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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玉光:道县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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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县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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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967年8月~10月,湖南零陵地区道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和武装部负责人发动的“发动群众专政、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运动中,以“红联”派和农村基层组织掌握的民兵、积极分子和普通民众为主,在全县进行的大规模屠杀“阶级敌人”的惨案事件。又称道县大屠杀,道县非法杀人事件。

1967年2月以后,道县的群众组织围绕着“保石(秀华,道县原县委第一书记)反熊(炳恩,原县委书记处书记)” 还是“保熊反石”问题,形成“保熊反石”的“红联”派;和“保石反熊”的“革联”派。“革联”得到县城多数工人、学生和市民的支持,“红联”得到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和县人武部的支持,因此拥有现实当权者和几乎整个乡村政权的支持。熊炳恩在军管后出任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组长。

1967年中央文革“二•四”批示后,“湘江风雷”被打成“反动组织”。县人武部在镇压“湘江风雷”同时,对“革联”派以大力打压。“湘江风雷”在5月以后又重新复出,并与“革联”联合反熊。“革联”派在县城得到发展。

5月以后,两派不断发生武斗,6月以后,开始在县城和郊区进行派性武装割据。随即,双方的武斗规模不断扩大。在“你死我活”的武斗中,两派都在标榜本派的革命性,编排对方的罪名,以致其于死地,消灭对立派。

8月5日,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召开全县各区负责人参加的“全县抓革命促生产”紧急会议。熊炳恩在作会议总结时,列举了阶级斗争的种种表现。提出:对于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同志们一定要提高革命警惕,万万不可掉以轻心。我们要狠抓阶级斗争这个纲,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对于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要严厉打击;对于不服管制的四类分子,要组织群众批判斗争,发动群众专政;对罪大恶极的,要整理材料上报,依法惩办,狠狠打击。熊炳恩是要为在日益紧张的派性斗争中,找将对立派和“四类分子”一视同仁进行镇压的借口。

会议号召全县狠抓阶级斗争并严厉打击四类分子。 而各区、社负责人回去后很快就掀起了大屠杀高潮。

8月8日,道县“革联”冲击县武装部,砸烂了武器仓库的大门,抢夺了武装部的库存枪支弹药。第二天,又把武装部埋在地下和藏在天花板上的枪支弹药全部抢走。“八•八”抢枪后,“革联”用抢来的武器,迅速装备其武斗队伍。其势力在道县县城大张。

8月9日,“红联”召开骨干紧急会议,决定把“红联”总部由县城迁到郊外的营江公社,“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红联”的失势使得熊炳恩感到紧张。他提出“革联”的行动,是地富反坏右及“二十一种人”向新生革命政权的猖狂进攻。因此,要进行民主革命补课的杀人运动。

8月10日,熊在县委新楼召集“法院”头头开会,会上他说:“现在上面瘫痪了,我们不能耽误。杀人的问题是民主革命的补课。地富反坏右以及二十一种人现在都活动起来了,正在向新生的革命政权猖狂进攻,再迟疑我们共产党人就会像四十年前在武汉长沙那样被国民党反动派屠杀。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农村杀人,只要贫下中农讨论通过就可以了。”

会后,道县城镇居委会一夜之间准备好了两千条绳子。并把记录在案的二十一种人全部看管起来,只等攻下道县二中,就全部处决。

8月11日晚上,“红联”在清塘公社营乐园大队部召开各区武装部长会议。会议决定,第二天集中各区基干民兵(持枪民兵)攻打“革联”总部所在地道县二中。由六区(即清塘区)武装部长关有志等人组成前线指挥部,关有志任总指挥。后勤支援和情报工作由“红联”头头负责。会上强调,必须加强管制四类分子,建立巩固的“后方根据地”。

与此同时,县武装部长刘世斌、县委副书记熊炳恩召开全县各区、社“抓革命、促生产”小组组长电话会。熊炳恩布置了各区、社抓紧抢收中稻抢栽红薯任务之后,告诉大家:县武装部和县公安局的枪被抢了,阶级敌人要翻天了。他愤怒地敲着麦克风说∶“各地要发动群众采取果断措施,加强对阶级敌人的专政,要把民兵组织起来,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卫好‘双抢’。”从而确定了以“打击阶级敌人”为名,针对“革联”派和“四类分子”的镇压运动,在道县开始发动起一场大屠杀。

8月13日,“红联”进攻道县二中的“革联”总部的战斗失利,被打死2人,打伤多人。“红联”举行抬尸游行,高呼“血债要用血来还!”而“革联”派大有实力,手中有枪,占据了武装割据的地盘,又有造反派的名头,有力量击退“红联”派的进攻和屠杀。至于那些身份为“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的“阶级敌人”,在毫无反抗能力和可能的情况下,就不可避免地做了道县大屠杀的刀下之鬼。当日,熊炳恩对四马桥的王甫昌、一区的武装部长刘善厚、七区副区长宛礼甫,以及由县里派去大坪铺的张望耻和其他各区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负责人说:“告诉下边,一队可以先杀一两个。”

8月13日上午,寿雁公社召开各大队干部会议。公社文革主任兼公社 “红联”司令的徐善明,根据寿雁区“抓促”小组组长陈智希的指示,与公社武装干事何建锡私下交换意见,决定“搞掉”历史反革命分子、曾经当过军统特务的朱勉。会上,公社武装部长又在他的讲话中,重点点了朱勉的名,说他与“革联”有联系,搞反革命组织,要杀贫下中农等等。

当晚,寿雁公社下坝大队召集四类分子训话会,趁机找岔子将朱勉拖到山上,将朱勉打死。朱勉成为道县大屠杀第一个被害人。从此,道县大屠杀迅速发动和开展起来。

8月13日,祥霖铺区的宛礼甫在上渡公社召开杀人大会,杀掉了7人。紧接着,他又成立了一个百人杀人团,分赴各个公社和大队,组织更大规模的屠杀。被杀的有的是从床上拖起来的,有的是从田里叫上来的。从8月13日到8月底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据宛礼甫上报的杀人名单中,一共杀掉了一千多人。屠杀的方式骇人听闻:用自制的土枪崩、沉河、断头、截肢、开膛、腰斩、投窑火烧、集体爆炸,年轻的妇女则集体轮奸后杀害。据全道县统计,屠杀的方式共有一百零八种。

在四马桥区 “红联”副司令、杨家公社公社“红联”司令蒋文明的策划和指示下,8月15日晚上,杨家公社郑家大队民兵营长郑会久、党支部委员、联络员郑逢格主持召开召开四类分子(含子女)训话会。又以历史反革命郑元赞的老婆钟佩英串联一些地富子女去宁远参加了“湘江风雷”,要“组织反革命暴动”,“杀害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的罪名,杀害了钟佩英和她的两个儿子。

8月17日上午,蒋文明又主持召开了各大队支书、大队长、治保主任、民兵营长会议,再一次高度赞扬了郑家大队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散会后,各大队急起直追,很快就在合作、塘坪、早禾田、陈家、三角河等大队先后杀了31人。

钟佩英一家被灭门后,滥杀之风很快蔓延全县。据中共零陵地委处遗工作组的陈述∶杨家公社杀掉钟佩英母子三人后,消息很快传开。同时,全县普遍流传“四类分子要造反,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一扫光,中农杀一半,地富作骨干”。加之在这个时间里,有四个区搞出了七个反革命组织(假案),逼供出一个“纲领”,即“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气氛十分紧张。

在当时无政府主义泛滥,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从8月17日开始,清塘、清溪、梅花等区,先后召开社队干部会议,动员部署杀人。

在道县杀人事件中,区级范围内策划部署杀人的有六个区∶清塘区、祥林铺区、清溪区、蚣坝区、梅花区、寿雁区,占全县总区数的55%;公社一级范围内策划部署杀人的有16个公社,蚣坝公社、上关公社、富塘公社、杨家公社、柑子园公社、洪塘营公社、桥头公社、唐家公社……占全县公社总数的47%。

8月17日上午,清塘公社清塘大队俱乐部礼堂召开清塘区生产队以上干部紧急会议。会议由区武装部长、“红联”营江前线总指挥关有志主持。在会上,他强调:道县“革联”为了达到反革命政变的目的,八月八日抢了武装部的枪支,公开散发反革命传单,要血洗道县。8月13号又开枪打死我们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我们区也发现了“农民党”和“新民党”,八区伪县长郑元赞的小老婆为首组织“反共救国军”。现在公检法都瘫痪了,阶敌人如果拿刀杀我们,我们就要杀他们,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向与会者布置杀人任务,并要求成立“贫下中农最高法院”,行使生杀大权。

会后,久隹公社的公安特派员蒋白举,带领久隹与会人员约三四十人,冲到唐玉的家。众人扑上去,一阵乱棒将其打死,然后丢在禾坪边的水塘里。在这次会议结束后,久隹、新塘两个公社的5个大队迅速行动,行使起“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权力,4天内杀了13人。

凤成洞、中文洞大队杀了四十多人,当数字报给熊丙恩时,他顿时凶相毕露,厉声斥责道:“你们那里就那么清白?你们的阶级立场到那里去了?”于是,这些地区的干部为了保住自身的平安,只好回去补杀人课。

蚣坝区是道县杀人最多的区。8天时间共杀人1054人,全区50人中就杀了1人;占全县杀人总数的四分之一强。

8月22日,小甲公社召开了一百多人的“革命会”,各大队、生产队主要干部参加。公社武装部长廖龙九有感于已落后形势,号召“杀人要越快越好”。当晚,洞仂口大队即反馈信息,该大队计划杀5人。大队党支部已开会研究,同时打电话向公社请示,公社秘书杨庆基接到电话,当即答复可以。得到批准后,洞仂口大队民兵将这5名“四类分子”押到村囗,用鸟铳、锄头打死,丢进一眼废红薯窖中。

同日,蚣坝区主要负责人王盛光坐镇兴桥,下令民兵封锁所有道路渡囗,严查行人,不准放走一个“阶级敌人”;并于当晚召开宣判大会,叫民兵五花大绑了杨贵清,谎称要将杨押送道县公安局劳改。押到上关河边时,民兵杨飞吉按照指示,从背后一马刀将杨贵清砍死,抛尸潇水河中。

当晚,王盛光打电话给区武装部长兼区“红联”司令何昌学,要他以区委和区“红联”的名义打电话给小甲和蚣坝公社,指示每个大队选一两个“罪大恶极、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宰掉。何昌学于当晚和第二天把这个指示下达给了蚣坝和小甲两个公社。

紧接着,全区三个公社和几乎所有的大队都相继召开了杀人部署会。到8月30日,小甲公社的13个大队已有12个大队杀了人。但小甲大队行动不力,公社副书记杨盛芳和武装部长廖龙九几次向该大队负责人打招呼,进行教育,仍然不见成效。

8月30日,杨盛芳和杨盛芳和召开全公社总结表彰大会,表扬了洞仂口等几个“行动快、成果大”的大队,重点批评了小甲大队。会后,派出一个排的基干民兵,带着枪支、马刀、炸药,进驻小甲大队。当天,将12名地富分子及子女,用一根绳索捆起来,捆成一团,中间放上一大包开山放炮用的炸药,点燃导火索,将这12人坐“土飞机”炸死。

8月23日,柑子园公社成立了“贫下中农高级法院”,先后共开庭审讯了13人,其中8人被判死刑。公社武装部长敬反修、公社贫协副主席“贫下中农高级法院”院长梁域指示下,27日,艳旗大队杀7人,28日,红旗大队杀6人。

8月29日,柑子园公社召开各大队支书、贫协主席民兵营长等基层干部会议,传达解放军47军制止杀人的电报,强调不准再杀人,谁杀谁负责。但紧接着党委书记胡化维讲话,却表扬了那些杀人多、行动快的大队,点名批评了那些没杀人的大队。挨了批评的那些大队很不服气,散会后,东风、胜利等大队回去后就杀了15人。会后,梁域召集卫星大队的几个主要干部碰头决定,当晚杀掉了朱用进父子等4人。

8月26日,蚣坝公社河滩大队将各个生产队推出的21名青壮年“四类分子”五花大绑,由手持马刀、梭镖、鸟铳和锄头的民兵和积极分子押解至葫芦岩的洞囗,大队文革主任、“最高法院”负责人何兴盛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判这些人的死刑。他叫一个名字,牵一个到洞囗边,由负责行刑的民兵用马刀或梭镖、棍棒之类杀倒或打昏,丢下岩洞。有人被丢进洞里后,居然没有死,在里面拼命呼救。何兴盛在洞囗边窜来窜去,急得直跺脚。他叫民兵不停地往洞里扔石头,又叫人搬来成捆稻草,点燃扔下天坑去烧。最后,他还是不放心,又打发人跑回村里,拿来一大包炸药,挂上导火索,点燃丢进洞里。随着“轰隆”一声沉闷的巨响,葫芦岩岩洞内重归寂静。

随后,何兴盛回到大队部摇电话,向区里和公社汇报请示。得到区委主要负责人之一叶成虎“全部杀掉”,公社党委书记“一个个都给我搞掉!”的指示后,当晚,何兴盛指挥民兵,将31个人赶上一只业已准备好的大木船,每人身上吊上一块大石头,将船飞快地划到河的深处,然后,一个一个下馄饨一样丢进河中。

其中最大的74岁,最小的才56天。张秀华一家6口,丈夫、婆婆、3个儿子被杀。贫农光棍蒋癞子是杀人积极分子,在杀害她才56天的小儿子后,苦苦请求组织,得到允许, 强逼张秀华与他成亲。当晚,该大队成立了“财产清理小组”,对被害人家中财物进行分财。并从被杀人家中拖出几头肥猪杀了,又杀鸡宰鸭,在晒谷坪上召开庆功大会餐。

8月25日,油乡公社武装部李部长严厉批评跃进大队行动慢,拖了全公社的后腿。27日,跃进大队党支部书记何方前指挥各队干部、民兵和积极分子,召开大会,将全大队地富分子及子女64人,绑捆得结结实实,押往石头山水库。有两个地富分子年岁太大,走不动,要人拖,大大影响了队伍前进的速度。押到何家河边时,几个民兵拖得不耐烦了,请示何支书后,用鸟铳将那两个老的打死,扔进河里。到达石头山水库后,因陋就简地开了个群众大会.大队贫协主席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布了何光美、左南方等62人的死刑。然后验明正身,分别推下三囗窖内。又将稻草浇上煤油点燃,投入窖里,熏后,掩土活埋。成为全县杀人最多的大队。

在道县大屠杀中,被杀的人大多是满门抄斩,有的大队甚至株连族人。8月24日,杨家公社金狮庵大队以刘代修为首的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杀了李念德家4口;就在47军6950部队进驻道县制止杀人后,8月29日,刘代修对抗禁令,又杀害了他家9囗人。李念德一家14口,只剩下他自己逃脱性命。

大坪岭公社土地塘村蒋汉正全家和同村几十人,被杀人团的凶手作为反革命一齐赶下岩洞,摔得半死,然后活活饿死闷死在岩洞里,据该村的老百姓说,凄厉惨烈的哭叫声持续达两天两夜,令人闻之丧胆。洪塘营公社的杀人团,把两百多名反革命绑到附近的矿坑旁边,杀人团的李波清等先用枪打,然后不管死活,一律推下矿坑活埋。

桥头乡桥头村右派周文楝及妻子陈莲娥、子周辉在杉木岭出工时,被生产队长指挥青壮劳力,推进一囗多年不用的废窖里。那些人搬出早已藏在松树林子里的两捆干稻草,点燃塞进地窖。见里面喊得凄惨,又在窖囗压了许多松枝堵住烟子。三条命一下子就了结了。随即,生产队长又派人到周家,将其两个孩子抓到杉木岭。周队长接过两岁大的小弟,丢进炙热的烟草灰窖里。周大妹吓得嚎啕大哭,周队长毫不手软,抓住她推下去。因用力过猛,周大妹被推过了窖囗;周又追上去揪住她,如此几番才将8岁大的小姑娘推下火窖,活活烧死。

8月26日,横岭公社小路窝大队支书唐兴浩和民兵营长蒋文指挥民兵和积极分子,将蒋汉镇及妻子周军阳等15个地富及子女五花大绑,押至大队部仓库边的禾坪。唐兴浩因借了蒋汉镇100元钱一直不还,遂起杀人灭门之心,吩咐人到蒋家捉来他的三个崽女,一起押至枫木山的天坑边,唐兴浩下令停下。他跳上一块石头宣布∶“现在,我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布你们的死刑!”许多被捆着的人,顿时就瘫倒了。月亮这会出来了,惨白惨白的。民兵们围上来,用鸟铳、梭镖对着我们。唐兴浩站在高处点名,点到谁,谁就被拖到不远处的天坑边去处决,然后推下天坑。周军阳被推下天坑后苏醒过来,7天后被人救起,但她一家5口已死于天坑。

1985年,唐兴浩被开除党籍,在处遗工作组的追问下,他才托人将那100元还给周军阳。

杀人凶手们不但杀父奸女、杀夫霸妻,还对受害人妻女进行集体轮奸。8月26日晚,田广洞大队贫协主席陈登义指挥民兵,在大队部打死陈高肖和另外两个地富子弟,用马刀砍下来3人脑袋,以示其革命坚决。

陈高肖妻子吓得逃回娘家,大队民兵营长义正希闻讯带着民兵追到朱家湾,又把她押回了大队部。陈高友决定让参加屠杀的人“开大锅饭”。他解释是:“朱家湾、倒水洞一带,地主婆都给贫下中农开了大锅饭,我们这里为什么就不开呢?”“杀都杀得,哪里还有搞不得的道理。”陈锡位招呼民兵们,“大家吃饱些,攒足精神开大锅饭啦。” 陈登义率11位民兵在大队部里吃饱喝足了,就把陈高肖的妻子拖了出来,对她进行了集体轮奸。还从女人的衣袋里掏走了20元钱和4丈布票。次日,他们将气息奄奄的女人抬到老单身陈高月家,强迫她嫁给这个贫下中农。当晚,她又饱受陈高月的蹂躏。女人恢复神智后,乘人不备,逃回了娘家。后来,腹中胎儿早产,产后十天死亡。

杀人凶手不仅是为了执行任务,还为了从中获取报酬。在大屠杀风潮中,当时的“行情”是:每杀一人,报酬一般是二、三元或10斤谷不等,酬金由大队或公社开支。

在杀人的高峰期,零陵军分区曾将道县杀人的情况上报,湖南驻军47军转发了这份电报。电报称∶各方反映和部份查证,道县近来四类分子活动嚣张,散发反动传单,凶杀贫下中农,进行反攻倒算,组织反革命组织,阴谋暴动。在县武装部和公安机关瘫痪的情况下,广大贫下中农惟恐四类分子翻天,有的主张采取行动。各地从七月以来,特别是从八月二十二日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他们用鸟铳、锄头、扁担等,共杀死四类分子(包括少数四类分子子女)207人,其他县区也有类似情况。我们认为,对杀人凶手和四类分子中作恶多端、活动嚣张、企图翻天的可以依法惩罚外,四类分子不宜滥杀,四类分子子女不应视为四类分子,必须按照政策团结教育,不能混淆专政对象和非专政对象的界限。这样才便于争取四类分子,如杨家公社与宁远交界处有77个四类分子(包括少数子女)因怕杀或企图暴乱,外逃集结上山顽抗……

8月27日,解放军6950部队一个连队进驻道县“支左”,做两派组织的团结工作。

道县杀人的消息传到长沙,当时的省革委会筹备委员会同支左的47军派出刘兆丰副参谋长于8月30日,赶赴道县,召开各区各公社干部会议,宣布命令停止杀人,敦促他们立即赶回去制止屠杀。熊丙恩在散会之后示意这些干部故意在路上拖延时间,有的甚至在路上打电话通知刽子手抓紧时间,在一天内把该杀的人杀光。

祥林铺区区长袁礼甫得知要停止杀人的消息后,立刻召开会议,谋划、布置祥林铺区立刻召开会议,谋划、布置祥林铺区来个“大扫除”!祥林铺区的基干民兵被紧急集合起来,召开杀人誓师大会。会上,袁区长作总结发言∶“这次任务光荣又艰巨,我相信同志们一定能圆满地完成……三天后,上来会师,我们等待同志们胜利的消息!”

会后,杀猪劳军。在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中,袁礼甫带领几名区社干部为120名雄赳赳、气昂昂的民兵送行。三天后,这120名民兵,遵照指示,准时回到了区指挥部汇报战果∶三天内共杀569人。

8月30日,“红联”和“革联”又在县城南发生大规模武斗。“红联”方面指挥失当,被“革联”打死2人,打伤7人,俘虏360余人,被缴枪支120余条,梭镖、大刀、棍棒丢弃无数。并开枪打死支左部队指导员郭学高。“红联”总指挥部再次迁往清塘区。9月23日,两派又发生武斗,当场打死若干人,打伤数人,进一步导致城乡混乱。武斗的加剧,使已趋缓和的道县农村杀人有所激化。8月30日,“红联”召开400人的追悼会。清塘区武装部长关有志、“红联”前线指挥部头头贺霞等人在会上声称,“四类分子胆敢翻天,就斩草出根!”

9月1日清晨,47军军用飞机在道县上空撒下制止杀人的传单。9月2日,飞机又撒传单一次。传单上以醒目的大字印着∶“禁止杀人!”“杀人犯法!”“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群众斗群众!”6950部队也分散到农村,开始了艰难的制止杀人的宣传工作。

9月23日,“革联”将冲入二中的“红联”打死12人,打伤多人。这无疑又激起了“红联”派的愤怒,将仇恨再次转移到农村那些无辜的弱者身上。这也使得部队制止杀人的工作更加困难。

9月15日、22日,6900部队两次向广州军区和中共中央、国务院报告,提出制止杀人的措施。9月22日,经中央批复,6900部队和湖南省革筹小组向零陵军分区发出电报:“要采取措施坚决制止杀人,对组织杀人头头要严加追查,对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必须坚决取缔”,发出严禁打砸抢抄杀的通告,并用飞机将电报和通告在道县撒播。

9月27日,47军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就以上事件联合发出紧急通告,称∶最近道县、江华、江永、东安、南山等县的一些地方不断发生杀人、破坏通讯和交通运输的现行反革命事件。为了……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特就上述事件,发出以下通告∶一、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坚决制止任何杀人、破坏通讯和交通运输的事件发生。二、目前道县、江华、江永、东安、南山、零陵等县农村成立所谓“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是非法的,必须坚决取缔。对少数杀人坏头头及主谋者,要严加追查,依法惩办。三、对各县保守组织手中的武器,必须迅速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共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命令,立即全部收回上交当地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所属部队。在保守组织手中的武器收缴以后,掌握在革命造反组织手中的武器亦应封存上交。四、……凡被迫离开本单位的 群众、干部一律保证返回原单位参加斗批改,不准以任何借囗对其进行围攻,殴斗甚至杀害。对于沿途所设的关卡,要立即撤消,并严禁拦路搜身,保证行人安全和邮电、交通运输畅通。(此公告可在各公社、大队、生产队张贴)
与此同时,6900部队增派6950部队、6952部队进驻全区各县。直到10月17日,道县非法杀人之风才停止下来。至10月25日,零陵地区杀人风潮被制止。

据零陵地区“处遗”材料称:以道县为中心的非法杀人事件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全区11个县都程度不同地发生了非法杀人事件,造成大批人员死亡、伤残。特别是道县,全县11个区、1个镇、36个公社都发生了非法杀人事件。被杀的人大部分是当时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非法杀人期间,有一批被占用、变卖或损坏,一批生活用具被查抄。一部分因怕被杀而外逃。

这次严重事件,政治上造成了极坏影响,尤其给遗属造成了极重的伤痕,经济上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据零陵地区在“处遗”中查明: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队,2778户,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逼迫自杀326人。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全地区其余10个县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杀了人。全地区(含道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逼迫自杀1397人;另外,致伤致残2146人。死亡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份划分∶四类分子3576人,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贫下中农1049人(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其他成份411人。其中未成年人826人。

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与杀人事件有直接牵连的有14,000多人) 。

杀人手段总计108中,可基本归纳为10大项∶1、枪杀(含步枪、猎枪、鸟铳、三眼炮等)。2、刀杀(含马刀、大刀、柴刀、梭镖等)。3、沉水(沉潭和沉河,沉河又称“放排”)。4、炸死(又称“坐土飞机”)。5、丢岩洞(一般都辅以刀杀)。6、活埋(基本上是埋在废窖里,故又称“下窖”)。7、棍棒打死(含锄头、铁耙、扁担等)。8、绳勒(含勒死和吊死)。9、火烧(含熏死)。还有许多妇女被奸杀,孩子被活活摔死。

杀人团不但杀本地人,外地人也不能幸免。出差的、探亲访友的、做生意的,都一一盘问。查出身、查观点(是湘江风雷派还是红高司派)、查组织、查到道县来的目的,查探访什么人。查出嫌疑,不问青红皂白,交由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登记注册,拉出去就枪毙了。谓之格杀勿论。这些被杀的外地人就达七百多人。

当时对道县惨案进行过三次统计。第一次统计,共杀4500人;第二次统计,共杀6500人。第三次调查是由47军刘副参谋长负责,由原检察院检察长阎维胜任组长。调查结果显示,确切数字是两万人,包括本地和外地立案注册的人和本地和外地失踪的人。这最后一次调查因为是由军队的代表负责,同时还有原来就反对杀人的阎维胜等人参与,应该是比较接近事实的。


就在道县大屠杀接近尾声之时,道县的有良知者阎维胜、周志清、蒋良信、何适、王恩昌、周家丰、周贤维、刘香喜等8人,冒着生命危险,走访了一百多名当事人和目击者,走遍了道县的村村落落,含着热泪听那些孤儿寡母叙述他们亲人惨遭杀害的经过。最后写出了道县屠杀经过大事纪三百多页,记录了有名有姓的六千多名死者的全部材料。前后半年,用多种方式向湖南省委和党中央汇报,控诉熊丙恩等杀人魔鬼的罪行。

中央着令湖南省委调查上报,湖南省委又批转零陵地区,零陵地区又批转道县县委。材料就象一个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最后又回到了被告熊丙恩手上。熊丙恩和道县县委向零陵地区报告:死人是实,是两派群众组织武斗时被打死的。零陵转报省委,省委再转报中央,皮球按照原来的路线又转了一圈。一个圈的时间是整整一年。

而8名上书者则遭到程度不同的残酷迫害:阎维胜,因为姓阎,又是北方人,被扣了一顶阎西山特务的帽子,关押了一年,在监狱里受尽了毒打和折磨。周贤维、周家丰两人,曾任大屠杀专案调查组副组长,被长期关在牢里,先后受迫害死去。蒋良信,则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刑劳改10年。刘香喜,被判死刑,后改为20年徒刑,在牢中被打得死去活来。

前面几位,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先后获得平反,但刘香喜至今没有得到平反。历史应永志他们的英名。

1968~1974年,道县对群众反映强烈的121中挟嫌报复和强奸、轮奸后杀人的罪犯判处了有期徒刑。

1980年12月22日。胡耀邦视察湖南,专程去零陵,听取了道县杀人的情况,明确指示∶“对没有处理完的要处理完,主要是对受害者要安置好。”1982年春,时任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回故乡时,也曾对道县杀人事件作了明确指示∶“要严查惩办。”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按中共湖南省委处理道县“文革”杀人问题的指示精神,做了大量工作,政治上为被 害人平了反,经济上为遗属解决了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

从1984年6月~1988年底,零陵地委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基本方针和和中共湖南省委1985年12号文件(《关于道县“文化大革命”中杀人问题处理意见的批复》)提出的指导思想、政策和原则,对“文革”杀人事件的遗留问题进行了相应处理。一是广泛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和法纪教育,清除“左”的思想影响。二是由下而上,逐人、队、由公社到县,全面进行清查,彻底查清杀人事件的来龙去脉,核实情况。三是清理、清退财产,按统一标准逐户做好善后安置工作。四是对在“文革”中非法杀人犯罪和犯错误的人,在落实材料的基础上,按中共湖南省委1985年12号文件提出的原则和实事求是、宽严适度、处理适当的要求,作出了如下处理:清理、清退财产,安置与抚恤遗属。凡死者,每人按150元标准发给遗属。对罪犯,全区判刑的201人,其中死刑13人,1952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资料来源:零陵地区“处遗”材料;《零陵地区志》;章成:《公元一九六七年夏末秋初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纪实》;林可:《都庞岭下 旷世奇冤》)

(巩玉光)
选自:余习广主编"战乱中华:文革重大武斗血案集".湖南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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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县惨案之杀朱勉事件

    这是1967年8月13日,在湖南零陵地区道县寿雁区寿雁公社下坝大队发生的第一起杀人事件,从而拉开了道县大屠杀风暴的序幕。

    1967年8月8日和9日,在武斗中处于劣势的道县“革联”连续两次抢夺了线武装部的枪支弹药。8月11日,在道县武装部长刘世斌、原县委副书记熊炳恩召开的全县各区、社“抓革命、促生产”小组组长电话会上,熊炳恩强调县武装部和县公安局的枪被抢了,阶级敌人要翻天了。他提出:“各地要发动群众采取果断措施,加强对阶级敌人的专政,要把民兵组织起来,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卫好‘双抢’。”从而确定了以“打击阶级敌人”为名,针对“革联”派和“四类分子”的镇压运动。

   8月12日,道县寿雁区“抓革命、促生产”小组组长陈智希在区干部会上,传达了县里的会议精神,并谈了本区的敌情。他说∶“同志们,我们区的阶级斗争厉害得很呀!牛路囗方向有敌人的电台活动,团结大队地主分子造谣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党员要退党,民兵不敢背枪了;下坝大队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朱勉搞反革命组织……”(据“处遗工作组”调查,全部不是事实。陈智希早已病死,他是如何获得这些情报的,已无从得知了)。

   会后,他向区长李来文建议∶“朱勉不老实,要交群众捆起批斗,杀杀他的嚣张气焰。”得到李来文赞成。

    下坝大队的朱勉,是“现行管制”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曾经当过军统特务。他出身下中农,光棍一条,坐了12年大牢放回来后,仍然很不安分。陈智希是寿雁区长期从事治安工作的区公安助理员,对他印象不好,因此决定拿他开刀。

  8月11日,陈智希对寿雁公社妇女主任朱清华说∶“你回去给胖子(指下坝大队支部书记朱隹川)说一下,是不是把朱勉搞掉算了。”朱清华找到朱隹川,传达了陈智希的指示。朱隹川一时拿不定主意,当晚召集会议进行研究。十来个干部挤在下坝大队打米厂的机房里开会讨论杀朱勉。有人提出置疑∶“杀一头猪也要批张条子,搞掉一个人,就凭一个囗信妥不妥当?”研究到半夜也没个结果。

   8月13日上午,寿雁公社召开各大队干部会议。会前,公社文革主任兼公社 “红联”司令的徐善明,根据陈智希的指示,与公社武装干事何建锡私下交换了意见。何建锡说∶“光是喊囗号,不来点真的,怕是越抓越没人听了。”徐善明深有体会地点头∶“关键是拿谁开刀的问题。区里陈部长说,下坝大队朱勉到闹子(墟集)上来开了几次秘密会,几次拿刀要杀大队干部,是不是请你和胖子商量一下,趁这个乱的机会,把他搞掉算了。”何建锡当即表示∶“搞掉就搞掉吧!”

   会前,何建锡指示参加会议的朱隹川∶赶快回去搞掉朱勉,越快越好!会上,公社武装部长又在他的讲话中,重点点了朱勉的名,说他与“革联”有联系,搞反革命组织,要杀贫下中农等等。陈智希在会上煽动说∶“‘革联’要杀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干部,你们还不行动起来,还睡着不醒?”

    在回下坝的路上,下坝大队支书朱隹川和其他四位干部议论后,议定了一个方案∶晚上,召开两个会,一是大小队干部、党员和贫下中农代表会,传达区、社指示;二是四类分子训话会,趁机找岔子将朱勉拖到外面山上搞掉。这样一是可以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二是可以稳住朱勉和别的四类分子,保证不出问题。

   在四类分子训话会上,十来个四类分子(包括子女)成一排靠墙站着。马灯昏暗。朱勉没有家小,早早地吃完晚饭就来了。他随随便便站着,不像别的人那样诚惶诚恐。他读过很多书,恪守“可杀不可辱”的信条。治保主任念过最高指示后,开始训话。朱勉斜眼瞧着,很不以为然。陈甫厉声喝道∶“朱勉,你为什么赶闹子(赶墟)不请假?”朱勉满不在乎地说∶“我又没干什么坏事,请什么假?”这时候,有人喊到∶“朱勉不老实,怎么办?”众人一声吼∶“捆起来!”事先布置好的民兵和积极分子一拥而上,将他捆绑起来。

   据章成在《公元一九六七年夏末秋初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纪实》中报道的他的调查材料:拖着朱勉出门的时候,他还不晓得是要搞掉他。他讲,去就去,到哪里不是一样劳改。走到半路上的一个三岔路囗,一边去公社农业中学,当时关了许多人在那里劳改;一边是上山的小路。人们就把他往山上推。朱勉这才知道大事不好,赖在地上不肯走了。不知是谁踢了他一脚,朱勉刚喊了一声“哎哟”,大家就拳脚打鼓一样擂了下去。朱勉连哼都没哼一声,就断气了。

   朱勉之死,是为道县大屠杀的第一个死难者,拉开了道县大屠杀风暴的序幕。

(资料来源:零陵地区“处遗”材料;章成:《公元一九六七年夏末秋初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纪实》)
                                                                    
              (巩玉光)

  选自:余习广主编"战乱中华:文革重大武斗血案集".湖南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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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县钟佩英家灭门惨案


      这是1967年8月15日,在湖南零陵地区道县四马桥区杨家公社郑家大队发生的对钟佩英一家灭门屠杀事件。该惨案对道县大屠杀风暴产生了很大影响。

      1967年8月11日,全县各区、社“抓革命、促生产”小组组长电话会上,县“抓促领导小组”组长熊炳恩布置在全县开展“打击阶级敌人”、“镇压四类分子”的运动后,四马桥区也召开会议,传达“八"一一” 电话会精神。8月12日,杨家公社开会讨论和“落实县上和区上领导的指示”。

       8月12日晚,区“红联”副司令和公社“红联”司令蒋文明,在杨家公社周塘管大队的红东庙内召集各大队负责人会议,传达县、区两级的“战备方案”。

      他对与会者指示∶“第一,从现在起,各大队要组织人站岗放哨;第二,要采取得力措施防止’革联’下乡串联;第三,要发动贫下中农管好四类分子;第四,四类分子如果乱说乱动,要搞暴动,各大队要联合起来,采取断然措施。”在会议讨论时,郑家大队党支部委员、联络员郑逢格发言,他说∶“我们大队地富活动很猖狂,已经组织起来开了几次秘密会了。历史反革命郑元赞的老婆钟佩英串联一些地富子女去宁远参加了‘湘江风雷’,已经领了两个月工资了;还准备领枪回来,跟贫下中农作对。地主崽子郑生尧已经在支书郑逢蛟门囗睡了好几晚了;郑支书害怕被杀,已经躲起来了。”最后,他忧心如焚地说,“阶级敌人这样猖狂,我们贫下中农不知哪一天会死在他们手里。”

     周塘管大队支部书记听到这里,焦急万分地说∶“吃亏了,我们已经落到敌人后面了!”前进大队支书接着感叹道∶“阶级敌人这么猖狂,毛主席他老人家怎么不开囗呢?”

       蒋文明带领大家学习了一段“红宝书”上的最高指示∶“蒋介石对人民是寸土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现在蒋介石已经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他接着语重心长地说∶“革命的同志们,其实毛主席早已开囗了,只是你们不理解呀!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组织群众干!”

       郑家大队民兵营长郑会久问∶“像钟佩英这号人,怎么搞?”蒋文明毫不含糊地回答∶“她什么时候起来暴动,就什么时候搞掉她!”

      接着,会议确定了公社的总联络员,议定了各大队的联络暗号;同时策划了杀害钟佩英的具体方案。有人提出派人将钟佩英偷偷地搞掉,或趁钟佩英出工时把她骗到山上搞掉等方案,被否决了。最后研究出与拉到山上搞掉的方案。

        8月14日晚,蒋文明带着两名随从到富足湾,主持召开了富足湾、老屋地两个大队党、团员会。他会上传达“备战方案”后,又增加了关于钟佩英“组织反革命暴动的罪行”的内容。

       8月15日晚上,郑会久、郑逢格按照蒋文明的布置,召集四类分子(含子女)训话会。会上,郑会久喝问钟佩英∶“你到宁远去,为什么不请假?”钟佩英答道∶“我又不是分子,我是子女,为什么要请假?党的政策规定,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

       郑会久当场下令让人捆钟佩英时,她的两个儿子喊起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囗号。会后,郑会久、郑逢格派人将钟佩英拉到山上,用锄头棍棒将她打死。

      干掉钟佩英之后,凶手们又想到一个问题∶她的两个孩子还在,知道钟佩英被打死了,肯定要给母亲报仇的。怎么得了?有人提议∶“干脆一起搞掉算了。”于是,大家一呼百应地涌到钟佩英家,把她两个已经上床睡了的儿子拖起来,分别拉到后面和对面的山上,一顿锄头扁担,活活将两个年轻人打死了。

       事毕之后,辛苦了一夜的人们又集中到钟佩英家,将钟家喂的几只鸡鸭全部杀掉,做一锅炖起,又打来一些烧酒宵夜。

      钟佩英一家被灭门后,滥杀之风很快蔓延全县。8月16日早晨,郑家大队民兵营长郑会久心急火燎地赶到公社,向蒋文明汇报了“搞掉”钟佩英母子的情况。蒋文明表扬他说∶“好!行动快,有魄力!”

      8月17日上午,蒋文明又主持召开了各大队“五巨头”会议,再一次高度赞扬了郑家大队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散会后,各大队急起直追,很快就在合作、塘坪、早禾田、陈家、三角河等大队先后杀了31人。

       杨家公社“雷厉风行”的作风,在区上得到上级表扬,四马桥区各公社开始“比学赶帮超”,滥杀之风大盛。随即,各区、社对大规模杀人还有些犹豫或担心的负责人,便打消了顾虑,开始放手进行大屠杀了。
(资料来源:零陵地区“处遗”材料;章成:《公元一九六七年夏末秋初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纪实》)
                                      
                                   (巩玉光)

  选自:余习广主编"战乱中华:文革重大武斗血案集".湖南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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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地板  发表于: 2011-01-22
有个叫【山间晨雾】网友 于 2010-5-10 10:26:04 评论说:

一九六七年(一月),整个中国都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夺权高潮中。道县是湖南西南部都庞岭下一个荒僻落后的小县。这个小县的夺权斗争是在两个人中间进行的。一个是道县原县委书记石秀华,一个是原县委副书记熊丙恩。一月夺权风暴后不久,石就被(应该是“支左”的军队)打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靠边站了。熊丙恩表态支持(保守派)‘红联”,被捧为革命领导干部,成为道县党政大权的第一把手。熊丙恩打倒了石秀华之后,就在道县的党政机关中来了一个大换血。他自己亲自担任道县文革小组组长,县生产指挥领导小组组长,县贫协会主席这三个职务,其余部门大小头目,全部安插自己的亲信和“红联”的头目担任。于是,熊成了这座山区小县的太上皇,他一跺脚,道县就会地动山摇。可是就在熊丙恩的眼皮底下,有一颗拔不掉除不去的钉子:道县第二中学红卫兵造反兵团。这是省造反派“湘江风雷”的一个分支组织,是“红联”的死对头。装在道县二中教学大楼屋顶的四个高音喇叭对着过往行人叫个不停:“熊丙恩是道县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坚决与熊丙恩血战到底!”熊丙恩的罪行材料一批一批从二中红卫兵的油印机里印出来,散发到道县各区各县,揭得熊丙恩心急火燎,如坐针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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