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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启山回忆录《老虎坪记事》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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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  天涯社区

卖 妻 记

  1971年秋的一天,邵阳县原河伯公社五洞大队第八生产队会计刘义元“卖妻”的消息一下子成了爆炸性新闻,迅速地传遍了四面八方。人们议论纷纷。
  刘义元为什么要卖老婆?是夫妻感情不和吗?非也!
   其乐融融
  那天,他刚刚挖土回来,放下锄头,手也没洗,汗也没擦,从襁褓里抱起了出生还不满月的小女孩,亲了又亲,乐呵呵地对正在做饭的妻子说:冬青,你看,我们的小宝贝会笑了。陈冬青从厨房里走出来,作嗔地说:你看,一脸汗渍渍地也不抹一下,就亲孩子,孩子脸上都沾上你的臭汗了。“沾点臭汗好呀,我们的孩子是劳动人民的孩子,身上的臭汗多,对劳动人民更亲近,长大了不会蜕化变质。”说完,又亲了孩子一口,逗着孩子说:“小宝贝,爸爸说得不错吧?”妻子答上一句:“说得不错,长大象你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锄头、耙头不离手,几毛钱一个劳动日,你这个爸爸就满意了。”刘义元马上解释:“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看我们孩子的长像,就不是我这副傻模样,她的眉毛又黑又弯,嘴巴皮又巧又薄,长大了肯定能说会道,额头宽,天庭饱满,脑子一定很灵活,很聪明,我要尽力送她读书,读完中学读大学,培养出一只金凤凰。”他两夫妻以小宝贝为中心,有讲有笑,真是其乐融融。
  是婆媳关系不好吗?亦非也。
  她婆婆早死,家里除丈夫义元外,还有个60多岁的老父,经常坚持出工,这天收工后老人没有立即回家,而是偷偷地跑去塘边钓麻蝈。他想,媳妇坐月子,应该增加点营养,可是在生产队,资本主义尾巴割了又割,一切归集体,私人无鸡无鸭,月婆子的营养那里来,老爷子几夜没睡好觉,终于想到了麻蝈和泥鳅也是好补品,就利用工余的空闲去钓麻蝈,抓泥鳅。今日又钓到一串麻蝈回来,他怕村里人发现,说他捕杀益虫,破坏生产,多嘴多舌,就脱下上衣包着进村,一进屋就听到儿子决心送孙女上大学,心里说不出有多高兴,一边回应儿子的话,一边拿出麻蝈,对儿子说:“你想送孩子上大学是天大的好事,可是你知道不知道,月婆子吃不上鸡和肉,缺乏营养,奶水不足,孩子怎么长得大?你去把这些麻蝈处理好,做给冬青吃。”冬青听了,心里十分感动,虽则婆婆不在了,公公的关爱却无微不至。她含着热泪说:“爹,你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天天在队里出工,还要利用休息时间,为我抓生活,我也是苦出身,只要有口饭吃,孩子也能长大成人,您就少操点心吧!”老爸说:“这叫啥操心?要是你妈在,也不会要你月婆子下厨房了,你要多注意休息啊!媳妇听了心里甜蜜蜜的。他一家四口,三代同堂,生活虽然清苦,但是尊老爱幼,勤劳俭扑,日子过得又香又甜。
   天外横祸
  谁知好景不长,1968年秋的一天中午,几个手拿梭标,鸟铳的民兵,突然闯进屋来,高声大叫:“反革命分子刘义元滚出来!”这声音,像睛天霹雳,把刘义元一家老少震懵了。真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血气方刚的刘义元听到叫他反革命分子,气得火冒三丈,理直气壮,厉声质问:“你们不要血口喷人,我是贫下中农,我是生产队会计,谁是反革命?拿证据出来!”
  “要证据?有!陈良柱就是证据。”
  “你窝藏反革命分子,就是反革命。”
  一个领头的人下令:“跟他辩什么,把他捆起来带走。
  刘义元立即被五花大绑,押到大队部去了。
  大队部的模样全变了,原是大队干部办公议事的地方,如今成了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公堂,小房间成了审讯室,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生产队干部,贫下中农,突然间成了“黑杀队”、“反革命”。刘义元所在的队,100多号人,只剩下三个半好人,其余都是受过“最高人民法院”关顾过的“反革命”对相。
  刘义元一进场,便立即受到审讯。审讯室内,端坐着几位熟习的农民“法官”,两边站着几个侍候用刑的民兵,“法官”威严的问:“你为什么窝藏现行反革命分子陈良柱,窝藏反革命就是反革命,把你窝藏的经过、目的、手段,老老实实地交代出来,如有半点隐情,决没有你的好下场!”
   窝 藏 犯
  提到窝藏陈良柱,刘义元想起来了,“不久前的一天晚上,忽然有人敲门,他把门打开,一个人闯了进来,扑通一声跪倒在他面前,哀求道:“刘会计,救救我!”他看清了面前跪的是陈良柱,听说有人供他是“黑杀队”,把他抓起来批斗,怎么跑出来了呢?
  刘义元扶起陈良柱说:“好兄弟,不要这样,坐下来说话。
  “你要我救你,你有什么危险,要我怎样救你?
  陈良柱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簌簌地往下落,边哭边说:“好兄弟,我们是一起长大的,我虽然出身地主,但哪里也没去过,一直在队上搞生产,你当会计最清楚,一年到头我没缺一天工,未偷一回懒,有人说我参加“黑杀队”,这是天大的冤枉,我不承认,他们就把我吊半边猪,实在受不住了,逼着交代。人,总要讲天理良心,没有那回事,我拿什么交待?不说又要吊,承认了是死,不承认也是死,唯一的生路就是逃走,但逃到哪里去?到处在抓黑杀队,天下老鸦一般黑,你是个好人,请你设法救我一命,永世不忘。说罢又要跪下去瞌头。
  刘义元马上把他扶起来,心里十分犯难:不救嘛,确是死路一条,多好的一个青年,救吗?怎么救法?一时拿不定主意。只好暂时留他住下来,再慢慢想办法,好在自己住在村边上,来往的人少,别人难得发现。就这样把陈良柱留在家里住了两天两夜。
  刘义元想,这个运动不是一两天的事,长时间藏下去,会出问题,到后来不仅救不了陈良柱,只怕连自己也会搭进去。刘义元究竟是个有初中文化的人,又是生产队干部,想到利用法律来保护他,便对陈良柱说:“看来这个运动一下子解决不了问题,你住在我这里也不是长久之计,我有个办法,你看行不行?”
  陈良柱在这里住了两天两夜,终日诚惶诚恐,度日如年,听到他有办法,立即催促刘义元快说。
  “投案自首”,刘义元很沉重地吐出四个字,陈良柱当即分辩:我不是“黑杀队”不是反革命,投案自首,是自投罗网,承认自己是反革命,我不干。
  刘义元说:“我还没有把话说完,你着什么急。在当前这种形势下,除了县公安局,谁也救不了你,你唯一的活路就是跑到县公安局去找到局领导,说自己是黑杀队,特来投案自首,他们就会把你关押起来,你就安全了。
  “自己承认是黑杀队,公安局岂不办我?”陈良柱很不理解刘义元的心情,不敢接受这个意见。
  刘义元对着他的耳朵悄悄地说:“只要公安局接受你自首,你不就脱了危险了吗?公安局不像这里的农民法院,只要有人供出你是黑杀队,就不调查核实,随意把人处死。他们接收你以后,要做详细调查,取得可靠证据,不会冤枉好人,查来查去,你没有参加黑杀队,就会把你放回来,有公安局给你撑腰,你的命不就保住了吗?放心去吧!”
  陈良柱觉得有道理,脸上露出了一丝喜悦,说:“谢谢你,我走啦。”
  “站住!”刘义元严肃地阻止他,说:“你着什么急,性急吃不了热豆腐,现在到处有民兵站岗放哨,要道、路口处处设卡,你能飞过去?必须等到半夜以后动身,在天亮以前走出塘田市地界,才能到达县城,如果半途被抓了回来,就冒得戏了,懂吗?”
  陈良柱点点头,佩服刘义元有智有谋,义元拍着良柱的肩膀,说:现在去吃点东西,睡一觉,到时候我来喊你。当天晚上下半夜,归刘义元站岗放哨,在刘义元的保护下,陈良柱悄悄的溜出了大队,迅速向县城塘渡口进发,第二天清早,找到了县公、检、法军管小组,自报投案。
  县军管小组经过查问,知道他是出来逃命的,但又无法关押,只好把在县里参加会议的该大队党支部书记李云松叫来,他马上挂电话让队里快来接人。
  陈良柱看到打他吊他的那一伙凶神恶煞者又来接他了,吓得魂不附体,大喊大叫:“我不回去,回去就没命了,公安局是保护老百姓的,我是遵纪守法的老百姓,你们要保护我呀!我愿意在这里坐牢,坐几年都可以……”。可惜没有一个人为他说话,求助无法,硬被那几个凶神恶煞者抓走了,只是当时没有背索子。
  回到大队部,立即进行审问。
  主持人问:陈良柱,你想逃跑,天罗地网,你逃得脱吗?这几天你跑到哪里去了?搞了些什么活动?从实招来。
  陈良柱说:我很害怕,跑到县公安局,想投案自首,坐牢,保住这条命。
  问:你昨天才到公安局,前天哪去了?
  陈良柱怕连累刘义元,撒谎说:那天晚上逃出来,在山里躲了两天两夜。
  主审者暴跳如雷:陈良柱不老实,骗人,附近的山头都搜遍了,连影子都没有,再不老实招供,给我狠狠地抽。一声令下,拳脚、棍棒,立即像雨点般飞来。
  陈良柱咬紧牙关,忍住痛,任凭他们毒打,什么也不说。
  主审者鼓起一双血红的眼睛命令:吊半边猪。
  一付崭新的罗索,一端拴着陈良柱的一只手,一端拴着他的一只脚,往房梁上一拉,陈良柱立即被悬空吊起。陈良柱只喊“唉哟”,不交躲藏地点。
  “加码”,主审者高声大叫。
  二、三十斤重一坨的土砖,被加放在陈良柱的肚子上,一个,两个,三个,下面还用稻草烧,陈良柱呷不住了:我交,我交。“砰”的一声,陈良柱被摔到了地上,这时候,他脸色惨白,双眼紧闭,汗流如雨,奄奄一息,他想:刘义元是队干部,又是贫下中农,不可能有大问题,便用极其微弱的声音说:在刘义元家。
  于是立即将刘义元戴上“窝藏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抓来审讯。
   义 正 辞 严
  “什么反革命”?“谁是反革命”?刘义元义正辞严地驳斥说:你们是说陈良柱吗?谁说他是反革命?谁说他是黑杀队?真凭实据在哪里?他是我们生产队的社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公民证,有选举权,我们同时长大,非常了解,他为人老老实实,劳动勤勤恳恳,没有旷过一天工,没有偷过一回懒,他在我家住了两天,我有什么权利把他赶走?你们说他是反革命,黑杀队,请把真凭实据拿出来,连人一起送到县公安局去,请政府定罪,该关则关,该判则判,该杀则杀,按国家法律办事,何必你们劳神费心呢?如果你们真的成了最高人民法院,那么请问:牌子在哪里?大印在哪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又哪里去了?你们这些人能代替得了吗?
  刘义元理直气壮、义正辞严的一席话,使主审者目瞪口呆,无言以对,众多在场人听了都哈哈大笑,连说:讲得好,讲得好。
  主审人气得咬牙切齿,回过神来,猛击桌子:反革命如此嚣张,给我狠狠地打。
  有人小心议论:刘义元是贫下中农出身,又是生产队会计。打不下手,手下留情。
  主审者怒不可遏:他是什么贫下中农?他是贫下中农的叛徒,他站在反动的立场上,包庇反革命,为反革命分子陈良柱鸣冤叫屈,叛徒比阶级敌人更阴险,更可怕,他边说边脱下脚上的轮胎草鞋,使劲往刘义元的脸上、头上乱打。于是,上行下效,刘义元又受到了叫做“草鞋松皮”的新刑罚。
  “草鞋松皮”比棍棒打击有更大的优越性,因为棍棒触及皮肉,往往会皮开肉绽,血肉模糊,非常难看,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同情与关注,而轮胎草鞋是软的,打下去不破皮,不流血,却痛辙骨髓。几个人同时用轮胎草鞋猛打,一杯茶的功夫,刘义元就被打倒在地,皮青脸肿,口鼻流血,晕死了半个多时辰才醒过来,耳膜被打破,从此成了聋子。耳朵聋了,还要顶着“窝藏黑杀队”的高帽子走乡串村游斗。因他是“叛徒”、“骨干”,人缘又好,关在大队怕串供,只好关到公社去。
  老婆陈冬青听说丈夫挨了毒打,哭得眼泡鼻肿,千方百计找熟人,拉关系,在当时打伤药严重脱销的情况下,买了四颗跌打损伤丸,克服尚在坐月子的困难,抱起婴儿就往公社走,看到丈夫的头肿得象个西瓜,两口子抱头痛哭。义元安慰妻子:在公社比在大队好,斗得少,打得更少,一天六两米饭还有呷,你安心在家爱护自己,带好小儿,照顾父亲,我就满意了,只要陈良柱不打成反革命,他们就动不了我。
  冬青看到他皮青脸肿头变形,心痛得眼泪簌簌的往下落,问他还痛不痛?将四粒跌打丸递到他手里,说:这是我托了好多人,费了好大力才买来的,现在诊所、医院的三七、红花、和跌打丸严重脱销,这四粒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到,你分四次呷,一天两次,一次一粒,可以活血化淤,散血止痛,千万千万要好好保重自己……。
  话未讲完,看守便凶神恶煞地催促:快走,快走!俩夫妻只好泪眼汪汪,依依泣别。
   陈良柱被处死
  陈良柱交代了在刘义元家躲了两天的情况以后,并没有得到从宽处理,反说他是畏罪潜逃,是死心踏地与贫下中农作对,不交出反革命组织和反动纲领,绝不轻饶,陈良柱闭口不开,又把他吊起来毒打,这次用刑,既不是棍棒,也不是轮胎草鞋,而是撬石头用的钢筋,这家伙一打下来,不仅肉绽血流,而且伤筋断骨,只打得陈良柱一声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哀嚎,一定要打出个反革命组织来。天黑了,陈良柱一只手被打断,浑身是伤,瘫倒在地,像死人一样,动掸不得,不省人事,主审者和动刑者也感到疲劳了,认为陈良柱再也走不动了,便将大门一关,各自回家消遣去了。
  夜深人静,陈良柱吸足了地气,渐渐地又醒过来了,他口渴得要命,用微弱的声音叫“水、水、水”,却无人答应,只好自己慢慢挪动着身子,滚遍了地也找不到半滴水,爬到窗户边,看到窗外有一丝微弱的光亮,他扶着凳子,用尽平生之力,从窗户上爬了出去,滚到一块烤烟地里,还是未找到水,只好抓住一片片生烤烟叶子往嘴里咀嚼,吸取水分,他边嚼边爬,筋疲力尽,慢慢地又昏睡过去了。
  天亮了,民兵们吃饱喝足后来到审讯室,发现陈良柱又跑了,马上四路发兵,到处寻找,最后在烤烟土里找回来,只恨得咬牙切齿,恰好这时公社书记来了,说“上面开了会,不准再抓黑杀队杀人了”,大队造反派司令说:你是走资派,没有资格管我们的事。马上找来几个人密谋:我们不抓黑杀队,但反革命分子还是可以杀的,陈良柱被我们搞到这个地步,他家外面有人,留下是祸根,必须把他做掉,以绝后患。于是把陈良柱五花大绑起来,丢到水厍里,怕他不死,还在他头上补了一铳。一个二十刚出头的年青小伙子,就这样走上了黄泉路。
  陈良柱被处死后便大造舆论,说“反革命组织头目态度顽抗,咎由自取,从此,“以陈良柱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案”成立。
  刘义元爱人陈冬青原来听说不准抓黑杀队的消息,放宽了心,现在看到陈良柱的下场和结论,心里又紧张起来,既然陈良柱是反革命集团的头子被处决,那刘义元的窝藏反革命罪自然成立,这个罪名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
   搜 查
  正当冬青为爱人刘义元的事愁得焦头烂额的时候,忽然一伙横眉怒目、凶神恶煞的人冲到屋里来,翻箱倒柜,挖地三尺,寻找刘义元的反革命罪证。
  刘义元喜欢读书看报,但又缺钱买不起书,订不起报,只要在外面看到片纸只字,就当宝贝一样捡回来看,碰到一些带韵味的词句,还爱引吭高歌,常引来不少爱好者围观聆听,有些不懂的地方还要反复向他请教,日积月累,家里便搜集了一堆废旧字纸,谁知这些东西,却吸引了搜查者们的眼光,将之全部抄走。他们一张张,一片片,仔细查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找到了一张用数学格子纸写的几行莫名其妙的字:
  时日出东来月落西,程度不知路高低,得逍遥处且逍遥,骑驴跨鹤过竹桥……。
  对这几句话,他们左看右看,看不出甚何名堂,只是标题《烧饼歌》引起了他们极大的性趣:这不正是本案的缘起吗?他们认为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反革命纲领和证据,马上提审刘义元,不怕他不承认。于是马上在公社审讯室内摆开了阵式。
  主审官似乎把握在手,成足在胸,阴阳怪气地说:刘义元,你来到公社有几天了?想清楚了没有?你知道我们党的政策一贯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协从不问,你要老老实实把问题讲清楚,争取宽大处理!
  刘义元凛然回答:我没有什么问题,你们无中生有,无法无天,无作非为,给人强加罪名,绝没有好下场。
  主审官皮笑肉不笑:你不要嘴硬,你的材料我们全部掌握了,就看你的态度,今天你必须把你们的反动纲领彻底交代清楚!
  刘义元说:我不知道什么反动纲领,你不是说材料都掌握了吗?就请拿出来吧!为什么还要找我?
  主审官气不打一处来,咬牙切齿地历声高叫:给我跪倒,不给点颜色看看你是不会老实的!
  周围侍立的民兵立即一拥而上,对刘义元拳打脚踢,摁翻在地,只打得他鼻青脸肿,体无完肤。刘义元从地上顽强地爬起来指着主审官的鼻子说:你们就只有打人的本事,如果你们真的掌握了什么材料,为什么不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呢!
  主审官立即抖出了那张数学格子纸上写的几个字,说:这不是你们的反动纲领是什么?
  刘义元看了一眼,冷笑道:原来是这个,真是少见多怪,那是去年我到新宁县回龙寺,在车站等车,听人说起刘伯温的《烧饼歌》,打哑谜,谁也看不懂,谁也猜不透,就说了那么几句,大家很纳闷,我感到好奇、有趣,就把它抄了下来,反复捉模,也看不出什么名堂来,你说是反动纲领,那么请问:它究竟反在哪里?请当众向大家解释清楚!
  主审官回答不出,但他脑子灵活,立即环顾左右而言他:你说是在回龙寺抄的?是从谁的手里抄的?还给谁看过?
  因为他曾多次听说刘伯温的《烧饼歌》是反动透顶的,不管它反在哪里?只要一抓住,就是大鲨鱼,而且是跨县性质,问题极其严重,肯定是反革命组织,要立大功了,马上飘飘然起来,立即暂停审讯,整理材料上报。
  县公安局收到大队的报告,立即派一名姓陈的股长下队调查,他与大队干部碰头分柝:
  原来本队有个大地主,名叫陈巨川(早死),他有个女婿叫肖卓良,留学德国,在四川大学任教,是国民党复兴社成员,长子陈夷如,也是个大学毕业生,曾在武东中学任教,后被放回老家劳动改造。社会关系复杂透顶,陈夷如的儿子陈乐秋又是本案重点怀疑对相之一,他们便以此为背景,分析来,分析去:只有他们才能和《烧饼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硬性认定:陈夷如是该地“四类分子的总后台”、“黑杀队的总头目”、“反革命集团的大首领”,就以上述分柝为基础,想用指名问供求证的办法,抓住刘义元不放,现在,刘伯温的《烧饼歌》原文也出来了,必须一追到底,万万不可错过。
  刘义元实在想不通:刘伯温虽是姓刘的本家,但已经死了500多年了,还要造反革命舆论干什么?有人讲他前知500年,后知500年,难道他那时真的知道现在的共产党?他写的《烧饼歌》、《五公经》都是反党言论?我要是真的看得懂不早就把它烧了,还留着害人?
   小女儿被饿死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刘义元的岳父陈昌顺,是本队的生产队长,说“他与反革命分子陈有柱订立双保险,因此也是个反革命分子”,被抓起来送到县监狱里去了(关了一年就死了),刘义元自然也走火不脱。
  刘义元一入狱,家属便是成了反革命家属,抄家,一切财物,包括小儿的衣物在内,都在被抄之例,妻子陈冬青,时年22岁,被作为反革命家属挂黑牌、戴高帽、游团、批斗,被折腾得不像人样了,包袱沉重,生活极苦,身体虚弱,奶水全无,尚在月子里的小女儿又饿又哭像猫叫,老爷爷抱着哄着,暂暂声息全无,冬青感到意外,抱过来仔佃一看:孩子眼也闭了,脸也灰了,嘴也青了,呼吸停止了,她大喊一声,我的孩子,就晕死过去了。
  家里发生的一切,在县里坐牢的刘义元并不知道。他被关在县牢里,不知道为什么只被提审了一次,其余的时间就坐在地铺上不准动,你坐累了想起身走动走动,看守就会把你喊到牢门边,让你把一只手伸到门外,然后关门轧手,使劲压住,门越拉越紧,使你痛不欲生,刘义元呷了两次这样的亏,再也不敢以手试法了。尤其是冬天下雪结冰,牢房里冻得不得了,你想要活动活动身体,增加一点热量也不准,你要动,他就罚跪,一跪就是一整天,让你膝盖皮跪烂也不准起来。也不让你外出劳动,刘义元就是这样,一坐就是22个月,600多个日日夜夜,他进来时是个25岁的精壮劳动力,能吃能干,如此折磨久了,暂暂地经常胃痛拉黑屎,一天三两米都吃不完,人瘦得皮包骨头,一双膝盖骨一到阴雨天就痛彻骨髓,腰伸不直,腿张不开,头抬不起,身挪不动,比八十岁的老人还差,坐在牢里像死人一样,有关领导怕他死在牢房里,又定不了罪,只好让他回到生产队去监督劳动改造。从1969年8月被抓捕入狱,到1971年5月释放回家,什么文字依据也没有,拖着一幅病恹恹的行尸走肉的身体,还要顶着个“劳改释放犯”的罪名,在生产队遭受贫下中农的监督和改造。
  刘义元头发深,胡子长,人清瘦,衣衫破烂不堪,拄着一根棍子,慢慢挪到自家门口,比叫化子还叫化子,家里人都认不出来了,夫妻抱头痛哭,当他知道爱女不在了的消息后,立即坐地喊天,声泪俱下:“天啦!我前世造了什么孽呀?”老父赶紧把他从地上扶起来,安慰道:儿子,你回来了就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吩咐媳妇快去做饭。
   病魔缠身
  刘义元离家快两年了,今天算是大团圆,可是端着个碗,饭,硬是咽不下去,他说:一是气女,二是胃病。
  去医院一查,原来胃溃疡严重,必须住院动手术治疗。
  刘义元要求医生说:我家穷,没钱住院,动不起手术,请开点止痛药算了。
  医师劝说:你年轻,是家里的顶梁柱,主要劳动力,现在靠工分呷饭,你身体差,哪来的工分?收入低,呷饭靠什么?省小钱,呷大亏。治病拖不得,身体会拖垮。
  但是没钱也实在没有办法。刘义元在妻子和老父的百般呵护下又免强拖了一年多,后来病情越来越重,实在是拖不动了。
  一天晚上,他深情地对妻子冬青说:记得前年我俩结婚,你觉得找到了一个称心如意的丈夫,我也觉得找到了一个勤劳贤慧的妻子,一年多后,我们有了爱情的结晶——小女儿,家庭何等幸福,日子过得多么美好,谁知祸从天降,大难临头,我被打成“反革命”,坐了两年牢,孩子被折磨死了,我被搞成一身病,又无钱诊,只怕活不多久了,你跟着我受了多少苦,挨了多少累,受了多少罪,现在你又有身孕了,本来是件大喜事,要高兴才对,可是我犯愁了,硬是高兴不起来,我如今一身重病,要治吗?动手术要很多钱,钱从哪里来?不治吗?只有死路一条,如果我死了,你带着孩子,还有个老爸,生活怎么办?再者,我还顶着个“反革命”罪名,你就是“反革命家属”,孩子也是“黑五类”、“狗崽子”,是“小反革命”,长期受人欺侮、歧视,永无出头之日……。
  冬青再也听不下去了,打断了他的话,悄悄的问:你的意思是不是让我去做人流,把孩子打掉?
  “不,不是这个意思”,刘义元解释说:“我是想给你母子找条活路,找一个有前途的人家!”
  “啊!我明白了,你想嫁老婆是吧?”冬青哭了,一肚子委屈,越哭越伤心,边哭边埋怨:“你这个冒良心的,你遭了横祸,我有哪点对你不住?在家里坐月子,粗粗细细顶着干,从未好吃懒做,对爷老子更好更亲,女孩是缺奶饿死的,难道我偷野老公了?难道我偷了、抡了?在哪里做了见不得人的事了?你听到了什么闲话?…”她一边哭诉一边反问,一边捶胸顿足。
  刘义元怕委屈了妻子,只好打开窗子说亮话:冬青呀!我的病有多重你是知道的,我也不想死,只想把病诊好,可是缺钱是第一大难关,家里穷得叮当响,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想来想去,只有打你的主意,把你改嫁,才有可能弄一笔钱来为我治病,可是我又没有黑良心,嫁妻的话说不出口,因为我们是结发夫妻,一直感情很好,结婚几年来从未拌过嘴。你以为我狠心,其实我在想到这个主意时心在绞痛、流血,但除了这个绝招,又有什么办法呢?
  冬青不答话,越哭越伤心。义元替她揩干了眼泪,问:你是怎么想的?有不有更好的办法?
  冬青斩钉截铁地说:我不同意,我不能守倒老公嫁老公,我不能在你困难的时候离开你,生是你家人,死是你家鬼,要活一块活,要死一块死,况且我还怀了你的骨肉,是你家香火继承人,不行不行万不行。
  义元不好再开口了,只好慢慢想办法。
   卖 妻
  自上次谈话后,冬青更加体贴丈夫了,家里里里外外,不让义元插手,让他专心养病。义元则在深思熟虑,决定分两步走,第一步下定决心割断情义先离婚;第二步再为她物色一千合适的对象。
  主意已定,在一次参加完四类分子会后,乘机对妻子说:冬青,我俩离婚吧,我不能老让你背这个反革命家属的臭包袱,离了婚,你就可以和我这个反革命、牢改释放犯划清界线,你是贫下中农出身,就可以堂堂正正做人,大摇大摆走路,谁也不敢对你怎么样。
  冬青犹豫了一会,说:为了去掉你这块心病,我同意离婚,但有个条件,离婚后我仍住在家里,不能把我赶出去,因为我父亲是同案犯,死在牢房里,我是无路可走了。
  刘义元爽快地答应了她的要求,迅速去公社办理了离婚手续,从此开始在感情上惭惭疏远她,并到处寻找合适人选。
  找人,不能在本地找,最好去邻近的新宁县找,因为他们那里未抓黑杀队,也未听说把成批的农民打成反革命,虽然物资生活还不太富袼,但有安全感,关键要为人忠厚老实,靠得住。
  不久,天从人愿,功失不负有心人,果然在邻近的新宁县找到了一位大龄青年,身体健康,长相不错,心地善良,出身也好,因为家穷,一直找不到老婆,所以耽误到如今。
  现在,义元真的要动员妻子改嫁了,他说:冬青,你要把眼光放远一点,我的日子不多了,治不好病就只有死路一条,我死了还是个牢改释放犯,你父亲也被打成了反革命死在牢房里,无论你住在我家或住你娘家,不仅是反革命家属,还是个双料货,只有远走高飞,另找个如意郎君,才会有好日子过。再说你肚子里的孩子,他没有罪,如果在这里生下来,又是个黑五类要遭人歧视。
  刘义元擦了一把眼泪继续说:我昨夜得了一个梦,梦见我们的儿子和别人的儿子在一起玩耍,不知为什么忽然吵起来了,别人的儿子骂我们的儿子是反革命崽子,要砸死他,儿子哭哭啼啼的跑回来问我:你是反革命吗?你为什么要当反革命?我说:爸爸不是反革命,是冤枉的。父子抱头痛哭,有人骂我翻案,用索子把我父子双双捆起来,我从梦中惊醒,吓出一身冷汗。为了你自己的前途和我们未来的孩子着想,你必须忍痛割爱,决心改嫁。
  冬青这时越哭越凶,泪眼潺潺的象生离死别一样,对义元说:这是你的一片苦心,可是你的病这么重,爸爸又老了,身边没有个女人照顾,日子怎么过?
  义元说:你如果真的关爱我,你可向男方提一个条件,即要三到五佰元钱留给我治病,只要病治好了,一切失去的东西都可以挣回来。
  冬青无奈,只好免强同意对方上门相亲。当她仔细询问了对方的各种情况,目睹了他忠诚老实、身体健壮,确是把成家立业的好手后,只提了两条:一、她已有身孕,生下来带满周岁后让刘义元接回来;二、因欠账要500元还账。男方表示:第一条没问题,第二条,全部只有200元,多了拿不出。刘义元也知道钱是为难事,遵重他方意见,双方达成协议:交钱结婚,一切从简。
   治 病
  刘义元双手接过沉甸甸的大钱包,以为对方搞错了,区区200元,如何一包这么大,打开一看,原来都是一元两元的块票和角票,心血钱来之不易,他己经三月不知肉味了,想肉吃想得连口水都流出来了,手里捧着钱很想去买几两肉来尝尝鲜,可是一想,不行啊!这是卖妻治病救命的钱啊!于是弄了一个布袋,把那个沉甸甸的钱包装起来,一步一步的向区医院走去。
  医师检查,他的病很复杂,胃溃疡是主要的,动手术要500元,这个数对别人也许不足挂齿,而对刘义元来说则是天文数字,嫁两个老婆都不够,他要求,不动手术,打针呷药算了。
  住了20天院,病情有所好转,卖老婆的钱也花光了,只好回家,胃口好多了,不愁吃不进,只愁吃不饱,能吃就好。
  一天,    有人给刘义元送来一个好消息:冬青分娩了,是个男孩。刘义元马上向父亲报喜,父亲喜得不得了,连说:搭帮祖宗有缘,搭帮菩萨保佑……。
  左等右等,等到儿子周岁后的第三天,义元稍事收拾去接儿子,见了冬青,尴尬之余,双手合十,千感谢万感谢,说:一辈子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一切都在不言中。
  冬青一见义元,心酸之极,喜的是他身体比原来好多了,提到接儿子的事,冬青问他平反了没有?他说:没有。冬青说:你又没平反,接回去还是个反革命崽子,再说,儿子尚未断奶,你接回去如何带?刘义元无以回答。冬青说:是不是等断奶以后再说?刘义元只好如此照办,悻悻而归。
   寻 死
  刘义元空手回来,老父怀疑是否变了卦,他传达了冬青的意见,说:孩子尚未断奶,带回来怎么办?还有尚未平反的问题。儿子暂由他们带,我们也少操一份心。父亲想得更远:如果平不了反怎么办?孩子大了带不动怎么办?
  一连串的问题,刘义元越想越烦,包袱愈来愈重,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渐渐的旧病又复发了,而且比原先更严重,吃什么吐什么。这时年关渐近,队里搞年终决算,两父子劳动一年,仅得80元钱,还要扣除60元的杉树钱,仅余20元。本来自食堂下放后分了点自留山,原规定谁种谁收,各人栽树归各人,现在树长起来了,父亲怕死,又怕政策有变,便从自留山里砍了几蔸杉树回来做棺材,队上说:反革命家属没有砍树的权力,自己栽的,不批不斗,过年了,从宽处理,罚60元钱算了。
  刘义元不服气,砍自家山上的树为什么要罚款?找大队部评理,大队干部说:你是劳改释放犯,你父亲是反革命家属,没有享受社员待遇的资格。
  听了这个话,刘义元好比五雷轰顶,差点昏了过去,凭空扣上的反革命帽子,哪一天才得尽头?以前卖老婆治病想活下去,看如今,活着又有什么用?老婆改嫁了,儿子又抱不回来,治好的病又犯了,真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哪一天才会有出头之日?不如早死早超生!决心一下,即跑到供销社买了一并敌敌畏。
  年三十晚上,他把从队上分来的两斤腊肉洗尽、煮好、切碎,分成两大碗,一碗给父亲,一碗留给自己,说:爸爸,今天过大年,我娘死得早,父亲又作爹又作娘苦苦地把我养大,谁知儿子没有出息,被误栽冤枉当了反革命,坐了几年牢,身体搞垮了,孙女饿死了,老婆被卖了,孙子也接不回来,害得您老人家吃了一辈子苦,受了一辈子罪,实在是对不住,请原谅……。他满含热泪,实在说不下去了。
  父亲知道他心里苦,反复安慰他:管好自己的身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日子总会一天天好起来的。
  他就着昏暗的煤油灯,背着父亲将敌敌畏在自己那碗肉里倒了三分之一。老人问:哪来的农药味?他说:没有。端起碗就狼吞虎咽呷起来。老父知道他很久未吃肉了,饿得慌,劝他慢一点,别呷出毛病来,说:我反正呷不完,我这里还有。刘义元感到胃开始翻腾了,便对父亲说:爷老子,我快不行了,你要挺住好好过,不要为我伤心……。话未断音,哗的一声沤吐了起来,吃的东西全部吐出来了,喝口水,连水也吐出来了,翻肠刮肚,呕吐不止,弥漫了一屋子的农药味。父亲莫明其妙,以为是他胃不好,受不起油晕,扶他到床上休息。
  刘义元躺在床上,因疲劳过度而睡觉了,等他醒来时已是第二天响午了。他很纳闷,百思不得其解:是农药失效了?还是药量太少了?他走下床来,端起药并子就喝,硬是一口气把剩余的滴滴畏全部喝光。谁知药到肚子里翻江倒海一阵之后,又全部沤吐了出来。其怪,沤吐后,胃部反而轻松了许多。
  父亲看出了儿子是在寻短路,急得全身发战,不住的说:菩萨保佑,菩萨保佑。又说:傻儿子,新年大节,为什么寻短路?你甩手走了,我怎么办?我知道你心里苦,好死不如耐活着,你还年轻,没有过不去的坎,没有洗不白的冤。
   洗 雪
  一晃又过了五年,到1980年10月31日,邵阳县公安局发了个30号文件,《关于刘义元被拘留一案的复查结论》,称:刘义元,男,现年36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本县河伯公社五洞大队八生产队人,于1969年因参加陈良柱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案被拘留,1970年3月15日被捕,1971年5月28日释放。现经复查:刘参加该集团不于认定,拘捕不当,于以纠正,但抄写、传播反动《烧饼歌》、《五公经》是不对的。
  刘义元日夜盼望的平反书,盼了10年,终于盼来了,立即拿了这个文件去新宁县接孩子,这时的儿子已经七岁了,在读小学一年级,仅管妈妈再三介绍:这是你亲生的爸爸,喊爸爸呀!可是孩子怎么也不能接受这个陌生的爸爸,反说:我有爸爸(指继父),这个老头不认识,说罢就跑开了。冬青很同情刘义元,让他多住几天,交流、培养感情,谁知儿子大了,怎么也无法认同,强迫不行,硬带走他也会跑回来的。
  刘义元满怀希望而来,满腹失望而去。只好另找老婆,想重续香火。可是家里太穷,年轻的不肯来,拖儿带女的又养不起,年令大的没有生养又不想要,找来找去,找了个39岁的寡妇,生活了三、四年,连屁也未放一个,刘义元只怪自己八字差,认为是命中注定的。
  1985年县落实政策办公室又发来个24号文件,再次宣布平反,未留尾巴,还发了300元补助费。
  村里人议论:误栽冤枉几十年,挨了多少打和斗,坐了几年冤枉牢,弄了一身病,搞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300元赔偿费太少了。刘义元说:陈良柱一案,拘捕15人,死了6人,和他们比较,我还是强多了。
  他就是想念嫁出的老婆和儿子,儿子长得十分健壮,和自己青少年时一模一样,就是不认他这个亲生的爸爸,他曾反问刘义元:你为什么要把我娘卖了?我娘哪点对不住你?你对我又尽了多少做父亲的责任?刘义元被问得哑口无言,只好打落牙齿往肚里吞。
  后来老父也死了,自己身体也一天天差,人也一天天老了,分了两亩责任田也无能为力了,学青年人带着后讨的老婆南下打工,可是都嫌年龄太大,打工无人要,跑了几个城市,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回家又没有盘费,生活无着,租不起房,住不起家,只好流落街头,靠检破烂谋生。 




1968年的“ 八 。四 ”血 案

  ——邓保民杀了人,全家6口
  (包括7岁的小孩在内)被杀绝,
  该队共杀9人,是为“8。4”事件,
  成了全县“抓黑杀队”的导火线
  邓保民,男,1924年生,邵阳县黄塘公社蛇湾大队人,家庭成份地主,本人出身学生,解放初期参加工作,在县粮食局搞储运。
  他喜欢读书,特别爱读文艺书籍,对邓拓写的《燕山夜话》爱不释手,在闲谈时,很喜欢向同事们介绍书中的一些故事,如《一个鸡蛋的家当》就被他讲得滚瓜烂熟,文词并茂,有色有声,听他讲故事的人也越来越多。
  1966年,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揭狠批“三家村”。所谓“三家村”者,即原北京市市委副书记邓拓,副市长吴含,宣传部长廖沫沙,因为他们三人曾合作写了一些书,被批判得最历害的,一本叫《燕山夜话》,一本叫《三家村札记》,据说在这些书中隐藏着很多“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内容,故文革初期,即作为深揭狠批的重点对向之一。那时搞政治运动,总喜欢上挂下联,叫联系实际。各级领导为了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坚定,高举旗帜鲜明,在狠批“三家村”期间,便大抓阶级斗争,“抓小邓拓”、抓“黑鬼”、“抓右派”,抓一切“牛鬼蛇神”,闹得轰轰烈烈,人人自危,凡家庭出身不好者,和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便首当其冲,深受其害。
  邓保民家庭出身地主,又曾宣杨过《燕山夜话》,就成了货真价实的“小邓拓”,就成了枪打的出头鸟。大字报围攻、深揭狠批,斗垮批臭,当时的县粮食局领导,在“极左”路线的支配下,根据他家乡部份农民提出的“地主子弟当干部,贫下中农要受苦”的片面主张,将邓保民开除出革命阵营,遣送回老家——黄塘公社蛇湾大队当农民。
  邓保民离开了县机关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批批斗斗、推推搡嗓、颠颠倒倒、没完没了的是非之地,回到家里。他非常清楚自己既是地主成份,又是开除干部的双重政治压力。当时的文革运动,在农村还没有大的触及,周围环境还是清清静静、愉愉快快,他在农村小心一一,安分守己,服从分配,处处积极,干了一年多,轻松自如。因为他当时年龄还只有44岁,身强力壮,加上在机关有时下乡,也喜欢帮农民做这做那,所以对各项农活适应很快,时间不久便样样在行,与本队的青壮年劳动力比较也不相上下,几个月的功夫就评上了10分底分。他自己算账:在工作岗位上,月工资只有45元,老婆和4个儿女在生产队当“四属户”(即干部家属、军人家属、教师家属、工人家属的简称),只能呷队里的平均口粮,月投资30元,年成好,口粮还是紧巴巴的,投资后剩余15元,手头又非常拮据,自己对家里也难以照顾。现在回家了,没有工资了,但每月有300多分工,再搞点家庭副业,四个崽女中两个有底分,最小的孩子也有7岁可以放牛了,全年算总账,经济收入并不少,相反日子还好过些,全家人在一起都感到美满愉快。爱人唐桂姣生怕累坏了丈夫,总劝他少干些家务事,处处安慰他、体贴他、关心他、照顾他,与在机关里那些横眉怒目、唾沫四溅的“人吃人”场面,有如天壤之别。邓保民快乐地说:“你放心,我吃得消,过去我在粮食局工作了十多年,你在家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现在我回来了,要好好补偿补偿”。一席话说得老婆心里热呼呼的。接着他又站起来,双手抱拳,说:“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比工作时强远了”。他就是这样,夫妻恩恩爱爱,和儿子们有说有笑,真情地享受着天伦之乐。
  1968年秋,从东安县刮来了“黑杀风”,邻近的中和公社弄子口大队杀人了,“黑杀队”好比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搞越宽,消息流传飞快,煞时间乌云压顶,妖雾迷漫,到处议论纷纷,人心慌慌,出身不好的被吓得诚徨诚恐。
  7月下旬的一天上午,突然来了两个手持梭标、箩索的民兵,高声大叫:“邓保民,出来”。邓保民刚刚呷过早饭,忽听得这突如其来的历声高叫,一家人都被吓懵了,他走出房屋,看来势不对,问:“找我有什么事?我天天在队里出工,没干什么坏事呀”?民兵们拿出箩索,一边对邓保民实行五花大绑,一边说:“干什么坏事?你自己知道,跟我们到大队部去说清楚”。
  在大队部的一间房子里,端坐着两个大队干部,邓保民一进屋,审讯就开始了。一个大队干部说:邓保民,中和公社和平大队的莫采保供认你参加了“黑杀队”,你把你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参加“黑杀队”,你们的头头是谁?老老实实地交代清楚,党的政策你是知道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协从者不问,你愿意走哪条路?自己选择吧!
  邓保民听后十分气愤地说:讲我参加“黑杀队”,这完全是陷害,我并不知道有什么“黑杀队”,即便有“黑杀队”,我也不得参加,这点觉悟我还是有的,况且谁也没和我有仇有冤,我要黑杀谁?
  大队干部说:你不会参加“黑杀队”,我看你就具备了参加“黑杀队”的思想基础,论成份,你出身地主;论表现,你一贯思想反动,仇视社会主义,是政府把你开除回来的,你想隐瞒不交代是不行的。
  邓保民解释说:“我虽然出身地主,但我并不是地主分子,解放时我还是个青年学生,刚解放我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受了党十多年的教育,去年被开除回来也并不是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而是看错了书,说错了话,回来后大家都看到,我没有半点怨言,听从队上的安排指挥,天天出工,从未愉懒,我再愚蠢,也不会去参加反动组织”。
  审讯者说:“那么,莫采保在中和公社,离我们黄塘公社这么远,他为什么偏偏说你参加”?
  邓保民说:“我根本不认识莫采保,这完全是对我的陷害,请你们明察”。
  审讯者说:“人证俱在,还要我们明查,分明是你抗拒交代”。他立即想起了捆绑吊打的办法,说:“看来,不给点历害你是不会招认的,来人,用鞭子给我抽”!
  两旁侍候的民兵立即用棕箩索织成的粗鞭子,使劲的往邓保民被五花大绑的身体上毒打猛抽。当时正是7月底,气候炎热,邓保民只穿了一件白衬衣,抽一下,衣服上就是一道血印子。邓保民大喊冤枉。民兵们说他顽固,打耳光,揪耳朵,仍然不行,于是将他双手反绑起来吊在屋梁上,他仍不招认,有人就抱住他的身子往下吊,重量加大了,手臂受不了,两只吊在梁上的手臂好象从肩膀上撕烈似的疼痛难忍,实在受不了,他只好违心的大喊:“我…交,我…交…”。将他从梁上放下后,邓保民有气无力地说:“我…参…加…了…‘黑…杀…队’”…。
  审向者又问:“还有哪些人参加”?
  邓保民只是摇头,他想:我已经被人乱咬,命在旦夕,决不能再害别人,便回答说:“不晓得还有哪个参加”。
  有人立即大喊:“邓保民耍赖皮,不老实,再吊”。
  邓保民又一次被悬空吊起来,紧追硬逼。他忍住疼痛,咬紧牙关,嘴巴皮咬出血来,什么也不说,如此折腾了大半天,他硬是不开一口,不置一言,只好将他从梁枋上放下来,手镣脚铐,关到大队部去。第一次批斗就此结束。
  1968年8月4日,蛇湾大队决定第二次批斗邓保民,派民兵去监房提押人犯,这个民兵手拿一把明晃晃、亮铮铮的大马刀来到监押房,他把马刀斜靠在墙壁上,双手去帮邓保民开脚镣、手铐的锁。邓保民此时的心情十分沉重、紧张,他料定此次批斗,肯定会送他上西天,有去无回,因为当时到处大抓“黑杀队”,杀人的消息不绝于耳。而且此次挨批斗,很可能又跟上次一样要追查“黑杀队”,无中生有的事,又不能不讲良心,乱讲一气,交代不出,不是被打死,就会被丢到蛇湾水厍里去喂鱼,不如破罐子破摔,杀死一个够本,杀死两个赚一个,反正,死也要找个垫背的。决心一下,他就看准了民兵斜靠在墙壁上的那把马刀,等民兵刚把他脚镣、手铐打开的一刹那,他立即跨前一步,抡先夺过马刀,向民兵背上猛砍,民兵眼明身快,急忙朵闪,刀砍落空,邓保民杀人心虚,夺路而逃,跑到村外的水井边,碰上该队贫协主席邓成茂四岁的小儿子邓四清看别人在田里抓泥鳅,邓保民横下一条心,手起刀落,把邓四清的脖子砍去半边,血如泉涌,当即死亡。邻近的人们见状急喊:“邓保民杀人了”!“地主子弟造反了”!“黑杀队杀来了”!……,一时喊声惊天动地,此起彼伏,大家乱成一团,民兵们马上手提大刀、梭标、鸟铳、扁担、锄头,从四面八方追来,邓保民走投无路,跳到一条小溪涧里,谁知溪水太浅,淹人不死,他站立溪中,被团团围住,人越来越多,喊的喊,打的打,杀的杀,没多久,邓保民就被乱刀砍杀于溪内。
  此时,人们的余怒未尽,高声大喊:大家不要散伙,还要到邓保民家里去算帐,大家立即成群结队、气愤难平的向邓保民家里走去。
  邓保民的家离大队部较远,今天早晨,他的大女儿邓爱华和往日一样去大队部给爸爸送饭,在回家的路上听说今天要开斗争会斗她爸爸,便急忙跑回家告诉妈妈,爱人唐桂姣心情紧张,一边叫大女儿继续到会场听消息、看动静,一边揣测着斗争大会的结果,但又怕小儿出去多事、闯祸,只好忐忑不安地带着三个儿女在家里静候、等待。
  不久,大女儿爱华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了回来,泣不成声地、断断续续地对妈妈说:不…不…好…了,爸…爸爸…杀…杀…人…了!妈妈大吃一惊,说:不可能,他怎么会杀人?你是从哪里听来的?听清了没有?
  18岁的女儿说:是真的,他用刀把贫协主席的儿子砍死了,好多人都拿起扁担、梭标去追赶,只要追上,爸爸就活不成了,妈妈,我们怎么办?怎么办?赶快逃走吧!
  唐桂姣由惊诧转为平静,说:你爸爸闯大祸了,杀人是要偿命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只怕你爸爸的一条命还抵偿不了,我们全家都有危险,逃走!逃到哪里去?如何逃得脱,到处都在抓“黑杀队”,到处都有岗哨,走了抓回来处理更严重,现在唯一的办法是老老实实的坐在家里,等他们来了,我们母子全家,一齐拜跪在地,认罪、求情,看能否赦免!
  唐桂姣刚刚作好安排,那些追杀邓保民的大队人马就来了,有人高叫:邓保民的臭老婆滚出来!
  唐桂姣闻声,立即手牵着两儿两女走到屋前的禾场坪,战战惊惊地一字排开,勾头跪地,唐桂姣刚准备抬头、认罪、求饶,几只梭标便凶狠地向她的胸膛猛刺,话未出声,鲜血四溅,她立即倒卧在血泊之中。可怜的、逆来顺受、与世无争的苦命女人,就这样告别了人间,与丈夫一起走上了黄泉路,时年45岁。
  面对如此凶残狠毒的局面,孩子们被吓懵了。
  老大邓爱华毕竟年长儿岁,她硬着头皮,麻起胆子,流着热泪,匍伏在地,沉痛地对大家说:“爷爷、奶奶、叔叔、伯伯们,兄、弟、姐妹们,我爸爸杀了人,犯了死罪,他死有余辜,杀人偿命,现在我妈妈也死了,如果两条命赔偿还不够的话,我愿意把我也赔进去,弟弟、妹妹年龄还小,不懂事,请饶了他们吧,我给你们磕头啦”!
  看到这个杀人、流血的可怖场面,又听了小姑娘悲悲嘁嘁、动人心弦的苦求哀告,有人同情了,有人流泪了,有人后退了,有人却还在大喊大叫:杀了我们贫下中农子弟,十个地主崽崽也赔不起,对阶级敌人绝不能心慈手软。说罢,看着邓爱华匍伏在地现出的雪白颈项,举起马刀就砍,只听得咔嚓一声,可怜的与共和国同龄的18岁少女那长满秀发的头颅,只连着一点点皮肉未脱落下来,那股殷红的血柱刹时间喷出几尺远。
  这时,站在前面的那一双双仇视、凶残、傍徨的眼光,看着剩下的两男一女仍跪拜在地,脸色惨白,涕泗横流,全身抖动的象筛糠一样。要不要崭草除根?要不要全家诛灭?那些杀红了眼,杀热了手的民兵积极分子们,深感地主子弟留不得,留了后患无穷,立即向余下的三个手无寸铁的小朋友开刀,有的用马刀砍,有的用梭标捅,有的用扁担打,有的用石头砸,人群中有的啧啧,有的叹息,有的怒骂,一时间人声杂乱,飞血如雨,不少人身上都溅有他们的血点,不一会,三个小儿全淌在血泊之中,和他们的爸爸、妈妈、姐姐一起走了,走向那与世无争的天国去了,禾场坪中只剩下了五具抽搐、蠕动的尸体和那流淌不尽的鲜血,整个禾场坪都快被鲜血染红了。
  此时,还有细心的人在清点尸首:
  邓保民的“臭老婆 ” 唐桂姣 45岁 死了
   大女儿 邓爱华 18岁 死了
   小女儿 邓立华 9岁 死了
   大儿子 邓超雄 17岁 死了
   小儿子 邓少雄 7岁 死了
  “没有漏网的就好,只有一个最大的女儿远嫁东安去了,算了。大家可以放心了”。
  “大家都回去了,这些尸体怎么办”?邓保民的邻居又提出了一个问题。说::“他一家人都死光了,谁来给他们收尸”?
  有人说:到邓保民的自留地里挖个大坑埋了算了。
  又有人说:他一家死有余辜,谁愿意去给他挖坑、埋坟?
  邻居说:不埋也不行,俗谓“春三、夏一、秋半天”,过不得两天,这一片就会臭昏,谁还敢进这个村?况且,尸首摆在地上也吓人!
  有人又想出了一个主意,说:那边山上有个岩洞,从未有人下去过,不如把那些尸体丢到岩洞里,既不要挖坑,也不会吓人,更不会散臭。
  大家都认为这是个“聪明人”想出的好办法,便众人一齐动手,抬的抬,拖的拖,血淋淋的杀人现场才被打扫一光。
  该队在杀了邓保民一家后,又抓了一些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要杀。黄塘公社领导得信后,一面派人下队劝止,一面将杀人情况上报,要求采取紧急措施。后该队在公社干部的劝导和干预下,又追杀一人,自杀一人,共死九人,是称“八•四”事件,又叫“八•四”血案。
  县支左办负责人马上召开全县紧急电话会议,他在会上强调说:“阶级敌人杀了贫下中农,贫下中农起来杀死几个阶级敌人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要大惊小怪”。当时县、区、社都由武装部长掌权,他们手捧“尚方宝剑”,绿灯一开,“黑杀风”更加肆无忌惮,有恃无恐,席卷全县,只听一片杀人声,干部无所适从,群众舆论大哗,说:“杀猪要扯税票,杀牛要经批准,只有杀人和杀鸡一样,想杀就杀”。干部是:“背起包袱下乡,勾起脑壳走路,吊起脑壳呷饭,日夜提心吊胆”。资江河里漂浮的死尸象放排木一样,日夜漂流不息,河水腥臭,下游的邵阳市城区半个多月都不敢饮用河水,县区边沿的邻近各县,亦曾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如不是47军某部陶柏荣政委在塘田寺检查国防线路时发现问题严重,挺身而出,与该区靠边站的区委书记宁斌等搓商,立即召开区、社、队负责人紧急会议,大喊“杀人偿命”,才慢慢把“黑杀风”遏止下来,不知邵阳县及其邻近各地,又会乱杀成什么样子?又有多少人会死于非命?
  邓保民杀人偿命,罪有应得。其妻和二子二女,尤其是还只有9岁和7岁的两个幼儿,他们在土地改革18年后,和贫下中农又有何区别?是否也应属阶级敌人而被斩尽杀绝?时至40年后,在大力弘扬以人为本、以法治国的今天,难道还要与阶级敌人等同作冤死鬼吗?相信人们会有个恰如其份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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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年代回忆录——老虎坪记事
文革四十周年祭       特殊年代回忆录
        
老 虎 坪 纪 事

目      录

序 一…………………………………………… …………………… 钱锋 1      
序 二…………………………………………………………………宁同魁4
前 言………………………………………………………………………… 7

                  上篇 文革四十周年祭
抓黑杀队的来龙去脉……………………………………………………8
附录:
1、陶柏荣:杀人者偿命…………………·………………………15
2、宁 斌:塘田市抓“黑杀队”始末……………………………………16
3杀风中非正常死亡人员名单 …………………                    台风是 怎 样 刮 起 来 的……………………………………………… …19
如 此 清 理 阶 级 队 伍………………………………………………………26
骇人听闻的一打三反…………………………………………………29
附录:
4、一个学习班的40种刑罚……………………………………………… 33
荒唐愚蠢的教育革命………………………………………………           乱砍滥杀谁之过——请看C 政 委 支 左 记…………………………… …39
平反昭雪何其难——落 实 政 策 十 六 年…………………………………43

                 中篇 劫后余生

地下党何以成了叛徒集团
张必烈回忆原金称市地下党支部的悲惨遭遇…………………………………47
厄 运 难 逃
刘宗仁父亲历史有疑点,鞠躬尽瘁,株连一生……………………………51
为争婚姻自由
   因家庭出身不好,未婚先孕,唐传涛被戴帽双开,三亲毙命……………57
台 湾 特 务 案
   大哥在台教书,李筠被打成台湾特务,阴魂不散……………………… 61
死 里 逃 生 记
   王化沛在抓“黑杀队”中智斗脱险的故事…………………………………67
见义勇为有罪
朱德清举报黑杀风被打成反革命被四次判刑十七年……………………74
执法者无法自保
  区机关瘫痪,法官尹邦宋挺身而出,反说抡班夺权,体无完肤…………78
癫子的来历
   苏定中因“四清整谁”,“林语欠妥”坐黑牢………………………………81

捞稻草有何罪?
   石石民被迫“单杠跳舞”……………………………………………………88
从外地红卫兵来县串连说起
   张介山挨整受斗十七年……………………………………………………87
大辩血统   黑鬼不黑  
   彭洪潮被打成牛鬼蛇神的保护伞……………………………………… 92
议政也有罪
   张超关心国是被判刑五年………………………………………………… 99
苍天有眼
   杨才能回忆文革中刀光血影的岁月…………………………………… 100
纠左铸错
   杨荫甫传闻轶事……………………………………………………………106
亲共清共 义反音同
   孙凡甫黑锅背了三十年……………………………………………………107
求 实 反 左
   肖文泽难忘牛棚往事………………………………………………………
心直口快 政绩卓著
县太爷杨辉先当“走资派”,后成“落水狗”…………………………
阶级成分大升级
     柏玉楚负屈含冤十四载…………………………………………………126
帮党整风 为民请命
                 黄堃被打成极右分子………………………………………………… 131
留用人员入另册
                 曾国民一笑当“右派”………………………………………………138
   一件军大衣 半世受苦情
                 王甫的“特大粮食贪污案”暴光……………………………………142
   破镜难园
                马美贞、蒋楚志回汉联姻酿苦果…………………………144
   真正的共产党人
   李兴让:文革上书反极左,投江死谏;
落水获救后,定现行反革命,判刑二十年;
平反复职后又激流勇退,潜心数理簿记研究,
破五百年借贷之谜………………………………………149
   后 记…………………………………………………………………………158

                
下篇 特殊年代回忆录

作 者 自 叙:
特殊年代回忆录:
我这七十年
一、   祖父求嗣
二、   半岁失父
三、   投靠外婆
四、   乱世求学
五、   参加学潮
六、    喜迎解放
七、    在税务局
八、    骄傲自满
九、    内部肃反
十、    反资斗争
十一、          中右
十二、          大跃进背乌龟
十三、          大炼钢铁造假
十四、          人民公社当小脚女人
十五、          整风整社开溜
十六、          救灾扩大灾情
十七、          四清打鼎锅盖
十八、          采访新风 摄影获罪
十九、          参加省贫协盛会
二十、          文革中第一次打倒
二十一、 改造   平反
二十二、 调查县委一、二把手
二十三、 第二次打倒
二十四、 进五、七干校
二十五、 调查黑杀风
二十六、 第三次打倒
二十七、 老伴
二十八、 调离塘渡口
二十九、 履新
三十、          修志
三十一、 退休













民谚:
      
      塘渡口有个老虎坪
              老虎坪里虎成群
              老虎屁股摸不得
              张牙舞爪要吃人

               塘渡口有个老虎坪
               老虎坪里出能人
               能人踏平虎狼窝
               山青水秀万家春


            

注:中共邵阳县委所在地名叫老虎坪









      







都说
我们处于一个极其特殊的年代
        其实
        说特殊也不特殊
         因为
         历史的道路从来就是不平坦的
         只是表现的形式不同罢了
                 ——作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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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01-24
序 一          钱锋


不久前,重读老战友应山红主编的《雁阵惊寒》(湖南衡阳文化大革命史事)一书,书案上又摆放着陆 芒编著的(文革四十周年祭——特殊年代回忆录)《老虎坪纪事》文稿,主要写邵阳县“文化大革命”前后的人和事,读了这些文章,打破了离休后的平静心态,很自然地回想到那个疯狂的年代,心潮起伏,感慨万千.
    很高兴看到这样的作品问世.“文化大革命”可说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灾难,今天已是大多数人的共识。但是反映这方面的作品并不多,而且全面地写一个地区,一个县的作品更少.我国有识之士一直在大声疾呼,殷切期盼更多的人来写这一段历史,以教育子孙后代。文坛巨匠巴金在二十年前的《随感录》中写道:“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这十年惨痛教训……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建立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快土地上究生了什么事情。”我相信巴金老人的这个愿望一定会实现.这些著作的问世,就是在为文革博物馆添砖加瓦,必将在未来的展厅内占有一席之地.
文化大革命己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今天的青年对于那场浩劫的真实情况知之甚少,甚至难以置信.另一方面,由于自然规律的原因,经历那场运动,特别是受过迫害的人们,有的已经离开了人世,有的也即将离开人世,他们中极为宝贵的经历也随之或即将永远消失,现在是应该抢救的时候了,不然将是我们民族的巨大损失,为了使那场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不再在神卅大地重演,应该引起全社会的重视。
地处芙夷河畔的邵阳县,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这个县在十年“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数上千,批、斗、抓、捕人,抄家逾万,开除干部、教师、职工达1500多人。真是冤案累累,触目惊心。仅“抓黑杀队”一案,据《邵阳县志》记载:1968年7、8、9三个月,全县被杀死295人,被迫自杀277人,合计572人,其中国家干部55人,年龄最大的78岁,最小的4岁,还有204人被毒打致残。杀人手段之残暴,骇人听闻。地处下游河段的邵阳市的一些老人,谈及当年目睹日夜漂流而下的尸体,仍然为之色变,当时连河水不敢饮用者达半月之久。“黑杀风”初起时,这个县的当权者、支左办主要负责人,站在“造反有理”的“极左”立场上,竟认为是“群众已经发动起来”的标志,他说:“这是群众运动,死几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他要求干部“不要大惊小怪”,“不要泼冷水”。还不准执法部门干预。致使“黑杀风”迅速漫延,乱砍滥杀竟成了“革命行动”。幸亏路过此地检查国防施工的47军某部副政委陶柏荣,他看了滥杀无辜后挺身而出,大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大呼“杀人者偿命”。并向上级报告,乱杀人之风始告平息。其他诸如“刮台风”、“清队”、和“一打三反”等阶段性运动中,均与“抓黑杀队”一样.越搞越“左”,愈演愈烈,打击面也越来越宽,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斑斑伤痕,怨声载道。
邵阳县是全国“文化革命”的缩影,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然而却长期无人动笔。原因是“文革”中结出了“派性膨胀”的毒果。长期一派掌权。(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也是受害的一群。)从来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大联合”。在特殊情况下,一批“左得出奇”的人物应运而生,因所谓“紧跟”和“站队正确”而“以左发福”,“因左得官”,“靠左掌权”。要想自己纠正“极左”错误而改弦易辙,是需要勇气的,更何况还会触及他们中部份人的既得利益。因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拨乱返正”,大力平反冤假错案时,这里却障碍层层,阻力重重,出现了“文革”十年,落实政策却长达十六年的怪事。这些人希望这段“极左”的历史永远尘封。而那些熟知内幕、饱受迫害的人们,在洗掉身上的污水、医治好身、心的创伤后,只望劫后余生能平平安安,别无他求。看到那些紧跟“极左”,损人恶劣者,有的升官发财,有的抓权不放,风光依旧。自然心有余悸,宁愿缄口不语,不敢贸然动笔。本书作者陆芒,经历了该县“文革”的全过程。当年冒着危险保留了一批翔实资料,又得到了一批当事人提供的真实记录,查证了部分档案资料,在时过境迁后,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欣然命笔,汇编成书,公平、公正、真实、客观的将那段乱世怪象推向社会。这是一本可信可证的读物,能为今天的读者提供一点文革历史上的真情实景,增加一些感性知识。也可以澄清已被群众编成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其中一些不符实的讹误。他是一个勇者,也是一个智者,作了一桩善事。
《老虎坪纪事》不能单纯作为文艺书去欣赏,虽然作者文笔不俗,但终究不是专业作家,称不得上乘之作。同样,该书也不能作为故事书去看,因为故事情节允许虚构夸张。而这里面写的全是真人真事的真实记录。在健在者的身上,至今还可以看得到眼泪揩干后的笑容,听得到吐尽苦水后的清音,摸得到饱受血肉之苦的伤疤,感受得到他们心灵深处的伤痕。《纪事》更不是哲理书,作者没有去探索造成那场灾难的根源,只是把这束极为珍贵的史料,留给政治家、史学家、哲学家们去研究。在对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民在沉思,全世界关注中华民族的人们也在沉思。希望本书的读者,特别是年轻的朋友们,读后也掩卷沉思,让我们的伟大民族在沉思中觉醒,在沉思后奋进。
列宁说过:“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回顾文化革命,宪法不能保护国家主席,大批开国元勋被随意扣上叛徒、特务、土匪、军阀,内奸、外贼等帽子,身陷囹圄,身遭厄运,法律又怎能保护万千草民呢?权力具有强制性,也是一种支配力量,失去了制约,容易自我扩张,必然导致个人专断。权力失去监督,法律就形同虚设,人民赋予执政者的权力就有可能成为压迫人民的工具,公民的基本权利就得不到保障,这是“文化革命”留给我们万金难买的教训。要防止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灾难,就必须从党和国家制度上想办法,要发展健全民主和法制,铲除滋生个人迷信的土壤,制止权力的异化,这更显出我们国家在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大力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书中健在的主人公我大都认识,我想,他们一定会跳出个人恩怨,以平常心态来看待那段惨痛的历史,“文化革命”既然是一场浩劫,大家(包括我在内 )都是在劫难逃。既然是一场民族大灾难,就需要有人去承受痛苦。今天风雨过后,艳阳高照,我愿向你们唱一段刘伯承元帅写的《茅山战歌 》;“莫回顾你脚边的黑影,请抬头望明前面的朝霞,谁热爱自由,谁就应付出血的代价。”只要我国人民不再遭受类似的灾难,个人付出点代价也是对社会的贡献。革命狂涛起,沉浮岂由君,河清海宴日,沙尽始见金。能看到历史还给自己以清白,这是何等的幸福啊。至于那些冤魂艳魄,送去的是迟到的安息和祝愿。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恩格斯在1893年写给丹尼尔逊的信中有这样一句话:“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我们期盼,我们欢呼,让这种巨大的历史进步更快、更广泛、更深入地造福于中华大地。
在老虎坪,我亲身经历了这场劫难。受作者之托,为本书作序,虽力不从心,又感到责无旁贷,仅就本书价值作点评介,算是序吧!                


2004.5








作者系地下党湘中二支队成员,历任区委书记、县文教部长、法院院长、市粮食局调研员等职,离休后享受副厅级干部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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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宁同魁

陆芒同志编著的(文革四十周年祭——特殊年代回忆录)《老虎坪纪事》传到我手上时,已有老战友钱锋同志写了很能感人肺腑、发人深省的序言。可是,编著者嘱我读后也要写点什么。根据我与邵阳县的关糸,读后,禁不住感慨万千,心如潮涌,便欣然承诺。
在这部纪实性的作品里,真实地再现了该县在“文革”时期的“极左”分子和“四人邦”的追随者利用“抓黑鬼”、“刮台风”、“一打三反”、“抓黑杀队”和“清理阶级队伍”等一系列政治运动,恣意搞刑讯逼供,乱打乱杀,造成“人间地狱”,残酷迫害革命干部和无辜善良人民的场景;从而控诉了罪恶分子罄竹难书的凶残行径;鞭打了他们人性灭绝,人道沦丧、人格异化、人文下流的丑恶灵魂。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足以引起国际国内进步人士所共愤的历史惨剧。
这种惨绝人寰的悲剧,为什么会发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新中国的土地上呢?我以为应从以下方面去探讨:
一、长期以来的“极左”和“史无前例”的风暴,不恰当地否定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摧毁了几千年形成的道德观念,过分地宣扬阶级斗争与个人崇拜的迷信,因而造成一代人的痴迷与疯狂,使他们完全丧失了理智与法律的制约,任何蠢事、坏事、恶事和灭绝人性的事都干得出来就不足为怪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己作了正确的结论,这是造成邵阳县悲剧的主要根源。
二、当时的法制本来尚未健全,而维护治安和执法的权力机构如公安、检察、法院等又被强令瘫痪。更荒谬的是用所谓群众专政去行使镇压的权力。这样一来,任何法制都荡然无存。那些邪恶凶残之徒就可以为所欲为了。那时,国家的最神圣、最庄严的根本大法连国家主席的人身自由都无法保障,哪还能保障普通老百姓的生命安全呢?所以,法制的被破坏和执法机构的瘫痪,是造成乱打乱杀的根本原因。
三、在当时“无法无天”的极为混乱的情况下,唯一有权威的是军队“支左”的机关首长的思想、品德、智慧与政策水平和文明素质的状况。邵阳县的“乱打乱杀”之风为什么勃然而起,势不可遏,愈演愈烈呢?只要看一看该县当时那位支左首脑的德性和他的所说所行,就可以找到准确的答案。不防设想一下:如果当时县支左的首脑是陶柏荣那样的军队领导,那情况又会如何呢?是否可以这样认定:军队支左首脑的素质是该县滥杀无辜的悲剧产生的直接原因?
四、当时该地区的“黑色风暴”是从道县、东安等地席卷而来的,而以邵阳县为最烈,原因复杂。当这股飓风刮到邵阳县中和公社后,迅速向全县蔓延。本来已经趋于疯狂了的人们,就难免产生“风声鹤戾,草木皆兵”的惶恐与慌乱。恰在此时,被乱打乱杀的现场逼疯了的地主子弟邓宝民将贫协主席邓成茂四岁的孩子砍死“,乱杀”的山火就更加形成“燎原”之势了。因此,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外来“黑风”的影响起了点火的作用;而本地地主子弟的疯狂报复起了激风助燃的作用?
     这种乱打乱杀的惨剧,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呢?
     一个成熟的、进步的、文明的社会,应该具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三种社会素质和人文效应。而这三者是互为因果、互相促进、不可分离的。而政治文明的体现是德治与法治的和谐结合,最基本的要求是人民的生存、自由、民主、平等的权利得到保障。
邵阳县在“文革”中的乱打乱杀,残酷地、无法无天地剥夺了人的生存权利,严重地摧残了人的生命,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和人民正常的生活,严重地毁灭了许多家庭的幸福,严重地扰乱了社会的正常秩序,严重地毒化了人的灵魂和社会的人文教化,严重地损坏了共产党的光辉形象和政策威信,是对政治文明的无情践踏和任意污损,从而直接或间接地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蒙受不可估量的损失。文革以后,邵阳县生产的发展和人民文化、物质生活的改善,速度一直缓慢,与十年动乱时期的备受摧残是否相关呢?
然而,历史的惨剧已经酿成了,为今之计,究竟掩盖起来好还是揭露出来好呢?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我们党必须采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
但有人担心,说揭露“文革”的问题是什么“禁区”、“敏感”等等,还说什么揭露“文革”的伤疤会给党“抹黑”,会影响党的威信和正确的舆论导向。这该怎么回答呢?是不是一种误解,亦或是浅见。难道对党中央在若干历史问题的诀议中所作“灾难”、“浩劫”的结论还有什么怀疑的么?抑或对极左仍心存余悸!
数不尽的历史事实无可辩驳的证明:“极左”从来不代表党的正确路线,而乱打乱杀,则是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一贯深恶痛绝的。搞刑讯逼供、乱捉、乱打、乱杀的人是违纪、违法、犯罪的分子,他们怎么能代表共产党?怎么能用维护党的名义来掩盖他们的罪恶呢?杀人者自汉代《约法三章》后,历来都是要偿命的。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虽难以逐个追究,这已是过于宽容了。然而在事过三十多年后的今天,难道还不能出个集子,揭露他们的罪恶?要是再以什么“话题敏感、沉重”为借口拒不出书,而掩盖事实真相,又怎么慰藉当时含冤而死者的幽灵呢?更谈不上伸张天地间的正义了。
其次要认识陆 芒同志的《老虎坪纪事》,不仅揭露了极左分子、“四人邦”的追随者和违法犯罪分子的凶残、丑恶的嘴脸,而且颂扬了维护党的原则、见义勇为、挺身而出、制止乱打乱杀的解放军团政委陶柏荣和坚持为无辜受害者平反昭雪的各级领导;还赞扬了敢于反极左投江死谏的优秀共产党员李兴上,不畏强暴被四次判刑的广电工人朱德青,坚持真理、敢于面对刀光血影的优秀教师杨才能,被半身埋进土里仍不断口念《毛主席语录》、高喊站起死、竖起埋的转业军人蒋精明,被乱刀砍杀至死仍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农民干部易昌扬,不甘污辱、勇于维护女性尊严、大骂流氓而被惨杀的烈女吕小苏,等等等等。这些人是真正的反极左英雄,他们才能代表共产党的浩然正气。所以出版《老虎坪记事》是主持公道,伸张正义,颂我国威,扬我党魂,忠于历史的光明正大的举措,并不是为党摸黑,而是为党增光添彩。
同时《老虎坪纪事》给我们留下了“文革”时期那段悲惨历史的真实见证,让后世子孙对比今昔,更深刻的认识建国后三十年停滞不前和改革开放后二十年的突飞猛进的根本原因,从中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永远不走那条错误的老路。这也是大有功德的事。至于书中牵涉到一些派性斗争的是是非非,那只有靠实践来检验了。
因此我认定《老虎纪事》的出版,是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很有利于国家民族和党的事业的好事,特别是对政治文明的实现有借鉴、策励和促进的作用。所以我乐于把读后的沉思所得写下来,以为之序。

作者简介:湘中二支队成员,曾任邵阳县笫一任文教科长,县政府秘书,五五年后先后出任武冈师范、武冈五中、武冈二中校长,武冈县人大常委副主任,原邵阳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中共党委书记。八九年离休,现年八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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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离开邵阳县二十多年了,最近应老友之邀,旧地重游,抚今思昔,感慨万千。就县域建设而论,过去的断垣残壁,山野沟壑,变成了高楼大厦,街道纵横交错,房屋鳞次栉比,确系旧貌换新颜,到处莺歌燕舞,鸟语花香,实在无法辨认出旧时模样。
但老友重逢,叙旧是当然的话题,想共和国建立之初,县治搬迁至塘渡口老虎坪,小街小巷,走路头顶屋檐,行人诸多不便,为了工作需要,服从组识分配,竞竞业业,恪尽职守,三十年艰苦奋斗,汗也流了,血也流了,泪也流了,为县域建设做了自己应做的一切,大半辈子的心血都倾注在这块生我养我的土地之上,不讲丰功伟绩,硕果累累。只图青山更翠,绿水更秀,与全县人民同艰共苦,稳步小康,建设日新月异的美好家园。谁知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刮台风”、“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多如牛毛的政治运动,一个比一个左,一次比一次凶,尤其是六八年八月“抓黑杀队”更是抓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把我们献身家乡建设的雄心壮志,冲击得七零八落。现虽时过境迁,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所有的冤假错案,包括“抓黑杀队”在内,早己平反昭雪,沉冤告白,对那些穷凶极恶的杀人凶手,都按犯罪情节轻重,纯之以党纪国法,受害者所遭受的各项损失,都按照政府当时的财力所及,于以适当补偿。伤心的泪痕早干,惨痛的创伤己平,心灵深处的记忆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渐淡忘了。但每每提及辛酸往事,心头上又隐隐作痛,脑海中又浮想连翩:如若将个人当时当地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经历之惨状,秉笔直书,记录成篇,使当年残酷之史实得以保留于世上,不至随时代之烟云而泯灭,亦或成为茶余饭后之笑料,街谈巷议之话柄,使人能以管窥豹,滴水映日,折射出该历史时期的真实而有所借镜,有所启示,有所沉思,有所反省,有所促进,对进一步解放思想,发展经济,乃至人类社会,不无裨益。
想文化大革命,全国该然,为什么惨绝人寰的“黑杀风”继道县之后,能在该县猛刮劲吹?为什么有些号称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领导人对“子虚乌有”的“黑杀队”不仅不釜底抽薪,反而火上浇油,推波助浪,说什么“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关“红灯”,开“绿灯”,致使“水漫金山,生灵涂炭”?为什么广大人民群众对当时的残酷现实敢怒而不敢言,三十年后的今天仍谈虎色变,心存余悸?为什么少数人能趁火打劫,一手遮天,为所欲为?这究竟是为什么?记得1950年冬,土地改革之时,“黑杀风”曾在老邵阳县笫三区—今郦家坪一带发生过,死十人,伤数百人,县里曾采取果断措施,迅速处置,使土改顺利进行。毛主席对此曾做过明确批示,号召全党引以为戒。谁知十八年后,“黑杀风”又再次重演,死千人,伤数万人。惨痛的历史教训告诫人们:此类事件的代价实在是太大太大了。心灵深处的防范长城构筑得越高大、越厚实、越牢固越好。
文中所记,虽文字粗俗,韵味不足,但都是真人真事,虽然时间跨度太长,遗漏错讹、挂一漏万,在所难免,但仍然惊心动魄,可泣可叹。写作本意绝不是要追究任何人的社会和历史责任,也不是评判当事者的是是非非,而只是向感兴趣的人们提供一点沉思的史实和依据。
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废。鉴古知今,乃人生一大幸事。在风和日丽,阳光普照的今天,但愿以我拙笔所记述的这些所见所闻,能给人以痛定思痛的更多的沉思,起一点忆苦思甜的作用吧!                
作者 2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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