究责任,更不要向群众泼冷水”。他说:“这是群众运动,群众专政。群众专政是新生事物,是天然合理的”他还说:“贫下中农是最高人民法院,打死几个阶级敌人算不了什么,打死不是白打死了”。他还要求每个政法干部去买一本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单行本,“好好学习‘好得很’和‘糟得很’的问题,争当‘好得很’派,而不要去当‘糟得很’派”。他还说:“如果你们去指责制止,农民就会把你们也当成‘黑杀队’杀了,或丢到河里去,我也救不了你们”。他把全体政法干部分成八个小组下到各区社“观阵”。公检法领导说:目前全县抓“黑杀队”抓出了几十个反革命组织线索,你们下去也要查一查,掌握一点情况,不要让人将其杀掉,以免断线,不利于一网打尽。可是政法干部下去后,只听一片杀人声,任何劝止、忠告,那怕说“政策规定杀人权在省里”都不起任何作用,因为每个区社都由武装部长掌权,而每个区社武装部长都握有县支左办C政委的“尚方宝剑”。在这种情况下,政法干部实在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干着急。区社干部靠边站,参加“三支二军”的47军驻军部队多次派官兵下乡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政策,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并强调不准任意抓人、打人、杀人,搞“形左实右”,严防阶级敌人搅乱阶级阵线都无济于事,反而越杀越凶。到八月中旬,乱砍乱杀之风更为严重,许多地方见生人就抓,有怀疑就杀,形势混乱到了极点。在这种混乱局面中,不少人乘机为非作歹:其中有公报私仇的,有挟嫌报复的,有假公济私的,有趁火打劫的,有浑水摸鱼的,等等等等。更有的地方丧心病狂,视杀人为儿戏,他们将所谓的“黑杀队员”,不管男女老少,不管病弱孕残,都捆绑成串,敲锣打鼓,铳炮宣天,往江河塘厍中推,往红茹窖、老煤窑、深山岩洞中活埋。手段之残忍确实史无前例:
塘田市公社在抓黑杀队期间曾发现一张布告:xxx,男,现年38岁,家庭地主,一贯与贫下中农作对,现参加“黑杀队”,要杀贫下中农,抓捕后顽固到底,拒不认罪,经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立即执行铳决。1968年8月x日
县河伯岭林场枫木山生产队会计易昌扬,33岁,被诬为“黑杀队”后,铳决未果,被人用乱刀砍死。死时还高呼:“毛主席万岁!”
县体委干部蒋精明,是个转业军人,地县有名的篮球运动员,因家庭出身地主,被诬为“黑杀队骨干”,家乡农民把他揪了回去,使用种种酷刑逼供,他不供认,要活埋他,他说:“我是国家干部,受此冤枉,要死也得站着死,竖起埋”。凶手满足了他的要求,挖了个深坑,强迫他跳下去,蒋端端正正的站在坑内,手拿毛主席语录,口里不停的念喊,活埋时周围填土至胸口,使他眼鼓舌伸,再往土上倒水,被窒息而死。
水田公社东阳大队杨柳生产队共青团员唐阳轩,61年从部队转业带回一张广西踩犁作纪念,被诬为“黑杀队”的凶器,批斗中将他打昏后丢到水塘里,然后用乱石砸死。
新建公社夏亮大队中农社员夏秋冬,看到处处“抓黑杀队”心里害怕而出走,立即被抓了回来,说他出走是为“黑杀队”通风报信,用铁丝穿耳,他嘴巴硬拒不认罪,又用铁钳把满口牙齿拔光,尚未死又补了一铳,还未死就被活埋了。
长乐公社伏溪桥街上发现了一张杀人标语,被人一口咬定是贫农社员王青治所为,因他有点一般性的历史问题,把他用索子捆成粽子形状,再用六付萝索连接起来,将他从伏溪桥上吊下去,一放一提,一起一落,象吊青蛙一样,然后放到溪水里,再用篙竿捅死。其兄王青树不服,说他为反革命翻案,强迫他跪在柘刺棒上“教训教训”。
五中体育教师杨奇志,地主出身,长乐公社人,被家乡几个对他有成见的人诬为“黑杀队”头目,经过种种酷刑后想把他沉入水塘中淹死,因他身体高大魁梧,塘水过浅,淹人不住,改用鸟铳打,又因距离较远,执刑者手发颤,打不准,加之铳砂散乱,未中要害,满塘水都被鲜血染红了,他痛不欲生,站在水中高喊:“我呷亏不过了快补铳”,他浑身发抖,战战畏畏,一步一颠,挣扎到塘边,被人用一块大石头活活砸死。
白仓公社鸟语大队贫农社员、复员军人杨文武,平时爱讲干部好丑,又经常在外搞副业,被诬为“黑杀队员”,经严刑批斗后被宣判死刑,派几个民兵去执行,先用鸟铳打,执行者手发抖,用刀砍,提刀的又不敢动,把他推到水塘里,塘水又太浅淹人不死。他站在水中,不住的向岸上打躬作揖求饶,说“我不是‘黑杀队’,祖宗三代讨米,只剩下我一根秧,今后保证老实听话,服服贴贴”。执行者说:好,你出来,他信以为真,爬至塘圹边,被人用挖牛粪的四齿耙头从背后照准后脑袋就是一耙,脑浆四溅,当场毙命。
双清公社比田大队刘家生产队中农社员张南卿被诬为“黑杀队员”后,强令其两个弟弟把他丢到老煤窑里淹死。
黄亭市公社金锋大队一个学生,在抓“黑杀队”时去邵阳市办事,被诬为“黑杀队”搬救兵,强令其俯睡在木凳上,再在其背脊上横放一根铁棍,铁棍两端各坐一人,在他的身上压来压去,象擀面条一样,几百斤重的压力,只压得他骨头断裂,屎尿直流。
河伯岭林场马头岭工区贫农社员蒋少华被诬为“黑杀队”宁死不屈,被人用鸟铳竿子捅屁股当场毙命。
长阳铺公社长阳铺大队下街生产队社员刘利民,被诬为“黑杀队”后,在他家里挖地三尺,寻找枪枝弹药和反革命罪证,对全家人画地为牢,白天不准出门,晚上不准点灯,经百般折磨后,被人用烧红的铁丝穿起他一双脚筋,吊到阶檐梁上,活活打死。
五中学生邓爱毛被诬为“黑杀队”后被绑在学较的篮球架上,再用带铁钉的木棒外包橡皮敲脑袋,一敲几个洞,一打一片红,名曰“脑袋开花”。
小溪市公社山伏冲大队贫农社员罗顶名,被诬为“黑杀队”,批斗时将他的手腕强按在青砖上,再用油榨里捶枯饼用的两个大铁捶轮流捶打,双手骨头被生生捶粉,然后一捶送命。该公社梅洲大队地主子弟罗尧立,被打成“黑杀队”后,被人用老虎钳子将手指夹粉,然后将他杀死丢到河里。
黄塘公社合兴大队泥工师傅邓玉枚被打成“黑杀队”后,酷刑逼供,上吊下烧,被活活烧死。该社还有个妇女在邵阳市某小学当炊事员,只因家庭出身地主,被当成“黑杀队”揪回批斗,并要处死,她向打手们求情,说:我学校里床头的稻草中有个存折,存有几百元钱,请你们拿去,饶我一命。凶手们如莸至宝,立即奔赴学校,将她的宿舍进行大搜查,存折到手,立即返回,几个人对其实施轮奸后,说:此人留不得,活口祸害多。便偷偷地将她活埋了。
九公桥区农代会的王金龙被打成“黑杀队”坐了三年黑牢,全家六口,上至68岁的老父,下至三个月的婴儿全部上台挨斗,老父的肋骨被打断。
五丰铺公社板桥大队回乡女知青吕小苏, 家庭出身地主,本人长相姣好,追求者甚众,但她志高气傲,高中毕业后非要找一个大学生不可,对本乡本土的社会青年全不放在眼里,后如愿以偿,择日成亲,双方商定一切从简。1968年8月,新婚之夜,被本村一伙垂涎欲滴者诬为“黑杀队”,从新房中抓出批斗,毒打不屈,被人把衣服剥光,并在她的乳房和隐私处乱摸乱捏,吕不甘受辱,破口大骂“,流氓、畜牲,不得好死”。垂涎者脑羞成怒,恶狠狠地说:我得不到的东西别人也休想得到。还大喊要“用铁丝穿住她的一对奶头”,最后被丢到板桥水坝中淹死了。
县药材公司干部林光礼,共产党员,贫农出身,复员军人,因揭发公司领导隐藏黑材料而被诬为“黑杀队”,酷刑拷打之后,被押解回农村老家,又被拷打七天七夜,在最后一次拷打时,将他四肢捆紧,吊在树上,又在肚子上压一块大石头,凶手猛起一刀,将吊绳砍断,人石坠地,石砸人身,肋骨被砸断,内脏淤血,不治而亡。死后不准家属收尸,不准用棺材,老婆被打手霸占。
国营河伯岭林场马头岭工区贫协主任罗顶有,共产党员,因曾经担任过一个群众组织的头头,1968年7月28日把他当成“黑杀队”成员捆绑吊打,当场把右臂打断,后又用柴刀把脊梁骨砍断,把左臂按在石板上用铁锤将骨头锤碎,还用烧红的烙铁在他身上烙,只烙得流油冒烟,之后又把他吊在树上,快断气时放下来剥光衣服,倒拖双脚丢到河沟里,然后用乱石砸死。爱人无法生活,将大孩子送人,自己带小女儿改嫁了。
罗城公社毛坪大队柴狗山生产队贫协组长、共青团员曾桂林,24岁,因担负过一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1968年9月10日,被诬为“黑杀队”,在大队关押24天,刑讯逼供中把他双手反绑吊起,再在脖子上挂一桶水,身上压土砖,被活活拷打致死。双目失明、讨了半辈子米的老父曾国奉不知儿子被打死,他摸着将仅有的一只老母鸡杀了煮好来送饭,想给儿子补补被残酷折磨的身子,打手们横眉怒目,恶狠狠地把鸡夺过来倒在地上喂狗。老人想摸摸已经被打死的儿子都不准,气得他爬在地上咬土喊天。后把他家产抄劫一空,把老人赶出家门,土改时分得地主的房子也被人霸占了。
长乐公社新石村的罗光楚,旧社会教过私塾,抗日时期曾当了两年保长,土改时家庭成份划小土地出租。文革中被人供认为“黑杀队”,审讯时他说:我六十多岁的人了,参加“黑杀队”有什么用?再说,解放后共产党对我好,从未关押批斗,与我无仇无怨,我为什么要当“黑杀队”?巧言强辩,招来一场恶斗,打耳光鼻子出血,抽鞭子皮开肉绽,砍扁担骨折瘫软,仍矢口否认,便“掰罾”,把他的双脚双手捆起来,背向上,脸向下,悬空吊起,还不招供,背上加土砖,二十多斤一个,一直加到四个,仍不承认,绳索吊断,人摔到地上,奄奄一息,立即把他打铁的崽叫来,说:“你父亲是‘黑杀队员’,现行反革命分子,你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能不能与他划清界线?看你把他如何处理?”小铁匠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强忍悲痛,横下一条心,在众目暌暌之下,噙着满眶热泪,把父亲从地上扶起来,用力往肩上一杠,掮起就走,走到小河边,狠心往河里一抛,沉入河中,让他随波逐流而去。
塘渡口公社桂堡大队原党支部书记唐方春,复员军人,“四清”运动中下台,1968年9月被诬为“黑杀队”,把他五花大绑,游行示众后,从县人武部门口推入芙夷江中,他水性较好,想踩水过江逃生,被人划了一只小船追上,捅七梭标而死。死后还不准收尸。后妻嫁子亡,七十多岁的老父亲说:“未必天下大黑”,头顶一个斗大的冤字,手提一盏点亮的马灯,去省、地政府鸣冤告状。回家后反遭残酷批斗,被打断一条腿。1975年春,省、地、县三级公安联手侦破,将已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凶手唐其美叔侄,从部队追回正法。时塘渡口街上万人空巷,群呼青天。
周用卿,塘渡口公社桂堡大队第三生产队贫协组长,此人是个理发师,一贯靠理发为生,五十多岁了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女几,大女己出嫁。在那靠工分吃饭的年月里,老两口身体差,劳力弱,底分低,年年入不敷出,盘口不到,想白天理发抓点收入,又怕割资本主义尾巴,只靠晚上偷偷摸摸替人理发,弄点外块钱。故人家都睡觉了,唯独他家还亮着灯,还有讲话声。这就触犯了那些高喊打倒资本主义和对他早有成见的“造反派”,平时想报复整他,割他的资本主义尾巴抓不住把柄,这次机会来了,说他夜不闭灯,人声嘈杂,就是搞“黑杀队”,还是个窝点,要不怎么灯亮到深夜,还有人讲话?把老两口抓起来狂批猛斗,两个老家伙年老体弱不经打,一斗就垮,一打就瘫,怎么办?瘫软了,残废了,谁养活他们,岂不加重集体的负担?有人出主意:干脆埋了省事。于是把己经瘫软在地的老两口用畚箕抬起,丢到麦沙垅他自己的红茹窖里活埋,但又怕老两口日后变鬼报仇,就往窖里倒了两升油菜籽。据说油菜籽很细,阎王爷有规定,不数清油菜籽就不准变鬼外出投生。但又怕此法不灵,还往窖里倒了两担大粪,插上永世不得超生的牌子。周用卿夫妇被活埋后,十六岁的小女被迫出嫁,自养的猪和鸡鸭,办了杀人酒,家具财产被瓜分,房屋被夷平。已出嫁的大女儿闻讯后气得疯疯癫癫,寻爹找妈,不知所终。
水田公社东阳大队老贫农唐晋如,男,七十岁,军属,曾经当过乡长和乡农会主席。1968年农历七月初五,七十寿辰,为避免大操大办,走到邻近的中和公社妹夫家躲生,回家时顺便采点草药替人治病。时该地正大闹“黑杀队”,路过一村,恰好该村又发生火灾,发现他是生人,即诬他为“黑杀队”故意放火烧屋,不问青红皂白,就是一阵乱棍将其打死。问题反映到县支左办,答复说:“好人打好人,误会”。
邵东县银行干部彭 凯,邵阳县檀江公社(今己划属邵阳市郊区)六甲大队人。解放前在校读书时曾加入三青团,任小队长。解放初参加工作。家庭成份土改定中农,65年“四清”改为漏网地主,本人不服,曾多次上诉,被说成是对社教不满,闹翻案。贫协组长的小孩从檀江桥上失足落水淹死,又说是他的小孩在一起游玩中故意将其推下水淹死的,是阶级报服行为,“抓黑杀队”时便硬说他是“黑杀队”,生产队的造反派再三要求,并经地、县支左办批准,从邵东县银行将彭借回生产队批斗,银行要派人随往,他们以“你们为什么总是不相信贫下中农”,极力加以阻栏,并再三保证批斗后连人带材料一并送还单位。银行无法,只好放人。在批斗中彭 凯双脚被打断,其妻亦被打瘫在地,怎么办?退回去一怕不好交差,二怕伤愈后打击报复,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斩草除根,全家诛灭。傍晚时分,将他夫妻和二子一女,全家五口,全数投入后山的红茹窖里活埋,掩土时,十五岁的大崽双手紧按窖壁,屁股高耸,双脚岔开,成巩形,将弟妹护其下。窖外填土,土落背上。天黑了,执行人回去吃饭,老大赶紧将松土往下扒,钻出地面,又将小弟拉出,十一岁的小妹在内喊:“哥哥救我”,正在这时,院子里狗咬灯亮,人影出现,两兄弟顾不上妹妹,拔腿快跑,来人发现窖内跑了人,立即加土倒水,小妹再无声息,凶手们紧追未果。年关逼近,两兄弟逃到株洲,被收容所遣反送回生产队,关在谷仓里,这时正好过年,凶手们想等过了年再斩草除根。有人问他兄弟那天晚上的逃跑情况,小弟说:“那天晚上逃跑沿邵水而下,眼看追人逼近,兄弟急中生智,跳入河中,躲在靠岸的树蔸下,等来人走远后才上岸跑到邵东银行,但又不敢讲实话,怕把我们送回去,银行的叔叔见我们一身水和泥,怀疑我们做了坏事,让我们呷饱了饭,又用绳子把我们捆起来,但捆得很松,深夜,我俩自解箩索又逃跑了,走到株洲,实在饿得不行,扫面汤,偷馍馍被抓,才被遣送回来的”。到了大年三十,人们都在准备呷团年饭,哥哥对看守人员说:“今天过年,能不能让我俩人洗个热水澡”?过年洗澡是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看守员无法拒绝。一个打水提脚盆,一个看守。兄弟俩接过热水和脚盆,千恩万谢,并保证老老实实,再也不走了,请看守们安心回去呷年夜饭。此话正中两个看守的下怀,立即反复嘱咐他俩弟兄要听话,好好洗澡,我们去去就来,千万不要再跑了。即将仓厍上锁。俩兄弟那里有心洗澡,逃命要紧,等看守人员一走,马上穿好衣服,把锁撬开,不要命的跑。队上四路发兵,始终未见踪影。八十年代落实政策,老大被找回顶职,老二不知下落何方。据说彭凯的哥哥彭奇一家也在株连之例。
够了,什么叫左祸猖獗?什么叫凶狠残暴?什么叫杀人如麻?由此可见一斑。在抓“黑杀队”的过程中,对出面制止或有不同意见者,说是阶级立场不稳,与“黑杀队”同罪。吓得谁也不敢过问,任凭恶性澎涨,暴行泛滥,越杀越凶。有人说:“杀猪要扯税票,杀牛要经批准,杀人和杀鸡一样,想杀就杀。”干部是“背起包袱下乡,勾起脑壳走路,吊起脑壳呷饭,日夜提心吊胆”。这就是当时群众的反映和干部精神状况的真实描述。
到八月下旬,资江河里的死尸,象放木排一样,接二连三,观者云集,邵阳市自来水厂的抽水机莲蓬头也被死尸堵塞,水质腥臭。市民半月不敢饮用河水,市众哗然,民怨沸腾,民政部门组织了一些小船沿河上游捡埋尸体,每具五至十元,市内也以同样方式,派人拉板车沿河捞尸,运到郊外掩埋。群情才稍为安定。
八月二十四日,中国人民解放军47军国防线路施工大队副政委陶柏荣,率139师施工连经衡阳、邵东、到该县境内,驻扎在塘田市国防线路增音站。一天,他看到一队人马,气势汹汹,杀气腾腾,捆绑着一大串人往资江河里推。经多方询问,方知是在处死“黑杀队员”,乱砍滥杀的无政府状态极其严重。面对如此无法无天的混乱局面,地方政府当局居然无人过问。他被一个共产党员的良知和正义所驱使,冲破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阻力,挺身而出,跑到塘田市区委机关,找到区武装部长肖长青和靠边站的区委书记宁 斌等,经交流情况后商定,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召开基层干部大会。由解放军出面,区委发通知,把区、社机关全体干部和大队主要领导全部召集拢来,以四十七军师政委的名义召开全区三级干部紧急大会。八月二十五日上午,与会人员全部到齐,区礼堂挤得水泄不通,会议中一反以往嘈嘈杂杂的混乱现象,大家都聚精会神的听陶政委做报告。因会议召开正是时候,内容切中要害,会场内外,格外宁静肃穆。陶柏荣政委重点宣讲毛泽东思想,讲解人民民主专政的重大意义,强调社会主义法制观念,狠批乱抓、乱打、乱杀人的无政府状态,并明确指出,乱杀人是极其错误的,是违法犯法的,必需立即制止,真正有罪的要交由人民政府依法严办,谁也无权处置。今后,谁再乱杀人,不管他出身如何,都要追究法律责任,都要以命偿命。大家散会回去后对所抓人员,有问题的上交,其余的全部释放。陶政委正气凛然,果敢坚定,话语掷地有声,震慑力极大。尤其是“以命还命”一句,把人们从疯狂迷乱中拉回到正义理智的轨道上来,有人说是茫茫黑夜中的一盏明灯,照亮了面前的道路。陶政委考虑到全县类似的问题可能极其严重,自己又军务在身,鞭长莫及,便以师政委的名义与县支左办C政委通了电话,通报了塘田市紧急会议的情况,并要求县领导迅速采取果断措施,坚决刹住乱杀风,绝不能任其继续蔓延,危害人民,危害社会,玷污党的光辉形象。
塘田会议的精神象插上了腾飞的翅膀,迅速传遍了全县各地,引起了人们极大的震动。九月三日,县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并全体官兵迅速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塘田会议为榜样,进一步研究制止乱杀人问题,决定四条:
1、            严格依法办事,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和秩序;
2、             严禁随意抓人杀人;
3、             区社不准介绍到外地抓人;
4、             一切在押人员立即无条件释放,真正有罪的送县军管小组处理。
但因紧接着又大刮所谓“红色台风”,“清理阶级队伍”。使“杀人风”与“刮台风”同时并进,直至十月份才平息下去。制止“黑杀风”陶政委功不可没,谁知县支左办的C政委反而说:只怪姓陶的不该开了那次会,致使以后又追杀了许多人。
有死里逃生者感谢陶政委的救命之恩,陶说:“那次我也犯了个冒充师政委的错误,因为县里也是团级,我们同级,他会听你的吗?幸好当时不戴军衔,使我冒充成功,回部队后,我还向师领导作了检讨,得到了师首长的谅解和支持,才侥幸过了这一关”。
据《邵阳县志》记载:在短短的两个多月时间里,“黑杀风”波及全县八个区四十三个公社、场、镇,272个大队,523户,被杀295人,被逼自杀277人,合共572人,其中农民492人,国家职工55人,其它25人。年令最大的78岁,最小的只有4岁,还有204人被毒打致伤致残。直到八十年代中期落实政策,才还给人们一个清白。


附录一:
陶柏荣:
杀 人 者 偿 命

1968年8月,我时任47军国防线路施工大队副政委,施工部队当时驻扎在湖南省邵阳县塘田市区委附近。一天上午,区委的一些干部和驻地的一些农工向我反映:“一群农民手持梭标,将一个被绳索捆绑的中年农民活活打死”,他们还说:“在这个区的其他一些公社也有类似这种打死人的情况”。我听后十分吃惊,感到势态极其严重,当即向来反映情况的人问清原因。他们说:“近一段时间以来,许多农民传说:地、富、反、坏分子组织‘黑杀队’,要杀贫下中农,那个被打死的人听说就是‘黑杀队’的人”。我进一步问:有什么证据没有?他们说没有什么证据,只是听说而已。
当时,我深深考虑着一个问题:自古以来,人命关天,没有甚何证据胡乱抓人杀人,岂不是无法无天,如果不及时制止这种乱杀风,任其蔓延下去,不知有多少无辜者将被杀害,身为一个共产党员,一名解放军干部,不能见此而袖手旁观,无动于衷。一种强烈的政治责任感敲打着我的心灵,决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坚决制止这种违法犯罪行为。
当时区委、区政府的领导靠边站,整个区里的工作由武装部长主持。于是我找来区武装部长和靠边站的区委书记等人,研究如何制止这种乱杀人现象,他们认为:在当时形势下,只有军队干部出面开会,才能奏效,于是一致决定第二天(8月25日)上午,召集区、社、大队干部、治保主任、民兵营长及区直属单位的全体干部职工开紧急会议,在区委礼堂里由我作报告。
报告中我讲了我们党的一贯政策、和国家的有关法令,严肃地指出这种无法无天,随意乱抓人杀人的犯罪严重性,号召真正的革命职工,广大的贫下中农,勇敢地站出来宣传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令,制止这种乱杀人的严重犯罪行为。我反复强调指出:“今后谁要是再乱杀人,就要追究谁的法律责任,就要谁以命偿命!”
报告作了大约三个多小时,听报告的约有四、五百人,会场座无虚席,因座位不够,不少人还站在会场的过道上听,全场鸦雀无声,一片肃静
散会后,很多人边走边说:“陶政委这个报告,讲出了我们想讲但又不敢讲的心里话,回去后一定要立即制止这种杀人犯罪行为”。
后来,我听说我作报告的当天下午,有一批人本来要被处死,被听报告的人回去后立即制止了这场杀戮而幸免于难。
事隔36年的今天,邵阳县的父老乡亲们还念念不忘当时当地的真实情景,许多人称我是当年邵阳县人民的“话菩萨”,而对我一再表示感谢,让我婉言谢绝。
2000年9月,中共邵阳市委党史办,邵阳市档案局编写出版的《中共邵阳市历史大事记》一书第195页至196页中记载了这件事。
人老了,有些怀旧,尤其是过去亲身经历难忘的事情还记忆犹新。每当夜深人静时回忆起这件往事,心里便感到无限的欣慰和愉快。


附录二:
宁 斌:
塘田市抓黑杀队始末

作者简介:
宁 斌,邵东县人,1932年生,解放初参加工作,由邵阳县公安局政工室调县人事监察科任副科长、劳动局长,1964年任塘田市区区长、区委书记,73年调任邵阳机械厂任政工组长、厂党委委员,后又调邵阳合成洗涤剂厂,退休。现随小儿在深圳定居。双眼患视网膜炎症严重,左眼基本失明,右眼视力0.2,要用800度的眼镜才能看书写字。提及当年在塘田市区委书记任内“抓黑杀队”的往事,心情激动,无法平静,几乎是摸着笔在纸上写出了往事的回忆---《平淡一生》。下文章是其中的一节,文字略有改动。
                      
一 、血染资江

1968年,我正在邵阳县塘田市区区委书记任内,七月,湖南道县发生“抓黑杀队”事件而杀害了大批群众,事情传播到了邵阳县,不少地方立即受到严重影响。记得在一次县里召开的区委书记会上听五峰铺区委书记汇报,当地民兵私设路卡,乱抓人、关人,混乱得很,一个从部队探亲回家的军属老大爷被当成“黑杀队”关押了起来,严刑拷打,群众反映强烈,形势极为严峻。会上大家发言激烈,纷纷要求县领导明确表态,迅速制止事态的发展蔓延。而当时主持会议的县支左办、县革筹负责人刘某人却大谈“文化大革命是新生事物,是群众运动,不要泼冷水”之类,对大家的正义要求与强烈呼声不于回答,弄得大家思想十分混乱,心情非常沉重,行动无所适从。这次会议是“黑杀风”之所以扩展蔓延的根源所在。
八月“,黑杀风”发展到塘田市区,他们和外地一样,将“五类分子”及其子弟,也有少数外出打工、经商的人,还有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以及平时爱发牢骚、讲怪话、和对干部意见较多的人,集中到大队部办学习班,强迫他们交代所谓参加“黑杀队”的事,方法简单粗暴,捆绑吊打,严刑逼供,凡是进了学习班的,都要交代所谓参加“黑杀队”的问题。由于刑讯逼供,你咬我,我咬你,互相乱咬,咬得一塌糊涂。他们也搞调查,但在调查中依然刑讯逼供,指名问供,结果假材料满天飞,迅速波及全区各地,甚至邻近各县边界地区都受到牵连。
农民群众听说“黑杀队”要先杀贫下中农,都吓坏了,于是自动组织站岗放哨,盘查过往行人,弄得人人自危,不敢外出,连田间作业,上街,走亲访友都害怕,有的农民还设立了家庭岗哨,天不黑就全家上楼,还在楼门口准备有石灰、尿桶、沙罐之类做防卫武器。本地人不敢外出,外地人不敢进来,完全被一片白色恐怖所笼罩。我有一位堂兄,是家乡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听说我全家处境危险,很不放心,特意从邵东老家跑来看我们,不料在路途中听说塘田市岗哨林立,到处都在抓“黑杀队”,抓到人就往资江河里丢。吓得无法前进,半途而返。
不久,又听说黄塘公社邓宝民,从县粮食局遣返回家,因出身地主而被关押审讯,强迫他交代所谓“黑杀队”的问题,他趁看守不备脱逃,将贫协主席的小儿杀死,结果,邓被全家诛灭。这个恶性案例迅速波及全县每一个角落,形势更加紧张,乱砍乱杀如火上浇油,迅速扩大。塘田市区也在这时大开杀戒。一个一个的所谓“黑杀队员”,由大队贫下中农组成的所谓“最高人民法院”宣判死刑,有的被活活打死,有的五花大绑丢到资江河里淹死,有的活埋,有的铳决,有的刀砍,死刑五花八门,样样俱全。听说塘田大队就杀了四个人。该大队第四生产队的肖展林,地主子弟,老牌大学生,在大队集训时怕处死,想保命,便故意把问题讲得很大很大,说自己在湘黔边境组织了一个“黑杀队”,有当地的地县干部参加,因此被送到县公安局,经审查完全是假的,又退了回来,结果被农民活埋了。该大队笫六生产队的莫国文,因历史上当过土匪,参军后被清洗回家,运动中也被当成“黑杀队”丢到河里淹死了。其妻是武汉人,原在部队当护士,后随夫回乡,夫死后生活无着,被迫改嫁了一个石匠。好端端的一个家庭就这样被破坏了。
塘田市街上还有个姓唐的,家里开了一爿药铺,只因出身地主,也被丢到河里,他挣扎着浮出水面,被人用篙杆把他的脑袋敲碎后随波逐流。
当时的资江河上,每天都有很多尸体飘浮在水面上,一直流到了邵阳市,听说邵阳市临时组织检尸队,将死尸拖到麻子洼掩埋。据当时区委秘书统计,二十天内被杀310多人,其中大会前280多人,大会后又追杀了30多人。主要是怕报复所至。
        
二、力挽狂澜

正当“抓黑杀队”抓人越抓越多,杀人越杀越凶的时候,八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七军某部政委陶柏荣率人来塘田市国防线路增音站检查工作。当天,他看到下街河边跪着五个人被推到河里淹死,立即跑到区里找到我和区武装部长。我们的对话如下:
陶问:你是不是这个区的领导?
我答:也是,也不是。因为原区委党政机关己被冲垮砸烂,换成了“抓革命.促生产”临时领导小组,我虽是组长,但县里不信任我,不仅长时间没有参加县里开会,连电话联糸也中断了,听说他们正酝酿成立区革命领导小组。
陶问:听说你们这里杀了很多人!刚才我从河边路过,就看到有五个人被推到河里杀害了,这件事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不去制止?
我答:完全知道,也正在做工作,昨天晚上,我带区公安员到附近的三青大队,就是做这个工作的,他们当面答应得很好,保证不杀人,可是一转背就变卦了,有人还骂我是地主阶级的保护伞,阶级立场有问题。
陶问:能不能召开一个大会,把基层干部都召来,来一个大发动,下决心制止?
我答:我们开会,根本无人来,讲话无人听。
陶问:以我们军队的名义召开大会行不行?
我答:完全可以,他们如果听说是军队同志召开的大会,保证百分之百的到齐。
经商定:笫二天召开全区公社全体干部、大队支部书记、大队长、民兵营长、治保主任、妇女主任到区里开会,由区委秘书用军队的名义发通知。笫二天上午十点钟之前,应参加会议的人员一个不少,全部提前到会,会场纪律严明,鸦雀无声,会议秩序出奇的好,开创了有史以来会场秩序优秀之先河。
大会由我主持,陶政委做报告。他讲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和大好形势,他说北京街头出现批斗彭 真同志坐“喷气式飞机”的照片,苏联拿到大肆攻击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他进一步指出当时全区发生的大抓人、大关人、大杀人的恶性事件,特别强调说:这完全是破坏“文化大革命”,是往毛主席脸上抹黑,是犯罪行为,这笔帐在运动后期一定要清算的,即使你是贫下中农,也万万不能动手杀人,法律规定得明明白白,谁杀人,谁负责,杀人是要偿命的……。
报告的震慑力很大,尤其是“杀人偿命”一句,使不少人吓出了一身冷汗。讨论中都表示听话,回去后立即解散学习班放人。但也有少数顽固分子,执迷不悟,骂陶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为地主阶级讲话。会后,全区范围的乱杀人风立即得到制止,但有少数人怕被其后人报复,偷偷摸摸的搞斩尽杀绝,斩草除根,故大会之后,又追杀了三十多人,以后就再也没有发生乱杀人现象了。
因在大会后我又被人用铁丝捆绑批斗,连老婆也经常被批判陪斗,游街示众,斗争逐步升级,对死人数字也无法核实。
        
三、教训沉重

滥杀无辜的“黑杀风”,虽是从外地吹来的,但为害时间长,无人制止,无人过问,致使事态迅速发展,范围越搞越宽,恶果极其严重,根源是“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搞乱了社会,搞乱了人的思想,使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严重混乱局面。
在县里,当时的县革委领导和支左领导小组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在“抓黑杀队”这个严峻的局势面前,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熟视无睹,无所作为,基层干部反映强烈,他们反而给下面的基层干部泼冷水,施加重重压力。他们自己放弃人命关天的大事不抓,却忙于干支一派,压一派的勾当,经常借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给群众戴大帽子,而把广大群众中的正确呼声压下去,致使“黑杀风”越吹越远,越刮越凶,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具体到塘田市区,在文革初期,仅管外面天下大乱,但塘田市这块巴掌大的天,由于地处边远,消息闭塞,还是比较稳定。67年初,广西来了一支小小的“红卫兵”让学校停课闹革命还闹不起来,后来,县里发生了“打李保路”之争,有人传说县里公布了干部档案,说我是未来的组织部长,是县委书记、“黑线人物”李荣中的红人,我也没有详加分析研究,偏听偏信,为避免和“黑线人物”挂勾,免得日后挨批斗,便表态支持“打李保路”,区里的派性斗争从此开始,一派要打我,一派要保我,闹得乌烟瘴气,难解难分。本来这个派性之争我完全可以做好工作,谁知要打倒我的一派却和县里的派性斗争挂上了勾,背后还有支左办的强硬支持,这样一来,我就无法开展工作了,只好远走高飞,到更边远的芙蓉公社的一个生产队与农民搞“三同”去了。
仅管我暂时远走高飞,离开了派性斗争的是非之地,但还是走了和尚走不了庙。当时的革命大批判总要上挂下联,不管批谁,总要抓住我不放,我到底属于那种人把我自己都搞糊涂了。后来我又被造反派开除了党籍,我更加无所适从了。
在杀人高峰期,我虽为抓革命、促生产的临时小组组长,但不受县领导的欢迎,他们支持我原来的副手夺权上台执政。但是,上级尚未明文撤我的职,我仍然责无旁贷。因此,在杀人开始时,我立即跑到县里汇报,见到了一位县革委副主住,谁知他对人命关天的大事根本不屑一顾,我汇我的报,他做他的事,要听不听,要理不理,态度冷淡到了极点,连叫我坐的话都未说,让我站着讲,讲完后他淡淡地说:“这种事县里也没有办法,你自己看着办吧”。使我满怀希望而来,满腹狐疑而归,眼看无辜群众惨遭荼毒,而我却束手无策,叫天(上级)天不应,叫地(下级)地不灵,搭邦陶政委挺身而出,主动出面制止,否则,“黑杀风”将会无休止地发展下去,死的人将会更多更多,后果的确不堪设想。
七十年代初,我离开了塘田市区,先在地区水利工程队任革委委员,负责抓文革中的经济清理工作,七三年调邵阳机械厂任政工科长,负责落实政策,七四年该厂召开党代会,我被提名为厂党委委员候选人,可是,邵阳县委硬要插一杠子,说我在县里工作有问题而横加阻栏,幸亏机械厂领导英明果断,不为派性所阻,坚持重在表现,而不轻听轻信,经过一个短暂的时期后,仍然追补我为厂党委委员。
由此可见,当时的邵阳县革委领导派性思想是何等地严重,“抓黑杀队”的重大责任是无论如何也推不掉的。
附录三:        
乱杀风中非正常死亡人员名单(绝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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