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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秋子  一个中学生的文革记忆(1-59连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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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被 tuffy05 执行加亮操作(2010-05-17) —

《“牛魔王”忏悔录 —— 一个中学生的文革记忆》
  
  清秋子  转自  天涯社区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24518.shtml
  
  
【写在前面】
  
  在并不太远的过去,中国曾有一段历史,将千千万万的中学生一并卷入。当这批人如今已经到了知天命之年,他们将如何面对自己荒唐的青春?他们会有哪些悔恨,有哪些感悟?他们最想告诉后人的是什么?
  上个世纪,1966年狂飙席卷中国大地的时候,一代中学生究竟是受骗上当,还是推波助澜?他们是无辜的天使,还是天生“原罪”的孽障?
  尘埃落定后,且由一个过来人,以当时的亲身感受述说往事。在做人的底线遭受冲击时,各色人物是如何表现的;一个民族最淳朴的底色是如何开始污浊的;民族素质这条“鱼”,是从何时开始烂起的?
  本文将力求真实、生动、细致地道出当代人闻所未闻的离奇史实……
  
  一、 1966,潮起
   
  1
    
  我是倾向于反权威的,不大承认任何权威。这也许和我中学时代所受的熏陶有关,尽管我实际上只念了一年中学。那个时候,是60年代,一个对中国的走向影响至关重要的年代。其实,60年代也有“新人类”,喜欢标新立异,他们比较幸运,历史终于让他们遇到了1966,逆反心理一下子就喷发出来了,势如洪流。
  那个时候的中学生,还是有一点精神生活的。像《王杰日记》、《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类小册子,就不用说了,太多。就连《中国青年》,也基本是连篇累牍的“主流话语”。那时候,如果想选择,也有《我们爱科学》、《儿童文学》一类有趣的杂志。还有一本书,叫《科学家谈21世纪》,那应该就是说的现在吧。里面描述的事物,神奇无比,多半现在已经应验了。你比方,城市高架列车、电动人行道、空间站、太阳能什么的。书里的插图,也很富诱惑,那么高的摩天大楼,基本等于共产主义景象。科学家们唯一没预料到的,就是车匪路霸、假冒伪劣之类——因为那跟科学无关。
  中学生只要是有心,还可以读到儒勒-凡尔纳的系列,还有苏联的一些科幻科普书,都是在50到60年代之交出版的,容易找到。当时不大提倡读,但读了,也不犯忌。
  那时候,歌剧《江姐》正在热演,里面那个《红梅赞》正流行,好听,到现在,也还是好听。不过,不为现在的人所知的是,那年月同时热演的,还有话剧《阮文追》和《千万不要忘记》。前者,说的是一个英勇牺牲的“越共”,样子很帅,跟美国电影里的越共截然不同。几十年后,我看到一张老照片,是南越伪军官在西贡街头枪毙越共,那个越共,就惨了点儿,形象太委琐。后者,是警世剧,说有一个青工,不好好干活,热衷于打野鸭子卖钱,好给未婚妻买华丽衣服,走入歧途。那个剧,轰动得不的了,各省的话剧团都在演。现在看来,乏善可陈,不过是老八股,没人信,如今哪个小伙子要是不这么干,还真就讨不上老婆。但那时,叫人耳目一新,为避免苏联放弃革命的悲剧,看来得从个人行为做起。话剧把反面角色塑造成了“小资”,他给未来老婆写的情书上说:“一天不见你,我的心里是多么惆怅……”演到这儿,观众哄堂大笑。在那年头,说个“惆怅”,也让人耻笑。所以我认为,现代汉语的词汇匮乏,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电影却是逐渐不行了。1965的暑假,放了一个《霓虹灯下的哨兵》,有点儿喜剧味道。因为当时公共信息中,幽默的成分太少,所以这片子让人开怀大笑。小孩子们,都能背下里面的大部分台词,一个暑假里,都在叨叨咕咕。
  那年月,生活很平静,少年人觉得是生活在玻璃房子里,无风无雨。土匪、恶霸、工头、资本家、妓女、诈骗犯、卖身契,那是永远绝迹了。要关心关心的是,全球另外“三分之二”如何,所以大家都爱看《参考消息》。1965年9月20日,印尼内乱,军方首脑苏哈托杀共产党人,把个世界上数得上的大党(按人数算)给杀光了。事态是一天天进行的,我们就一天天追着看。看到最后,一声叹息。苏哈托这个老家伙,居然到现在还不死,我们当时都恨不得食其肉。
  至于教育,那绝对是“应试教育”,不过是“温柔版”。一到下午,班级的体育委员在教室就往外撵人,女生去跳大绳,男生去踢足球,怕大伙念书念傻了。但学习成绩好的主儿,仍然是牛逼。不管主流怎么说,提倡体力劳动者光荣,最光荣的是掏大粪,但民间自有其价值取向,那就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考文科的,不过是二等公民。同学间,大家关系还行,不存在歧视,倒是老师比较歧视差生。追求思想进步的也有,但假如你不追求,也没人强迫。阶级出身方面的歧视,不大明显,官宦子弟还是比较克制的,由于教养好,甚至比较文雅。那时候,也有穷孩子。我们班的一个班长,老爸是工人,估计是“大老粗”,没什么技术,钱少,孩子多,全家每天买菜的钱,只有几分钱。我去过他家,一贫如洗。可是没人歧视他。只要你学习好,或者人稳重,同学们都挺尊重,小马哥要是生在那时代,决不会被挤兑成那个样。那个年代,对小孩子来说,可能是比较不错。
  那一年,我13岁,搁到现在,除了看动漫、打电游、吃雪糕,还能知道什么。可我们那时候,觉得自己大了,要胸怀世界,干点儿英雄们干的事儿。
  果然,千载难逢的事儿,就让我们赶上了。
  巨变发生在1966年5月,地平线开始倾斜,山雨欲来。是5月初吧,姚文元老先生的《评“三家村”》在媒体发布,全体老百姓震动。那时候,强势媒体是广播,街头巷尾的,都有高音大喇叭,免费向民众播出时事新闻。那一天,播音员的语气特庄严,一听就知道,要出大事了。
       
  2
    
  “五一”过后,我们那个班级正在一个小厂劳动,给木制教学用具刷漆。我个人以为,让小孩劳动劳动也不错,起码能知道一蔬一饭来之不易,省得像现在80后这样又馋又懒、光知道泡MM、泡帅哥。小厂在郊外,环境不错,我们就当是玩,却不知世事已一日千里。
  5月份以后,《人民日报》连着发表大块文章,第一次提出了“文化大革命”这个概念。一开始,是两种提法,一个叫“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一个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来才统一了。局面急转直下,连共和国主席都大感意外,老百姓更是直劲儿猜测。我们的劳动干到一半,就被学校紧急召回。那时,课程已经停了,由于惯性才保持了上下课的形式。学生们坐在教师里看报纸,读《活页文选》。这个《活页文选》,现在的人也不知道是啥东东了,就是把报纸社论、重头文章印成薄薄的小册子,一分钱一份,新华书店敞开供应。
  这么学着,其实没什么效果,那个年代的人,朴素到不能再朴素了,浑身上下也看不出哪儿有资产阶级因素。你让他再“革命”,他也不知道怎么革。记得我那时不住校,中午得带饭,我姥姥疼我,每天给我一毛钱,让我自己在供销社买两个豆沙包带去。这居然引起了部分同学的愤怒——“他怎么可以天天吃豆沙包?”好像我吸了人民血汗似的,吓得我赶紧让姥姥准备米饭加咸菜,这才平息了舆论。
  到了“六一”,暴风雨终于来临。当天,《人民日报》的社论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时候还算是治世,是个常规的国家,忽然首席报纸上发表这么一篇东西,天下怎么能不震恐?那天我在学校留连到很晚,看报纸,听广播。一个叫聂元梓的老女人,北大的一个系党总支书记,给北大的头头贴了大字报。大字报是啥东东?就是用毛笔在一开的大纸上写上对某某人的意见,字大如拳,然后贴到公众场所去。就跟现在网上的“强帖”一样,有那揭短的打字报一出,观者云集,叫做“为之哗然”吧。聂元梓这个老女人一出,天下真的就乱了,其实北大也不光是“民主摇篮”,它也出过乱世妖孽,不过现在全不提了。
  老聂是个牛人,她唤醒了无数野心家的潜意识——权威也可以骂。报纸上盛赞,说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老聂啊,就这么一举成名了。那时有三分之一的人念不出这个“梓”字,叫她“聂元辛”也叫过好一阵儿。
  “六一”后,我在学校每天都滞留得挺晚,听高年级的同学分析形势。终于有一天,有学生贴出了“质问校党总支”的大字报,就贴在走廊上,观者如堵。有些同学看不惯有人这么撒野,就高声质问。两下里开始辩论。我的一个陈姓同学,情绪异常激动,泪落如注,对我哽咽着说:“他们怎么可以这么对待党?他们怎么可以这么对待党!”我受到强烈感染,不禁也热泪盈眶。
  可是报纸不在乎你老百姓朴素的感情,天天在加大力度。毛主席又在北京“文革接待站”露面,说了一句:“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主席发话了,人们就不能不深思。渐渐地,我也放弃了保守态度。一次,一个高年级同学给我们分析,说这次,跟“反右”不同,1957年给党提意见的,是右派。现在敢于提意见的,是左派。我恍然大悟。
  大字报也是一种舆论,看来是挡不住了,在学校内不断出现,只是缺少轰动效应。当时的校领导,都是行政高手,他们静观事态,当然也有点儿不知所措。
  6月的东北,是好季节,晚上就更美妙。我在学校呆着,忽然想起语文老师挺可厌——背头梳得太亮,呢子衣服太整洁,又傲慢异常。我想拿他出口气,立刻口占一诗:
      
   头发梳得亮光光,
   皮鞋踏得响梆梆,
   语文老师佟**,
   耀武扬威进课堂。
   ……
      
  后面是什么,忘了,总之极尽挖苦之能事。我的一位涂姓同学毛笔字写得好,立刻抄成大字报,张贴在主楼的三楼楼梯上,大字报挺长,一直垂到二楼。我们主搂的楼梯,是个天井式的,站在一楼,可以看见三楼。大字报一出,全校哗然。那时我们校有一多半人住校,各寝室呼朋引类,眨眼间人群就挤满从一楼到三楼的全部楼梯。
  高中同学尤其开心,先开始有人朗诵,后有人倡议:“大伙一起念。”于是立刻,千百条喉咙放声朗诵:“头发梳得亮光光,皮鞋踏得响梆梆……”及至念完,掌声、笑声、起哄声,乱成一团。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啊。大伙意犹未尽,又起头念了一遍,整个大楼被震得嗡嗡乱响。后来有当晚不再学校的同学说,在三公里外他家都能听得见,不知道学校出了什么事情。语文老师的尊严,就在这齐诵声当中,灰飞烟灭了。
  闹到后来,学校教导主任出来了,是一平素威严的女人。此时她态度和蔼,一个劲儿说:“同学们,你们的革命精神是好的,但是这个楼梯的承重是有限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请大家散去。大字报也不要贴在这里。”
  高年级同学立刻就有人反驳:“楼梯不结实,拿出证据来!”更有人叫喊:“灭火队!可耻!”
  教导主任忍辱负重,笑容不改,还是劝。又僵持了一会儿,大家觉得已经过瘾,就决定散了,但大字报谁也不能动。
  6月的晚风,拂面温柔无比,从主楼出来,走在操场上,只见三三两两的同学边走边议论这事。有几个极漂亮的高年级女生,还在背诵我那诗,继而就咯咯地笑。
     
  3
    
  我们那个学校,是省重点,叫做“省实验中学”,全省排名第二。排名第一的,是师大附中。这两个中学,集中了全省的精华。在我们校,干部子弟特多,他们有内在的优越感,文质彬彬,人也都长得清秀,估计老妈们都是美女。他们的爹妈,一般是省市机关的局处长,家里住小洋楼,两户或四户一栋,房间多而且宽大。多年以后我想过,他们是不是凭了特权上了这好学校呢?然而又不像,因为这类同学,学习成绩都非常好,完全可以凭实力考上来。当年走后门的,也有,但很罕见。我们班一个王姓女生,来自市郊农村,看不出是什么佼佼者,就因为她哥是校后勤处的头儿。那时的人淳朴,没人来追究这个。
  我的情况,就比较尴尬。我爹妈是高级知识分子,不过跟储安平那一类不同,一是他们年轻,解放时才大学毕业,没那么多历史纠葛;二是他们是搞科研的,不是人文知识分子,不存在“谋逆”的潜在可能。当时的国策是,中国要强大,科学要发达,一般不去骚扰科学人士,所以相对日子好过一些,但终究不是主流阶层。再加上收入较高,又不免遭人忌恨。这样的人士,在那个年代里,有一点儿另类和灰色。
  当时人的经济水平,干部,大学毕业工作后,一般月入是36元钱。工人,学徒工大概是15元,八级技工也就是“工人贵族”能达到80元。我父母一个月的收入,加在一块儿是220元钱。而国家主席和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据说是月薪400元。可见我们家还较为富裕,因此,一直为部分同学所侧目。
  偏偏我的学习成绩又不大好,在班上属于最后三名之列,数学、俄语、语文、地理,一样也提不起来,成了“富家子弟多废物”的典型。整个初中一年级,都郁郁不欢。我小学上的是一所单位的职工子弟学校,教学水平有限,我还可以跻身于优秀生之列。中考时,作文侥幸没跑题,凭本事考进了重点校。可是一到初中,就傻了眼,就像小县城的高考状元进了北大,地位一落千丈,成了差生。
  我努力了一年,改善也不大,就是笨,无法。到一年级下学期,也就是1966年3、4月份,仅有语文稍有起色,有个把篇作文的个把句子,被佟老师用红笔画了些圈点,意思是“孺子尚可教”。但佟老师并不把我当回事,他只垂青一位苗姓的女同学。那苗妹妹长得漂亮,作文也端的是好,回回都拿来当范文念。
  班主任张老师,女性,壮硕,原则性强,认为我这样的学生,不堪造就成“接班人”。她对官宦子弟比较尊重,对我,一直轻蔑。一次开家长会,张老师特地对我爸说:“一定要让你的孩子在家扫厕所,锻炼锻炼。”爸爸是老实人,诺诺而退。回来跟我妈说,我妈厉害,由于当时经常遇到这类啼笑皆非的事,所以她根本没当回事,只说:“开玩笑!她不知道,我们家厕所干净着呢,扫厕所,能锻炼什么?”
  那个时代,很有些矛盾的事。一方面,突出政治的调子很高,一方面人们仍热衷于钻研业务。后来的大字报,就开始直指“反动学术权威”了。我们学校的李校长,名绍基。这名字不大好,跟“烧鸡”谐音。那年月好吃的东西少,电影里汉奸和腐化分子都愿意吃烧鸡。我多年以后才品出来,这位李校长其实是个性情中人,洒脱得很。他当时有两句名言,被革命的学生们抓住了辩子。一句是,“要披头散发赶附中”。你看,这多么形象。一个人,要达到一个目标,真就要有这种“披头散发”精神。当今的女孩子,如果都能“披头散发傍大款”,我认为,一定没有傍不上的。还有一句是:“你们知道爵士乐是什么调子吗?就跟小孩小便的声音差不多,你们听啊,嘘嘘嘘——”
  前一句,革命学生斥之为鼓吹“白专道路”,后一句,学生斥之为“灌输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大字报言之凿凿。李绍基校长,就此威望扫地,成了笑料人物。
  这还是打的边缘战,是大乱的前奏。66年5月16日,著名的《5、16通知》出台,实际已决定了中国未来的走向,但老百姓不可能知道。后来,《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出台,这个是公开的,俗称“十六条”,确定了“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明白的话,傻瓜才不理解。
  终于,火力渐渐开始对准当权派了。从6月初起,老师们就已全面退出学生生活,不知道干什么去了。这时候的中学,学生处于自治状态,高年级同学一开始对我们说,要停课闹革命,今年的高考也暂停了。我们听了略略有些激动。过了几天,又有准确消息传来:永久性停课,全力以赴投入运动。开课的事情,到运动后期再说。我们简直是狂喜,尤其是我。再见了,可恶的课本!再见了,不讨人喜欢的老师!自由从此开始。那一天,我们几个同学跑到学校实验田里,摘了几个西红柿吃,夏天的西红柿,真是甜,甜到心里。从那一天起,我就再没学过中学课程了。到现在,化学、物理、数学的知识等于白痴,给我老爹擦鞋都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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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们在蠢动,学校管理层也不是泥塑木胎,他们驾驭学生多年,老到得很,这次虽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从上头的精神里得不到相应的办法了,却能依照惯例来处理。他们拿出的一招是“散其锋锐”。首先,不允许大字报贴在教学楼走廊了,而是在体育馆另辟了场所,拉起绳子,你有多少大字报都尽管贴。结果大字报虽多,却不能像在教学楼里贴出来那样具有喜剧效果了,冲击力随之大减。其次是组织学生去劳动、下乡。你要革命,总不能抵触劳动吧,等你去劳动,革命自然也就得放一放。这个办法,也有点儿用,学生喜好新鲜,一劳动,确实就忘记了现实。再有就是把原来靠近领导的“基本群众”组织起来,成立“校卫队”,维持校园治安,相当于俄国1917年临时政府的“士官生”,能起到保驾作用。这伙卫队,后来发展成为一派,当时民间名之为“保皇派”——借用的是法国大革命的用语。
  三管齐下,校园的胡闹果然平息了一些。我们的班主任早就不露面了,一位体育老师带领我们下乡。在郊区,离学校不远,是走着去的。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触农村,感觉比较落后,但并不触目惊心,反而有点儿野趣。劳动不算太累,大概拔草之类的吧,记不清了。印象比较深的,是生活不便。睡在老乡家的土炕上,跳蚤奇多,晚上咬得睡不着。第二天起来列队,满口“大词”的体育老师也是在身上左挠挠,右挠挠,顾不得形象了。这“蚤子”,写在张爱玲的华丽文章里,蛮有诗意的,在现实中,却令人恐怖。同学们反应强烈。生产队干部倒也实在,马上把“六六粉”(剧毒农药)洒了一炕,第二天晚上又呛得我们睡不着。劳动的间隙,我们集体去上厕所。这个村还比较发达,村中央有一个公共厕所,设施很简陋,两个入口,没写男女。我们问了村干部,知道了哪个是男用的,就一窝蜂挤进去。人多,坑位少,一位于姓同学恼了,转身就进了另一个门。好家伙,光天化日下进女厕所!男生们立刻起了哄。于同学放完水,系着裤扣出来,见大家哄笑,脸立刻涨红:“你们知道什么?农村厕所不分男女。妈的,你们这帮逼。”
  于同学出身平民,家在二道河子平民区住,熟悉乡村生活。他此刻说的,也许是真理,但在那种情势下,他分明就是进了女厕所,有口难辩。一旁的村干部只是抿嘴乐,不做证明。这正应了文革中最流行的一句话,“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然而这少数人,几十年来证明了,也往往最倒霉。
  革命与保守就这么在校园僵持着。在全国范围内,少奇主席下令派了“工作队”。绝大部分工作队,都是去大中学校熄火的,试图把运动控制在一个有序的状态下。但也有例外,工作队也是人,思想不可能都一样。来我校的工作队,比较支持激进的学生。革命学生还不至于熄火,拉锯战在延续。7月中,形势起变化,毛主席离开住了一段时间的湖南滴水洞,北上,至武汉。以73高龄畅游长江一个多小时,他穿浴衣向群众挥手的大照片,登满了各大报纸。并有豪言壮语传遍全国:“要学会在大风大浪里游泳。”这,是个预言,全国人民也知道,他指的其实不是水。
  游完长江,老人家继续北上,回京,要总揽全局了。很快,一张最有气魄的大字报问世了,我们后来才知道它的内容,题目叫《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大意是说,50多天来,从中央到地方,死气沉沉,工作队没干好事情,历史上凡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等等。那几个乱臣贼子,康生、江青、陈伯达,趁机在北京搞了些蛊惑与收买人心的名堂,撤回了全国的工作队。吾土吾民,再次大哗。
  这回的火山可是再也压不住了。7月下旬,炮轰我们学校一把手——总支书记王锐符的大字报铺天盖地。王书记是个典型的政工干部,不是很亲切,有城府,有点儿架子,但偶尔也能说很平民化的话。下乡劳动前,他还给我们做过简单动员,话语很平实,说体力劳动并不可怕,老乡能干,咱们也能干。
  几天后,终于开了王书记的斗争会,在露天操场——我们叫风雨操场。晚7点半开始,学生站了一操场,王书记站在高台上,低首下心。一个个教师、教工、学生上去揭发——干了哪些错事,说了哪些错话。口号声一阵阵滚过,大意是“打倒王锐符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这王锐符是久经考验的干部,不是那么好屈服的,斗争会开得相当艰苦。若干人跳上台去指控,有口齿不灵的,还引起哄堂大笑。我记得有如下一段对话,堪称经典——
      
  “你说没说过毛主席教育思想是‘那一套’?”
  “说过。”
  “毛泽东思想放之四海而皆准,你为什么说是‘那一套’?是不是在恶毒攻击?”
  “我寻思(支吾片刻)……主席思想是科学的思想,是有体系的,是一套一套的,所以才这么说。”
  (全场爆发愤怒的口号声。)
      
  斗争会反复施压,到后来,让王书记挂了一个大木牌(上写反党分子王锐符号并打红叉),站在一个课桌上,岌岌可危,头上还戴了一个铁丝的字纸楼,状如可怜的堂-吉诃德。最后是一桶臭墨汁从头浇下。大会直开到深夜1点,王书记终于顶不住了,你说什么我都承认。会议组织者立刻请示了省委,要求“罢官”,也就是现在的撤职。省委那时候难以自保,只要基层有要求“罢官”的,一律同意。于是当场宣布王书记被“罢官”,全场掌声雷动,口号声直窜夜空。
  在我们的头上,星空万古如斯。往年的这个时候,校园正度过宁静的暑假,晚上,也许有业余兴趣小组在看天象。这样的宁静,今晚所有的人都意识到了——以后不会再有了。
       
  5
    
  那时在中学里,到1966年,共有六个年级的学生。初中三届,高中三届,是文革前考上中学的“最后的莫希干人”。“老三届”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那时我校的学生,以我当时的眼光看,可以说是一批人杰了,个个堪当栋梁材。
  那时的高中生,成熟稳重,大多都很善良,且早早就有了自己的人生规划。有的追求进步,热心公益事业,为早日入团积累资本;有的闷头学习,一心想攻入北大清华,当一等公民。他们头脑清晰,办事干练,到现在我对他们那批人,都还心存敬畏。
  我们班的同学就更了不得啦,绝大部分是神童的级别。上数学课时,一半的同学都不听老师讲课,而是自己自学抢进度。他们大都住校,晚间要上晚自习,是自愿的,非常刻苦。有人没等初一念完,已经自学了一半初二的课程了。那个时候,允许跳级,只要自学完初二的课,下学期可直接上初三。我已经看出来了,多数人都憋着劲儿要跳级,因为那很荣耀。
  我就不行了。家离学校近,是走读,感染不了那种拼命的气氛。不大勤奋,又笨。数学金老师在课堂上讲的东西,我都听不大明白,更遑论自学!晚上做完作业,就算拉倒,决不多花脑筋温功课,只顾了听小说连续广播。作家浩然的《艳阳天》——“萧长春三年前死了媳妇儿,到现在都一直没娶。”哈哈,听得不亦乐乎。后来偶然发现,同学们都在看教辅书,演算数学题练脑。我很惊奇,一打听,原来是《趣味数学》、《数学疑难土解》、《初一数学习题集》之类,便也买了来做。一试,才知道,里面的题刁钻古怪,不胜其烦。想想,也就放弃了。
  文革一来,他们全都白费劲了,我也因此放下了一个大包袱。我自从上了初中不久,就厌学,上课只是喜欢看教室窗户上挂的白布窗帘。窗子底下,是一排丁香丛。天气好的时候,阳光照在窗帘上,是透明的。风一吹,轻轻舒展,露出窗外的绿叶。日子在那个时候,就显得很宁静。
  现在好了,课不上了,书记校长也倒台了。我们学校这个社会基本单位,已经处于无政府状态了。诸位一定从没感受过。那感觉,正如电影《阿诗玛》里唱的——“远远离开热布巴拉家,从此妈妈不忧伤,哎喽哎喽不忧伤……”
  我们不忧伤。我们才刚满14岁,一辈子的路,不是还长着呢吗?现在吃喝不愁,又不上课,就玩吧。那年夏天,全国掀起了学游泳的狂潮,因为领袖刚刚“到中流击水”。我天天跑到南湖游泳场学游泳,学校不想去了。大字报穷追王书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感觉很枯燥,不如观赏淋墨汁的批斗会痛快。在水里,三折腾两折腾,居然就学会了游泳,且是会三种姿势。至今我的速度与耐力,都罕有人能匹。

 6
    
  7、8月之交,我只是狂玩,精神生活全无踪影了。那时小孩还是有很多杂志可看的,到7月份,为了跟上文革步伐,这批少儿杂志先是踉踉跄跄,发一些小孩跟工农兵伯伯阿姨一起横扫牛鬼蛇神的画图,发点儿官样文章,后来干脆,通通停刊了。
  那时的干部、知识分子和学生,基本不干正事了,在本单位乱刷大字报。在北京控制运动的,是中央文革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名列国务院之后,其实是权力中轴。为首者,江青,在公众场合常戴军帽,高举语录本。我在广播里听过她的讲话,说悦耳的普通话,有颤音。
  到了8月18日,东胜神州突地蹦出了个牛魔王——红卫兵。8月下旬,东北已天凉,早晚冷嗖嗖,可是18日那天,广播里能听到北京沸腾了——毛主席在天安门检阅百万红卫兵。那一天是林彪讲的话,他湖北口音重,“忠于毛主席”念成“忠如毛主席”,且喊口号时,拖音极长,颤颤的。“万~~~~岁!”——就这个样子。林彪讲话里提到了“要反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后来马上被人们归纳为“破四旧”。这话抽象地来看,没有错儿。但他在那时一说,无疑是“灭杀令”,第二天,咱们中国就开了锅。
  第二天,各报整版登满了照片。给人印象最深的,一张是毛主席穿军装、戴袖标,在天安门楼上向群众招手;另一张,是著名的红卫兵人物宋彬彬给毛主席左臂戴红袖标。说到这儿,得倒叙一下,红卫兵这批小牛魔王,可不是一天之内就涌出了一百万的。这个组织,我后来做过专门研究,开了不少眼界。它早在5月29日就成立了,由清华附中100名小牛魔王发起。为首者,卜大华。他早已是无声无息了——臭虫其瘪也。可是另有一位大名鼎鼎者在。100好汉中,有一为“红卫兵”名称发明者,也就是在世界上第一个使用“红卫兵”名称者,叫张承志。多年来,我一直注意搜集张承志先生的散文集和小说,希望能看到他在良知上有那么点点愧悔。可是没有,张先生是正义的化身,总是有理。“红卫兵”这个词,在他老人家的书中多次提到,对其赞美之词,犹如80后的MM狂捧宫崎骏。翻遍张先生雄文,仅有一处提到这是“错误”,另一处,是自辩“没有……完全人道的革命”。
  好了,对“红卫兵”不能再多说了,多说,我这文章就要岔到爪哇国去了。总之,红卫兵是一个以血统(出身)纯正与否为条件,来吸收成员的小牛魔王组织。仅此一点,像什么我就不用说了。成员穿旧军衣军裤,腰扎宽皮带,臂戴红袖标,戴军帽(女子亦然)。以我后来的见解,全国的红卫兵是狂徒,北京的红卫兵是恶棍,北京西城区的某些红卫兵是匪——基本如此。他们这帮恶棍干了些什么呢?只说两件,8月5日,北师大女附中的校长卞仲耘,被本校女红卫兵活活打死,成为中学校长文革中殉职第一人;8月23日,北京女八中100名女红卫兵在文庙批斗文化界“黑帮”,殴打、凌辱老舍先生长达10多个小时,第二天还要他老人家去接受批斗,老人只有一死了之。
  这些狂徒啊,女牛魔王,我的年轻的读者们,她们那时不过才15、6岁呀
   
  7
    
  有一个古词儿,是形容乱套了的,叫做“鱼烂”。挺形象,我一下就记住了。那年北京一闹,全国就稳不住了。对那一年的8月,文革时御用的“伪史”称为“红八月”,不过也真是够火的。如果说在此之前,人们还只是在本单位闹腾,社会秩序、世道人心还在依惯性维持着一个治世的样子,“8、18”以后,那是真正的开始“鱼烂”了。在某些角落,甚至一直烂到现在。
  8月20日,也就是林彪的湖北腔绕梁未止的第三天,北京各中学的红卫兵杀向社会了。继而,在我们长春,也遍地冒出了穿黄军装的“革命小将”。那天,我坐公车去五商店瞎逛,半路上上来两个小牛魔王,女的,扎刷子辩儿,不知是哪个学校的。我那时判断力极强,一看岁数、气质,就知道是初二的。两丫头手拿《毛主席语录》,一本正经,上了车,就堵在车门,不买票。售票员哪里敢问。一会儿,一个翻开语录,高声朗读:“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念了两条,两人忽然又齐唱《造反歌》,节奏铿然。词曰:
      
    老子革命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要是革命的,
    你就站过来,
    要是不革命——
   (白)你就滚他妈的蛋!
      
  这歌里的“老子”,是指爸爸。红卫兵的“思想”,在这两句词儿里,可见一斑。车内多是成人,那时市民心理还处“惯性”状态,对这种小玩儿闹还不大适应,就装作看不见听不着。当俩虎妞声嘶力竭喊出“就滚他妈的蛋”时,终于有一位大学生模样的男子忍不住,嗤了一声:“这什么玩意儿!”声音很大,全车都听得见,人们会意,但没有敢搭腔的。俩小丫气势虽凶,但显然是初上阵,不敢造次,也就装听不见。那时大学成立红卫兵要比中学迟一些,大学生们对待革命的态度,也要比小孩严肃得多。车到站,俩小妞连呼两声“造反有理,造反有理”,便下车了,扬长而去。
  这是小意思,又过了两天,市面上就沸反盈天了。各路红卫兵四处“破四旧”,街上黄流乱注,红旗招展,一副要“天街踏尽公卿骨”的架势。张承志也说过,他忘不了红卫兵“为底层人民的申张”。不过,果真如此,倒也好了,哪怕你爬上土豪劣绅小姐的牙床去蹦一蹦,大家也没意见。
  他们这帮小牛魔王在干些什么呢?——捣毁名胜古迹、禁止奇装异服、烧古旧书籍及字画、改街名店铺名、抄家、殴打“黑五类”分子、揪斗“黑帮分子”。如今凡你在名胜区看见缺鼻子烂眼睛的石佛石像,八成都是那时候搞的。
  革命前,一到上班,街上人很少。一进8月,闲杂人多了,乱哄哄的。大街上,传单满天飞,闲人就乱抢。这么看上去,是很美,有点儿像革命,像“五四”或“12、9”,打倒孔家店或救亡。但看看传单内容,现在的人恐怕就要晕了——整个一义和团大师兄的逻辑和语言。略举一二,供观赏:
  其一,“强烈要求交通部门把红绿灯颠倒过来。红色是革命的颜色,怎么能表示‘禁止通行’?”
  其二,“现行的《毛泽东选集》是用白纸黑字印的,白色和黑色都是象征反革命的颜色,因此我们强烈要求今后《毛选》用红纸金字印刷。”
  其三,“广大的革命群众注意,长春市新生塑料厂生产的凉鞋,底部的花纹是一个‘毛’字,穿上这种鞋,就是把‘毛’字踩在脚底下,我们强烈要求公安机关抓获设计这种鞋的丧心病狂的反革命分子!”
  其四,“请大家注意,某月某日《吉林日报》第某版的主席像,在阳光下透过去看,背面是一行大标题,毛主席身上,恰好是‘毒蛇’两个字。强烈要求专政部门揪出隐蔽在报社的反革命分子!”
  其五,“副食品店卖点心蛋糕,是提倡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勒令从即日起只能卖符合工农大众的食品窝窝头!”
  等等,等等,左不过是这类货色,也不知道在申张什么正义,倒像是刚从北京安定医院跑出来的。
  就算是大师兄,也罢。人家大师兄是灭洋,精神可嘉,而红卫兵却是专灭自己人,欺辱弱势群体,形同恶奴。
  那时候,被红卫兵砸了个落花流水的,有两类人,一是“黑五类”,一是“黑帮分子”。黑五类就是地富反坏右,黑帮就是在单位里被打倒的老教师、人文知识分子、艺术家。黑五类其实原本就很惨,是社会边缘人物,苟且地活着,低人一等,连子女都上不了大学。人文知识分子之流,工资虽然高,但也是边缘化人物,总是夹着尾巴做人。两者都是靠劳动吃饭的,根本谈不上是欺压劳动人民的恶人。正因为是弱小者,所以成了红卫兵痛打的“落水狗”。原本在60年代初,这种歧视和不平等,就已经很厉害,红卫兵更是变本加厉,往死里糟践他们。
  那时候的闹市区,是节场,是马戏大棚,是疯人院,见着什么都用不着奇怪。革命群众发明了一种宣传车,汽车上装着高音喇叭,走到哪儿喊到哪儿。人们都机灵了,一听宣传车哇哇叫,就知道准有热闹,又是拿黑帮游街了。这后遗症我到现在还有,在街上只要一听到银行揽储或酒厂促销的宣传车叫唤,就回头想看有什么热闹。
  有一天在斯大林大街上,锣鼓喧天。我看见,远远就过来了一伙黑帮,穿着古装戏服,敲着锣,喊着自辱口号,摇摇摆摆地游街,官帽子上的两个帽翅,还颤颤地晃动。后面是革命群众压阵。看热闹的人见得多了,只是冷冷地看,也不喝彩。敲锣的黑帮只是目不斜视地敲,也没有羞愧的神态。
  那是一日三惊的日子,不知道什么时候,红卫兵就又弄出什么花样来。“破四旧”,把常态的社会砸烂了,人们开始热衷于观赏别人的尊严如何被践踏。
  那时候,其实也是有法律的,有警察。虽然那时的警察,现在看来比较窝囊,不敢跟老百姓吹胡子瞪眼,但乱打人,乱抄家,他们总可以管管吧?不行,中央文革有令,公安部发了文,不许警察干涉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北京女八中小牛魔王殴打老舍先生那天,老舍的同事见再搞下去先生恐怕要玩儿完,就把老舍“掩护”到了派出所。但小牛魔王们又撵到派出所,继续打,直打到半夜。警察能说啥?
  鱼呀,就这么开始烂了。张承志笔下“理想主义”的红卫兵,“动机纯洁”的小牛魔王们,他们在北京,一个多月里,就革掉了1772人的老命,比我们学校当时的总人数还多。在北京大兴县,竟有22户被灭门,死的最小的一个,出生才28天!小子们固然可以“理想主义”,但是天理何在呀!当然了,张先生尽管可以继续“礼赞”他的红卫兵,我在这儿,只是说说而已。
  我们东北那个地方,民风虽然骠悍一点儿,但在那个年代,还存留着文革前的一点儿理性。同样是红卫兵,长春的小子们不过就是狂一点儿。我那时,没听说有打死人的。
     
  8
    
  8月末,我在街上逛够了,到学校去看了看。学校已是红卫兵的天下。进进出出的全是黄军装,火红的袖标表示着他们是优等人。我的出身,不是“黑五类”。姥爷虽然曾是大名鼎鼎的企业家,但已过世多年,早不为人所知。东北又是大男子主义盛行的地方,母系的问题大家不太重视。那年月,讲出身要讲到三代,即论到爷爷辈。我的爷爷,是个普通人,解放前是南京一家厂的科室人员,49年以后留用,一直就没变化,因此我的出身是职员。灰色,不入流,没资格加入红卫兵,但也没多大问题。如果是“黑五类”出身,那就惨了,当年被叫成“狗崽子”,连人都不是了。
  走在学校里,看昔日某些同学,忽然就成了上等人,把家里老爸的“将校呢”、“人字呢”军装一穿,威风八面。小子们看我的眼光,再没有以前的那种平等与和善,而是有藏不住的蔑视。
  在我的成长史里,在小学遭人嫉恨是有的。一是因为家里有钱,二是因为学习不错,这都惹人眼红。但受歧视是决无的。那年月,公开舆论还是提倡平等的,像“阶级兄弟”之类。小学班里有一个同学,家贫,父亲是街头的修鞋匠——那年头极为罕见的自由职业者。有一次,我跟他闹别扭,童言无忌,说了句:“你爸是个掌破鞋的!”老师知道了,大怒,在课堂上教训我:“什么叫‘掌破鞋’的?那是劳动人民。没有劳动人民,你,你爸爸妈妈,能正常生活吗?”我脸颊通红,羞愧难当,真恨不能有个地缝钻进去。从次再不敢轻视修鞋的职业。到今天为止,对街上修鞋的浙江农妇,仍是恭敬有加,请她们钉鞋掌的时候,总要问问她们家里收成,孩子学费什么的,让人家心里舒舒服服。
  我们这个民族,是农耕民族脱胎出来的,讲究一团和气,睦邻友好。在以前,不论改朝换代、战乱、外患怎么洗礼,民族素质上总有一种与人为善的敦厚底色。文革前,邻里相帮,是不分身份角色的。居民区里的贫民人家,也曾给我们家送来一些黄灿灿的“大饼子”(玉米面制成),让我们祖籍南方的人尝鲜;我们家也回馈给他们一些粮票,聊补他们的吃食,相处怡然。
  但是自“红八月”之后,淳厚民风开始瓦解,到后来荡然无存,歧视之风大盛。被歧视者,不是因为人品不好,而是身份所致。因为总是不断有人在倒霉,所以一轮一轮,总有一批人无端受歧视。
    
  9
    
  在家里混了半个月,忍不住,又去了学校。学校里,走廊的大字报已经是满坑满谷。最醒目的一张,题目叫做《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落款是“省实验八一红旗战斗队”。这个标题,就是当年最著名的“血统论对联”,是红卫兵的基本理念。至于内容,无非是些狂妄之论,但以当年我们这些卑微者看来,真像句句都在扇我们嘴巴子,一掌一个血印。
  正彷徨间,我忽然遇到班里的一位宫姓同学,他父亲是某军医大的教授,想必他本人也算“革军子弟”。如今也是个红卫兵了,戴个红袖标。感觉上有点儿新鲜的,是红袖标上面印的是黑字。老宫对我很热情,把我拉到风雨操场坐下,促膝谈心。他说:“参加组织吧,别在家瞎混了。这样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错过了可惜。”我无比羡慕地看着他的红袖标,迟疑道:“可……我不是‘红五类’出身。”所谓“红五类”,是与“黑五类”相对应的身份,即:工、农、革干、革军、烈士,这五种。只有老爹是“红五类”,才可入红卫兵。老宫这时笑了,说:“你老爸是地主?是资本家?”我连忙摇头。他又说:“这不结了!你虽然不能加入红卫兵,但可以加入革命群众组织啊。我们是新成立的‘革命造反大军’,是最有前途的组织,凡不是‘黑五类’出身的同学,我们都欢迎。你完全可以加入,怎么样?”
  他见我懵懂,就给我上了一堂形势课。原来,我校已经有了三个学生组织。第一个,叫“毛泽东思想前卫队”,由原来“校卫队”的那一伙发展而来,哺乳之恩难忘,所以是“保皇派”,一点儿都不前卫,认为校党总支没什么大错误。他们态度保守,又拉了不少出身可疑的同学加入,所以人虽多,但名声臭。我班几乎所有的原班干部,都加入了这个“前卫队”。第二个,就是前面提到的“八一红旗战斗队”,这是个纯红卫兵组织,非“红五类”不要,以“革军”子弟为主体,人虽少,但比较跋扈,态度也很保守。第三个,就是“造反大军”,这是一股新兴势力,精英分子多,政策性强,态度坚决,以打倒王书记、搞垮前两个组织为己任。
  我被说活了心。“破四旧”以来,虽然看热闹看得开心,但经常有被时代抛弃的失落感,毕竟是郁闷。风声最紧的那几天,家里也很紧张。父母在那一年不过39岁,但他们已有的一生,无疑是一部“四旧史”。家里老照片多、旧书多、书信多,如果被抄家,也许就是惹麻烦的祸端。他们倒不是很怕,反正大学毕业以后就在解放区的天下,没做任何亏心事。姥姥可吓坏了,一听敲锣打鼓就心惊,于是偷偷“坚壁清野”。白天父母上班,姥姥就把她认为不安全的东西撕碎了,扔进茅坑用水冲走,在厨房用火烧掉,趁人不注意扔到垃圾站去……老人默默无语,忙得很辛苦,犹如被捕前的地下工作者。东西也不敢卖给收破烂的,怕被追查出来。那一时期,宿舍区经常飘出烧纸味儿,看来干地下工作的还不少。幸亏老百姓还算淳厚,居委会和邻里并没有去揭发的。大难当头,谁都不易,落井下石的事情那时还不多。
  姥姥是家庭妇女,劳动了一辈子,然而早年是小康出身,也不知哪个年代存了一条细细的金项链,即使放在今天也值不了多少钱,她偷偷交给我,让我扔到南湖里。我慨然应命,像个敌后小八路,遛跶到湖边,见左右无人,赶紧扔了。
  我最心疼的,是爸爸小时候的儿童读物,图文并茂,纸很厚,图画都是彩色线描的,典雅细腻。我记得有讲救火队的、有讲养蚕人的、有讲运动会的,五花八门。这些书是一套丛书,总名大概叫做《中华民国少年文库》,这名儿就犯忌,不烧怎么行?
  革命来了,我的家人却惶惶如丧家之犬,这感觉很不好,与我年年清明在烈士墓前的宣誓不大符合。现在,老宫拉了我一把,终于有了一个重新踏入主流的机会,于是我略加考虑,就同意了。
  老宫大喜,马上拉我去办手续。很简单,初三的一个小子随便问了问,主要是问出身。我说是职员。他说:“你爷爷解放前呢?”我说:“解放前就是。”他说:“哦,是伪职员。灰色的,没干好事,也没干什么坏事。”老宫连忙说项,那小子说:“行!欢迎参加‘造大’,好好干革命。”
  过了两天,老宫给了我一个袖标,黑字印着“革命造反大军”。这是群众组织袖标,一般根本没人戴。红卫兵到现在已经泛化了,一个组织里面,即有红五类,也有非红五类,咸与维新。不同的是,红五类都戴“红卫兵”袖标,非红五类什么也不戴,军装与仿军装也不能穿,只穿蓝学生服。
  老宫告诉我:“北京最先起事的红卫兵,是用墨在袖标上印了‘红卫兵’仨字儿,是在毛主席的几个题词中扒下来的字体,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黑字兵’。主席在天安门检阅,戴的都是黑字袖标。这袖标,表示血统最纯,资格最老,一般组织不让用。咱们造反大军有几个人跟他们北京黑字兵是哥们儿,因此获准用黑字。你看看,多精神。他们那些黄字的、白字的,多土!”
  我仔细看看他的红袖标,果然有贵族气,就越发珍视这份儿荣誉,尽管我没有。当下的年轻朋友们大概要问了:这红袖标是个啥东东?如今的街上,还能看到一些残迹,就是——交通协管冷不防罚你款的——那些主儿,胳膊上戴的红胳膊箍儿。
    
   10
    
  “破四旧”那时已经过了全盛期,但学校红卫兵仍然经常出去抄家。我们这个造反大军,果然是“王者之师”,气象不一样。一天我到学校,正逢我们的总头儿要带一队红卫兵去抄家,在做战前训话。总头儿当时的职务叫“勤务员”,我们的总部也不叫总部,叫“总勤务部”,意思跟现在的“公仆”差不多。我们的一把手姓姜,是个转业兵,保送来上高中的。他年纪大,人很沉稳,在队列前拿出《语录》来,带大家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特别讲了“缴获要归公”和“不许打人骂人”,出外抄家要特别注意形象。这一点,使我大感惊奇。老宫说,咱们造大在外面不乱来,跟老姜的个人品格很有关。
  然后,一伙人上了卡车,疾驶而去。那时抄家,是到居委会、派出所去找线索,也有居委会主动要求学校去人的。至于双方如何联系,完全是偶然因素。我并非红五类出身,所以没资格参与抄家,那时还体会不到抄家是个什么滋味儿。
  我加入组织后,才知道:老宫那么热心,其实是在拉人。我班像点儿样的人,都参加了那两个组织,再去掉“黑五类”子弟不敢到学校来,剩下的,就寥寥无几了。老宫在造反大军里,是个光杆司令,他琢磨着也拉起个小队伍来,过过领袖瘾。一共拉到了四个,张同学、涂同学、薛同学和我。他说:“咱们成立个‘红色铁血队’吧。”那时,大的组织里,有无数的小战斗队,最少的一人,多的二三十人也有。名字花花哨哨,多半用主席诗词里的词儿做名称,说成立就成立了,也不用报总部批。早年“抗联”有个“少年铁血队”,是打日本的,我们“僭用”过来,堂而皇之。
  学校的教室,都让人占了,我们没有场所。老宫在校办厂找了个小破屋,敝帚自珍,摆了几把桌椅。他看看屋子有点脏,就把语文老师佟某某叫了来。佟早已是黑帮,大背头剪掉了,剃了个平头,穿一身黑衣服,戴个白名签,天天在“黑帮队”里待命。老宫对他喝道:“对问题有新的认识吗?”佟老师低下原本高傲的头颅,鸡啄米似地点头:“有,有!我有罪。”老宫问:“你是不是反对毛主席?”佟老师说:“不反……啊,反,反,我有罪。”老宫指指脸盆和抹布:“现在,你把这屋子好好收拾一遍!”佟老师一怔,如蒙大赦,连忙动手。老宫说:“别偷懒!”佟老师说:“一定让革命小将满意。”
  我们走出屋子,让他自己忙。一会儿,收拾干净了。佟老师出来打了个立正:“报告!收拾完了。”老宫进去看看,出来说:“行了,滚回去吧,”佟老师低头便走。老宫大喝:“站住!”佟老师一机灵,连忙停下:“报、报告,还有事么?”老宫命令:“我让你一边走,一边唱《黑帮歌》。”佟老师又啄了几下米,说:“是,是。”然后迈着齐步走的步伐,找了找音调:“我,我……(唱)我是一个黑帮,我是一个黑帮,我有罪,我该死……”他黑色的身影渐行渐远,歌声也微弱了。老宫做个鬼脸,一笑,喊道:“大声!”于是佟老师的歌声,在操场那边,又猛地响亮起来。
  “铁血队”成立了,油印了几百份成立宣言,上街去撒了。那年头,只要有传单,就有人抢。接下来再干什么,是个问题。像高年级同学那样学社论、研究王书记的罪行,我们没有兴趣。老宫提议:“我们来审问老王吧。”他去黑帮队唤了王书记来。王书记跟佟老师的打扮一样,但是不像佟老师那么卑微,进了我们屋子后,眼光里有点儿警觉。我们开始审问,提了些问题,比如,是否在文革前“十七年”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否跟毛主席教育思想唱反调,用过哪些手法毒害学生,等等。老王是久经考验的,他应对审问的办法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什么罪他都认,然而一谈到具体问题,就抵赖,最后等于他一点儿没做错什么。我们于是很气愤,一边拍桌子,一边喝斥他。
  我们这几个小毛孩子,看来拿不下这个狡猾的修正主义份子,喝斥也没用,老宫忽然一笑,吩咐我们:“去拿个拖把来,给他加加压!”他让老王坐下,把拖把杆儿横在老王大腿上,让我们在拖把杆儿两头一边坐一个人。“不说?”他下令,“往下坐!”我们就使劲往下坐。可是老王也很狡猾,没等我们使劲儿,他就杀猪一样叫起来。“至于吗?使劲儿!”老宫继续下令。涂同学心比较软,赶紧阻拦:“这是干嘛?这样不好。”老宫说:“造反嘛,怕什么?”涂同学说:“这太不人道了。造反是造反,这样干,怎么行?”老宫说:“你别管,对付顽固分子,就得这样。”于是我们又压,老王又杀猪,如是几回。声音一叫得太大了,我们就赶紧松开,怕门外有同学听见,进来指责我们胡闹。涂同学仍然固执,说:“这真的不行,算了吧。”老宫说:“好,算了,饶他一回。”让老王起来,吩咐他写十页检查材料送来。
  王书记态度,比刚才恭敬多了,顺从地走了。
  他一走,老宫就说:“这个王锐符!”说着,学了几声杀猪叫。我们一阵大笑。
  闲暇时间还是多,老宫就把校工老杨找了来。老杨当过几天国民党兵,是黑五类,属于管制对象。他手巧,什么都会做。老宫先是假装要打他,一扬手,吓的老杨“妈呀妈呀”直往地上缩——他是给打怕了。在学校,只要是个人,就可以随时踹他几脚。老宫说:“起来,起来,不打你,你给我做个东西。”他拿出一本少年航海模型书籍,翻到一页,指着一个图说:“这能做吗?”老杨看看,说:“能。”两人就研究了半天用什么木料、刷什么漆的问题。
  没两天工夫,航模真的就做好了,刷的是铁灰色的漆,甲板上还有炮,很漂亮。我们高高兴兴拿到南湖里去放。小船炮口高扬,破浪前进,真是很威武,能保卫祖国的样子。
  后来这个老实善良的老杨,因为天天被红卫兵捉弄、踢打,给吓疯了。他做的船,就一直摆在我们战斗队里。

11
    
  老宫一直在致力于拉人,9月下旬,他又把我们班原先的劳动委员刘同学拉进了造大。刘同学的老爸是工厂的一个科长,爷爷也没有问题,所以一进来就是红卫兵。原来在班上,他不过是个忙忙碌碌的角色,没什么尊严。文革一起,再见面时,竟然有了架子,很牛,也忽然多了不少心机。
  “铁血队”继续凑热闹。涂同学的毛笔字好,我们就琢磨着写大字报,但苦于文采太少,写不了连篇累牍的轰动文章,就写大标语,到处乱贴,什么“炮轰”、“打倒”之类的。那时的大字报已经冲出室内,街上只要有一面墙,就可以贴。也没有什么“城管”机构,决不会遭遇干涉。一般大字报都写着“请保留多少天”,意思是“请勿覆盖”。等风吹日晒,几层大字报结成了硬壳,就有那捡破烂的,把它们撕下去,卖钱。这一新冒出来的生财之道,当时接济了不少弱势群体。
  学校虽然陷于无政府状态,没有了头头,但行政机器还在奇迹般地运转。几位年轻而有没有修正主义问题的教师,组织了“维持会”,大概叫“校文革”,协调原行政班子和几大派组织,保持了学校的财务、供应水电暖气、食堂伙食、楼道卫生、校办工厂的正常运行。一大批教工就这么,拿着国家工资,陪着我们玩儿闹。各科的老师,能依附学生组织的,就混了进来;有一点问题的,则完全不来校了,白拿工资度日。
  我们如果想写大字报,就到总务处去领纸,一次限制给多少卷。都是上好的白纸,外带墨汁和面粉。面粉是用来自己熬浆糊的。大字报一写就是十几张、几十张,用小瓶浆糊根本不够用。笑熬浆糊,也不难,在小桶里装上面粉,用热水一冲,搅得稀稀的,用扫把蘸着往墙上抹几下,一贴纸,就粘得死死的,撕都撕不下。
  9月下旬,“破四旧”把黑五类搞得已接近“三光”,没什么搞头了,于是又兴起新花样。革命群众那时候聪明透顶,一天都不能消停。这一次,叫做“革命大串联”。就是学生不再局限于学校了,到外地城市去开眼界,走四方,犹如现在流行的“驴友”。其间,截止到11月初,在北京共检阅了十一次红卫兵,更促成了学生全国性的大串门。
  一开始,是只有戴红袖标的才能走,而且进京也是由尚未瘫痪的省委组织的。“十一”过后,我们造大,有幸去了一批红卫兵见毛主席。铁血队里,只有老宫和刘同学是红色血液,因此他俩也去了。回来后,高年级的代表兴奋异常,给我们传达精神。他们说,这次组织的检阅,意义非同寻常,参加者都是全国的“造反派”,态度最坚决。中央首长对我们很垂青,安排我们住在左家庄,检阅后又在体育馆开大会,劝勉有加。那时以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三司)为首,全国各地都有造反派,今后我们再不是孤军作战。
  我们的对立面,叫“保皇派”,大多都想保住本单位的头头。基本成员,是原来的班干部、团干部,好学生,既得利益者,对造反天生恐惧。他们目前势力虽大,但臃肿僵化,早晚要垮。周总理给他们面子,建议不要叫“保皇派”,说现在哪有什么“皇”,还是叫“保守派”好,尊重一点。但总理的话,不灵。
  在长春,也是两派。全市性的红卫兵总部有两个,“一总部”,是保皇派,驻在人民广场附近的寺院里,俗称“大庙”总部。我们属于“二总部”,总部在市体育馆办公。二总部人少,受压制,省委也不大待见,但我们气势大,舆论上很有一套,印发的各种材料很受欢迎。
  到11月初,老宫决定,带我们出去串联串联。那时候,全社会为接待外地学生忙的焦头烂额,居委会、小学校都在忙着腾房子、蒸馒头。串联学生坐火车不花钱,到哪里都白吃白住。有那傻不几的南方学生不知北方之冷,穿两件单衣就出来逛,天一凉,政府还要组织棉大衣,借给他们穿。
  我们天天看报,知道全国已经开了锅,铁道部连火车都派不过来,心里早痒痒的。回家跟爹妈一说,爹妈也没叮嘱什么。我们虽小,但当时是社会的最精英阶层,报纸上天天发表《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这样的文章,没人敢欺负我们。远走千里,也没问题。于是,我们几个几乎一文不携,就上了路。
   
  12
    
  出发时,涂同学和张同学没有去,我们一行只有四人。到火车站一问,才知道,到北京的票全吉林省都拿不到。千条江河归大海,青年学生都疯了似地往北京跑。老宫当机立断,决定先去吉林市,再从那里转乘去沈阳的车,一点点靠近北京。
  去吉林市,乘客不多,我们“买”的是“革命师生大串联乘车证”,纸的,有现在的身份证那么大。跟普通旅客混在一起,自己找硬座。到了吉林站已经是下午,一问,果然有从牡丹江到沈阳的火车,连忙拿了第二天的票。而后,大家也没心思逛吉林。初冬的这个化工城,感觉比长春凄凉、破旧。刘同学有个亲戚在吉林,他带我们去了那家。那亲戚是个中年工人,热心而敦厚,见我们几个小孩出门,很关心,感叹如今小孩也能独自跑这么远。他叫媳妇儿做了热饭,请我们饱吃一顿。又让我们晚上就住他家,他媳妇儿、孩子另找地方借宿。工人的家,也是大炕,烧煤,很暖和。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工人就把我们叫起来,送我们上车站。初冬的早上,寒冷彻骨,公车在空旷的马路上跑,城市的路灯寂寞地亮着,远方炼油厂有点点灯火,很奇异。到了车站,等到检票,工人还是不放心,千叮咛万嘱咐。见我们穿得不够多,又面露忧色。我们安慰他说:“不要紧,这次是往南走,越走越暖和。”
  牡丹江来的车,人也不算多,舒舒服服就到了沈阳。在沈阳,又没票,千军万马堵在这儿,免费乘车就是不花钱的消费,人类史上几千年都不曾有了,学生们怎能不疯狂?没办法。老宫是老油条,说:“沈阳没什么意思,咱们先去大连,躲过高峰再说。”于是又南下大连。
  在大连,玩得不错,很多地方酷似长春,路宽而且干净。一下车,就看到有接待站,给分外来学生分配住处。住的地方叫什么,记不大清了,在城南,边缘地区的一个小学。几个人住下,去大连海运学院看了大字报,又到老虎滩看了看,见到了海,还拾了小贝壳。那时好像大连还叫旅大市。老宫有点知识储备,说:“旅,就是旅顺口。日俄大战的地方。”
  吃的果然免费,十人一桌,凑齐了就开饭。比现在旅游团定的伙食点做得实惠。住的就是教室,课桌全搬走,打地铺。一屋子人,袜子臭烘烘。常跟我们一桌吃饭的,有个中原不知道哪个省的学生,说话极不标准,人还有点儿二百五。刘同学实在忍不住,就学他讲话。两人斗嘴,刘同学摹仿他,惟妙惟肖。气的那家伙红头涨脸,险些打起来,负责接待的老师连忙劝阻。
  刘同学表情极蔑视,愤愤道:“妈的,山东棒子,开不起玩笑就别开。”
  从大连到北京有车,我们玩了两天就继续出发了。车是学生专列,有如眼下的民工专列,是瞅空子发的计划外车次。走走停停,见车就让,应属于特慢车。车上人山人海,转身都难。上车是在晚上,挤得像上下班高峰期的北京公交。一个高二模样的女生挤在我前面,臀部无比浑圆,压迫着我,躲也躲不开。我那时情窦未开,虽然文革前正常上课的时候,也心仪过班上一二女生,但没生理要求,也不知道该怎么要求。像这样与异性亲密接触,还是第一回。那女生,在我当时看来就是丰满妇人了,紧贴了一个多小时,我理智与欲望经过反复斗争,最后,终于轻轻摸了一下那浑圆的部分。冬天穿得多,女生毫无察觉。这是我一生中仅有的一次流氓活动吧,所以记忆深刻。
  过了两个多小时,稍微松动了一点。我们身边,是几个南方学生,哇里哇啦说着听不懂的语言。他们还背着碗,装在碗袋里,袋子上面印着学校名,模糊得看不清是什么。老宫问我:“他们是哪里人?”我说:“八成是越南的吧?”老宫后来跟他们搭上了话,居然也可以说兑水普通话,原来是广西的学生。
  路途长,上厕所的生理要求还是有的。不断有人喊着“借光借光”,踩着椅子背和人的肩头来来往往,被踩的人也不以为杵,反而伸手扶住。情景有点儿像“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时间渐晚,有人挺不住,开始找地方睡觉。非常状态下,人的适应力简直非凡,不少人就睡在座椅的靠背上面,那么一线窄窄的地方,居然可以不掉下来。还有钻到椅子底下的、爬到行李架上的。有乘务员发现架上有人,且架子吱吱作响,赶忙往下撵,并义正词严地训斥:“这架子怎么能睡人,塌了怎么办?你还毛主席的红卫兵呢!”众人也附和,那人只好羞愧地下来。
  椅子底下,算是上等铺位了。我们抢到一个,两人一组,换班睡。铺上报纸,管他春夏与秋冬,这一宿,也就熬过去了。
  第二天白天,车在山海关附近拉起了老牛破车,速度慢得跟人走差不多。一路上不断地停小站,有人上,有人下。我们抢到了一个座位,大家轮流坐。差不多三十个小时过去了,车上空气污浊,大家已极其疲惫。薛同学开始晕车,座位就理所当然他坐,其他人牺牲一下。刘同学照顾他,我和老宫挤到车厢接头处呆着,空气清新一些。老宫就说:“早不晕车,晚不晕车,偏偏这个时候晕车。”我听了,大惊:“难道……你说他晕车是假的?”老宫嘿嘿了两下。我说:“不能,决不可能,他不是那样的人。”老宫就说:“你不信,就算了。人心隔肚皮。”我不说话了,心里有东西被猛地轰毁,薛同学是少有的老实人,我不怀疑,而且我不相信有那么卑劣的人,反而是老宫居然产生这样的怀疑,才使我感到人心的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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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车磨磨蹭蹭,耗尽了人最后的一点耐力。快要到天津的时候,老宫把刘同学叫到一边,嘀咕了一阵儿。然后两人就告诉我和薛同学,他们建议,不到北京去了,北京此时正是人叠人的时候,去了,能不能见到毛主席,还是个未知数。天津大家都没去过,正好玩玩,完了可以直奔上海,再下苏杭。
  我和薛同学心里都好大的不乐意,眼看北京在望,千载难逢的见毛主席的机会就在眼前,为什么要功亏一篑?但宫、刘两人坚持,不能再忍受车上的恶浊了,要下车。我们四人,只开了一张介绍信,若散伙的话,我和薛同学单凭学生证,在北京能否住下,还是个问题。无奈,我们只好同意。
  其实这里边有猫腻。他们二位,前不久进过京,见过毛主席,再去见一次的动力不大,到天津、去上海却是尝新鲜。那时我们虽然小,但心里都明白,这大串联,是过了这村,没这个店。不逛,以后怕逛不成了。  
  到了天津,是一大早,空气中有浓重的煤烟味儿。举目一看,不愧是北方重镇,气象就是不同。在站前的串联接待站领到一纸住宿单,问好了路,就坐上了公车。天津在我们看来,也算是十里洋场了,租界式的旧大楼还在,有异国风味。在车上,只觉得车怎么老是拐啊拐的,没有直路。后来去买了天津交通图看,才知道,天津的路网确实像个蜘蛛网,乱七八糟。而且图上也解释了路之所以乱的原因,原来是各帝国主义势力当年乱占地盘,占了一块儿就修路,结果路的走向五花八门,在天津,干脆就不能论东南西北。
  我们住的,照旧是边缘地带,小学校。天津人给人印象很热情,小学校的一个女老师负责我们的饮食起居,关照得无微不至,好像我们都是她家的人。
  在天津,要去的地方很快确定下来。一个是劝业场,著名的大商场,名字好像是前清那时候取的,很吸引人。我们几乎是一下火车,就听说了。老宫极感兴趣,一个小时内要叨念十遍劝业场,好像现在的人神往曼哈顿。其次就是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去那里看大字报。此外还有一项任务——吃“狗不理”。
  在天津的感觉不错。我们新中国的少年,不能想象外国是啥样子,看看天津,就感觉有那种味道。
  天大、南大,一个地方去了一天,校园里大字报真是“海了”,内幕消息又多,我们各拿一个笔记本抄录摘要。劝业场也去了,开了眼界。“狗不理”没去成,据说人多,革命人也是喜欢吃好的。但是街边就有买包子的,人说味道也差不多少。吃了,果真是香,满口流油。那年头,能一口吃这么多油,罕见得很!
  在曲里拐弯的天津闹市转悠,竟有个意外发现:新华书店第二天一早,要卖毛主席像章。那时候,毛主席像章很金贵,不多,我们只看见极少数学生戴着。小小的,有7-8毫米直径,比钮扣大不了多少。铝制品,镀成黄的,圆圈里一个毛主席侧面浮雕头像,背景上是红色珐琅漆。
  这机遇,太难得了。戴上它,比戴上红卫兵袖标还要神气,好比现在的人开着奔驰600。我们看见书店门口的告示时,已经是下午5点多,书店已关了门,但长队已经排起来了。大家一商量,决定彻夜排队,不能让人生留遗憾。
  我们也不傻,没有硬拼,而是分了两个组。一组回去休息,半夜来;一组半夜回去,早上来。刘同学和薛同学先回去了,睡一会儿,半夜再来替我和老宫。老宫是个“话痨”,特能白话。站在队伍里,天南地北、天文地理,无所不知,能把“卫嘴子”也侃晕。跟他排队,不寂寞。一晃儿,半夜就到了,那两位一来,我们就赶紧去等公交车。
  到了车站,见有只一个人在等。等了好久,不见车来。那人就跟我们搭话:“看来是没车了吧?你们到哪儿啊?”我们一说,他说:“正好,我也去那个方向,一块儿走吧。”
  那人,看样子是个大学生,面相很正直,但又拿着一包花生,吃个不停,见出真性情。一路走,我们一路聊,知道了他是南开的学生,造反派。这可是天涯遇知己,我们立刻亲近了不少。那大学生颇有胸怀,一路上,分析了天下大势,鼓励我们要坚定,说来日天下,必是造反派的。谈到保皇派的种种笨拙伎俩,我们甚有同感,各个举了些例子,开怀大笑。
  夜幕下的天津卫,街道宽阔,安安静静。我们走了好远,只听得沙沙脚步在街道上传来回响。很远的路,一边聊着,很快也就走完了,那人先到了地方,和我们道了别。
  第二天一早,又早早爬起来,赶到新华书店,加入队伍。8点钟,开门,我们终于“请”到了珍贵的毛主席像章,立马别在胸前,昂首阔步。路上,就有人看,眼光里甚至还有敬畏。还有的学生干脆走上来问:“你们是北京的?这像章是发的?”
  所谓“风光八面”,莫过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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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后来研究文革史的时候发现,那一年的10月,是文革比较关键性的一个转折点。10月9日起,中央开了一个漫长的会,陈伯达、林彪发了言,公然撒泼,说刘少奇、邓小平“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文革中的“两条路线斗争”说,就是从那时发端的。因为陈老夫子讲话中引用了《我的一张大字报》,这份最高宣言便随着红卫兵的油印资料传遍全国。由此,“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说也风靡全国。发懵了很久的中国老百姓,终于嗅出了这场不亦乐乎的文化大革命,最终是要干什么。
  在朝堂之外,中央文革几个家伙,在这个月,悄悄完成了“换马”的过程。原先为他们充当马仔的老红卫兵,也就是北京的部分中学红卫兵,因为打打杀杀闹得太不像话,且逐渐趋于保守,要保老爹老妈,被中央文革一脚踢开。两下就算是翻了脸。新的马仔,是以清华大学蒯大富为首的首都红卫兵“三司”,以及他所代表的全国“造反派”。蒯也是当年红透半边天的人物,对中央文革要干什么,心领神会,不断在北京街头大字报中透露“打倒刘、邓”的消息。
  11月份达到高潮的大串联,让我们这样的懵懂小子们开了窍,原来,我们就是“天降大任于斯”的那个“斯”。
  在大连、在天津,我们都看到了“造反派节节紧逼,保皇派溃不成军的景象。是啊,从49年到文革前的“十七年”,咱们中国,虽然叫个“社会主义”,又天下太平,但现在看来,问题大了,简直就是红皮白萝卜。保皇派们既要标榜革命,又要为“十七年”做总体上的辩护,怎么能不漏洞百出?
  在天津完成了串联任务,我们四个又发生了激烈争论。老宫忽然心生归意,制造了种种理由,要马上回去。我和薛同学再争也没有用。后来我才悟出来,一个人要是做出无可理喻的事来,那必是有拿不到台面上的理由。老宫这小子,在文革前,就狂恋我班一个MM,是师长的女儿。而那一头儿好像不是很热,搞得老宫神魂颠倒。红卫兵起,那MM参加的是前卫队,这就更让老宫坐立不安。这次匆匆打马回府,我想,肯定是与师长千金有关。老宫膀大腰圆,是个大老爷们儿,却也是一肚子妇人心肠。中国人中,干不成大事的,都是这一路。
  就这样,万年不遇的大串联,我们又恰逢其时,却只跑了金瓯一小角,等于刚出东北几百公里,便草草收场了。从那时起,我就坚信一个道理,出门在外,绝对不可三人以上同行。中国人,凡三个人以上的,就要闹到没水喝。
  我们回到长春后,全国的大串联不久收了场。这大串联,固然起到了大忽悠的作用——正式的叫法是“发动群众”,但经济负担也甚是了得,两千多万学生天天在那么流动,国务院那边可能是有点儿撑不住了。中央文革也发现了其中的弊端:学生都离开学校了,学校的运动立刻冷冷清清,当权派们获得了意外的喘息之机。于是,上面先是提倡步行大串联,减轻一下铁路负担,后来干脆就号召回校闹革命了。
  我们回到长春,发现造反派的地位,跟我们走的时候已经完全不同了。走的时候,二总部及其所属的小组织,还是个少数派的姿态,而现在,已有问鼎天下的架势了。
  1966的年冬天,长春市的誓师大会、游行、广播车特别多,动不动红旗招展、大喇叭义正词严。
  这里要说说“吉林师大”,这个学校的保皇派是罕见的顽固和狡诈。“破四旧”一起,他们把校名也给改了,嫌“师大”低人一等,改成了“毛泽东主义教育大学”,他们自己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这若连起来念,一口气喘不上来,得噎死,于是长春人就叫他们是“教大主义兵”,听着,跟个邪教似的。这教大主义兵是长春保皇派中的精英。大字报写得漂亮,传单也漂亮,油印材料上的手刻的小楷,让人爱不释手。其他学校的保皇派,则是“景升父子皆豚犬”,不值一提了。
  当时的形势是,国家元首一旦受到冲击,其治下的整个文官系统,自然就岌岌可危。在吉林省,怒潮终于冲向了省委。这个教大主义兵,在学校是死保师大党委书记黄彦平的,辩护大字报写得振振有词。这一次他们杀向社会,采取了一个奇特的政治策略,就是,一方面猛攻省委,一方面仍然死保黄书记。他们猛攻省委,赢得了不少喝彩,弄得我们也很吃惊,因为这帮小子的火力,不输于任何造反派。
  当然,他们也自有天敌,那就是师大的“造反大军”。这师大造大也不是善类,个个能说能写。后来有一天,师大造大忽然向全市人民揭露,教大主义兵有人竟敢宣称:“黄彦平书记是我们心中的黄太阳!”这一下,全市大哗。这还了得!保皇派的尾巴终于被揪住了。我估计这个话,也是师大造大的那帮鬼才炮制的小说家言。但是,教大主义兵竟一时百口莫辩,因为这和他们的一贯政治态度太吻和了。
  从此,教大主义兵名声一落千丈,成了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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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行四人回到长春后,长春已是严冬。铁血战斗队的小屋子没有暖气,不能呆了。老宫就想了个办法,干脆解散,我们都并到一个高三的战斗队里去。高三的这个小组织,叫“红旗战斗队”,占了三楼原来他们的教室做办公室。人员堪称全校的精华。我们平常就跟他们跑,打打杂,听听他们聊天,眼界一下开阔了。
  那时的高中生,比现在的这些80后不知成熟多少倍,个个以天下为己任。每天,刻腊版、印资料、到外校去交换资料、研究形势、参加集会,忙得比干正事还要忙。战斗队屋子里,用桌子隔开了几个单间,墙角堆着大批判材料和纸张。我喜欢这种成熟、严谨的气氛,天天都泡在学校。天晚了,就住下,用课桌搭个床,盖个大衣就睡。东北人过去睡的早,晚间9点就算是深夜,可是文革一来,我们校不到12点没人睡觉。走廊里总是闹轰轰的。
  晚上,常有高中同学聚在一起聊天。
  有一天,一个友邻战斗队的高中男生来串门,提起了苏联。他说,苏联在50年代末刚刚开始变“修”时,《共青团真理报》上也曾发表过读者来信,对人民丧失革命意志、追求物质享受表示愤慨,还提出了应该继续保持艰苦的作风。来信获得不少支持者,如果当时形成潮流,苏联就不至于转向了。可惜,苏共的头头不支持这种倾向,反对的声音逐渐也就没了。他说完,在座的女生,都感叹不已,不胜惋惜,好象苏联变修是一件一不小心的事。
  而后,又谈起了我国。大家顿时兴奋起来,都无限豪迈。一位傅姓的高三女生说:“我老是想,咱们多幸运啊,生在毛泽东时代。”那男生说:“是啊,往后,再过几十年,咱们面对子孙后代,是可以说一声的——我亲身参加过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辈子,值啊。他们后来的人,不知得怎么羡慕我们。”
  胖胖的傅同学神态圣洁,样子显得非常好看,她说:“国际共运,有什么呀,一个巴黎公社,一个十月革命。还有,就是文化大革命了。这一次,就让咱们给赶上了。”
  她的思绪,感染了在场所有的人。在简陋杂乱的教室里,灯下坐着一圈人,披着大衣、棉袄,个个心潮澎湃。
  我在成人以后想,那样小的孩子们,怎么就会想到子孙后代?快40年过去了,我现在的同事们,基本都是子孙后代一辈的了。我天天面对他们,也没有什么豪迈感,只觉得自己像个蠢驴。
  可那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是古往今来最聪明的一代。说中国的命运系于一身,夸大了点儿,但起码吉林省的前途命运,就在我们肩上。
  二总部当时正如日方升。我们学校造大,有派到二总部去工作的联络员。他每隔一段时间,会回来给大家报告一下形势。这个人,口齿清楚、思维缜密,给我们报告说:“二总部已经获得省直机关造反派、公安系统造反派和工人造反派的支持。运动已在全社会铺开,如今谁造反最彻底,谁才是革命派。我们二总部的造反精神,获得了老百姓肯定,省委已经招架不住。”联络员同时也是个实事求是的人,他又说,“遗憾的是,在宽城区、二道河子这些平民区,我们获得的支持极低,几乎是空白。这两个地方,底层老百姓居多,啥也不懂,还有报恩思想,拥护省委。我们的宣传车一到那儿,就被砸。流氓分子趁机侮辱我们车上的女同志,那两个地方,你们也知道,流氓多。所以下一步,要加大宣传攻势,一定要拿下这两个区来。”
  联络员的话,振奋人心。可惜,我们二总部到后来,始终也没拿下那两个区来。长春市的底层老百姓,一直与我们为敌到最后。
  在校内,我们加强了对前卫队的攻势。这些老保皇派,到了该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我们经常在教学楼里制造事端,抓住他们言行上的不慎,一大帮人前去问罪。他们有个战斗队,胆大包天,居然敢写大字报为刘主席辩护。虽然那时在社会上还没公开喊打倒,但大家心知肚也明。这么公开的叫板,等于前卫队自己对自己判了死刑。我们冲进他们的战斗队,揪住他们质问,一窝蜂把他们推出来,然后在门上贴上“革命造反”四个大字。这教室,就算我们造大的了。
  前卫队的人,也真是君子,居然也跑出来干什么革命。他们对这“造反”二字最为敏感,我们一贴,他们就好像这屋子被玷污了似的,也就放弃了。我们就这么,舆论上臭他们,阵地上蚕食他们,他们居然组织不起一点儿像样的抵抗来。看来,逆潮流而动的人,真是有万般的无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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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各组织之间,也有“跳槽”的,叫做“杀回马枪”。倒戈的时候,要用大字报写一张《杀回马枪宣言》,声明与原组织决裂,加入新组织。造反派目前正在得势,我校前卫队天天都有叛变的,如项羽被困垓下一般。
  我们班在前卫队的一伙人,通过私人关系,也传过话来,说要与我们对话,看看有没有“合作”的可能性。我们当然高兴,老宫组织了一下,两边在我们战斗队举行了会谈。令人想不到的是,他们虽然死期将至,但思想仍顽固不化。仗着自己原来是班级的精英分子,优越感不减当年,对我们这些原来班上的灰色边缘分子,一百个瞧不起。谈着谈着,两下里就争论开了。他们里边一位女将,涨红了脸,未曾发育完备的胸脯一鼓一鼓,竟拍了一下桌子:“哼,我们前卫队,不说百分之百正确,也是百分之九十九正确!”
  笑话!百分之百正确怎么可能会闹到众叛亲离?老宫看看收编无望,就说:“那就算了,让历史来证明吧,看是你们后悔,还是我们后悔?”
  大势我们看得很清楚,后悔的,决不可能是我们。
  那时节,也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耳濡目染,并不是木头脑袋。信息的传播,有两个载体,大字报和油印材料。那时经常有“北京来电”,有如今日的“CNN”,都是闻所未闻的消息,令人一惊一乍。
  中央首长在北京的讲话,第二、三天我们就能看到记录稿。不仅如此,而且还看到了一些很稀奇的东西。我记忆比较深的,一个是瞿秋白写的《多余的话》,真是好文采。当时是当批叛徒的反面教材印出来的,却让我领教了大文豪的才华。还有一个是《毛泽东自述》,弄不清真假,但看样子是真的。里面的内容,我牢牢记住了两个细节。一件是他老人家说,年轻的时候他们朋友相聚,决不谈论女人。一件是某日数书生聚谈,主人忽然与佣人谈起买肉的事来,从此毛泽东再不与之交往。
  我们当时最爱看的首长讲话,是外交部长陈毅的。陈老总心直口快,对红卫兵小将的乱来,常有质问和讥讽。但我们看了并不觉得怎样,只觉得他可亲。
  我们最尊重的一位中央首长,是周总理。他在我们心目中,几乎是传奇人物。有高年级同学讲,1956年“匈牙利事件”,布达佩斯乱成一团,到处都是叛匪。赫鲁晓夫慌了神儿,向中国同志求助,周总理就飞了过去,乘车坦克车进入动乱的布市市区,了解一番情况。周总理在文革中的讲话,一般也是循循善诱的。
  而江青不同。我们都看过江青对样板戏的意见,零零碎碎,看不出系统来。而且对剧组人员多有苛刻与挖苦,像什么舞台一定要“出绿”,李铁梅的红棉袄上要打上绿补丁才行;什么《红色娘子军》的舞台背景上,怎么出现了绿草地,海南都是红土地,那里会有绿草?等等,就差没破口大骂“蠢猪”了。受了她的影响,在我没到过海南之前,还一直以为海南是寸草不长的地方。那时我们对江青,暗地里是有一些嘀咕的。
  那时候,样板戏还没拍成电影,谁也看不到,且还不算流行。我们那时,却能看到一些30年代的电影剧本,也是当反面教材印的。我记得有《丽人行》。
  1966年的12月,在文革当中也算个多事之秋。北京中学的“老红卫兵”跟江青闹翻之后,一直在捣乱。后来成立了“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依然是狂,和首都“三司”互相砸来砸去。闹到后来,竟然六次去冲击公安部,连“打倒江青”、“油煎江青”的口号都喊出来了。他们的行动,在大字报专栏上,天天有报道。
  25日那天,北京清华的蒯大富率领五千小儿郎,从海甸硬走到天安门,举行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从此,“打倒刘少奇”的标语贴遍全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是由张春桥授意的。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正当其时,吉林省委书记赵林,又被南开大学“8、18”红卫兵的专案组查出,他是个叛徒。这个南开“8、18”,就是在天津跟我和老宫一块儿走过夜路的那小子,他们的组织。所谓叛徒,是指“61人叛徒集团冤案”,牵扯到了刘少奇主席。要不是南开“8、18”这么胡搞,刘主席后来不会死得那么惨。后来我看史料才知道,南开学生“抓叛徒”,是康生授意的。
  大叛徒赵林,自然是一下子就垮了。省委书记垮了,省委、还有当时的政府——省人民委员会,也基本乱了套。从里边“反”出来的科、处长一时还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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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年代,中国的社会运作有两条奇特的线。一条是惟恐天下不乱。如果说民国时是军阀乱天下,那文革就是文人乱天下。康生、江青、陈伯达,都是文化人,讲起话来一张口就是一个多小时,如江河直泄,停不了。他们点了谁的名儿,就等于让谁死;他们点到哪里哪里乱。他们所用的语言,多是判断句,比如,“某某某有百分之九十的可能是隐藏的国民党特务”、“某某某那个人可是坏得很哪”、“某某地方至今还是资产阶级在专无产阶级的政”,等等。文革从发动那天起,他们就是这么在忽悠,先把小孩忽悠起来闹,又把大人也忽悠起来,一浪接一浪的,直到全中国鸡飞狗走。
  另一条线,就是基本的生产始终在维持,工厂并没有熄火。“停产”在那时候是个挺大的罪名。报纸上动不动要提醒一下工人农民要“抓革命,促生产”。尤其对农民,较为严苛,绝对不允许随便进城乱闹。我后来想,这条线的存在,肯定是出于对经济崩溃的后怕。60年代初,我们的经济莫名其妙陷入了紊乱,要嘛没嘛,日用品全是劣质品。肥皂跟泥块儿一个样,现代人准不知道是什么东东。我们小学用的联练习本,纸张就像黑脸麻子。那年头经济上的狼狈,可不是一个“粮食供应限量”就能概括的。但是文革就没这么惨,虽然中央文革一直想发动工人,但它也不敢让工人也像我们孩子一样,全体下岗去干革命。所以,物质匮乏的问题,在文革初期,并不严重。写大字报的纸张始终充足,也不缺吃,不少穿。
  那时的中国,就像全盛时期的古希腊,一部分人慷慨激昂的玩政治,一部分人埋头苦干促生产。
  发动工人的事,一开始很难。我们校高年级的同学,对此很头疼。一次,我听到一位资深的造大成员说:“现在的工人,最他妈的保守,有了老婆孩子,他还能干什么革命?就想着咋过小日子,房前屋后种点菜。让他造反?不是对驴弹琴?”1949年以后的工人,地位比较高。那时候,穿一件工作服上街,不仅不丢人,还很光荣,不像现在的民工委委琐琐。“谁给咱砸段锁链?谁把咱救出火坑?”工人们还常念叨呢,所以你让他动,他就是不动。
  到1966年末,工人才终于动起来了。工人阶级一动,可不得了。产业工人上街,气势很壮,游行队伍无边无际,个个都是莽汉。不过,工人革命,也带出来不少渣滓。比如,临时工也成立造反大军,要求转正;过去支援农业下乡落户的,现在要求户口回城。还有的组织天天缠住省委,要福利、要钱、要涨工资。这倒也不怪,有了老婆孩子的革命者,革命的动机确实不大一样。
  这股潮流一动,中央文革顶不住了。他们也知道,这样一来,不是要把国家给分光了么?于是江青等人出来讲话,反对“经济主义”。我们吉林省,应声而动,由公安局出面,取缔了临时工造反大军。
  二总部是要坐天下的,对此时局早有对策。吉林省的工人不大争气,造反造的不成气候,但机关干部还比较上路。二总部马上与省直机关造反组织联手,大致稳住了工人起来以后的乱象。此后,二总部系统的工人组织,就一直比较守纪律,只有游行时候跑出来,雄纠纠气昂昂地一番。
  虽然如此,毕竟钱是发了不少出去,社会上的物资明显紧张起来。有时候供销合作社四五天没有肉卖。一来肉,买肉的队伍就排到大街上。东北的天冷,肉放得住。有的人家一买就买一扇儿“猪肉拌子”,扛回家,挂在窗户外,慢慢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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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一点儿也不觉得寒冷的冬季,在我的内心永远留存。我们是野百合,无人照料了,可是青春仍在蓬蓬勃勃地生长。那时我们最爱朗诵的一句诗词,是“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不过那只是少年矫情。到如今,倒是可以这么说了,但是我从那稠稠的记忆中打捞出来的,究竟是些什么呢?
  革命的年代里,表面上看,几乎没有男女私情,可是朦胧爱意却在我心中萌生。我喜欢高三的那位傅同学,她亲切、热情、开朗。那时女生的打扮,只在颈部以上与男子不同,衣服无论是黄是蓝,都是制服。冬天时,女孩子愿意围各色的毛围巾,北方话也叫“围脖儿”,显示出女性的妩媚来。毛绒绒的,衬着脸蛋儿。傅同学围的是一条火红的围巾,她每次从寒冷的室外走进教室,都使我心里一跳。傅同学也很喜欢我,不过我知道,那不过是一个大女孩喜欢小弟弟的意思,但这已足够。她愿意支使我去干事,总是笑眯眯地喊:“小家伙,去跑一趟!”我“嗳”一声,乐不得地从命。我渴望每天都听到“小家伙”三个字,为此,有时就故意坐在她的视线以内。
  那时二总部有个资料发放点,设在吉林艺术学院,离我们学校有三站地的样子。我们“红旗”战斗队负责收集资料的,就是傅同学,每隔两三天,就要去一趟。即使大雪纷飞也照去,大家都劝她不必,她不在乎,说:“早一天拿到,就早一天了解外面的形势。”
  傅同学是圆脸,颧骨处微微发红,人丰满,我那时小,还想不到什么别的。晚上我要是回家住,就常在洗脚时发呆,想起那张可爱的脸来。
  高三的同学对我们都很好。我们刚并过去的时候,几乎每个人看到,都惊讶连声:“哎,你们怎么这么小?”
  有一位高三的张姓同学,出身工农,极憨厚。他擅刻蜡版,每天夜里都要刻到很晚,具有焦裕禄的精神。他对我很照顾,吃饭时常为我垫饭票。我是走读生,不能买饭票,因那时是计划经济,只有粮食关系转到学校的,总务科才卖给饭票,就算是革命起来,这规矩也没打破,因为谁也变不出粮食来。但高年级同学总有办法,计划经济也不可能那么精确,有时可以“吃空额”什么的,帮助我弄点饭票出来。
  我晚上在战斗队呆晚了,在教室里住,拼两张课桌当床。老张就替我去借棉被、褥子,还把他的棉大衣给我盖,并且感叹:“哎呀,你们这些小孩儿。”好象我吃了多大苦的样子。
  还有一位,姓什么我忘了,喜欢穿中式棉衣,也就是今之唐装。模样有点儿像电影《青春之歌》里的余永泽。有点儿酸酸的文才,看着像三家村学究,实际老于世故。他毛笔字写得好,经常受命书写大字报,写完,要欣赏自己的字迹良久。
  他和老张,都是搭铺在教室睡,铺位就安放在教室的角落里,用两张书桌叠起来略挡一挡。这个“老余”,生活上略邋塌,有时臭袜子就甩在床上。一天,他悟到不大对:“哎呀,这女生天天来,进来看到不好啊!”于是用白纸写了个字条,上书“男生寝室,女生勿入”,贴在了他床头的书桌上。
  教室就是战斗队的办公室,女生们每天都要来工作和聊天。这日,傅同学又跑来聊天。老余不在,傅和老张他们几个聊形势,兴致勃勃的,脸都有点儿红了。我在一旁听着,心里越发的生出喜爱来。忽然,傅同学一掉头,看见了纸条,愣了一愣,脸上的兴奋还来不及消失。几秒钟后,才勃然大怒:“这谁干的?是老余吧?流氓,这个流氓!”她涨红了脸,一把撕下纸条,扯得粉碎。
  大家散去后很久,老余从外面回来,看见纸条没了,有些惊讶:“嗯,怎么没啦?”老张笑了,说:“小傅给扯了。”老余抹了抹冻出的鼻涕,嘿嘿了两声:“她扯的呀?扯就扯吧。我也没什么别的意思啊。”
  那是些很奇异的岁月,我们也是一些很奇异的学生。在那幢外观略带苏联风格的教学楼里,我们把1966给送走了。下一年,会怎么样?我们的革命,什么时候成功?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资本家、妓女、赌徒、伪警察、黄世仁,在我们尚未出生时,就在我们的国家里消灭了,在今后的新纪元里,还将消灭所有隐蔽的资产阶级。那样完全崭新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呢?站在冬天光秃秃的操场上,我有时会这样冥想。
  而且我看见,1967年1月初早上的太阳,在薄雾里,无比的红,无比的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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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是1966的延续,中间是断不开的。有了1967,前面的一切,都好像只是个序曲。现在,城市每天一早,就像一口沸腾的锅。一多半的人,在这一天里的任务,就是蠢动。这局面,终于使某些人如愿以偿了。这样的城市,上下五千年,都不会再有了。革命中的城市,那是连续演奏的激情交响曲呀。
  那时候,每个单位、每个学校,几乎都有高音大喇叭,有自己的广播站,声音能覆盖到自己的势力范围。从早上六点钟起,远远近近的播报声就响了起来,有的因为有高楼反射,还带有很特别的回音。那时的广播员,虽然也没吃什么好东西,底气却足得不得了,声音之高亢,现代人无法想象。早六点,一个响遏行云的男声或女声,就会准时在一段音乐之后,提醒整个世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还教导我们……”,然后,“我们是——吉林省长春市某某单位革命造反大军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音,现在开始播音。革命的同志们,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首先播送我造反大军对时局的严正声明……”诸如此类,可以想象。
  一个城市,几千个广播站错落分布,其嘈杂的混响,常常使我想起,大概这就是时代的脚步声吧。它使人永远热血沸腾。当这种声音后来终于基本消失了之后,我真的还不习惯。我觉得,一个城市怎么可以这么安静。在这种安静当中生活,哪里还会有什么激情?
  听觉上的效果是这样热烈,视觉上,在那个年代也是万花齐放。不说大字报,只说斯大林大街地面上刷写的标语,从来就没断过。旧的刚刚模糊一点儿,新的又刷上了。这种地面标语,不用纸,是用墨汁或白灰水直接在地上写的。每隔几米,就是一条横贯马路的标语,一句口号,后面是几个大大的惊叹号,落款是造反组织名称。
  我们战斗队的涂同学,美术字写得好,我们有一次冒着寒冷晚上出去,从斯大林大街南端我校门口,一直写到北端的火车站。十里长街,我们整整写了一夜,走了一夜,不觉东方之既白,也不觉得累。那是一个汉字最为张扬的时代,它从来没有被人这么酣畅淋漓地书写过。
  那也是个文艺复兴时代,老百姓从来没看见过如此之多的街头宣传画。真正的画家,大部分都扫厕所去了,业余画家成批地冒出来。为了复制的方便,那时的群众组织宣传画,多为版画。画面上,主角是工农兵,有很粗的胳膊与拳头,拿着长矛一样的巨大蘸水钢笔或大扫帚,怒指老鼠一样委琐的反党分子。或者是,高举着光芒四射的《毛选》。这类画,以粗大的线条勾线,套红色,气势夺人。在今天的商业广告上,还有人拿这类画做噱头。工农兵,个个如梁山好汉。工人一般都是浓眉大演,鼻梁挺直,农民一般都处理成头白扎毛巾的河北农村小媳妇。
  那个时代,人们的阅读也呈现空前狂热。虽然杂志很少,报纸只有四个版,且用的是大号字,但这并不说明信息贫乏。真正的信息来源是革命组织印发的材料。这些东西,是花了一定本钱的,一般不卖,只是在各组织间交流。大概分几类,比方反党分子罪行录、反党言论集、中央首长接见红卫兵讲话。这种东西读多了,老百姓也泛政治化了,都学到了些官本位思想和宫廷斗争术。至今我们民族的很多人,还不能平和友善地对待意见相反者,就是那时的流毒。
  在如此的全民蠢动中,1967注定了它要骇世惊俗。一过了元旦,上海的革命同志们,就给全国人民送上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礼包。这个风花雪月之城,在文革中首次执了全国的牛耳,此后,又在近10年的时光中一直把风头出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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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的元旦假期刚过,1月4日那天,势力还不算特别强大的上海市造反派,突然夺了上海《文汇报》的权。中国大地上的火山就此爆发。“夺权”,在当时是个时髦的词儿,指的是非正常的权力接管。《文汇报》是上海市委的机关报,是个左右舆论的地方。上海造反派把它夺了过去,上海市委就发不出声音来了。这是“打蛇打七寸”之举,狠毒到了家。夺权的过程充满了戏剧性,当时上海保皇派势力很大,名曰“赤卫队”,以产业工人为主。但这些工人大哥们未免太文明,反映太迟钝,没能挡住造反派的这一手。我在后来的有关文献中得知,《文汇报》沦陷第二天,也就是1月5日,张春桥、姚文元就从北京赶到上海,当起了造反派幕后的总坛主。接下来,上海原有的行政秩序,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辟里啪拉地倒了一片,看得全国人民目瞪口呆。5日,《解放日报》也被夺权。6日,全市各造反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批斗了市委、市人委的负责人陈丕显、曹荻秋诸人。会后,市委、市人委的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政权正式易手。8日,造反派建立“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发表《告上海人民书》和一个《紧急通告》,宣布夺了上海市委和市人委的权。消息传到北京,毛主席马上作了一个评价,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意思是表示支持。8日当天,主席指示,由中央文革小组执笔,为中央和国务院起草了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号召全国都来学上海的造反经验。9日,《人民日报》登出了上海临时政府的《告上海人民书》,又加了《编者按》,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22日,《人民日报》又发社论,把上海夺权事件定名为“一月风暴”,说此举是“今年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号召“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自下而上地夺权”。
  共和国政权史上最奇特的一幕,就这么上演了。
  至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呱呱问世,这等于是一个新政权。张春桥是鼓吹取消货币流通起家的,念念不忘的是建造乌托邦,估计上海公社这个名称,多半出于他的主意。不料,毛主席对此不买帐,迟迟不予承认。弄得张、姚心里发毛。后来才弄清,原来毛主席认为新政权叫“人民公社”不好,如果叫“公社”,那么中央政权将来叫什么?难道叫中国人民总公社不成?连国家形态也不要了?这样的话,在外交上也将会很不方便。因此,老人家认为“叫革命委员会好”。毛主席的这个思路,在其后不久就流传了出来,我当时看了,认为很有一定幽默感。2月23日,上海公社改称为“革命委员会”。这次轰动全国的大夺权,后来又被上海造反派自称为“一月革命”,私心里怕是想沾沾列宁“十月革命”的光。
  这个“一月革命”,是文革发展史上的一个关节点。造反派扑腾了半年多,大部分时间是在与势力强大的“老保”厮杀,不过是求生存,继而想争个老大罢了。上海的这一声轰天炮响,给全国的造反派送来了“夺权主义”的春风,所有的造反派,一眼就看明白了,原来历史走向是这么一个路数。
  《告上海人民书》在媒体发表时,气势无比磅礴,落款竟然有七、八十个各行业的造反组织的名称,大有“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阵势。那个年头,造反组织的名称,是怎么大怎么叫。有叫“联合兵团”的,有叫“司令部”的,有叫“总指挥部”的,有叫“纵队”的,有叫“联络总站”的,在街头大喇叭下收听的人们,简直都要听呆了。我那时小,看到中央第一次在媒体公开承认造反派,心中只是狂喜。不知当年那些有野心的大学生、机关干部该是怎样的彻夜难眠呢。
  毛泽东要求,革命委员会的组成要“三结合”,一是群众代表,二是军队代表,三是愿意改正错误的、没有大问题的革命干部代表。这“三结合”,头两条好办,最难办的是第三条。那年头的高级干部,哪里还有“革命”的,通通倒光了。为了三结合,就得扶起几个来。这,就为后来完全失控的局势埋下了伏笔。这里先暂且不表。
  中央表态如此明确,再顽固的保皇派,也已看清了大势。上海的百万“赤卫队”,顷刻间就做鸟兽散。各地保皇派也是心头一片哀鸣。
  唯有长春的铁杆保皇派教大主义兵,剑走偏锋,在上海事件后不久,窜进了省委,挨个屋子收缴大印,宣布夺权。机关造反派甚为愤怒,宣布夺权为非法,全面抵制。其后,二总部于1月18日正式夺权,机关造反派里应外合,宣布夺权成功。
  2月份,以二总部为主体,联合机关造反派和工人造反派,成立了全省的总造反组织“红色造反者吉林省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之后,为尊重二总部“首义”之功,“红革会”始终与“二总部”并称,简称为“红二”。不过,听着有点儿江湖气。
  我们那时是二总部的元老人员,对“红革会”之称,甚不满意。因为在上海,也有一个“红革会”,是大专院校红卫兵的联合组织。我们认为,我们省造反派的总组织,怎么能跟上海的一个学生组织同名呢?气派太不足。这个上海红革会,后来出了大问题,他们竟然在“一月革命”后不久,反起了张春桥。贴张的大字报,还把张、姚扣为人质十几个小时。只是最终敌不过张、姚的力量,旋即,被定为“反革命组织”,垮掉了,可惜了一世清名。我们吉林省的造反总组织,跟这样一个倒霉的造反组织同名,中央能对我们有好印象吗?然而我们的不满,当时是无人理会的。二总部,也就是“红二”,那时已逐渐开始了官僚化,大量机关干部进入“红二”的中枢,带来了一些不易察觉的变化。
  不过,总的来说,1、2月份是我们凯歌行进的月份。天天都有拥护“红二”的大游行。尤其市公安局“红色造反团”支持二总部的游行,场面至为壮观。那时警察的服装跟解放军差不多,队伍是一色的草绿,人人都带白手套、红袖标,威风凛凛。看热闹的群众忍不住欢呼鼓掌,都说,红二这江山坐定了!教大主义兵早已是臭不可闻,居然改名为“毛泽东主义教育大学红色造反团”,真是要“咸与造反”了。然而他们毕竟气数已尽,不足为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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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月初到2月初,是我们造反派喜上眉梢的日子,那时我们“省实验造大”战士的脸上,无不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那种幸福的样子,不是今天的人所能有的,只有《朝鲜画报》上现在也许还能找得着。你想,我们不过才是十来岁的毛孩子,一年前还懵懵懂懂地坐在教室演数学题,背俄文单词,哪知道革命是个什么滋味儿?老前辈们奋斗了20多年才打下了江山,我们只奋斗了半年多,居然就把革命闹成功了。
  在历史的新纪元里,我们就是“开国功臣”啊,一辈子得享受着“老红军”的尊崇。再过三、四十年,我们的儿子、孙子坐在高高的谷堆上面,听我们讲那过去的事情时,我们可有的说了。
  至于讲什么,怎么讲,我们都没细想,反正还早,到时候就讲怎么给老师写顺口溜大字报、往校长头上倒墨汁、一宿工夫把斯大林大街写满“省实验造大”的大标语什么的,就行。哈哈,小子们,你爷爷可是个人类社会最先进的左派,是消灭资产阶级的急先锋。看不出来吧?
  在长春,“一月风暴”也是摧枯拉朽。我前面说过,临时工那时也瞎造反,他们那伙乱七八糟的闲杂人员、还有盲流、以及流氓,成立了什么“吉林省工人造反大军”、“长春市群众自发造反大军”,简直是糟蹋”造反大军”的好名声。其实都是“伪军”。还有一个,更是歹毒,就是“吉林省体校革命造反大军”。这个学校不知道是怎么搞的,看名称,这应该是我们的兄弟部队,但它却是死硬到底的保皇派。当时吉林省有个副省长叫张文海,是主管体育的,为人爽直,在体育系统有不少人保他。去年11月,二总部在体育馆斗争张文海,体校造大就跑到会场大砸了一通。后来简直成了张的御林军,有他们在,谁也动不了这位张省长了。他们在大街上,公然贴标语,说“张文海就是毛主席的好干部”。他们私下里,更有人说“张文海就是我们的父亲”。体育棒子的头脑简单,可见一斑。
  体校造大也是二总部心头的一根刺。在“1、18夺权”的前4天,为了给夺权扫清障碍,二总部在公安“色团”的支持下,发动好几千人围住了省体校。大喇叭敦促投降,猛念毛泽东的旧作《敦促杜聿明投降书》,一时南岭公园那边闹翻了天。体校造大固守大楼,我们这边也派出了体育棒子——师大造大体育系的学生,块头儿不亚于他们。公安“色团”组成第二线包围圈。这次最引人注目的,是驻长部队也出动了人员,前来压阵。
  当天全市的二总部支持者,都在关注着南岭公园那边的事态。当晚,我在学校,天黑后,傅同学狂喜地从外面奔进来,说:”打下来了,打下来了!”原来是体校的据点被我攻下,大家一片欢呼。过了一会儿,有我们的联络员从现场赶回来报喜,他气喘吁吁地说:“那体校造大太可恶,那都是些什么人,搞体育的,都是流氓!拿砖头往下砸,砸着了非死不可。”大家就叫他喝水,慢慢说。他又说:“公安造反团和部队都来了,他们还死顽抗。眼看天黑要不好攻,咱们这边就开始冲锋。那体校造大就一层一层的往上退,还有藏到天花板上去的。咱们这边师大体育系的也很厉害,不怕死,硬冲,拽下来一个就揍,拽下来一个就揍,打得他们嗷嗷叫!然后公安就上来给他们戴手扣子。公安和部队根本没动手,就解决了。”
  当天,顺便又把什么“工人造大”和“自发造大”也一勺烩了,头头儿全部当成“现行反革命”予以逮捕。
  就在那几天,又冒出来个“全国荣复转退军人红旗军吉林总部”,听着就跟威虎山的队伍似的,也是假造反、真要福利的主儿。二总部照样拿下,交公安,一律反革命待遇,收监。
  二总部,谁敢惹!?
  到1月底,基本天下大定。《吉林日报》、《长春日报》早就易手多日,差不多成了二总部的机关报了。
  坐天下是什么滋味儿?只有一句粗话来形容才最妥贴,那就是“牛逼闪闪”。那几天,我校前卫队解散了,省实验也是一统天下了。我们造大的人,确实是鼻孔朝天地走路。月底,大连市的大专院校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宣传队来我校友情演出。在大连,我们去串联的时候就知道,凡是保皇派都叫“思想兵”,凡是造反派都叫“主义兵”。所以这支演出队是我们的友军。礼堂里,洋溢着革命胜利后的高涨气氛。大连高校宣传队的老大哥老大姐们演出的红卫兵歌舞,好像黑人土风舞,扬胳膊踢腿儿,刚劲异常,看得全场愕然。一舞罢了,还得有人端着盆上台去洒水,不然满天是灰,全场的人都会心地大笑。
  列宁说:“革命是人民群众盛大的节日。”千真万确。
  然而,我们的二总部,我们的红革会,就跟现在连战先生的国民党似的,命途多舛。这样的好日子,一共过了没有10天。就在2月初红革会成立的同时,一件不祥的事情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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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初,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二总部在大专院校的几支骨干力量——地质学院兵团、工大造大、光机学院“8、15”、人民大学“红野(红旗野战军)”,陆续宣布退出二总部。
  这都是赫赫有名的造反派,十分骠悍,为二总部的崛起立过大功。我们简直惊呆了,有什么话不可以在内部说呢,非要采取这种激烈手段?他们杀出去后,立刻成立了一个新组织,叫做“长春人民公社筹委会”。
  这几个组织另拉山头的具体原因,我已经记不得了。总的来说,这是一批造反派里涌现出的激进派,对二总部在夺权过程中的某种妥协与不彻底表示不满,或者是因为权力分配不公而闹意气。那个时候造反派的脾气也真是火爆,说干就干,连个协调的余地都没有。
  就在同一时期,全国各地已经夺了权的造反派当中,几乎都分裂出去了一小批激进派,而后,兄弟阋于墙,势同水火,全不顾往日的友情。对于这两派,当时没有命名,区别就在于一个是执了政的,一个是在野的;一个较保守,一个较激进;一个有军区支持,一个是跟军区过不去的。为了叙述方便,以下在需要的时候,我就以“保守派”和“激进派”来称呼。
  我们二总部是以敢打敢拼起家的,没想到眨眼之间成了“保守派”。事情确乎有些幽默。
  当时我们这些中学造反派非常惶惑,内部争个不休,有坚决要保住光荣革命传统、决不叛变的;有认为“地、工、光、野”才是真正不妥协的造反派的。为了制止人心浮动,我们造大总勤务部分别到二总部和我们的近邻工大造大去了解了一下情况。经过分析,最后决定,留在二总部,不当石达开。总勤务部召集全体战斗员开了会,解释了决策经过。
  那时的人们思想比较独立,总勤务部决定了的,不等于就是真理。我们红旗战斗队里,对总勤务部的决定表示怀疑的,大有人在。为了谨慎,一个高三的孟姓同学带领我们几个小同学,跑去了工大造大和二总部的中坚——师大造大,分别摸底。在师大造大的外联部,我们受到热情接待。我们直言不讳地说明来意,就是说,叛变还是不叛变?这是个问题。人家也没对我们的犹豫不满,而是振振有词地细说是非,说得我们心服口服。而一墙之隔的工大造大,那天负责接待的人心不在焉,提出的理论极其缺乏说服性。两下对比,谁能成大事,是太清楚了。回来后,我们红旗战斗队就做了决定:跟定“红二”,绝不变心!可是我们恰恰错了,我们把个案,当成了主流。两派在斗争艺术上的高下,不久就见了分晓,这是后话。
  这个伪“长春公社”刚刚拉杆子的时候,处境很尴尬。二总部如日中天,深得民心,他们这么干,显见的是气量狭窄,如水泊梁山上的王伦,所以根本拉不走什么组织,中学生没有一个造反组织跟班他们走的。在2月初,长春公社召开的筹备会成立大会上,送去贺信贺电的,竟有不少是单位里垮了台的的保皇派组织。臭名昭著的教大主义兵也对他们表示欢迎。
  对此,二总部极尽嘲笑。当时我们这一派还是虎虎有生气,人才也多。吉林艺术学院造大的学生,创作了一首《反对分裂歌》。歌词开头一句是:“地、工、光、野一小撮,分裂主义者……”旋律很滑稽,就像今日老鼠爱大米,因而马上流行开了,全城妇孺都会哼哼。其杀伤力无与伦比,长春公社几乎陷入过街老鼠的地步。在当时,二总部谁也不看好这个怪胎长春公社能有什么出息。但是我们忽略了,它的出现,给某些人提供了天赐良机。
  二总部独坐天下,逼散了各校、各单位的保皇派。这些背时的人们并没有全部都归顺二总部。长春公社一出,给了他们一个继续与二总部为敌、并且能出一口恶气的机会。从这方面说,长春公社可以说不愁“兵源”的问题。后来,果然也就急速地膨胀起来了。
  那时提倡军队“三支两军”。这个术语,主要是说军队要支持地方革命派。上面有林副主席的命令,军队只能硬着头皮介入。在绝大多数省份,军区都表态支持了已经夺了权的造反派。而中央文革那几个文人,却另有“小九九”,他们揣着心思要搞乱军队,所以几个分量稍轻一点儿的小喽啰,比如王力、关锋、戚本禹,暗地里都很支持分裂出去的激进派,鼓动他们给军队找麻烦。这一点,是长春公社极端狂热的心理支撑点,是他们的尚方宝剑。
  长春公社成立后,教大主义兵欣喜若狂,不仅公开支持,还于其后不久成立了一个杂凑“东方红公社”。这个东方红公社,能文能武,态度死硬,跟二总部不共戴天。里面的骨干之一,是公安系统的老保“公安联总”。那“联总”也甚是厉害,袖标特别大,上面大大地写着“联总”两个字,犹如宪兵。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是规律,跟原则没关,毕竟是利益决定一切。一开始几天,长春公社还挺珍惜羽毛,痛斥保皇派教大主义兵不要高兴过早,这里面没有什么稻草可捞。可是到2月下旬,两家终于合流,捐弃前嫌。后来始终是既相互独立,又统一步调,对我“红二”形成夹攻,步步紧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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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2月中旬的时候,傅同学找到我,说:“小家伙,你不是朗诵得挺好的吗?咱们红旗战斗队在省教育学院设了一个广播站,缺一个男播音,你去吧。”
  说完,她又告诉我地址,让我自己去。高三的张同学和一位女播音员已经在那里工作好几天了。
  省教育学院在“四分局”。这个地方,既有公安分局,也有邮政分局,所以这一片,就叫了这么个名儿。教育学院一面临着斯大林大街,是个舆论宣传的好阵地。而另一面,与东北人大紧邻,又很幽静。如今教育都没有了,教育学院也没什么用了,只有个把留守人员。我们红旗战斗队就在三楼两间房里,设立了一个很简单的广播站。我去的时候,老张正在值机,见到我来了,很高兴,说:“就缺你呢!”
  他还是那样,披着个棉衣,一副焦裕禄的憨厚劲儿,忙着给我倒热水。那个女播音员,我也见到了,是高二的一个孙姓女生,貌美,苗条,但是很冷,话不多。广播站一间是播音室兼办公室,另一间是孙同学晚上住的地方。因为每天播音要到较晚,孙同学自己回校不方便,社会上形势正紧张,估计警察也顾不上治安了,因此专门给她安排了住处。教育学院还有一个很小的食堂,孙同学的一日三餐和我的晚饭就从那里打出来吃。我的工作时间是下午到晚上,上午孙同学值班,晚上我们共同工作。因为晚上高音喇叭传播得远,所以主要播音时间是在晚上。
  广播站其实很简单,就一个电子管扩音机,俩话筒,教育学院的楼顶上,有三个大喇叭。老张交代了我如何开机,又叮嘱每过一段时间要关机休息,以防电子管过热被烧坏。
  广播站的生活富于激情。我曾经出去试验过,走出一公里远,都可以清清楚楚听到我们的声音,覆盖斯大林大街的这一段,没有问题。每天我下午去,孙同学就把工作交给我,她去艺术学院取材料。我可以念念稿件,也可以转播中央台和吉林台的广播。真正出活儿是在晚上,那时候晚上没电视,人们没事情干,附近的居民即使关着窗户,在家中也能听清我们的广播,引导舆论是没有问题的。晚上吃完饭,大约6点钟,开机,看着电子管那奇妙的颜色慢慢亮起来,用手弹弹话筒,有声音了,就可以播音。
  下面就是我和孙同学一般比较典型的开头语——
      
    (男):吉林省实验中学革命造反大军红旗广播站。
    (女):吉林省实验中学革命造反大军红旗广播站。
    (男):现在开始广播。
    (女):现在开始广播。
    (男):革命方知北京近,
    (女):造反倍觉毛主席亲!
    (男):革命的同志们,
    (女):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
    (男):我们下面播出的是——
    (女):吉林省实验中学革命造反大军对长春公社一小撮分裂主义者无耻行径的愤怒声讨!
      
  诸如此类。孙同学的声音非常清亮,我的声音则比较浑厚,搭配得相得益彰。外人决听不出来是一个大姐姐和一个小孩儿的组合。
  傅同学、张同学有时会来看看我们,聊聊天。傅同学还笑嘻嘻地说:“小家伙,还习惯吧?你声音真不错,老远就能听到。”
  老张说:“长春公社最近挺猖狂,你们要密切注意动态。有紧急情况也可以自己写写稿件,但是要注意口径,和二总部的提法要一致。”
  红旗战斗队还有一个刘姓的高二男生,是军干子弟,人很酷,不大说话。平时老是穿件披着黄呢军大衣,非常挺拔。他是美男子,还留了一点小胡子,鹤立鸡群的样子。我多年以后看《安娜-卡列琳娜》,觉得当年的刘同学简直就是沃伦斯基的中国版。我们省实验的这位沃伦斯基可能很悠闲,有时会从学校到广播站来坐坐。他和孙同学是同班,有时聊上两句。但来的次数也不多。
  和孙同学在一起工作,有一种非常幸福的感觉。毕竟是美女,虽然需要仰视。不过,我那时既没贼心也没贼胆,连个贼细胞都没有,就是觉得惬意。孙同学是个文静的女孩子,围着一条浅蓝色的毛围巾,很优雅。她话不多,心很细,到食堂打饭总是她自己去,顺便替我打来。她说:“我跟大师傅都熟了,我去,能多打点儿。”在细微处对我的这种照顾,让人很温暖。
  2月23日这天,我在广播站晚上准备收班,只听得附近人大一带,广播站和宣传车声音特别嘈杂,好像出了什么事。
  不一会儿,傅同学跑了来,急匆匆地说:“不好了,教大主义兵和公安联总在围攻人大‘八舍’,红二的人被困在里面了。咱们造大已经去了不少人支援了。你们赶快写稿,赶快声援!小家伙,你今晚就别回去了。”
  说完她又赶去人大八舍,加入声援队伍。临走前,又叮嘱:“你们也要小心,他们那帮家伙,什么都干得出来。把门一定要锁好,有事赶紧往学校打电话。”教育学院看门的老职工也是红二派的,他说:“你放心,你一走,我就把门锁上,没人进得来。”
  我们连忙开机,然后不断呼喊高亢的口号,强烈声讨教大主义兵和公安联总,声援战友。
  “青山不老,二总部不倒!红色造反者是压不垮的!”
  “强烈抗议公安联总的法西斯暴行!”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公安联总一小撮倒行逆施必然灭亡!”
  清脆的口号声回荡在凛冽寒风中,为四分局动荡的夜晚增添了无比悲壮的气氛。
  深夜,喧嚣声渐渐弱下去了,人大八舍那边,我们的战友是否守住了大楼,损失如何,都不得而知。我把嗓子都喊哑了。
  到了半夜两点,估计不会再有什么事了,我们也不敢出去打听,就关了机,准备休息。
  播音室里没有床,只有一张长椅可以栖身,孙同学去她的屋子里拿了大衣、被子,帮我铺上,又担心地说:“会不会冷啊?”
  我说:“没事。”
  孙同学又说:“可能要不舒服,你将就一下吧。”
  我说:“行。”
  她又说:“你明早什么时候起来都行,明早不播音了。那……我过去睡了,你也赶紧睡吧。”
  晚上,外面寂静得几乎没有任何声音。教育学院晚上不烧暖气,室内冰冷冰冷。我闻到被子上有香味儿,难以入眠。这个夜晚,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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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上午,红旗战斗队来了不少人,通报了一下情况。昨晚,是忠于二总部的人大“红造大”和东方红公社发生冲突,公安联总派了一支骠悍的队伍砸了人大八舍。我方损失惨重,不少人受了伤,还有被俘虏过去的。大家讲到动情处,悲愤填膺。我堂堂造反派被老保这么欺负,放在以前怎么能想象?都是长春公社搞分裂惹的祸。傅同学对公安联总尤为咬牙切齿:“这帮混蛋,不得好死!”
  大家又交流了一些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二总部最近忙于斗赵林、罢赵林的官。赵林已是死老虎了,再斗人们也没什么激情了。而长春公社最近的活动却非常吸引人眼球。因为军区对群众组织表了态,公社的人就到省军区门口静坐示威,喊出的口号是:“军区有鬼!”那年头崇尚“怀疑一切”,谁最激进,谁就更能抓人眼球。一时“军区有鬼”竟成了长春市民的流行语。军区方面的发言人是副司令员贺吉祥,结果,他成了首当其冲的人物。长春公社的大喇叭点名要他出来辩论。
  就在前几天,公社派还发动全市大游行,要揪“红二”的黑后台。当年跟二总部结下梁子的保皇派群众,此时一哄而起,南关区、二道河子区又成了二总部不能插足的地方。
  谈起形势,大家忧心忡忡,都盼望中央早日发话支持我们夺了权的造反派。但是当时的媒体很有意思,自造反派起事,到文革终结,报纸、广播上始终没出现过“造反派”这三个字。提到群众组织,只说是“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可是这个光辉帽子,是谁都可以戴的。我们只有坚信自己是正确的。
  中午,傅同学见我嗓子哑了,亲切地拍拍我肩膀,说:“小家伙,你就回家歇两天吧。”
  下午,我离开教育学院,走路回家去。天正下着小雪,很温暖。四分局一带,本来就很幽静,下雪天,更没有什么人。杂乱的世界在雪中忽然变得纯洁了。银白的、无声的世界,很美好。我走在路上,心旷神怡。忽然想起了文革前的一些日子,也是这样宁静而美好。记得66年的元旦,我到市体育馆去看乒乓球赛,在那种公共场所的感觉很温馨。那时乒乓球是国球,让咱们中国人扬眉吐气过的。一场普通的乒乓球赛,都要凭票才能看到。开赛前,体育馆的大喇叭放着《扎红头绳》的乐曲,高音胡琴拉得如醉如痴。那种和平的时光,是很让人留恋的。
  我在雪地里慢慢的走着,带着对过去的一点儿怀念,沉浸在激情宣泄过后的惬意里,用手去接那一片片细碎的雪花……
      
  就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有的朋友劝我:还写那些事情干什么,现在,还能有人看么?是啊,那是一场民族的悲剧,早已被时间掩埋掉了。当年作恶的人,和当年受害的人,都不愿再提及了。可是,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这一段历史,是可以埋葬得掉的么?我们是可以装作不再记得了么?不能!我们成长的路,在那么早的时候,就被打断了,从此开始了人生黑夜中可悲的探索。我们当中的数学尖子,语文尖子、外语尖子,在三年的混乱过去之后,已经变成了一些平庸之极的孩子。他们已经注定了,今后没法给这个社会有什么贡献了。其结果也确实如此,一生中,我们这一代人的绝大多数,只是苟苟且且地活,谋碗饭吃。永远也赶不上所谓“时代的步伐”了。
  我们曾是20世纪第一代未经战火的孩子,我们中的有些人,名字就叫做“和平”。我们的童年,也确实是日日夜夜沐浴着和平的风。类似“当我们荡起双桨”这样优美的日子,那时在我们看来是天经地义。
  可是,时光老人很残酷。它只在1966把我们捧上了天,然后就不断以各种理由宣布我们这一代已经过时了、废掉了,在后来的任何历史时期,都是过了时的人。
  从1966开始的那动荡十年,我们的祖国已经把它给绕过去了,可是我们却绕不过去。它就像山一样,压在我们心里,压在我们清夜不宁的梦中。
  隔了无数的尘埃回过头去,我永远会记得,那个在雪中步行回家的少年,他跟现在的少年们一样,心中同样充满对美好世界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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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托翁小说《安娜-卡列琳娜》的扉页上,有这样一句话:“申冤在我,我必报应。”估计这是上帝他老人家的口吻。二总部当时还真是有上帝在眷顾,没过三天,“公安联总”就遭了报应。军区方面不能容忍联总如此挑战权威,遂将“2、23”事件定为武装镇压学生的反革命事件。事件一上纲,联总立刻土崩瓦解,为首的人被抓起来了。
  红二趁势而起,大造舆论,过了没两天,又在市中心人民广场召开盛大集会,声讨联总反革命暴行,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我们参加了,联总的头头被军人押到主席台前,列成一排,帽徽领章全被撕掉,一个个彪形大汉捆的跟龙虾似的。
  世界上什么事情最幸福?就是看到跟你过不去的人,在你面前痛苦地毁灭最幸福。二总部人员群情沸腾,高呼口号“血债要用血来还”、“公安联总罪该万死”等等。公安联总遭此一击,万劫不复。此后不久公安系统被军管,尽管后来东方红公社“贼势复炽”,但联总却没能再度复苏。
  这一拳打得公社派晕头转向。二总部在造声势时,胡乱编了些中央来电、沈阳军区来电之类,把这场镇压搞得很有来头。其后几天,是公社派的黑色日子,工大造大、教大主义兵不得不屈服于形势,由头头带队,在自由大路举行“向长春市人民请罪”大游行。大势已去,其情状也甚为可悯,一副“昏惨惨黄泉路近”的样子。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是红二掌权后的太平盛世,社会上的活动不多了,提倡所谓“复课闹革命”。红旗广播站随之撤销,我们都回了学校。
  在学校,造大的人员以原来的班级为单位,组织学习,无非是学批判刘少奇主席的材料。当时报纸上很长时间没有公开点名,只说是党内那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而在红卫兵材料上早就点了名。
  我在前面曾经提到一个于姓同学,就是对农村的厕所有独到见解那个,他其实是造大的元老,不过不大跟我们在一起,而是依附在另一个高中战斗组里。现在,他也和我们在一起了。
  于同学造反资格非常老,不大买老宫的账,又口无遮拦。一次他说,高二的“沃伦斯基”,一直想勾搭广播站的孙同学。老宫有一天见沃伦斯基在场,就提起了这事。沃伦斯基大怒:“说我勾搭孙同学?谁说的?”老宫说:“于某。”沃伦斯基一转身,黄呢军大衣随着抡了个圈,发现了于同学就在不远处,立即走过去,阴阴地问道:“你说我勾搭孙同学?”于同学支支吾吾,沃伦斯基便把大衣一扔:“兔崽子,我擂你!”于同学见不好,撒鸭子就跑,边跑边喊:“我说的又怎么样?事实胜于雄辩!”说完,一溜烟不见了。
  那时,同学之间谈恋爱,总给人不大正经的印象。沃伦斯基倒是个花花公子的外形,可为人处世还是非常严谨的,孙同学当然就更受人尊重。因此这场“沃伦斯基事件”也就从此打住了,没人再提。
  在后来的岁月里,我很少再见到孙同学了,但她的那种安静之美,令我永不能忘。
  我们继续学习材料。于同学看不惯老宫的飞扬跋扈,就拉拢人,要成立以自己为首的“核心小组”,取代老宫早先的领袖地位。事情有步骤地在进行,我因为对老宫耽误了我去北京见毛主席的机会,至今耿耿于怀,就加入了于某的阵营。陆续加入的还有几个人。见时机成熟了,于同学就在一次会上庄严地宣布,以他为首的“核心小组”正式成立了,负责指导红旗战斗队初一分队的革命工作。大家要一切行动听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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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同学口若悬河,又擅长搞人际关系,是个当小头头的料。“夺权”成功后,志得意满。然而,他低估了老宫的能量。老宫虽然失势、但也仅是脸上挂起一丝冷笑,并未惊慌失措,暗地里立刻展开了反击。他的手法,一是取得红旗战斗队头面人物的支持,发了话,不赞同于同学搞的小圈子。二是逐一做对方阵营的瓦解工作。某日,他找到我,展开了攻心战术,先是重温了一番往日友谊,又指出于同学现在实际已众叛亲离,只剩我一个没表态了。老宫说:“识实务者为俊杰。你想想看吧。”我不作声,思想斗争得十分厉害。老宫又紧逼一步:“我知道你不愿意卖主,但于某马上就要完蛋了,你为什么要当他的殉葬品。我也不要求你反戈一击,你不表态支持他,就行了。”我踌躇良久,只好同意。这是生平第一次我领略到了,当叛徒,有时也是出于无奈啊。
  过了几天,红旗战斗队的老张,召集我们开会,说是要解决内部问题。于同学懵然不知他的阵营已经溃散,踌躇满志的步入会场。宣布开会后,老宫首先发难,历数于同学若干非组织活动的阴谋与错误,口气严厉。于同学拍了一下桌子,说:“笑话!”就要起来反驳,老张板着脸说:“你等会儿再说。”那倾向,已经很明显。然后,刘同学、张同学、涂同学、薛同学纷纷表态,支持老宫意见。只有我低头不语。于同学观察情势,心里已明白大半,木然许久。待众人说完,他涨红脸,站起来,嘴唇抖着,说:“我,我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请同志们给我一个改正的机会。所谓‘核心小组’从今天起宣布解散。但,有一点要申明,我生是造大的人,死是造大的鬼,忠于造大的心……不会变……”说着,忍不住抽咽一声,跑出教室去了。此后,就不大见他到学校来了。
  老宫排除了异己,脸上又恢复了蔑视一切的笑容,他不在乎什么核心小组这样的名义,还是继续当大家的精神领袖。
  1967年的3月,是文革初期难得的平静日子。红二掌了权,像模像样地坐起了天下,分别成立了教育、工交、财贸系统的小“红革会”,要准备料理一百万长春市民的吃喝拉撒睡了。其间学校活动也仅仅是开一些走过场的批判会,批一批本校的死老虎当权派。
  当时全国各省基本都由一派造反派夺了权,然后向毛主席发了致敬电。致敬电的电文,堪称一绝。历史上大概只有屈原能把汉语词汇使用到那么灿烂的程度。大概的风格,就像现在网络上流行的什么“我们对您的景仰犹如滔滔江河……”之类。发致敬电,目的就是期待早日被承认“合法”。但中央的表态极为谨慎,只有上海、黑龙江、贵州等少数省市获得认可,成立了钦定的“革命委员会”。在那些地方,夺了权的造反派也就有了不可摇撼的合法身份,坚挺不坠。有个把更激进的小派别跳出来挑战,马上就会被灭掉,如上海的大专院校“红革会”。
  《人民日报》在每一个省革委会成立时,都要发表一篇社论以示庆贺,内容八股就不用提了,关键是标题妙笔生花。比如《东北的新曙光》、《西南的春雷》等等。后来哈尔滨出了一种香烟,牌子就叫“新曙光”,作为纪念。这种钦定,其光环效应无可抗拒。二总部在镇压“公安联总“时,就因为钦定的造反派哈军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的一辆宣传车,在长春街头反复播放支持镇压的声明,因此收到了“传檄而定”的效果。在上海,王洪文先生的“工总司”,也是轻而易举就把昔日战友“红革会”给灭掉了。
  但是,绝大多数省份的夺权造反派却陷入了无限期的等待。
  我们红二派,没有等来《人民日报》的钦定社论《红日高照长白山》什么的,而是于4月12日出乎意料地听到广播说,《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要爱护一切革命小将》。这个社论,明显指责了对持有不同意见的群众组织所做的镇压。
  我们目瞪口呆,公社派一片欢呼。近一个月来,公社派等于无形中解散了,而现在,“春暖花开,面朝大海”,他们一下子从各个角落里冒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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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年的4月1日,各媒体同时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是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这篇长文,无疑是一声号炮,向刘少奇主席公然开火了。虽然还是没点名,但两顶大帽子甩出来,傻瓜才看不出来,一顶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一顶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这一天起,《人民日报》,发了不知道多少万字,都是老调重谈。后来还专门开辟了《七亿人民都是批判家》的专栏,发老百姓写的批判稿。“赫鲁晓夫”这位前苏共领导人的名字,成了中国媒体上知名度最高的一个人名。
  《清宫秘史》不过是解放初的一部黑白电影,说的是光绪、珍妃及慈禧事。1967年曾内部放映过,供批判用,剧情比较紧凑,观众中居然有为光绪找不到珍妃而着急的,下意识地拍起了巴掌。这部电影,刘主席大概是随口说过一个好,现在也给翻腾出来,要定大罪了。
  刘主席曾著有一本书,叫《论共产党的修养》,此时也成了靶子,报纸上标准的称呼是“黑修养”。其实里面不过引用了几句孔孟语录,讲的也不过是如何修身。因为“修养”这词当时人们不大用,又与“修正主义”一词共有一个“修”字,所以现在,就只好任由愚民们胡批乱批了。
  少奇同志是我党资深的革命家,在他当国家主席时,我有幸是他老人家治下的一位小公民。刘主席治国有方,当年常开“最高国务会议”,参加的人不多,从报纸上的照片看,气氛和谐。这种会议周恩来总理也需要参加,态度是很恭敬的。1960-1963年,国内的经济一塌糊涂,一度也是流民遍地。就连我家,都吃过高粱面饼和玉米面菜团子,一年没见过大米饭是何模样。刘少奇同志临危受命,收拾残局。他开放了“自由市场”,允许农民进城高价出售农副产品。一个鸡蛋,五毛;一只活鸡,十好几块。城里有钱的,可以吃到肉蛋,农民也有因此而发了大财的。这样不断调整,到了1964年,天下已然复苏,副食品供应基本恢复正常。我们看的课外书、用的作业本,纸张也变白了。“三年灾害”的惨痛,奇迹般地消失了。我的祖国,到处欣欣向荣。
  这一过程,我是有亲身感受的。后来经过了70年代前期全国的压抑暗淡,就更感念这位两鬓白发的前国家领导人。可是在1967年,我没有这觉悟,跟七亿国人一样,喊了无数遍“打倒刘少奇”的口号。
  近来为了写这个文章,看了一点儿相关资料。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纪录短片,拍摄的是1967年夏,中南海的工作人员批判刘主席的镜头。无数的红宝书在他身边挥动,一群穿白衬衫的年轻人簇拥着他。刘主席身着浅灰色中山装,从一个古老建筑的门走出来,步履蹒跚。他保持着尊严,不停地走,年轻人不停地喊口号。他很老,有短短的白胡须,表情漠然,跟我记忆中照片上的神采很不同。尽管如此,他还是显得很高大,其余的人,很矮小。我看着,内心震动,为这位老人感到无限的悲哀。
  戚本禹是中央文革中的马仔人物,但有笔如刀。而且据后来揭露,从此时起,他和另几个同类的刀笔吏马仔,就不断用热线电话操控各地在野的激进派,直到搞得天下大乱。
  4月12日以后,公社派不断上街游行,打出“长春公社新生了”、“长春公社和中央心连心”的标语。他们被压抑了一个多月,现在人人欣喜若狂,宣传车震耳欲聋地播放“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长春市的底层市民,也涌上街夹道欢呼,一副“不见王师久矣”的样子。
  二总部顿时陷入失语状态,眼睁睁看着一条毒蛇在复活。
  长春公社决不是温文尔雅之徒,从这一天起,他们的斗争策略,就处处压了红二一头。可怜掌了权的红二派,优柔寡断,步步退却,全没了当年冲锋陷阵的劲头。我们那时作为基层战斗人员,心里非常纳闷儿:为什么同是一伙人,执政之前和执政之后,差别就这么大呢?
  4月17日,长春公社终于出手了,这一仗,他们打得又准又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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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出在《长春日报》上。《长春日报》夺权很早,甚至先于二总部的“1、18大夺权”,报社的亲二总部造反派掌权后,办了几天《新华电讯》,只登新华社消息,后又于2月初,恢复了《长春日报》,一、二版登新华社消息,三、四版发表关于红二活动的消息。这个做法,早就为公社派及其拥护者们不满。他们的说法是,报纸是全民的报纸,凭什么只登一派的消息?更有人尖锐指出,老百姓花四分钱买报看,是为了了解国家大事,不是为了买一张红二机关报。
  偏偏报社的红二派不学无术,其掌管下的报纸错字连篇,以至于出现严重政治事故,且接二连三。具体是哪些,我记不住了,无非是把“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排印成了“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之类。这类问题,理智地看待,无非是编辑疏忽、校对不严,即便在文化昌明的今天,也是难免。问题在于,那个敏感时期,这样的错误简直是要人老命。长春公社抓住了把柄,先是大造舆论,在报社大墙上,贴满了声讨大字报,引发舆论狂潮。
  17日这天,他们不宣而战,地、工、光、野打头,冲进报社,要查封报纸,勒令停刊请罪。报社的红二派当然不肯,公社派就组织冲锋,往外撵人。冲突爆发后,报社门前聚起了上万人围观,舆论几乎一边倒。公社派的宣传车每质问一句,围观群众就一片鼓噪,山呼海啸一般。
  面对突然事变,红二方面束手无策,采取了张学良式的不抵抗政策,没有及时组织舆论声援和实际对策。报社的红二派仅靠自己的力量苦撑,哪里抗得住公社人海的围困。公社派将报社断电断水,切断报社与外界的联络。红二的人在里面无法,只有凭窗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红军想念毛泽东”。第二天,公社一派前来参加围困的人更多,志在必得,逐屋逐层地清理红二的人。其时,二总部的中学指挥系统出于激愤,曾调集了一部分援兵,进入报社进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可是好虎架不住一群狼,报社最终还是失陷了。
  公社这一仗打得漂亮,占尽“天时、地利、人和”。《长春日报》是红二的重要舆论阵地,眼看被暴徒围困,却碍于《人民日报》社论的束缚,不敢组织人马去镇压。军队方面更不可能出动了,公安“色团”也有所顾忌。再加上,报纸确有短处被人家抓住,所以只好任由宰割。报社位于长春市最繁华的重庆路,公社一闹,全市震动。那几天,长春市大概有50万人到报社门前去看过热闹,结果,此役成了公社号召群众、聚集力量的重要一役。在查封过程中,二总部人员也试图抵抗,桌椅板凳扔得满天飞,但公社负伤一人,则围观群众愤怒增加十分;红二负伤一人,则围观群众无不拍手称快。红二完全被人民战争给制住了。
  到19日,公社完全控制了报社大楼,把战旗插上楼顶。这一无心之举,又成了他们制造声势的好办法。一些对公社表示支持的单位组织,也纷纷把战旗插上楼顶。我到现场去看过,只见“城头遍插大王旗”。无数面大小不同、字体不同的群众组织旗帜,在蓝天下猎猎拂动。甚至有一些原属红二的组织也阵前倒戈,把自己的旗帜插了上去。
  来自南关区、二道河子区这些公社派“解放区”的闲杂人员,仍聚集在报社门口不散,喜形于色。我在马路对面遥望这情景,内心充满悲哀。领袖曾说:“人民大众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如今,这话要反过来说了。
  查封报社之后,长春公社趁热打铁,为自己的行为寻求合法性,立即在报社大楼内举办了一个“查封有理展览”,将红二派夺权之后《长春日报》出的错误逐一展出,又一次轰动全城,连红二的人员也都纷纷去看。展出的内容触目惊心——简直就是文盲办报。此外还有印得缺鼻子少眼睛的领袖画像,更是让人无话可说。
  展览的留言簿上,记录了不少红二人员当场“醒悟”、要杀回马枪的心声。
  红二吃了这一瘪,很久才缓过神来,采取了一些对策,但已经晚了。人心、舆论,已明显向公社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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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市的群众组织分为两大派,势不两立。长春市的人民也分为两大派,各拥其主。为了捍卫本派的声誉,人人都很自觉。那时,大家可以拿粉笔在地上写标语口号,走上街,满地都是“二总部必胜!长春公社必败!”或者完全反过来的标语。从4月到5月,街头巷尾,经常能聚起一伙人来,自发的展开辩论。民间的铁嘴,现在可是露了脸。那时人们还是认真的,辩论是“文斗”,一定要言之有据,逻辑性强,耍赖、耍蛮,那是要遭人嘘的。
  红二掌了权,胆子小得多了,武的方面不大行了,总部觉得本派人才多,就积极鼓励街头大辩论。公社派是新生力量,无比自信,也要趁机搞舆论扩散,所以从容应战。两派辩论得不亦乐乎。有搭擂台的,有下战表的,有随机生发的,一到黄昏,斯大林大街上就人声鼎沸,到处是辩论中心和围观人群。人类历史上,自古希腊以来就没有过的、最壮观的全民政治辩论,出现在我华夏。老幼妇孺,无不沉溺其中。口若悬河之士,被人们奉为时尚英雄。
  据记载,长春市两派辩论最宏大的一次,是以省委某高级干部“是革命的领导干部还是三反分子”为辩题,于5月28日的一场搭台辩论。与会者约五万人,双方一对一的上场,辩论从上午10点开始,至深夜12点结束。共14个小时,口沫不知道飞了多少。
  派性斗争,也侵入了家庭。那时拥护哪一派,全凭自己的感觉,所以父子互斗、夫妻反目的也有。我是铁杆的红二不用说了,我的父母兄弟,也都有其政治立场。在二总部夺权后,他们都曾是热心拥护红二的,查封事件一出来,他们又都狂热的拥护公社了。可见公社是何等能鼓惑人心。
  我在家里是少数派,很孤立。天天要听他们赞美十几遍长春公社好,可以想象是多么痛苦。但我珍惜革命的经历,决不为了亲情而放弃立场。
  4月末。红二财贸学院造大针锋相对地举办了一个“查封无理展览”,看的人不多。我跑去看了,明白了一些真相。原来,长春公社在冲进报社后,把一些作废的报纸校对稿样和图版,都当成正式报纸,在他们的展览上予以公布,造成报纸天天有重大错误的假象。“查封无理展览”用理智的态度,介绍了报纸编印的基本程序,应该是有说服力的。但那个年头,谁能煽动,谁就占上风,理性还有个屁用!所以这个旨在“消毒”的展览,基本没有什么影响。
  5月间,红二还举办了一个“赵林公馆展览”,把赵林同志的家敞开,布置成展厅,组织人员参观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这个赵林同志,真是冤透了。他本是吉林省的第二书记,第一书记是吴德。文革开始后,吴德被紧急调到北京任用。文革中也有红卫兵去北京揪吴德的,被中央严厉禁止。结果,二把手赵林就顶了缸,成了吉林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后来了解,这位赵林同志决不是什么叛徒,而是一位英雄。新四军皖南事变被俘人员曾在福建有一个著名的“赤石暴动”,据说,指挥者之一就是他。
  参观“赵公馆”的人,络绎不绝。公社派也有大批人跑来看。那时的人还算比较坦荡,不少公社派的人在留言簿上写道“我们观点虽不同,但我认为你们的这个行动是符合大方向的,我深受触动”云云。“赵公馆展览”为红二赢得几分,但未能从根本上扳回劣势。
  查封长春日报之后,长春市的“武斗”气氛甚浓,双方剑拔弩张,纷纷开始装备冷兵器。长春日报社的陷落,对两派人员都是个警示——没有自我保卫能力是不行的。各单位因之严阵以待,防备对方来偷袭。
  二总部的下层人员,如我们,普遍弥漫着焦躁情绪,为本派在斗争中的迟钝、僵化、不作为而甚感不满。这种情绪反映上去,给红二高层带来不小的压力。这个恐龙似的庞然大物,终于也感到要奋起反击一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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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和长春公社的主力军——工大造大是近邻,所以我校也是“对敌”宣传的前沿。学校广播站天天在批判长春公社。自从教育学院广播站撤销后,我回到学校正无所事事,恰好我校造大总部的广播站找到我,要我去播音。我答应了。但是学校的广播站,稿件写的四平八稳,很不起劲。我干的有一搭、没一搭,没事就上学校门口大街上去参加辩论。
  革命是锻炼人的大学校,我经过将近一年的历练,口才大有长进,在街头,也是个谈锋甚健的辩手,渐渐有了点儿名气。有一回母亲偶然路过一个辩论圈,见我在里面,就拉我出来,旁边一位公社派的听众说:“哦?这是你的孩子?够厉害的!我们要是在武斗中落到他手,还不知道要死几个呢?”我妈回家后埋怨我:“你怎么落下这么个名声?”
  一天晚上,我正在校广播站值班,老张忽然从外面跑进来,说:“快,快喊口号!工大造大的队伍正从门前过呢。”
  我赶紧拿过话筒狂呼口号,什么“分裂主义决没好下场”、“打倒长春公社”等等,劈头盖脑地一通猛砸。
  几分钟后,只听哐琅一声,十多个汉子破门而入,见人就抓。原来是工大造大的人咽不下鸟气,冲进了我校主楼,来砸广播站了。我们奋起反抗,但寡不敌众。他们三下五除二,拆了我们的大喇叭,又把广播站的人俩架一个往楼下推。我气愤之极,高声怒骂:“你们这帮强盗!法西斯!强盗!”他们喝道:“喊什么喊,走走走!”因为是在晚上,我们校的人员大多休息了,防卫非常差,绝大多数人不知道主楼发生了敌情。强盗们把我们几个人押上了他们的宣传车。我宁死不屈,一路高喊:“法西斯!法西斯”喊着喊着,不争气的眼泪就流了出来。看押我们的造大战士,都是大学生,还算文明。只是笑着说:“这小家伙,怎么这么顽固?”
  车开到工大校园里他们的据点,强盗们把我们推进一间办公室,开始教育我们:“红二这么不得人心,你们干嘛要为他们卖命?”我挣扎着昂起头来,说:“我们生是红二的人,死是红二的鬼!”工大的人就笑,说:“你中毒太深了。”一个小头头拿了水给我喝,说:“好了,你也不用喊了,我们就是要给你们一个教训。省实验造大,啊,为什么天天在广播里骂我们?我们就把你们得罪得那么苦吗?”我说:“骂分裂主义者无罪。”那头头就说:“骂,解决不了问题。最后还是看真理在谁手中。二总部如果是对的,为什么这么不得人心?杀回马枪的有多少,你知道吗?”他又和颜悦色地做了一番思想工作,挥挥手说:“好了,你们可以回去了,这喇叭,当然是不能还给你们了。咱们后会有期!”
  回来的路上,我恨恨不已。老张说:“小家伙,你表现不错!”
  广播站被砸,是省实验造大的奇耻大辱。第二天,我们联合工大的红二派——“红造大”,到工大校园去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红造大是工大造大中对二总部有感情的人,当初留下来没叛变,组建的一支新队伍,与我们同气相求。我们绕着工大的几个教学楼游行。工大造大见我们来者不善,一个人也没出来。走到一处大楼,红造大的人说:“这就是工大造大的老巢。我们一听,火冒三丈,纷纷捡起砖头瓦块扔过去,只听得窗子玻璃哗啦啦碎成一片。
  红造大的女生赶忙拦阻我们:“你们不要砸,他们又该捞稻草了(有了攻击我们的借口)!”我们不听,只是扔,心里还说:“这都什么年月了,还讲文明?”有一个我校造大高年级的同学就喊:“别扔了!”我们说:“扔又怎么样?革命造反嘛,管他那么多?”那同学质问我们:“那是不是国家财产?啊?造反就破坏国家财产啊?”他只是一个人的声音,竟然问得我们哑口无言。
  仇恨憋在我们心里。然而想不到,复仇的机会很快就到了。5月3日,正是桃红柳绿时。我一早到学校去,接近中午,想回家。刚刚走出校门不太远,忽见工农广场花坛的灌木丛里,一声呼哨,跳出几个穿军装的大汉,一手拿着刺杀训练木枪,一手从花坛上往下掰砖头,往我们学校的方向扔,动作凶猛而又怪异。行人一时纷纷走避。我在一瞬间,被这眼前景象惊呆了——光天化日,怎么会有这等怪物?那几个军人,显然是我校对面的“九航校”的学员。在文革中,军队内部不许搞运动,以保持战斗力,但军校是允许搞运动的。许多军校的校长也和地方干部一样,被斗得一佛出世,七窍流血。九航校有一支很善战的组织,叫“12、27革命造反团”,是长春公社的基本力量之一。这几个砸砖的军人,肯定是“12、27”的武斗队员。
  几条大汉扔了一阵儿,撤了。花坛里花木一片狼藉,路人惊魂未定,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议论。我急忙返身跑回学校。进了校门,见气氛异常紧张,我们班的刘同学神色严肃,递给我一根棍子,说:“快,去找个柳条帽戴上,要打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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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派性斗争中举措失当,使红二威望大减,杀回马枪的,多如过江之鲫。就连著名的创作《反对分裂歌》的那两个词曲作者,也都倒戈而去,这简直是对红二的莫大讽刺。长春公社气焰万丈,更进一步质疑红二在夺权后“三结合”的合法性,说是“三凑合”,还派出了一个庞大的调查团,进驻省委大院,调查有无猫腻。这不是在太岁爷头上动土?
  忍无可忍之际,红二有所行动了。
  那天我跑回学校,只见男生正在集合。我们校的冷兵器装备,那时还很不到位,人们只是拿了些棍棒、铁锹等顺手的家伙。头上都戴着建筑工人戴的柳条帽。那时候,建筑工没有塑料安全帽,头盔都是用扒了皮的白柳条编的。武斗人员嫌它不威武,又全部给刷了蓝灰色的漆,有了点儿金属的意思,以充钢盔。一排壮汉,统一戴起柳条帽,也煞是壮观。
  我跑到主楼内,找了一顶被人废弃的破柳条帽,戴上试试,也可充个打手了。
  我们造大的二把手正在做战前动员,他说:“今天是咱们红二全市统一行动,要拿下工大造大的武斗黑据点。进攻的任务,由别的单位负责,我们的任务,是牵制住对面九航校的‘12、27’,不要让他们去增援工大。刚才他们已经来挑衅了,再来,就坚决反击。大家注意,不要让砖头砸着。”
  动员还没完,门外有女生探马跑了回来,花容失色:“不好了,来了,来了!”
  狗日的,送上门来了。我们立即出动,“柳条帽”一律弯腰小跑,风驰电掣。两边女生就鼓掌,以无限信任和崇敬的目光目送勇士出征,还涨红了脸喊道:“加油!快,快呀!”
  这喊声,美丽动人。我们顿时热血上涌,将生死置之度外,黄继光、董存瑞的形象不断在脑海里闪现。杀敌报国,就在今日乎?狗日的长春公社,咱们拼了!
  出了校门,就见在对面人行道上,“12、27”已经排好了散兵线。几百号壮汉,手持刺杀木枪,严阵以待。他们是军人,但为了考虑影响,都没戴军帽、没穿军上衣。一色的白衬衫、蓝军裤,杀气腾腾。我们和九航校之间隔着的马路,是斯大林大街的南沿线。虽然不常有过路的汽车,但还是有行人和自行车通过。看到这个架势,路人不由胆战心惊,都停下来,不敢走了。有人干脆把自行车一支,看起了热闹。其间有红二派的,还向我们鼓掌。
  我们这边,也是几百号“柳条帽”,各个捡了些砖头瓦块在手里。两军的大喇叭,各喊各的,搅成一团。这时,我校的大喇叭突然播放起《骑兵进行曲》,乐曲高亢、嘹亮、急促……
  这就是攻击令了,杀贼正当此时!我方“柳条帽”一声呐喊,排山倒海的向敌阵冲去,一时间,棍棒齐舞,砖石乱飞。
  这是我亲身参加的一次现代冷兵器作战。但有一点要说明,现代人不同于古代人,文革后的人更是狡猾十倍,两军交手,决不会缠在一起玩命厮杀。只要一方冲锋,另一方就后撤,两边始终保持一定距离。一场武斗,不过就是一场没完没了的拉锯战。只有反应不灵、腿脚不快的,才有可能被打死打伤。

我们双方都是初次参加武斗实战,但没有几分钟,大家就都适应了。这种交战,跟着集团冲锋就是了,只要不是单兵突进,一般没有什么危险。对方虽然是空军,但也是练习过步兵基本功的,膂力强,有的砖头扔得特别远。有时远远地一大块就甩了过来,我们的人就惊呼:“小心!小心!”大家纷纷躲避。好在砖头不是导弹,空中运行没有那么快。
  我方采取的是进攻态势,几次冲锋,砖如雨下,冲到了他们的篱笆墙附近,几百个虎狼健儿上去一阵踩踏,他们的竹篱笆墙就荡然无存了。当然,他们也采取反冲锋,把我们一直赶过马路。
  交战中,忽然对方营垒里跳出一个怪物,穿得臃肿,酷似变形金刚,脑袋都看不清楚。这怪物又蹦又跳,狂扔石块儿。我们很惊讶,定睛一看,原来是一个穿着刺杀防护服的人,脑袋上戴着面罩。这个不要命的!我们立刻万砖齐发,终于把他逼退。
  兵临城下,他们的大喇叭忽然放起了毛主席诗词歌曲《西江月——井冈山》,一个浑厚的男声在唱:“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我们立刻向敌方广播站大楼甩石块儿,但太远,打不着,只打在了一块高矗的铁皮语录牌上,发出巨大的响声。这启发了我们,大家集中火力,去砸那语录牌,只听得“咚咚咚”地震天响,盖过了他们的广播声。巨大的回响,令人震恐。不过那语录牌的材质很好,倒也“岿然不动”。
  双方的拉锯战,有时也稍有停歇,过路的老百姓就赶快抱着头弯腰跑过,边跑还边喊:“可别打啊,可别打啊!”
  我们的牵制,有效地起了作用。“12、27”虽然离工大咫尺之遥,又是悍旅,但始终不敢离开他们校园一步。时过中午,战士们都饿了,双方就不约而同收兵。我们的女生探子仍然在校门口晃荡,严密监视他们。
  吃过午饭,我们看见风雨操场上忽然开来大批卡车,一车一车的都是人。原来红二大规模的调兵遣将开始了。来我们校的,是担任攻坚任务的队伍,是来自几个技校的学生。他们跳下车来,就马上整队。卡车队掉头又开走去拉人。没多大一会儿,操场上已经集合了两千多人,清一色的柳条帽,手持长矛。这是当时最先进的装备。长矛由锄草的锄头改制而成。东北的锄头,木柄上是一个弯勾,弯勾上焊着一块菱形铁板。把这小铁板敲掉,把弯勾打直打尖,就是一支上好的长矛。技校的人还在上面缠了红布条,宛如红缨。
  他们的队伍非常整齐,长矛如林,红缨飞飘。我固然是一个生错了时代的人,至今失败得一无所有。但是,我觉得一生最值的,就是亲眼见过冷兵器作战的大部队。什么叫“虎贲”,什么叫“画角连营”,什么叫“可汗大点兵”,什么叫“四万义军同日死”?你不见眼前这种场面,就不可能想象。
  我们省实验造大,也算是一支劲旅了,但仍被他们的军容所震慑。大家都默默无言地看着。
  卡车还在一车一车地拉来人。勇士们在分发武器,做战前热身。“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其中有一部分人,武器不够,我校的校办工厂就抓紧时间,把一捆一捆刚买来的锄头打成长矛。
  队伍终于出发了,黑压压的一队一队,有节奏地呼着口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
  过去,在我们省实验学生的眼中,技校的人,也就是一伙考不上高中的流氓地痞。如今这是我们自己的队伍,倒也觉得可爱无比。
  良人远征,灭此朝食。此时,远眺工大方向,已经是“尘埃不见咸阳桥”。工大造大,你们的末日就要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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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我当时观察和后来了解,红二的这场围剿战斗,组织得有板有眼。事前密而不宣,突然袭击,然后铁壁合围。包括牵制、掩护、后勤保障、迷惑宣传等等,全市被动员起来的力量怕是有20余万人。约有5万战斗兵力,直接投入了主战场。长春公社完全不知道红二要干什么,指挥系统基本失灵。各单位的公社派组织紧张万状,只能自保。在战斗中,公社派的大约五、六十万基本群众,竟然无法组织起任何援救。直到后来,他们才察觉,总攻击的目标是工大造大,但各单位的公社派均被我强势压住,不敢动弹,只能在大喇叭里狂呼乱喊。
  一直到下午,也不见“12、27”有什么动静。他们的校园内,还是一片狼藉。在公社派里,有好几个这样的军校造反派,都持死硬态度。除了他们,还有兽医大学“色团”、防化学院“105”。当初,二总部夺权时,他们曾是我们坚定的盟友。因为穿军装,他们上街游行支持二总部时,特别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长春公社一分裂,这帮家伙一屁股就坐过去了,能文能武,尤其凶悍。“2、23”围攻人大八舍时,兽大“色团”也参与其中,冲锋陷阵,后来也遭到镇压。在镇压他们时,我从教育学院广播站下班,恰巧路过桂林路兽大门前,看见全副武装的卫戍区军人围住了他们的宿舍,迫令他们出来投降。出来一个,就上去俩士兵抓住,把领章帽徽扯掉,架到军车上去。看热闹的人,就鼓掌。二总部对这几个军校组织,真是恨得牙痒痒的。
  在九航校,也有红二派的组织,叫做“红联”,相对要弱小一点儿,但也比较稳健。他们有一个联络员常驻在我校。联络员姓温,人很老成。围攻工大这天下午,他跟我们在一起,不时出去打探情况。一会儿,他跑回来,对我们几个人说:“你们几个跟我来,咱们去抓‘12、27’的人。”我和老宫他们几个人一跃而起。老温很沉着,他把军帽摘了。揣好,又把军上衣脱下来,搭在胳膊上,完全跟平民一样了,才对我们说:“不用带家伙,带家伙就暴露了,咱们就赤手空拳的抓。”
  出了校门,沿斯大林大街走到305所的黄楼附近,就看见工大通往斯大林大街的路口上,人山人海。我们急忙往前挤。原来是工大造大的一支武斗队冲了出来,正在跟我方师大造大的队伍开战。两边各有两千多人,全副装备,只是长矛上没系红缨。除了这五千虎贲,看热闹的约有七、八万人。从这里到师大门口,整个一段斯大林大街都成了战场。马路上,已是砖石满地。
  工大造大在南,师大造大在北,两军对阵。阵后面,南北两方都有大批市民,把宽阔的马路塞得满满的。他们两家的打法,跟我们学校的一样,都是一方呐喊、扔砖、冲锋,另一方就退,但是场面可大多了。我们几个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在工大造大的阵后。师大那边一冲锋,只见对面黑压压的柳条帽、亮闪闪的长矛排山倒海而来,杀声震天动地。这边就慌忙后撤,老百姓也跟着撤,一片鸡飞狗走,兵败如山倒的样子。对方冲一阵儿,就停下来。工大稳住阵脚后,马上再反冲锋,后面的老百姓也跟着喊、跟着冲,又是排山倒海地压过去。这下,轮到那一边狼奔豕突地逃命了。看热闹的群众,两派观点的都有,但此时全乱了,站在哪支队伍后边,就为哪支队伍助威。在工大冲锋时,我们几个也跟着嗷嗷乱喊,跟着大部队蜂拥而上。
  七、八万人就这么冲来冲去,人声鼎沸。不过,倒也看不见伤亡。然而我知道,这很危险,如果万一摔个跟斗,跑不及,那立刻就会被无数的长矛扎成刺猬。
  战斗间歇时,一个奇特的场景出现了。两军之间,忽然跑来一个排的徒手士兵,看样子是省军区的解放军。他们人人手拿语录本,一边跑,一边喊:“要文斗,不要武斗!”站定后,仍然挥动语录本,高喊毛主席的指示。一个排长模样的军人,还向双方喊话。在两队虎狼之师中间,这一小队解放军,显得是那么弱小无助。所有的人都看呆了:他们怎么能挡得住那排山倒海的力量?但是,军人们个个神情庄重,宗教徒一样虔诚地宣传着真理。
  没有人为他们的这个行动所感化。工大的人继续往师大那边扔砖头。因为解放军靠师大的队伍近一些,开始工大方面还有所顾忌,后来就不管了,连解放军也一样砸。砖石接二连三扔过去,士兵们决不躲闪,仍然在喊口号。人群中有人忍不住喊:“打着解放军了!”但这善意的喊声,马上被工大重新冲锋的鼓噪所淹没。万牛奔腾般一样的人海,又冲了过去。那一小队穿草绿军装的军人,立刻被冲的无影无踪。
  过了一会儿,人群中忽然起了骚动。我们回头一看,只见一辆奇形怪状的坦克车,从工大方向开过来。它的模样,很像是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制造的第一批坦克。这是工大拖拉机系学生的杰作,用一辆履带式拖拉机改装的,黑色,有炮塔似的装置,但是没有火力设备。
  坦克缓缓地移动,像天外来客。老百姓惊呼起来,工大造大欢声雷动。
  长春的斯大林大街,在当年,是全国仅次于北京长安街的美丽大街,有绿化带,有四排遮天蔽日的白杨。和平年代,这里是情侣散步最好的地方。但是,在20世纪的这个下午,在密密麻麻的长矛簇拥下,一个钢铁怪物,就这样缓缓地碾过了昔日的情人大道。
  春天的白杨,树叶翠绿。在下午的阳光下,叶子都是透明的,美得像童话世界。一年前的今天,我就是走在这条平坦大路上,去郊区木工厂学工的。那时的宁静,离得是何其遥远啊!

那是一个金戈铁马的时代,整个中国,就像一锅沸水。任何一个水滴,掉在里面,都不可能无动于衷。就是圣人也不能免。现在的“北大三老”之一,学者季羡林,因为看不惯“老佛爷”聂元梓,当年就参加过北大“井冈山公社”。而钱锺书老和杨绛先生的女婿王得一,则是聂派“新北大公社”的小头头。除了那些“有罪”的被迫害者,在旋涡里能超脱的人,很少。
  在斯大林大街轰轰隆隆地跑着的这七、八万人,他们既无辜,又的确是构成了那个时代必不可少的背景。置身在这个人海里,我头一次感觉到,人世间,真的有一种不可控制的力量。
  猛然间,老温叫我们:“跟我来,就在那里!”
  我们跟他跑过去,只见老温把手上的军衣往一个年轻人头上一罩,我们一拥而上,七手八脚把他按住。这是个“12、27”的普通一兵,脱了军装来看热闹的,连脚上的黄解放鞋都没换。
  周围的人纷纷闪开,不知道我们是什么来头。那倒霉鬼还想挣扎,我们把他抬起来就跑。
  进了学校大门,把俘虏往地上一放,大家围住就踢。院子里,有一些同学跑过来围观,有的女生还喊“打,打啊!”那俘虏根本无法反抗,被踢得死命地叫。我感到有些诧异:他并没有像想象中的那样顽强。每踢一下,他就一阵抽搐,发出痛苦的叫声。老温在一旁质问他:“你小子,为什么给长春公社卖命?”那年轻的军校学员捂着肚子,哼哼着说:“我错……我错了。”我们又是一顿猛踢:“还解放军呢,支持搞分裂!”他连忙死死捂着头,喘息着告饶道:“是是,我错了,我有罪啊!”“还敢不敢了?”“不敢……不敢了。”
  老温看看打得差不多了,就说:“行了,给他点儿水喝。我来教育教育他。”我们把那俘虏拽起来,给了他一张椅子坐。
  俘虏坐在椅子上,浑身尘土,低着头,谁也不敢看。老温训斥他一句,他就一点头。
  训够了,我们让他洗了脸,放他回去了。那俘虏连声说谢谢,一瘸一拐地走了。
  此次虐俘,没造成什么后果。那俘虏回去以后,大概也没好意思实说。桀傲不驯的“12、27”,就这么,终于尝到了省实验造大的一点儿厉害。
  虐完俘,大家很痛快,正在议论间,老宫从主楼跑过来,阴着脸说:“败了,败了,技校的人全撤回来了。”
  啊?我们撒腿就往操场跑。
  果然,一队一队的人,正在撤回。与中午出发时有宵壤之别。队伍完全没有行列,人们疲惫已极的样子。接应的卡车已经停在操场上,正在往上搬伤员。轻伤挂彩的无计其数,最惨的是三个重伤员,被长矛当胸贯透,要活不成的样子。沮丧笼罩着这支败军。
  我们看着,只是气愤,都在小声骂着:“这群笨蛋!废物!”心想,这流氓到底还是不成,怎么就拿不下工大造大?
  这景象太过悲惨。我理解到了,什么叫风云变色,日月无光。转过头,大家都跑去跟总勤务员请战。头头安抚说:“我们还是不要乱动,今天是有统一部署的。围工大造大,技校的人只是其中一部分。毛主席说,有奋斗就会有牺牲,大家要正确认识。现在,咱们的人已经基本把他们给困住了,晚上开始总攻,大家耐心等候好消息。”
  情况确如头头所说,从对面“12、27”广播站越来越激昂的语调中,我们听出来了,事态对他们已极其不利。
  看看的确是没事了,我就回了家。晚饭后,全市所有的广播站都响起来了,工大、师大、305所那边,广播声就像开了锅。这一晚真是非同寻常,我家宿舍一带,早早就没有了人影。推窗看,工大方向的上空,一片火红。可能是红二的总攻开始了,工大造大的广播声已有无限悲愤的意味。保卫苏维埃,就在此夜!
  春夜里,外面不是蛙鸣,而是一片沸腾的广播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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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战况出来了。从街头大字报、广播站、还有人们口中传达出来的信息是,5月3日晚,红二数万人将工大造大的大本营——一座教学楼围住,但屡攻不下。那时候,没有炮,也没有攻城器具,单凭长矛步兵的匹夫之勇,如何能成?工大造大方面当然知道这是绝地一战,所以反抗得非常激烈,红二顿兵于坚城之下,放火烧了一些桌椅板凳,到后半夜,有命令,就全撤了。
  这一战,红二在道义上和实际上,满盘皆输。既没有剿灭死敌,也没在舆论上占到什么好处。从战略上说,没达到任何目的。在此之前,红二在长春市民面前,多少还有点儿书生形象,工大包围战一役,骤然露出了狰狞的面孔。从第二天起,长春公社宣传机器就开足马力,渲染包围战的惨烈。其声势,不亚于另一场战斗。老百姓都有同情弱者的心理,舆论顿时沸腾,红二成了人人皆曰可杀残暴匪徒。
  第二天在学校,大家也讨论了此事,都觉得半夜撤围,甚不可解。资格老的老造反们,就发牢骚说:“红二自从吸收了那些省委干部进来,就完了。干部哪有什么造反精神,这也要考虑影响,那也要考虑政策。前怕狼,后怕虎的,还打什么仗?”众人都很沮丧,确实啊,打又没打痛快,还落了一身骚。红二,真是越来越不行了。
  然而,时隔近40年后,我前前后后分析了一下这场包围战,发现问题并不像当年我们所感觉的那样。红二此举在舆论上的输棋,这是肯定的,决策者应该早就考虑在内了。关键是这一仗,让长春公社领教了红二的实力,红二决不是任人欺辱的呆瓜。它的战斗组织能力、动员能力、资源掌控能力,远不是公社所能比的。红二的下属组织,绝大部分是在单位或学校里的掌权一派,造舆论虽然不行,但基本队伍庞大,可调动的人力、装备十分可观。仅仅事前没走露任何风声,就完成了几十万人的调动与协同,就足以使公社决策层中明智的人,知道了厉害。
  大兵压境,然后又放了他们一马,公社方面不会不知道,这决不是因为仁慈。这不过是个警告,他们应该是心知肚明的。因为回忆起来,从那以后,长春公社也好,东方红公社也好,都没有再敢组织一次类似查封《长春日报》那样的主动战。后来长春发生的几场有名的武斗,都是随机爆发的,且是红二方面主动而且凶猛。长春公社此后,一直扮演着“哀兵”的角色,在武斗上是守势,在舆论上是攻势。从这一点说,红二的最高决策者,也可以说完全达到了他们的预期目的。
  在我漫长而又纷繁的一生中,很偶然的,在文革结束后,居然见过红二的最高负责人。此人叫许肇昌,原为吉林省委机关的一般干部。许某这个人,戴个眼镜,国字脸,有一点儿沧桑感,是个典型的行政干部,严谨、稳重,但思想毫无创造力。以我后来的观察看,他充其量够当个省厅的头头。很奇怪的是,这样一个遇事看三步的科室干部,当年是怎么会跳出来造反的?
  见过许某之后,我对当年红二处处被动、每战必败的原因,总算明白了些许。在这样一个庸人的指挥下,什么样的雄师,都难免要走下坡路。
  当年的中国,是很有意思的。全国各地,先后不等地都爆发了武斗,其升级的进度,也都相类。但是,从媒体上,你看不到任何这样的迹象,除了批刘,还是批刘,好像七亿人民都在一心一意耍弄笔杆子。
  自从戚本禹“吹响了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攻的号角”后,批刘在社会上完全公开,掀起了一场丑化刘主席的恶毒浪潮。报纸上是在冠冕堂皇地批,民间的大字报和造反组织自印的“文革小报”,则以漫画与“丑闻”为主。
  1967年初,刘主席的前妻王前在特殊历史背景下,“揭发”了一些莫须有的事情。比如,“刘少奇截留党费,买了金鞋拔子”,“刘少奇叫我吃小亏占大便宜”等等。从此,在造反派的漫画中,我们的国家主席形象,腰里就总是栓着一个汤勺样的金鞋拔子。过去的女人们手工做布鞋,因为担心日久松垮,就故意做得小一些,穿的时候很难提上,于是要有一个器具来帮助,这就是鞋拔子,一般用铜或铁制成。所谓“金鞋拔子”一说,难以置信。人格的侮辱还不仅如此。人们在写“打倒刘少奇”标语的时候,又故意把“奇”写成类似“狗”的样子。我那时小,没有觉悟,没有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可是千千万万的成人,他们是亲眼看见、亲身体会过国家主席扭转经济颓势所带来的实惠的,当时并没有强迫人们一定要写成“**狗”啊!我们的人民,为何要如此忘恩负义?
  在长春,看大批判专栏上的漫画,成了一大时尚。二总部别的不行,写写画画还行。在市中心人民广场附近,师大造大有一个大批判栏,就像现在的阅报栏一样,专登彩色的批刘漫画。每出一期,必引来人山人海。那时候,电影没有了,文艺书也没有了,广播报纸则是老八股,看漫画,成了稀有的娱乐之一。
  一日三惊的武斗,狂欢式的民间大批判,冲击着勉强还在维系的社会秩序。科研单位的人,不研究了;文化单位的人,也武化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工人,心里也长了草。从1967年初起,原先的家底大概折腾得差不多了,物质供应明显开始紧张,此后,一直就没再缓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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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是个幽静的城市,那时候还不大,一条7公里长的斯大林大街,就纵贯了整个城市的南北。城里没有几座很高的楼,显得平和。到处都是绿树,沿街单位有小围墙或竹篱笆,竹篱是漆成深绿色的,入夏就有紫色的喇叭花攀援其上。阳光明媚的日子,篱笆内的野生荒草蓬蓬勃勃,有一种安宁气象。
  但是这一切,在那个5月,在那个6月,被彻底打破了。空气中,有隐隐的血腥气。一个多月内,我连连参与了几起暴力事件。
  那是宽平大桥附近一个技校,名字记不住了,有两派组织闹纷争,一派把另一派赶出了校园。比较特殊的是,校内的两派组织,由于历史原因,竟然都属于二总部,两个都在争正统。其实二总部内也有派系,我那时听说的是,以师大造大为首,是一派,以财贸学院造大为首,是另一派。总的说,还是师大要霸道一点儿。技校被撵出来的A派,是师大一派的,最早加入二总部。后来B派在申请加入时,就有了逻辑上的障碍,但是,他们走了财院造大的门路,所以也混了进来,而且逐渐坐大,鸠占雀巢。B派的组成,多为流氓分子,驱逐A派的时候,动了武。被打得鼻青脸肿的A派头头,就跑到我们学校来“哭秦庭”。
  兄弟有难,我们义不容辞。5月中的一个下午,我校声援A派的队伍出发了。步行来到宽平大桥,堵住了技校的大门。这还是我校造大第一次出征,虽说是“内战”,但士气一样的高昂。队伍一字排开,大军的军旗,在艳阳下刺目地红。我们先礼而后兵,广播车吼了半天,动员B派赶快解散。
  技校正门的铁栅栏门紧锁,院里没有人,人都据守在楼内。B派都是些五大三粗的学生,年龄相当于高中生,没把我们这群参差不齐的队伍看在眼里。他们在主楼二楼平台上拉出横幅,上写“二总部某某技校某某造反兵团誓死保卫毛主席”。一群小伙子坐在平台上,冲着我们嘻笑怒骂。跟随我们一起来的A派常委,指认了里面几个曾经作恶的打手。我们高年级的同学,便默默认准了目标。
  我们身后,就是有轨电车线路。当我们刚把正门围住时,一辆2路电车“哐哴哐哴”驶过。乘客里面一个中学女生,探头看见楼上B派的横幅,以为是长春公社的人在围困,就挺出身来,举臂高呼:“长春公社必败!二总部必胜!”
  我们一听,条件反射似地全体鼓掌,欢呼不止。那女生闹了个满脸疑惑。她当然想不到,二总部也会打内战,更想不到内战场面也是这么严峻。
  “文攻”了一个多小时,屁效果没有。烈日下,我们有点儿不耐烦了。终于,我们的二把手,一个文质彬彬的帅哥,下了命令。
  六、七百名省实验的雄兵一涌而上,拿着鎯头与砖块儿,三下五除二,把铁门砸开了。人群潮水般地涌进去,就如攻占冬宫。转眼间,突击队冲上了二楼。技校的流氓大爷们,万想不到我们身手有如特种兵,根本来不及反应。我们的人,俩拽一个,把他们往楼下扔,下面就有无数的手接着。然后,按在地上就打,半分钟之内,刚才得意洋洋的笑脸就被打成了歪瓜咧枣,连衣服袖子都给撕掉了。看看七、八个主要打手都已经就擒,头头果断地下了令:“把俘虏押上宣传车,先走。”
  宣传车插着红旗,高叫着走了。我们的人便撤出来,依旧守在门口。看来,B派的流氓们没见过什么世面,楼上各窗口都有人探头探脑,还有唱“抬头望见北斗星”的,就是没人敢出来。
  有了人质,就算达到了战果。头头下了班师令。我们一千来人浩浩荡荡,齐唱歌曲,凯旋了。
  那几个流氓,押到我们学校后,倒也没有被虐。毕竟是自家人,都姓着一个“二”。我们叫来了公安“色团”,交给他们处理。“色团”的人,还是比较讲政策的,问明了情况,批评了流氓们一顿,答应马上与B派头头交涉,让他们退出侵占的地盘。然后,把人带走了。技校的事情,就这样处理了,我们自是扬了一次军威。后来我听说,B派不久之后终于还是给逼反了,投奔了长春公社。
  技校这帮流氓,加入了二总部,也照样是流氓。这是我们当时的共识。
  一天傍晚时分,有两个喝得醉熏熏的技校学生,骑车路过我们校门,出言不逊,居然敢调戏我们的女生,大概说了“给我当媳妇儿”之类的话。几个女生气得直哭,掉头就找来了男生,撵上去,踹倒自行车,揪住就是一顿暴揍。又把两人拽到主楼教室里,准备继续上刑。头头听说了,赶忙过来问情况。其中的一个,看样子还比较精明。听说我们是二总部的,连忙喘着大气,掏出学生证来,说:“哥们儿,对不起了,我们也是二总部的。我们是粮食学校造大的,我是总勤务员,二把手,他是常委。我们俩喝多了点儿,说话走了板儿,你们多多原谅。”我们看那另一个小子,委琐得连话都说不清楚,还能是常委?头头也觉得他的话里有水份,打电话给粮食学校,因为晚了,没有人接。他想想,就又问了问情况,那“二把手”对答如流。头头考虑一下,就说:“算了,自家人,下次注意点儿。二总部的人,哪能这样。”那“二把手”点头道:“那是,那是。”头头就下令放人,还问他们车能不能骑了。那人说:“没事,没事,我们推着回去。”
  人走了,第二天头头把电话打过去,才知道,他们倒确实是粮食学校造大的,但什么“二把手”,什么常委,都是扯蛋。那答话的,是个战斗队的小头头,那说不出话的“常委”,狗屁都不是。紧接着,又有风声穿来,那“二把手”在粮食学校,还是有不少哥们儿的,遭了这一顿羞辱,决不能善罢甘休,近日就要来砸我们学校。头头立刻放了话:流氓什么都能干出来,全军上下,马上要做好应变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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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几天,学校真有枕戈待旦的味道,军部一直高度警惕。我们在粮食学校也有内线,传来了越来越肯定的消息。某一天晚饭后,忽然有了确定消息:今晚,粮食学校造大决定拉队伍来砸我们,时间在深夜。不得了啦,紧急动员令立刻下达,在寝室休息的人员,一律集中到主楼。一楼不好守,拟彻底放弃,坚守二楼以上。各战斗队把守好自己的窗口,楼梯口由坚兵扼守。备战说干就干,整个三层楼,灯火辉煌,人们跑上跑下,忙着构筑临时工事。楼梯口是战略要冲,至关重要。一楼到二楼之间的楼梯上,堆满了课桌,暂时留一个小小的通道。敌至,立即堵死。校办工厂的师傅,不知从哪里端来了好几箱电线杆上用的绝缘瓷瓶。这些白色瓷瓶里面有充填物,一个就有一斤多重。一个师傅拿在手里掂了掂,说:“这玩意儿最好使。来了,我们就拉下电闸,你们就往死里砸!”各战斗队,都准备好了铁锹、棍棒,窗口也用课桌堵死。
  乱了一个多小时,各队归位,静等敌来。大战前,连空气都很异样。造大的人员,高度亢奋,没有一个胆怯的。
  时间静静地流走,却始终没见动静。到了后半夜,军部下了指示:敌人可能不敢来犯了,同志们大部可以就地睡觉,留一小部分游动哨警戒。
  一夜过去,平安无事。过后几天,再无动静了。想来粮校的人也不是傻瓜,省实验造大威名赫赫,又有所防备,他们不可能不派人来刺探。我军的同仇敌忾,终于阻嚇住了他们。
  自3月份以后,学校就是我造大的一统天下,前卫队的残余势力,全部被驱逐了。长春公社新生之后,前卫队咸鱼翻生,挂到公社名下去了,但不知在哪儿办公,反正是个“流亡政府”。至于血统纯正的“八一红旗”,因为那套血统论早就臭不可闻,销声匿迹已多时了。
  也是在5、6月份的一天,“八一红旗”的头头,大概是姓朱吧,我记得不很清楚——带了一伙喽罗,跑到校园来逛。他们还是一色的旧军装,神态傲慢,见到我们的人,语带讥诮。这伙生活在大院里的人,好象不食人间烟火,现在已是什么情势了,他们居然一点儿不明白。过去造大势力弱小时,我们对他们是能忍则忍,今天我们人强马壮,他们还敢来示威?一向还比较平和的头头,也给激怒了,发了话:胆敢挑衅,打!
  他们不过才来了十几个人,端着往日的架子,在操场上遛跶,手里晃着一贯的打人工具——军用宽皮带。要是在去年8月,这模样,还真能把人吓住,到今年,这些纨绔的名堂能吓得住谁?只见我造大人员从主楼里成群地涌出,把他们团团围住。那朱姓头头一脸傲气,喝问:“你们想干什么?”我们的人一声喊:“揍你个杂种的!”众人一拥而上,眨眼就把老朱的旧军衣撕开,扯下。几个精壮小伙把他双臂反剪,带上楼去了。其他几个喽罗知道不好,一哄而散。
  押到二楼的一个教室,有人把老朱双手捆在背后,嘴里塞了抹布,脑袋上套上麻袋。然后十几个人围住,拳打脚踢,乱棍齐下。造大对“八一红旗”的憎恨,由来已久,这次是总爆发。大家下手极狠,那老朱是个非常壮的帅哥,可怜被打得满地乱滚,“唔唔”的又叫不出来,白衬衫上到处是血。一开始,我找了一个铁锹把,也挤进去狠狠打了几下,忽然被人死命拉了出来。一看,是我班的刘同学,他夺下我手中的锹柄,把我拉到角落里,压低声音狠狠地说:“你跟着打什么?你什么出身你忘了,万一打死了,你兜得了吗?”我想他这是对我好,也就算了,只在旁边看热闹。
  足足打了有20多分钟,叫我知道了,古代人怎么用刑的。那次打人之狠,我此前此后都未见过。老朱开始还能挣扎,后来就渐渐没了动静。我忽然感到有些后怕,心想,不会是打死了吧?
  头头看看行了,就叫住手,松绑。那老朱,1米8几的大汉,硬是给打瘫了。有人提了一桶凉水进来,哗地兜头一浇,他才动了一下,开始呻吟。人们把他拉起来,让他坐在椅子上。他头向后仰着,脸上青一块紫一块,有出气没进气地呢喃着:“妈呀,妈呀……”有人喝道:“你服不服?”老朱咽着唾沫说:“服,服了。”“以后还来不来了?”“……不来。不来了。”
  头头说:“给他擦擦脸,让他歇会儿。其他人都散了吧。”
  朱某大名,在学校是无人不知的。这次痛打老朱,报了将近一年前的宿仇,全校都很轰动。大家都说,他实在是观念太落后了,北京的“联动”给关了好几个月,才放出来没多久,已经构不成一股势力了,他还敢来耀武扬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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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搞到这个地步,所有的人都觉得:好像有点儿乱了。如果按照上海“一月革命”的模式,造反派一夺权,发个致敬电,获准成立革命委员会,文革就可以清场。皆大欢喜,只等共同开辟新天地了。可是,自2月份以来,各地造反派全部分裂成两派,还有的保守派也改头换面,成为两派中的一派,神州演起了“全武行”。我们这些造反派虽然有反骨,但总还是觉得这么打来打去,何时是个头?我们就希望中央发个话,谁黑谁白,一锤子定音。可是那段时间,中央偏偏就没有话。只有毛主席说过:“要文斗,不要武斗。”但在文革的那段时期,毛主席的话,也没人听,人们非得分出个高下来。
  那时的首都三司,早已不是我们的精神领袖,而成了各地激进派的盟友。但是早在2月的时候,中央有令,不允许北京三司再向各地派联络站了。所以这时候,各地的组织,还没有横向的联系,都是各干各的。总体来说,是激进派在舆论上占了上风,保守派的实力比较雄厚。红二之所以还能坚持,也正是占了这个便宜。长春公社还没有得到全国性的声援。在吉林省的范围内决斗,鹿死谁手还不一定。我们也知道,中央文革话里话外,是倾向于长春公社的,但我们认定:是他们蒙蔽了中央,真相总有一天会大白。
  就在这微妙的时刻,5月中旬,吉林省委以阮泊生为首五位领导干部贴出大字报,名曰《对当前长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一些问题的看法》,表态支持红二。在领导干部中,他们几个举足轻重,又没有什么致命的问题,按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是允许他们站出来革命的。这下,舆论立即炸了锅。红二笑逐颜开:“三结合”就等着他们这一结合呢。长春公社没料到会有这一手,简直气歪了鼻子。
  红二这么一来,已经具备了登临“大位”的全部条件,给了长春公社不小的压力。他们立即反扑,“火烧”阮泊生,又揪住其中一个叫宋任远的省委统战部长,穷追猛打。
  2月份的时候,一批不满文革乱搞的军队老帅,曾有过大闹怀仁堂的事件。老帅们,劳苦功高,毛主席不能对他们怎么样,但反对文革的思潮却是要批的。从4月份起,中央文革就开始批判“二月逆流”。现在,红二与长春公社则互相指责对方是“资本主义反革命逆流”,各自开大会,宣誓要踏平对方的“贺兰山阙”。在两派出版的各种小报上,我骂你是“长春黑社一小撮”,你骂我是“黑二派一小撮”。
  长春公社在干部政策上失了一着,马上补救,他们看好了省委书记处的一位书记,叫郑季翘,算是他们的革命干部资源。郑书记是个全才,文章写得很棒,有一篇《论“形象思维”》曾上过《红旗》杂志,被毛主席夸奖。郑的口碑还不错,但红二方面,当然要起而反对,赶紧给郑罗织罪名,痛批不已。
  这个时候,已经有点儿像“三国”了,各挟“天子”,以令诸侯。
  处境比较困难的是军队,“2、23”镇压,现在看来是不合时宜了,但又不能撤回对红二的支持,全盘否定前段的“支左”,麻烦会更大。于是做了一些让步,宣布对体校造大平反,对公安联总也拟平反。军队退一退,公社就得寸进尺。那时中央文革老是旁敲侧击,在讲话里时而提一提“拿枪的刘、邓”。公社有了上方宝剑,就完全把军区当成了敌人,开大会誓师,要“与贺吉祥所执行的拿枪的刘、邓路线血战到底”。
  面对这一团乱麻,军队的顾忌很多,就是拿着枪也不敢用。因为这年的2月23日,青海造反派“8、18”进占〈青海日报〉,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奉命要求“8、18”赶快撤出来,造反派哪里肯听。赵永夫便派部队包围了报社,两下里僵持了几天。2月23日凌晨,楼里有人鸣枪,部队战士误以为受到攻击,立即开枪还击,强行驱散了占领报社的造反派。冲突中,民死169人,兵死4人,酿成严重事件。这以后不久,反“二月逆流”,赵永夫被请到北京,关进了秦城监狱。
  公社派,现在就把贺吉祥副司令员当成“吉林的赵永夫”,必灭之而后快。他们抓住我们吉林省也有个“2、23”镇压事件,强烈要求平反。6月中旬,组织人马包围了已经军管的长春市公安局,起先是静坐示威,三句话没搞对,一彪人马冲进去,把公安“色团”的办公室砸了个落花流水。市局院里就是看守所,里面关押的流氓地痞激动得泪流满面,隔着铁窗狂呼:“长春公社好!”
  6、7月之交,情势越来越紧张。驻长的六大军事院校和兵工厂造反派,声称要与“贺匪吉祥血战到底”,乘坐60辆卡车绕城示威。老百姓人心惶惶,都说:“这八是要开仗了!”
  7月5日,二总部设在市医院大楼的广播站,惹恼了长春公社。五千多社员围住了市医院,逐层攻坚。当天我到现场去看过,红二的第一、二层楼已经失守,不少人站在很高的楼顶,看样子都是文职人员,都没带柳条帽,只是有节奏地挥动红宝书,俨如当今的“跳楼秀”,备极悲壮。战斗进行了整三天,两派在舆论上都造足了势。但红二方面很奇怪,又是没有采取有效的营救行动。数万两派观点的群众,围在医院外面看热闹。公安“色团”惺惺相怜,派了一架救火用的云梯车,开赴现场,缓缓升起云梯,往下救人。救下来一人,红二群众就是一片掌声。公社哪里肯让对手如此放肆,一把火把云梯车烧成了废铁。事后红二控诉,说云梯车乃东德进口,价值若干,长春黑社拿国家财产不当回事。长春公社则反唇相讥,说动用救火设施来参加武斗,是慷国家之慨,又说是驾驶员操作不当,把发动机憋着了火。口水文章,你来我往。因事起仓促,楼内的红二人员,连饭食都没有,红二的许总指挥居然想得出来,让航空俱乐部派滑翔机出动,向市医院楼顶空投大饼。飞机飞临,下面的百姓哗然,长春公社趁机鼓噪说,这是“省军区派直升飞机营救红二的武斗人员”。
  折腾了半天,楼还是被人拿下,我们的人,都做了俘虏。红二抗议了一阵儿,也就不了了之。
  谁都看出来了,这天下,是大乱了。可是“中央首长”总有些奇怪的说法,说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文革的时候,很多高深的理论就是这样,搞得你一头雾水。只要还有正常思维的人,谁不私下里嘀咕:锻炼了谁呀?锻炼了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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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全国各地都有两大派在角力的时候,我们忽然听不到毛主席的声音了。在整个运动中,大家已经习惯了每隔一段时间,听到他老人家一个清晰的指示,纠正一下航向。但是,1967年的情况特别怪。自从老人家于“一月革命”后发出“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的指示后,就沉寂了。整整半年,媒体上没有他什么新指示。全国的形势,人人都嗅出有点儿不对,都有一种“冤冤相报何时了”的疑惑,可是领袖却迟迟不发话,这是为什么?我那时虽然小,但也猜测到了,他是在观察。毛主席不可能从中国消失,也不可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会说话的。
  其实,这其间,他也说过话,他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那么谁是“国”,谁是“共”?他又不说了。两派自然不会自己去认领那顶“国”的帽子。可是大家对于运动,就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还有一次,他对两篇保守派的奇文发了话,一篇是重庆“8、15”派的,叫做《大局已定,8、15必胜》,一篇是清华“4、14”写的《论“4、14思潮必胜”》。保守派确实是有笔杆子,洋洋万言,纵论文革的起始与发展,断定本派才是“共”,文章具有在那个时代罕见的思辩性。但这种秀才文章,让老人家动了怒,说两篇都是“大毒草”。不过,发怒也就到此为止,既没有发动全国性的批判,也没有追究作者。
  我先后从小报上看到过两篇的全文,无非是言保守派之“始终正确”,言激进派之“堕落为匪”。毛主席的批评,我也在激进派小报上看过,心知不妙——原来领袖并不看好保守派。可是在长春,人们闭目塞听,连公社派也没有什么“大历史”的意识,居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场笔墨官司。
  “七月流火”(暂时俗用一下这句《诗经》)之时,在武斗的呐喊声中,一件惊天的大事发生了。这就是武汉的“7、20”事件。讲文革,是绕不开这件事的,它整个扭转了运动的进程。它的作用,两大派中的任何一方,都始料不及。
  因此,我要费一点笔墨。
  武汉是重镇,人的火气又大,这里的两大派,气势很不一般。激进派,叫做“钢工总”,以武汉钢铁公司工人为主。又叫“三钢三新”,因为构成它主力的六个组织,三个是“钢”字打头的组织,就如这个“钢工总”;还有三个,是“新”字打头,如“新华农”等。他们其实和我红二一样,是很纯正的造反派,2月份就夺了《长江日报》的权,可惜没等再夺省委的权,就被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下令解散。钢工总觉得冤,一状告到中央文革王力那里。于是就有了4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前文我记忆略有误)。这以后,他们才声势复起,跟陈再道没完没了。对立的一派,名字非常响亮,叫“百万雄师”。这不是夸张,当时两派都各拥有百余万之众。“百万雄师”的组成分子是当年保皇派的余众,以汉阳军工厂的工人为主,5月份才纠合起来,专门拥护陈司令员。造反派没能压得住它们,坐大了。
  陈再道被中央文革涮了一道,感情上自然倾向于百万雄师,不过也仅此而已。那百万雄师也甚是了得,全城的居委会老太太全被“收买”,成立了所谓“红城公社”,专门打探谁是“钢工总”观点的,登记造册,然后逐一“逮捕”。这可能是文革中全国最厉害的一个保皇派。我后来去北京,曾见到姑婆家的一个孩子,是钢工总观点的学生,他对我说:“百万雄师不得了咧,居委会老太太挨家登记,我要是不先跑到北京来,那是肯定被一网打尽。”
  就在两派水火不相容之时,谁也没想到,7月14日,毛主席来了。还有周恩来、杨成武、汪东兴随行。毛主席一要到长江游泳,二要解决武汉的问题。他电召谢富治、王力也到武汉,组成“中央代表团”,去和各派谈谈,不必闹的这么僵,和军队也要鱼水一家。总理叮嘱,“代表团不要亮相”,悄悄地进庄。
  但是,王力是个小人得志的主儿,看见领袖都要倚重他,头上就冒青气了。当晚,王、谢两人上街看大字报,在湖北大学门口与“三钢派”瞎聊天,居然亮了身份。
  消息走露得很快。第二天,钢工总欣喜若狂,在全城都贴出大幅标语:“热烈欢迎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总理没法,只好让他们快去做工作。接连两天,王、谢深入钢工总各处老巢,登台演讲,明确表态支持。
  这一来,可是闯下了塌天大祸。
王力这一屁股坐过去,激怒了百万雄师。7月17日,他们上街遍贴大标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下车伊始,哇喇哇喇!”“反对钦差大臣!”“我们不是阿斗!”“王力下连队当兵去!”
  当天,毛主席在东湖宾馆“百花一号”周总理住处,为王力和陈再道做了调解。他对工人居然分化成如此对立的两大派甚为不解,有一段在文革中很著名的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就是对武汉的事情有感而发的。
  接下来的事态,就有些让人眼花缭乱了。
   7月18日,周恩来离开武汉回北京,谢富治、王力等去机场送了行。送行回来,他们一头扎进水电学院,戴上“钢二司”的袖标,召集“三钢派”各头目开会。王力在会上大放厥词,说:“武汉问题一定会解决得最好、最快,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我们要把你们受打击、受排斥的现象翻过来!……武汉的命运,只有你们造反派说了算!今天,我们是专门找你们来,要你们支持我们的!’……”诸如此类,火上浇油。
   当晚,王力还讲了“四点指示”:一,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二,要为“钢工总”平反;三,“钢工总”等造反派是革命左派;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
   “钢工总”这下可乐颠了馅儿,总算盼到了北斗星。第二天,7月19日,他们开动宣传车,沿街播放王力的讲话录音。
   被激怒的“百万雄师”于当天奋起反击,在街头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质问“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他们随即两千多人头戴柳条帽,手执长矛,分乘27辆卡车和8辆消防车,占据了军区大院。高呼口号:“解散‘钢工总’,镇压反革命!”并且提出四个问题要求谢富治、王力作答复。宣称如果得不到答复,明天就有可能全市总罢工。
   最惊险的一刻到了。19日下午2时40分,武昌公安分局“百万雄师”10多人乘车冲进东湖宾馆,在离“百花二号”约50公尺处停下来,包围了王力的住处。
    5点40分,5辆卡车满载手持长矛、腰插匕首的“百万胸师”来到东湖宾馆。下午6时左右,又有1000多人乘坐着各种车辆,冲到王力住地外面。
    几分钟后,陈再道闻讯赶到东湖。他命令警卫部队稳住局面,不要发生冲击事件,自己来到了王力的住处。
    陈再道见到王力,说了大致如下的话:“‘百万雄师’听了你的讲话,十分气愤,现在他们已经占领军区大院,他们要求你和谢部长接见他们,军区领导正在做他们的工作,希望中央代表团采取相应的措施,否则,事态有扩大的可能。”他示意王力,住所已经被“雄师”包围了。
    王力是钦差大臣,哪里怕那几个“九头鸟”?他看看窗外,懒得说什么。“百花二号”被包围的情况,也没向住在隔壁住公安部长谢富治通报。
    陈再道跟这秀才讲不清,只好去隔壁找谢富治。谢富治刚被窗外的吵闹声吵醒,光着脚在地上来回瞎走呢,陈再道推门进来,吓了他一跳。两还没来得及说话,屋门“嘭”的一声就被冲开,一批“百万雄师”的代表闯了进来。
  陈再道毕竟是将军,临危不乱,说:“房子小,大家在院子里说话吧,不要闹事。”接下来,话说得还不错。谢富治答应第二天下午接见“百万雄师”的代表。“百万雄师”的代表也比较知趣,答应马上撤人。这时王力从窗户外看到,屋子里大家话说得还行,就走进来和谢富治站在一块儿,准备也说上两句。他这一露面,不得了啦。恰在此时,早已介入运动的武汉军区独立师和29师士兵好几百号人冲了上来,喊着要抓王力。
    陈再道护着王力,被冲上来的战士砸了几枪托。“不要打!他是陈司令员!”有人一喊,大伙才明白认错了人,连忙停手。此时王力趁人不注意,偷偷跑回自己屋里。战士们眼尖,跟着就冲了过去,要抓人。
    王力的秘书哪见过这个,把在首都的架子端了出来:“你们敢抓中央的代表!”什么代表?暴怒的群众一拥而上,4个跟随王力一起来的北航“红旗”红卫兵舍命保护,但哪里能抗得住雄师。拳头雨点般砸向王力。可怜盖世的豪杰王力,被打得躺在地上哀求:“小将们,不能打,我身体有病,不能打啊!”
    王力被百万雄师押到军区大院,时间已是7月20日的早晨7时10分。消息传开,成千上万的雄师派群众来到了军区,猛呼“打倒王力!”
   这时候,有一个战士问:“王力,你知道不知道,我们战士常常挨群众打,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王力刚刚缓过神来,这时又来了精神,说了一句狗屁逻辑的话:“毛主席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打你,是对你最大的爱护。”哪想到,这个战士抡起胳膊,就是一拳,打在了王力眼睛上,眼镜片马上被粉碎。“中央首长”王力,活活成了个“乌眼青”。
    “好!打呀。中央代表说了,群众打你是对你最大的爱护!”有人起了哄,拳头、棍子立刻雨点般朝王力身上招呼。打得王力再也不顾尊严了,发出痛苦的的哀嚎。
   此时,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政委赶到,见事态已不能控制,不禁失态,哀求了一句:“同志们,千万别再打了……”说罢,咕咚一声,给群众跪下了。

钟政委为何如此失态?原因在于当年武汉的局势远比我上面写的要复杂得多,如果展开来讲,那又是另一本书了。这件事,最惊险的就在于,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的人在包围王力的时候,几乎就在毛主席的眼皮底下。主席的住所“梅岭一号”,离王力的“百花二号”仅有一百米远。独立师几百人来抓王力的时候,是带着冲锋枪,子弹上了膛、步枪上了刺刀的。最初闯进东湖宾馆的百万雄师“武汉公安”14个人,几乎就在“梅岭一号”的窗子底下。百万雄师对此浑然不觉,但担任毛主席警卫的部队却紧张了,全部是子弹上膛,以防不测。劫持王力的风波,在东湖闹了半天一晚,毛主席没动地方,既没发话,也不想走。老人家知道王力被抢走了,就通知陈再道去找。陈再道被独立师的战士用枪托砸了腰,对瞎胡闹的王力有一肚子气,又担心毛主席出问题,就不肯离开动湖,只交代29师的政委张昭剑去想办法。
  此时王力被劫持到军区4号楼,正在遭受围攻。
  百万雄师的代表若干,正与王力“谈判”,独立师师长牛怀龙也在其中。他们追问王力“四点指示”是真是假;又指责王力只相信知识分子,还怀疑王力的爱人是不是华工的教师。在此过程中,围攻逐渐升级,王力的领章帽徽被扯掉,衣服被扒光,只穿了别人的一条大裤衩。乱拳之下,老王右眼青肿,膝盖软骨被打伤,脚趾骨被踩断,身上满是伤痕。独立师有个军官,干脆掏出手枪,逼住了王力。幸而当时在王力身边,有一位军区警卫营的营长,他挺身出来,挡住了那匹夫。军区的钟政委,不是强力人物,根本左右不了这混乱局面。
  这时,一个关键人物上场了。
  上午,张昭剑与他调来的29师三个连赶到,迅速控制了4号楼,把百万雄师的人挡在了外面。但是到中午12时,又一批独立师军人和雄师派开着卡车,架起机枪,闯到了4号楼前。面对29师的铜墙铁壁,雄师派以“雌师”的身体做前导,冲开了29师防线,重新控制了王力。把他弄到一个台子上示众,继续逼问“四点指示”的来由。
  到下午4点左右,百万雄师大部下楼去吃饭,29师官兵见有机可乘,以他们也要和王力“谈判”为由,把王力保护起来,重新控制了小楼,切断楼内外交通。在战士人墙的掩护下,张昭剑安排的一辆小车把王力接走,拉到了29师师部6号楼藏身。但消息很快泄露。黄昏,20多辆卡车满载“雄师”,将29师师部团团围住。张昭剑是个久经战阵的军人,当机立断,与军区保卫科的王科长陪同王力,往附近的洪山落荒而逃。两分钟后,百万雄师即冲进了6号楼,可惜扑了空。
  这一夜,王力等人在小洪山的山凹里转了一宿,左边遇见独立师的岗哨,右边遇见过不去人的铁丝网,躲躲闪闪,狼狈之极。此时是阴历六月十三,天上月亮白晃晃,为了不暴露目标,张政委也脱了白衬衫,几个人在树丛里赤膊奔逃。耳边还听得到,大喇叭在播送独立师的《特急呼吁》。王力受教育多年,于狼狈之中,还不忘原则,说:“这是反革命宣言书。”
  几人在山上辗转一夜,已是21日凌晨。天亮后,张昭剑想起山下有个29师的九一分队,就一人下山,做好了官兵的思想工作,把王力接到营房,掩护起来。王力此时已没有人样,遍体伤痕。九一分队是邱少云生前部队,战士都很淳朴,见了此景,也忍不住掉泪,连忙给王力下了面条。王力吃不下,战士又翻过洪山去给他买西瓜。
  此后,武汉空军的刘丰通过秘密渠道得知王力下落,与张昭剑接上头,经过商议,在空军部队的严密掩护下,把王力转移到关山空军司令部。李作鹏此时已奉命来到武汉。7月22日凌晨3点多钟,王力被李作鹏、刘丰护送到机场。在机场,由吴法宪接过去,护送回京。
  这惹祸的家伙终于走掉了,但武汉,还是一锅热粥。

这一次“龟山风雨起苍黄”,来得惊心动魄,又充满了历史的诡吊。在短短数日内,从中央到武汉的上、中、下层,不同势力的图谋、利益与推力,极其杂乱地纠结在一起,旋起旋落,无人可以完全左右。
  因此张昭剑救王力的这一举,可以说是小人物推动历史的典型一笔。在当时,百万雄师是一支非同小可的凶悍之师,1967年6月17日,钢工总派学生四十余人,到汉口声援被百万雄师围困的钢派宣传据点“民众乐园”,车行至汉口六渡桥孙中山铜像左近,被百万雄师伏兵堵住。雄师派用太平斧将司机先行砍死,嗣后用长矛大刀杀死学生二十余人,此为武汉在文革中第一场有组织的杀人。6月间,两派武斗频发,从4日到30日,双方共死108人,伤2774人。独立师及29师大部,因“支左”与“钢工总”结下梁子,深深卷入运动。当年6月,武汉6个区均爆发武斗,都有独立师参与组织策划,更使百万雄师气焰大张。
  从7月19日起,连续数天,百万雄师每日都有大批人马上街游行,高呼:“毛主席受了蒙蔽”、“打倒王力!”“江青靠边站!”“谢富治、王力从武汉滚出去!”其声响彻武汉三镇。还有编造出来的种种"北京来电",如:“好消息,中央同意斗王力”、“王力的四点指示中央文革不知道”、“周总理、陈伯达下午将来武汉,王力靠边站”等等,都极为鼓动人心。百万雄师的武装游行,少则200辆卡车,多则据说曾出动过千辆。在抓王力的整个过程中,各路口皆有盘查哨卡,游动搜查分队派出了无计其数。
  在此情势下,张昭剑能把王力带出重围,实为惊人。29师,那时泰半已是雄师派观点,在派去军区6号楼解救王力的军人中,也是如此。张政委在短短几分钟的阵前动员中,就使三个连的官兵决意效忠。后来又说服九一分队效忠,同意掩护王力,工夫实在是不可小看。
  把王力从小洪山下转移到空军基地,从空军基地送至王家墩机场,皆由士兵乘车假扮游行掩护,才瞒过雄师的天网之眼。其余“中央代表团”的人,中央文革办事组张某与“北航红旗”二人,被29师于万人围困中救下,后返京。其余北航二人,趁乱自行逃脱。
  人质一走,百万雄师命运如何,就可想而知。
  再说毛主席这边。在北京的周总理,听说武汉出事,大惊,于7月20日飞抵武汉,欲解救王力,并安排主席转移。张春桥同时飞上海,安排主席住处。总理出行前,通知了武汉军区,陈再道怕出事,亲率25车士兵赴机场保驾。后陈的秘书怕陈做出劫持的事来,连忙通知了武汉空军政委刘丰,刘丰即报告总理,飞机遂改降山坡机场。落地后,总理去了东湖宾馆,指令陈再道遍找王力,但无果。
  再说林彪于北京闻知事变,却另有一番打算。他对四方面军出身的陈再道不太感冒,早已欲除之。在这一点上,与江青不谋而合。两人便碰了头,以江青名义,修书一封,令邱会作亲自带到武汉,送交主席。信中说,据悉,京广线已被武汉军区控制,有部队正向武汉运动,劝主席转移。毛泽东看了,淡然一笑。他不相信陈再道会搞兵变。
  周总理、杨成武力劝主席离开,主席坚持道:“我哪里也不去!”直至20日晚8点,主席才松口,同意去上海。21日凌晨3点,由杨成武、刘丰等人护送,主席乘空军的车悄至王家墩,未事声张,因此处已遍布独立师人员。毛主席登上一架伊尔18,警卫部队也先后上机,随后十几架飞机腾空而起。
  到上海后,毛主席已是30个小时没合眼,但他仍然不睡。他知道,各方面都要听他的一句话。到22日凌晨1点半,他终于想好,向汪东兴发了几条指令。其中有一句是:“陈这个人,头脑简单”。
  22日早晨,总理也到了王家墩机场,见到了刚脱险的王力,他们一先一后乘机回京。
  总理离开东湖,并未通知陈再道,只留了谢富治在武汉。他在机场,安排了军区副政委和副司令员主持武汉军区工作,敦促陈再道、钟汉华赶快就事件表态,也许犹未为晚。
  陈、钟突然得知主席、总理已经先后离开武汉,马上预感:要大祸临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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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人和小人都走了,武汉三镇注定了要悲歌四起!
  时隔将近40年,再来回顾这一段诡异的历史,觉得很多当事人在那种旋涡中,真的是很无奈。悲剧人物之一陈再道将军,也许有一线机会能避免当时的倾覆。在7月19日劫持王力事件发生后的20几个小时内,他等于是随侍在东湖宾馆,距离毛主席最近。如果当时向主席认个错儿,稳定一下武汉的局面,估计主席会宽宏大量的。毛主席对他这样的鲁莽将军,一向比较欣赏,“支左”出了点儿偏差,算不了什么大事。但陈再道不是能随时转弯子的人——战场上杀出来的将军,没有这样倔到底的劲头儿,也是不可想象的。
  退一步讲,就算是陈将军屈服了,独立师和百万雄师也不会听他的。在19日大闹“百花二号”时,战士知道最初打错了人,但对陈再道也不客气,大骂他是“投降派”。
  这股对中央文革的怒火,这股民气,使陈再道看不到还有什么别的路可走。在20日,获知周总理要来时,他还苦笑道:“总理来了又怎么样,还不是和王力一样?”他太过相信民意不可违,以为这局面只能持续下去,直至“钢工总”再次瓦解。
  当毛主席腾空而去之后,他的路,就完全堵死了,只能听凭发落。不过,在此之前,实际他就已经在网中了。
  在19日事发之后,林彪很想得到毛主席的一纸讨伐令,对陈再刀开刀。就在主席沉默之际,他已有如下的动作:调25军三个步兵师,从九江、开封向武汉运动,展开包围态势;在湖北的空15军一支中国唯一的空降部队抢占山坡机场,向武汉方向警戒;让李作鹏下令,命东海舰队三艘原为护卫毛主席游泳的炮舰,在武汉江面进入战备状态。刀俎已备,且看鱼儿怎么翻腾?
  7月22日下午,谢富治、王力同机到达北京西郊机场(我前文有误)。林彪、江青组织数万人到机场欢迎 。王力乘坐轮椅被推下飞机。他胳膊吊有绷带,腿部尚有小洪山上的荆棘刺多处,受到凯旋式的欢迎。
  林、江二人还力主周总理的专机先降落一步,造成总理也参加了欢迎的表象。英雄归来,江青上前与王力亲切拥抱。而后与谢富治、康生、吴法宪、邱会作、关锋、蒯大富等人手拿红宝书,手臂挽手臂,犹如“向法西斯蒂开火”模样,面对媒体亮相。当晚,由林彪主持了有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参加的会议,听取谢富治关于武汉情况的汇报。会议决定:定武汉“7·20事件”为“反革命暴乱”。同日,东海舰队舰艇广播《严正声明》,表示“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张昭剑则宣布29师脱离武汉军区。
  7月23日凌晨,武汉军区收到中央电报,令其主要负责人进京开会。当晚,陈再道、钟汉华及独立师首脑一行飞抵北京。按周恩来的安排,陈、钟等人住进了复兴门外的京西宾馆。刚住下不久,消息就泄露出去。北京文艺口8000多名造反派和林彪、叶群御用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闻讯而来,先后冲进京西宾馆,要“找陈再道辩论”。此后,叶群还邀江青、关锋、戚本禹等人到京西宾馆“看热闹”,让各军兵种负责人陪同,乘坐几辆小车围着京西宾馆转圈,以示对“三军无革派”的支持。
  周总理得知情况,十分震惊,通知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陈、钟二人。傅崇碧迅速调来一个团,开赴京西宾馆形成保护网。但防线被“三军”突破。造反派军人在宾馆内各个房间搜寻。所幸陈、钟二人被傅崇碧亲自带几个警卫藏在了一部电梯里,才得以逃脱。
  从7月23日早5:30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出“中央代表团胜利返回北京”的重大新闻,此后轮番播出,舆论传遍全国。“武汉事件”就此向全国公众公布。
  7月25日,按事先安排,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军民欢迎中央代表团归来大会”。 同日,杨成武代总参谋长从上海飞抵北京,向周恩来传达毛主席指示:把陈再道“保护起来”。并请周恩来向陈再道转达主席三句话:“有错误就检查。注意学习。注意安全。”杨成武拿出毛泽东亲笔所批电文,其中提到陈再道名字处,毛泽东都增加了“同志”两字。
  26日下午3时,讨论武汉问题的扩大中央常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举行。陈再道、钟汉华走进会议室,被指定的位置形同受审,又不许坐下。可怜纠纠武夫陈再道,在泰山压顶之下一片茫然,喃喃道:“我们完全搞错了,完全搞错了……”谢富治开了头一炮,定下基调:“7、20事件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叛乱……”吴法宪则大骂:“陈再道是武汉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接着又面向徐帅狂吼:“徐向前,早在二月你就给陈再道打保票,说他不是三反分子。武汉问题,徐向前是要负责的!这个责任应当追究!”徐帅气得手发抖,写个条子递给周恩来,便愤然离场。吴法宪无名怒火无处发泄,猛冲过去,左右开弓扇了陈再道两个耳光。会场一片哗然。周恩来立即起身,批评了吴法宪。这个中常会,开得如同斗争会,总共开了7个小时,陈再道弯腰也长达7个小时。
  7月26日,经毛主席和中央批准,武汉军区发表《公告》。《公告》中说:7·20事件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为”。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表《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信中写道:“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那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同日,宣布撤销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的职务。武汉军区独立师则成“叛军”,取消建制,取消番号,全体整训,撤出武汉,由空15军接防。
  从7月25日起,按统一号令,全国各大城市三军武装游行,声讨“百万雄师”,拥护中央决定。
  再回头看23日,武汉街头仍是川流不息,百万雄师游行队伍不绝。中央台广播“胜利返京”新闻后,百万雄师高层出现意见分歧,有人开始动摇。至26日,武汉军区《公告》发布,则雄师一天之内做鸟兽散。不断有小组织发表“造反宣言”,反戈一击。可怜雄师一伙常委乘车分头逃窜,先后去了几个“老巢”,均听到广播《公告》的强大攻势,直如惊弓之鸟。后又打算去农村地区“堡垒户”潜藏,以图东山再起,但在半途便纷纷落网。
  毛主席在上海曾有话,百万雄师一个不要抓。但谢富治部长没听那套,严令将13个常委一网打尽。
  独立师自《公告》发布起,就有一部“起义”,呼吁“独立师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后又全体到长江大桥上肃立低头请罪。至8月1日,最后一批独立师士兵撤离他们长期守卫的东湖宾馆,开赴某农场受训。从此,这一师人员的下落均不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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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事件”尘埃落地,却在全国溅起了红尘漫天。当时各地两派斗争正是难解难分,四川、广西已动枪动炮,杀人之惨烈,又远胜于湖北。在长春,七月这火也流得大了,长春公社揪住军区贺副司令员不放,不断在声讨他的“滔天罪行”。他们知道,红二在市民中已无什么根基,被民众讥为“红二政府”,之所以还屹立不倒,除了自身庞大、一时还倒不了之外,军区的支持是个关键。贺吉祥倒了,臭了,红二自然独木难支。
  在长春,军队对于各派的态度,也有微妙的不同。军区是坚定地“支”红二,驻长16军则较为公允,对两派都还不错。空军则稍稍倾向公社派。
  武汉事变一起,公社派狂喜。傻瓜都能看出来:红二的地位、处境,以及和军队的关联,简直就是“百万雄师”的翻版。百万雄师如今已成钦定的“百匪”,那么红二灭亡的一天,还会远么?公社派的广播大喇叭语调陡然高了八度,宣传攻势铺天盖地而来,一面在讨伐“百碗熊屎”,一边在做比附影射,猛攻“黑二鬼子”无耻匪徒。
  红二方面强自镇定,摆出紧跟中央的架势,做官样文章,也跟着高调声讨百万雄师。一面对内加紧凝聚,贯彻一套拙劣的思想工作,强调“吉林省情不同于武汉”。
  那时,我已经基本不去学校了。
  我在6月份的时候,跟同学到南湖游泳,不小心被水下的罐头瓶扎坏了脚。老宫他们把我背到校医室做了处置,又把我背回了家。开始我还不觉得怎样,结果伤口在水中已经感染,高烧不退。伤在脚心,好不容易愈合了,却在脚背上鼓个包出来。父母单位医务室的医生甚感蹊跷,最后只好一刀切开,放了许多脓水出来,才渐渐消了炎。但天热,恢复得很慢,我也就渐渐脱离了学校生活。每天看小报,临摹批刘漫画,听听外面大喇叭打口水仗,自得其乐。
  7月23日,外面大喇叭突然广播“中央代表团胜利回京”的消息,我目瞪口呆。我虽对百万雄师没有任何耳闻,但一听,就知道,那就是武汉的红二。我第一想不到他们会如此凶猛,连中央代表都敢扣留、殴打,第二是想不到,这百万人的大组织,中央会断然定性为反革命组织。湖北于我,山遥水远,但百万雄师的倒掉,怎能不令我兔死狐悲?以我当时对全国局势的了解,中央如果不发话评价两派,我们还有喘息的余地,中央如此明确的表态,那就预示,红二快完了!
  我那时小小年纪,就尝到了什么叫哀鸣,什么叫垂死挣扎,什么叫“最是仓皇辞庙日”。过去看革命历史回忆录时,看到“钟山风雨”一节,总在想,当年蒋帮,该是何等心情?现在明白了,就是如此罢!七月流火不停,我心内如汤滚沸,呆呆地站在窗口,听大喇叭里广播“百匪”的罪行种种,人都傻掉了。
  我妈妈教训我:“说你不听,红二就是错误的。今后不要再去学校了,别闹个反革命回来。”
  我只能承认,历史潮流滚滚,我们错了。我为之奋斗无数日夜的红二,完全违背了潮流。它就要倒,就要完了。我的革命史,到此是终结了。
  23、24号,各种小报蜂拥而出,武汉来电、武汉快讯车载斗量。其中,一首以“三钢派”女中学生口吻写的诗《放开我,妈妈!》,感动了神州。我最近查阅,作者为武汉新华农东方红成员吴克强,于“7.20”之前所写。原诗不长,现照录如下:
  
   放开我,妈妈!
   
  面对着“百匪”的大规模屠杀,妈妈怕我到学校去被“百匪”杀害,拉住我。我说:
    
    放开我,妈妈!
    别为孩儿担惊受怕。
    我们的战友遍天下,
    “百匪”的长矛、匕首算得了啥?
    我不愿做绕梁呢喃的乳燕,
    终日徘徊在屋檐下;
    我要到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学游泳,
    去迎接暴风雨的冲刷!
    
    放开我,妈妈!
    你可还记得哥哥和爸爸,
    为了取得抗日斗争的胜利,
    二十年前,爸爸牺牲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屠刀下,
    人民政权的奠基石呵,
    洒满了革命烈士晶莹的血花!
    而今天,在两个阶级决战的关键时刻,
    哥哥高举工人战斗队的大旗,
    却惨死在陈再道之流的长矛、匕首下,
    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他的生命迸射出了光辉的火花!
    
    想一想吧,妈妈,
    活着的人应该干些啥?
    难道父兄的鲜血能够白流?
    难道能够让武老谭(指“武汉的潭震林”)把革命造反派任意屠杀?
    难道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要捍卫?
    难道能让资产阶级重新统治我们的国家?
    革命者从来不在困难面前低头;
    陈再道之流的长矛、匕首和水龙,
    又怎能使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惧怕!
    
    我走了,妈妈!
    请您转告隔壁的苏蒙蔽和马大哈,
    叫他们别再为陈再道卖命,
    五元钱的贿赂就出卖了自己的灵魂(据传武汉郊区农民参加游行每天可拿5元补助),
    叫他们转告“百万雄师“的操纵者,
    人类的罪犯绝然逃不脱历史的惩罚!
    刽子手的痉挛,
    显示出病入膏肓的虚弱,
    魔鬼的疯狂,
    只是死神到来前的最后挣扎,
    光辉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革命造反派永远也杀不绝、压不垮!
    
    再见吧,妈妈!
    我们的最高统帅毛主席催令我整装速发,
    阶级斗争的疆场,任我驰骋,
    门庭梨院怎能横枪跃马?
    等着我们胜利的捷报吧!
    让我们欢聚在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下,
    不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儿誓做千秋雄鬼永不还家!
  
  手拿报纸,我双手颤抖不已。我固然知道,武汉的“三钢”不过是长春公社之流的奸诈之徒,这诗歌也不过是公社式的吹牛笔法,但内心还是不能不为之震动——毕竟他们可以这样堂堂正正!
  从7月23日起,我在心里,正式告别了我亲爱的红二。红二崛起的历史,无可挑剔;红二壮大的过程,可以泣鬼神;但它彻底的没落了,真正成了新的斗争里僵化老大的那个“国”军了。
  武汉“三钢”的英勇,鼓舞了公社派,几天来,他们已有横枪跃马的之势,必欲摧毁红二而后快。红二方面,则也还未呈败亡之像,毕竟它拥有30万之众,死也要死一阵子。前段的争斗,动摇者都走得差不多了,现在留下的,都是死硬分子,“7、20”以后,杀回马枪的,几乎没有。这个庞然大物,困兽犹斗,手段更加激烈了。
  据记载,7月13日,长春机车厂两派在工厂三宿舍发生武斗。武斗打死一人,造成停产。这是长春市武斗有记载的第一次死人。死的是哪派的,不可考了。7月14日—23日长春车站两派爆发武斗,酿成“7·14”铁路停车事件。事件发生后,国务院来电报指示立即恢复通车,至23日,列车方恢复运行。这件事,对母亲的触动非常大,她考虑的是,武斗战火愈演愈烈,老家四川已动了枪炮,长春也是早晚不等。万一开起炮来,火车再不通,想走都走不了啦。
  母亲是亲历过抗日战争的,逃难、躲防空洞,都经历过。她本能地觉得,大战前夕,身处危城是一件朝不保夕的事。那几夜,她辗转不眠。
  两派都拉出了大厮杀的架势,“气吞万里如虎”。广播喇叭里,红二怒骂“长春匪社”,公社回敬“黑二匪徒”,究竟孰为匪,只有刀下见高低了。
  果然,到29日,长春市三处同时爆发大型武斗,机车厂一处,死一人;305所“黄楼”一处,死四人;305所技校“红楼”一处,这一处,一楼是我的小学母校,技校的流氓们放了火,烧了三楼。
  那夜,火光冲天。305所就在距离我家约一公里半处,在我家,凭窗就可看到火光熊熊。那一晚,母亲未睡,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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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末,长春已出现凶险的气息。陈再道的倒台,迫使军区对红二的支持不能太公开化;长春公社则稳操胜券,有恃无恐,加紧了他们的“洛东江战役”,而红二深知“成王败寇”的道理,为避免百万雄师的下场,必须跟公社来个“徐埠会战”,打烂它再说。
  月末的两件事,给我印象很深,一是批判武汉“拿枪的刘邓”陈再道的小报满天飞,一时洛阳纸贵。因为批判材料里,编造了大量黄色内容,真真假假,难辨是非。那年月,在文字上涉及两性关系的,非常罕见。小孩和青年人的性教育,全赖长篇小说《苦菜花》(抗日战争题材)和《创业史》(农业合作化题材)中的少量色情语句。看见批陈的材料中连篇累牍的“腐化”情节,人们不禁兴趣盎然,纷纷抢购。
  第二件事是,305所公社派“五四兵团”遭到红二激烈围攻。五四兵团的据点,就在305所黄楼,扼守于工大通斯大林大街的路口,是名副其实的“桥头堡”。五四兵团是公社方面的舆论重镇,搞出来的东西极富激情,向来是红二的眼中钉。
  我的一个表叔,就在五四兵团当常委,是张良、萧何一类的核心人物。表叔那年顶多25岁。他于1964年于天津某大学毕业,分配到305所。人是一表人才,温文尔雅而又精明干练。那时因文化氛围太稀薄,东北的大老爷们多为粗率之辈,很难见到这样名士派人物。表叔一到305所,立刻倾倒了一大片娘子军。他已有未婚妻,尚在天津。为应付尴尬,只好短暂地将表婶接来临时小住,以抵挡热情攻势。
  表叔人缘很好,除了业务以外,对文体活动也很热心,组织出黑板报、在食堂放广播,都是他的事。我那时在305所子弟小学,常去他那儿,有时食堂人都快走空了,他还在那里给广播放唱片。一边放,还一边评价:“这张唱片的曲子怎么这么难听!”表叔组织的黑板报,不知是哪些秀才搞的,期期都贴出些很精致的手绘美术作品,素描、水彩,美轮美奂。
  表叔是我母亲一系的亲戚,刚分到长春来时,没什么亲友,就常到我家来。每年8月中秋,我妈都要叫他来我家吃月饼。他对我和弟弟们都很友善。
  文革一来,他不知怎么就当上了“五四兵团”的常委,而且据说是实权人物。4月末的一天,我从外面回家,看见表叔来了。他问我上哪儿去了,我说:“去看‘查封无理’展览了。”表叔惊讶得像看见火星人:“哦,还有个‘查封无理’?”继而又宽容地笑笑,没和我争论。
  这次大概也是他们在宣传上惹火了红二,红二于7月29日调集大批人员围攻黄楼,声势很大。工大造大也紧急出动援救,双方大打出手。共开来了100多辆汽车,工大把土坦克又开上了战场。在我家都能听见,五四兵团的大喇叭有个高亢的女声,把拼死的口号喊得震天动地。攻楼战打了一整天,晚上旁边的附属技校又开打,一把火起。这一夜,我家的人惦记表叔死活,都没睡踏实。第二天得知,红二又没拿下。攻到半途,被大队解放军赶来强行制止了。
  第二天一早,母亲跟父亲商量了一下,断然决定:全家逃亡,去北京。长春实在是太恐怖了!305所那边仍然是战区,去也是危险,我们顾不得表叔了。只要黄楼未沦陷,他多半也没事。
  全家迅速收拾细软,锁门,开始了逃难之旅。
  当时长春的火车刚刚恢复通车才一个星期,我们喘息未定,上了火车,奔赴全国唯一的安全之地——首都北京。
  中国人的导师孔夫子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论语·泰伯》)我固然知道这是真理,但我们就生在这危邦乱邦,你又能让我怎么样?
  这一去北京,我原想也不过就个把月,只要红二一倒,估计局势也就平静了。但哪曾想,这一去就是三个多月。1967年的从夏到冬,我都是在北京度过的。
  北京的文革,又是另一番景象,不愧是大国之都,连运动都和外省的不一样。我在九城通衢上到处乱逛,真正地开了一把眼界。
到了北京,我们投奔了一个远亲家,就在外交部街。说是街,其实就是个大胡同,离北京站不太远,好像也没有什么外交部,大概是个老街名吧。到了亲戚家,说明来意,亲戚很惊愕,不过也理解外省人的不易,忙着安排我们住处。可是这时他们家已经来了四川的两个小姑娘避难,按辈份,是我们的小姨,一个上初三,一个还是小学生。人多,不好住,父亲等我们安顿好,就独自打道回家,在长春留守。男人,在需要开溜的时候,总要比妇孺好跑些。
  首都北京,气势磅礴,在那时就是全国之冠。我们到北京时,正是如火如荼声讨“百万雄师”的时候。8月初,北京各影院便开始放映纪录片《北京支持你们》。从王力回京,到百万人欢迎大会,一一展现。王力与到机场欢迎的诸位,各个握手,惟独江青更热情些,很夸张地与王力拥抱。然后是“臂挽臂、肩并肩”的怪异场面。据说中央高层以这个姿态面对群众,是建党至今唯一的一次。我当时虽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不敢心存怀疑,但也觉得这场面太过夸张,像做秀。然后是欢迎大会,王力诸人登上天安门。那场面,没有毛主席在场,显得非常缺乏正统性,虽然只缺老人家一人。王力手扶栏杆,傲视下界,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那种表情,集傲慢、得意、盛气凌人、唯我独尊于一体。在我迄今为止的一生中,没有在现实中与镜头里见过第二人有过这样跋扈的表情,哪怕江青和康生也没有。我感觉,王力冷笑似的表情,不仅在嘲笑百万雄师的必然灭亡,也在嘲笑全国所有保守派组织的命运。这一笑,让我脊背寒彻,历史真是踏着千千万万人的血泪前进的啊。过去,出于对中央文革的崇敬,对王力这个名字,还曾有一定的好感,今日见到他这个样子,我几乎要喊出声来:这决非善类,绝非善类!从那一天起,我就有了点儿觉悟——占据历史舞台中心的,不是任何时候都是善良人。看完电影,我不仅没有被洗脑,反而对王力生出一股仇恨。红二固然不争气,但要我承认长春公社是什么左派,是什么代表历史正确方向的鸟儿,那是决无可能的。
  王力,也为他的狂傲付出了代价。据说,在江青、康生不久后决定抛弃王力的时候,江青曾对毛主席说:“王力成了大英雄,自认为了不起了。他认为天下是他王力的了,不是你毛泽东的了。”此言促使毛泽东以决然手段处理了王力。这个说法,我看其源有自,王力的那种气焰,不是谁都受得了的。
  在长春的时候,我印象中北京所有的组织,都是支持激进派的,好像只有北京的造反派没有分裂。到了北京一看,才知道,北京的群众组织,也分为两大派,一派以北航为首,称为“天派”;一派以地院为首,称为“地派”。似乎双方并没有大的原则分歧,但互相掐得很厉害。总的来说,“地派”要激进一些,势力大一点;“天派”温和一些,显得有点儿弱小。天派有“新北大公社”、“北航红旗”、清华“4、14”;地派有“地院东方红”、“北师大井冈山”、“清华井冈山”和“北大井冈山”。其他院校,也各有两派。我因为是保守派的缘故,对天派感觉要亲切一些。但只有对北大例外。在看大字报时,觉得老聂太霸道,所以对“新北大”没好感,对北大“井冈山公社”的言论倒颇为赞赏。
  中学也成两派。北京的中红卫兵,原为三大派,即:“四三派”、“四四派”和“老红卫兵派”。这个“老红卫兵派”是何人?就是1966年6月最先组建红卫兵的那一拨儿。那帮小爷,出身红五类,以高干子弟为主,军用皮带不离手,打人心黑手狠。如今都改邪归正了,经商的经商,画画儿的画画儿,只有当年平民出身、跑龙套的张承志还在为老红卫兵叫屈。正所谓,人要是愚起来,那是没有底的。
  当年,老红卫兵崛起时,曾向江青送过“沙果”(大众水果,大概就是海棠果一类),江青大为高兴。1966年11月,两下闹翻以后,老红卫兵骨干于1967年1月初被逮捕、关押。由于老红卫兵派提倡“血统论”,又在“红八月”疯狂迫害平民,已丧尽人心,所以镇压他们,全北京都叫好。老红卫兵在整个社会上,都处于孤立状态。
  被关押在公安部的“联动分子”,十分愤怒,他们不望北斗星,而是编了歌谣:“想起当年送沙果,江青阿姨真爱我。可怜今天送果人,戴起手拷把牢坐。” 直到1967年4月22日,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首都红卫兵代表。会上,周恩来召见了关押在公安部的“联动”头头。向他们宣布毛主席指示。周总理批评了他们一通,同时指示“联动”可以在民族文化宫挂牌子公开活动。“联动”头头感动得当场失声痛哭。会后,他们全部获释,但哪里还有心思挂牌活动,至此,联动便告瓦解。“老红卫兵”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等于退出历史舞台,进入了迷茫状态。据有人说,著名的朦胧派诗人食指,当年就是“联动”成员,他的著名朦胧诗歌《相信未来》,写的就是“联动分子”的朦胧与苦恼,而决非“自由主义”呐喊。我看此说大有道理。在60年代,自由主义早已断流多年,怎么可能在一个小小联动分子的脑袋里,突然发出耀眼光芒?
  老红卫兵一后撤,在北京中学的红卫兵主要就剩下两派了,“四、三派”和“四、四派”。“四三派”以江青1967年4月3日讲话命名。江青在这次讲话中,批评1966年最早的中学红卫兵组织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讲话,受到文革初期不大吃香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学生的欢迎。他们就是日后的“四三派”,是激进派。由于江青的讲话打击面太广,众多红卫兵反响强烈。4月4日,北京军区政委李钟班又在工人体育场的一个大会上(有江青在场)给大家消火,肯定绝大多数红卫兵组织是好的。围绕此观点,集合了另一批中学生,就是“四四派”。主要由平民子弟组成,属于原保皇派。“四三”与“四四”也是斗得厉害,北京大马路上,到处都是他们针锋相对的标语。老红卫兵残余自然支持“四四派”,但其成员大多已饱经沧桑,对文革的荒谬有所醒悟。这帮小爷多成了“逍遥派”,有少数人开始抽烟、喝酒、拍婆子 (即泡妞)、唱“黄歌”(即《外国名歌200首》)。
  我到北京后,还看见过老红卫兵呼啸街头的景象。一般七、八个人,穿质地很好的老式黄军装,扎宽皮带,戴宽大红绸子袖标,幅宽竟有30多公分,几乎是一面小旗子了。骑“永久”名牌自行车,一个带一个,呼口号在街头飞驰而过,袖标飘飘若飞,给人极深印象。但路人对他们很漠然。
  我到北京后,北京造反派批判“联动”的舆论尚未停止,各种小报都在揭露他们的丑行。其中有关他们“红八月”暴行令人发指。1966年8月25日,北京西城区八中、四中、六中等校红卫兵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俗称“西纠”。他们私设监狱,抓捕黑五类子女,严刑拷打,惨叫之声传出大墙之外。以北京一中、六中两处“监狱”为最甚,共打死、打残废200余人。狱室内血流满地,红卫兵行刑手竟然用人血做墨,在狱室墙上写大标语“红色恐怖万岁”,后面还有三个“!”。我在买来的造反派小报上看到这张照片,心胆俱裂,差点儿没呕了一地。当晚又做了恶梦。我的小爷,难道,这就是革命?这就能保住红色江山?
  那时候,我也在街头买到了老红卫兵的《莱茵报》,办得很有品位。文章厚重,充满了自责。报头下面还有一行德文,是马克思参与办的那个《莱茵报》的报头影印件。不过,马克思要是知道声称信奉他主义的这帮小爷,曾经拿人血来写标语,老人家还不得气活过来?
  据记载,1967年春夏之间,全国各大专院校和中学的红卫兵纷纷出版报纸。当时,中学生只要几个人凑一凑,把手表卖了凑几百元,就能出一张报纸。其中刊载遇罗克《出身论》的北京《中学文革报》(四三派报纸),一次印刷就能达到30000份,而且一抢而光。
  我到北京时,正逢小报盛行,北京的报纸在外地有“航空版”、“联合版”,各省的也运到北京来卖。于是,从东北到广西的两派态势,我就全能知道。

40
  
  不到北京,不知中国之大,到了北京,才算是放眼天下。北京的两派,也有武斗,不过都是“小儿科”,最激烈的一次,听说是放了几下汽枪。天子脚下,自然是谁也不敢太放肆。到北京后,因为看各地小报看得多了,才知道,全中国已经是“烽烟滚滚”了。我惊喜地发现,红二并不孤立,在各省,像红二这样受军区支持的保守派,还多得很,他们与激进派的实力较量,也是强弱各有不同。保守派也很凶的,不都像红二那样窝囊。
  其中有个“广西联指”,武斗甚是厉害,把全省的民兵都发展进去了,据文革后揭露,他们有很残忍的杀俘行为,和灭绝“黑五类”的暴行。他们的对立面激进派“广西4、22”也是神兵天将,但被仍杀得够呛,节节败退。广西联指的宣传工作也做得好。在北京,保守派一般都吃不开,有如过街老鼠,但“联指”的标语、小报满天飞,攻击“4、22”抢了援越的军用物资,说得煞有介事。“4、22”在宣传上,总是略逊一筹。
  其他各省,也有各路英雄。按保守派和激进派分,成都有“红成部队”(红卫兵成都部队)和“川大8、26”;重庆有“8、15派”和“反到底派”;辽宁有“辽联”和“辽大8、31”;安徽有“好派”和“屁派”。激进派里还有一个好手,是湖南的“湘江风雷”,杀人如麻。这个组织很奇特,1967年2月时,曾被中央文革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头头被抓捕,我们都看过有关的传单,确实一个个像土匪一样。但到了7月份,中央忽然又为它平了反,据说是毛主席的指示,随之大名传遍全国。它的对立面“红联”反而名不见经传。
  武斗,以四川、广西为烈。重庆5月份在朝天门码头,两派就有水陆激战,炮声隆隆。反到底派的“舰队”重创“8、15”的船只和江岸要塞。我在四川的几个表兄表姐,参加各派的都有。其中一个表姐,初三学生,居然还在解放碑“反到底”一个著名的广播站当播音员,被“8、15”恨之入骨。真是为了造反,连脑壳都豁出去了。
  7月30日,《红旗》杂志“8、1”社论发表,明确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那时的运动,下一个目标要攻击谁,都是事先造风声,这成了极左派的宣传套路,连老百姓都熟悉了这一套。我看了社论,知道完了。“揪军内一小撮”一旦成为一个阶段性目标,各省支持保守派的军区主官,一个都跑不了。吉林的贺吉祥副司令员,必倒无疑,红二的末日,屈指可数了。
  远在长春的30万弟兄们,我是顾不了你们了,好自为之吧。
  我在北京用学生证买了一张通用的公交月票,大概也就一、两块钱吧,可以坐汽车电车,也坐到郊区去的车。于是就开始了北京大旅游。有名的景点,都去了一遍,各郊区县,也都去看看,连通县、昌平都去过。
  北京的夏天热,东北去的人,真受不了。晚上不过12点,热得没法睡。亲戚家住在一个四合院内,里面有个大大的庭院,住了大概六、七户人家,以老太太居多。不过那些老太太也并不老,不过40多岁,家庭妇女,比较能品评人。吃完晚饭,一院子的人,就坐在藤萝架下纳凉,一人手里拿个大蒲扇,听老太太东扯西拉。这时候,我才第一次领略,在北京民间有这么一个阶层——老太太阶层。她们的审美以及好恶,很能左右民间的舆论。
  四合院的生活很平稳,文革也没能使伟大首都生活窘迫。老太太们日复一日地用蜂窝煤炉子做饭,以劳动好不好、手巧不巧,来评价每个人。我那时既不会生蜂窝煤炉子(我们东北有煤气),也不会做饭。老太太们很不屑,觉得这样的人,于社会不就是废物吗?两个四川来的小姨可是比较能干,她们会生蜂窝煤炉子,也会做饭。有一次,大的一个到北海、景山一带去玩,还摘了两个莲蓬,拿回来剥,剥出莲子,交给我姥姥煮粥。一个老太太见了,说:“哦?喜欢吃这个,下回我教你们一招。”不久,老太太摘了一朵大荷叶来,洗净了,扣在粥锅上,煮出来的粥碧绿,满口清香,真是开了眼界。
  小四合院,白天静静的。窗上有竹帘挡阳光,地是青砖铺的。我很惊讶首都还有这么古朴的民居,特别是一院子的人共用一个厕所,很尴尬。晚上纳凉,你往厕所一去,大家都知道你要干什么去,在众目睽睽之下,去厕所,需要有点儿勇气才行。
  住了一段,亲戚似乎有点儿烦,嫌白天人多太乱。于是我们家就分为几组,白天各自出去逛,中午随便买个烧饼吃,晚上在某处一个餐馆会齐,全家吃顿简单的饭。然后再逛逛,晚上回去就睡觉,不打扰人家。
  我们选中吃晚饭的地方,在东风市场(原东安市场)附近的“老正兴”。每天点几个比较便宜的菜,全家补充一点营养。招待员师傅都认识我们了,没准心说这一家子可够馋的,天天下馆子,但他们也不好奇,也不问。在文革当中,什么离奇的事情都有,首都人见怪不怪。
  母亲有一次感叹,有家不能回去呀!太不容易了。

母亲那年40岁,又要照看着60多岁的姥姥,又要拖着我们哥儿仨。我的小弟弟,当时只有4岁,那情景,真个是“挈妇将雏”。难为她老人家了,那时那么坚定,一定要把我们都带出来。她那时也许有预感,假如不幸死于武斗,必将一钱不值,后人连个纪念的由头都没有。北京天热,城市又大,我们每天都不知疲劳地跑。母亲没那么轻松,姥姥是半小脚,还得考虑不能让她太累了。每天母亲就算计,怎么找那些公共澡堂、公园凉亭、冷饮店一类,能多坐一会儿的地方。呆几个小时。
  那应该是最早的“北漂一族”吧。好歹我们还算幸运,北京有亲戚,家庭收入也还支撑得起,多数的老百姓,就得硬挺着。
  还有比老百姓不如的,就是那些倒了霉的“黑帮”、“反党分子”。从文革一开始,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就倒掉了,后来各省委、市委、部委,一片一片地倒。红卫兵、造反派,没完没了地折磨、批斗、侮辱,不知道哪一天才能见晴天。那时北京的老百姓口味都刁了,彭大帅被押到街上示众,看都没人看。
  那时候,北京各校造反派“术业有专攻”,北航和地质学院专门批彭德怀,政法学院专门批陈毅,北京建工学院“新八一”就专门揪刘少奇。在这一片一片的黑帮名单背后,不知多少人家破人亡,昏天黑地。
  我在北京时,清华井冈山正在吹嘘他们“智擒王光美”的功绩。1967年1月6日,蒯大富的井冈山兵团干了一件大事,他们给刘少奇的秘书打电话,诈称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在路上被汽车压断了腿,需要截肢,意在把王光美引出来批斗。结果令他们喜出望外,不单王光美到医院来了,同时来的还有一个大人物——刘少奇。当得知真相后,王光美只好“就擒”,被绑架到了清华,刘少奇颓然而返。这件事情的始末,清华人详详细细登在小报上,小人物的刻毒与无廉耻,跃然纸上。
  同年4月10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经“上面”同意,在清华主楼前召开了据说有50万人参加的批斗王光美大会,还逼迫王光美穿上出访印尼时穿的旗袍接受批斗。咱们中国女人穿旗袍,在60年代初还非常普遍,1965年以后才不多见了。“破四旧”以后,居然成了腐化的标志。清华井冈山的这些鸟,就用这种方式来侮辱一个女性。
  在当时的小报上,登载过造反派逼迫王光美穿旗袍时的一段对话。王女士据理抗争,努力在捍卫自己的尊严;清华井冈山不过以势压人、穷咋呼而已。
  在看这些小报时,我很感意外,本来批刘已经批得我对刘主席没什么好感了,但他的举动,使我动容——他在闻听女儿遭车祸之后,心急如焚,不惜在那种险恶情况下抛头露面。毕竟,这是一个好父亲啊!
  而王光美女士面对侮辱,不失尊严,从道义上完全压倒了疯狂的对手,也使我有所触动。我对母亲说:“为什么我觉得还是王光美说得有道理呢?”母亲仔细看了小报,也说:“是啊。”
  在北京府右街一带,我亲眼看见以北京建工学院“新八一”为首的造反派,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看样子有上千人静坐,汽车、旗帜、帐篷,什么都有,布下了“揪刘火线”。大喇叭整天整夜的吼,要把刘主席揪出中南海。那一段时间,不知道中南海里边是怎么办公的,吵都要吵死人了。
  北京虽然没有枪炮声,但给人印象仍然是闹哄哄。武斗不让斗,文斗就有一些创造。北京的东、西单、王府井靠长安街的十字路口,那时四面都有巨大的牌子,不过不登广告,而是专门贴巨幅美术作品。有毛主席登临山河图,画面大气磅礴;有“无产阶级司令部”群像图,排序严谨,决不会出错儿。每过十多天,就要一换,为首都增光添彩。有的是画在大纸上拼起来的,有的是直接在牌子上画的。我每逢看见广告牌上搭起了架子,就知道有新画要出来了,第二、三天再去看,就能看到成品或半成品。都是彩色水粉画,多数功底很好。也有画得不像的,严重变形,不过一看,也都知道那画的不会是别人。
  父亲一人在长春,观察形势,探测风声,经常有信来。果然如母亲所料,武斗在升级。
  由于《红旗》杂志“八一”社论的激发,长春市终于响起了枪声。据记载,8月3日,“人大红野”自行制造出“自卫地雷”和“自卫化学弹”,并发表“不首先使用这些武器”的狗屁声明。三天后“地院兵团”也试制成功两颗放射性“自卫弹”,也发表了狗屁声明。
  在王力精神的鼓舞下,北京及全国的激进派,对长春公社进行了空前的声援。8月3日,全国168个支持“长春公社”的群众组织代表,在北京地质学院召开“彻底捎毁吉林省的反革命暴乱、与贺吉祥血战到底大会”。当晚,“长春公社”和驻长军校激进派在长春地质学院召开了“热烈欢迎首都革命造反派大会”,欢迎北京来的援兵。8日,又有一批援兵到,“首都红代会”一千多人和“首都医务界大联合赴长医疗队”来到长春。公社就此声势大振。
  迫于压力,8月11日,驻军16军首长汪洋,代表吉林省军区和驻长部队党委,在地质宫广场对压制“长春公社”的错误进行了检查。北京来人没大吃这套,第二天,“首都红代会”及全国各地激进派赴长代表,就在军区门前召开了“声讨贺吉祥大会”,会后举行了大游行。
  武斗就在这狂热情绪中和升级。
  隔了一天,14日,有60辆汽车到白虎屯武器库抢武器弹药。解放军劝说阻止无效,在拦截汽车时一名士兵被轧死。15日,两派动用了手榴弹,炸死一人。16日,两派都到发电设备厂附近的武器库抢枪,狭路相遇,发生激战,死一人,伤三人。双方都动用了手枪、冲锋枪、自动步枪和半自动步枪。这是长春市武斗以来第一次开枪杀人。红二疯狂了,长春公社也杀红了眼。首都来人哪里见过保守派敢如此猖狂,咬了牙要把长春的“百匪”一口吃掉。当天,“首都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等71个造反组织发表最后通牒“敦促贺吉祥投降书”。
  杀声陡起,天欲堕了!

41
  
  赤日炎炎的8月,在知了的叫声和槐树的绿荫下度过去了。其间,香山、八大处,我都去过。在通往郊区的长途车上,看见墨绿的原野被太阳晒得冒白烟。田地里,仍有农民在劳作,伺候着大片的葡萄园。革命的人们,在享受着狂欢。而普通的人,却永远也摆脱不了劳动。
  9月到了,天气微凉,可以喘一口气了。就在9月初,忽然看见街头有红二驻京人员贴的大标语——王力栽了!我愣住了。这消息给我的冲击程度,无异于听说地球暂时脱离了运行轨道。
  王力怎么会倒?就是那个王力吗?那个7月25日还站在天安门上毛主席站过的地方耀武扬威的人,那个穿着军装(文革期间中央文革的人,都穿军装)的刀笔吏,那个不可一世的王大胖子,怎么会倒?可是,千真万确,他就是倒了。欢呼标语越来越多,全国的保守派都为之一振。
  跟王力一起倒的,还有刀笔吏关锋。过了几天,专杀刘少奇的戚本禹也倒了。不久,《红旗》杂志的林杰也倒了。中央文革的笔杆子,连锅端掉。这是什么风向?他们这伙鸟文化人,简直就是文革的代表嘛,他们都倒了,文革还搞什么搞?
  各地保守派的驻京人员,也都不是吃白饭的,内幕消息一条一条地抖出来——原来是主席发了话。
  王力的倒台,让我看到了,一个人是怎样从权力的顶峰跌落下来,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中国的这种事情,从来就说不清,也没什么道理可讲。我从此记住,为人万不可张扬,你的敌人,不知道就藏在哪里。静悄悄地过一辈子,起码还能保个平安。
  据当时的材料披露、以及文革过后的揭密,王力的倒,有一个角力的过程。
  在“7、20事件”发生时,毛泽东仓促撤离武汉东湖。此前,梅岭一号的内卫,是由他随身带的少数8341部队担任。而整个东湖宾馆的保卫,则由独立师承担。8341再强悍,毕竟寡不敌众。形势确实命悬一线。但是独立师居然没有靠进主席一步,显然这不是逼宫。在毛主席眼皮下抓走王力,独立师的中层干部心里应该是有数的——他们估计是要做给主席看,民意究竟如何?万分紧张之下,汪东兴忙着调兵,紧急中哪里有那么好调?据说还是武汉空军的刘丰,亲自把主席和随侍的代总长杨成武接到了空军司令部,这才算脱离险境。然后,又送往王家墩机场附近的专列里,等候上机。主席在撤离时,据说也曾十分恼怒,觉得陈再道真是要反了。
  不过,在前往上海的途中,老人家很快就冷静下来,抓住了这件事的实质。他对杨代总长说,“7·20事件”不是“兵谏”,不是“反革命事变”,他毛泽东也不是“住到贼窝里去了”。他点出了要害问题,7·20事件“不过是要以王力作为人质,迫使中央改变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
  想到了这一步,伟人对历史的操纵,就不会有大错了。主席在1967年初处理四川问题时,曾有一个模式。就是用舆论压垮保守派,让政权归激进派。四川成都曾有过一个十分有势力的保皇派组织“产业军”,被中央表态的巨大压力所摧垮。毛泽东到武汉去,也想照过去方针办,宣布“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让它自行崩溃。而结果,适很不理想。先是独立师的蔡政委擅自向下级传达了中央精神,独立师指战员立即表示不服;后是王力到水运学院煽风点火,说武汉有个钢铁的无产阶级造反派,激发了“钢派”狂热举动。“百万雄师”抓王力,也就是给中央一点颜色看看,要求中央改变“一边倒”的不公正态度。
  毛主席对“7·20”有了这样一个准确的判断,才有可能于7月26日,在中央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中,在陈再道的名字之后,亲笔加上“同志”二字,在那个时候,这就意味着陈再道属“人民内部矛盾”。后来,果然也没把他怎么样。
  风起8月12日,仍在上海的毛主席看了《红旗》杂志“八一”社论,批了“大毒草”三个字。不过瘾,又批:“还我长城。”他还在林彪送审的一份准备下达全军的文件上,圈去了多处“军内一小撮”字样,圈到后来,不耐烦了,批示:“退林彪。不用!”
  毛泽东发了雷霆之怒,要追究到底。中央文革,乱成了一团,连老谋深算的康生,也急得三天没吃下饭。江青、康老先是往陈伯达身上推,但陈向江青诉苦说,自己是“四号人物”,倒了的话,中央文革还有好吗?然后,奸贼们又商量,只好丢小卒,可怜文革初期的一帮吹鼓手,稀里哗啦,全体倒掉。8月20日下午两点,在钓鱼台16楼召开中央文革扩大会议,张春桥、姚文元特地从上海赶来出席。在座的有周恩来、江青、“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还有军方的杨成武、吴法宪。
  江青宣布开会,说这次会是中央文革的“生活会”,主要批判王力和关锋。康生作了长篇发言,主要批王力。伯达也作了长篇发言,主要批关锋。这是中央文革一次“自残式”的会议,想必每个人都刻骨铭心。这大尾巴会直至8月31日凌晨两点才结束,江青宣布:“王力、关锋从今天起请假检讨!”俩文革暴发户就此失去自由。被软禁于钓鱼台二号楼,后来统统栽进了秦城。
  文革这条船,一个悄悄的大转舵,就从这时开始了。

这时再来回望7月末,已恍然如隔世。武汉正闹得凶的那几天,那位江青,也没闲着。7月22日,江青在接见河南省造反派代表团时说:“我们不能太天真烂漫。当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他们拿起武器打你们的时候,革命群众可以拿起武器自卫。在双方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以后,他们仍然不把武器收起来的话,你们自卫的武器就不能放下!我记得好像就是河南的一个革命组织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叫作‘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我们坚持毛主席提出的文斗,坚决反对武斗,这是第一条。……但是还有第二条,不能天真烂漫。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枪支、长矛、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你们要吃亏的……”这段话,有记录在案。第二天,上海《文汇报》就登载过。日后,成了她的一大罪状。我当时看江青的各种讲话稿,就觉得她讲话不大过脑子,什么东西都敢胡讲。作为中央领导,这样的煽动语言也敢讲,惟恐天下不乱。好像这些“拿着枪支、长矛、大刀”的人,不是自己的人民,杀了白杀,砍了白砍。
  再回头看看《红旗》杂志1967年的第12期社论,也就是“八一”社论,诸位就会知道,中央文革为什么要慌。这个臭名昭著的社论,题目叫做《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里面的要害,是这样一句话:“我们必须进一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干净地扫进垃圾堆里去。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
  这个社论,就是在当时,也是抗不起推敲的。谁是“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准备如何把他们“彻底干净地扫进垃圾堆里去”?王力诸人不过就是弄倒了一个陈再道,便以为天下再无对手,口气之大,大过了天。
  这社论究竟是怎么炮制出来的,也是一段公案。据说林彪为了排除异己,是最先有过这个提法的。“7、20”之后,他的儿子林立果在《空军报》也以“红尖兵”为名,发表过“揪军内一小撮”的文章以示响应。毛主席一发怒,副统帅马上闭口,装聋做哑,没他什么事儿。
  要搪灾的是中央文革。
  尽管《红旗》第13期8月17日才刚刚出版,陈伯达为了亡羊而补牢,19日又发了个第14期社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支柱》,试图遮丑。但12期的责任,毕竟还是要是追究的。为什么追到了王力、关锋头上?一种说法是,关锋说:“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7月27日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信里就有这个口号。”这封信是由陈伯达起草,王力负责修改的。王力就马上推责任,说:“信是伯达老起草的。”但这位伯达老记性并不差,他说:“我原稿里没有那句话。”原稿当众就给找出来了,王力一看,傻了眼,那原稿上只有一句含糊的提法:“武汉地区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们”如何如何,正是王力自己在上面加了“党内、军内”。于是王力自然就跑不了啦!
  还有一种说法是, 陈伯达是负责全国宣传的,追究到他那里时,他慌了神儿,赶紧推责任,说:“《红旗》‘八一’社论是林杰起草的,王力、关锋审定的。”然后,马上就有人提供了有关材料,说早在1967年1月《解放军报》发表的“宣传要点”中,便已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说法。在这个“宣传要点”清样上亲笔签字的是胡痴,另外还用铅字排印着“王力、关锋、唐平铸”。当时的王力刚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组组长,关锋负责《解放军报》。这下,就把这两人完全扣死。 
  人要倒,康生总是习惯地要拿出“证据”。于是这一次,他连夜翻查了王力的档案。王力原名王光宾,1939年入党,介绍人是谷牧。后来王力曾在东北军的一个团做统战工作,党组织负责人又是谷牧。文革中,谷牧被打成特务。于是康生有数了:合上档案,就把王力定为了“国民党特务”。主席后来向他征询意见时,他也就如此这般地汇报了。
  康生这次的下手之狠与慌张,还在于他本人与王、关都曾有过密切的关系。早在40年代,康生曾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兼渤海区书记,王、关那时都是他的下属。60年代初期中苏论战,王力与康生又是同僚,共赴莫斯科谈判,一块儿起草文件。王力被任命为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的时候,主管中联部的中央书记处书记恰是康生。这种渊源,如何得了!所以,杀王力,杀关锋,是一定要杀到底的。否则,不足以证明自己清白。
  这种极端主义的投机家,日常所说的话,都是冠冕堂皇。然而“大业”尚未成功,风浪一来,却先杀开了自己人。他们焉能不败?不败的话,还有什么天理?
  王力的倒台,还比别人多了一层因素,就是那个著名的“八、七讲话”。这又是另一段公案了。7月25日,就在周总理离京赴武汉解围的时候,外事口一些院校的造反派不顾周总理的多次批评,组成千人“揪陈大军”,到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声称:“不把‘三反分子’陈毅交出,决不收兵”。谢富治22日从武汉返京后,还和戚本禹等人一块儿去慰问了这帮造反派。那一段时间,外交部一带,昼夜喧嚣,不绝于耳,外交人员被吵得昏头涨脑。 
  8月7日晚,在武汉受伤的王力拖着伤腿“召见”了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代表,听取汇报。造反派代表提出:“我们认为,陈毅是外事口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根据其三反言行,属于敌我矛盾;我们的口号是:誓与陈毅血战到底!有关对陈毅问题的看法,我们多次与总理谈过,但现在外交部运动阻力仍很大。” 
  王力马上插话,说:“外交部运动阻力大?(轻蔑地)外交唬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外交就这么难?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有人说你们方向、路线错了,那陈毅的方向、路线倒对了?” 
  造反派又说,现在外交部的“三反分子”没有真正打倒,业务工作还是由原来的班子抓。
  王力突然就激动了,估计也是没过脑子,就问道:“你们1月份夺权,夺了多少权?‘业务监督’权有多少?能监督得了吗?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革命不动班子?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总理不是讲过‘老、中、青’三结合吗?为什么外交部班子不可以搞三结合?” 
  造反派回答道:“有人批评外交部夺权过头,说业务大权是中央的……”
  注意,到这里,讲话原文的记录是——王力(异常激动地):“这话不对!革命和业务不能分开嘛!我看你们现在没有真正掌握实权,有点实权才有威风。现外交部还是原班人马,原封未动。那么‘文明’啊?这是干革命!(干外交)不一定是原来的‘长’,谁站出来革命、谁合适就谁干。对那些不革命的、不拥护主席革命路线的,不管他什么级别、什么资历,什么‘长’,统统打倒!”
  数十年后,来看这段记录,狂傲之徒的嘴脸仍跃然纸上 。军队刚刚给他搞乱,又来插足外交。一国之中,又有什么比这两样更大呢?王力,不是没过脑子吧?就在我写本文的时候,有人还转发过来一篇为王力辩护的文章。里面把王力写成了徇徇大儒,温文尔雅。写他当年的栽倒,简直是岳飞就义风波亭,冤枉透顶了。诸位,这可能吗?
  王力的脚,实在是,伸过界了。
  他的“八、七讲话”,在外交部立马就掀起了滔天大浪。

42
  
  王力因为他的“八、七讲话”,赢得了一个雅号,叫“王八七”。最后,搞到连毛泽东都知道了。
  “八、七讲话”一石入水,激浪千重。外事口造反派立刻掀起揪陈毅的狂潮,动不动召开万人批判大会。在大小八次批判会上,周总理不是亲临会场“陪斗”,就是安排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等予以保护,令陈老总几次脱险。总理平素是个隐忍的人,但在“保陈”这个问题上,却表现出了罕见的执拗,以至因过度劳累,引起心脏病发作。
  早在7月23日那一天,周总理刚刚在钓鱼台研究完武汉的事情,就带上从上海来的杨成武,直奔人民大会堂去救陈毅。陈毅见到杨成武,一喜,知道他是从毛主席那里来的,就拉住他问:“有什么消息?”杨代总长说:“有。毛主席说,陈毅是个好同志。”陈毅两眼放光,站起身就是一声吼:“同学们,现在让我们共同学习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整个会场一片哑然,陈毅把胸一挺,朗声道:“请同学们打开毛主席语录第271页,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陈毅是个好同志。’”台上台下有带了语录本的,马上就拿出来核实,只见最后一页,是270页!造反派立刻大哗:“造谣!”陈毅指指身旁的代总长:“杨成武同志传达,有周总理证明,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陈毅是个好同志。”这段文革中著名的轶闻,就发生在那个时候。
  8月16日,造反派对陈毅发动总攻,采取了夺权实际步骤,砸了外交部政治部,宣布夺了外交部党委的大权。又封闭了所有副部长办公室,责令姬鹏飞、乔冠华等白天在地下室写检讨,至晚8时才放出向造反派“汇报”
  掌权的滋味确实是威风。造反派虽然名份尚未定,但已在开始行使“外交部部长”和“副部长”的职权。短短几天内,几十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业务监督小组”名义签署的电报飞往驻各国的我外交机构,其中,电文上还写有“打倒刘、邓、陈(毅)”的口号,令我国驻外使馆“贯彻执行”。
  如果仅止于此,倒也罢了。但疯狂了的人,必然会将疯狂进行到底。8月22日晚,外事口造反派联合北京的部分高校造反派,在抗议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镇压“港九暴动”的示威活动中,一把火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酿成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一起涉外事件。这件事,我方完全理亏,无法对国际上解释,导致对外关系降至冰点。数年后,还令毛泽东耿耿于怀。
  8月23日凌晨,英国驻华代办处大火被扑灭后两个多钟头,周恩来立即紧急召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头头,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他们宣布了几条指示。最关键的一条是说,外交部“夺权”是非法的,不算数。党中央多次申明外交、国防、财政等大权在中央,不能夺,你们在外交部夺权,是目无党中央、国务院。
  造反派头头知道他们自己踩了雷,但仍不大服,公开顶撞总理,打断总理的讲话,还有人把王力的“八、七讲话”拿出来为自己辩护。自此,“八、七讲话”引起了周总理的注意。
  8月25日凌晨1点,在钓鱼台五号楼,杨成武将周总理的一个讲话纪录交给他本人过目。上面有周总理对16个省和自治区文革运动的看法及处理意见,内容也涉及外交部夺权及“八、七讲话”。周总理审阅无误后,请杨代总长按此向主席汇报,并叮嘱杨不必多言,一切“听主席指示”。杨成武赶到上海,向毛主席逐条做了汇报。主席听完,未予置评。老人家思考了一夜,仔细看了那篇“王八七”讲话,批了五个字:“大、大、大毒草”!第二天(26日)把最后决定告诉了杨:他同意对王力、关锋等人进行断然处理。
  中国的这条大船,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彻底地掉了一个头。
  毛主席在武汉时,亲眼看见局势靡烂不可收拾,两派相杀,国无宁日,跟他本人对文革的设想已相去很远了。数年后,他自己也承认:“1967年7月和8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在从武汉撤离的过程中,他曾两次提到当初对文革部署的设想——“一年发动,二年巩固,三年扫尾”。但如果这样乱下去,中国恐怕真的就成了“三百诸侯国”,收不了场了。于是,他不再坚持浪漫,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兴奋,说“要给左派发枪”。他明白,现在的形势必须收。要收,就只能依靠目前唯一的一支有效、听命且强大的力量——解放军。所以解放军,不能再被瓦解了。今后,要倚重解放军,解散两大派。中央文革,就让它淡出好了。林彪在武汉事件中的作为,当然很有些可疑,也许是“想要打鬼,借助钟馗”。而且在事件中,林对军队的调动,海、空、总后诸位猛将穿梭武汉,也可能引起了毛泽东的一些警觉。但现在还是要看看再说。日后发生的“9、13”事件,考究起来,不过是一个总的结局,而祸端,大概就肇始在这“7、20”期间了。

“王八七”的倒台,对全国保守派来说,是天遂人愿。一个月前,他还频频登台,横扫千军如卷席,把保守派气得吐血;今日成了阶下囚,保守派又怎能轻易放过他?满街的批王大标语,往往不是愤怒声讨,而是充满了嘲骂。昨日的“中央首长”,今天成了标语上的“王八……七”、“小爬虫”,书写人的幸灾乐祸之情,溢于言表。王力本来就长得有些特点,漫画上的样子就更是不堪了。
  我觉得从文革起,中国的民众,就特别渴望看到有人倒台,这也不尽是因为心术坏了,而是某人倒台前的风光无限,和倒台后的万人唾骂,构成了看客人生中的一种无比快意。
  现在,该轮到激进派们尴尬了。好在王、关、戚的倒台,并没有在公开媒体上公布,不像陈再道那样是公开点了名的。所以,激进派们虽然也贴标语、欢呼,但极力把此事缩小为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枝节。两派仍然在斗,激进派在舆论上仍占上风,北京造反派声援各地激进派的口径一如既往。可是,有一点,一般人看不出来,就是,未来胜败,形势已易。
  我估计,各地两派的决策人物,此时肯定都仔细分析过形势。保守派一方,多为“拥军派”,前一个月还背着“军内一小撮的走卒”之恶名,毛主席批示“还我长城”一出,立刻摘帽,成了真理的拥有者。他们想不到绝处还能逢生。先前的暮气,一扫而空,准备与激进派大战三百回合了。我在北京街头,再见到红二、成都“红成”和广西“联指”卖小报的驻京人员,都已是神闲气定,不再委琐了。
  而激进派功亏一篑,苦在心里。眼见得全国大胜在即,却猛古丁折了主子,希望顿然渺茫。此时的中央文革,再也不发表“支一派,打一派”的言论了,而是各打五十大板,一派高调拥军,激进派们怎能不暗自叫苦。再研究一下“7、20”陈再道的倒台,没逮捕,也没进监狱,仅仅是公开撤职,悬搁了起来。而倒陈的得力人物王八七先生,则一栽到底,政治上彻底见了阎王。那么这“7、20”,该怎么来计算胜负?激进派大多是以“反军”为道义号召的,如今釜底抽薪,再不能揪解放军首长了,今后还能以什么理念来做大旗?
  在长春,不等王、关、戚倒,形势就有了微妙变化。8月16日,首都和各地的公社盟友还在气势汹汹地敦促贺吉祥投降——他们看准了吉林就是第二个武汉,准备再做一回时代英雄。可是17日,就有一道金牌下来,堵死了他们的路。这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吉林省军区和驻长部队《给长春市广大革命群众的公开信》加了批示,号召长春市两大派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促进三结合。
  这时,已是在毛主席追查“八一”社论之后,而且他在武汉时期有一个思路,后来在上海公开讲了出来,那就是:“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这个理念虽然还没有见诸媒体,但显然已在开始贯彻。这就是“8、17”批示的背景。在这个批示中,虽然红二被排在了两个公社的后面,但已决无成为第二个“百匪”的危险性。红二对此求之不得。公社方面则奋斗了好几个月,不过才是两大派之一,独大无望,还要服从“大联合”。这无疑是一瓢冷水浇下。
  自这一天后,首都三司及其一伙救世英雄,自知“摘桃”没戏,都先后蔫撤了。公社只有硬挺。
  这以后,吉林省军区和驻长部队开始着手促成两大派停火。实事求是的讲,他们是做了大量工作的。有武汉的前车之鉴,军方对两派的态度,也是能一碗水端平的。假如没有军队的努力,长春的武斗,还不知要延续到几时。
  只是“8、17”批示之后,武斗的轮子一时还刹不住。且红二气焰复振,要杀杀对方出气。据记载,8月23日,师大两派在校内爆发武斗,打死武装保护305所器材库的解放军士兵一人。25日,长春铁路两派爆发武斗。省军区的武斗监督小组做了工作,两派才停了火,但枪声仍然不断,好多铁路职工不能正常上班,造成长春市第二次铁路中断。27日,公社派占领南关浴池和南关大桥,以之做为武斗据点,实行戒严。开枪打死、打伤乘车路过的解放军战士各一人。28日,吉林农大和省体校的红二派开赴吉林市的尖山子,拯救救被吉林市“八·三一”(亲长春公社派)抓走的二总部人员,发生了两次大规模武斗。双方开枪射击,共打死六人,伤十七人;打死生产队马四匹,猪一头。31日,两派在长春电业局大楼发生武斗,使用了半自动步枪和轻、重机枪等武器。共死三人,伤五人。9月2日,红二以市人委大楼为据点,公社以市医院大楼为据点,展开激烈枪战。
  从记录来看,每过两、三天就有一仗。规模虽不能和四川比,但子弹不长眼,恐怖气氛一点儿不差。市民都陷入惶恐之中。我后来看过一篇关于那时的回忆,说枪声一响,街道立刻不见人影。居民除外采购食物,要冒生命危险。因此,心情都极其郁闷。
  这段时间,在军队的撮合下,两派也开始了谈判。有了些前所未有的迹象。8月25日,军区和驻长部队召开爱民大会。两大派组织都应邀参加大会,会后举行了游行。这是几个月来,两大宿敌头一次坐到一个板凳上。31日,长春公杜、东方红公社、红革会、二总部、长春卫戍区司令部五方代表协商签定了《关于制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规定两派于9月2日中午12时起无条件全面停火;严禁打、砸、抢、抄、抓,严禁拦路劫车。
  这样看起来,好像有了点儿曙光,但实际上还是在打打谈谈,协议的效力很微弱。就在规定停火的当天,仍然有激战,且是在五商店附近的闹市区。
  9月5日,长春公社、红二、长春卫戍区司令部等三方代表第二次达成《关于制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协议规定:所有群众组织的武器一律于10日12时以前无条件地全部上交;任何组织,任何人都不准以任何借口抢夺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不准再自制武斗工具;不准再进行武斗。
  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在这一天,中央下了一道重要命令,后称“九、五命令”,是关于禁止抢夺武器的。武斗中,各地解放军武器库连连遭抢,军方受武汉事件教训的束缚,不敢动武,守卫战士又要尽职,往往白白牺牲。在主席调整了思路后,一系列强行制止武斗的举措出台了。“九、五命令”是经毛主席批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全称为《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文件用了“命令”这个提法,本来就异乎寻常,里面的内容,又十分强硬。要害是说:“任何群众组织和任何人,不管是属于哪一派,不许以任何借口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不许抢夺军火仓库、军用仓库和国防企业中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不许拦截火车、汽车、船舶上装载的武器弹药;不许外部人员进驻人民解放军的指挥机关。……今后如有违反此命令者,当以违犯国法论罪。当地驻军在执行上述命令时,首先要耐心地进行政治思想工作,讲清道理,进行劝阻。如劝阻无效,可对空鸣枪警告,令其撤回。在劝阻和警告无效时,可宣布这种抢夺是反革命行为,并采取措施对其少数的坏头头和肇事凶手予以逮捕法办。遇到这些人拒捕和抵抗时,人民解放军有权实行自卫反击。在海防、边防、沿海岛屿和国防、机要重地值勤的战士遇有人夺枪时,有权自卫反击。”
  这实际是下了开枪令。而且里面关于“不管是属于哪一派”的说法,也大有深意。中央已经不在乎你什么“左派”不“左派”了,可以说格杀无论。
  这个命令,对激进派是致命的。“左派”、“无产阶级革命派”都不是免死牌了。不许抢枪,弹药就不济,弹药不济,就再也打不下去。保守派则一般比较欢迎,因为可以制止住激进派的强大攻势。而且军方一般与保守派渊源很深,有军队在,保守派即使缺乏弹药,也不会被消灭。
  命令一下,军队方面军心大振,各地武器库战士早就憋得乱叫,如今可以开打,即视来抢枪的人为敌人。望见有造反派来,立刻架起机枪,靠进一步就要宰羊,再无什么顾忌。各地造反派,当时一般都吃透了“命令”精神,见好就收。在广西,有“4、22”的一股小队伍不听邪,仍然去抢。进了军队伏击圈后,被一顿枪林弹雨扫过,悉数“尽忠”,以后再无人敢去充当“义和团”。

43
  
  我在北京成了“逍遥派”。虽然还关注两派斗争,但狂热之心已经没有了。当身处吉林省时,觉得红二的对错,对于我来说,至关重要。待走出来一看,全国各处皆是纷争,是是非非哪里能说得清楚。就像若干年后,我曾惊讶地发现,朝鲜人民也称他们有“全世界唯一的太阳”,我这才醒悟:这世界上,不仅没有“唯一”,是否是“太阳”也未可知哩。还是一笑了之吧。
  母亲怕我们遭遇不测,带我们兄弟三个逃到了京城。她的思维方式,在当时是很典型的。据我所看到的资料,武汉“百万雄师”在某个时期,就曾有明确的军令,说:大学生是祖国未来,遇到“钢派”的大学生,不要往死里打;如果对方是工人什么的,才可以可往死里打。我们哥儿三个,都是祖国的未来,我们那时跑到了北京。只是,很遗憾,我们躲过了武斗的炮火,却都没能成为祖国的未来。我和小弟,都不能算有什么成就,目前基本上成了祖国的累赘。大弟倒是功成名就,但他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是“美利坚国”的未来了。
  我在北京,不能深切体会到危城中的同胞是怎样度过那几个月的。爸爸一个人在长春,捱过了那个惊恐之秋。他是个物理学家,对于“人文”的事情,感觉不是很细腻,他的来信,只是写着“(供销)合作社卖的菜很少,白天晚上都是枪声”。
  我们的祖国,从1949年到今天,都是和平时期,查阅67年那个时候的正式报纸,也没反映出有什么硝烟气,但我们的人民,却实实在在经历了一场战争。
  在这里,我要引用一位名叫“姜东平”的人写的回忆片段,当年,他也是一个长春少年。他家住的地方,离我家不是很远,从文中表述的来看,应该就是在四分局——
  
  学校失去了安全感,危险即来自于内部的两派对立,又来自于社会上更强大的造反派组织。有一天,吉林工业大学“革命造反大军”的两辆汽车开进了校园,抢走了学校所有的细粮(注:即大米、白面)。为了避开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我由住校转为“走读”。尽管每天坚持正常到校,但学校已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教师无书可教,学生无书可读。而在社会上,两派组织已经开始到部队抢劫枪支和武器弹药。街头枪声骤起,特别是在两派组织犬牙交错的地带,已不断地发生小规模的枪战。 
  在学校通知无限期放假那天,我像往常一样,穿过植被茂密的老虎公园(今动植物园)回家。走到12中附近的时候,见一片正在抽穗的玉米地头,新起了一座坟墓。一位中年妇女趴在上面,她的半张脸贴在湿润的黄土上,两肩在抽动,泪水不断地从眼眶里流淌下来。坟墓四周围满了她的亲属和看热闹的人们。 
  我在人们的议论中得知,她的14岁的儿子,不幸被流弹击中殒命。 
  这天晚上,枪声响了一夜,隔着玻璃窗,能够看到曳光弹划过夜空的亮光。早上,母亲把我唤醒,并叫我看窗户上的玻璃。只见最上层的玻璃被子弹打穿了一个椭圆形的洞孔,子弹是从西南方向斜射进来的,半自动步枪的弹头已嵌入东面的墙上,露出带有“来复线”的尾部。不久后的一天傍晚,我和几位邻居在院子里闲谈,一颗流弹飞来,打在一位转业军人的肩膀上,经手术取出的枪弹是发射于美式冲锋枪,这种枪的射程只有百米开外,显然是从附近的建筑物上打来的。 
  母亲感到十分恐惧和忧虑,这段日子父亲已经不能回家,听说父亲单位的造反派制定了抄家计划,我们家也被列入了名单之内。 
  母亲患有肝炎,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家务负担使她几乎难以支撑。为了避开这段危险的日子,母亲将我弟弟送到(黑龙江省)五常县的姥姥家。这样,只有我和母亲两人在家艰难度日,我的怀里整天揣着一把一尺多长的钢锉,心里想,如果家里被抄,我就和那些人拼命。 
  那时副食品和蔬菜供应奇缺,到了白天,我和母亲就到各个副食和蔬菜点上去抢购酱油和蔬菜。有一天,母亲去桂林路买菜,正遇上两派的枪战,眼看着有人被击中倒地。母亲跑回来时仍然心神不定,嘴里不住地念叨着:那个人死了,眼睛都没闭上啊! 
  这年8月初,坦克学校“公社派”组织的坦克车,沿着斯大林大街由南向北驶过。趁着夜幕,“红二”派在市图书馆的楼顶向坦克射击,结果,坦克车开了一炮,打掉了楼顶一角。由于市图书馆离我们住的居民楼只有一墙之隔,为了躲开枪战,左邻右舍都蜷缩在走廊里呆了半夜。母亲终于承受不住巨大的压力,精神恍惚,犯了抽疯病,严重的肝炎越犯越频,身体彻底垮掉了。1972年母亲去世时,只有45岁。
  
  以上这段资料,是我在此次写作期间偶然查到的。平白无华的叙述,让人体会到老百姓的无助与悲哀。我们的祖国,当时非常强盛,所有的外敌,都不敢轻易来挑衅。我们是自己在杀自己。如果是抵御外侮,人们不会这样恐惧和忧伤。在本该太平的年代,却可能在某个早上死于“无义战”,怎么能不让人感到生如蝼蚁呢?
  下面,我还要引用一位当年只有19岁的女士近年来所写的回忆。她那时是长春师范学院的大一学生,亲历了武斗的炮火和“战友”的阵亡。那种朴素的叙述,同样是让我久久不能释怀——
  
  一直到8月20日,那天我和大妹妹去她的学校,听说二总部开追悼会,牺牲的战友有一个是长师的,我大吃一惊,一问正是我造大的同学。我觉得我不能再待在家里了,我要回学校。 
  妈妈上班,爸爸不常在家,我回校了。 
  武斗不断升级,67年9月15日,上午10点多我和芬去食堂,刚过宿舍楼,就听见枪声大作, 是坦校造大的的坦克来了,高射击枪横扫过来,我和芬紧紧靠在楼角,看到教学楼里有同学跑出来,其中有坦校的战友。他们拿枪冲了上去。这是我亲历的最激烈的战斗。 
  突然听到一声巨大的爆炸声,一会儿就看到有几个同学背着一名伤员从前面下来。枪声停了,坦克瘫了。我和芬赶紧跑过去,受伤的是坦校的一名战友,叫董尚才。他的左肩衣服上有个洞,上有不多的血渍。他昏迷不醒,脸色灰黄,身子瘫软,裤子被尿湿了一片,我们意识到他的伤很重,当时大家都忙乱的说:快,快,送医院去。那是一辆军用吉普车,我已记不得它是怎么来的,大家慌乱的把他抬上车,到医院去了。那辆坦克就停在教学楼前的马路上,枪声再也没有响起。那天,天气非常好。“天高云淡”,太阳暖暖的照在我们身上,而我们的心里却阵阵的发寒。 
  11点多,有人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董尚才同志牺牲了。他受的是贯穿伤,高射击枪的子弹从他的左肩斜斜的射进身体,从后腰穿出。血都流在了他的胸腔和腹腔里。听到这个消息,大家的心如刀绞的一般:刚刚还生龙活虎,转眼间阴阳两世,很多人的泪水不由自主的流下来,女同学更是痛哭失声。尚才的女朋友下午才到,听到这个消息哭得死去活来,我们不知怎样解劝,只好陪着哭。短短的一个月,我经历了两次痛失战友的生离死别。 
  中午,大家都没吃午饭。回到教学楼,我们发现停电了,再一查,是变压器被高射击枪打穿了,变压器油漏了一地。不知是谁找来一位老电工抢修,他说,修不上啊,变压器油特别贵,刚解放都是进口的,偷变压器油犯死罪,你们武斗,破坏了多少东西呀,说着说着老人流下泪来。
  
  我作为过来人,很真珍视上面的这些民间资料。它们所承载的,是一种快要消散在历史深处的悲哀。读这样的文字,我所感受到的,远比读那些“人文主义”不着边际的卖弄文字来得真切。我想,我们的人民,是有思想的。是他们,忠实地记录了历史。读这样的文字,忍不住要掉泪。我不能不想起一句古已有之的俗语——“宁做太平犬,不做乱离人”。也许,有人会说这是懦弱,是农民意识。但是老百姓的所求,不就是一个平安么?你能指责他们胸无大志么?那些曾经“胸怀大志”、跟着跑、跟着舍命的人们,又收获些了什么呢?他们今安在,可瞑目?是否能有一抔堂堂正正的黄土,每年掩上他们的荒冢?
  我承认,我是属于荒废了的一代、落伍了的一代。严格的来说,我连最基本的教育都没受过。但是,我总觉得,公理,跟这个是没关的。不见得我的所有的念头,都是过时的。
  年轻的精英们和不年轻的既得利益者们,近些年来,把50、60年代嘲笑得差不多了。但是我不能忘记,那些年代也曾给予了我不少正确的熏陶。我至今记得文革到来之前,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我在中学课本上学到的一段课文。我不管写这文章的老作家是如何地落伍了,我只是认为,对于我这种坎坎坷坷活到了今天的人,如果世界上真有所谓“真理”的话,那么,就是老作家说的下面的这段话——
  
  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安安静静坐到办公桌前计划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你也许很惊讶地看我:“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们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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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的北京,渐渐地让人感到了愉快。“玫瑰香”葡萄上市了,又大又甜,有一股甜酒的香味。这类水果,在北京以外的公民,是永远也享用不到的。在那个计划经济的时代,北京的商品永远很丰富,与外地的穷乡僻壤比,俨然是两个国度。北京人的骄傲,大概就发端于此。到了今天,北京有的、外地也都有了,但北京人的傲慢却依然如旧。
  我那时把北京的著名景点普及了一遍,故宫、十三陵、长城……到处都留下“吉林省实验中学革命造反大军某某某”的涂鸦。除了逛景之外,到大学看大字报也是一大乐趣。那时的信息发布,也有虚假新闻,而且造假的水平不是一般,其浪漫程度,可以证明我民族一点儿也不亚于法兰西。下面,我就摘几段当年一位南京土桥镇少年的日记,看看他从大字报上看来了一些什么东西——
  
  1967.2.6
  我在街上看到一个消息:说美军从境外挖地道越境,被解放军消灭了,一共歼灭了一个骑兵师。还说据清华大学透露,我国的宇宙飞船最近要上天了,我晚上看到一个亮的东西在天空中慢慢地飞过去。
  
  1967.2.7
  我在街上看到几个消息:一,越南政变,胡志明被捕,由武元甲接管政权。二,朝鲜政变,金日成被捕,由国防部接管政权。三,罗瑞亲第二次自杀。四,朱德被揪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五,陶铸服毒自杀。六,中央文革小组搬到上海。七,上海张春桥任上海市第一书记。八,刘少奇儿子里通外国,被揪出来。这些消息是在街上的大字报看到的,不知道可靠不可靠。
  
  1967.2.10
  我在街上看到一个好消息,我国成功地发射了十三颗人造卫星,一月十四日我国还成功地发射了一颗宇宙飞船。
  
  看这样的文字,很有快感。具有如此的创造力的民族,却至今还没有出一个魔幻文学大师马尔克斯,是太不可思议了。
  我有个表舅,在北京大学念书,他就是我那两个小姨的哥哥。我到北大去看大字报,也去看过他。他是一个很奇特的逍遥派。人家逍遥,都呆在家里,不来学校。他却呆在学校,哪一派也不参加,每天研究组装半导体收音机,混日子。我去过他们宿舍,很一般。他对我讲:“最讨厌‘老佛爷’聂元梓了,独裁,容不得人。”
  天凉后,从长春传来的消息还是不错的。军方介入的力度越来越大,尽管做起事情来还是心有余悸。9月10日,省军区政委苏俊禄代表军区党委和驻长部队党委,对部队介入地方文革后压制东方红公社的错误,进行了检查。算是给了公社派很大的一个面子,以换取公社方面的配合。
  就在同日,长春公社、东方红公社、红革会、二总部共同签定《关于坚决执行中央“九·五”命令的若干措施的协议》。这算是最后的“国共协定”。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在中国,文字的力量从来就是最微弱的力量。在此后的一个星期里,仍是枪声不断,有伤有亡。也许双方都知道今后不大可能再让打了,今日不打,更待何时?于是形势骤然又紧张起来。
  灾难的一天,是又一个“9、18”。这一天,在长春火车站一带对射了好几天的两派武装力量,在机车厂医院的小白楼发生激战。战斗整整打了一夜。双方动用了迫击炮、步话机等装备。红二方面的攻势很凶猛,长春公社长铁分社奋力抗击,所幸撤离及时,伤亡还不太大。小白楼药房和堆在楼外的铁路枕木中弹失火,火光冲天。交战过程中,医院1、2、3号楼与站前三轮车社、物资管理所、铁路售票处、站前饭店等公用设施,还有数十间民房先后燃起大火;据一份资料记载,一夜之间,共炸毁、烧毁建筑物面积11300多平方米,损失价值约100多万元。死二十八人,伤近百人。成为文革时期长春规模最大、死人最多的一次武斗事件。
  祸不单行。就在同一天,长春市处处烽火,乱兵四出。这一天,两派在朝鲜族中学和四中发生武斗,据说我校造大也派了人前去助战。战果是,五名学生死、多人伤,朝中学生宿舍全部被烧毁。这一天,晚11点半,长春市玻璃拉管厂发生严重火灾,烧毁厂房600多平方米,设备全毁。起火原因不明。这一天,驻扎在五商店和长春饭店的两派武斗队枪炮互射,烧毁了长春饭店的粮食仓库、档案室、财会室和三楼独身宿舍。这一天,长春市百货二商店六楼也突然起火。大火烧了三个小时。将楼内存放的服装、高级呢绒、毛料等物品全部烧毁,损失近100万元。
  其中最为令人丧胆的,是“站前旅社”一战。一位名叫王瑞的先生,曾有数行文字描写过当年的那一幕——
  
  当年,由当地驻军支持的造反组织红革会、二总部一派,占据长春站前广场的铁路局大厦,以楼坚兵器利之优势,与对立面据守广场另一侧建筑物的造反组织长春公社一派,展开你死我活的猛烈战斗,双方机枪互相狂射多日不分胜负。红革会、二总部一派的决定性胜利,是从长春地质学院调来训练有素的女民兵炮手某某,她将“全民皆兵”的和平时期练就的一整套精湛迫击炮实战射击技术,施展于这场史无前例的人民战争中。结果此派战将以日本建筑的钢筋水泥大厦为炮台,将多日攻克不下的对立面一派据守的欧洲哥特式旅馆大楼从顶层到底层,一阵暴风骤雨式的炮弹轰击,七零八落地打成了废墟。
  
  这一天战况的激烈,还有前述姜东平先生的一段回忆,也可佐证——
  
  1967年9月18日,这一天是中华民族的“国耻日”,长春车站的枪炮声却冲淡了人们的记忆。 
  枪炮声在上午达到了高潮,站在斯大林大街上,就能见到2.5公里之外的车站上空浓烟滚滚,铺天盖地。“红二”派开始围攻“站前旅社”的“东方红公社”据点。这是两派武斗以来最大的一次“战斗”,持续三天,两派武斗人员以站前的几处主要建筑为中心,动用手枪、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六○”炮、“八二”迫击炮、野战平射炮、手榴弹、炸药包、燃烧弹、火焰喷射器等武器,杀伤力极大,因此伤亡惨重,损失巨大。据一份长春“文革” 大事记记载,某派组织向另一派不足1000平方米的驻地上,发射了350发炮弹和47万发子弹,“站前旅社”这个历史上有名的“悦来客栈”化为一堆瓦砾,从此在长春消失。40多人在混战中死亡,当地居民有200余人受伤。 
  其后不久,当我来到站前时,横亘东西的长白路东侧几乎看不到完整的建筑,触目是一片断壁残垣。一根水泥电线杆的上方挨了一炮,只有裸露的钢筋相连,仍然倔强地竖立着。空气里弥漫着硝磺和焦烟的气味,一些当地住户在瓦砾堆里捡拾破烂儿,寻找旧物。人声嘈杂,满目凄凉。人们从四面八方不断拥来,争睹战场遗址,眼神里透着栖惶。 
  这一天,两派的广播站不断地播送配着哀乐的讣告,并反复播放着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歌曲“告别”,那熟悉的旋律,肃杀的气氛,使我终生难忘,刻骨铭心。在一处断壁上,贴着一首悼念“死难烈士”的诗,我把它偷偷地抄了下来。这是写给一位叫王XX的女性的:“火海昂首立英雄,壮士虽死志未终。墙外桃花墙内血,映得万片秋叶红。”诗歌的作者或许是同她一起经过了这三天劫难的幸存者,或许是她的亲朋好友,无论是谁,都要承受这一瞬间的生离死别,蒙受永久的伤痛。九月深秋,正是枫叶红透的日子,北国春城的荒郊野陌,不幸又多了几处坟茔。 
  
  上面王先生的记述,与我的记忆略有不同。据我当时在北京看到的公社小报,是这样说的。红二调集大批兵力汇集在火车站,欲剿灭长春市公社长铁分社武装力量。在进行了几天的抵抗之后,长铁分社力不能支,奋勇突围。结果,红二发现长铁分局大楼对面的“站前旅社”里竟然有东方红公社的人,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就用炮火予以封锁。东方红有一批高层人物在里面开会,被困在里面,基本没有太大抵抗能力,伤亡惨重,眼看要陷于灭顶之灾。长铁分社见势不妙,连忙施以援手。派出精干人员,利用大楼后面的射击死角,为东方红人员开辟了一条通道,救出了一批人。但还是有不少东方红人员葬身火海。
  我父亲于第二天,也去了站前广场,看了一眼那一堆废墟。
  此役非常惨烈。东方红公社原本很强悍,又惯于搞宣传,但这次的战后报道,却充满了伤感。上面姜先生所引的那首悼诗,当年我也看到过好多类似的,哽咽之声,仿佛可闻。
  消息传得很快,公社派在北京掀起大规模舆论宣传,主题是“又是一个9、18”,一派哀兵模样。北京的造反派也很愤怒。时光要是倒退一个半月,他们足可以叫“红二鬼子”下地狱。但时势易也,再不可能有王力这样的钦差大臣来为他们撑腰了。红二的名声在北京,本来就臭,现在不过是更臭一点。红二并不在乎。这一场痛击,确实把公社派打得丧胆。此后,他们嘴上虽硬,但却不敢再打硬仗了。长春的武斗,在军队的强力干预下,逐渐走向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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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亲戚家住久了,人家有点烦,脸色一天天地不好看。就在长春“9、18”硝烟未散的时候,我的表舅母忽然问我妈:“长春武斗有那么严重吗?你们这样躲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呢?”这等于是在下逐客令。人在难中,需要的不过就是一个挡风雨的屋檐,连这一点儿,如今都难办到。在天子脚下安逸惯了的人,怎知道外省的水深火热?我母亲感到非常愤怒。长春炮火连天,亲戚还在撵人,人心怎么会冷酷至于此?当天,她就去找了当年的大学同学,第二天,我们全家就搬到北京钢铁学院去了。
  钢院的这个阿姨,当初怎么会是一个人,怎么会有单独的房子容纳我们一家,我都记忆不清了。反正我们只求有个住的地方,吃饭不麻烦主人。钢院在西直门外通中关村的大道上,那时还没有所谓的白颐路。西直门外的“学院路”不宽,但林木蓊翳。钢院是个小型学校,毕竟是不是风口浪尖,没有乱糟糟的样子。一进门就是一尊巨大的汉白玉毛主席塑像,大衣披拂,右臂高举,给人们带来希望。教学楼是仿苏联式的,庄重、安详。
  钢院也有“天”、“地”两派,大喇叭一天响到晚。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是国庆前后了。天气凉爽,校树青青,人的心情也开朗了不少。自从“王八七”倒台,天派也稍稍振作,宣传做得很起劲。钢院的天派叫“革命造反公社”,我们刚搬去时还萎靡不振,后来越来越牛,大喇叭一天天显出“真理在我手”的气魄来。
  说到底北京的大学,当时有著名的五大学生领袖,即地派的“清华井冈山”蒯大富、“地院东方红”的王大宾、“北师大井冈山”的谭厚兰,天派“北航红旗”的韩爱晶和北大“新北大公社”的聂元梓。老聂不是学生了,但领导的是学生,所以也算一个。
  前三个,赫赫有名,斗志坚定,一般人还是服的。老聂,比较臭,人称“老佛爷”,取她是女性且霸道这一特点。韩爱晶名声也不错,比较理智,但在和地院王大宾抢着批斗彭老总这一点上,也是心黑手辣的主儿。
  在文革结束后,审判四人帮的时候,蒯大司令在法庭上亮过相,是证人之一。我看电视的时候,不知怎的,有过深深的失望感。一个当年威震华夏的造反人物,竟然全无豪侠气,不过就是一个戴深度眼睛的书生,眼睛还惊惶地眨个不停,好像他本人就是四人帮一样。昔日的蒯大司令,一个劲儿地往江青身上推责任,说什么:“就是她,就是她……”年轻的观众,可能不会觉得怎样,我这过来人看了,只觉得可笑。难道文革爆发时,蒯大司令是在读幼儿园吗?好汉做事,就应好汉当,眼下江青阿姨又能替你分担什么呢?我看镜头中的江青,既困惑又蔑视,冷冷看了司令几眼。也许她心里在想:当年的队伍中,怎么会混进来这么个家伙?
  “五大领袖”在北京,虽然不敢搞武斗,却也盘踞校园很长时间,拒不执行“大联合”的指示。以至于北京的高校比外地多热闹了大半年。
  我们到钢院后,长春传来的消息,渐渐地令人欣慰了。“9、18”轰倒了一座楼,省军区和部队不能坐视了,同时也惊动了周总理。20日,省军区和驻长部队发出《关于立即制止武斗的三点意见》,口气比以前严厉得多。一是20日18时以前双方必须停火,任何一万不准主动进攻;二是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准截车和抓人;三是由军方邀请各方面负责人于19时进行座谈封存和上交武器问题。这个文件出台的背景,是因为“9、18”的余波未消。20日当天,两派又在长春铁路分局大楼武斗。在武斗中,车站货物处发生大火,烧毁库房3000多平方米,及各种物资100多种共260吨。还烧毁两车皮待卸的货物,损失近千万元。
  9月22日,中央决定:长春、吉林、四平驻军和各派群众组织立即选派代表,连同阮泊生、兰干亭等领导干部一起赴京听取中央指示,协商拥军爱民、制止武斗恢复生产等问题。这一召见,意味着上帝之手在进行干预了。当时,周总理在处理各省武斗有个模式,就是把有关代表请到北京,开会说服,要求停火并缴枪。总理手里也有一个“路线图”,先哪个省,后哪个省,是有打算的。长春的“9、18”显然震动很大,促使中央提前介入,要解决东三省的问题了。而且这里面有一个征兆,预示着将来吉林省的政治格局,不知当年的公社派头头看出来没有。这阮泊生、兰干亭,是红二方面推举的干部,准备将来纳入革委会的,这次奉召进京有他们,实乃大有深意。
  当天,敬爱的周总理针对长春武斗发出三点指示:一、立即停止武斗,封存上交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恢复生产、交通和社会秩序,各组织都要在以上方面做出模范;二、到京代表一定按中央指示精神带着无产阶级党性来,不要带着小资产阶级派性来;三、各群众组织在代表协商期间,任何一方不得挑起武斗,破坏生产和交通,凡是违反者必须追究责任。代表到京主要是达成协议,不是吵架。
  这个思路很明确,就是总理要来出面调解了。一方是世界伟人,一方是乌合之众,现在的人很难设想,总理当年怎么会把那些混混儿当成什么人物?可是在文革中,总理不知跟多少二十几岁的司令、总司令打过交道,回回都是苦口婆心。
  中央一动,地方就有了指望。22日当天,长春卫戍司令部发出《关于立即停火和封存、收交武器的规定》。在高压态势下,红二自知已经踏到了底线上,不敢再过分了,公社也知道动武占不了便宜,又没处申冤,也不想打了。25日,已经组成好的长春市赴京代表团,发出了紧急倡议,要求两派群众立即全面无条件停火;立即就地封存武器、弹药、装备和物资,由长春卫戍区司令部收缴。这算是两派高层第一次有了点儿理性的声音。长春驻军首长趁热打铁,于9月27日召集长春公社、东方红公社、红革会、二总部的代表开会,研究上交武器,庆祝国庆节和释放双方被抓人员等问题。
  9月28日,曙光普照吉林大地,人们终于见到了和平的希望。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东北三省赴京代表。周恩来总理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要通过大批判促进大联合、斗批改,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毛主席指示:“大联合中要告诉同志们四个字:‘斗私批修’。”。周总理还说,中央要求吉林问题在年底前能够解决。
  9月28日,媒体发布了一个重要消息,说,毛主席最近视察了华北、中南、华东三大局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毛主席在上海时,对上海工人阶级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的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主席的这一指示,立即风靡全国。“大联合”马上就成了民心所向。
  尽管在这期间,长春小规模的武斗仍然有,不断有军民伤亡。但历史的轮子终究是挡不住了。过了国庆节,大家都心平气和,在长春,长春公社、东方红公社、二总部与长春卫戍司令部,经过协商达成《上交武器,恢复交通、恢复社会秩序的协议》。10月7日,长春市两派四大群众组织以及长春卫戍司令部的代表在北京达成协议,签定《关于拥军爱民、制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书》。
  这是“板门店”的最后签字,吉林人民,终于有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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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了10月份,周总理的“路线图”可以说是顺风顺水,除了四川部分地区以外,各地造反派都还听命,激烈厮杀是全面停顿下来了。吉林省的赴京代表团一直就住在北京,有如人质,战火不歇,就别想走。10月份以后,还是陆续有小型枪战,9日,长春市11中两派在本校大楼武斗,大楼失火。16日,白求恩医科大学两派群在基础教学楼爆发激烈枪战。周总理听说了,也没发很大的火,只是说:“双方应按照你们研究的协议处理”。到11月1日,有记载的最后一场较激烈的武斗,是长春机车厂的两派枪战,打死四人、打伤十二人。
  与此同时,另一条光明的线也在延伸。10月12日,长春市两派四个组织和部队等五方赴京代表达成《关于退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复课闹革命”的补充协议》。第一次提出:在外单位的人员应及时撤回本单位。10月30日,长春市两派赴京代表团,共同作出《关于彻底上交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的规定》。《规定》指出,上交武器如遇阻挠或反抗时,吉林省军区和驻长部队可协助强行收缴。这已经是在做善后处理了。
  长春的枪声终于消歇下去,我们在北京的浪迹也可结束了。这年的国庆,是新中国成立18周年。我的祖国,才不过过了17年的安定日子,老百姓就遭此一劫。我于半生中常常在想,这是为什么?“草蛇灰迹,伏线千里。”也许,这是注定了的。当时,无论是毛泽东本人,还是中央文革,都不赞成武斗,因为它和批刘没有关系。可是为什么武斗却成了文革头三年最重要的内容?是因为当时的政出多门?是因为中国人太好内斗?是因为49年后,战时的意识形态没有及时的转换为和平时期的意识形态,结果培养出了一批好斗分子?
  从1967年4月至10月,半年多时间里,中国陷入全面内战,财产损失几何,人命玩完了多少,至今无人做总的统计。两大派猖獗之时,“九地黄流乱注”,两边都信奉着同一“主义”,都操着同样的政治语言,却要拼杀个你死我活。这在人类历史上,可称奇观。
  回首当年,若不是武汉“百万雄师”奇峰突起,以非常手段显示了他们不愿破坏17年旧秩序的决心,从而惊动了毛泽东,迫使他改变思路,那么武斗的狂流还不知何日方休?中央文革的康生、江青、王、关、戚那几个奸贼,在国际共运中也是极为罕见的极端分子。对意识形态的痴迷使他们丧失人性,国中几天不出乱子,他们就坐不住。由他们煽动起来的派性,顶着冠冕堂皇的名义,如江河浩荡,奔突万里。惟有武汉的120万“百万雄师”,敢于站出来说“不”,生生的让狂怒的江河改了道!这种意志,决不是一两个将军就能鼓动起来的。它同样也是我们民族的一条“千里伏线”——人心,都是思安定的啊。
  “百万雄师”固然倒下了,换来的却是全民的和平。就具体的个人来讲,如果把时限划到文革之后,那么,最终的结局是很富戏剧性的。据我了解,文革结束后,“百万雄师”主要头头全部平反昭雪,活着之中的有两个,还做了省厅局级的高官。而“三钢三新”的头头,大部在文革的后半期就开始受到整肃,多半也坐了很长时间的牢,此后再无前途。所以有人说,最终的胜利者,是“百万雄师”。
  灾难告一段落,母亲带我们于11月初回到长春。那年头,从东北进京的火车人满为患,从北京回东北的火车却冷冷清清。离开首都的滋味,不大好受。即便在小孩心里,北京也是很有份量的。北京有消暑的瓶装酸梅汤,长春没有;有松软喷香的水果面包,长春没有;有纸碗装的“北冰洋”冰琪凌,长春没有。离开北京时,季节还不过深秋模样,回到长春,立刻是千里雪国。
  出了火车站,见到的,是一派劫后景象。大喇叭还有,小报还有,人们却明显疲惫了。两派各说各的,已不大攻击对方了,人员也都收拢回了本单位。两派人员,可以在一个大院、一座楼内相安无事了。枪声不大听得到,偶尔响一下,也是很遥远、很沉闷的那种。
  冬季的人们,不搞武装斗争了,总要找些事情来做。那一年,是伟大领袖诞辰74周年,眼看诞辰日将到,民间掀起了一股像章热。究竟是缘何兴起的,不可考。在我印象中,解放军总政治部在林彪授意下,给每个官兵发了一套毛泽东像章,此事对民间影响不小。军队像章的具体形状是,一个装饰繁琐的五角星,中间是毛主席侧面像;另一个是长条形徽章,上写“为人民服务”。佩戴的时候,星在上,条在下,金光灿灿,无人不羡慕。自此后,制造像章热就一浪高过一浪。当时二总部也有像章,每个战士一个,是红色的五角星。我到学校去,领到了一个,很珍爱。长春公社的305所“五四兵团”也出了一种像章,完全模仿解放军的那套,很气派。他们计划为全体公社社员每人做一套。我的表叔,经过武斗,安然无恙,风流倜傥又甚于往日,仍是在兵团里说了算。我跟他交情好,去他那里玩时,就要了一套。戴上后,再到学校去玩,见到学校里公社派的同学,他们都惊讶万分,说:“我们都还没拿到呢,你怎么有一套?”
  父亲单位那时不上班,没有事做,他就在家中做有机玻璃像章,做得玲珑剔透。做了半个多月,就放弃不做了,因为社会上凡是能做像章的工厂、单位都在做,直径越来越大,花样越来越翻新,手工制作跟不上潮流了。
  雪漫北国,树上的叶子已经全掉光了,长春在冬日阳光下,清新、静谧。到处的人们,都在安享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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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天的城市,肃穆而冷清。这里那里,有时仍爆发出其不意的枪战。人们不大出门,又没有事情干,城市人也开始“猫冬”。回到长春一个多星期,我听到附近一个红二派的大喇叭忽然放起悲壮的音乐,然后就激昂地悼念起一个“烈士”来。原来是11月14日晚,红二的五十中造大趁夜袭击医大公社派的一个物资供应处,结果一个“常委”不幸中流弹牺牲。大喇叭喊得很壮烈,但人们已无多大兴趣,因为一个共识已基本形成,那就是:武斗死人,并不光彩。两年后,我在下乡插队的地方听二中一个学生说,那个五十中英勇牺牲的烈士某人,“纯粹是个流氓无赖”。
  学校去了两次,我就不想去了。大家已经完全无事,不知道一天天是怎么打发的。学校的整个一楼,所有的窗户完全被砌死,是前几个月防偷袭搞的。昔日宽大的玻璃窗,如今是一方一方刺目的红砖,透出战后的凄凉。
  我开始了漫长的户内生活。那时我大舅二舅的女儿,一个大表姐,一个二表姐,都趁着这个冬天,到长春来玩了一次。她们当年21岁左右,都是1964年下乡的“老知青”。那时候,出身不好的高中毕业生,大学不予录取,落榜后,成了社会青年,毫无出路。两个表姐要强,政府一动员下乡,就积极地报了名。我的二表姐,是去的西双版纳生产建设兵团。批准的时候晚了一点,为了赶上队伍,是从重庆坐飞机去的昆明,成为我国知青史上唯一乘坐飞机去下乡的青年。大表姐则在川北大巴山的万源下乡插队。文革开始后,知青工作陷于瘫痪,她们都短暂地回城呆了一个时期。大表姐在长春住的时间略长一点儿。她年轻的时候,能吃苦,对上山下乡事业非常虔诚。在城里呆着,一想到山里的农民,就觉得是一种罪过。住了一个月左右,听说四川的武斗基本平息了,就匆匆赶回去,然后下乡去了。她在我家时,从不荒废时间,每天都看书学习,补充知识。
  那时我家里的文科读物并不多,她都找了出来,认真看,认真做笔记。记得她对一本叫做《斯大林时代的人》的书非常感兴趣,看的时候,很激动。这本书写的是苏联开凿“伏尔加-顿”运河的情况,文体相当于报告文学,作者是鲍-波列伏依。在50年代的中国,这是个大名鼎鼎的苏联作家,有一本小说《真正的人》风靡了一代中国青年。
  在表姐的感染下,我也开始了自发的读书之旅。这一无心之举,成了我日后精神自救的萌芽。
  我先把《斯大林时代的人》看了一遍,果然不凡。应该承认,苏联作家是有才气的,即使是歌功颂德之作,也写得荡气回肠。劳动的神圣,建设的美,都被渲染得无与伦比。我在小学时代,就对苏联儿童文学爱不释手。此次阅读,是我在有了成人意识以后,第一次读苏联的东西。不管实际上“斯大林时代”是个什么样子,书中洋溢的激情与向善,给了我极深的印象。我放下书,联想不已。想到的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
  我那时固然一脑子造反思想,但书中描绘的和平建设景象,还是使我触动不小。我认为,那就是经典的社会主义。人,都应该文明、友善、勤劳、正直。一种怀疑,在我头脑中悄悄产生了:我觉得目前革命的后果,是使人们离这个理想境界越来越远了。
  此后,我又读了家中的藏书,有高尔基的小说《无用人的一生》(夏衍译)、马克-吐温的小说《镀金时代》、18世纪英国作家亨利-菲尔丁的小说《约瑟-安德鲁传》。高尔基的那部,写得很阴暗,看了令人绝望;后两部,却看得我笑得肚子痛。这几本书,是我走向“人文主义”的启蒙读本,也是我后来命运的预兆。在如今这个“镀金时代”里,看起来,我果然就要以无比狼狈的姿态,过完我这“无用人的一生”了。
  1967年,本是在“万牛奔腾”中开始的,经过一夏一秋的血腥,到了年底,社会忽然安宁得像雪后的原野。长春市警备区一直在忙着催促两派上缴武器弹药,基本把流散于民间的枪支都收光了。
  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内部”的指示发表之后,等于取消了造反派组织存在的合法性,大家也就泄了气,不指望把新的“国共斗争”进行到底了。我去305所找表叔的时候,偶然遇到了我在305所子弟校的语文老师,女的,姓曹,那一年三十出头吧,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她见了我,聊了一会儿,不知怎么就谈起了两大派,听说我是“红二”的,她就愤愤然道:“要我说,长春公社就是百分之百正确!当然,现在不能这么说了,不过,我看就是百分之百正确!”看到她的那种虔诚,我无言以对。
  到新年除夕前,有两件事,给吉林人民增添了喜气,一是12月28日,“红革会吉林省公安厅联合接管委员会”发表公告:决定撤销将“体校造大”定为反革命组织的《通令》,撤销将“吉林省革命工人造反大军”、“长春市革命群众自发造反大军”定为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的《通告》,并给这三个组织平反。年初把人家痛打了一顿,现在不计前嫌了。二是12月30日,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接见在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解放军干部、各地党政干部、群众组织等三方面的代表。吉林省两派组织的代表和军队代表亦蒙接见。这就是对吉林问题的解决,表示了最高的认可,看来,红日高照长白山的日子,为期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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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难忘的1968年。在广播里听“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又是那种凯歌行进的调子,让人觉得,如果不生在这个时代,那真要遗恨万年。
  这一年,在欧洲,反资本主义体制的学生与工人运动大潮滚滚,左翼知识分子出尽了风头。据说这个狂飙运动,是受到了中国红卫兵运动的启发。而在中国,情况却正好相反,群众运动走向了沉寂。这一年,在中国文明史上应说是空前绝后。不是它起了什么了不得的作用,而是亿万人民在这一年里基本什么也没干。
  1968,是空前绝后悠闲的一年。我至今还记得那种吃了上顿不愁下顿、过了今天不愁明天的生活。人类其实完全可以这样与世无争。那一年,人们在等待,可是该来的东西迟迟没来。于是生活变得无比舒缓。
  自1967年8月份开始,中央就开始了曾停顿了几个月的钦定“革命委员会”的步伐。8月12日,就在武斗比较激烈的时刻,忽然宣布批准了青海省革委会成立的消息,《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青海高原的凯歌》。这给了各省两大派一个信息,那就是:只要听中央的话,面包总会有的。
  在长春,两大派的头头都是识时务者,在1月份,用很快的速度实现了“大联合”。红二的头头知道,吃掉长春公社是没有希望了,今后的格局,无非是在原来红二掌权的模式里,再吸纳几个公社派头头,成为“联合政府”。公社派的头头也看清楚了,他们理想中的蓝图(打倒军区首脑,成立公社模式的革委会),因“王八七”的倒台成为幻影,只能屈就现实,在未来革委会里捞几把交椅。于是双方抛弃前嫌,坐到一条板凳上了。到此为止,无论是文是武,可以说,长春的内战都已经平息了。总数大约为七十余万之众的两派成员,白忙活了一场。
  和解的速度非常快,效果也来得快。1月21日,两大派在北京达成《吉林省长春市两大派四个革命群众组织关于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24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就对这个协议作了首肯的批示。25日,两大派决定成立“吉林省长春市革命大联合委员会”。主要任务是促进基层单位按系统、行业、班级的大联合;筹建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为吉林省长春市在最短时间内建立革命委员会创造条件。这个“大联委”,威力并不大,但它起到了临时议会的作用。25、26日,军队牵头,两派各出了七、八万人,开会庆祝。
  过了春节,春风就降临了。3月6日,吉林省革命委员会和长春市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30万人在地质宫广场集会庆祝。通过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和《告全市人民书》,会后举行盛大游行。《人民日报》发了社论《红日高照长白山》。3月10日,去年被长春公社查封了的《长春日报》复刊,成为市革委会的机关报。
  一年多的无政府状态,终告结束。但秩序还远远不能恢复。机关干部、知识分子下一步干什么?大学生、中学生又该干什么?尚没有答案。两派尚未解散,目标一片茫然。毛主席在这一段时间里,又沉默了好长时间。
  学校里,仍然呆着不少人,他们也不是干混,一到晚上就看内部电影。我去看过一次。我们校有自己的放映机和放映员,大家挤在一个大教室里看。放片子事先不通知,全靠口口相传。来看的,都是造大的人。
  所谓“内部电影”,就是“十七年电影”,那时公开不能再演了,我们就从省电影公司借,每天晚上两部。虽然是禁片,但其实都是革命电影。我去的那天晚上,看的第一部名字忘记了,就是插曲叫《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那部;另一部是《年轻的一代》。前一部,没记住情节,只记住了歌儿。后来知道,那插曲是劫夫作的曲。歌曲流行的年代比较早,我们在小学时没学过。第一次听,再配合电影情节,令人心潮激荡,几欲泣下。无怪乎现在的白发老头和老太都爱唱,“永远是年轻”那是不可能了,但那种情怀忘不了。《年轻的一代》就更有来头了,是上海徐景贤写的本子。徐某人,上海四人帮党羽实际上的总头头也,后来“十月春雷”炸响后,还妄想策划武装叛乱与割据的罪魁之一也。不过,在文革前写电影剧本时,还什么也不是。电影中的主人公,由上影演员杨再葆饰演,写一个腿有内伤的地质队员坚持要回到西部山区去工作的故事,在他的感染下,一男一女两个待业青年也毅然赴西部当知青。故事写得感人,人物有水晶般的心灵。那种革命加浪漫的气氛,令人神往。
  那时候,我不知道,某些文艺作品里说的事儿,是不能作数的。你要是信了,照着做了,结果就是扯蛋。那两个意气风发的小家伙,穿着准军装,风风火火上了西去的列车。可是这革命抒情诗,到此就结束了。后来如何?不说了。我们谁也想不到,后来如何,就要由我们这一代以青春为代价来体验了。
  我后来当了整整七年的知青,也学了一点儿匪气。写到这儿,忍不住要说一句,后来如何?后来,真是他妈的好啊!

49
  
  什么叫做“百废待兴”?目前就正当其时吧。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忙着干些什么呢?从现有记载看,如下的几项工作很耐人寻味。
  发出通知:要求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恢复八小时工作制,对各单位尚未上班人员,要限期回到工作岗位。——注意,这个“恢复”,不是说原来工作超时,压榨了工人阶级,而是原来的工作时间不足八小时,劳动人民太安逸了。
  通过决议:“誓把长春市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这个,不知所云,系当时的主旋律吧。
  作出决定:成立毛主席著作印制发行工作和毛主席像章敬制发行工作领导小组。——这里有一个背景要交代,此时出版袖珍本《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蔚成风潮,虽是民间兴起的时尚,但官方也乐得顺水推舟。
  发布公告:号召保护国家财产、严禁破坏公共设施。——乱仗打了快一年了,老百姓随手毁坏公产,已习以为常,且不受法律制裁,现在,好日子到头了。
  举行大会,催促工交战线迅速掀起“抓革命促生产”新高潮。——武斗严重影响生产,大部分工业陷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再不干,任你什么“大业”都要完蛋。
  发布通知:要求小学立即“复课闹革命”。——先把小孩子收拢起来,一代人都成了野孩子,怎么得了?
  发布通告:要求维护交通秩序,对各种车辆和马路行人作出具体规定。——所谓“礼崩乐坏”,也不过就如此,革命革到人连马路都不知怎么走了。
  还有反对浪费厉行节约、打击投机倒把、取消“自由市场”、组织医疗队下乡、建立基层革委会、组织干部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林林总总,不亦乐乎。
  看当时的革委会工作日程,遥想当年的社会,真够可以的。横扫了一通牛鬼蛇神,是进步乎?倒退乎?实在难以断定。当年大概是林彪有一句名言,叫做“文化大革命损失最小最小最小,收获最大最大最大”。时逢乱世,必有这种妖孽逻辑。这种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把戏,流弊至今尚有。比方什么“阵痛”、“代价”之类,卖了你、痛死你,还要让你拍手叫好。
  不过我们那时的中学生,没那么忧国忧民。一日三餐无忧,造反使命结束,学校无课可上,一时间,都过起了神仙生活。现在的“自由派”学者把“自由”二字说了千遍万遍,以为那是包治一切的灵丹妙药。可是他们怎能想象,当年我们是何等的“自由”!
  4、5月间,中学兴起了一阵“复课闹革命”,派了解放军来搞军训,拔了几天正步,练了几天刺杀。造反造惯了的人,哪里耐得住这些,都感到索然无味。那派来的解放军,是正规军,一位排长。人很单纯,老给我们讲“斗私批修”。我们那时已不再什么都信。特别是老宫,思想大大开了窍,有意跟排长抬杠:“人怎么能完全消灭私心?”那排长思想很成熟,但也很虔诚,坚持说:“经过文化大革命,可以做到。”老宫就反驳:“我看,文化大革命里,有些人也是私心大暴露。人类要消灭私心,不大可能。”解放军说:“所以说,任重道远。”两人还真就探讨起了哲学问题。
  春风干燥,人心动摇。班级的人怎么也收拢不齐,军训也不了了之。倒是那思想纯洁的排长,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是我们所见到的罕见的好人。
  自此,老宫老是模仿他的地方口音,没事就叨咕:“要斗私批修啊,要斗私批修。”不无善意的嘲讽。
  长春的春夏,是人间天堂,绿色短暂而美丽。我们这些中学生,都有了一点性萌动。没事的时候,到南湖大坝上去散步。春风杨柳万千条,我们思春的心思也是万千条。造反以后,同班的男女生反而失去了正常交往的机会,我们像太平天国的将士,男女别居了一年多。除了老宫进行了一场漫长而无望的恋爱之外,我们其余几个,都完全没有着落。
  有时散步,看见对面来了一群女生,大家立刻住口,极不自然。对方好像也如此。等擦肩而过后,方才恢复常态。
  那时的男女,在外观上区别不大,外国人常常抱怨,他们来中国分不清男女。但我们能。在我们眼里,男女差别大了。不仅女生的胸脯比较鼓,而且发辫也很有特色。尤其女式制服,腰身比较细,领子是敞开的,真是风情万种。
  到了6月中旬,可以游泳了。我们又天天泡在南湖。我们学校专门有一个游泳区,在南湖大桥东北侧。每天有不少同学去,我们在那里,专看女生美丽的曲线,接受难得的性教育。
  和我们一样需要接受性教育的,还有社会上的流氓。某一天,我们校游泳区不知怎的,跑去了几个流氓分子,都和我们差不多大。对我们校的几个漂亮女生做了一点性骚扰动作。具体干了什么,我不清楚。估计也就是说了几句“泡妞”的流行话语。我们的女生,历来比较娇气,经过文革,又比较牛气。怎么能容忍流氓分子来玷污?那时的女生,往往把这种骚扰特别加以夸张,以显示自己的纯洁性。不过据老宫讲,在斗黑帮时,又是她们追问黄色细节问得最详细。连黑帮分子都要脸红的问题,她们都能问得出口。
  我们的女生受了辱,就含泪跑回学校去搬救兵。有那初三的一帮男生闻听,立刻怒火填膺。英雄救美,机会难得,更要好好表现表现。一群人从学校杀到了游泳区。那几个找死的社会流氓也是昏了头,以为到哪里都是好人怕坏人,还在那里伺机骚扰美女。一伙流氓里的头头,被我们的男生当场擒住,大家拳脚棍棒齐下。受害女生嘤嘤地哭,男生就揍得越发的狠。一时三刻,竟把那小子给打死了。
  可怜那流氓头子,早生了几十年,没有当得成风流一代,为了几句骚扰话语,竟活活送了一条命。真正的腥味,他这辈子沾没沾到,还不一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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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年的上半年,就这样悠闲地过去了,革命的气氛很淡。当时,中国人完全不知道欧洲发生了什么,因此也不会受到世界革命的感染。只是在3月24日,突然宣布出了个“杨余傅集团”,有过一点小小的震动。所谓“杨余傅”,就是当时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据文革后的披露,不过是林彪为了排除异己,才搞倒这三个人,从后来的人事安排上,也能证明确是如此。在之杨成武倒掉后,就是由林的干将黄永胜担任了总参谋长。
  这是文革头三年多米诺骨牌效应的最后一次显现了。普遍地说,人们也不怎么震惊。“昨日是好人,今日是奸贼”的情况看得多了,大家都很麻木。那个时代,虽然蒙昧,但意识形态毕竟还是要讲一个科学性的。老百姓虽然没多少智慧,但疑惑总还有——那么大的奸贼,怎么昨天就看不出来?这种儿戏似的打倒,多少冲淡了这场革命的严肃性。有阅历的人心里当然明白,什么革命?整人而已。
  入夏以后,民间突然掀起了“忠字化”运动。从哪里发源,因何事而起,不得而知。反正不是从林立果那帮人那里搞起来的,就是从民间底层搞起来的。这个事情,不大像造反派所为。造反派当时信奉的是“造反有理”和“怀疑一切”。前者出自毛主席在延安时期一次庆祝斯大林诞辰纪念会上的讲话;后者出自马克思年轻时以问答方式写的一个自白。在文革中,这两句话,被“中央首长”委婉地否定,说是如果抽开历史条件,单独地来讲是不严谨的。虽然如此,但怀疑精神确实是造反派的最根本信条。
  造反派一贯搞的东西,和“忠字化”运动中呈现的愚昧气氛,是不相容的。因此,“忠字化”运动更多地带有民间色彩。我那时的印象是,一种类似宗教符号式的“忠”字图形首先大行其道。图案为中国民间剪纸,“忠”字下面的“心”字被处理成西方的桃形心脏。比较复杂的图案,还环绕有葵花等等。老百姓家里贴,单位墙上则用红漆喷绘。
  中国是没有全民性宗教的,“忠字化”运动显然是自创宗教的一种尝试。这个运动,越发展,就越荒唐,男女老幼,无不卷入其中。一是像章越做越大,近于疯狂;二是《毛主席语录》越印开本越小,全部成了袖珍本,封面书名也改成了《最高指示》;三是全民大跳“忠字舞”,舞蹈语汇来源驳杂,混合了民间戏曲、藏族舞蹈、仿劳动动作等。节奏感很强,几乎是一拍一跺脚,配以《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歌曲,须连唱带跳。四是饭前必须三呼万岁,具体仪式是,大家排列成排,一只手将“红宝书”按在胸口,向毛主席像注目。一人领头说:“首先,让我们衷心敬祝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此时众人须放声齐喊“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领头者再说:“接下来让我们衷心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敬爱的林副统帅——”此时众人又喊“身体健康!身体健康!!身体健康!!!”然后,再吃饭。五是,将毛主席语录当成某种咒语,在公共场合使用。比如公交售票员,在售票前要说:“最高指示:要斗私批修。没买票的同志请买票啦!”等等。
  运动大概在1967年的6、7月间达到高潮,除了老幼病残,凡是中国人,没跳过“忠字舞”的,估计很少。那时候的居委会特别积极,要求午、晚两餐之前,各家各户必须出一人,到院内集体“敬祝”和舞蹈。在长春“地址宫”,还有过大规模的学习跳舞活动。
  我们那时总觉得这玩意儿不伦不类,心里抵触,但不敢表示,私下里总有人嘀嘀咕咕。老宫早就成了怀疑派,总是说:“这永远健康和万寿无疆究竟有多大区别啊?”
  对于底层老百姓来说,文革闹哄了快两年了,只有这个“忠字化”,才是他们唯一可以理解的运动,因此狂热基本表现在底层。当然,两三个月的热潮一过,要求也就不是十分严格了。就“敬祝仪式”来说,其余绪延续到1969年初期仍然有。至于毛主席像章,直到1970年仍未衰落。据记载,1067年至1970年间,全国共生产了100多万个品种、约40亿枚毛泽东像章。由于造像章,铝材紧缺,以至于把造战斗机的铝都用上了。毛主席1970年不得不亲自批示“还我飞机”四字,才为造像章刹了车。
  这个“忠字化”运动,在文革结束后,被姜昆、唐杰忠的一个相声给糟蹋得够呛,观众无不笑得要死。他们的表演,勾起了民众对于愚蠢的回忆,根本就用不着什么严肃的批判了。在我们这个无神论的国家,任何想造神的企图,都显得像可笑的巫术。任何民间自发的建造“新世界”的狂热,都带有愚不可及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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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的夏天,短暂而带有神奇意味。我们无忧无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却是不得消停,主要忙着整顿社会治安。他们觉得警察的力量还不足以震慑流氓,就成立了以工人为主体的“群众专政指挥部”,简称“群专”。性质有点儿像现在的联防队员,不过有比较独立的治安管理权。枪是不敢再发了,但抓流氓总得有震慑人的武器,于是就发短木棍。据此,老百姓又把“群专”称为“棒子队”。
  棒子队晚上巡逻,耀武扬威,一心抓流氓,包括在公园里谈恋爱的野鸳鸯也抓。对于他们,口碑不大好。我们学生也不大瞧得起这批老土,言谈之间大有讥讽意。
  夏日里闲得没事,老宫说:“南湖大路边上,有工人种的自留地,我看纯粹是资本主义尾巴,咱们晚上去,毁了它。”
  我有些担心,说:“行是行,万一碰上人怎么办?”
  老宫说:“怕啥,咱们假装成棒子队嘛。”
  这个建议鼓舞人心。好长时间没什么刺激的事情干了,手都很痒痒。说干就干,我们去了学校木工组,装模作样地要工人师傅给做了几根圆柄的四楞木棒。到晚上,夜深人静,随便找了几个红袖标戴上,提着棒子就出发了。当时红袖标早就没人戴了,只有“群专”这类特殊身份的人才戴。
  从校园出来,夜风习习,令人心旷神怡。我们在南湖大路上排队行走,手提大棒,跟古代衙役似的,煞是威风。水银灯下,蛄蝼飞来窜去。四下里,有野草的香味儿。
  不大一会儿,就发现了自留地。这地方,可以说是郊外了,荒地没有归属。有些工人家庭生活贫困,便在这里垦荒,种一点玉米,聊补无米之炊。这是一件当时没人管的事。我们那时年纪小,不懂得民生的艰难,一肚子恶作剧的坏水。进了自留地,抡起大棒,把那一大片已经秀了穗的玉米统统拦腰扫倒,一个不留。欢欣鼓舞中,大伙还不忘幽默,说:“这就叫做扫荡资本主义!”
  扫完一片,又去找,找到了再扫。看看差不多了,才收兵回营。
  工人在这儿种了地,不是每天都来看看的,只在星期天来伺候一下。等主人星期天来的时候,可以想象他的惊讶和沮丧。一想到这儿,我们都乐不可支。
  一直到我在新时代彻底沦落成一个穷人时,才意识到我们当年的做法,有多么歹毒。那年头,避孕措施不大灵,一般工人都有三、四个孩子,再养了老人,往往是六、七口之家,油盐柴米很不容易。从春到夏,开点荒,给孩子种点玉米,解决半个多月的饭食,也是一件可堪欣慰的事。被我们这一搅,白忙了,不知他们将会怎么骂我们。
  转眼到了8月份,天气已有秋意。我们仍然是无聊。一天老宫找到我和一个侯姓同学,说:“你们想不想看书?咱们偷书去!”
  老宫要带我们去的地方,是学校的图书馆。这地方在远离主楼的“生物楼”内,比较偏僻,平常基本没人。我在和平时期,曾来借过几次书,但没有很深的印象。这次,我们大白天跑到生物楼的后面,找到了图书馆的后窗。窗户是用木板条钉死的,我们拿工具撬开,鱼贯钻入。
  里面是书库,大概有年头没来人了,还保持着文革前的面貌,书多得顶到天。我们如入宝山,眼睛都不够用了。文革结束后,曾有人说,“文革”其实是“革文化的命”,说得有道理。我们一见到世界上居然有如此之多的书,都很震骇。老宫和侯同学各有所好,分头去找自己喜欢的书了。我没有什么目标,也没有什么阅读取向,只是到处浏览。
  发现有一本秦牧的《花城》,绿色封面,里面有人用红钢笔做了圈圈点点,心想,可能会有点儿意思。于是拿下。再看他们,也是每人找了一本。老宫找的是《对马海峡》,苏联小说,写日俄战争的。这小子,向来就有宏大思维的倾向。侯同学找了一本儒勒-凡尔纳。三人碰了头,认为,就先各人偷一本吧,毕竟这是公共财产。
  回到家中,赶紧翻开读。一读,才知道,这世上,原来有一种文体叫“散文”,而且竟能如此优美。在汉语里边,居然有如此之多的词汇,令人倾倒。读这《花城》,跟读语文课本,完全是两码事。我生平第一次领略到文学之美,就在此时,年纪刚满16岁。
  读完,到学校见到老宫。老宫问:“如何,还想不想再去?”我说:“好,再去,我要多偷一点。”老宫笑了:“对啦,窃书不算偷嘛。”
  我们这次要下狠手,拿了一条麻袋,当下又去了生物楼。图书馆后窗的木板仍是原样,没人察觉。
  这下,几个人都放开了手。老宫一边挑书一边还兴奋地说:“鲁迅说,窃书不算偷!哈哈,不算偷!”
  我这次,拿得多。根据回忆,有如下数种:
  秦牧《潮汐和船》、刘白羽《红玛瑙集》、杨朔《东风第一枝》、袁鹰《风帆》、杜宣《五月鹃》、韩北屏《非洲夜话》、碧野《月亮湖》、高缨《西昌月》。此为散文集,是我重点盗窃的对象,现在看看,也算有眼力的,把当时祖国最优秀的散文家作品,几乎一网打尽。又顺手捞了一本《叶紫小说选》和一本艾芜的《南行记》。
  回家,读了个昏天黑地,接受了一次最重要的启蒙教育。若干年后,这批书当然是散失得一本都不剩了。不过,我于今年年初发现了有个“孔夫子网”,网上有旧书出售,于是狂买,把上述的书十之八九都买到了。一来是为了怀旧,二来也想看看,当年我到底受了哪些启蒙。
  四十年后重读,方知那些散文,不过半是阿谀之作,半是粉饰太平,几乎谈不到“风骨”。唯有秦牧先生的,略有一点知识含量。不过,我还是很感激这一批散文作家,毕竟他们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唯美”。
  说来,我这创作生涯,就算是将来取得了多大成绩,也都是成问题的。因为有“原罪”——我是靠偷窃社会财产起家的。不过,同时我也欣慰地看到,现在有人很理解我这样的人,主张赦免“原罪”,只要今后守法就行。那么,我也可以不羞愧地说,我就是靠偷窃公家财产完成我的文学原始积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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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年何以成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悠闲一年?那一年,舵手在干什么?就上半年的情况而论,不得而知。也许是去年武汉闹得太凶了,所以上面处理问题很谨慎。各省的“革委会”审批得很慢,一个一个地孵化,完全不是“多少事,从来急”的做派。在老百姓的感觉上,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就算过去了,打打杀杀再不可能了,可是新的生活方式还没有。大家只有等。
  到7月23日,长春市革命大联合委员会发了公告,结束自己的工作。也就是说,长春市的两大派,宣告解散了。连续两天,长春公社和红二分别举行了“倒旗”大会和游行。也就是说,曾经龙争虎斗的两大派组织,自行了断了。公社派“倒旗”那天,出动了40多万人,情绪热烈,气势雄壮。他们一向是比较富于激情的,了结之日,更是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情绪。即将要走入历史博物馆了,仍是一副“舍我其谁”、“青春无悔”的样子。我在街边看,暗想红二大概不可能有这么多人,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气氛。不料,第二天,红二的人马一上街,也有30多万,人强马壮。尤其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队伍,雄纠纠,气昂昂。看来我红二,还是有许多“死士”的。游行场面虽没有公社那么热烈,但却有一股“威武不能屈”的顽固劲儿。
  我没有参加“倒旗”游行,在北京见过了大世面,觉得什么公社、红二,都是初级阶段了。再者说,斗了半天,烟消云散,大家都是“工人阶级内部”,实在是没劲。这样的经历,如何去向子孙炫耀?所以我那时比较超然。
  人的心理,有一种惯性。两派倒了旗,但大家总觉得这历史不可能就此泯灭。其实错了,两大派一倒,革命委员会就加紧了“清场”。替代的官办群众组织机构纷纷成立,比如“工代会”、“农代会”、“红(卫兵)代会”,都出来了,对各单位有了比较统一的管理。历史又恢复了“有人掌舵”的状态,只是那掌舵的人,全部换了一批。两大派一倒,没有大型社会力量能够左右历史了,从这一刻起,文革初期的“群众运动”就渐渐变成了“运动群众”,后来的集会、游行仍然是有,然而全是奉命行事了,完全没有了民众的那种狂热投入。前后的区别,看起来不大,其实有天壤之别。
  我仍然闲荡,偷了图书馆之后,精神有了点儿寄托。派仗不打了,小报没得看了,总要有什么那来读读才行,于是对文学书籍有了兴趣。这,也算是安徒生的女孩在冬夜里点燃的那一根根火柴吧。
  一天去桂林路逛街,在电车站附近,看见一老头(估计还没我现在老)在路边摆了个小旧书摊。书不多,很便宜,两三毛钱一本。那时是百废待兴,摆这小摊没人管。我挑了挑,居然有好货,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艾青诗选》、一本解放初的《高尔基散文选》。跟老头砍了砍价,当时买下。书看样子不是老头的,因为老头没有什么文化,他看我这小孩子买书,也不还价,挥挥手就给了我。
  捧着上了电车,坐下,有两个大学生也上来,正好站在我面前。其中一个扫了我手上一眼,眼睛一亮:“哦?艾青的书?是你的?”我说:“在路边买的。”那大学生很稀奇的样子,说:“我翻一翻,行吗?”他拿过去,翻开,对同伴说:“艾青写的,著名的大右派。”他很有兴趣地翻翻,又还给了我。
  他这一说,我警觉了,连忙把封面朝里,不打算再被人看见。这本书一直伴随我后来八年的知青生涯。好在艾青早就成了死老虎,没多少人知道了,所以这书也没给我惹什么麻烦。艾青先生年轻时代写的诗,让我大开了眼界。他有很多好诗,不止是《大堰河》。尤其是写南北方农村的诗,与我后来的处境及心境都很吻合,真正给了我人文主义的精神滋养。
  这一年的7月下旬,又一件影响中国历史的事情发生了。这件事情,牵涉到“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蒯大富。这位蒯大司令的瞎胡闹,直接影响了当时400多万大中学生的前途命运,当然也包括我。所以,文革中人物,我不能释怀、认为可“定斩不饶”的,只有两个,一个,是他;另一个,是“白卷先生”张铁生。
进入1968年,各地武斗基本都停止了。造反派就是再牛,也知道自己牛气的正义性来源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讨厌武斗,大家就不大敢再胡闹了。可是蒯司令这时脑筋却不拐弯了,在尘埃开始落定时,充当起了武斗英雄。从1968年5月29日到7月27日,蒯大富一直想用武力驱逐本校对立面“清华414”。这个忘八蛋的书生,也想过过真司令的瘾,操纵武斗,打压对方。这就是著名的“清华百日大武斗”,在武斗中双方死伤多人。
  却不知真正的统帅毛主席本人,此时已有了非常清晰的战略部署。在7月份,他陆续派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京的大专院校。这宣传队,可不是搞文艺的,其实就是工作队,执行的是新生政权的意图。这叫“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占领了以后,准备干啥?我后来分析,可能是想搞教育改革。革命告一段落了,教育总还是要搞的,至于怎么搞,很费脑筋。全中国400万大中学生闲呆着,总不是回事,先让工人阶级管起来,然后再慢慢探索。
  我在写作本文时,曾发现一条历史线索。1967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对吉林省军区《报请中央批示的几个教改中的实际问题》加了批示:“规定学生和教职员工,一律不要外出串联,今年大中学校一律不放假;在学制改革问题上,要充分发动群众搞好调查研究和典型试验,提出教改方案;全面的学制改革实施需报中央批准。”从这个线索来看,那时似乎也不是想停办教育。教育要是停了,人类文明又怎样延续?只要不是狂人,都会从这个角度来考虑。
  所以工宣队进校的初衷,肯定是带有试点的性质,看怎么把教育在允许的框架内恢复起来。
  7月27日,工宣队进入清华,宣传制止武斗。他们来的目的,显然是要接管学校管理权。蒯大司令当然知道利害,如果工人进了校,就等于清华易帜,他蒯司令还怎么号令三军?对权力的留恋和对名望的自信,使他做出了一个极端疯狂的决定:以武力抵抗,不让工人进校。当天下午4点,以北京针织总厂等六厂工人为主体的工宣队约3万人,在8341部队(中央警卫团)军人的带领下陆续开进了清华,搬开学生设置的路障,试图占领各个教学楼。清华井冈山派以长矛、枪支、手榴弹,向赤手空拳的工宣队发动突然袭击。清华园内,顿时乱石如雨,枪声如豆,爆炸声隆隆。可怜那些工人,哪里想到“祖国的未来”下手会如此之狠,只有抱着头纷纷撤退。结果,5名工人被打死,731人受伤。
  进驻不顺利的消息传到中南海,毛主席大为震怒。他当夜召见“五大学生领袖”。7月28日凌晨3时许,五位牛魔王都到齐了,毛主席对他们说:“你们少数大专院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他还专门点了蒯大富的名。蒯大富纵有狗胆包天,心内也是恐惧,只好当场放声大哭。领袖的这次召见,真是给足了他们面子,他老人家毕竟还不是“不教而诛”的。五大领袖感到了事态的严重,回到学校后,马上命令本派放下了武器、拆除了工事,把权力乖乖交给了工宣队。
  此次召见,最为经典的一个插曲是,北航红旗的韩爱晶发言说:“现在大家都在引用毛主席著作中的一些话,来证明自己行动的正确性。在引用时,可以有不同的见解,甚至完全相反的解释。主席在的时候,容易解决。主席不在了,该怎么办?” 韩的话刚完,康生与江青就立刻斥责说:“你大胆!胡说八道……” 言外之意是说,主席怎么会“不在了”。好在毛主席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在乎这话吉利不吉利,反而由此阐述了一番辩证法。这是另外的话了。
  蒯司令的这一番困兽犹斗,在毛主席那里不可能不产生反应。本来,毛主席对“革命小将”还是相当怜惜的,就连“联动”那样的狂徒,都是他直接下令予以释放的。但蒯司令实在伤了他的心。这样任性无羁的学生, 怎堪当中国未来的大任?哪有一点接班人的基本素质?在老人家对中国未来考虑的一盘棋上,他轻轻移动了其中一个棋子儿的位置。从此,一代人,中国400万在校大中学生及其后来的八到九届中学毕业生的命运,就这样注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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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年,有一种热带水果名扬天下,那就是芒果。为了嘉奖工宣队,毛主席把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送给他的芒果,转送给了进驻清华北大的工宣队。“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于此就成了至高无上的一道命令。自文革开展以来,工人作为一个群体,因为保守,一直比较被动,政治地位远落后于学生。但从这时起,工人一下就跃居社会各阶层之首。昔日的派性自然消失了,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政治上特别优越的阶层而凸显作用。至于学生,不管原来是哪一派的,通通都沦为被管理者。头顶上原来闪闪发亮的“造反派”光环,屁用不顶了。
  当时因为各派都已经解散,原先很畅通的信息渠道一下消失了。蒯大司令怒杀工宣队员的事,并没有在社会流传开来。直到快一个月后,清华北大形势已稳,工宣队这一名堂才通过媒体正式公布。8月25日,新华社转发《红旗》杂志刊登的姚文元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公布了毛主席的最近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 
  这是领袖的新思路,工人铁定了要永远坐江山。至于对学生如何打发,似乎这时还不太明晰。
  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从此,向全国各城市大、中、小学以及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普遍派了工宣队。截至八月底,首都59所大专院校全部进驻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长春市跟进得非常快,姚文发表的前一天,就召开了大规模的“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经验交流会”。到9月3日,省、市两级革委会举行15万人大会,欢送长春市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大专院校。
  一尊新神就这样诞生了。我校也很快来了工宣队。这工宣队,是啥模样?这芒果,是啥味道?老百姓不知道,只知道例行欢呼。芒果这种廉价水果,也成了圣物,被媒体称为“金色芒果”。
  我们看见了工宣队,也不过就是一帮三、四十岁的老爷们儿,衣服穿得特别整洁,板着脸,老于世故,与支左的解放军大异其趣。解放军一接触就知道是善良人,好得跟蕾锋似的。而这帮工人,决非善类,盯我们的那眼光,有点儿像狱卒盯囚犯。
  那年头人们办事认真,工人进学校是个大事,想必各厂都是挑了又挑的。一方面生产要照旧,一方面要抽出优秀分子去上层建筑,也真够工厂为难的。
  9月份,我们都被通知到校了,天天上课下课似的,在工宣队的管理下学习报纸文章。来我们班的两个工宣队队员,有一个还可以,口齿伶俐,态度持重。而另一个,有问题,不知是怎么派来的。好像有点儿智障,也不会说个话,一来我们教室,就傻傻地站在前面,看女生。后来他一来我们教室,大家就笑。明知道这是领导阶级,但还是忍不住要笑。笑得那个聪明的也毛了。后来,这智障工宣队员很快就被调回厂了。
  这一次复课闹革命,我们全班都集合起来了。有些同学出身不好,是“逍遥派”,自从1966年8月以后,就一直没来学校。两年了,才看见他们,真有隔世之感。
  我们的班主任张老师,也出头露面了,负责班级的具体事务管理。一切都有模有样,课间还做操,可是就是不学文化。经历了两年的变乱,我们心里都隐隐有种渴望:是不是能恢复1966年6月之前的那种学习生活?这当然是梦想。我们那时太少不更事了,以为胡作非为可以不受报应。我们不懂:亲手打碎的东西,怎么可能复原?胡闹了一通,难道历史还能重归原位?
  我每天去学校上没有文化的“课”,放学回来,也像现在的中学生似的,在日记上抄点儿什么豪言壮语,临摹几个插图。历史前进的方向不定,但好歹已有航标灯了。当时,关于学生前途的传言很多。其中一个就是,很可能我们这一年级,要在学校进行两到三年的教改。
  这消息真是乐死人!梦里都能梦见数学、语文、外语、地理、历史什么的,又重新开课了……
  那时候,有当年步行串联的北京中学红卫兵,在接触了乡村之后,产生了民粹主义冲动,自愿报名下乡务农。这种北京的个别事例,在全国中学生中形成了一股潮流。我在最近才知道,我们的邻省辽宁省,在1968年秋季,就把“老三届”全部下放到农村去了,城里一个不留。这个政策,是辽宁省的掌舵人毛远新搞出来的,毛远新是名校哈军工的学生,但他好象对知识比较仇恨,“白卷先生”就是他扶植起来的。不过他的土政策那时还没有在全国推广,各省对中学生下乡既不强迫,也不反对,听其自便。
  我们校也有一些初三、高一的学生陆续下去,动机是什么,不知道,大概还是追求激进革命吧。年轻人,往往喜欢过一种有挑战性的生活,这不奇怪。
  我们暂时还是风雨不动安如山。
  但是我们也下了乡,是去“学农”,支援秋收。去的是长春附近的德惠县,村子离铁路不远。我们去的时候,是9月下旬,天气肃杀,冷得有些缩手缩脚了。记得干的活儿是收土豆。其实劳动力已经收过一遍了,但不干净,有些小的,仔细找也还不少,甚至还能找到大个儿的。
  住在老乡家,天一亮就爬起来干活儿。这个生产队不太富,连电也没有,天一黑死气沉沉。唯一的现代电器,就是一个有线喇叭,放公社广播站的节目。房东是个老头,晚上在炕上躺着,“壳壳”地老咳嗽。
  在生产队,我们看到了一个从长春下来的知青,姓洛。他大概是1965年暑假高中毕业后响应号召下来的,人显得很老,很委顿。秋季里他干的活儿,是为队里“看青”(相当于“麦田的守望者”)。他见了我们比较亲,愿意和我们聊。我们问他:“怎么样?农村生活有意思吗?”他说:“咳,别提了。当年脑袋一热,就下来了。下来了才知道,农村跟电影里根本是两回事儿。这过的叫什么日子?唉,肠子都悔青了。”
  晚上我们回到房东家,跟老头聊起了老洛。老头很蔑视地说:“鸡巴老洛,他体格不行,干不了什么活儿。”
  我们就笑,笑得很暧昧。“鸡巴老落”,那不就是阳萎么?
  老洛跟我们后来的下乡不同,他是真正自愿的,也许真是出于对新生活的渴望。后来在我也下了乡之后,1972年那一年,忽然发现书店里有卖贺敬之先生的诗集《放歌集》的。这是文革新版本,大概对旧作做了少许处理。里面有一首赞美知青下乡的名篇——《西去列车的窗口》。一读之下,真是令人头脑发热,不被感染都不行。
  这里,姑且摘抄一部分,过过瘾。诗写的是知青在奔赴西部时列车上的情景——
  
  在九曲黄河的上游,
  在西去列车的窗口……
  
  是大西北一个平静的夏夜,
  是高原上月在中天的时候。
  
  一站站灯火扑来,象流萤飞走,
  一重重山岭闪过,似浪涛奔流……
  
  此刻,满车歌声已经停歇,
  婴儿在母亲怀中已经睡熟。
  
  呵,在这样的路上,这样的时候,
  在这一节车厢,这一个窗口——
  
  你可曾看见:那些年轻人闪亮的眼睛
  在遥望六盘山高耸的峰头?
  
  你可曾想见:那些年青人火热的胸口
  在渴念人生路上第一个战斗?
  
  你可曾听到呵,在车厢里:
  仿佛响起井冈山拂晓攻击的怒吼?
  
  你可曾望到呵,灯光下:
  好象举起南泥湾披荆斩棘的镢头?
  
  呵,大西北这个平静的夏夜,
  呵,西去列车这不平静的窗口!
  
  一群青年人的肩紧靠着一个壮年人的肩,
  看多少双手久久地拉着这双手……
  
  他们呵,打从哪里来?又往哪里走?
  他们属于哪个家庭?是什么样的亲友?
  
  (中略)
   
  但是,年轻人的心呵,怎么能够平静?
  ——在这样的路上,在这样的时候!
  
  是的,怎么能够平静呵,在老战士的心头?
  ——是这样的列车,是这样的窗口!
  
  看那是谁?猛然翻身把日记本打开
  在暗中,大字默写:“开始了——战斗!”
  
  那又是谁呵?刚一入梦就连声高呼:
  “我来了!我来了!——决不退后!……”
  
  呵,老战士轻轻地走过每个铺位,
  到头又回转身来,静静地站立在门后。
  
  面对着眼前的这一切情景,
  他,看了很久,听了很久,想了很久……
  
  呵,胸中的江涛海浪!……
  呵,满天的云月星斗!……
  
  ——该怎样做这次行军的总结呢?
  怎样向党委汇报这一切感受?
  
  该怎样估量这支年轻的梯队呵?
  怎样预计这开始了的又一次伟大战斗?
  
  ……戈壁荒原上,你漫天的走石飞沙呵,
  ……革命道路上,你阵阵的雷鸣风吼!
  
  乌云,在我们眼前……
  阴风,在我们背后……
  
  江山呵,在我们的肩!
  红旗呵,在我们的手!
  
  呵,眼前的这一切一切呵,
  让我们说:胜利呵——我们能够!
  
  …………
  …………
  
  呵!我亲爱的老同志!
  我亲爱的新战友!
  
  现在,允许我走上前来吧,
  再一次、再一次拉紧你们的手!
  
  西去列车这几个不能成眠的夜晚呵,
  我已经听了很久,看了很久,想了很久……
  
  我不能、不能抑止我眼中的热泪呵,
  我怎能、怎能平息我激跳的心头?!
  
  我们有这样的老战士呵,
  是的,我们——能够!
  
  我们有这样的新战友呵,
  是的,我们——能够!
  
  呵,祖国的万里江山、万里江山呵!……
  呵,革命的滚滚洪流、滚滚洪流!……
  
  现在,让我们把窗帘打开吧,
  看车窗外,已是朝霞满天的时候!
  
  来,让我们高声歌唱呵——
  “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这诗,他妈的真是写得好!但是,我在读完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鸡巴老洛”,想到他那灰暗的脸,肮脏的黑色棉大衣,想到他在晨霜的田地里中蹒跚的脚步。
  生活,真是挺会作弄人的啊!

54
  
  我们的祖国,人们都说它的图形像个雄鸡。从1967年2月起,到1968年9月间,这只雄鸡不紧不慢地孵出了各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1968年9月5日,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同时成立。至此,全国除台湾省以外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1968年9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热烈欢呼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社论把这一盛举,称为“全国山河一片红” 。9月6日,长春30万军民在人民广场举行集会,庆祝了来之不易的“一片红”。漫长的混乱终于结束,新桃总算换下了旧符。
  这革委会,跟过去的党政各一套班子不同,它是党政不分。那时候,把这叫“一元化”。革委会内部的各级机构,跟原先的党政机构职能差不多,只是名称不一样。原来的司、处、科、股一概取消,改称为“领导小组”,比方,叫做文教组、宣传组、工交组等等。每个“组”的实际职能,就是原政府相应机构的职能。那时候不仅建立省一级的革委会需要中央批准,就连省级的主任、副主任,都须中央首肯才做数。当时吉林省革委会的主任,是王怀湘,省军区的第一政委。
  与全国底定这件事有关的,还有发生在邮票发行史上的一段公案。当年为了庆祝文革的这一特大胜利,邮电部军管会三易其稿,设计了《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计划于11月25日发行。11月23日,北京市邮局自行提前发行,共卖出500枚。一位地图出版社的同志买到后,发现邮票图案上的中国地图有问题,没有画出西沙和南沙诸岛,中缅、中蒙,中不(丹)边界也画得不准。事情惊动了周总理,交给外交部去审查。外交部经过慎重考虑,意见是不要发行。后邮电部紧急追回已卖出的500枚,凡有藏匿不交的,当时还曾被整肃得不轻。据说现在,有极少量当年未能收回的,流入了邮市,价值连城。不过民间都传说,这邮票是因为把台湾印成了灰白色,所以才被禁止。
  在当时文革的发动者看来,这“全面胜利”,就标志着文革告一段落了。在民间,人们也基本从这时开始,把文革视为“过去时”了。不过现在公认的历史分期是,文革整整进行了10年,结束于1976年10月6日,也就是“四人帮”覆灭的那一天,所以有“十年浩劫”一说。我倒以为,就纯粹意义的文革来说,确实表现在最初两年多的混乱时期。而其后的8年,我国多少是在一个新的框架下,“有序”地进行着政治和经济生活。只不过,这“有序”,是指在文革中形成的新秩序,各领域都不免有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荒唐事。
  其实自“一片红”之后,从原则上讲,文革初期的学生及群众自发组织、跨行业组织、大串联、自行出版小报和大批判材料、自办广播站、乱贴大字报等最具“文革特色”的事物,都不复存在了。尤其是全国和跨行业大串联,被视为动乱的根源,坚决禁止。那种狂风暴雨式的“文革”,就连它的发动者和鼓吹者们也都不能再承受第二次了。所谓“过七、八年再来一次”,仅仅是豪言壮语而已。后来在1974年“批林批孔”时,社会曾短暂地呈现不稳定,类似文革初期,大字报贴了满街,也有人在暗地里串联,准备起事,但都被当时的中央严厉地刹住了。
  从1968年的9、10月份开始,“上帝之手”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了,人们逐渐体会到了秩序的力量。10月14日,吉林省赴京参加国庆观礼的工人代表团归来,带回了首都工人转赠给吉林省工人代表团的芒果,长春15万军民集会顶礼欢迎。芒果的金色光辉,也照到了边远的吉林。
  从10月份起,好象已有了明确的消息,大学不可能招生了,中学生也不可能分配工作或继续上学,只有下乡是唯一出路。知青下乡,也从自发运动演化成强制性措施。经过动员,全市学生在一批一批地下,我们这一届还是没动,被告之要留在学校参加三年的教改。那时我们真是心花怒放,人生得意,能有几次啊!我们神闲气定,几次去街头欢送老大哥老大姐下乡。那时的人们,很虔诚,认为下乡是一场革命,都没有把前途估计得很糟。所以下去的学生们倒也不是很沮丧,反而都跃跃欲试。
  有那善于见风使舵的,觉得要下乡就得趁早,早下一天,将来多一天革命的履历,所以到11月份,我校已经有下乡一个多月的了。他们中间有人回来办事,跟我们乱侃了一气,专挑好的说,好象农村并不恐怖,很好玩似的。因此,我们也不太担心下乡的事情,就算要下,也没什么可怕的。
  我现在,当然是主张小孩要吃一点苦的。严格说,像我这样的差生,还真是上山下乡成全了我。但我至今对当年的知青运动不怀好感。原因说起来很复杂,不单是下乡使城市孩子丧失了优越生活环境的问题,那时的城市,也不见得优越到哪里去。关键是,这个所谓的青年运动、理想主义运动,其实是把大批没多少文化的少年,推到了劣质文化的无底深渊中去,没人管,没人顾。贺大诗人那样的诗,我当年也写过,所以我知道那都是扯蛋。所谓的“贫下中农”,就我个人的感受来说,因为文化物质生活都很贫乏,所以自私刻薄,多半对城里孩子滚到乡下来了都表现出幸灾乐祸,而且没事儿就聊黄段子,跟《废都》相比毫不逊色。如此的“再教育”,我认为就是“流氓化”教育、“野蛮化”教育。它跟什么“井冈山”、“南泥湾”毫不搭界,不过是要把人的精神面貌搞得跟“鸡巴老落”一样罢了。

55
  
  这一年,平地又起风雷,风雷虽不算很大,但波及到了我。信号是从“一片红”社论里透露出来的。社论传达了毛主席的一段指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这一套程序,大概就是通过“斗、批、改”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吧。
  这段话里,有一个新概念——“清理阶级队伍”。那年头,凡涉及阶级两字,问题就比较严重。这个概念,早在当年的5月份就提出来了。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的通知》。批示是5月19日做出的,毛主席批示说:“文元同志: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材料是姚文元呈交毛泽东的。姚大书生在上交报告中写道:“此件总结了清理队伍中的一些政策性问题。”《通知》要求各地学习新华印刷厂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在清理厂矿,机关和文教系统中的教职员工的阶级队伍的工作中,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说是这么说,但运动一起来,就由不得人,又是冤案一大片。吉林省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大概于11月展开。各单位由军管会和工宣队主持,对在文革中以各种名义揪出来的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当权派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进行一次大清查。在1966年,因运动发展得太过迅猛而且直奔主题,放过了一些中不溜的灰色人物。到现在,是算总帐的时候了。
  我父母的单位,也在军管会主持下,开始“清理”。一清理,就清理到了我父亲头上。父亲出身没有太大问题,解放后就进了华北军政大学任教,后来又转入科学院某研究所搞科研。这个简单的履历中到底是哪个环节上出了问题,我至今也不甚清楚。从前在民国时期的大学,有集体加入“三青团”的,还有的人亲属跑去了台湾,这都是吃不了兜着走的问题。但我父亲都不沾边儿,国民党的衙门口朝哪边开,他根本不关心。就这么一个老老实实的学问人,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却过不了关了。专案组的少壮派天天逼他交代,说他是“特嫌分子”。
  我晕了,父亲怎么能是特务?就特工机关来说。像我父亲这样的人真是百无一用,如果把蒯大富发展成特务恐怕还贴一点边儿。
  阴云一下笼罩到了我们家头顶,不祥之兆接二连三。原来的三居室,又挤进了两家人。我们一家老少三代,六口人,只能住在一间十多平方的房间里。过了一段时间,父亲被软禁,回不了家了。过后有一天晚上,家里来了十多个少壮派,都是运动积极分子,领头的一个对我妈说:“应革命群众的要求,我们来抄家。”我妈早就料到有这一劫,说:“好吧。”我妈、我姥姥、我、俩弟弟,都被打发到厨房里去了。
  我简直要被气疯了,老子革命了两年多,到头来,老爹会是特务?老爹够不够特务的料,我们做子女的还不清楚?这不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么?我当时没有任何思想资源可以用来抵挡这种冲击,只能在心里默默地唱样板戏:“革命者怕什么风狂雨猛,风狂红旗舞,雨猛青松挺,海燕穿云飞,征帆破雾行,暴风雨更增添战斗豪情!(选自革命现代京剧《海港》)”可怜我从小受革命教育,长大了也积极革命,却被革命一棒子打到敌特家属行列里去了,这他妈的什么世道?这不就是整人吗?
  忘八蛋们忙乎了整整两个钟头,总算把我们家翻完了,大包小包地满载而去。临走,我见一个三十来岁的忘八蛋,捧着我们家的收音机,一边走一边跟同伙说:“我怀疑电台就在里边!”
  我那时候喜欢半导体收音机,也自己动手装过,多少对收音机的构造懂一点。我家的这个电子管收音机,是美国产的,叫“飞歌牌”,来路也没什么不得了的。抗战结束后,美国大兵甩卖剩余物资,北平街头到处都有旧货店、小摊卖这类东西。父亲那时候在北京读研究生,就买了一个二手货。里边有多少个电子管,我都清清楚楚,怎么会藏得下个发报电台?就这种智力水平,还想战胜帝修反?农民叔叔种的粮食,当年不知喂了多少这种忘八蛋。
  转天,几个忘八蛋又跑到我们学校,通过校革委会找到我,与我面谈,让我敦促老爹交代问题。我根本不听,也不说话。他们就说:“就你爸那体格,关几个月还不得关死在里边。以后看你怎么办?”他妈的,这叫人话吗?讲这种禽兽话语的,能是无产阶级?能是共产主义信仰者?狗屁!我他妈的就是不作声。校革委会的人,都是年轻老师,并不帮他们的腔,只是例行公事在一边听。忘八蛋们见没戏。就走了,临了还狠狠警告说:“你自己掂量一下吧!”
  我们学校还好,并未把此事传开,也没有人歧视我。可能大家心里都有数:这次,不知道又在抽什么风了。
  抄家的当晚,我悲愤难抑,在日记本上写了一句话:永远不忘这一天!我对文革正义性的怀疑,可能就开始于这一天。当自己倒霉的时候,才有可能开始设身处地的想想别人。忘八蛋们对我父亲使用的逻辑,其实我自己也是很熟悉的。
  父亲的特务问题,好在也不是那么容易定成铁案。父亲的性格,也比较适合对抗那帮忘八蛋的攻心术。无论你怎么威胁,他都不会对人生灰心绝望。他相信,一个社会,总会需要有人来搞科学的。人被关了大概二十来天,又给放回来了,问题悬置了起来。
  据文革结束以后统计,在文革十年中,受到冲击和牵连的人数大概有一个亿。平均每七个人,就有一个挨过整。使文革丧尽人心的,恐怕就是这种疯狂了。我父亲还算是幸运的,因为他的工作与他的个性,都远离“人文”。我小时候曾有一位“干爹”,是父亲的同事,后调到北京一家研究所。这位干爹比较富于人文情趣,喜好治印(也就是刻图章)、收藏火花与玩偶,酷爱齐白石的作品,给过我不少启蒙教育。在“清队”中,因为北京搞得比较狠,竟被逼自尽。
  我从小受的是正统教育,天天回家都自觉听“星星火炬”广播节目,早早就入了“少先队”。我所理解的“革命”,应该是让人活得更美好。但眼下这“革命”,却是不让人活。这怎么能不让人怀疑,他们究竟要干什么?

56
  
  我从小就是一个思维愚钝的人,上山下乡以后,好了一些,,但还是喜欢直线式的思维。我常想,无论是什么派、什么伙,还是什么单位、什么实体,都是希望参加进来的人越多越好。领导者为了把事业搞大,一般都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这应该是常规的逻辑。可是在文革中,我总觉得那几个奸贼的脑筋不大正常。他们好像老是是嫌拥护者太多了一样,拼命在往外踢、往外赶。其实全国人民都拥护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好。但他们不舒服,非得一阵一阵、一茬一茬地抓坏人、抓异己分子、抓牛鬼蛇神。
  1968年,当全国的老百姓又跟着瞎闹哄的时候,那几个奸贼可没忘大事。中国的赫鲁晓夫——这个人不彻底掀翻,他们睡不安生。9月16日,江青操纵的“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整理报送了三本所谓刘少奇的“罪证材料”。这些材料,不用问,都是用“忘八蛋”式的手段和逻辑搞出来的。为了把“刘贼”的问题锻造成“铁案”,专案组费时近两年。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才搜罗到一些证词。本来,他们想要谁死,不过是一句话的事。但刘少奇同志是党的元勋,他的经历本身,可以说就是党史的一部分,要指鹿为马,也不那么轻松的。白纸黑字的材料,总算是蘸着无辜者的血写成了。江青在这些材料的批语中,诬陷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是“美国远东情报代表”。9月29日,林彪批道:“完全同意”,“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奸贼们大功告成,“弹冠相庆”之态跃然纸上。?
  10月13日至31日,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原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被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反党分子”的,达到总数的71%。第八届中央委员97人中,除十一中全会以来去世10人外,能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40人。开会时,从候补中央委员中补了10人为中央委员,才刚过半数。八届中央候补委员能出席会议的只有9人。开会人不够,就“扩大”,被扩大进来充数的,占会议人员总数的57%还多。非常年代,非常事。合法不合法,就管不了那么许多了。
  全会头一个内容,是重提“二月逆流”事,痛批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等老将老帅。连德高望重的红军之父朱德,也被批为“一贯右倾”。全会最重要的议程,是批准由江青、康生、谢富治主持的,以伪证作为基础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把刘少奇主席“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
  那几个奸贼,都是搞文化和意识形态起家的,未免太迷信文字这种东西了。以为文件上一写,报纸上一登,就成了千年铁案。可惜他们玩了一辈子的脑筋,却不懂“公道自在人心”。此时搞倒刘少奇,老百姓不会说什么。待到文革“新政”实施后,三日一惊,五日一乍,吃吃不好,穿穿不好,花不让戴,舞不让跳,除了劳动,就是声讨,老百姓自然会把现实与“十七年”做个对比,痛感正是文革才毁掉了好日子。中国的老百姓,人生观离不开小农思想,只要过安稳日子,他们不大理会“无产阶级江山”什么颜色。正所谓“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耗子就是好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理之真,万古不移。凡是在实践中让老百姓感到痛苦的,决不会是好主义。
  刘少奇主席为了治国,不知操了多少心,那几个奸贼不知好歹,以为“彼可取而代之”。但是后来的事,天不遂人愿。奸贼们得逞之后,并没得意几年,就摔的摔死,绑的绑起来,遗臭万年。能死在自己家中的,就算是最好下场了。刘少奇主席的英名,毕竟与山海同在。“永远开除出党”?真是痴人说梦!几个奸贼,也敢侈谈“永远”,他们知道“永远有多远”吗?
  在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还发生了一件事,不可不提一笔。一位老资格的女英杰陈少敏,不畏高压,对这个决定,拒绝同意。在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时,她不举手。那时,很少使用投票的办法进行表决,也没有当今的电子计算机显示计票结果,通常采用的都是鼓掌通过或举手表决。
  那天,播音员宣读完《审查报告》,便进行举手表决。所有的人都举了手,会场手臂如林,但她不举手。
  事后康生找到她,阴沉着老脸问:“你为什么不举手?”
  康生,当时被尊称成为“康老”,戴个黑框眼镜,留着“捷尔仁斯基式”的小胡子,是个可以一言九鼎的人物。这要是换了别人,早就被他吓掉了腰子,但陈大姐不怕。她当年当过游击队政委、新四军第五师副政委、中原军区副政委,血里火里杀出来的,还怕你个搞意识形态的小胡子?
  陈大姐也不废话,只说了一句:“这是我的权利!”
  大姐早年的爱人任国桢是东北地区党的领导人兼革命文学知识分子,后为党牺牲。她本人出生入死,没有再组建家庭,也没有儿女,无牵无挂。在全会讨论期间,陈大姐仍然把刘少奇称为“同志”,这让康老怒从心头起,但也拿她没办法。
  在那个年代,陈少敏是唯一一个公然为刘少奇鸣不平而又没受到惩治的人。
  陈大姐病逝于1977年,很遗憾她老人家没有等到宣布摘掉刘少奇三顶帽子的那一天。我想,无论将来多少岁月过去,我们都有必要向这位女英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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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句话,叫做“生命是第一个可宝贵的。”这是真理,是一句顶一万句的。可是,在文革中,这话半句也不顶了。无数的生命被惨烈地夺去,并不是为了抗敌救亡,也不是为了战胜自然,仅仅是视你为“异类”,就要拿走你的生命。老子在《道德经》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在好长时间里,我不大明白什么叫“刍狗”。后来才知道,狗是古时中国人最经常拿来祭祀的牲畜。后来,不拿活狗祭祀了,拿草编的狗来代替。用完了,就丢在大路上,任车马践踏。懂了这个含义,我才觉得老子的伟大,他是真正通晓了这个民族的。
  1949年,从满清末年开始的、延续了半个世纪的战乱结束了。中国的百姓好不容易过上了没有硝烟的和平生活。但仅仅安稳了才17年,中间还有三年的悲惨灾荒,他们就又如刍狗般被碾来轧去。
  生命,这个世间第一个可宝贵的东西,成为抽象概念的祭品。下面这几个数字请各位留意一下:整个文革期间,据说有770万人死于非命;在北京“红八月”期间,有近10万名“黑五类”被驱逐出城,死亡1772人;冀东冤案中有8400人遭迫害,死2955人;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案致死14000 人;广西等地武斗估计死亡10万多人;于1968年7月份开始整肃的“内人党”冤案中,迫害致死16222人。
  这些动辄成千上万的数字中的每一个个位数,不都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么?在文革前,我国处于真正的太平盛世,“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也不算夸张,劳动与建设,是日常的主题。那时的闲人非常少,万不及一。也就是说,这些生命都是为社会主义出过力的善良人民,那么,有什么必要、什么理由要剥夺他们的生命来达到“纯洁”的目的呢?让人民生活在惊恐之中,让几百万普通人如蚂般地被碾死,难道就是“革命”的最高理想么?就是为底层人民伸张了什么“正义”么?
  清理阶级队伍开始后,又引发了一轮自杀的狂潮。那种威逼、那种酷刑,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承受得了的。张承志先生说得很轻松:“没有完全人道的革命。”但我却转不过这个弯来:既然不人道,那还要这伤天害理的“革命”做什么?我自懂得看书以来,所认识的汉字,一般都是教人向善的,即使提倡“努力杀敌”的战时意识形态,也是出于敌人太凶残的缘故;即使是“四人帮”的谬论,总还要遮掩一下。然而,赤裸裸鼓吹杀人(杀害处于弱者地位的普通人)有理的文字,还真是从张先生的笔下,才第一次领略到。我真是感叹,搞文学的人都如此“不仁”,那么我们还到哪里去求仁?
  在这个即将逝去的1968年,还有几件事需要交代。一个是“五七干校”。1968年的10月5日,《人民日报》在标题为《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编者按中发表了毛主席的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该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这是毛主席在1965年5月7日回复林彪的信中的一段话,所以干校一般都称为“五七干校”。这个指示公开一发表,全国立即推广这一经验,兴办了大量的“五七”干校。这个做法,实际上是把一大批暂时不能启用的“问题干部”,找了个地方先存放起来,让他们从事惩罚性劳动。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湖北咸宁的文化部“向阳湖”五七干校,当时文化界的当权派与知名作家、艺术家、出版家、文博专家、学者等等,皆栖息于此,经历了三年左右的劳动“锻炼”,成为我国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三年后,林彪败亡,在周总理的努力下,向阳湖的大批文化精英,才得以陆续回到北京。
  还有一件事是抓“516分子”。从这一年起,从北京到地方,到处都开始抓所谓“516分子”。这个问题,成了文革中最蹊跷的一个悬案。
  在北京,确实有过一个叫“516兵团”的学生组织。1967年5月底,以北京钢铁学院张建奇为首,一伙人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516兵团”,6月2日,张建奇贴出名为“给周总理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提出23个问题质问周总理。这张大字报,贴在了北京市内很多地方。紧接着,大概在6月14日,北京外国语学院“616兵团”的头头刘令楷与张建奇等人,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筹划成立了“首都红卫兵516兵团”。当时,社会上反击“二月逆流”的风潮正趋于高潮,外国语学院的造反派正对陈毅发起进攻,矛头指向周总理。 
  1967年七、八月间,北京钢铁学院“516”把许多污蔑攻击周总理的传单,贴到了北京市的一些闹市区,说什么“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周恩来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等等。
  后来这股不大的势力(我估计也就几十个人),很快遭到灭顶之灾。钢院“516”被解散,张建旗被抓。但到底有没有一个经过填表的、组织严密且庞大的“516”反革命组织,却是个悬疑。然而,在逼供信之下,“516”渐渐演变成一个组织庞大、遍及全国、能量可观的“幽灵”组织,简直是不得了啦。那么,什么是“516分子”的标准呢?总体来说,是以反周总理为标志,而实际上包括了涉及“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在某一派任头头时打砸抢搞得太厉害了的。杂七杂八,都装进了“516分子”这个筐。“516”的问题,被无限放大,漫无边际。越清理,反而越搞不清楚,到最后,全国到处都在抓“516”。当然,各省也不是很平衡的,在吉林,人们还比较理智,抓“516”仅仅停留在口号上,就像现在某些地方的“廉政措施”。就我所知道的,江苏省对”516“抓得比较厉害,而且持续数年,逼死的人也是多多。在北京,最多的时候,“掌握”的人数竟然有5万人之多,而且每天报上来的人数都在飞涨,以至于当局也觉得这样的数字是在扯蛋。这次抓“516”,有一些造反起家的头头倒了霉,莫名其妙挨了整,关的关,自杀的自杀,算是自食其果。但也有大量无辜的干部和群众受到残酷打击,被逼疯、逼死的不乏其人。
  这件事,最奇怪的是毛主席本人也异乎寻常地重视。”516“问题上达天听,最初是因当时北京外语学院“红旗”造反组织的章含之(后为乔冠华夫人)写信向毛泽东告状,说谢富治包庇“516”,毛主席就有一个批示,批评北京市不抓“516” 。谢富治慌了神,赶紧就抓。最后,这个“运动”持续了几年,不了了之,留下冤案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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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年的冬天,东北的雪下得早,下的大。茫茫的大雪覆盖了沉寂的世界。我虽然是个16岁的少年,但也能感觉到,那曾经使大地颤抖的历史脚步已渐渐远去了,秩序一天天地回到了人们生活中。在广播中,自文革开始以来就有的五花八门的颂歌日渐稀少,样板戏的分量越来越重。一年的无所事事,让不少的学生学会了唱样板戏。
  这也是文革中的一景,那时叫“八个样板戏”。样板戏这一尊称的来由,源于1967年。那年的5月9日至6月15日,八个样板戏同时在北京上演,一时间对样板戏的宣传登峰造极。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中,将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及交响音乐《沙家浜》钦定为“样板戏”。
  其中的五个京剧,大多还是比较有创意的,唱腔也有特色。那时的学生,都学会了哼哼。我们班的张同学,一个夏天没到学校来,到复课时,已能把样板戏的绝大部分唱腔唱下来了,可谓记忆力超群。
  到1968年末。样板戏又有了重大改革,配器全部改为交响乐,加上京胡与锣鼓点,顿显气势磅礴,令人神往。年底,又有钢琴伴奏《红灯记》出台,并拍成了电影公演,让老百姓第一次领略了样板戏演员的风姿。其中京剧演员钱浩梁饰演抗日英雄李玉和,可称得光彩照人。钱身材魁梧,国字脸,两边腮帮一边一个大肉球,看上去英武异常。钢琴家殷承宗,身穿草绿军装(无领章),大帅哥一个,弹琴的姿势如痴如醉,倾倒了没见过洋派小生的全体国民。当时,江青特地赐名钱浩梁为“浩亮”,赐名殷承宗为“殷承忠”。这两个大名,迅速响遍神州,“赐名“之事也传为美谈。
  在学校,高年级的同学一天天走空了,我们校开始进新生。当时从小学进中学。采取了就近入学原则,绝对公平。我们为了给新生让路,搬到了比较偏僻的生物楼上课。有时在操场上见到小学上来的小屁孩耀武扬威地在玩,心里很不是滋味。文革时期,小学虽然也有“红小兵”组织,但基本等于瞎胡闹,没有真正介入运动,基本是由老师领着起哄。而我们,是真正参与过创造历史的,现在却不得不给他们让位。
  文革把小学的毕业生也憋住了两届,所以他们一来就是两届。他们后来的名称,似乎应该叫“69、70届初中生”,是我国有中学以来运气最不好的,那时比较正常的教育无法恢复,所以混了一两年,到1970年,就通通打发毕业了。不过,在吉林省,他们这一批又很幸运。1970年,吉林省初中毕业生的分配,政策是“四个面向”,即“面向农村、面向工矿、面向基层、面向边疆”什么的,记不大清了,反正关键的是有一个“面向工矿”。这个口子一开,大部分初中毕业生都进了工厂,留在了城里,反而因祸得福。
  我们这一届,到68年12月中旬仍然无忧,天天哼着样板戏,等待开始学知识的那一天。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1968年快要结束时,毛主席终于对已经轰轰烈烈进行了两个多月的中学生上山下乡运动发话了。12月21日晚间,高音喇叭里传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男播音员的正义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革命的同志们,现在全文广播《人民日报》明天发表的关于‘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奔赴农业第一线的报道’,题目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以及《人民日报》为此所加的重要编者按。”
  “编者按:”女播音员清脆激昂的声音紧随其后,“甘肃省会宁县城镇的一些长期脱离劳动的居民,包括一批知识青年,纷纷奔赴社会主义的农村,在那里安家落户,这是一种值得大力提倡的新风尚。他们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这句话说得很对!
   “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教导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它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希望广大知识青年和脱离劳动的城镇居民,热烈响应毛主席这个伟大号召,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
  那时候,已经兴起“落实最高指示不过夜”的习俗。每逢中央台发布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话音刚落,街道单位就组织人上街庆祝,锣鼓喧天。这天夜里,又是闹了半宿。
  毛主席的这个指示,迟于实际发生的下乡风潮而发表,原因何在,我后来多次探究过。一个可能是,他老人家虽然已经信不大过青年学生了,但大规模的下乡毕竟会造成教育链环中断,后果究竟会如何,不是仓促间就能考虑好的。因此他这段时间在权衡此事。二一个可能是,他老人家根本不会考虑这种具体而微的事情,中学生,小毛孩子,是下乡还是继续上学,不会影响历史进程。倒是甘肃省那几个吃饱了撑的居委会老太太,脑子进水了,要大张旗鼓地去下乡,毛主席偶然看到这个材料,灵机一动,大笔一挥,就给我们指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不管是什么可能,“老三届”在1968年全锅端下乡,我一直认为是一件带有偶然性的事。在此之前,“老三届”下不下,各省市的行动是不一样的,媒体并没有鼓吹全都下去。甘肃的那几个小老太太,不知今天在何方,当年她们一个抽羊癫风的“政治秀”不要紧,决定了此后十年中1600多万孩子的命运。有时候,小人物的癫狂,也不是可以小看的啊。
  毛主席一发话,那就是令出如山了。我们学校紧急行动起来,给我们做了动员。我们的“教育改革”梦,做到了头儿。班主任张老师和工宣队让我们自己串联,按自愿原则组织“集体户”。
  那时各省知青下乡,形式也不尽相同。在四川等地,是单个儿知青去“插队”,一个人去一个生产队,自己起伙,情况比较艰苦。在我们吉林,是组成集体户,约10至15个男女生组成一户,到一个生产队,算是一个小团队。可以本班的组成一户,也可以与外班和其他年级的组户,完全自愿。
  如果时间充裕,这组户的事情,倒还有意思。但轮到我们时,已经是急如星火了。那时大概有内部决定,20天内,全市“老三届”要通通下光。
  不到三天,张老师跟我和老宫、张同学、薛同学几个人说,原来的前卫队的几个前班干部,已经组好了一个户,把原属我们造大的涂同学、刘同学也拉了进去,成了清一色的“班干部集体户”。我们一听,傻了眼。这么大的事,一点风都没透,这就是在甩我们。显然是嫌我们不够格。我们这几个男生,倒也可以凑合一下,算半个户,但是没有女生怎么办?
  舒缓了一年的时间脚步,到年底这几天,反而紧迫了起来。真是让人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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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风烟,这段惨淡的历史,眨眼已快过去近40年了。山河依旧,在我们的生活中几乎已找不到那个时代的一点点影子了。像我这样有耐心翻拣那一页页泪浸过的史册的人,也已不多了。
  在回首梳理纷繁往事的时候,我又发现了历史的吊诡。毛主席于1968年12月22日发表的那段指示,不单单是针对中学生的,而是包括了大学生。《人民日报》编者按更是加上了无职业的城镇居民。但是,真正身体力行去落实这个指示的,当年却只有我们这批中学生。到1968年,中学里积存了整整六届应该毕业的学生,人数近300万人。年纪最小的,是小学上了五年制的初一生,那一年才15岁;年纪最大的高三生,为21岁。我们一古脑的下了乡,情形可以说是争先恐后。因为农村当时富裕的地方不多,下得晚,就没有好地方。此外,早下也可以拣离城市近的地方下,如省会城市的下辖县,回家就很方便。而大学生们,却没有动。憋在大学里没毕业的三到四届学生,后来的命运都还不错,先到工厂或农场锻炼了近一年,然后分配了工作。他们的文凭,在今天也还是比较过硬的,叫做“文革前的大学生”,意谓接受了比较良好的教育。
  而我们,则承担了所有的历史惩罚。实际上,文革的主力军,一开始是大学生,后来加入了工人,即便在打翻了天的武斗时期,中学生也不过是唱配角的小混混儿,能承担起主导运动特别是大规模武斗任务的,还是大学生与工人。“红八月”虽然是一部分中学红卫兵搞起来的,但仅仅一个多月,就遭到了全民抵制,中央也不再鼓励他们乱来。诚然,大学生与工人造反派的头头后来分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遭到了清算,但这样的倒霉人物比例非常之小,可以忽略不计。这两大在文革中担任主角的群体,一个,在经过了短暂的体力劳动之后,成了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另一个,则摇身一变,成了领导阶级,是时代的顶梁柱了。他们从整体上来说,躲过了惩罚。
  而我们这些半文盲,却被冠上了一顶“知识青年”的帽子,被推入万丈深渊里去了。
  我们的离开城市,真是在瞬息之间,甚至还来不及考虑下乡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为了把我们尽快打发下乡,班主任也使足了劲儿,元旦前,张老师奇迹般地为我们七个男生物色到了五个女生,这五名女生,都是文革中的逍遥派,基本不到学校来,因此也是被甩下的人物。其中有两个,还比较漂亮。我们男女生两下里一接触,都觉得尚可。当时抱着跟“班干部集体户”赌气的想法,觉得我们这12个人,也算凑上一伙了,不比他们差,就正式同意成立一个户。驻我们班的工宣队员大喜,连元旦都不休假了,跑到北边的前郭而罗斯县去给我们“踩点”。我们则加紧准备下乡,置办厚棉袄、厚棉被。另外男女生在一起开开会,沟通沟通,选出了男女户长各一。
  两天后,工宣队师傅回来了,说那地方虽然离长春近,但是太穷,不行。他们接着又马不停蹄跑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敦化县给我们找地方。联系知青点的工作也不大容易,一要人家承担得起,二要要人家愿意接受才行。工宣队去了几天,居然就给办好了,回来兴冲冲的,说找好了生产队,在延边西部,是汉族地区,半山区,就在公路边上。这个队还挺富裕,有电,工分值也高,劳动一天(也就是10分)的分值是六毛多钱。
  我们一阵欢呼,心里踏实了,可算有了归宿。张同学最先知道的消息,激动得掏出钢笔,在手心上写了那个公社和生产队的名字给大家看。
  我那时刚刚看完《南行记》,一心向往去闯社会,认为一个五彩斑斓的人生就要开始了;全忘了高年级同学过去跟我们说的“社会可是复杂得很”的教诲,也忘了那个“鸡巴老洛”的狼狈。人,总是对自己的能力有太多的自信。我们也不想想,我们基本是个高小毕业的水平,毫无社会经验,又肩不能担、手不能提,凭什么能比“鸡巴老洛”干得更好?
  仗着过去也曾去过农村短暂劳动,我们没把困难估计得太大,反而认为,到了农村,我们身上的“文化优势”肯定能起作用。好男儿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临走前,几个男生凑了钱,去照了一张合影,题写了“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几个字。这是毛主席诗词,当时的时髦语。这张照片我至今还保留着。照片上的我们,是几个乳臭未干的小子,戴着狗皮帽子,穿着栽绒翻领的短棉大衣,胸前别着大像章,《毛主席语录》按在胸口。真是:同学少年都不贱啊,就是不知道茫茫苦海在前边。
  我们离开城市,是在1969年1月17日晚上,坐的是长春至延吉的火车。在车站月台上,有一些送行的人,但不多,远没有北京知青下乡的那种盛况,也没有生离死别的场面。食指先生在地下诗歌《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里的那种“疼痛”感觉,我们没有。我们的心情,只是激动。我们要去的地方,是长白山余脉,那里,肯定有传奇故事,就像威虎山。而我们的人生,也将从此带有传奇色彩。这是何等的好啊,又一次更大的自由开始了。
  我们的家长,事先都说好了,没有来送行。我们是有工宣队护送到地方。我的父亲,后来受我母亲嘱托,还是跑到火车站来了,看我们已经上了车,情绪好像也还不错,就走了。
  车缓缓驶出长春站。我看见,站前那个被炮火摧毁的旅社的废墟上,已经在盖新楼了。
  灯火一程一程远去。自1966年以来的那段历史,它,叫做“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也好,叫做“中学时代”也好,叫做“省实验岁月”也好,就这样,缓缓地,永远离我们而去了。
  近40年的岁月逝去,我似乎还能清晰地记得跨过那条边缘线的感觉。远去的,是我们如花的生命。诗人李贺曰:“我有迷魂招不得”。是啊,魂兮,怎能归来,它怎能归来啊!
  
  (本文连载暂时就先发表到这里。谢谢诸位,欢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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