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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解决山西问题(扩大)会议纪要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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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   文革研究网

《中央解决山西问题(扩大)会议纪要汇集》,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传单社 1967年8月10日  太原




康生同志传达毛主席最高指示

(传达时关锋在场)

1967.07.28

六十九军在山西文化大革命中,地位很重要,要跟六十九军同志说一下,要站在刘格平同志一边,坚决支持刘格平同志。


中央解决山西问题扩大会议纪要(之一)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审阅。

时间:1967.07.12晚9:30至次日凌晨 3:30

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

主持人:康生

出席人:关锋、杨成武、吴法宪、郑维山、曹轶欧、中共山西核心小组全体成员和山西省其他有关领导同志、红总司和红联站赴京代表团等。

列席人:首都赴晋代表朱永根等五人。



康生、关锋等同志走进会场时,全体起立,热烈鼓掌,红总司同志欢呼“坚决拥护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毛主席万岁!”等口号。

康生:

请坐下。同志们好!同志们来了很久了,但不能及时接见你们。我们和山西核心小组的同志研究山西的问题。今天同志们来了,希望听听同志们的意见。大家怀着共同的心情,研究如何更好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山西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各革命组织如何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实现革命的大团结,大联合。

为了解决山西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同志们到中央来开会。我们知道你们有各派的意见,不管那一派,你们都可以说明。你们是来中央开会,不是来中央谈判。我们不同意这种说法(关锋同志插话:外省有的同志有这样的说法,说是两派来中央谈判)。内蒙同志来解决问题时,有人说是来谈判。不是两个国家两个党,不能这样说。同志们是来中央汇报工作,不是来谈判。

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你们各方面的意见,我们都听,不只是听一方面的意见。只听一方面的意见是不全面的。红总站的意见,红联站的意见(关锋同志插话:还有专政委员会的意见)。对,专政委员会的意见,核心小组的,革命委员会的,军区的意见都能听,这样才全面,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各方面意见都可以讲,但应该是摆事实,讲道理,不要互相吵架。武斗是不会发生的吧?但骂起来就不能解决问题,吵了半天还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各方面意见都可以讲,要抓住原则问题来讲,采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有什么文字材料,可以给我们。我们就按照这样的精神来讲,讲不完的还可以写成材料送来。

总之,是要抓住关键的问题,大方向的问题来发表意见,共同解决问题,这一派讲了,那一派讲,这一派再讲,采取共同协商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大家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会议就是这样开法。

我们接到王庆英同志的一个材料,她要见江青同志。江青同志今天身体不太舒服,还有其他事情,今天不能来。王庆英同志来了没有?(答:来了)王庆英同志先讲一讲,我们把她的意见转告江青同志。

王庆英:我首先有个要求,要求山西省军区政委张日清和专政委员会付主任兰敏在场!

康老:都在这里!

下面是王庆英同志愤怒地控诉专政委员会和张日清对她的残酷的政治迫害。当她谈到张日清先打电话支持他们,但又背后指使专政委员会逮捕她时。

关锋:共关了多长时间?

王庆英:共关了三个多月,差一个星期就四个月,从三月九日晚到六月三十日晚。

当王庆英同志谈到专政委员会共审问她二十多次,逼她供出和袁振是什么关系,和杨成效是什么关系,刘浩和袁振是什么关系?并给她戴上手拷和背铐时。

康老:(十分激动地)这个应向山西同志们说明白,专政委员会用手铐背铐来对待革命同志,这是法西斯的东西!这种野蛮的手段是从哪里学来的!如果现在山西专政委员会还采取这种残酷手段,应立即打电话回去,告诉立即停止(红总站同志异常激动地呼口号: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这种情况不仅是山西,全国其它地方也有。

关锋:(气愤地)这是三十几岁的年轻人嘛!

康老:(站起来说)不管是什么人,就是我们过去对待反革命也没有采用过这种办法嘛!那种残酷手段以前罗瑞卿他们用过。今天你们为什么要用?那是没落阶级的东西,我们对在无产阶级专政情况下出现这种手段绝不能容忍!即使是反革命,也不能采取这种刑法。

当王庆英谈到专政委员会在狱中拿出大铁链威胁审讯她时,

关锋:谁审问你的?知道吗?

王庆英:知道,省军区保卫处的刘处长。

当王庆英同志控诉到后来对她的态度忽然改变并放她出,又假惺惺地说什么:“早该放你出去,你家庭出身好,但就是觉悟太慢,我们不知道给你戴手铐背铐,放你出去,第一不给装档案,第二对你一生没有影响”时,

康老:谁去和你说的呀?!

王庆英:是山西军区法院院长李焕恩。李还说放你出去后什么也不要说,有人问就说被军管了几天。

关锋:把人还军管?这是什么军管?!

康老:还有把人军管的?!李是什么人,把名字记下。

(下面王庆英继续用铁的事实控诉专政委员会对她的惨无人道的迫害,和她对他们的斗争以及对毛主席对党的无限忠诚,无限热爱时,在场好多人落泪。)

康老:这样子,我们听了这个同志讲话后,且不说专政委员会到底是什么性质的,也不说王庆英是什么样的人,但我们要问一下,专政委员会有没有这种刑法?!

兰敏:对这个事情我们不清楚。

康老:(生气)什么?!你是专政委员会的负责人,为什么不清楚呢?!我只是问有没有这种刑法?有没有反手铐?

兰敏:我对此事还不大清楚,还得查一查。

康老:你回答问题嘛!我是问有没有这种刑法?

兰:我们专政委员会还不清楚,我们回去查一查。

康:你敢保证没有吗?!

兰:我不敢保证下边没有。

康:你不敢保证,那你是赞成了?!

兰:我不赞成!

康:你反对过吗?!

兰:反对过,有一次下边抓了一个反革命,用了这种刑法,我就不同意!

康:你不要兜圈子嘛!你对我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敢说有,也不敢说没有。

兰:我们从来都教育下边……

康:都是下边?你对这个问题不敢保证,又不知道,那么就是瞎干!

关锋:一讲就是下边的,下边的,这个问题就怪了!

郑维山:什么问题都是下边的,自己没有责任?!

康:你这个专政委员会付主任是睡觉的?什么都不知道,你是大官僚主义呢,还是骗我们呢?专政委员会是严肃的问题,关系到人的生命问题,你象话吗?我再回,王庆英同志是谁批准抓的?

兰:此案我知道是张日清批准的。

康:呵,张日清批准的,好了,现在叫张日清讲讲。

关锋:(对张日清)你的权力太大了!

兰:这个说起来就长了,当时拘留……

关:(质问地)拘留?关了四个月怎么还说是拘留呢?我们知道的不比你们少。

兰:是拘留,我们很多情况从夺权后到现在都没有处理完。

康:说拘留就能减轻你们的错误了?如果开始是拘留,关了四个月更增加你的错误了!拘留为什么要四个月?你想拿这个来辩护你的错误,这不是骗人?!张日清讲讲。

(张日清没有吭气。)

兰:此案与杨成效的案子有关系……

关:杨成效也成了案子了!是案子为什么不报告中央?

兰:决死队的车成林他父亲是汉奸,他本人有反党言行,攻击刘格平下山摘桃子,攻击毛主席,他要血洗晋中,搞枪支……

康:搞了多少?

兰:他们准备行动就把他们抓起来了。

关:格平同志,核心小组讨论过没有?

刘格平:没有,核心小组没有处理过。

康:这是谁批准的?

兰:过去凡是属政法方面的都请示张日清。

当兰敏说车成林和王庆英还偷听中央给刘格平同志的电话时,

关:处理时为什么不和刘格平同志商量!你问刘格平同志没有?

兰:讲过。

刘格平:没说过,我不知道偷听我的电话。

兰:关于偷听电话的问题,我们是处理过的。

关:刘贯一你听着啊!

康:关于王庆英问题谁报告的?

兰:晋中有个报告。

关:对了,你们就是相信晋中公安局的报告。

兰:我们还调查过。

康:谁调查的?都核实了?确实有这么回事吗?

兰:核实了,我以为是比较符合事实的。

康:怎么能说以为呢?你想怎样就怎样?车成林承认了吗?

兰:承认了。

康:有口供吗?

兰:有。

康:你把核实的材料拿给我们。

关:晋中军分区坚决支持左派我看不见得,对晋中核心小组为什么不支持不保护呢?任,王,张受到攻击,陈永贵受到围攻!

康:你讲一讲和杨承效有关系的情况吧!

兰:革命委员会成立时,有人反映杨承效出身有问题,我们了解确实有这么一回事。

关:你们就整他啦?

兰:杨承效的父亲原来在东北担任过警察所所长,警法司长,警卫队长……。革命组织代表会议时群众检举……

王庆英:不是,你们在三月九号抓我时就说杨承效是反革命分子,这次放我时,我问他们杨承效是反革命为什么不抓他,他们说,我们不抓他,革命组织已经抓了,我们没把他搞臭,社会上已把他搞臭了。

关:杨承效是你们山西上报中央的,是革命委员会常委,中央批准的,你们对杨承效进行侦察,报中央了没有?

刘格平:对核心小组不报告嘛!

兵团一同志:首长,我说几句。三月二十五日左右,兰敏亲自批准抓杨承效的。

康老:先别说杨承效的问题,要先问一下,专政委员会是在革命委员会之上,还是在革命委员会之下?

兰:组织条例上规定得很清楚,是在下面。

康:别说组织条例,条例当然罗!我问的是实际。抓杨承效为什么不通过革委会?

兰:按照一般贯例,都是和有关人员商量。我和谁有关系就和谁请示。

康:这是组织决定的,不能个人决定嘛,你是专委副主任,连这个常识都不懂吗?

你告诉我们,专政委员会所用的旧职人员有多少?总共有多少人?委员会有多少人?

兰:公、检、法共有六百多人,专政委员会有二十九个委员。……军队四个,公检法三个。还有北京赴晋大队各专政口的八个,还有开除的……共有七个常委。

康:为什么都不清楚,糊里糊涂的,七个常委中那么就是四个军队三个老公检法的。

兰:对。

康:那么革命小将一个也没有了。三个老公检法的名字叫什么?

兰:赵耀仁,检室副主任。崔人凤,公安处副处长,秦连生检察院副处长……。

康:这都是卫恒时代的人吗!

兰:站出来的,是群众批准三结合的。

康:什么三结合,二结合么,就没有革命小将吗?

兰:原来第一次常委会决定,常委必须是党员。

康:噢,以党员为标准!那不是党员的革命小将就没有资格参加了。你就不管他是革命的不革命的,也不管执行不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只要党员就行。你是党员吗?(兰敏不语)你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吗?

红总站一同志:以前委员有党员的,兰敏也开除了!

兰:名额我不知道是核心小组确定的还是谁确定的。我再谈杨承效的问题,他父亲……

康:你还是谈谈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吧。查三代嘛,每个人都可以查。

兰敏还是极力歪曲杨承效的家庭历史情况,当他谈到杨承效作群众领袖,他想不通时。

康:这是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你的权力有多大?

兰:我只是考虑政权掌握在谁手里的问题了,考虑捍卫红色政权问题。

康:你说的是另外的政府,另外的政权了。

关:山西的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特别是四月份会议以后,更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感到里面有问题。

康:你们捕人都有证据吗?都有证据吗?

兰:都请示过张日清。

康:张日清签过字吗?

兰:都签过字。

张:没有。

兰:起码也是张日清口头同意的。

康:拿出证据来,口说无赁嘛!口说怎么行呢?

郑:你们这样搞下去是很危险的。

康:你们抓了多少人?

兰:开始时很乱,二月份专政委员会成立以后好了一些,共抓了三十六个人。

关:光太原市的?

兰:这是指由省专政委员会直接处理的,当时乱得很。

康:全省抓了多少?

兰:共一千一百多,包括夺权时抓的在内,中央精神下达后,陆续放了一些。

康:放出来的平反了没有?

兰:平反了。

康:怎么平反的,有手续吗?

兰:一般抓错的,放时给本人说清楚了。

关:就这样平反的?

康:平反为什么只给本人讲?单凭空话还能行?

关:刚才讲话那个女同志(指王庆英)你给她平反了吗?

兰:这个女同志没有给她定罪。

袁振:你们给她定的罪!

康:(对兰敏)你是什么时候入伍的?

兰:三八年。

康:什么时候入党的?

兰:三九年。

康:在什么地方入党的?

兰:在延安抗大。

康:在抗大你参加什么生产工作?

兰:在煤矿。

康:井下的?

兰:井上。

康:看你就在井上。毕业后到哪?

兰:到晋绥。

康:在晋绥那个部队?

兰:在晋绥军区政治部。

康:干什么的?

兰:干保卫工作。

康:你是个老法律工作嘛,那更应该懂得法律了。

关:我们有个建议,红总站的也好,红联站的也好,都不要把口对准群众。山西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不怪群众,主要在上面。

红联站党校东方红段立生发言。当他谈到要加强专政委员会;而不能削弱专政委员会时,

康:同志,你说的是要加强那个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

段:(一时回答不上来,接着辩解)我说的是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当段立生谈到“四·一四事件”以后,红总站和兵团炮打“革命的领导干部”时,

关:你讲的革命领导干部是指谁?

段:刘格平、张日清同志,曹中南、陈永贵同志。

关:还有谁?

段立生没有直接回答,继续讲下去。当他谈到红总站和兵团要炮轰,打倒“革命的领导干部”,要“革命领导干部”“靠边站”时,

关:你说说他们炮轰谁,打倒谁,要谁靠边站?

段:他们要打倒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说张日清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曹中南不投降,就叫他灭亡,陈永贵是大老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

当段立生极端恶毒地攻击刘格平同志没个完时,

康:内容要注意压缩一下,下边还有什么问题?还有很多同志要说话。

康:雷维林同志讲吧!

当雷维林讲到专委会整理袁振等革命领导干部的黑材料时,

康:嘿,好家伙!专委会完全置于革命会之上,还整了核心小组成员的黑材料,实在无法无天!

雷维林同志用大量的事实说明在张日清和兰敏的支持下,专政委员会所干的罪恶活动,对革命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当他谈到最近他们绑架杨成效等同志,害怕群众,就又把已经作废的专政委员会军管的布告贴出来时。

康:专政委员会是不是军管?

兰:是军管,一直没有宣布撤销。

康:怎么专政委员会也军管?革命委员会已成立了嘛!军管谁?还不是接管革委会的权?事实上,军管就是腐蚀革命委员会的权力。

下面是红总站杜增录同志发言,当他谈到张日清与卫恒关系密切,去年12月把卫恒武装保卫起来,改选军区党委时,张日清还动员别人保证要选卫恒当第一书记时。

康:什么时候选的?

杜答:66年12月。

太原市委机关红旗战斗队、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承踞发言。当他谈到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大家都归口闹革命,复课闹革命时,

关:你们那儿都复课闹革命了吗?

王:是的,大部分都复课了?

康:大学也复课了?

王:中小学都复课了,大家都回到学校了。从夺权后到三月底,山西的形势大好,没有辜负党中央,毛主席的期望。

康:(生气地)刘贯一3月26日的报告也是大好形势吗?那是一株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

王:我认为是前进中的问题,基本形势是好的。

康:出了反毛泽东思想的报告还是好的形势?!

关:反刘格平同志的电报,是你签发的吗?

王:我没签发,我签了字。

康:就是这个。你没有权利签发。

王:我没签发,是签字,可问一下。

康:恐怕3·16社论不能说是大好形势吧?3·26的报告也是大好形势吗?那是反毛泽东思想!

关:山西不补这一课是不行的!

康:四月份,中央会议精神传达了没有?

众:没有。

康:那次会议主要是批判刘贯一的报告,那是彻头彻尾反毛泽东思想,反主席革命路线的。这个报告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东西,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成救世主。林总讲过,看一个干部主要看三个方面:对群众,对领导,对自己。那个报告。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成救世主,反对毛泽东思想。刘贯一是想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什么斗批改呀,什么七一献礼呀!那有这样的文化大革命!要分析,你把反毛泽东思想的东西也叫大好形势!你们是受蒙蔽的,你们不要受蒙蔽,受欺骗了!

关:不要听陈守中、刘贯一、刘志兰那一套了。同志们,我们公开讲,这是中央爱护你们。那个电报是陈守中签发的。陈守中控制了市委大权嘛!

康:你不是革命小将了,你是个干部了,怎么能把反毛泽东思想的东西叫做你们的大好形势呢?我们认为红联站是革命组织,不要受刘贯一他们的欺骗。我们要把你们和刘贯一、刘志兰、陈守中分开的。

王:康老的指示我非常同意。

康:我看不一定你同意我的。这样的话不要讲了。那么一个反毛泽东思想的人,怎么能放在党校当校长?怎么能教好你们呢?这个核心小组是有责任的。

王:对刘贯一的报告,我们批判过,也很上纲,说是方向性错误,有纪录。

康:不对!你们打电话为什么不说呢?为什么有方向性错误的东西,你们不报告中央?

王:那只是个报告。

康:一个报告就代表了他的思想,一个报告要批判嘛!

关:要炮轰么!

王:讲的不对,请首长批判。

康:讲,尽管可以讲,不同观点都可以讲。但要讲老实话。不要说假话,不要又真又假,你是干部,和小将不同嘛!

当王承琚讲到山西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落后全国两个月时,

关:我们看出来了。你们夺权有先天的弱点。不然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了。

当王谈到4·14后出现“反革命复辟逆流”,把矛头对准“站出来的革命领导干部”时,

康:你指的革命干部,是些谁呀?

王:刘志兰、刘贯一、陈守中、张日清、曹中南。

关:刘志兰、刘贯一、陈守中他们亲自发的电报,张日清签的字,说刘贯一、刘志兰、陈守中是革命领导干部。

当王谈到4·14是在核心小组到北京开会时出现,使他们不得不怀疑时,

康:同志,你说的是核心小组同志到中央开会以后出现的?

王承琚说是会议期间出现的。当他谈到五月二十日核心小组的“四点决议”时,

康:四点决议是什么?

王:要害问题是说刘志兰罢官。

康:把四条念一下吧。

红联站同志念。

袁振:这是核心小组集体通过的,通过没有,核心小组的同志可以说。

曹中南:通过了。

刘格平:集体通过的没说罢官。

袁振:张日清说嘛!通过没有!

康:刚才念的四条罢官呀?我现在请王承琚同志澄清一下,你认为念的四条是对的还是错的?

王:我觉得停职是错的。

红联站×××:如果核心小组有这决定,我们就服从,问题是有人说没有此事。

康:有没有不是实质。

红联站×××:还有三人来电,四人声明。

康:那两个传单我看过了!

红联站×××:对,我们就是看了声明传单中,要我们群众帮助查清,才揪后台的。

康:同志,这事我们查过了,四月会议上已经谈清楚了。

王:最近,七月六号后出现封市委办公室,抢了市专政委员会的五辆汽车七辆摩托。

康:什么时候砸的?

王:十日晚上,是32111等组织,这些组织和袁振关系密切,我们怀疑袁振与这件事有关。我们希望袁振能改正自己的错误……另外前几天核心小组开会,为什么作为一个群众的吴春久可以参加,红联站就不能参加?

康:这是我们决定的,因为他是省革命委员会常委,是被抓的。

王:有人说他是党员就能参加。

康:不是因为党员,而是因为他是常委,被抓的。

王:要说被抓的,红联站被抓的也不少。

康:听清楚!有两个理由:是常委,被抓的!

王:吴春久是怎么当常委的,说起来就话长了,他是怎么被抓的,希望中央首长了解一下。

康:那是另外一回事罗,我再问一件事请你回答。六月二十八日你和陈守中打给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一个电报,说刘格平执行了刘邓的反动路线,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现在还是这个看法吗?

王:是的,现在还是这个看法。

红总站朱生和同志揭发控诉了刘志兰的反毛主席、反党的罪行和文化革命以来对他的残酷迫害。

康:刘志兰是省斗批改小组的副组长,是吗?

刘志兰:我记不清楚了。

康:怎么说记不清楚呢!

刘志兰:我连一次他们的会都没有参加。

红总站一同志:四月十号我还参加过你召开的斗批改会议,记不清楚了!

当朱生和同志讲完后。

康:现在已经三点一刻了,明天继续开会,今晚红总站,红联站同志都很遵守纪律,摆事实,讲道理,告诉我们情况,有利于中央解决问题,希望坚持下去。这是一。

第二是,会议期间要遵守六月二十四日发布的六条和六月二十六日发布的十条。会议期间,在家里不许搞小动作,不要上街游行,不要打砸抢,不要捕人,不要破坏交通等。太原有很多重要工厂,要按照毛主席指示抓革命促生产,不要动员农民进城,不能夺枪,军队不要开枪,部队要坚守岗位,各组织要互相遵守。要相信中央能解决你们的问题。还有不要动员很多同志来北京,现在已经很多了。人太多了,开成大会就无法详细讨论问题。有意见可写成材料,你们是代表嘛!不论农村,工厂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要离开岗位,学校要复课闹革命。

第三:会议期间,不要给家里打电话,比如开什么会,什么人说什么话等,因为会还没有开完,打电话容易片面,容易传错,引起误解。最后有材料可以给联络员带来。

(散会)


中央解决山西问题扩大会议纪要(之二)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审阅。

时间: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晚九时至次日凌晨三时

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

主持人:康生。

出席人:关锋、吴法宪、曹轶欧、刘格平同志并中共山西核心小组全体成员和山西省有关方面的同志、红总司和红联站赴京代表团等。

列席人:首都赴晋大队朱永根等五人。


康老:北京列席的同志要求讲话。你们有讲话的机会,还是先让山西的同志讲,你们不是今天讲。下来关锋同志会介绍一下山西问题的解决情况。山西的问题中央解决过两次,红总站的同志不知道,红联站的同志也不知道,北京的同志更不知道。两次中央会议的情况都还没有传达下去。

现在红联站的同志先发言。



(红联站代表段立生站起来说:“现在轮到我们发言,我们不发言,让给北京邢小光同志发言”时)

关锋:不是你让他发言,而是我们安排发言的。

康:邢小光的材料我们接到不少,他以后有机会发言。

关:不要说你们让他发言,是我们安排发言的。这个会不是今天就结束了,还要继续开,大家都有机会发言。



(下面红联站太工红旗杨保明发言。当他提中共山西核心小组向中央文革的汇报时)

关:那个汇报?中央文革没有收到这个汇报呀?

红联站一同志:二月十八日那个汇报。

关:谁汇报的?

红联站一同志:刘贯一同志代表核心小组向中央文革的汇报。

关:刘贯一没有代表核心小组汇报,要说清楚!

康:噢,你是讲的刘贯一的汇报?那是在大军区会议上刘贯一介绍山西文化大革命夺权的经验,是他的个人的汇报。这是胡说八道,我连听也没有听完就走了(关:实在听不下去了!)。是呀,我和关锋同志听不下去就走了。

会议上,刘格平同志讲话很少。张日清的讲话登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了。刘贯一的汇报还印成了小册子。不仅是我们,各大军区的同志也很不理解,对刘贯一的讲话很不满意,如吴法宪同志。那次不是中央文革的会议,是大军区扩大会议,是军委召开的。刘贯一不是汇报工作,是介绍经验。



(当杨保明同志提到山西日报3·16社论时)

关:这个社论是谁签发的;刘贯一同志?

刘贯一:是张日清同志签发的。我看后,交给他,他说他不看了,他负责。



(当杨保明同志谈到刘格平同志在迎泽宾馆说过批判3·16社论是逆流时)

刘格平:我们这里有人在场嘛,他们可以证实。

郝庭云:我在场,等一会我说。



(当杨保明同志谈到刘格平同志的所谓“七点指示”,要刘格平同志马上答复,红联站很多人附和时)

康:在中央会议上,我们不能采取你们那样的方式,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要回答的。你们讲你们的,他会说么!



(当杨保明同志谈到红总站搞什么“特务活动”,红总站一同志说“造谣”,红联站起哄时)

关:不要吵嘛!昨天晚上康老不是说过你们纪律不错嘛!

康:你们是要向前进步,还是向后退步呢?



(当杨保明同志谈到参加夺权的有党校反修兵团时)

关:党校什么组织?(杨答:反修兵团)

(当杨保明同志已谈了一个钟头,红联站的同志还要不断插话补充时)

康:你们让他讲完好不好?他已讲了一点钟了,不要插话,要压缩一下,时间不好分配。



(当杨保明同志谈到红总站和兵团说党校东方红的后台是葛莱时)

关:党校东方红的同志在场吗?

段立生:在。

关:党校东方红的同志,你们结合了葛莱是不是?你们结合葛莱不够慎重。

康:他有个“一分为三”嘛,“一分为三”是什么问题?

段:我们知道,已经注意这个问题。

关:你们注意就好罗,但是你们不够慎重。一九六四年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时,他提出了“一分为三”,这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对主席的“一分为二”,这是个大问题呀!

段:这篇文章我们知道。我们正在调查。

康:没有比这个更大的问题了!这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党校同志要注意这个问题。

关:这和杨献珍是一样的。在批判杨献珍时,他否认事物斗争的同一性。毛主席领导下的革命派和杨献珍的斗争是长期的。当时,刘少奇、彭真包庇杨献珍,支持杨献珍。六四年,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这是一场很大的斗争。党校东方红的同志结合葛莱不够慎重,要注意这个问题。

要注意杨献珍在山西党校安插的人。注意他通过党校系统安插的那一套,特别是在山西、西北等地。杨献珍是大叛徒,有他的一帮,一贯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从政治上、世界观上彻头彻尾的反毛泽东思想,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们现在跟你们打个招呼,你们要注意这个问题。

康:关锋同志说了,我就不多说了。关于党校问题,刘少奇、彭真、安子文、杨献珍、侯维煜、王从吾、林枫、刘仁等人操纵的高级党校是个什么组织?那是个长期的、有系统的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这个反动堡垒,在各省的党校都有他们的直接的帮凶,直接的爪牙。包括五八年刘志兰搞的那个北京市委党校在内。这是从四八年以来,刘少奇一手抓的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他的这个堡垒在全国都有影响,在外地的中级党校都有他的爪牙,北京、西北、太原、新疆的党校,又是这个党校系统的反毛泽东思想的中坚。山西党校的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顽固的堡垒,从四八年开始,到这次文化大革命,才真正把问题揭出来。如果有时间,党校的同志最好请党校现在的同志介绍一下,看看党校到底是怎么回事。从高级党校到各省的党校,都是刘少奇把持的,十八年来反毛主席。一句话,那是长期的、有系统的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有很多是叛徒领导的。党校的同志要注意这个问题。

各省的党校问题,通过安子文,郭××向各省党校输送他们的帮凶,我们跟他们斗争十几年了,我们反下一个,又上来一个,反下一个,又上来一个,搞不动,因为上边有刘少奇,他们是通过彭真,安子文几条线一起搞的,你们要注意。

山西批判刘邓不要空洞,要具体地搞。你们在这方面还要做很多工作。你们党校结合了葛莱,说明你们这方面工作做得很不够。但是不要紧,今后继续斗争嘛!党校的斗争不是文化革命才开始,已经斗争了十几年了。



段:我一定把首长的指示带回去……

(保明继续发言,当他滔滔不绝地念一个材料时。)

康:你不要念材料了,把那个材料给我们好不好?现在已经十一点了,已经讲了快两个钟头了,简单一点好不好?

杨:再讲三分钟。红总站大肆吹捧刘格平,说山西要树立刘格平同志的绝对权威……

康:你说得简单点好不好?你说的两边都有。你们在北京就贴出大标语,向"张日清同志学习,向张日清同志致敬",还贴出"山西告急"的大字报。我看不一定在北京搞。如果要算这些账就没完了。



(杨保明发言完了,红总站郝庭云同志发言。他首先举几个例子说明红联站造谣。接着,用大量事实说明张日清到底是那个司令部的人。当他谈到今年一月十七日,关锋同志接见山西革命派,对山西省委表态,作了很多重要指示时)

关:对,我和王力在场。

(当郝庭云同志的发言被红联站同志的插话打断时)

康:你们让他讲完好不好?你们讲话他们没有插话嘛!

(当郝庭云同志谈到因刘卿瑞同志揭发张日清在去年十二月安了与卫恒的秘密直通电话,被张日清排挤到高平县时)

康:刘卿瑞是什么人?

郝:是山西军区副参谋长。

康:来了没有?

郝:山西军区不让来。

(当郝庭云同志谈到军管问题,红联站起哄时)

康:这么着急干什么?

红联站:他造谣么!

康:谁造谣,谁就是,你们替他着急干什么?

郝:电管局撤销了军管,我是电管局的,我清楚。

康:是否撤销军管了?

军区一同志:生产部门没撤销,撤销机关时,因为两派对立很厉害。

康:机关撤销干什么?××军团一同志,递来一个条子说关于发给中央的电报问题的事,他想发言。这个同志叫任远明,来了吗?

任远明:来啦!

康:我先说说。我看了那个电报非常吃惊,因任远明知道情况,所以把他叫来参加会议。那个六月二十八号以中共山西核心小组办公室的名义打给中央的电报,恶毒地攻击刘格平同志,也就是向中央控告刘格平同志,内容是根据×××同志的一个讲话,电报是由刘贯一、刘志兰、陈守中三人同意向中央发的,从电报内容看,他们是采取一种特务的手法,去观察刘格平同志。我们看了这样的电报非常惊异!怎么核心小组办公室会发出这样的电报?因此我们把任远明同志叫来,他参加过几次军区、核心组的中心会议,现在请他讲话。

任远明:我是团省委“大无畏”的,观点倾向红联站。



(接着任远明同志揭发了大量的事实,说明刘贯一是埋在核心小组的定时炸弹,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他谈到刘志兰、刘贯一要他到处讲刘格平、袁振同志的坏话时)

康:有不同意见可以讨论,但有人采取卑鄙龌龊的特务手段来搞,而且毫不知羞耻地用堂堂皇皇的电报形式发到中央。山西文化革命中就是有很多不正常的现象。这个电报是很反动的,实在恶毒!不但反刘格平,而且是反中央的,说“刘格平有什么贡献呢?只不过是跑了两次中央罢了!”好象是中央暗示他夺权,把矛头对准中央。”上抗中央,下压群众,说“红总站不是刘格平给打气,早就垮了!打气也不行,打一次,小一次。”这是什么话!说刘格平是反夺权,比卫恒还厉害。还诬蔑说刘格平曾给康生写了个报告。写了个报告又怎么样?谁有问题也可向中央汇报么!写个报告给康生是反革命不是?写个报告的权利也没有?这么肮脏的东西,还以核心小组办公室的名义签发。这样大的问题核心小组讨论过吗?

张益山:(愤怒地呼口号)打倒刘贯一!打倒刘贯一!(红总司跟着呼口号)

康:好象刘格平对文化大革命很不关心,只不过是中央暗示罢了,这个电报陈守中没有看,刘志兰替他划了圈!那说明他们是一起的罗!

任:我一定要把刘贯一的问题揭出来,一定要拥护刘格平同志,我要悔过自新。

康:你也好好检讨一下,阶级斗争很复杂,不要受蒙蔽了。

红联站××:他不是红联站的。

康:红联站的同志,你们不要背包袱。红总站同志也不要拿这个攻击红联站,这样做是不对的。红总站是支持他(指任远明)的革命行动,这个与红联站无关。红联站中有的同志受蒙蔽,但红联站还是革命组织,我相信你们,中国出了刘少奇等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中国和中国共产党还是好的么。



(下面是杨成效发言。当他谈到张日清打击和迫害革命派同志,王庆英同志被折磨得神经失常时)

康:这点我们看出来了,开会前在我们那儿,很痛苦,神经受到了很大的刺激,这一点专政委员会,特别是兰敏同志应好好检查,为什么把青年人糟塌成这个样子,你们专政委员会到底干了那些坏事!这个我们感觉到,感到很不安。

(当杨成效同志谈到兰敏肆意歪曲他的历史,说他出身大官僚家庭时)

康:这一点,我想问一问兰敏,你说的对杨成效同志的材料,你调查的十分清楚,而且有证据,说他出身于什么反动官僚家庭,但你晓得不晓得杨成效是个极端贫苦的雇农的孩子,后来卖给人家的?你调查了吗?

兰:不,他是监狱里一个女犯人生的。

康:你是专政委员会么,你对他的悲惨遭遇,你不调查,你反而把他说成是反动官僚家庭出身的,这是不公平的!他不是现在父亲的儿子,而是贫苦人的儿子,不管这个人好不好,你不公平么!你调查不能片面,应该两面都调查么。你说你调查的很清楚,你为什么不报告中央?你是个法官么!你做保卫工作,能这样做吗?这个专政机关在你手里,大家对你当然不放心了。随你个人的意志来判案子,那能这样子呢!我还想问你一下,省专政委员会常委七人我还不清楚,到底是哪些人?昨天你说有四个军队的,一个是你,一个是张日清,另两个是什么人?

兰:有一个是××军保卫处处长。

康:还有一个呢?

兰:常委七个,部队三个,地方四个,昨天说错了。

康:那一个是什么人?

兰:市委红旗战斗队的,是农村办公室政治部主任。

康:旧市委的。

兰:是。

康:你向我们反映情况,只反映一面,没有说杨成效同志有很悲惨的遭遇,反而说是反动官僚家庭,住过二年我们的监狱,你的材料可靠吗?

兰:是住过,少年所的班子。

康:你的党性保证的材料可靠不可靠呢?

兰:我是否把材料拿来给首长看一看。

陈永贵:(生气地)叫你说么,为什么拿材料!

康、关:陈永贵同志也说话了。

兰:我可以汇报。

陈:(激动)你有材料全可汇报,晋中问题的报告你全拿出来!你全拿出来!

康:你把材料调来看看你的党性怎么样?你怎么搞呀,谁敢相信你这个专政委员会呢!

关:你不是拿党性保证了么!那好了,你要保证!第一,材料你要全部保存,不许销毁。第二,山西的犯人是活档案,少了一个你要完全负责!自杀也好,被杀也好,死一个,就是你有意灭口!

康:还有被抓的要保证安全!

关:对!不管有人上吊跳河,这些都是活材料,活档案,你都要全部负责,一个不能少!

兰:他们都在监狱。

关:不管在那里,你都得负责!不管人在那里,少了一个你全部负责!

康:我不是为杨成效辩护,你是专政委员会的,是司法机关就不只能听一面,谁敢相信你!

红联站:现在专政委员会被封了,不能工作了。

康:那是另一回事。以后不许专委的人上班工作了!过去要你们取消不取消,四月份中央就对张日清讲了,你们不取消么!现在再重复一次:专政委员会不能要!有人要学山西,我们说山西专政委员会是错误的,你们为什么要学呢?

关:夺了权的各省、市都没有专政委员会。

康:对呀!北京、上海、山东、黑龙江、贵州、都是革命委员会,都没有专政委员会么,专政委员会要解散。

关:要告诉你们,这不是康老的即席发言,这是经过中央讨论的,专政委员会不能要。

康:四月会议关锋同志就讲了,根据中央决定,取消这个专政委员会,专政委员会是错误的,但是你们就是不传达,回去还是照样做。



当杨成效同志讲到兰敏说他要冲军区,还到×××部队煽动时,

康问兰敏:去过没有?

兰:车成林说的。

杨成效:车成林是什么人!你是专政委员会的,他说什么就相信什么?!你还说我们冲××××部队,谁见过?!

众:没有!



当杨成效同志谈到兰敏陷害革命小将,骂刘灏是狗崽子时。

兰:王庆英说的你就信?

杨:革命小将说的,当然信!

这时红总站齐说:“相信”,红联站紧跟兰敏起哄。

康:你要指挥他们吗?这里不是专政委员会!他们让你指挥吗?

关:兰敏同志呀!你应硬着头皮听下去么!听人家说完么!你懂得多少无产阶级专政?不懂么!冲一冲军区有什么了不起?好人冲了,解释清楚,坏人冲了好暴露么!你不懂无产阶级专政,你不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要硬着头皮好好听一听,回去好好想一想,你在这里还想指挥他们呢!我看还是虚心一点好!

兰:不是指挥。

康:刚才就是指挥么!

陈永贵:这里不是太原!

关:你是想指挥人家的!我们的话,你听不进去,他们的话你也不想听,陈永贵同志的话也听不进,那天,陈永贵同志提了意见,你马上就来汇报,还是虚心一点!



(下面红联站观点的段建忠同志发言。当他谈到兵团出了个传单叫《康生论袁振》,问康老有无此事时,)

康:什么?我论袁振?(笑)我没有这么大的本事。

段:康老,我念一下好吗?不长。

(接着段念传单:略。)

康:这是怎么回事,当时王力,关锋同志也去,这样的意见差不很多。

关:差不很多。

(红总站的同志热烈鼓掌。)

康:这个问题我讲几句。前几天在核心小组的会议上也谈过这个问题。在刘贯一、刘志兰所掌握的斗批改动态报上,说袁振是叛徒。我们认为袁振同志在华北局会议上的问题,不能说是叛徒。

关:当卫、王、王把袁振同志打成“野心家”、“伸手派”后不久,我们就去调查了解这个情况,去年八月,我就从华北局把袁振同志的档案调来看了,当时,我还不认识袁振同志。“八年总结”,“反对折中主义十二条”,我都看过了。袁振同志在华北局会议上的问题,我们在去年就表了态,不能说是叛徒。当然他没顶住,是个缺点,是个错误。

康:华北局会议上有压力,袁振同志没有顶住,这是错误的。在华北局会议上他给省委提的六条意见是对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有这样的同志站出来反对卫恒是好的。这次会议上打击袁振同志是不对的。袁振同志是受害者,不能说是叛徒,没有顶住是个错误。刘贯一、刘志兰领导斗批改小组,它的动态报上说袁振同志是叛徒。文字的东西这样说很不好。“叛徒”这两个字要注意,不要轻易用,这不是一般的意识形态问题,不是“无政府主义”,“冒险主义”等等,这是枪毙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问题。这一点刘贯一完全懂得,上次会议上也完全说了。



(当段建忠同志歪曲事实,说袁振同志拿中央首长讲话“压群众”时,)

康:那是另外的问题了。我是讲"叛徒"这两字,革命小将不要随便用,这不是意识形态问题,是政治生命问题。彭真的问题,搞了一年多才搞清楚。一开始,我们认为他可能是叛徒,但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只是从履历表上怀疑。后来我们调查了这个问题。一个月以前,他自己供认了,说他被捕后,不仅自己叛变了,而且还带着特务去抓革命同志,还向敌人下跪,这是革命的叛徒。这样,证据确实了,我们才给他下了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变投敌的大叛徒。这样讲了你们就清楚了,这不是“保守”,“打砸抢”等等,不是这样的问题。轻易在斗批改动态刊物上用这两个字就不好了。天津“八、一八”,北航××组织了抓叛徒的组织,得到我们的同意。我们也告诉他们,要调查材料,没有确实证据时,就不要在大街上公布。这样一公布,就有利于真正的叛徒。不要以为一调查到材料就有了政治资本,就公布材料想压倒对方。但真正的叛徒就会叫老婆孩子到街上看,他们就会想办法对付我们。

关:这样做政治影响也不好,材料一出来,就泄密了。

康:你们也可以作这样的调查工作,你们调查到材料就交给我们,我们去研究,证据确实了才公布。我们跟天津“八·一八”和北航的同志谈过这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中央有个指示,你们看过了没有?

关:是“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

康:关于叛徒的问题,是个很严肃的问题,有关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问题。一方面我们不要麻痹大意,丧失警惕;另一方面也不要捕风捉影,草木皆兵。这就好象是刀尖上跳舞一样,稍一忽疏就会伤人的。革命小将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他们也到山西去调查太原陆军监狱的问题。这个问题牵连很广,案子很大。

关:死档案不能少,活档案也不能少!

康:叛徒问题涉及到好几个监狱。实际上是刘少奇指示叛徒写反共启事出狱,安子文,薄一波就是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出狱的。薄一波又根据刘少奇的指示,让太原陆军监狱的叛徒出狱,这里关系到乔明甫、龚子荣、王若飞等人。这件事希望你们革命组织也关心关心。这方面的材料收集得还不完备,这个案子还不宣布,从敌伪档案查也比较难查,所有阎锡山的活档案,兰敏要好好保护!

兰:专政委员会已经给封了。

关:监狱可以保护起来嘛。告诉你们,山西的档案已经被烧了一大批。现有这些活反革命,活档案非常宝贵。

康:我们自己警惕性不高,我们知道彭真、安子文是有计划地抓这个东西,烧了有关他们的东西,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吃了亏的。四九年,安子文一进城就搞这个东西。这个我们警惕性不高,他们注意了,安子文派人到全国各地,到太原、南京、上海、苏州、天津、北京、西安等地去调来档案销毁。太原陆军监狱的档案我们弄不到,就是安子文四九年派人到太原销毁了的。(当段建中谈到三人电话,四人声明时)

关锋:当时我们知道后,就认为打回电话应以四个人名义发表,应该与袁振同志商量。

康:四人声明和三人电话我们都接到了。

段:袁振谈炮轰刘志兰是中央、是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的。他让鲁克南这么说。

康:接到一个条子,问“二月兵变”是怎么回事,上次在正式会议说过,这是没有的事,我简单地说说这个事:

去年二月,有二个团要驻人大和北大,并看了房子,这件事中央军委也知道,以后没有去住。因是学校,又有许多女同学,不太方便,生活不一样,当时可能是去军训的。倒是经过彭真批准的,后来到了五、六月,彭真的问题被揭露,因为彭真曾要作北京军区政委,当然他是要篡党,篡政,篡军了。北大同学提出这样的问题。贴过大字报,师大抄了这张大字报。当时是刘邓的白色恐怖,孙有余工作组看了这张大字报,就利用这张大字报整造反派,在大会上说谭厚兰是挑动学生反对解放军。并制造流血事情,煽动一部分群众围攻,打了谭厚兰,实际上是孙有余挑动群众斗群众,听到这个事情,我到师大支持谭厚兰,反对孙有余工作组,因为他们是少数嘛。我说:“人家是反彭真嘛!为什么不可怀疑一下呢?这件事有的不是造谣,郭影秋你知道么!”这样一说,谭厚兰一派就贴大字报,说郭影秋是什么人,后来,人大揪郭影秋、邓小平、陶铸到人大,陶铸讲没有这个事情,实际上二月兵变是邓小平提出说“二月那有个兵变呀!”后来邓小平,陶铸揪出来后,群众引起了警惕,联系起北大陆平,北大有一部分学生在南口实行过军训,陆平又在那个地方打过游击,一连起来就传遍全国了,当然这个事情和张日清,山西军区无关,总之,没有这个东西,同志们不要再提,当然同学们警惕性很高,这是好的。

所以邓、陶一揪出来,同学们就怀疑。



(当段建忠谈到袁振报告中央煤产量不属实时,)

袁振:那是按××军的电报报的数字。

(当段建忠同志谈到袁振在鞍钢搞一长制时,)

康:同志,这个问题可压缩些,这问题中央比较清楚的,用不着再谈。

(当段建忠同志还是厚着脸皮谈到“鞍钢宪法不是袁振同志搞的”时,)

康:同志,你这个问题不要说了,鞍钢问题中央是知道的,是毛主席直接处理的,是经过很大的斗争,你们知道的材料,可压缩一些,你讲的观点已经清楚了。

(当段建忠同志不听康老的话,继续攻击袁振同志在鞍钢如何如何时,)

康:你节约点时间,还是重点讲讲山西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好,这里不是解决鞍钢问题!

(当段建忠同志发言完后,)

康:会议快开到三点了,通过今天会议,我有个建议,同志们发言事先计划一下,要讲主要的,时间有限,讲话要集中一下,首先讲当前山西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问题,讲今后怎么办,要向前看提出具体意见,关于历史问题可少讲或给我们送材料,就恐怕同志们没准备,关键问题讲不出来,希同志注意,顶多用十分钟二十分钟,把自己的观点讲清楚。

第二,要从大方向方面讲,从毛主席革命路线,从大问题上考虑发言,希望同志们,把自己的思想提高一些。

第三,我觉得昨天段立生同志有一句话,半句还是对的,记得他讲,山西文化大革命问题,群众问题好解决,关键是要解决核心小组的问题。当然,他说的核心小组问题是另一回事了,我只是欣赏他的关键问题在核心小组这个讲话,从两条路线的斗争大的方面讲,可以节约时间。现在散会。(大家起立鼓掌)


中央解决山西问题扩大会议纪要(之三)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审阅。


时间: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晚九点半至十二点半

地点:北京人民大会堂安徽厅。

主持人:康生同志。

出席者:红总司(红总站、兵团)代表六十余人,红联站代表六十多人,省核心小组成员、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和部分委员、省军区部分负责人、××军政委、×××部队校长、×××部队校长。此外,有晋中核心小组成员等。九点半,康老、关锋、吴法宪、刘格平一同进入会场,全体起立鼓掌,康老入座后即宣布开会。



康生:这几天有些同志身体不好,今晚的会议只开三个钟头。前两天一开就五、六个钟头,我们检讨,我们是习惯了。现在九点半,开到十二点半,三个钟头。晋中军分区的崔冰同志要求发言,现在先让任井夫同志讲,然后崔冰同志讲。希同志们讲话精简一点。



(当任井夫同志发言讲到晋中7·7、7·8事件,晋中的总司把联络站的人揪到群众称作“白公馆”的七房七岭的地方时)

康生:这是在那一个县?

任井夫:在平遥县。

(当任井夫同志讲到他来北京时在火车上接到通缉他的传单时,将传单交刘格平同志转给康老。)

康老:这传单也很值得注意罗,刊印的!刊印的!不是一般油印复写的,刊印的!

关锋:铅印的!

康生:题目叫做《警号》,是人家散发到火车上的,传单内容是:“混进晋中核心小组政权里面的野心家,反革命资本主义复辟的总后台,大反解放军的老贼,陷害陈永贵同志的罪魁祸首,就是任井夫”四条罪状哩!(康老继续念)“今晚乘88次快车赴北京某地招摇撞骗,希旅客们百倍注意。如有群众发现,先把他监视起来,到北京车站自有人接应。老贼任井夫的特征:胖子,个子大,年龄四十多岁,山西孝义县口音。署名是专揪任小分队。一九六七年七月十日晚。”这很明显,这不是一个一般群众搞的。

关锋:任井夫同志这次来是中央请来的,是我们通知他来的。任井夫同志是中央公开支持的,任、王、张,我们早就支持了,陈永贵也支持的,我们也支持(大家鼓掌),这传单是造谣嘛!陈永贵在场,怎么能说任井夫陷害他呢?

康生:(笑了笑)“罪魁祸首”!

关锋:陷害不陷害陈永贵同志知道,陈永贵同志最有发言权。

康生:人家说任井夫来招摇撞骗,大家看看,咱们这里是招摇撞骗吗?

关锋:这样的传单是对中央的态度问题,中央叫任井夫来开会,是中央通知山西军区,让军区转告军分区叫他来的。

康生:这个传单只能是掌握情况的人才能发出,我们也要查一查,他们不是要追任、王、张吗?我们也要追这个小分队是谁,发这个传单的到底是谁!

关锋:是谁操纵的?

(当任井夫同志把“晋中的问题究竟在哪里?”“其实质是什么?”这两大问题说完了,并表示也要好好检查自己存在的错误和缺点之后,康老叫崔冰讲。当崔冰讲关于任井夫同志说的传单的问题他不知道,任井夫同志要来中央他也不知道,他问了军区,军区同志也说不知道时,)

关锋:(严肃地)那个通知的?

康生:省军区为什么不知道?省军区通知的嘛,怎么会不知道?你个人不知道还可能,怎么说省军区不知道,你能代表省军区吗?!

关锋:你要不要中央的批评呀?你有一点自我批评精神吗?

康生:省军区通知的,为什么不知道?

关锋:哪就是我们造谣的!是嘛?

康生:你们说我们造谣嘛?

关锋:我们刚才讲了,是省军区通知的,你一上来就说省军区还不知道,那不是搞我们造谣吗?

康生:你能代表军分区吗?你到中央要实事求是的讲嘛!你不要讲了,另外的同志讲吧!想通了再讲,我们不听你这一套!(康老讲完把眼镜放下,很生气的。)(大家热烈鼓掌)

康生:(停了一小阵又讲)晋中区的同志还有那些起来讲话,正面的反面的都可以讲,赞成任王张的也好,赞成崔冰的也好,都可以讲。



郭宏:(五中井冈山女战士)晋中情况我知道,我讲一点。

康生:你叫啥?

郭宏:我叫郭宏,我就讲一点。

晋中一总司观点的同志:我是晋中的,我要求说说。

康生:都可以讲嘛,等一下讲嘛,让她先讲。

(郭宏讲到江青同志是支持任王张的,张日清在晋中问题上的做法是要给刘格平同志施加压力,又说到她的一个笔记本中记有张日清支持他们的电话等很有价值的东西,但被拿走了时,)

关锋:你也是被捕的呀?

郭宏:(很激动,没听清)什么呀?

陈永贵:(告诉郭宏)你是被抓的呀?

郭宏:(还是没听清)谁审问我的呀?

康生:还是按自己的想法说下去吧!

(当郭宏讲到她被关进军区监狱以后,军区有人骂她是反对解放军,骂她是小王八蛋,刘浩是狗崽子时,她哭了。她说那些人完全不理解革命小将的心,也不可能理解革命小将的心。她讲了对解放军支左的一些看法。)

康生:(康老对郭宏的讲话表示很满意,连连点了好几次头,还跟就在右手边的关锋同志说了几句,又点头说。同志,你的那句话讲对了,就是通过解放军支左就把军队内的问题暴露在社会上了。毛主席就是这样地讲的。(大家鼓掌)

郭宏:我们在晋中就是遇上了这个问题。当时我在狱中,有最大能耐也施展不出去,也就确实是这样。这就是他们的“无产阶级专政?!”

刘瑞卿(山西军区副参谋长):资产阶级专政!

郭宏:人家是那样对我说的!……

(当郭宏讲到山西从卫恒以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有个传统的东西,就是杀人不见血,说到她明明被关进了"女监",还假意给她吃好的,美其名为“在这里寄放几天”,这就是山西的“特产”!说到她正关心这个问题:山西的权现在有没有彻底夺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革命领导干部有没有掌握了实权时,)

康生: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是那月那日被捕的?

郭宏:三月四日凌晨三点被抓到五月九日下午三点多钟释放,共五十多天,在军区警备营关了十多天。

康生:谁抓你的呀?

郭宏:对了,关于抓人又有了山西特产了。……

王庆英:(在旁小声告诉郭宏)别说这个了!

康生:(关怀地笑了)没有关系,好好地继续说吧!

(当郭宏讲到她不明不白地被抓去,抓人的人说这不叫其他,是叫“军管”,“一般军管”,用小车把她载到了一个地方就开始审问时,)

康生:什么人审讯你的?

郭宏:他们名字我不知道,也不让我知道他们的职务,只告诉我一定要相信他们,还说不相信他们的本身就是个立场问题……

康生:逮捕你的都是穿军装的?几个人?

郭宏:当时黑夜,有好几个人,有两辆车,一个叫张检察长的,他眼睛挺大的,当时我想,他挺象个法官的。

康生:关锋:(笑)(大家都笑)

康生:在你印象上有几个人?

郭宏:起码有四个,包括司机五个。

康生:兰敏同志,是不是你派人去抓的?那个抓人的是谁?

兰敏:是我派的,那个就是她讲的张检察长。

康生:派的是不是部队的?

兰敏:是部队的,是张检察长。

康生:什么名字?

兰敏:叫张维宽。

关锋:弓长张吧?

兰敏:是的。

康生:张维宽在不在?

兰敏:病了,没有来。

关锋:为什么抓人?为什么要逮捕她?

兰敏:当时他是把她叫来问一问,因为车成林在晋中抢了材料,而她和车成林是协从关系,通过她可以了解车成林。时间是长了一点,两个多月。

关锋:(很生气)什么长了一点,简直是无法无天!我们去山西也可抓嘛!

康生:是谁批的?

兰敏:张日清同志批的。

关锋:无法无天,长了一点,这是长了点?到底专谁的政?

康生:从你们几天来的表现看,车成林到底是不是反革命分子,我们怀疑,车成林材料要全部交我们看,看到底是不是反革命分子。

关锋:我们有怀疑!

康生:如果真是反革命分子,我们也坚持要看材料。

兰敏:如果我们错了,就错在我们认为晋中总司夺权是对的,张日清和我都有这个思想,认为晋中总司夺权对,谁起来反对就是反夺权。

康生:问题不在这里!

关锋:这问题很严重嘛!就是夺权对,他们也不能抓起来嘛!公安六条你们执行不执行?专政委员会到你们手里,你想抓谁抓谁!

康生:兰敏同志,你好好听听,将你的政治水平跟小将们水平比一比,到底你那水平高,还是革命小将水平高,从这些小将同志发言很可以得到教育。你总认为自己是老资格,人家都不革命,反革命,就自己革命,这次可得到教育。革命小将在毛泽东思想照耀下,在实际斗争中的体会是比较深刻的,毛主席说,军队支左有很大好处,就是使军队本身受到教育,他们从实际斗争中体会到这个问题:支左不仅支革命群众,支左派组织,不但看到社会各方面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同时也能看到军队里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看到阶级斗争也反映到军队里边,军队通过支左也同样把问题暴露在社会上,从而加上军队,提高我们军队的思想水平。这才是唯物主义辩证法,而不是那个茶杯辩证法了,刚才郭宏同志说的军区那个人的茶杯辩证法是错误的。下面由晋中同志继续发言。



宋志明:我揭发一下关于山西省军区的问题:

康生: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宋志明首先介绍自己姓名,还说明自己原来是平遥县县长,现在是文水县县长。随后就讲四月份张日清怎样派人抓他,军区检察长张维宽、军区法院长李怀恩和兰敏怎么审问他。当宋志明同志讲到张维宽对他宣布说是代表军区、代表省专政委员会,奉刘格平、张日清的指示来抓他的)。

刘格平:那是冒充的!

康生:(问坐在对面的山西军区陈司令员)你好好听听,军区有保卫处吧?

陈司令员:有,有三大处。

康生:过去史进前、罗瑞卿他们搞的一套,我们要好好注意的,当然这里头有好同志,但也要注意。搞保卫的这样子,要好好检查。

(当宋志明同志将张维宽等人就晋中问题如何审问他的事讲完后),

康生:北京政法学院有两个被捕过的,几次要求五至十分钟的发言,现在可以发言,因为他们不是一般北京学生。

关锋:也是被“军管”了的!



(当北京政法公社李承义同学讲到张日清因为政法公社怀疑他与反革命分子周潜川有联系,就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之名,于二月五日早晨派人带领山西省党校的学生将他们逮捕,又在张日清指使下斗争了两次,游街一次,不让他们在监狱中唱语录歌,至于逮捕他们的“罪状”也是张日清叫政法兵团写的时候)。

康生:你们把材料交给我们。

张隆:康老我讲几句。

康生:你是哪单位的?

张隆:政法公社的。

康生:几年级?

张隆:六四年的,今年三年级了。(接着他说到从审问中发觉审问人对袁振另有看法。说到逮捕他们的人是以所谓到比较安静的军区去学习毛主席著作,而把他们带到军区法院去的,可是在狱中同样不许学习毛主席语录。)

晋中炮轰派一人:我提个要求,根据今晚任井夫发言,有许多虚伪性,我要求发言。

康生:我刚才讲了,你们有时间发言,大家都有机会哩,下面还有会嘛!你们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希望红总站、红联站的同志要好好想想山西的大方向,不要抓某个人讲了些什么,某一团体怎么样。这个特别是红联站的这方面要注意。要多从山西的大方向方面想想。

关锋:要从大局着眼!

康生:要从大局出发,要告诉大家什么是大局。

第一、现在有人在部队煽动部队,就是要部队拥护张日清、反对刘格平。

第二、山西还存在什么问题?就是山西×××调农民带枪进城,同志们想一想,农民带枪进城要干什么呢?会发生什么结果呢?这是什么问题?

第三、山西专政委员会,无法无天,那样的对待革命群众,有些×××,尤其是晋中×××那样反对陈永贵啊!不是拥护陈永贵!如果不采取措施解决,有些要犯大错误,不仅晋中问题,太原也是这样。

这样都是大问题,大局,希望各方面同志要多想一想,是不是大问题。今天问题未发展到太严重,比其他一些地方好,但一定要注意。可是存在那样一个危险,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关锋:每个人自己,或某个团体,做了什么好事,别人没有说,没关系,埋没不了的。问题在于怕看不到自己缺点,我们是干革命的,不怕别人不知道。

李金谓:康老,我刚从太原来时,军区有人对我说,刘格平也可能是个叛徒,他们正在布置,要调查刘格平同志的材料。他们这样的,这问题比较严重。

康生:(笑)让他们把材料调查完了以后再说吧!(大家笑)

(康老、关锋离会场,大家起立鼓掌。)


中央解决山西问题扩大会议纪要(之四)


速记稿,未经审查

时间: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晚十一时至次日凌晨五时二十分

地点:北京人民大会堂安徽厅。

主持人:康生。出席人:关锋、吴法宪、曹轶欧、刘格平,和中共山西核心小组全体成员以及山西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红总站、兵团、太原市造反司令部、红联站的赴京代表团等。



康生:同志们!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太原红总站和红联站一起上街游行,反对百万雄师事件,这很好!这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在另一方面,也达成协议反对这个百万雄师反动的罪行,你们在反对百万雄师上有共同的意见,在太原也是这样做。军队召集了。从这里边坚定的相信群众,相信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从这方面也可以证明,另外大家不要丧失警惕,反对反革命逆流,不是炮轰刘志兰是逆流。我们听说百万雄师有人到了山西,李井泉的产业军也去了,北京的联动有些反动子女也去了山西,他们要反对你们的文化大革命,挑动群众和解放军的关系,我们从武汉得到消息,山西已经有人去武汉支持百万雄师,是什么人还不知道,我们不要睡觉,打内战,放跑了敌人。

前几天有人写信给我,要在这样的会上听听军区同志的意见。本来张日清同志已做过一些检查,大家还是不满意的。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今天由张日清同志检讨,请同志们冷静地听,有什么意见当然可以提,等他讲完再提吧,现在请张日清到这来讲。

(张日清检讨)

当张日清讲到五月份以来他大反刘格平同志,来京前发了电报时,康生同志插话说:“这点王成琚,陈守中,刘贯一签发的,刘志兰同意的电报,大伙集中起来攻击刘格平同志,同时实际上是攻击文革小组,这样的情况,在各省,各军区,大军区,我们没有见过。”

这个问题红联站同志们不要蒙在鼓里了。为什么我们一次,两次召集你们开会,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

张日清谈到他站在刘贯一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并做了他们的防空洞时,康生同志插话:这一点你要特别注意,你反对的是好人,如刘格平、陈永贵,你联合的是坏人,如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王承琚。

当张日清讲到回去以后要清算“专政委员会的错误”时,康生同志说:“兰敏同志,你拿党性保证说杨承效的材料最可靠,可是你把人搞错了。你的材料不是一个人的,是两个杨成效。”

关:差六岁,你材料上的杨成效是河北人,当时解放军判过刑。

康:看看你们的党性到底怎么样?如果是别人的材料你还可以申辩,这是你自己调来的材料,用党性保证的材料。

当张日清检查完时。

康生问:“完了?”张答“完了”。

康:我希望你对武汉问题表示一下态度,赞成也好,反对也好,对武汉百万雄师叛乱行为是什么看法?(张回答了)

康:王成琚来了没有?

红联站:“回去了!”

关:可以那么自由主义?

红联站:他出去一会还回来。

康:联络员叫他来,据说他带着枪参加会议,他过去是不是个军人,他过去有没有枪,有人说张日清给他的枪,是不是?(张答:“不是。”)陈守中在不在?王成琚是不是党员?什么时候入党的?(陈守中:“不知道”)你们成天混在一起怎么不知道?(陈守中:“知道他是党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入党的?”)

关锋:你知道他有枪没有?陈:有枪。

关:在太原还是在这儿?

陈:在太原有枪,在这里我不知道。

关:谁给他的?

陈:不知道。

关:他是多少级干部?

陈:十八级。

红联站群众:不是十八级,是技术员。

关:文化大革命中按规定枪要收回。

康:他写了一个信,也不给我,是给关锋说他很荣幸,作为红联站的代表。他只能做为列席。我看红联站不能要这样的当代表。你们叫他当你们的代表?

红联站:他不是红联站的。

康:他多大年纪?陈守中:三十多了。群众:三十七。

康:他在解放前做什么?陈:不知道。

关:你的老部下嘛。

康:这样的外交词句,荣幸地作为红联站的代表。

关:他是不是红联站代表?红联站:不代表!他没有枪,他来北京没带枪。

关:在太原有?

红联站:在太原有没有不了解。

康:这个同志是那个单位的?(没回答。)

关:他在太原带不带枪?在太原带枪也是犯法的。

康:刚才证明的是那个单位的?红联站:我叫李善良,太工东方红的。

康:枪是一定要收的。

李善良:在北京,我没发现他带枪,我们好几天都睡在一个屋里,有枪早发现了。

康:他什么事都告诉你吗!

关:你说的比较妥当,没有发现他有枪。

康:你没有发现他有枪,到底有没有你也不肯定,青年人不要这样。你是学什么的?李:学机械。

康:你还是学点辩证法好,头脑不要太机械了。杨成效:王成琚现在太原有枪。

康:军队同志来了几个?还有那个军要发言?前几天写了条子,刘卿瑞要发言,刚才我接到两个条子,都是工学院的,一个说刘卿瑞是受张日清迫害的,一个说刘是三反分子。是为卫、王、王翻案的。不管是那一种,既然来了都可以发言。

(刘正发言中,王成琚赶来了。)

康:王成琚来了没有?答:来了。

康:你怎么随便来,随便走呀?关:你就可以罢会了!王辩解。

康:我想向你调查一个事情,你这次来北京带着枪没有?有没有这回事?

王:关于这个问题我可以向康生报告,我没带枪来。

康:你在太原有枪,谁给你的?王:找人家借的。

康:借谁的?王:借专委会的。

康:又是专委会,专委会谁给你的!王:郭有富。

康:他是部队上的不是?关:他怎么有枪?

康:市专委会可以发枪?王:当时我请示过袁振,因为夺权后太原市比较乱,有人要抓我。

关:你带枪干什么?有人抓你就开枪。

王:袁振写信交给了专政委员会处理。我自己找一个专委会借的。

康:不管那个委员,就讲你!王:找郭有富借的。

康生:霍去病的霍?你这次来北京带着枪没有?

王:没带,交给市核心小组驻军了。

康:交给驻军的什么人了?

王:我也叫不来什么名字。

康:叫不来名字是什么人吗?

王:警卫班。

康:什么时候交的?

王:交了很长时间,具体时间记不得。这次是来北京前十天,以前陆陆续续交过。

康:以前陆陆续续交过。那是你的保险库吗,保管库嘛。那不叫交。你不是说有人要抓你吗,你有枪陈守中知道不知道?

王:我没有正式告诉过他,是自己借的。

康生:噢,是私自借的。你是党员,什么时候入党的?

王:一九五五年。

康:在哪儿?

王:在太原工学院。

康生:什么人介绍的?

王:孟凡联和×××

康:现在两个怎么样?在太工哪个组织?

王:在太工红旗。

刘卿瑞:孟凡联是坏分子。

康:解放前你做什么?

王:读书。

康:参加过什么组织?

王:从没有参加任何反动组织会道门。

康:在哪儿读书?

王:在北京上中学。

康:山西人怎么到北京上中学?

王:我不是山西人,是河北人。

康:河北什么地方?

王:定县。

关锋:家庭什么成份?

王:中农。

关锋:中农能上北京读书。

王:我们是十三岁跑到北京来的,要是讲讲家史的话。

康:不用讲家史。你高中毕业了没有?

王:高中毕业。解放后党一手培养又让我上了大学。

康:你开始在那里工作?

王:在石景山钢铁厂。

关:做什么?

王:公安警卫部队。

康:罗瑞卿那个系统?

关:解放前你工作了吗?

王:工作了。

关:在哪儿?

王:就在石钢。

关:做什么?

王:抄写。

关:抄写什么材料?

王:就是一些汇报材料。

康:职务是什么?

王:算工人。

康:还有抄写工人?

关:你当时多大?

王:十七岁。

关:工资多少?

王:十八块。

关:什么钱十八块?

王:好象是十八万块。

康:是法币,还是日本钱?

王:法币。

康:我再问一下,你讲了一次话,你说你还坚持你那个电报的观点?你现在是什么看法?

王:我现在重新认识。

康:你给我一个信了。说以32111为首的兵团和红总站抄了你的家,说如果这次为了解决山西问题,荣幸的作为红联站方面的代表,你是红联站的?

王:不是,是红联站方面的。

康:红总站一方面,红联站一方面,你是红联站的。

王:我的观点和红联站一样,我是红联站观点的代表。

康:观点的代表?代表谁?

王:代表市委红旗战斗队。

康:选举你的?

群众:红旗战斗队早把他开除了。

关:红旗战斗队我们是了解的。去年冬天接触过。

康:你说“荣任”红联站的代表,人家红联站不承认你的代表!?

王:来的时候我们住在一起,因为观点一样,大家推选我当代表的。

康:谁给你的荣幸?但是不幸的是你发了一次言,这个我记得,我很记得你的那个发言,给我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因为你发了言就是个不幸了?你说你的观点变了,但是你的这个信没有变。

(王解释他的信,说他的观点变了。有人说到他和康老拍了桌子。)

康:我倒不怕你拍桌子,我还准备你打倒我,写标语打倒了。你那个方面打倒我了。你只讲人家,不讲你自己的错误啦。当然可以,但是你要知道你的那个发言,引起人的义愤,他们的行动由他们负责,中央在下面是经常批评的,你的发言引起人的义愤,当你了解了中央的意图以后,还坚持陈守中的反动路线,你的观点还没有变,这封信还是这个观点。

关:你还可以坚持,你有你的观点。

康:刚才我讲了一句话,不知你在不在?我说张日清反对的是好人(刘格平,陈永贵),联合的都是不好的人。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王成琚。我讲了,我是负责的,我是准备你打倒我的,你自己不出面,让别人来打倒我。

王:请康老相信我。

康:我不能相信你。

关:现在不能相信,现在没有根据相信。

王:我当时确实不了解情况。

康:你已经用了正式电报给中央,你是做为红联站代表讲话,希望你以后,愿意参加就参加了,不愿参加给我们打一个招呼吧!

红联站代表:他这些天不和我们在一起活动,我们对他不了解,他不能做为我们红联站的代表。

康:这就对了。

关:你们也有缺点就是,这份传单就是你们的,你们认识还有问题,等会儿我讲你们的传单。

康生:请坐下吧,请坐下吧。

关锋:回去独立师的同志把枪给他没收。

康:刘卿瑞同志继续讲。(刘讲完后)现在关锋同志讲。

关:江青同志很关心山西的文化大革命问题,山西情况都向她汇报了,她还看了很多材料。因为山西有一个谣言,还涉及今天参加会的同志。今天下午开会时间很长了,开了六、七个钟头。江青同志身体不太好,晚上不能来了,让我传达几句话:向山西革命小将、革命干部(包括部队)问好!(口号:向江青同志致敬!向江青同志学习!鼓掌)这个郭洪,王庆英同志来了没有?(答:来了,)要求见江青同志的心情都传达了,江青同志让我转达她的意见,向你们两位同志问候,向你们慰问。(鼓掌)(王庆英把给江青同志的礼物代转)好!下边我先辟几个谣。

第一个谣言,说康生同志,主持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已经受到了周恩来、江青同志的批评,康生在做检查,这是胡说八道,完全是谣言,我们文化革命小组是集体领导,大事不但是集体讨论,而且要报告主席,报告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口号: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报告总理。这是辟一个谣。

另一个谣言,刚才碰到一个条子,在榆次街头出现了以小灵通为名的传单,标题是“北京很可靠的消息”,他的形容词越多越成问题。这是晋中联络总站的代表写的条子,他是不同意这个传单的观点的,要我澄清。

第一个,七月十六日,首都红代会造了解决山西问题大会的反,你们都在,这是谣言。

第二个,山西赴京代表已回太原,在开会期间,只有郭永彪、王振国回过太原。他们回去报告过,其他代表哪回去了,你们都在场嘛!

第三,林副主席接见了张日清、曹中南。他俩在场吧?林副主席很忙,也许以后可能接见,现在还没有接见嘛,这个不多说,一句话,想引起群众的错觉。

第四,毛主席指示,山西问题由总理、陈伯达重新处理,这完全是谣言,这样的谣言很奇怪,是怪现象,妄图挑拨制造混乱,煽动群众。

康生:武汉的百万雄师就是这个方法。

关锋:武汉的百万雄师,还有独立师的一部分人要打倒谢富治,绞死王力,矛头反对四点指示,四点指示是周总理的四点指示,他们不敢把矛头直接指向周总理,他们反对周总理在政治上不利,实际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同志们,阶级斗争是很激烈的,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处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决战的阶段。山西也不例外,并不因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就不存在了,已经被揪出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利用他们过去骗取的政治资本,利用新闻机关,利用其他机关,骗取的政治影响,思想影响,疯狂的进行破坏,还有没有被揪出来的一小撮,也在疯狂的进行破坏。我们红总站、红联站革命的同志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千万不要因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某某被撤了职点了名,就是死老虎。是纸老虎不错,不是死老虎,是受了伤的老虎,如果忘记了敌人,革命派自己打“内战”,就上了当。要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大联合,推动革命的大批判。当前的决战是激烈的,而且是复杂的。在山西尤其有它的特殊复杂性。革命小将看问题,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看问题要抓住主要的东西。时时刻刻警惕不要上坏人的当。山西一月份夺了权,不久成立了核心小组,革命委员会,是不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结束了呢?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就结束了呢?没有!也不可能,相反仍存在两个阶级的决战。两个阶级的决战反映到核心小组的内部,革命委员会的内部,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条是错误的路线。你们两派的争论,这里我不想给你们评论是非,因为不怪革命小将,不责备。但是,有几个问题要讲清楚:一、四·一四究竟是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呢?是革命的好得很!我们认为四·一四炮轰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是革命的行动,好的很!为什么说好的很,因为四·一四揭开了核心小组内部,革命委 员会内部的矛盾,揭开了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公开化了,好!这一点,中央早有所察觉,第一次来汇报,感到有些问题,我们多多做了工作,四月份来汇报,就看的很明显。有些同志由于缺乏阶级斗争经验,有一个简单的逻辑,核心小组,革命委员会是经过中央批准的,是红色政权,炮轰它就是炮轰红色政权,怎么能炮轰呢?

康生:怎么好批评张日清呢?

关锋:这样一个形式逻辑,这样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

康生:插一句话,还有一个简单的逻辑,我们是军队,刘格平是北京军区的政委,张日清是副政委。在山西军区,刘格平是政委,张日清是副政委,两个政委我们好怎么讲呢?这就是毛主席说的,不讲阶级,不讲是非,是刘少奇的那种“驯服工具”。

关锋:中央对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原来不知道有个王成琚何许人也)有看法的。到底怎么样那要考验,让群众揭露批判,他们从中搞了很多鬼,这里我不细说了。太原革命派的同志,印了他们很多材料,同志们可以看,看他们现在,也可以看他们过去所作所为。同志们可以分析,他们究竟是什么人。革命群众自有公断,是什么人就是什么人。张日清同志没有和他们划清界限,反而和他们搞在一起,在夺权的时候和夺权以后一个时期,张日清同志站出来支持夺权,这个成绩我们是不抹杀的。但是张日清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两个航校校长讲的好,张日清你有点变了。夺权时方向对,现在错了。对四·一四,对红总站采取否定态度,反对炮轰刘志兰要保护她,而且要抓回四一四后台,这就完全把事情搞颠倒了。山西革命小将印的材料,张日清同志在山西应该比我们看到早,为什么不重视那些材料?自己搞不清,为什么不向中央请示?正因为这样,把一部分革命小将搞糊涂了。林彪同志说,政权归根到底是个班子问题,领导班子问题。现在这样一个班子,包括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在内的班子能说是个红色政权?张日清政委是付组长,专政委员会主任,管着报纸,如果不改正错误能不能保证一个红色政权?不能!对四一四不支持,采取否定态度,是大方向错了。还有专政委员会,揭发了很多材料,那是专谁的政?创造的新名词,逮了人,上了手铐,既不叫逮捕,也不叫拘留,叫“军管”,这样下去那是非常危险的,我们不能信任这样的专政委员会。我们前天说过,专政委员会的形式是不恰当的,最重要的是内容,专谁的政。根本问题是专政委员会,凌驾于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之上,搞成独立王国,专调查革命群众的材料,到晋中也是调查革命群众的材料,晋中军分区公然操纵反对陈永贵和任、王、张。调动农民进城,大搞白色恐怖。张日清同志在组织上自搞一套,不服从集体领导,不维护刘格平同志这个班长。重要问题既不集体讨论,又不向中央请示。无论从爱护张日清同志出发也好,不要再把山西变成独立王国也好,都需要对张日清进行批评。张日清同志掌握宣传工具,根本不象话,和刘格平共同接见群众,标题上标出张日清不标出刘格平。这不是山西反映的,不是刘格平同志反映的,是我们查山西日报查出来的,《山西日报》成了一个派别的报。《文汇报》有好多好社论《山西日报》不登,偏偏登了一篇相信人武部的,那在上海是正确的,在你们山西就是不恰当的,现在看的很清楚。“公、检、法”、“人武部”干了许多坏事,不是说那些同志都坏了,是说罗瑞卿的影响没有肃清。"人武部"有些人并没有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划清界限。还有好多没有挖出来。武汉事件不光是“百万雄师”,军区那些人武部独立师,机关的“公、检、法”,武汉事件是反革命暴乱,中央派去的代表公然可以绑架、毒打、戴上手铐,多少人包围,(口号:打倒陈再道!保卫中央文革!) 对这些人我们相信武汉广大指战员,定是好的,是受蒙蔽的。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发了那么一个消息,百万雄师分化了,有些人不干。(康生:他们的谣言是假的)他们扬言王力犯了错误,不能代表中央,把王力同志交给武汉群众斗争。所以王力他们回来隆重到机场迎接。

一小撮是纸老虎,一戳穿就没人跟他走了,所以这个山西不经过一场风暴是不行的。四一四也好,今后也好,红色政权是不能巩固的,有了坏人钻进去,不纯怎么能巩固。

有好多材料今天不讲了,不是批评红联站,太工东方红。红联站,太工东方红六月二十八日发表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错了。我们不怪革命小将,应该由张日清负责。陈守中、刘贯一、刘志兰我不说,用不着说了。我说由张日清负责就是对他寄以希望,批评他,帮助他。

康生:今年五六月间,也是红联站的报纸发表了一个北京工代会十二个大专院校一部分同志,还有北京中学红代会几个学校,还有天津大学,还有一个河北大学?师范?是那十二个大学一部分同志,我所以说署名部分同志,就是不能代表那个学校,天津的“八·二五”,和河北的外专“八·一八”。六月十八日,红色造反报是红联站主办的,六月十八日第二期下面署名是山西红联,同这个京津赴晋部分学生。这个文章相当长,是"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四个版当中主要讲四·一四是有目的有计划的一个政治大阴谋,什么四·一四红色风暴好得很,完全是骗人的鬼话,有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阶级敌人通过炮轰刘志兰……

同志们,这个错了的,以中央的看法,这个不符合,不怪红联站,不怪京津赴晋的部分学生。这点我同张日清,核心小组的同志谈过,张日清的错误路线,不仅影响到红联站,而且还影响到首都的十二个大学,两个中学。我为了帮助他、教育他、提出来批评,至于刘贯一、刘志兰、陈守中那些人,就是关锋讲的,不在话下。

关锋:今天我批评一下,红总站就不要批评了。

康生:将来再犯错误,一定轮上红总站,如果没有更好啦!一定的,我敢保证,你们看,如果没有犯,那是我错了,我可以承认。

关锋:这个传单中说,以陈守中、王成琚为首的市红色政权。陈守中、王成琚我们都见过,江青同志没见过王成琚,见过陈守中,是不是个红色政权,我怀疑。

康生:北京赴晋的同学,第一次会上要求发言,我没让你们发,因为你们不了解情况嘛!不让你们发言是为了爱护你们(鼓掌。红联站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

关锋:说王成琚是坚定的革命左派,我们没有见过这样坚定的左派,就凭一件事,说那时候很紧张,要个枪,是相信群众呢,还是……还说王成琚为首的市委红旗战斗队,是否以他为首,市委红旗同志,去年冬天我见过。戚本禹同志也见过,我不相信王成琚的所作所为代表的了市委红旗。市委红旗了解了真相是会造你的反的。

康老念红联站传单中骂批刘邓红总站一小撮混蛋时说,你们不要生气呀,气量大一些。又念到矛头指向刘贯一同志时说:“刘贯一不应该指向吗?刘志兰不能指向吗?陈守中不能指向吗?张日清不能批评吗?我感谢山西的革命小将,使我开了眼界。刘贯一的万言书,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宣言书。”

康生:刮翻案风的尖端。

关锋:以他们村为例,每人平均不到两亩地,要分一亩作自留地,私人地比集体地要多,还有什么集体经济。我感谢山西革命小将,刘志兰、陈守中在党校有账,党校要拉去斗争,我们说不要拉了,这里要开会,刘贯一北京机械厂要拉去斗。(康生:已经拉去了,我们说要开会,又给要回来的。)他们的账慢慢算,有什么算什么。对他们三个人,我们也讲一点希望,希望交代你们的问题,希望揭发彭真、彭德怀、浦安修、饶漱石的东西(康生:还有杨献珍),我们这个希望会不会落空,希望不要落空,对他们不说什么路线问题,把核心小组办成什么样子,刘贯一是秘书长,刘志兰是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刘格平给关锋打个电话也要报告,给康老写个报告其实是给毛主席转中央文革的。他也要查。难道不能给关锋打电话吗?不能给康生写报告吗?

康生:毫不知耻地说他派人去查了刘格平打了多少分钟的电话,在中央的工作会议上报告这样的特务活动,毫不知耻!

关锋:普通群众也不能查,有通信自由吗?在他们眼里那有核心小组,那有核心组长,第一政委。张日清同志犯了那么多错误,批评怎么不可以,批评不好吗?照他那么走下去是很危险的,不管怎么样,山西文化大革命是会取得胜利的,但要走很多弯路。要剥夺掉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欺骗群众的资本。刚才红联站一个同志写信说,太原告急,告诉你一个消息,今天是山西工人决死纵队,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和红总站一些组织,开所谓控告张日清大会,口号是“打倒陈再道警告张日清”,“张日清是山西的陈再道”,署名山西爱武装联络站。这用不着告急,我们认为第一口号很好。打倒陈再道,警告张日清,警告实在应该,我们警告过好几次,这是爱护张日清,赶快刹车。张日清是山西的陈再道,这个口号也是警告的意思吧。

张日清同志今天作了检讨,这个检讨还是很不够的,帽子不用戴那么多,主要把思想弄清,检讨我们是欢迎的,特别是核心小组,军区的同志,要对他进行帮助,能检讨到六十分,七十分,也不要求一百分,回去改,搞通七十分也好。主席讲支左工作中支错了,改了,是认识问题,不改,坚持错误是立场问题。张日清同志的检讨,希望能掌握大方向,不在乎戴几个大帽子,有些大帽子可以不戴。航校的二个校长,旗帜鲜明,认识明确,六十九军同志可能刚去,情况不明,经过这次会议现在他们明确了,坚定不移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坚决支持刘格平同志。他们在小型,中型会议上发了言,作了适当地自我批评,这很好,不了解情况嘛!认识问题。陈金玉同志也在中小会上发了言,也是好的。

康生:六十九军同志不要注意,这个错误思想是不是在部队中有影响,要注意对部队进行教育。

关锋:两个都是我的上级,怎么办,要看大节,按毛泽东思想,要有勇气,要有风格,这样做对张日清同志也是有好处的。对革命小将两派都不要责备,红总站是不是百分之百正确呀?(红总站答:不是。)

康生:你们两方面都要注意,你们的观点是相反的,思想方法有很多是共同的,这点要注意,对于毛泽东思想掌握的很不够。

关锋:都是辩证法少,形而上学多了一点。

康生:“私”字当头,你们不是夺了权了嘛!双方把大脑里“私”字的权好好夺。

红联站某些方面不对,如六月十八日报纸……。不对的地方把它改正。人的思想是要经过反复的过程,才能取得正确的认识,毛主席说:“认识一个真理要经过千百次的反复”不要灰溜溜的。那样就会给张日清施加压力,不让他彻底承认错误。张日清同志也要注意,如果人家说你不要那样彻底的承认错误,那是帮你的倒忙,不要灰溜溜的,错了就改,改了就好。红联站现在正面临一个东西,武汉事件一部分独立师、人武部、公、检、法大力地维护,不要军区承认错误,所以我说不要灰溜溜。红总站也不要把尾巴翘的一丈八尺高,不要以为红联站犯了错误,你们就兴高彩烈!

都要检查自己,要虚心,所以我说,你们思想有共同点,就是关锋同志说的辩证法少,这一段学毛著的少。毛主席讲,对于犯错误的人要一看二帮,犯了错误有免疫力。

关:群众组织都是一家人,中国有一句俗话,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可是一家人总会团结起来。再要看谁顾大节,不要听谣言,谣言的攻势,从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来看,从历史上来看,都是敌人惯用的手法,谣言只能短时期内欺骗一些人。这里我再辟一个谣,有一个时期有一张传单,说给叶群同志打了电话,说叶群同志讲,刘志兰是好干部,好同志,不能炮轰。这是纯粹的造谣,叶群同志委托我和郑维山同志辟谣,原来以为这个传单是群众组织搞的,不是,这个传单是核心小组搞的,现在单据查到了,用有光纸,印两万份,核心小组办公室主任你说不知道,我们不相信,从核心小组办公室造出谣言来。

还有造了这个会上一个谣,说关锋同志在会上说了丁磊比王效禹的老婆还坏,大家都在嘛,我说丁磊是有毛病的,跟王效禹的老婆不是一回事。王效禹的老婆是不好的,但是,王效禹还是好的,这是我们会议上传出去的嘛!我想革命小将不会干这种事,谣言百出,说丁磊回去传达了几点,我们让我们的记者查了,丁磊并没有回去。在阶级斗争激烈的时候,谣言是敌人惯用的武器,当然,谣言的腿是不长的。

同意关锋同志讲的。听了张日清同志的检讨,一、应当是欢迎,一个同志是检讨自己的错误,就是检讨不充分,不彻底,还是要欢迎,而我们相信张日清是下决心真正改正自己的错误。二、有三个希望:(1)一初步检讨不彻底,还有没检讨的东西,也不要紧,重要的是要言行一致。为什么提到这一点,因为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对犯错误的人要一看二帮。”从哪里看,中国有句古话,叫“听其言而观其行。”看就是要看实际行动,不单我们看,大家也看。山西的军队,革命的同志都要看。张日清同志自己也时常警惕:我这样做,同我的检讨是不是相符合?因为从讲话到行动,还有个过程,千万不要言行不一致,说的是一套,做的另外又是一套。(2)第二个希望,希望张日清同志做一点努力,我提过几次,我希望张日清把你五、六月份以来的一些话,有的是报上公开发表过的,有的没有公开发表过,是一些群众组织整理的,没有经过本人审查,难免有错误,但基本意见还是能表达的。希望你想想哪里有什么错误,深刻想想对自己有帮助。有一本张日清讲话,可以知道自己过去哪个思想是有意讲的,偶然讲的,讲了不记得,我以前也讲过,张日清同志实际上说过要逮捕杨成效,说,由群众组织逮捕比专政委员会逮捕好,有的同志说你说过,有的同志说你没有说过,作为一个领导同志,第二政委,要改变这种作风,主要从报纸上检查自己的言论,这对自己有好处。我是看了一个东西感到问题的,其他问题还很多,这里有一个例子,你对红总站……大杂烩,豆付渣,你见到红总站,哈哈又说你们大方向不错。你对群众组织不要用这种方法。对刘志兰,说听了她的话,不认识她。本来四月份会议中央已经讲了,你却说,轰也可以,不轰也可以,万炮齐轰不可以,未经过调查,对刘志兰作肯定结论是不恰当的。从实际上讲,你对刘志兰是大保,有的同志说是死保的,这个问题是很清楚的。因为刘志兰站在你那个错误的方面。这一点希望你从报纸上作检查。在座的同志,山西日报的同志,曾几次要求发言,没有讲,希望在会上,会下,听听他们的意见,你管报纸工作,检查一下,看看有什么问题嘛!关锋同志讲消息突出你自己,那么一个短消息嘛!做工作,从文字、行动方面检讨一下,就深刻了。我提过两次了,可能限于北京的条件,你现在还没有做这个工作。一方面,从现在的报纸上讲,另一方面,说过去有战功,吃老本,这一方面是对的,有战功,但我希望,说过去不但有战功,过去也有错误。过去我没同张日清同志工作过,有些同志对我讲了,张日清同志错误也不小。吃老本有两种吃法,一种是吃好的,一种是吃坏的,昨天河南刘建勋同志检讨,他是好干部,跟何运洪是根本不同的,他还从历史上检讨一下,说我过去有些什么错误,一方面从现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检查,另一方面,也可以回忆历史上有什么错误。你去征求一下北京军区傅崇碧的意见,开诚布公地把窗户打开,空气才能进来,当然形式主义地讲也可以讲,他有意见就应该提出,但你不开窗子,空气怎么进来,这对深入检查自己的错误有好处。这方面的意见很多,因为时间关系就多提了,你同卫恒有不同意见,也不见得都是你对的。

关锋:是路线斗争,还是非路线斗争?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先知先觉。

康:生活作风方面,都研究一下,当然我不是要求人一下子都做到,我是从帮助你出发,我估计还有一部分力量支持你的错误的人,当然是少数,个别的了,或者还有人要求你不要承认错误,或不承认路线,方向错误,顶多承认严重错误。我希望你听到这种意见,千万不要高兴,那是毒草,吃了不舒服。你千万不要上坏人的当,象刘贯一那样的人吹捧你,现在不吹捧了,但是可以表示同情人。相反,对批评你的人……有的人会对你施加压力。

关:××军区的司令员,居然被他手下的几个小参谋绑架了。

康:他在中央开会时,承认了错误,一回去,一包围,就不承认了,怎么办,名义上被一般干部绑架了,两个星期司令员不见了,你说是他自己策划的,我看也未必,但是下边这么搞,他也满舒服,就跟上去了。关锋指了一下,不止这一个,你要防止“左”的“张日清坏的很,揪走!”实际上你满舒服,刚才讲的那个例子,还不是又出来了。当然出来就是另一种情况了。两个礼拜司令员不见,一想就不会有这个事,你个人不要这样搞,别人搞你也要注意,老实讲。山西的问题要没有你张日清犯错误,刘贯一敢那么干吗?!我懂刘贯一,刘贯一你敢吗?根本不敢,如果你张日清坚决站在刘格平一边,那刘贯一怎么办呢?他就拍你们两个人的马屁;刘贯一这个人很容易识破,你不是识不破,是吹得你舒服。现在刘贯一在你那里吃不开了,我想是吃不开了。但还有王贯一、张贯一、周贯一、周武郑王吗!办法有。同志们批评你们不学习毛主席著作,我没有调查,说一点不学也不见的,但从你的行动看,学习的很差,在某些方面应该向群众学习,甘当群众的小学生。有许多老革命不如小将。那个五中的学生,郭宏,很多东西值的你学习,人家批评你,不要马上反驳。风刚把窗子刮开点,你就关上。(关锋:红总站、红联站互相都不要把对方当成敌人对待。)

康:你说他打砸抢,他说你打砸抢,那个都有点。

关:自己严格要求自己,多作自我批评。另外,刚才接到一个材料,是核心小组办公室搞的材料,还剩下一个角,还看到一点点“揪出刘格平的黑后台”。核心小组办公室的材料不能转移,烧毁一张,由刘贯一、刘志兰负责。专政委员会的材料也不准转移,不准烧毁一张,由兰敏同志负责,兰敏也干的太不象话,至今没有看到检讨,听候处理。

康:有些材料转移到军区,军区首长要负责。张日清同志负责。

关:前天发生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就是红联站下属的一个组织二百多人冲了军区,到张日清办公室打开了保险柜,抢走了材料,我们怀疑。这些材料必须归还听候处理。冲军区的这二百多人可能不了解情况,不论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和想法,这样做都是错误的。抢走的材料必须交出来,我们很怀疑这件事。

回去,红联站同志要讨论,红总站也要讨论,多进行自我批评。

小型会议,刘格平领导,继续开下去,研究回去怎么办。

康:为什么关锋刚才讲,打倒陈再道,警告张日清,群众这样提,是有道理的。我几次讲过,你们的报纸不是好讲山西的形势吗?形势一方面是大好,四。一四不是资本主义反动路线复辟,象张日清同志对有些群众组织所讲的。是不是红色风暴,我们不一定这样提,我们认为把存在的两条路线揭开了,这好得很,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张日清同志应该认识矛盾是掩盖不了的,矛盾揭开了,是向正确方面前进的推动力,四·一四把矛盾揭开,是好得很!所以山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 势是好的。王××讲了半天说,四·一四之前是大好形势,我们的看法和他正相反,说:四·一四之后形势更好。

关:受点损失也不要紧。林彪同志讲了:“文化大革命损失是最小最小的,收获是最大最大的。”要想想这个最大……

康老:十七岁的郭宏说,把你山西军区内部的问题暴露出来吗!暴露出来才可以去支左,也支自己。

关:山西存在一种危险的可能,你们两方面革命的同志都注意:

(一)是有人煽动军队,特别是煽动独立师,煽动军区司令部,“拥护张日清,反对刘格平”,把新的红色政权分裂,搞瘫痪,这是很严重的。部队煽动起来,这把火玩不得。武汉就是这样,把部队煽动起来,自己也控制不住。

(二)军分区、人武部支持保守派,压制造反派,以至打到陈永贵同志头上。

(三)已经有这个问题。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分裂,影响社会群众组织,这也是应该看到的。

(四)军分区、人武部动员农民进城。

(五)张日清同志依靠的是公检法,反对的好人,联合的不好的人,是坏人。因为从有的地方不但是很危险的,象晋中、大同(我们只谈了一个晋中,其他地方类似的还多,问题也不少),有的地方已经动员农民进城,不过没进太原城就是了。

你们想想:煽动军队在山西是存在的;依靠公检法是存在的;支持军分区、人武部打击革命派是存在的,调农民进城存在的;问题是刚刚发生。武汉把独立师一部分干部、战士煽动起来。

依靠公、检、法、人武部,机关保守组织,你们那里有没有?我看到一个东西。你们的苗头和武汉一模一样的。我们为什么要一再批评张日清,为什么群众要警告张日清,是要警告的,有这个迹象。对公检法、人武部要及时煞车!你们那里有人大力支持百万雄师,我是对你们讲啦,和大街上那四个字不一样,“百”是白匪的“白”,“万”是完蛋的“完”,“雄”是行走的“行”,“师”是死尸的“尸”,实行白色恐怖的要完蛋的行尸,但是它走到山西去了,王任重的黑手伸到山西,刘邓的反动路线的黑手伸到山西,武汉还有荣复军,也可能伸到山西。

张日清的错误是危险的,不但内部敌人,外部的敌人也在伸手。同志们要对自己的缺点多作自我批评。所有的革命干部,所有的革命同志要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团结起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可以制止那种危险。如果拖延下去,扩大开来,我们就很难保证武汉的事不在你们山西重演,演也不要紧,他们是行尸走肉,他们是小丑跳梁,纸老虎也不如,是纸老鼠。

一个广播,连百万雄师的名也没有点,它就开始瓦解了。希望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双方找出共同点来。

在座的同志对武汉的事情是一致的吧?

康:有什么文字的东西?

红总站:我们游行了,有文字的东西,交给……。(红联站也说……)

康:你们群众组织有协议没有?(答:没有。)

康:糟糕,怎么还没有,你们有好多东西可以达成协议的嘛!第一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能不能达成?(答:能。)

康:第二,坚决反对百万雄师的叛乱行为,这个能达成协议吗?

答:能。

康:第三,坚决执行六·六通令,不要打砸抢。能达成协议吗?(红联站一方大叫:能!能! 能!这条我们最能!他们还抓了我们的人呢!……红总站一方说,能!双方嚷了起来)无论如何也不能打砸抢!你们不是老头,是青年,我这个老头还往前看呢,你们怎么尽向后看呢?我当然不赞成打、砸、抢,你们没定个协议吗?定了就执行嘛。

康:第四,保证铁路,公路运输,这个能达成协议吗?

答:能。

康:第五,坚决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这个能达成协议吗?

答:能。

康:第六,不调动农民进城,这个能达成协议吗?

答:能。

康:我看你们应选几个代表达成个协议,回去做一个模范,说服双方群众也有个基础,达成协议。人家河南、浙江都达成了协议,还有江西、广西,你们赶快搞,你们更容易,你们的问题比他们小得多了。张日清反对打砸抢,把打砸抢上纲得那么高,搞一下就是大方向错了。那么北京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就没有一个好的了。根据张日清的说法,红联站抢了你的办公室,那么一个晚上大方向就错了。过去三司都是公开有一个办公的地方。砸了公开的办公地方,不受什么损失。百万雄师就是把三新、三钢说成是打、砸、抢的组织,借这个名义把造反派压下去的。河南也是把二七公社说成是打砸抢的组织。张日清,从你的讲话看,说到红联站,就说有的打砸抢,改了就好;说到红总站,就是路线方向的错误,莫怪人家说你打一派、拉一派。

还有一个问题,跨行业的组织的取消,毛主席对延安中学的批示,这是方向,但得要有过程。

关锋:很多地方就拿这个指示镇压造反派。

康生:不讲条件,解散跨行业的组织,这是歪曲毛主席的指示,比如在一个学校,一个单位,一个班里,左派力量小,很小,他要不和其他班系、其他学校联合,是要被吃掉的。

这些问题要深刻检讨,这说明你自己是有私心杂念的。

关锋:刚才有人递上条子,说有的常委也有枪,如果带在身边,上交。如果没带上,回太原也都要交。

康生:好啦,散会!


中央解决山西问题扩大会议纪要(之五)


时间: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十二时至次日上午五时三十分

地点:北京人民大会堂安徽厅。

出席:中央首长康生、关锋、吴法宪、郑维山、曹轶欧并刘格平同志,山西方面有关同志,红总站、兵团、太原市造反司令部、红联站等组织的赴京代表等。



会议开始,刘格平同志发言。接着是谢振华、袁振、李佐玉同志发言。李佐玉同志发言完毕,关锋同志作了重要讲话。

关锋:同志们,山西的问题,大会、中会、小会开了多次,在中会、大会、小会上都听到一些很好的发言,我也受到了教育。现在我来讲几句话。错的地方请康老、吴法宪、郑维山同志纠正,请在座的同志们纠正。

当前,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山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同样好得很。有的同志要问还有什么好的呀?什么省什么省怎么乱,山西也乱起来了。这个同志,要用辩证法来看。按毛主席的教导,乱和治是辩证的,那些地方乱得透,那些地方问题就解决得彻底。前几次会上,有人说四·一四以前,山西形势大好,我们的看法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四·一四以后,山西形势大好,而且越来越好。不经过四·一四有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在里边,山西红色政权能不能不变色?不经过四·一四,揭不开山西核心小组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张日清还要犯更大的错误。经过了这场斗争,山西的文化大革命就更有希望,更可以搞好了。

下面谈几个问题。有些话已经讲过了,这里简单一些。

第一个问题,是核心小组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简单说一下。刘格平、袁振、陈永贵同志,还有几位同志,他们支持四·一四,支持炮轰刘陈刘,大方向是正确的,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张日清同志在夺权时,站出来支持左派夺权,是做出了很大成绩的,是不能抹杀的。成绩是成绩,错误是错误。张日清同志在夺权后,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专了革命小将的政,有一些他自己负责,有一些不是,但与他指导思想有关。《山西日报》搞得不象样子,突出个人,特别突出他自己。没有支持炮轰刘志兰,有几篇社论有严重错误。张日清同志不但不支持炮轰刘陈刘,相反支持刘陈刘。在晋中张日清同志不支持陈永贵、任王张,而支持军分区的错误作法,等等。这是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

这里要说清楚的,张日清同志和刘陈刘是有质的区别的,张日清同志在一个时期内犯有方向路线错误,改了就好了。刘陈刘就不是这样的问题。夺权以后,他们恶毒地挑拨离间,不但有老账,还有新账,老账是很多很严重的。山西革命派要他们交待和邓小平、彭真、彭德怀、安子文、杨献珍等人的关系,是完全正确的,我坚决支持。他们几个人我就不讲了。希望大家把张日清同志的犯错误和刘陈刘区别开来。当然,张日清同志错误是严重的。但是是属于犯错误,按毛主席的教导,改了就好,改得越快越彻底越好。

上次张日清同志检讨了,我们欢迎。我们就不要扣那么多大帽子,要谈具体问题。八月一日,他又写了一分检讨交给我和康老,写得很好,很长,这里就不讲了,刘陈刘我们不管了,交给山西的革命群众去搞。对于张日清同志,我们在大中小会都批评了,但我们还要保他,不要打倒。但是,群众喊打倒,你也不要打击报复。希望你不要让我们犯错误。叫我们检讨。(问张日清同志)不会吧?希望张日清同志彻底的改,坚决的改,改了,群众就会信任。不要灰留留的,不要摆套子,摆套子就会犯错误。革命小将要给以时间,欢迎他改正错误。军区几个同志批评了你,不管提得多高,也不能打击报复,如果打击报复,那就错上加错了。那就严重了。也不要拒绝群众对你的批判,听听有好处。军区其他领导同志,更不要灰留留的,在“三支”"两军"中是有成绩的。在张日清同志的影响下,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但是要改,坚决的改,真正的改。刚才几个同志的发言,你们彭了掌,很好。六十九军同志的发言,刚去不了解情况,检讨自己旗帜不鲜明,检讨自己思想水平低,风格不高。当时,他们也有不少正确的地方。这次来参加会议,很快就明确起来了,这很好。航校两位校长旗帜鲜明,应该受到表扬。我们在小会上也讲过几次了。

第二个问题,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问题。刚才讲了,四·一四好得很,红总站,兵团,还有其他同志炮轰刘志兰,好!对山西文化大革命作出了贡献,我们坚决支持他们。但不要以为你们都对了,错了的就要改,特别是不要骄傲,骄傲起来就要犯错误,方向错了,我们就不能支持了。不要作出一点成绩就冲昏了头脑。

不知是那个组织,据说大街上有这样的大标语,说红联站是反动保皇组织,不要这样,这样是不对的。你们搞了协议书,很好嘛,你们大方向一致,要团结起来嘛!当然,红联站的一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也可以说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不过也是可以理解的,由于一方面刘陈刘在那里煽风点火,欺骗你们。另一方面张日清对他们说了许多错话,把他们引上了错误。你们有个简单的逻辑,认为核心小组是中央批准的,就不能炮轰,你们炮轰我就要保,如果是这样,还是好的,但不能用这种简单的逻辑看问题。当时,中央对刘陈刘是有数的,但考虑到可以考验考验他们。但是,不久他们就跳出来了。当时我们感到不好,刘贯一抓了个秘书长,刘志兰抓了个副秘书长,这个东西很重要,可以搞很多名堂,刘贯一还抓了个党校校长。当时我们就提醒刘格平同志要注意。刘陈刘的材料,在山西已经印了,红联站的同志就不能用那样简单的逻辑看问题了,同志们看看刘贯一的"万言书"就知道他是什么问题了。

这里,对党校东方红,我想批评几句,上次没有批评,忘记了,回去心里很不安,感到对不起这些革命小将,党校的革命同志要充分注意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充分认识山西党校的阶级斗争,党校系统一直是刘少奇的死走狗杨献珍在那里抓,在那里搞。王力同志跑了几个省问题都很大。山西、西北几个党校,是杨献珍比起全国其他地区的党校控制的最紧的,杨献珍散布了许多恶劣的影响,安插的许多钉子,党校革命小将如果在这个问题不提高警惕的话,你们还要犯错误。以前我们说过,你们错误地极不慎重的结合了葛莱。你们有个声明,署名是省党校东方红勤务组。从声明文字看,基本上是好的,检讨了错误,表示以实际行动支持以刘格平同志为首的省革命委员会的正确的领导,表示要斗争刘陈刘。检讨都是好的,但有两个问题,提出来希望考虑。声明中第三条说“四·一四以来兵团革命小将……”点了兵团没说红总站,说一个没说两个,这是不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说“我们一如既往,坚决反对打砸抢”,我们希望是文字的疏忽,不过你们是不是还有个苗头,是不是今后还要和红总站干仗,是不是还要闹对立,闹磨擦,点了兵团,为什么不提红总站,你们都检讨了吗?都拥护刘格平同志,你们大方向一致了,你们还认为红总站的大方向对不对。你们一如既往反对打砸抢,人家就不一如既往?其实,打砸抢大家都有一点,只是多一点少一点而已。这两个我有点意见,希望是文字的疏忽。

党校东方红的小将要高度警惕党校的坏人,否则就会被人家牵着鼻子走,自己还不晓得。你们要很好的搞好党校的文化大革命。党校的阶级斗争盖子充分揭开了没有?杨献珍等人安插的钉子找出来了没有?斗臭了没有?你们对反修兵团的政策对头不对头?这都需要很好的考虑。如果说全是批评了红联站下属的一个组织,那更应该批评党校东方红。党校东方红勤务组的同志们,最少你们警惕性不高,嗅觉不灵。我讲的这些话兵团、红总站的同志们不要拿这些话去整他们,他们大多数是革命的,他们会自己解决的。在这里,说到红总站、兵团他们四·一四大方向是正确的。我提一下,丁磊同志我曾经建议刘格平同志把丁磊同志调出来,到北京或者到其他地方,他接受了调了出来,但有人抓辫子,后来我们接到一些信,说不能调走丁磊同志,如果调走了,就等于承认红总站东风兵团犯了错误,这个意见是对的,还是叫她回去。我曾经说过,丁磊同志是有毛病的,但是她和东风兵团、红总站一块战斗大方向是正确的。同志们对丁磊同志严格要求,格平同志对丁磊同志严格要求,对他进行教育是应该的。

张日清是“中将”,四十来岁的人,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我们也要保他。何况是“小将”呀!错了改了就好,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团结起来。

第三个问题,是晋中问题,本来可以不讲,刚才接到一个条子,是两个委员送来的。晋中总司赴京代表×××同志到会了没有?(答:没有)不知是学生还是干部?(答:一般干部)。(关锋同志念条子他说:会议为什么拖得那么长,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更恶化了。为什么支持任王张,群众思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是不是卫王王打击的人就是好的,希中央派人来站在公正立场上说话)。

他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这个干部不清楚事实,思想不通,这里一时没法说,这不用多谈,我们不是每天解决山西的问题。今天来电说,平遥调四千农民进城,大概这就是所谓恶化吧?那不是恶化,是问题暴露了,好得很。武汉不是很凶吗,但矛盾充分暴露了,得到了解决,比其他地方解决的更彻底。会议为什么要拖那么长?长是长一点,不经过那样的过程,问题是得不到解决的。为什么要支持任王张,他说群众说不出个道理来。我不相信,群众是说出道理来的。陈永贵支持任王张,刘格平支持任王张。我们支持任王张。红旗杂志发表了他们的文章就是支持,报纸要转载,电台要广播,为什么要支持任王张?因为他们是革命的。晋中军分区犯错误是不应该的。晋中问题是很明确的,卫王王反对,迫害的人现在你们还要反对,迫害吗?说要派公正的人到晋中去调查。我们可能到山西去,但不一定,我个人决定不了。陈永贵同志几次发言很好,我们受到很大教育,问题非常明显,调农民进城,调民兵进城,调四千农民进城还是第一次吧?没有军分区、人武不支持,不可能调动的,进城谁给他工分,谁给他钱?没有一定权利的人是不可能调动的。

于振群同志认识不对的,他认识了也会改正的,但主要责任要由军分区以及人武部负责。希望军分区立即采取措施,刚才张日清同志发了个简单的电报,制止农民进城。很好,我们支持。但如果有人一定要这样搞,也不要紧,他们调人开枪镇压革命派,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武汉的陈再道怎么样?广大群众要协助驻军,军区用各种手段坚决制止。这是第三个问题。晋中问题本来可以不讲,看了这个条子,一个电报还是讲一讲。

第四个问题,希望各革命群众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加强团结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红总站和兵团你们不要闹矛盾,闹矛盾就不好了。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但要正确对待,俗话说十个指头不一般齐吗!你们和红联站也要联合起来,共同对敌,刚才看了你们的协议书很好嘛,你们签了字没有?签了要通过革命的大批判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促进革命的三结合,你们要批判卫王王。还要批判彭真,彭真的老家在山西吗?彭真、薄一波、安子文、陶鲁笳等人要把山西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基地,你们不批判还行吗?

彭真、彭德怀、罗瑞卿人民日报已点名,薄一波、安子文在省报可搞一点。陶鲁笳怎么样?你们可以考虑。他们在西北,特别在山西大搞经营。邓小平、李井泉经营的是西南,你们要注意,批判他们恐怕就与刘陈刘联系起来了,联起来联不起来就要看事实了。

听说红总站、兵团有打内战的苗头,这就不好了,不要受人挑拨,这样弄不好会出现更大的曲折,敌人就高兴了。你们不要打内战。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跟红联站,大家要按协议书办事,俗语说,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己人认不得自己人。

我老家有句俗话,不挨骂长不大,有点道理。骂不外乎两种:一种是自己人骂,另一种是敌人骂,人家骂对了提醒自己警惕,好改;人家骂错了就帮对方改!你们应该以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全局为重,以山西的文化大革命全局为重,希望各群众组织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要听信谣言。不要听马路新闻,听这些东西就上当了。我再说一次有个谣言要辟,有人说叶群同志打电话刘志兰是个好同志,这完全是谣言。这个谣言传单是刘志兰批的,千万不要听信谣言。

第五个问题,山西省驻军、军区,在支农、支工、支左、军管、军训中是有巨大的成绩的。我们应该看到这一点,不能认为有个别同志犯了错误,有的单位支错了就否定了成绩,那是错误的,支错了的改了就好。部队里要加强教育,消除坏影响。一些人武部不好也要加强教育。教而不听态度要鲜明,对公检法要高度注意,罗瑞卿搞了多年,有很多坏人安插了进去,好人也受到影响。……要帮助公检法的同志肃清过去的坏影响。山西夺权后没有注意这些问题。所以在这方面专政委员会搞的不象话。

军队支错了的要改,越快越好。但地方上的同志要给予时间。不能一下子就要求改过来,下边同志的错误要做工作,给予改整工作的时间。

听说红联站下属组织冲了军区,是不是这么回事(红联站答:是),你们要制止。抢的文件要交回来。

有些地方军队支错了要改,地方的同志要支持他们,要拥军爱民,军队支持左派是最大的爱民,左派受压制是支持他们就是最大的爱民。地方上要支持部队改正错误是革命的行为,改正错误是革命行动。给部队提意见,支持他们改正错误,这就是拥军,不要不准改正错误。《阿Q正传》中就有一条不准革命。我们不要这样,我们报纸发表了社论:"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团结万岁",就是要大团结嘛,武汉独立师犯了错误,简直是犯了罪,但也不能把独立师搞的灰溜溜的,广大战士还是毛主席的好战士嘛!我们部队就有个好传统。错了就改。他们还要为革命立新功,立新劳。对部队同志的错误,不无限上纲,不要随便说这里的陈再道那里的陈再道,不要到处抓陈再道,前段到处抓武老谭,但话也要再说回来,领导同志也要有这样风度,不要追求这个。……人家喊两句打倒就把人抓起来,那又犯大错误了。

我们相信,山西的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一定能够增强团结,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胜利前进。

吴法宪:我认为这个会开的很好,大、中、小会开的很多,开了几次我也记不清了,我没有都参加,但从我参加的几次,我受到很大的教育。吸取了很多经验,得到了好多教训,我参加这次会是向同志们学习的。是向山西的革命造反派学习的。参加这次会对我们空军同志,对解放军同志教育很大,我代表空军、解放军同志向山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鼓掌)向山西的革命派致敬!(热烈鼓掌)向陈永贵同志学习!(鼓掌)。

我坚决拥护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对山西问题的一切指示,拥护康老、关锋同志的每一次指示,康老年纪这么大,工作很忙,关锋同志也很忙,但他们循循善诱,用大、中、小会诱导,我们参加会的同志很感动,用主席思想教育我们,提高我们,特别是解放军同志,江青同志身体不太好,但支持了我们,我们深深感动,希望大家坚决贯彻康老,关锋同志的指示,在实际行动中,可在实践中取得伟大胜利。来回答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江青、康老、关锋同志的关怀,使山西按着中央指示的方向和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我们坚决支持以刘格平同志为首的山西核心小组、革命委员会、刘格平同志是经过长期考验的,再一次证明他是毛主席司令部里的人。我们解放军同志要支持和尊重刘格平同志,他是我们的领导。是北京军区政委,又是山西军区的政委,是我们的首长,我们解放军同志要站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边,坚决支持刘格平一边,把山西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使山西革命造反派同志和部队革命造反派团结起来,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卫、王、王、刘、刘、陈,彻底清算批判他们的错误。他们的错误是很严重的,是反毛主席、反林副主席、反中央文革的,要坚决斗争批判他们的错误,炮轰刘志兰、刘贯一、陈守中是革命的行动,好得很!好极了!我们坚决支持批判张日清同志的错误,他的错误是很严重的。经过康老、关锋、格平等同志的帮助,特别是部队、革命小将的帮助,会议后期表态很好,这是值得欢迎的,希望张日清同志认真接受中央文革小组、革命小将对你的批评,要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刘格平同志的领导下,在山西革命小将的批评监督之下,在山西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帮助之下,公开检讨错误,彻底革自己的命,以自己的错误教育大家,教育自己,使自己真正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认真向革命小将学习,向群众学习,要承认错误,承认错误仅仅是改正错误的开始。兰敏同志,晋中军分区的同志也有错误,都应当很好地虚心地检查错误,只有改错,才能取得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山西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信任。除了改正错误之外,没有其它的出路。在这里,我以一个解放军战士,向山西的解放军提几点建议:

(一)山西的解放军同志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作毛主席的好战士。解放军应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站在中央改革一边,坚决支持刘格平同志,坚决和红总站、革命造反兵团等左派组织站在一起,和革命群众、革命左派心连心,和广大革命干部、革命小将团结在一起,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抓好部队的活思想。使支错的部队从干部到战士,顺利转变过来。我们的经验是首先领导干部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先做干部工作,然后要给战士做工作,思想搞通了,转变就能胜利。武汉的例子是这样的,只有三天时间,思想就打通了,痛哭流涕,广大指战员一时是受了蒙蔽的,一旦听到了毛主席的声音,揭露了坏人的阴谋,所以最重要的是抓好活思想,只要回去好好传达下去,要原原本本不要歪曲,不要添油加醋,不要各取所需,要一直传达下去,把中央精神把康老、关锋等同志意见好好传达下去,如实传下去。要相信群众,这里我们要反对两面派和稀泥,表面拥护实际上不做,这是对中央、毛主席指示的态度问题,我们坚决反对,要坚决与之做斗争,要遵照主席指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关锋同志讲了错了就改,改了就好,越快越好,不要顾面子,不要顾威信,不要靠资格吃饭,要勇敢,敢字当头,错了就改,不仅不失威信,反而威信更高,不但不会丢面子,反而更光彩了,不仅不会脱离群众,反会得到群众更信任。错了就改就会前进,这样才不会掉队,不然会成为文化革命绊脚石最后被搬掉。

(二)一定要搞好部队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站在那一边是个立场问题。我们坚决要站在毛主席一边,中央和中央文革一边。全国和山西两条路线斗争实践经验很多,我们一定要搞好,定要把刘、邓、彭、罗、陆、杨、卫、王、王的罪恶事实公开在部队进行教育,使广大指战员进一步体会到以主席为首的司令部是一贯正确,另外要用社论正面教育,把刘邓黑司令部的材料作为反面材料,正面反面相结合,要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教育为纲,推动三支两军工作,对的定要坚持下去,错了就坚决改,这样是非就会分清楚,部队水平就会提高,觉悟就会提高。全国各地革命派群众写了批刘邓文章很多很好,部队自己不要只自己搞自己的,就要用左派同志文章汇集起来发到部队里去大量学习讨论,使同志们对刘邓就会恨起来了!

我们要认真接受武汉事件教训,我们部队不能在军队里再发生这样的犯罪行为了。不久前河南又发生了类似事件,就是因为没及时传达中央康生等同志的指示,使一小撮人能操纵我们下边干部与战士,再次支持保守派,枪杀革命派,现周总理、江青同志正组织调查,一定要处理。有了内蒙、四川、河南、武汉最严重的教训,够了!武汉独立师六个团、万多人,结果只三天时间没一个人再听……的,武汉军区几十万人,军队几天内就弄得没有一个人再听陈再道的,几天内这些人就弄成孤家寡人了,终于自己搞垮了自己。事实充分说明,凡是反毛主席反主席路线反革命群众反中央文革的人,坚持错误的人没有一个是有好下场的,只有悬崖勒马才有出路。我们军队干部战士必须听毛主席的话,张日清同志要好好想想,毛主席说了武汉的问题,要做为课本要拍成电影上映,我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我们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必须使我们军队牢牢记住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决不允许枪指挥党。

康生:要执行林副主席的“四不”政策,谁向人民开枪就是罪魁祸首!要执行主席指示决不向人民开枪。

吴:这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有革命群众冲了军区就把他们打成反革命组织,反革命是错误的,好人冲了解释,坏人冲了追究,决不允许冲一次就说人家是保卫组织,政治思想工作送上门来一定要做好,人民解放军搞武器是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决不能对准小将。

(三)坚决执行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指示,毛主席的指示、林副主席的指示、党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的一切指示,从十六条到最近的六六通令和624通知,都要好好学习,掌握熟悉和执行,还要研究《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社论。

部队任何时候不能挑动武斗,要反对武斗,要保护国家财产,要阻止武斗,但阻止武斗办法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政策,宣传十六条,做好宣传教育工作,不是用枪阻止,不是武力镇压,不是压服,要做启发工作,要完成三支两军工作,支左,千支援万支援主要就是支援毛泽东思想,解放军要办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解放军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讲民主精神,不要单纯依靠命令,林副主席讲:群众是最高司令,是天然的革命力量,要经常接近群众,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批评,遇到问题要多做自我检查,严以责已,不要主观主义,没弄清的不要信口开河,乱说一通,没调查研究清楚的不要随意表态,但也不能不说话,说错话也是难免的。

(四)解放军要加三性,即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首先要有革命性,解放军要好好向左派学习,向革命小将学习,要有革命造反精神,要敢于造反。其次要有科学性,要阶级分析,调查研究。此外还要有组织纪律,坚决贯彻三八作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海航行靠舵手,舵手指向那里我们就坚决打到那里,不折不扣,对最高指示理解了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林副主席讲:文化大革命是不考试的考试,不打分的打分,这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大表演,你表演的好,不打分分很多,否则鸡蛋零分。

希望解放军同志坚决与山西革命左派红总站、兵团、太原市革命造反司令部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我们讲话可能是有错的,请康老、关锋、格平同志和在坐的同志批评,也可以给我贴大字报。

庆祝山西文化大革命新胜利!

向山西革命派学习,向山西革命小将致敬!

打倒刘、邓、陶!

打倒彭、罗、陆、杨!

打倒彭德怀!

打倒贺龙!

打倒谭政!

打倒黄克诚!

打倒卫、王、王!

打倒陈再道!

关:我插几句话,刚才说谣言又有一个同志来条说现在山西有谣言说:中央文革分两派,康生、关锋一派,总理、江青、伯达一派,说总理、江青、伯达不同意康生,关锋对山西问题的处理,这里有两个回答刘贯一给江青、伯达、总理一封信,要求接见,这封信周总理、江青、伯达他们看了,所有同志都看了,现在叫我们回答:一句话,不见!不接见!(众鼓掌)总站同志:刘贯一站起来!刘站起来说"我想见一见!"喊口号:“谁反对中央文革就砸烂谁的狗头!”刘贯一:在这儿不好反映。

康:(非常气愤地)可以反映嘛,这里就可以说嘛。

关:有的省反映,有的打招呼有的不打招呼。希望同志们不要听谣言,在革命大风暴中有的人靠造谣过日子,武汉有谣言传说:中央同意把王力交给群众。造谣!

康老:郑维山同志,你讲吧。

郑:我看还是康老多讲几句吧,同志们想听你的。

康:同志们讲吧,同志们讲的跟我一样。

郑维山:

我本来不准备在这次会议上讲话。这次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开头参加了,这一次参加了,中间一大截没有参加。本来是应该参加的因为有别的事情没有参加。所以我谈不出什么来。今天,我完全同意关锋,康老,杨代总长,吴司令员的指示,完全拥护中央和中央文革对山西问题的处理。这一次,中央对山西问题的解决,对山西犯错误的同志真正做到了仁至义尽,苦口婆心。康老年纪那么大了,康老关锋同志,我觉得我的工作量大了,但他们的工作量比我的不知要大多少倍。拿那么多的时间解决山西的问题,每次会议都很耐心很细致,循循善诱,这给我很深刻很实际的教育,相信其他参加会议的同志也有这个感受。我也趁这个机会,对山西革命派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对我们在三支两军中的批评和帮助,只有真正的革命派,对我们的缺点和错误,才能诚恳地、善意地提出批评。这是对军队的最大的爱护和帮助。

山西,关锋同志讲的很好,是一片大好形势。有人说四·一四以前是大好形势,从现在来讲也是大好形势。但中间出现了那么一个大反复,这反复是坏事,也是好事。革命嘛,经过一点风波,反复,比平平静静地还要好,从这方面看,是好事情。为什么有这个反复。从军队角度讲,山西军队负有很大的责任。山西军区在张日清领导下,在这一时期是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军队在"三支""两军"中,在张日清的影响下,站错了队,不是站在以刘格平同志为首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一边,而是站在刘陈刘一边,反对以刘格平同志为首的正确领导。这是立场上错,因此方向错。

同时,山西的问题,四月份,中央就发现了,而且着手解决过。四月会议以后,山西的问题不仅不解决,而且发展了,就更加错了。所以山西的军队对这次山西文化大革命的反复负有很重大的责任,在张日清同志的错误影响下,山西军区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除了张日清负责外,我也有责任。在山西军队三支两军中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我没有及时发现,发现了没有采取措施制止,实际上是失职。我总认为,山西文化大革命搞得好,中央又重视,便放心了。(关锋:不要尽说你自己啦!刘陈刘捣了你的乱啦。)如果及时发现,及时解决,错误要小一些,损失也要小一些。从我个人来说,包括军队的同志,要从这一错误中吸取的教训是:必须坚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须坚决按照毛主席思想、中央和中央文革的指示办事。做任何事情,离开了主席思想,离开了毛主席的指示,林副主席的指示,离开了中央和中央文革指示,就不能不犯错误。山西同志的犯错误,就是因为不按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办事。当然,张日清同志的错误还有其他根源,还与张日清个人意识方面,作风方面有关。我们认为,是否能坚决彻底的改正错误,是是否忠于毛主席的,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真拥护毛主席,还是假拥护毛主席的问题。我们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并不奇怪,问题是我们犯了能否改。最近在关于三支两军中有错必改的指示中提得比较高。有错必改,这是我们军队的优良作风。改,还要看怎么改,是坚决的改,彻底的改,还是吞吞吐吐,扭扭捏捏的改?

刚才关锋同志在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情况下,还那样肯定山西支左成绩这点,我认为应该说是中央文革对部队同志的关心鼓励了,我们的态度就只能有这一个,坚决地痛痛快快地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有毛主席革命路线,这就是我们最大光荣。

我建议山西同志们要给部队同志特别是张日清同志一个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时间,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首先要给他一点时间,将中央这次会议精神原原本本地传达下去,包括他的检查、认识错误的东西。希望山西革命派的同志要做这一点,要从大局出发,坚决执行康老、关锋同志的指示。

部队同志要稳定下来,部队同志情绪要稳定下来。山西部队领导同志要精神振作起来,不要互相埋怨,要坚守岗位,到群众当中去,同群众见面,目前发现不正常现象,工作上瘫痪了,另外,不许调动农民进城,那是犯纪律的。

还希望山西左派同志与山西驻军密切合作,把三支两军工作做得更好,在毛主席林副主席领导下,在山西革委领导下,把山西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只要这样山西文化大革命运动就一定搞得更好,我就表示这一点吧!

康生:同志们,会议开了很久了。有人说开会时间比较长,但我认为会开得比较好,有很大收获。会开得好是因为有大中小会议的基础,小会只有核心小组同志参加,中会还有常委参加,大会其他同志也参加。是采取大、中、小会和个别谈话的形式的,澄清了一些事情,尽量让不同意见辩论,会议期间听了各方面的意见,所以是发扬民主的。当然不是每个同志都谈了,只是说听了各方面的意见,不是只听一方面的,兼听则明嘛。有人说我们偏听偏信,那是别有用心的人说的,我们参加会议,各方面意见都听了,特别是还听了犯错误同志的意见。有人说开始时会议空气是不许不同意见发表,其实开始首先是听张日清同志的意见。(关锋:还有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的意见)大家还记得,开始几次叫刘贯一讲话,他讲了几句就不讲了,陈守中也是。我们还告诉他们想讲多长时间就讲多长时间,并没有因为有错误就不让讲话的,只是他们不讲。另外,还听了其他许多同志的意见,所以会议开得好。

我们是根据中央制订的方针开会的,不是只靠我一人,或关锋同志个人独断专行搞的。这点张日清同志要注意,不能独断专行,不能不报中央,不通过集体,搞个人活动。我们没有一件事不经过中央批准和文革小组讨论就独断专行。

过去我们也有做不够的,登张日清文章是应该的,但登张日清的照片是错误的。(关锋:人民日报登的)我们批评了人民日报,登那张照片没有请示过。

四月会议时是和张日清、刘陈刘一起开会,已表达了中央的精神已表白了炮轰刘志兰是可以的。主席对刘格平、张日清也有一定的看法,并有指示的,并非我们个人看法。刘格平同志也不能个人决定。张日清犯错误的一个原因,就是独断专行。这一点我为什么提出来?希山西革委会和核心小组同志要积极讨论独断专行个人主义问题。不能搞宗派主义,搞独断专行。

告诉大家,今晚周总理、姚文元同志解决江西问题,陈伯达、王力同志解决河南问题,江青、戚本禹同志解决北京群众揪刘少奇问题。我们凡事都是集体讨论,分工负责的。不能说个人负责。(关锋:要集体决定,分工去干)中央文革给省里打电话都要先起草大家通过才打出去,不是电话通了就个人可以打的!这次会议纪要林副主席、总理都看了,又经过讨论,批下来了。(关锋:不要那么罗索,简单一点)对,不要罗索了。

同志们对张日清的检查要欢迎,要有时间,步步深入。就是刘、陈、刘如果真正检查也要给予机会,不过目前仍极不老实。

我们这个会还得到一个成果,群众团体达成了一个协议。你们共同签的字,这是良好的开端。

会议期间遇上“百万雄师”在武汉暴乱,反革命分子陈再道跳了出来,中央把陈再道他们叫来了。(关锋:在座有的同志这几天参加了斗陈大会)有的同志还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大会,你们参加了没有?(总红站同志们:参加了!)

这次会开一个多月了吧,通过这个会议,使彼此都受到教育。同志们说受到教育,同样的,我们也受到很大教育,特别是太原五中那位女同志郭宏的讲话对我们教育很大。她的讲话不是纠缠于个人的恩怨问题,她一方面热爱解放军,另一方面又发现军内问题,不理解,结果想通了,发现军队支左把军队内的问题暴露到社会上了。这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是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的。所以不要老追究某个人哪句话怎么样。有的同志天天说关心国家大事,但实际总纠缠于个人,关心小团体利益。应该从中国的大局看,从山西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看问题,把个人的恩怨,小团体主义抛掉它,要接受教训,总结经验,肃清私字的基础和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

当然,事情总是一分为二的,不是十全十美的,一点缺点没有,不是的,好的会议只是一个开端。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当我们会议快要完时,再次提出:大家无论提问题看问题,如果离开了阶级立场,离开了阶级观点,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话就得不到正确的结论,就采取不了正确的措施。你们,包括我们,学习运用主席著作都很不够。要时时刻刻警惕夜郎自大,骄傲自满,不能主观主义。同志们要认真贯彻毛主席指示,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

另外,同志们千万不要忘记警惕坏人破坏。要提高到帝、修、反、地、富、反、坏、右一齐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度来警惕敌人。不要听信谣言和马路消息,有的青年人对马路消息很感兴趣,而对学习主席著作则不那么热心,还搞什么动态消息报,马路新闻,小报新闻,可感兴趣,这可危险!同志们想过没有,敌人怎么制造谣言,百万雄师,陈再道、钟汉华怎么造谣,帝、修、反、特务、间谍又是怎么捣乱?文化革命以来,就有人说毛主席和中央现在不要工农,解放军,就只要几个知识分子和学生,有的甚至造谣说不要党员了,不要老干部了。这些都是谣言。对街上的大字报也要一分为二,有的是革命的,有不革命的,有反革命的。陈再道是解放军吗?是劳动人民吗?什么事离开了阶级分析就不行!

告诉同志们,今年五月十六日重新发表五·一六《通知》,为什么重新发表?有机会要考考你们。北京就有人猜测,到处问为什么,他们有的说:去年五月十六日发表通知,揪出了彭、陆、罗、杨,今年又重新发表五·一六通知又揪谁呀?赶快准备材料,可别落后了,他是按资产阶级思想想问题的,到底为什么发表?想考考大家。通知有三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是三个里程碑,以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史来说,现在已进到第三个里程碑。

第二点要点是第三个阶段。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二十世纪初,进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阶段,就那么一点,我们还写不出来。你们少吵些嘴,少打些架,要好好研究通知,这里不是有党校东方红的同志嘛,你们再看看"左派幼稚病"一书,列宁当时看到一个问题:旧资产阶级打倒了,小生产者天天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这点列宁看到了搞出社会主义时期还有阶级斗争,但是怎么解决,就还来不及解决,也不可能提出如何解决。这在《左派幼稚病》等著作中说得清楚。说斯大林不讲阶级斗争也不对啦,从他对共青团的讲话写文章中也可看出,是讲阶级斗争的,但到一九三七年犯了错误,他说苏联没有阶级了,一直到最后他死前两年他才又感到他自己那个没有了阶级的结论有问题,又模模糊糊有了点阶级斗争的认识,怎么解决,没有讲。到了毛泽东时代,主席提出了而且解决了这个问题,提出要进行文化大革命。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问题。

第三个要点是什么?(众答)对了!是提出文化大革命运动不是进行一次,而是要进行多次的。

可是有的人不去好好研究,而是在猜测,天天说五·一六,就是不知五·一六是个什么文件。

有的人对山西4·14也不加阶级分析,就说什么4·14是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罗!可见这种思想方法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过去婆婆虐待媳妇,媳妇老了她又同样虐待自己的媳妇。这就是错误的思想方法。

党校同志在阶级斗争中就是没有好好阶级分析,否则就不会去结合葛来。你们的那个党校是刘少奇、杨献珍领导的,在全国一样,是个有系统的反毛泽东思想的堡垒,你们怎么不想一想?!

回去要好好的搞好革命。郑维山同志刚才讲的一条很重要,就是说部队同志回去首先要稳定部队,坚守岗位,要给予政治思想工作时间。以前张日清在部队散布了不好的东西,部队同志受了蒙蔽,一时可能还转不过来。

看问题就是要有阶级分析。林副主席的四个第一,为什么不是提物的因素第一,而是提人的因素第一?这是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一个分水岭。刘少奇为什么不提剥削有罪,而说剥削有功?他是说中国搞社会主义物质基础还不行!

一定要把军队犯错误与取得的成绩分开,要把犯错误的几个同志和相信大多数分开。一定要遵照主席三个相信,三个依靠的指示办事,要允许犯错误改正错误,不许改正错误那是王明路线。主席思想是一看二帮,看是看他自己觉悟,帮是帮他改正错误。我同意关锋同志的意见,对张日清错误,不要打倒,夺权支左他还是有功的。功是功,过是过,功过要分清。就是对刘陈刘真诚改过,还是要给予改正错误机会(关锋:给予出路!)给予出路嘛!听说有人说会议一开完就要将张日清揪走去斗争,这样是错误的。

群众组织之间订了协议,回去要按照协议去做,要贯彻自己的诺言,这是对各个组织的考验。如在中央面前签了字,回去不执行,那就说明你们自己反对自己了。

要反对和阻止武斗,关锋同志说过了。最近重机发生了严重武斗事件,要坚决阻止。

有人说趁中央开会未结束,要把左派全打下去,看刘格平回来怎么办?这不仅山西有此情况,河南也是这样,趁着中央开会,两个组织联合起来就想把二七公社打垮。

红总站也不要骄傲,不是说4·14大方向对的吗!方向对就更要虚心,要不断进步,回去不许批评人家,只作自我批评。总站不要只看到人家的缺点,看不到人家的优点,不要揪小辫子,要戒骄戒躁,要帮助红联站,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要整风,自我批评。这里必须掌握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薄一波你们要搞一搞,他是你们山西的。是刘少奇招降纳叛来的,他投敌时不是共产党员,而是阎锡山的人。薄一波是你们那里的,彭真也是你们那里的,尽是些坏家伙。

有人问能否将薄一波揪回山西斗争,我看目前还不要,你们首先搞调查研究,把他有关材料搞出来送给我们,确实有了材料,行了,就可揪去。

有人递上一个条子问毛选第五卷什么时候出版?这就要看你们了,你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快搞彻底,毛主席有时间看了,马上就会出来。

(众笑。全体起立,鼓掌欢送康老、关锋、吴法宪、郑维山、刘格平等同志离开会场。)


中央解决山西问题中型会议纪要



时间:七月十四日晚八点

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

参加人:康生、关锋、吴法宪、刘格平。



康:下午谁发言没有发完?

刘格平:张益三。

康:那好,继续讲。

张益三:山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激烈斗争,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格平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个以刘贯一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司令部发出两种号令,无产阶级司令部积极支持群众运动,把斗争矛头指向刘邓及卫、王、王及钻在革命政权中的资产阶级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刘贯一、刘志兰资产阶级司令部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打击左派瓦解左派,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说四·一四是大阴谋,揪后台说是张益三、杨成效、丁磊,我说四·一四好的很,打破了冷冷清清的局面,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死保刘志兰、刘贯一,是修正主义分子,他们却说是革命领导干部,把矛头指向革命组织负责人刘灏,山西革命造反兵团等左派队伍,尤其是32111和井岗山,但却把井岗山的郭宏,王庆英关进监狱,整理革命干部的黑材料,整理革命小将刘灏的黑材料,我在正式向中央文革康老,向中央军委、北京部队党委,向核心小组刘格平同志提出申诉,把专政委员会的材料查清,交到中央来。张日清独断专行,目无组织,四月份就让撤销专政委员会,你动也不动,刘志兰派学生到天津揪李雪峰。张日清要负责任,带了两千元,核心组介绍信,批评我说:支持东风支持错了,刘格平任政委的,刘格平不知道。

关锋:电报还不转给刘格平同志,他还不知道。

张益三:第三个讲刘贯一的问题,我去时张政委,刘贯一的指导思想是错误的,麻痹大意当官做老爷,忘记了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那次会上的检讨说自己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当时王谦、王大任在。

康:糟糕不糟糕,反革命还在那里,你是不是故意让他们高兴嘛。

张益三:三·二六报告解散革命组织,他的目的是削弱袁振的势力,兵团,决死纵队,在这个 问题上,张日清也在红代会上做了报告。

康:这个报告是什么时候做的。

宋捷:在红代会筹备处成立大会上讲的。

张益三:搞垮了左派力量,实际上帮助了右派组织,刘贯一和张日清思想很相似,张日清受到刘贯一,刘志兰影响很大。

康:在这里我插一句,刘少奇的黑修养和彭真都讲要做训服工具!老老实实听我的。毛主席几次反对这个没有阶级分析讲法。讲驯服工具,做马列主义的驯服工具,还是做修正主义的驯服工具,没有阶级观点。

关:驯服工具论是提倡奴隶主义。下级服从上级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离开了毛主席的路线就是奴隶主义。

张益三:三人不团结闹到社会上。

关:这个问题你的看法是对的,你在太原,我们在北京,我们批评过,总理,康老都批评过。

康:这个我们是批评过的。

张益三:段立生批评我为什么老支持红总站。

段立生:你什么时候跟我说的?

关:你现在作为一个党委来参加这个会,你让人家讲完话么。

康:哪个同志讲?

段立生:刚才讲的刘贯一那么多问题,有许多我确实不知道,我也来揭发一个问题,刘贯一当党校校长。

关锋:你们结合葛莱是他当校长之前还是之后?

段立生:他还没有正式去,他一个晚上去党校。

康老:是五月二十九日还是五月二十八日?

段立生:是五月份,他只吹吹拍拍和政治部人谈,他给同学们说他给彭真写了几个检举书,他给人讲张日清和刘格平都是新四军,还讲他认识关锋。

关锋:刘格平不是新四军的。刘贯一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他,今年二月份来汇报,才头一次见面。

段立生:他说刘格平不同意省委是反革命集团。

康:这次他是秘密去的,对刘格平进行了诽谤,进行了恶毒攻击,说刘格平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一看二帮。

关锋:他讲的事,我们二月份已经和他谈过,已给他说清楚了,张日清同志也知道,葛莱写了一分为三,还写了几篇一论、二论、三论、四论,这不是一个简单问题。

康:成立革委会,他这个校长就当不上了。

关:一分为三,送给刘贯一看了吗?

康:你们调查葛被捕后,当没当过日本人的皇协军,他怎么跑回来的?我们了解他被捕八个月,当了四个月皇军,这是一个材料,还要再落实。(段立生:为什么同学想结合他,大概同学们想他受陶鲁笳迫害了,)把他的党校校长撤掉,让他当哲学研究所所长。这不叫迫害,这叫保护了。一分为三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恰恰也是哲学上的问题,党校学生要注意了。据我了解,陈仲平还在你们那里,他是杨献珍的打手,反艾思奇的。

关锋:五七年的右派。

关锋:说起葛莱,我说两句,他这不是简单的说两句错话,做几件错事。当时杨献珍反对毛主席,搞合二而一,他当时就写了一分为三,这是世界观的问题。

康:他并不是一个真正受害者,撤了校长,当了所长,实际上是保了。高级党校,我看低级也不如,它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将来如何搞还没有研究,我看搞成毛泽东思想的训练班。杨献珍办校的十六字方针: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加强党性。好啦,你讲吧,你还讲刘贯一好啦!

段立生:刘贯一当我们校长,那简直……,我们从今天起不承认他这个校长,应该让学毛著积极分子,象陈永贵这样的人当校长。

康老:(笑)好了,陈永贵当党校校长,你们党校学几年?

段:五年!

康老:你们学什么呢?我看五个月就行了,过去抗大也是几个月学习毛著,参考一些马,恩,列,斯的,政治从实际中学。

段:专委会……

康老:开始我们不了解这个东西,后来张日清文章上有这个东西。

格平:定局了由核心小组来讨论。

关:问题是他的实质。

段:四月份会议不传达,核心小组在这个问题上应好好检查,作事应实事求是,据我们了解,逮捕重机四人,袁振是知道的,并且是他提出来的,抓人不是专政委员会抓,丁磊带人来审问的,丁磊组织调查班子,调查杨承孝,刘灏,车成林的材料,单线联系,单线汇报。刘格平具体负责抓毛选,他没抓,别人抓了,他又说别人把手伸得很长,别人作错了,又批评,这是资产阶级投机思想。张日清,曹中南来北京,让刘格平批山西日报,他不批,袁振也不批,我认为这种思想也是不对的,虽然这是小事,但触及灵魂,我觉的张益三同志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正常的,就是吹吹拍拍,张益三对待群众组织,就是拉一派打一派,不是从思想上支持,而是从经济上拉拢,对办公厅的经费,应当检查。

关:刚才讲反夺权了吗?

速记:没有讲。

康老:关锋同志讲上几句。

关:今天开中型会,常委扩大会,现在我们听取大家意见,以后再研究。山西的问题,由山西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来解决。现在我讲几个问题,供大家参考。山西的问题讲起来,可以讲几个月,今天我不想多讲。对刘贯一,刘志兰,陈守中我就不讲了。现在我讲对山西军区某些负责同志,独立师某些负责同志,晋中军分区某些负责同志,革命组织之间的分歧,要很好解决,对革命组织,保守组织,要作细致的思想工作,问题不难解决,军队起着重大作用,我觉的山西军区某些负责同志越走越远了,是刹车的时候了,我给张日清同志讲了,该刹车了,再不刹车就刹不住了。山西军区与山东军区相比成绩比他们大,犯错误比他们小,但错误要坚持下去,还要犯比他们更大的错误。我先讲内蒙,对内蒙中央有个决定……到这儿来说,他们说是重庆谈判,一方面来北京谈,一方面在家里搞,他们明明知道是中央派去的记者,一个工作了七天,被扣了八天,一个工作了八天,被扣了七天,被军区扣了,说他们反映情况不正确,我们批评刘昌,刘昌拍了桌子。我们(王力,戚本禹)也拍了桌子,他们支持保守组织,排斥打击三司,把革命的领导干部打成修正主义分子,他们认为枪杆子在手,就可以为所欲为,在这里,江青,伯达,康生给他们下楼,但他们有那么两,三个人,后来抓了彭海青同志,当司令员受到围攻,记者更不要说了,他们心目中根本没有中央文革,毛主席的话,林付统帅的话,说了也不听,把我们的记者拉出去游行,后来发动战士来北京给中央施加压力,来了一千八百多人,企图压制中央,改变那八条决定,他们说群众是自发的,不听我们的,政委吴涛(被他们斗了)去,他们这一千八百人讲,刘昌不讲,战士把吴涛打了,有人还拿反动的五条来,让中央承认那五条,改变那八条,后来中央下了决心,一个撤职,一个反省,这样那一千八百多个战士才觉悟了。现在内蒙的形势很好。

山东王效禹同志在夺权时,省军区支持了王效禹同志,做出了成绩,直到现在这个成绩还是肯定的,后来和省革委会发生了磨擦,军区支持了一些保守派,过分地,片面地听了济南市人民武装部和济南公安局的话。济南人民武装部长就是旧市委的文革组长,要打倒王效禹,打倒革委会,写了大标语,冲了省革委会,这时军区转向了,说山东三、五夺权是右派夺权,说王效禹的老婆有问题。王效禹的老婆是有问题,丁磊也有问题,这个我们知道,但这性质不一样,比王效禹的老婆好得多。后来我们派张春桥、姚文元去,姚文元、张春桥同志和军区同志谈了话,和王效禹同志也谈了,大长了革命派的志气,他们走了后,还在那里搞,一派要冲垮公安局,王效禹同志好得很,当然不是完全坏了,牌子一派拿走,一派又送来,省革委会下去,底下公开反对,你说王效禹同志是十全十美,不能那样讲,但大方向是对的。

这时我们67军公开发表声明支持,一、支持王效禹。二、支持王效禹为首的革委会。三、支持革命派。四、……。过了两天,军区做了研究,也发表了四点支持,也受到了压力。中央及时批示了他三点电报,公开检讨好,还是不公开检讨好,早好还是迟好,高姿态好还是低姿态好,省军区这一公开检讨,立即得到了革命小将和革命派的热烈欢迎。检讨了,改了就好了。内蒙军区那三个人(负责人)就倒了,广大战士是受蒙蔽的。我看了一个材料,省军区,晋中分区,独立师是有问题的,我们批评了张日清,最大的毛病就是个人英雄主义,主观主义,不愿当第二把手。刘格平当了政委,群众欢迎有什么不好。王效禹同志,张春桥同志当了政委,那里的群众热烈庆祝,为什么庆祝庆祝就不可以呢?而山西不仅庆祝刘格平政委,而且还庆祝你这个付政委呢!我们看了些材料,炮轰刘志兰、刘贯一,不算扭转大方向,就现在的材料看,他们的问题就很严肃嘛!还是考验呢。而张日清几次讲了一些不合适的话,你对我们的记者的态度是不正确的,几次态度不好。有一次闹革委会,你把我们的记者撵跑。有一次红联站开会,要撵记者,你不发言,你极力说:张日清正确,刘格平不正确,把山西日报办成什么样子?!你讲的话很多嘛,就没有刘格平的嘛!挖二、三线,是你们讲的嘛!你们第二次汇报都这样讲,怎么又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呢!特别是你们来北京前几次讲话,这是刘贯一,我讲他了。这第一政委中央宣布了,到底算不算数?我念一个材料:独立师×××同志散布说:刘格平变质了。想篡军权……。红总站要冲军区,冲独立师,引我们开枪,血洗太原……下边还有些流言蜚语,我不讲了,提出支持张日清,打倒刘格平,争取陈永贵,这个团政委这样讲是不奇怪的。

专政委员会形式不好,更重要的是实际,怎么能整革命小将和革命领导干部?常委的材料,这不是黑材料,这不是黑材料是什么?你说为什么信王庆英?为什么不可以信呢?她是反革命吗?

康老:不要把自己打扮成那样革命,别人就革命。

关:航校批评张日清,我看有道理,第一次你来汇报,我们就批评不要听刘贯一那一套,第二次又来了,又批评你,你还是听刘贯一那一套,我们不愿意让你们再搞下去把你打倒,不然可以试一试。晋中问题分区有问题,省军区也有问题,你们大方向错了,不支持任、王、张不支持陈永贵,我们认为陈永贵很好,给我们上了一课,受教育很大,你们对陈永贵打太极拳,张日清就相信军分区的话,就相信武装部的话,分区武装部的人自己没有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界限,检查自己的错误,自己穿军衣,反对我就是反对解放军,这一套是不行的,同志!我们知道军分区都有两派意见,我们要发个公报点山西的名,调农民到城里,最近收到一封信,如果问题是这样,问题就严重了。(念信全文)陈永贵同志不要着急,不要管,形势大好,在五、六天前我和张日清谈过,康老也谈过,康老多次和张日清谈话,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任、王、张为什么成了流亡政府,你们不清楚吗?这还不是军分区在那里搞他们吗?革命群众组织容易讲通,革命小将对情况不了解,犯错误不责怪,我们应该引导他们,帮助他们,这谣言那谣言,造谣造到叶群同志头上来了,说刘志兰这么好,怎么好,核心小组办公室批的叫印,刘志兰是核心小组办公室主任,张日清打电话辟郑维山的谣,我们觉得张日清同志、军分区同志、兰敏同志、独立师同志应该惊醒了,这样下去很危险了,我们这个会到底开成什么样子?也许能解决问题,也许大闹,我们应该提,不提对党不负责任。张日清同志你自己讲的那话,你清楚的,你怎么反对炮轰刘、刘?你们写了"四论大阴谋"。我看轰得好,该轰,不轰怎么搞好斗批改?执行那条路线?我看“四·一四”以后形势大好,现在更好,这个领导班子还要考验哪!考验几个月,刘、刘、陈搞了些什么?你为什么跟着他们跑,不跟着刘格平同志呢?晋中问题最明白了,十月事件当然要翻案了,当然要支持任,王、张、陈永贵了。山西我没见过几个人,刘格平来过几次,解悦我见过几次。在受围攻时,我支持过他们,抓了几个罪魁祸首,解放军支持他们对,但方法有毛病,解悦本质很好,但阶级斗争经验少,张日清应该向正路上引她,应该向陈永贵同志学习,饱经风霜,马列主义水平高,毛泽东思想水平高。这样下去后果怎么样?你们自己知道。不要因为还有群众支持我,我还有力量,故不作检讨。群众逐渐会看清的,当然我不是说刘格平就没有缺点了,群众的批评应该听,正确接受,不正确解释,解释不了以后再说,重要的是张日清同志态度不正确,态度正确他挑让他挑去。

还有各种各样的谣言说,康生关锋讲了不算话,当然我们对了你们就听,我们还要向毛主席林副主席汇报,这个话我们就不讲了,一方面对不起军内几个同志,一方面对不起几个革命小将,在坐的有没有在北京活动的呀!煽动起来给中央施加压力。不是有的给民兵发枪吗?夺枪吗?张日清已经写了一个初步的检讨,康老看了一遍,成武看了一遍,我也看了,你看要不要再修改,再印,再向同志们讲,你自己考虑。刘、刘、陈的问题,我就不想讲了,象晋中军分区这个情况也不止这一个地方,人民武装部怎么这样相信他,他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了界限没有?你们山西日报怎么搞的?文汇报许多好的社论你们偏偏不转载,偏偏转载一个相信武装部的社论,山西日报突出张日清,宣传张日清,只宣传一方面的观点,我们部队的同志给张、兰提了些意见。

康老:刚才关锋同志讲的,引证的材料我希望同志们了解这个情况,不要抓住材料的一个问题,一个材料把大方向丢掉了,这样对解决问题就抓不住关键,为什么关锋同志利用这个常委会谈这些问题,因为在一次中会,两次大会提出来,对同志们有好处。在中会的中间我和张日清谈过,我说张日清在作战中很勇敢,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在夺权之前很好工作,应当说山西的夺权与张日清出来代表军队参加革命群众,干部夺卫、王、王的权有重大作用,重大意义。但这一次会议,我反复地说:“张日清软弱了,不象打仗那样勇敢,不敢接触自己的错误,不敢接触自己问题的本质。”在大会时我欣赏段立生同志一句话:“群众好解决,关键在核心组。”他说张日清同志改错就好了,张日清能象山东那样承认错误,刘贯一、刘志兰、陈守中不在话下,挑拨不了,象小丑。同志们讲的话,有的同志没有抓住山西问题的关键所在,没有看到大方向,如何防止严重问题。材料可能有出入,但不能否认一个事实,有的同志在军队里,在独立师里,在分区里,在人民武装部里进行煽动,要支持一方面,打倒一方面,换句话,要支持张日清,打倒刘格平,这是独立师讲的,我不反驳。我看不能否认这一事实,这样就把群众分裂了(关锋:军队也分裂了),军队也分裂,这个问题若不刹车,后果就相当严重了。第二关键是什么,希望革命小将关心这个问题,大部分人民武装部,军分区站在了保守方面,企图打击革命群众,晋中就是一例,说任、王、张我不认识,但陈永贵同志我知道,怎么能反对陈永贵?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军分区都是这样,即使……也不能是铁板一块,也是一分为二的。第三,由于军分区和人民武装部企图煽动农民进城,镇压革命群众,如果这样,山西就存在着一场大流血的危险。这的确象有的同志所讲的山西是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如果张日清同志不能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或不承认这个问题,后果会相当严重。如果象那样搞,当然,还是大好形势,不过总不愿意让一个同志犯这样一个错误。有时候阶级斗争常常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为什么炮轰一下刘志兰就成为一个轰动全省的政治大事件呢?怎么保一个刘志兰呢?问题只是才爆发出来。

关:四月份刘格平和张日清吵架,就是吵这个能不能炮轰。

康老:为了保一个刘志兰,把革委会主任、核心小组长,中央承认了的刘格平不惜打倒,我们常委同学中间绝大多数不清楚,刘、张两次来中央,中央讲了些什么。

刘贯一第一次来攻击刘格平。十一月初我让他来完全不是让他搞山西问题,而是长期怀疑刘少奇三六年让杨献珍,安子文叛变的,于是我们就带头去调查情况,查阅报纸,我们去把报纸一翻……这样一个问题,我就想起了刘格平同志拒绝,同时刘格平同志给我写来一封信,谈到这个问题。为了弄清安子文叛变这个事,我就打电话叫他来了,说了这个问题,我又问他山西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刘贯一就因为这个问题造谣攻击刘格平同志,第二次是江青同志打电话叫他来的。刘贯一造谣言说:刘格平夺权时根本没有想到文化大革命,反映山西问题的革命干部不是刘贯一,也不是张日清,而是刘格平同志,后来就夺权了,夺权后,一月份就向中央汇报了,那次汇报并没有刘贯一,刘格平讲的不多,张日清讲的多。通过他们二人的汇报,我们向中央文革汇报了,认为可以承认,可以公布,大军区开会我们认为山西的夺权可以介绍给大军区。这个会四个同志参加的,刘格平、张日清、袁振、刘贯一。刘格平同志讲的很短,张日清讲的很长,这就是《红旗》,《人民日报》写的文章。刘贯一讲的更长,在那里胡说八道,我听不下去了,和关锋同志走了,然后袁振同志讲了讲工业生产。有人讲刘贯一的讲话代表整个核心小组,不是那么回事。(杨承效插话)以后刘贯一找我谈话,大反刘格平,刘贯一我很熟,过去他作风很不好,党性很坏,看来没有多大进步。我说刘格平起码有两个好处,第一反对刘少奇叛党的事,第二在华东不满饶漱石。

华东区饶漱石反我,华东区分家时我到山东分区,饶把刘贯一当作钉子,作我的秘书长(刘贯一:这个我给康老讲清楚),你不用解释,解释不清楚。当时又找袁振谈了,袁振说:刘贯一对刘格平态度不好。(刘格平说让我签名写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我怎么能签名呢?)

第二次刘格平,张日清来,四·一四轰刘志兰,刘贯一跑来了,后来陈守中也来了,陈守中先发言,保他老婆,我们听不下去了,不让他讲了,讲了些男女关系,黄色谣言。为了保他老婆……然后张日清讲话了,讲话内容攻击刘格平,保护刘志兰,刘贯一那么多错误,他一个字都不提。

关:揪四·一四后台我们是反对的,这是明确表态的。

康老:刘贯一的小册子,对上反对毛主席,对下把群众当作阿斗,把自己看作是天上掉下来的救世主。

我再讲一句,我们讲这些不是要打倒张日清,相反的是要张日清更好地和刘格平合作,把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在会议期间,北京机械厂要揪你去斗,我们不同意,开完会要按毛主席的政策办事。

关:红总站把打倒张日清的标语盖起来,真要打倒就不批评了。


郑维山付司令员接见山西捍卫红色政权司令部赴京代表团部分成员座谈纪要

地点:北京军区主楼三层会议室

时间: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七日下午

    郑维山:你们说怎么接见呢?
    代表:我们先把情况向首长汇报一下吧!
    郑维山:你们山西情况本来很好,是全国一个榜样,今年四月发现上面有分歧,就叫刘格平、张日清同志来北京解决。从现在看来,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严重了。我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就报告中央,所以中央文革、周总理、康生同志委托我首先找张日清同志谈。可能中央还要找他们谈。我星期五打电话找张日清,曹中南来,他们昨天来了。中央叫刘格平同志也来。山西的问题我们的态度很明确的,要支持刘格平同志,即使刘格平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有缺点、错误,也应该支持刘格平同志。山西驻军,特别是张日清,应该同刘格平同志合作,不合作是不对的。山西军区、驻晋部队和刘格平同志三方面合作好的话,山西就没有大问题了。所以把张日清,曹中南都找来了,××军问题不大,只要把问题给他们讲清楚,他们就会改变的。××军支持刘格平同志不够,责任在我,而不在他们。××军去山西我给他们交待,在支左问题上应该多听张日清的意见,尊重张日清意见,当时我不了解张日清、刘格平之间有这样大的分歧。  ××军可能在这个角度上领会我的意见的,他们是野战军,和地方上没有什么瓜葛,我对他们是很清楚的。××军支持刘格平同志的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只要给他们讲清楚就行了。上午找张日清谈了,还没有谈完,我还没有表态。今天晚上再跟他谈,明天找××军谈。
    当代表谈到山西是一面旗帜,我们很爱惜它时,郑维山付司令员说:“对,应该珍惜它,在华北只有这一面旗帜嘛,不能让它倒了。”
    当代表谈了张日清是如何站出来的问题吋,郑维山付司令员说:“在这个问题上,不管怎么样,但张日清主张起来支持左派还是对的,是应该支持的。但张日清在这个问题上做法是相当错误的,他应该把中央的精神告诉大家,发动大家起来干,大家起来干力量不就更大了吗?为什么要把其它常委撇在一起,他自己干呢?这是错误的。”
    郑问:“你们认为刘贯一这个人怎么样?”
    代表: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应该打倒!
    郑:山西这样一个地方,搞成这么个样子,很可惜呀!你们说刘贯一是要打倒的。如果把他调了是否能解决问题?
    代表:不行,必须在山西打倒。  (郑付司令员笑了)
    会议进行到这里,高秘书进来对郑说:“中央文革叫你去开会。”
    郑维山:我要到中央文革去开会,咱们改日再谈,你们谈的问题是需要解决的。把刘格平、张日清、曹中南找来,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中央是不了解张日清这个人的。我对张日清是比较了解的,我的态度是明朗的,山西夺权后,中央对他要帮助,弄得不好要出问题。他怎么去山西,去山西干了些什么,我都很了解。他支持山西夺权做了一件大的好事,我对中央反映了他的情况,你们还要继续反映给中央,这样对中央帮助他了解他是有好处的。  
    对张日清的问题,当前尽可能争取从内部来解决,从帮助团结的愿望出发。因为山西这一面旗帜是全国的样板,要保护它,爱护它。山西是主席讲了话的,中央讲了话的,我们爱护、保护这面旗帜,就是对中央的尊重,对毛主席的尊重。现在尽可能不要把这个矛盾扩大化了,公布到社会上。当然能不能内部解决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思想上解决不了,也要从组织上解决。
   山西的问题应坚决支持刘格平同志,应该以刘格平同志为中心。张曰清的问题能不能解决,就看他能不能支持刘格平同志。××军的问题好解决,只要把问题讲清楚他们是一定会站过来的。从今天上午张日清谈的情况和你们谈的部分情况,分歧是很大的。中央文革可能听你们的意见,我和中央文革一起听,如果中央文革不能听,我也要听完你们的意见。四月份解决过一次,中央完全是耐心帮助的态度。但是,不但没有解决,还发展,问题还公开了。这就不好。对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的指示,理
解了也要执行,理解不了也要执行,思想上不通,组织上也要服从,坚决执行。这一次中央是要下决心解决问题的。思想上解决不了,组织上也得解决。    
    临走时郑维山付司令员说:  “对刘贯一我们是有看法有考虑的。我们这次主要是解决部队的问题,张日清、××军的问题,还是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愿望去解决这些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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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格平同志接见山西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时间: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六日晚九时至九时半,

地点:外贸部接待站礼堂。

参加者:山西批判刘邓红色联络总站、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太原市革命造反司令部、空字025军团代表。



主要来看大家,讲几个注意问题。这些组织都是去年夺权以前组织起来的,有的是参加夺权的,有的是支持夺权的,赞成夺权的。山西这次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非常有意义的,补上了1·12夺权的一课。1·12夺权主要是依靠群众,山西军区部队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这个夺权很仓促,群众怀疑这几个站出来的领导干部是有道理的,究竟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究竟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是资产阶级革命家?因为从写大字报到夺权才一个星期,没有和群众一起战斗过,这个情况带来了参加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问题。夺权以来,核心小组始终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斗争很激烈,一条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是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经常斗争,每次开会都有斗争。四月到中央开会,中央已经定了性,刘贯一、刘志兰主要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给他定性了。刘志兰是反对毛主席的,不是一次了,揪李雪峰,一月×号就告过她,第二次到中央开会,又打过招呼,她就是不听,一次、二次破坏文化大革命,整个打上核心小组的牌子。陈守忠精神面貌很不对头,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也定性了。回来后没有传达。刘志兰、刘贯一、陈守忠他们封锁。当然我们也有责任,后来传出去,他们就慌了,当然不是我和袁振传出去的。专政委员会不仅查袁振,而且查我,实在无法无天。这些我都是知道的。不象他们想的。我的耳朵眼睛还管用的吗?查出来想法办,当然法办不了。问题是中央批评他们,这是了不得的事情。他们不赶快改,以前的可以既往不咎,但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把总指挥部取消了,另搞一套。四月份以后每次会都争论,陈守忠最大的问题是保老婆,还有保爸爸的嘛,他是保老婆!刘贯一保刘志兰,也是保自己,害怕火烧到自己。他蒙蔽了一些人,蒙蔽了一部分军队,因为他是秘书长,他有权嘛!到处吹,造了很多谣。同志们批评刘贯一、刘志兰、陈守忠是对的!他们无视中央,搞独立王国,搞资产阶级那一套。但我们也有缺点,如“打倒刘志兰,气死保皇派。”打砸抢我们是少的,但不能说没有。我们要做工作,红联站的工人、干部、学生,他们受蒙蔽受欺骗。他们如果骂人,我们应该高姿态,毛主席说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大家要戒骄戒躁,很好地工作,大原则问题不能放弃,红联站也不怨他们,受蒙蔽嘛。刘贯一半夜跑到党校造了很多谣,但没关系,现在不是揭露了吗?对红联站一定范围可以,但矛头要对准刘、刘、陈。

对张日清,他有严重错误,他和他们不同,可以批评,提意见,但应该团结起来。相信军队,谁听谁的,都听毛主席的。因为他1·12夺权给林副主席写信,说军队应该支持左派,夺权时他表了态,他是政委嘛!各分区、武装部有个别不听我们可以处理,相信大部分还是好的,我们争取团结-批评-团结,和批判刘贯一、刘志兰、陈守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区别开来。对张日清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一个错误出来,准有人支持、赞成,这不奇怪。但大多数清醒过来了。工作将来怎么办,大家可以提意见,提怎么办,走群众路线嘛,大家想一想。

康老强调红总站千万不能骄傲,还有兵团的,大家都要注意,一骄傲就脱离群众,我们坚持原则又虚心,就可以团结很多群众。我们自己要遵守中央的各项规定,掌握政策,听毛主席的话,这是战无不胜的,无敌于天下的。康老再三说:你们要学习毛主席著作,以高风格、高姿态出现,不断提高我们的风格和革命作风,提高觉悟。现在打砸抢要采取防御的态度。第一不怕,第二防御一下,严防地富反坏右分子破坏。我们在中央开会,得到中央支持,毛主席支持。大家都是参加,这不是我要支持的,希参加会议的把日子好好记住,这是很宝贵的。


出处:《中央解决山西问题(扩大)会议纪要汇集》,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传单社 1967年8月10日  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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