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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恒汉回忆录第二部:十年文革第二章军内“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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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军内“四大”

    不理解也得理解:这就是“文革”?

    1966年初,我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到天水县农村刘家庄大队参加社教。我搞社教的那个地方很苦,干旱﹑缺水,老百姓生产和生活十分困难。养牲口没有草,烧锅烧炕没有柴,我们和土改时一样,住在农民家里,吃轮流“派饭”。群众多数情况下只能吃玉米面糊糊(当地叫散饭)和窝头,我们也吃这些。老乡们没有水喝,哪里还谈得上洗碗,我每天吃完饭都是和当地老百姓一样,用舌头把碗舔干净。

    老百姓生活苦,又加上文化低,全村几百口人和牲畜饮用水只靠一个“泉眼”,既不卫生也不方便,我到天水驻军要了些钢管,叫人把泉水引到便于群众接水的地方,又将人、畜用水分开,老乡们也觉得这样很好。

    由于陇海线穿越我住的村头,因此我们每天都可以看见来来往往的火车经过。1966年8月间,过往的火车车厢上突然出现了许多大幅标语,记得有“打倒裴孟飞!”“打倒马继孔!”,还有什么“火烧”“油炸”等。由于裴孟飞同志和马继孔同志当时都是省委书记,而过去又从未见到过这种斗争方式,因此感到十分惊讶。当时我们的消息并不灵通,报纸是一个星期由通信员送来一次,又不能及时看到中央的文件,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才知道兰州铁路局职工到省委门前静坐,北京来了红卫兵,省委瘫痪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平生第一次遇到了红卫兵。那天,火车不知出了什么故障,在离村不远处缓缓停下。也许是想下车活动活动身体,从车上下来了一群带着红袖章的学生娃娃。他们围坐在一起,象是开个临时会议。当时正值8月下旬,甘肃已经见凉了,可这些孩子们却还都穿着短裤短衣,很有纪律的样子。我已经从文件中和报纸上知道了北京红卫兵,这趟车恰巧又是从北京过来的,因此心想,这大概就是红卫兵了?

    有些老乡围了上去看稀罕,我也快步走了过去。看见他们果真在开会,是在讨论去新疆揪斗王恩茂的事情,我当时心里就想:这些娃娃是不是受了谁的指示?

    看见一个年龄稍大些的,象是他们的头,我把他叫了出来。我对他说:“你们可不能乱来呀,王恩茂可不能打倒,他是好人。”他看我穿着便衣,以为是个农村干部,觉得解释多了我也理解不了,便说:“大伯,您不懂,这是文化革命!”

    这就是文化革命?我心里充满疑惑。

    由于要参加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10月初我结束了社教,回到兰州。

    回来以后我才了解到,早在6﹑7月间,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由于省委汪锋﹑裴孟飞﹑马继孔支持兰大学生李贵子,一派群众组织先是逼死该校校长﹑党委书记江隆基(这事件当时曾轰动全国)。尔后,在1966年8月1日冲击铁路局和一些中学,搞打﹑砸﹑抢,引起铁路职工不满,到省委静坐﹑绝食。为了平息铁路局事件,当时汪锋同志就把责任推到裴﹑马身上,撤了裴孟飞和马继孔的职。但愤怒的铁路职工和学生们仍然不肯罢休,加上北京红卫兵的串联鼓动,各大、中学校的学生们把矛头指向了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同志。

    那时全国已经开始了红卫兵的大串联,各地政府机关几乎都是焦头烂额,工作陷于瘫痪。当时汪锋同志被红卫兵揪住不放,追得无处藏身,还在兰州军区大院东头的六栋房躲过一段。

    我回来以后,对地方上由于“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社会秩序混乱﹑工厂停工﹑学校停课﹑领导干部人人自危的情况感到十分忧虑并很不理解,但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和八次接见红卫兵的事实,又说明了毛主席是有意识地支持红卫兵,运用红卫兵的力量去冲开“阻力”并全面展开“文革”的。作为军人,服从是天职。虽然弄不懂中央的真正意图到底是什么,好在军队当时并没有乱,对于地方上发生的一切我们只是时刻在关注,而并没有参与和干涉的任务。

    1966年10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统一全党的思想,要把“文化大革命”坚决推向高潮。

    会议期间,叶剑英元帅和当时的总政主任肖华找我和新疆的王恩茂、左齐同志到西山去,向我们打招呼说,贺龙是大土匪,是大军阀,国民党曾派人到他那里策反,很坏等等,叫我回去以后向张达志传达,叫王、左向郭鹏同志传达,要我们搞好思想转弯。我听后吃了一惊,当即说:“他是土匪军阀是过去的事嘛,红军二、六军团会合时都知道,他不是把策反的人都枪毙了,现在怎么又成问题了?前一段他不是陪同毛主席检阅红卫兵嘛,到底咋回事嘛?”叶帅和肖华没有理睬我,只是叫我们转好思想弯子。我回来后如实向张达志同志作了传达。

    当时,西北的部队虽已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但架子基本还是贺龙部的老底子,军队的领导干部几乎都是贺龙的老部下,对贺老总的感情是很深的,对于要打倒贺龙这件事,我们的思想无论如何是不通的。和张达志同志统一思想后,我们决定不转弯子﹑不传达﹑不理睬。

    会后,大约是11月上旬,军委又把军队干部留下参加座谈会。会上,当时的军委副秘书长、总政主任肖华指示,要在全军的机关、院校、文艺、体育单位开展“四大”,大闹三个月,把军队的问题好好揭一揭。

    对于军区机关开展“四大”,当时我们思想是不通的,弄不懂为什么要把军队搞乱?但“文化大革命”已是大势所趋,作为军人必须服从命令,不理解也得理解。当时林彪为此还有句名言:“理解的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执行”。因此回来后,仍然召开军区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这两个会议的精神和肖华的指示,并在军区机关作了动员。11月14日,军区机关“四大”就正式开始了。

    拉起大喇叭广播的“常委会”

    由于地方上开展“文化大革命”已经几个月了,因此对于将要开始的军区机关“四大”也是有些思想准备的。虽然自我感觉比较自信:一﹑历史清楚;二﹑历次运动无问题;三﹑工作几十年从未犯过错误。但共产党人批评与自我批评总还是不能丢掉的,世界观的改造是不能放松的,群众运动嘛,一定要正确对待。尽管做了这些思想准备,但后来事态的发展还是远远超出我的意料之外。

    机关“四大”一开始,政治部副主任张XX就带头贴出大字报,给军区部分常委画了像,定了性。说张达志是“三反分子”;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达志、李书茂是“反党联盟”;张达志、我和高维嵩是“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还声称他有“重磅炸弹”,还要陆续不断地出大字报。这实际上是要把军区“四大”纳入他的这个框框进行。

    他的大字报出来后,就得到了机关一部分人的拥护,说张XX同志站出来了。在我们召开常委会时,一部分“群众”和张XX同志就一起冲进了会议室,要求改组军区文革的领导,坚决反对由“三反分子”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们把持运动的领导权。在此压力下,我们作了无原则让步,由张XX接替李虎同志担任文办主任,接着王XX又接替高维嵩同志担任了文革领导小组组长。从此,王、张就掌握了兰州军区“文革”的领导权,军区党委领导实际陷于半瘫痪状态。

    在王﹑张的一再威逼下,11月25日、26日召开了所谓的军区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有关“运动”如何深入开展的问题。但会议实际上无法正常召开,因为会议一开始,群众就闯进了会议室。会议室地方小装不下多少人,大部分群众就挤在会议室外面,由于听不清,有人就拉起了喇叭,外面的人就在喇叭底下听,群众称之为“喇叭会”。

    会议名义上由我主持,实际上是王XX、张XX把持了会议。整个会议开成了由他们发问,我们被迫交代问题的斗争会。就连散会出场都按他们划分的左、中、右的顺序作了安排。第一个出场的是王XX,接着是张XX、杨嘉瑞、康健民、徐国珍、李书茂、高维嵩,最后是我和张达志。这个拉起大喇叭的“常委扩大会议”,我看也算是兰州军区机关“四大”的一大发明创作了!

    这个会散了以后,王XX、张XX便多次在常委会上根据所谓“革命群众”的意见,要求将张达志和我的印章收交文办管理,并公开宣布要窃听张达志和我的电话,又宣布要限制我们的兵权,凡是要调动一个班的兵力,都要经过常委一致同意、一致签名才能生效。同时,又对张达志和我搞单线警卫(即由文办派人监视),就连徐国珍到北京参加军委碰头会议,文办也派权洪(原任军区老干部办公室主任)跟随到北京监视,从去到回一直跟着。

    对我和张达志则到处是勒令、通知、海报,大会批、小会斗,搞车轮战,逼着要我交待同贺龙同志的关系问题;批判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派们给我们挂黑牌子、戴高帽子,敲锣游军区大院,压我下跪低头认罪,搞喷气式,站在桌子上弯腰,脖子上还挂上一个扩大器等等。

    由于没日没夜地挨批斗,吃不成饭也睡不成觉,有一次我实在是支持不住了,不知不觉中竟一头栽下台子来,当时就晕了过去……

    以后,有的群众组织又到山西学习夺权经验,在军区机关起草了所谓“联合夺权通告”。到了1月份,一派拥护王、张的要夺权,一派反对王、张的不同意夺权,两派就闹到北京去了。到了北京,听说一派就成了“三军造反派”的组成部分,参加搞“斗罗筹备组(处)”,揪斗罗瑞卿同志游街,绑架刘志坚同志,还搞什么“百丑图”。这样,从军区机关“四大”又发展到北京参加全军“四大”去了。后来,还发生了大军区的造反派去甘肃省军区静坐,“四大”停了以后,又企图冲击军区办公大楼等。在这种情况下,军区党委就完全瘫痪了。

    1977年6月被免职后,当时的兰州军区党委在1978年发了一个“四号”文件,说我“破坏文化大革命”﹑“阴谋反党乱军,篡党夺权”,这完全颠倒了是非。我和张达志同志当时毫无自由,我身为军区政治委员、党委书记,一直被残酷斗争,我怎样去夺权?我要夺谁的权呢?我总不能自己夺自己的权吧!所以这种指责是没有道理的,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

    就在机关“四大”正进行期间,全军文革小组还给各大军区发来电报,征求连队可否也一样搞“四大”(大意),要我们提意见。常委们专门讨论了这个电报,除王XX外,其余人都不同意,党委给全军文革小组回了一个“不同意连队搞‘四大’”的电报。这些都有案可查,所以究竟是谁要“乱军”嘛。

    1968年7、8月间(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五0四厂对空防御的兰州军区空军高炮一师一名副参谋长叫潘继祖的,一天夜里,背着该师师长、政委,假借奉中央、中央文革的命令,调动三个团的兵力,八十二辆大卡车,要攻打兰州军区,扬言抓到张达志、冼恒汉可以不请示报告,就地枪决。当潘给部队动员讲话时,有两个团的政委质问潘:“这样大的事,师长、政委怎么不来?”潘不回答。他们立即跑步前去告诉师长阎福增,这样才把潘当场逮捕,事件才没有发生。这个事件的主谋者潘继祖,第二天就被林彪反党集团的吴法宪用专机押回北京,包庇下来了,审讯结果怎样,从不告诉兰州军区。“9.13”以后,1972年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我在小组发言时又一次严肃地提出此事,并登了简报,要求中央派人审查,并将情况告诉兰州军区,以解开压在我们心中的疙瘩,可后来也没有任何下文。1975年1月,十届二中全会结束时,江青窜到西北组接见西北各省的负责同志,她突然说:“杨勇同志,把抓你和廖汉生的某某人放了吧。”(我没有记清那个人的名字)她又转过来对我说:“你们那里的潘继祖也放了吧。”杨勇和我都未吭声。(事实上潘继祖早已押到北京,并不在兰州)这些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到底是谁在“乱军”?

    1967年2月12日,军委指示要各大军区停止“四大”,准备参加“支左”。但实际上停不下来,张达志和我说话没有人听。在这种情况下,另一派群众组织拿出了红卫兵转来的王XX1933年在山西反省院写的反共宣言和反共文章,要求军区党委处理。

    当时,我召集部分常委开了个会,要高维嵩同志去北京汇报,请求中央军委派人解决兰州军区的问题,并报送王XX自首变节的材料。高维嵩同志到北京后,当时肖华接见了他和原军区政治部干部部长刘凯(已病故)。肖华没有让他们汇报军区的情况,就说:“你们军区党委的报告我看了,你们那里的情况我们也了解。王XX这个材料是个高质量的叛徒(他连说了三声叛徒)。现在你们简单谈一下,还有什么意见和要求。”最后他答应军委派人到兰州军区解决问题。在这次接见中,肖华还指示兰州军区查一查王XX与黄克诚、薄一波的关系,(据肖华讲王当兰州军区政治部主任是黄克诚提名的,又因王曾是山西牺盟会出来的干部,因此肖华要把王XX与黄克诚与薄一波挂上勾。幸亏我们没有查,否则又是一大罪状。)

    过了两天,肖华又找高维嵩同志谈,大意是,军委不派人去了,你们自己解决,办法是整顿机关,有问题的部就停止工作整顿,有问题的人就停职检查,把张、冼、王、张都调到北京来,让群众在整顿机关中背靠背的揭发。揭发一段后,如果需要他们回去就让他们再回去。并说,张、冼来了住京西宾馆,王、张来了住海运仓。对你们的问题,军委还要开会研究,然后再正式批示。对王、张的问题,同意你们的意见,应该有所区别。王XX有历史问题,隔离审查;张XX没有历史问题,停职审查。高维嵩同志电话传达这些指示后,他们于3月15日由北京返兰,我们四人于次日从兰州一起乘专机去北京。一下飞机,军委派来接机的两辆车已经在等待,其中一辆车将我和张达志同志直接送到京西宾馆,另一辆车将王XX和张XX拉到海运仓。

    1967年4月4日,中央军委对兰州军区机关“四大”的问题,专门发了个电报指示说:要整顿军区机关,在整顿中,放手发动群众,壮大左派,打击右派……

    由于在兰州军区机关“四大”期间,我是一直处于被批斗状态,“四大”停止以后,我又被暂时调到北京,让群众背靠背地揭发。所以军区机关搞“四大”、王XX的定性为叛徒、搞整顿机关,都是当时的总政主任肖华一手定的。特别是整顿机关,怎么定的、怎么搞的,具体问题我没有过问,也不便插手。

    可是在1977年6月以后,肖华任兰州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期间,领导大抓所谓“冼家帮”时,却把王XX定叛徒和军区“四大”以后进行机关整顿统统推到我的头上,说成是冼恒汉和高维嵩一手制造的大冤案。高维嵩同志想不通,在1979年,有一次碰上肖华,就当面问他当时代表军委接见时是怎样指示的,又是怎样亲口交代的,而且有军委的正式批复等,现在怎能说是我和冼恒汉一手制造的呢?请你再回想一下,说句公道话。肖华则矢口否认说:“我没有听过你的什么汇报,也没有看到你们的什么报告,更没有说过定王XX叛徒和要你们机关进行整顿的话!”说完拂袖而去。

    1967年5月,军委让我回到兰州,紧接着我便奉命调出参加地方“支左”,并立即去北京领受“支左”任务,一直到8月5日我才又回到兰州,从此以后我的全部精力都放在“支左”工作上了。

    由于当时的分工,我主管西北四省(区)地方的“支左”工作,因此军队的事情,包括整顿机关以及王﹑张案子的具体审查,我都没有具体过问。

    1967年军区常委在讨论所谓王、张的案子时,我参加过两次会议。作为兰州军区党委书记,对将此案定性为“篡党反军集团”,

    我是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定案会上,我讲了一些错话,对因此案受到打击迫害的同志,我再次向他们赔情道歉。

    这个案子的平反我是同意的,但兰州军区党委1978年第4号文件中,给王XX摘掉了帽子,又把“反军乱军篡党夺权”的帽子扣到了我的头上,这样的帽子我能接受吗?要实事求是嘛!我是军区政委,反谁的军、乱谁的军呀?我是军区党委书记,篡谁的党、夺谁的权呀?合乎逻辑吗?

    机关“四大”停止以后,由于要落实“支左”任务,我们成立了军区“支左”办公室,当时军区派出了杨嘉瑞同志担任“支左”办公室的负责人,跟随我一起参加对甘肃地区的“支左”工作,这也就是兰州大街上出现“打倒张、冼、杨,解放大西北!”大标语的那个时候。

    “支左”办公室成立不久,大约是5月间,我和张达志同志在参加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肖华、杨成武同志在会上又点了杨嘉瑞的名,说:“你们军区有一个叫杨嘉瑞的副司令,这个人是贺龙线上的,是‘贺龙分子’,不能参加支左。”还要我们回来后给军委写报告,免掉杨嘉瑞的副司令员职务。接着总政通知军区政治部派人(据说是军区干部部科长李志明去的)去北京领受审查杨嘉瑞同志的具体指示,杨嘉瑞同志的审查就是从这样开始的。

    与此同时,地方上又转来一个材料,陕西关中地区有人揭发他在彬县当国民党保安中队长期间,杀害三名要投奔红军的人。经过反复调查,据说有人证明有这件事情,而杨本人却不承认。在这种情况下,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李世祥同志曾请示我怎么办?我当时说:“算了,再不要调查了,就是有这个事情也是个历史问题。杨已年过七十了,你们给他谈清楚就行了。”审查人员把我这些话如实地向杨讲了,杨还专门给我写了信,表示感谢。

    70年底,林彪搞了一个一号战备命令,各大城市都搞人口疏散,当时把他也疏散到他的原籍陕西省兴平县,没有房子住,我知道后,叫军区政治部把他安排到西安兴庆公园军区干休所。

    在审查杨嘉瑞同志这个问题上,我执行了上面的指示,是有错误的。我愿意再次向杨嘉瑞同志赔情道谦。

    说个老实话,在当时那个历史条件下,有许多事情是由不得你的。不做,当时犯错误;做了,过后犯错误。军区“四大”,我挨整遭批斗,是受害者;“四大”过后,我也审查过别人,同样,别人也挨了整。这个现象在“文革”过程中和“文革”后期,应该说是很普遍的,它是我党在民主生活极不正常的特殊历史时期的既违心而又不可抗拒的产物,任何时候回想起来都感到十分痛心。真诚地希望我党历史上悲剧不再重演。

    全军唯一老实接受批斗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

    “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从城市烧到乡村,从军外烧进军内。

    奉军委命令开始的军区机关“四大”,最先闹起来的是文工团和体工队。之后不久,军内军外的“造反派”开始相互串联,冲击军区领导机关。军区大院内大字报铺天盖地,“打倒张﹑冼!”的大幅标语象一幅幅巨型挽联从办公大楼上垂悬而下,我们住的宿舍干脆被大字报和大标语糊了起来,只留下一个门洞进出,门上还贴着白纸黑字的大对联,怪渗人的。记得运动开始后不久,我广西老家来亲戚看我,这些少数民族边远山区的纯朴农民哪里见过这个阵势,当时就吓得浑身哆嗦,第二天一早吴杰便买车票打发他们走了。

    “四大”开始初期,我和张达志及其他常委同志都还是抱着欢迎群众监督的态度,认真接受群众批评的。但事态的发展却是得寸进尺﹑变本加厉,造反派对我们搞起了人身攻击和逼迫审讯。

    这些耻辱对于我们这些跟毛主席干了一辈子﹑尤其年龄已五﹑六十岁的人来讲,实在是不可理解和难以接受。但中央文革小组和军委文革小组,电报却一封接一封不断,要我们满腔热忱地支持革命的群众运动,要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

    运动开始以后,我的公务员以及保姆﹑大师傅都被造反派赶走了,家里的大孩子们也都出去串联了,老伴吴杰是省委档案馆馆长,为保护档案,经常在馆里顾不得回家。

    我和张达志同志的宿舍紧挨着,我的小儿子当时十二岁,我们挨斗的时候,他便和张达志同志六岁的小女儿圆圆一同去送饭。饭是他们自己做的,常常是煮一锅糊米饭,下面还埋着鸡蛋和未熟的绿豆。两个孩子一路走还沿途检些散落的传单,准备留给我们回家看。可常常是饭没送进去反还让骂一顿“保皇派”被赶出来……

    那时候造反派经常去家里胡闹,有时候刚参加完批斗会回家睡下没几分钟,另一派的又来揪斗。为多睡会儿觉,我和张达志常常各自站在自家后窗树底下等造反派走了后再进屋。有一次,站着站着就在树底下睡着了……

    当时,全国军队(机关)乱得一塌糊涂,各大军区造反派无法无天,军队指挥失灵,无法担负战备任务。很多大军区的司令员﹑政委因不堪凌辱,纷纷跑到北京回避,住在京西宾馆“避难”,还有些住进了医院,南京军区的许世友更是带枪上了山。

    后来,军区“四大”结束后,我们在北京开会碰到一起,许司令还对我嚷嚷:“谁象你们一样,还老老实实等着人家斗?”吃饭时大家聚在一桌,七嘴八舌都说我和张达志是全军唯一老实接受批斗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

    由于各大军区“四大”期间都是文艺团体闹得最凶,因此,“四大”结束后,由南京军区带头先解散了这些造反派的发源地。我们也步南京军区后尘,解散了军区战斗文工团和军乐队﹑体工队。这些人后来听说有的转了业到地方工作,有的回了家乡另谋出路。当年他们造反的时候还都很年轻,有些事情也不能全怪他们,他们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

    毛主席说:“张、冼是老实人。”

    从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间,由于工作的关系,我经常去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一些会议。有时候是中央叫去听汇报,有时候又是全国会议的西北组召集人,因此,与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触机会也就相对多一些。

    那个时候经常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个电话打来,紧接着随后专机也就到了。中央和军委召集的会议一般都在京西宾馆,会议都很保密,尤其是党的全会,基本都是会议开完后才见报见广播,在整个会议期间媒体是决不做报道的,只有“美国之音”才在夜深人静时作一些猜测。

    住在京西宾馆开会,尤其是全国性的会议,低头抬头吃饭走路遇到的都是“各路诸侯”。那个时候很多人都有子女和亲戚在北京,由于会议一般都保密,因此有的时候子女和亲戚来访,就安排在专门的房间里,个别时候安排不下就两家进一个房间,我就遇到过一次,和皮定均同志同在一个房间里接见女儿。过后,大家都大发牢骚,对此种故作神秘和不信任人的做法很反感。

    住在京西宾馆,过的是集体生活,吃饭十个人一桌,各自掏各自的饭票。那个时候我们是吃一块三一天的伙食,工作人员是八毛钱一天。经常看见陈永贵﹑吴桂贤﹑尉凤英等人和工作人员一道去吃八毛钱一天的伙食。这些从基层上来的同志工资并没有增加,国家给一些补贴也是有限的,因此他们都很节俭。在我们省上开会时也一样,有些基层的干部还自带干粮呢。

    军队“四大”结束以后,毛主席决定让解放军出来“支左”。5月,毛主席接见了在北京开会的各大军区领导,我和张达志也参加了接见。刚刚经历过“四大”的批斗,被毛主席接见就是得到党中央的信任和首肯,我们的心情都非常激动和兴奋。毛主席和我们一一握手并与我们一起照相留念,当周总理把我和张达志同志引向毛主席身边并介绍我和张达志经历“四大”的情况时,毛主席指着我和张达志同志说:“张、冼是老实人!”主席的一句话,说得我心头一热,顿时百感交集,觉得自己得到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理解,什么委屈都烟消云散了!在后来的一些接触中,主席又几次讲过“冼恒汉是个老实人”的话,使我终生难忘。

    1971年“9.13”时,总理半夜给我打来电话,当时我已吃了安眠药,脑子昏昏的,一听是总理的电话,便立即强迫自己清醒过来。总理说:“那个经常生病的人跑了,……你立即和张达志同志商量部署一下西北方面的紧急战备。”第二天,总理又亲自打来电话落实战备情况,在询问完毕后,听得出总理心情很沉重,他说:“冼恒汉同志,西北地区你要做牵头人呀。”我当即表态:“总理,我不行,还有李瑞山同志他们呢……”总理说:“你要当仁不让嘛!冼恒汉,你不要太世故呢!”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情况,当时的西北局已名、实俱亡,各地省自为战,总理为了便于管理,便指定我作为西北组的召集人。说句实在话,由于我在军队工作几十年,对地方的情况并不是太了解,更谈不上有什么经验了,因此我一再向总理推荐李瑞山、胡继宗这些做了多年地方工作的同志,但总理和主席主意已定,我不好多说什么,一方面觉得不能辜负主席和总理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是想为西北人民做些事情,便硬是咬咬牙挑起了这付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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