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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嘉瑞(南太井蛙) 我的一张大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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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揭發壞份子周××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言行!」,一張大字報用舊報紙粘連起來,足有七、八米長,上面用熟練的行書,密密麻麻寫著十大罪狀,我站在樓下,仰首望著這超長的大字報,從三樓垂掛下來,我,便是這張大字報的作者。四周圍聚著三、四十個工友,雖然也在看,臉上卻亳無表情。
    一九六六年六月,廣州的酷暑潯熱,教人苦不堪言,那本應鬱綠的濃蔭,卻在烈陽灸烤之下,愈顯枯乾萎黃。在大專院校與中小學中,從圍牆到課室內外,都貼滿了大字報。不久工礦企業也開始貼大字報。我的這張大字報,算是廠裏最顯眼的一張。
   從部隊復員下到廠裏,就跟周師傅學習操作鉋床,師徒倆談得滿投契,從西關十八甫、上下九的掌故,到粵劇紅伶風流韻事,說著說著,下班鈴就響了。有點姿色的她大約三十歲,帶著五歲的女兒。廠裏一些「老油子」,除了在鉋床面前晃來蕩去,說些「吃豆腐」的閑話,常攔住那兩條小辮梳得一絲不苟的女孩,調侃她﹕「叫聲老豆(爸爸),就給你糖吃!」那孩子也靈巧,每逢有人提到「老豆」二字,���立刻應答﹕「哎,乖乖!」氣得那幾個「老油子」直罵周師傅教出這麼一個刁蠻女。
   我曾問過周師傅,她的老公去了哪里,師傅把手搭在牛頭鉋上,圓圓的臉別過一邊去,沒有回答,只是見到她眼圈都紅了。隔一兩個月,師傅總要請四五天事假,回來上班時臉色鐵青,悶不作聲。
    在飯堂的條凳上,「老油子」們蹲著吃飯,一邊常說些不三不四的話,我這才聽出師傅的老公被判勞教,她請假是去粵北探監的。
    師傅很關照我,常贊嘆我那一手字畫,她總為我才二十歲就下了工廠而惋惜。昔日在省隊的球友相約出隊比賽,她總是同意我請假,一個人吃力地扯著滑輪,把百多斤重的鑄件吊到平臺上。
    在大字報熱潮卷來時,廠領導作了動員和佈置,支部書記找我談話,要我帶頭勇於揭發壞人壞事,繞來繞去,編成一個絞索,明擺著是要往周師傅那雪白的脖子上套的。
    念在師徒相處蘊生出來的一番情意,我猶豫了。留著短髮的書記,舉起粗短的手臂,往空氣中猛力劈去,厲聲敦促我要做革命派,不要被資產階級人情蒙蔽。她提醒我,是組織上重用,才安排了機修這個技術工種給我。幾次談下來,這大字報要寫的話,得罪師傅﹔再不寫就得罪支書、得罪党、得罪毛主席。我終於走進寫大字的職工禮堂,在乒乓球臺上開始寫「我的第一張大字報」。把舊報紙粘起來時,還忙裏偷閑讀了上面陳殘雲和秦牧的散文,仿佛有股南國的木棉花香流溢出來,他們筆下的白雲珠水,曾經如許優雅動人……唉,一切都要推倒重來了!嘆罷一口氣,我提起飽沾墨汁的毛筆,在文人騷客的「毒草」上,寫下「深揭狠批」師傅的一行行大字。
    儘管師徒情深,於心不忍,但總覺得自己鬧革命是對的,那種內疚也就擱在一邊了。師徒之間的談話,都是些生活瑣事,街巷傳聞、梨園軼事以及一些議論。沒有謀反也沒有陰謀,但文革來了,都可以「上綱上線」把這些私人之間的談話,師徒之間的言笑,提高到無產階級与資產階級之間你死我活的鬥爭來寫,聯想到「隱藏在工人階級隊伍中很深很深的階級敵人」來說,這里面可以發揮的就實在太多太嚴重太危險了。
    批判的詞匯都是現成的,毛主席語彔也在手里,連大字報的「起承轉合」都有格式,先是「東風吹,戰鼓擂」講一番「革命大好形勢」,向偉大領袖与文革旗手「表忠心」,然後矛頭指向揭發對象某某,羅列「罪名」再批判之,生動一些的除了「火燒」還「油炸」,「打倒」了不算,還耍「砸碎狗頭」,為了防止「人還在,心不死」,定把其「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變成人類不齒的狗屎堆!」最後三呼万歲,一張大字報成也。
    每從車間出來,師傅都看到這張大字報,她只把頭垂得更低,粉雕一般的脖子漲紅發紫。雖然我仍跟她操作刨床,但師徒之間基本無語,只有鉋刀切削金屬的「吱吱」聲。雖說循慣例大字報上聲明「保留三日」,但到了笫八天還未見有新的大字報复蓋上來,直待到某日一場雷雨驟至,將大字報撕成碎片,我心間才暗喜。但周師傳的頭始終沒再抬起來過。
    每貼出一張大字報,開一次揭發批判大會,都會有更多的人把頭低下去,即使很不情願,也會有許多大手過來把它捺低。短髮支書實在是忙壞了,有時一次大會就揪出來四個壞人,她在臺上要即時分別給每人一頂「帽子」也就是定一項「罪名」,也真難為了她。不過當時的「帽子」也多,「三反份子」、「殘渣餘孽」、「走資派」、「黑七類」、「帝修反代理人」等等,隨便拎起一頂,都可以置人於死地。戴上「帽子」就可以執行「監護審查」,把你關進單位的「牛棚」,然後私設公堂審你,三天一小會五天一大會批你鬥你,羅致罪名已足之後,再整理材料送交批捕判刑,輕則遣送返鄉或勞改,重者服刑甚至處死。一些專案人員為邀功,以殘酷手段逼、供、訊,甚至在立錯案抓錯人之後,殺人滅口,制造假自殺現場。所以許多人一聽到「監護審查」就嚇得面無人色,只怕關進去了再也無望見到妻兒老小。
    譬如二車間的小姚,上臺揭發丈夫塗改副食品購買証,買了配給的魚之後,回家用雙氧水把蓋上的印褪掉,再去買魚。她丈夫在臺下火了,頂了一句咀﹕「光會說我,每次買回來的魚,你又沒少吃!」會場裏一片哄笑,短髮支書當即宣佈,小姚丈夫是「破壞社會主義經濟壞分子」,要接受審查、交代問題。下班後小桃丈夫要留下來寫交代材料,小姚拉著三個小不點找短髮支書說情,要求放丈夫出來,「他不跟我一起回去,我怎麼煮飯,家裏還有兩個老的!」看來交涉未果,丈夫低著頭站在牆角,小姚也低著頭帶孩子走出工廠大門。
    看門的老傳達「三德」因為歷史問題也留下在廠坦白交代,換了老範把門,他對每個問起老傳達下落的工友,幾乎都神秘又警惕地耳語﹕「壞人太多了,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了!」
    聽說師傅病了,她的肝本來就不好,先是半休,繼而長休,很久沒有上班。大字報轉向貼到「當權派」頭上,短髮支書靠邊站了,我們對她又是「炮打」又是「清算」,她也下到車間裏勞動了,推著小車回收鋼屑銅粉,不過頭仍昂得高高的。
    文革熱浪日漸熾烈,我們也到社會上串連「造反」去,廠里天台成了造反派的制高點,設了廣播站,牆上大字報已換成「誓死捍衛」之類的標語。有時「最高指示」傳來(奇怪的是,大多數在深夜才向下傳達),「長征」姑娘和幾個女紅衛兵,在此時就會打開高音喇叭,用少女稚嫩而高昂的語調反复播出。
    白鵝潭搶槍事件中,我高中同學阿宁從几十米高的巨輪上跳下珠江,肚皮中了一槍,濕漉漉地跑到制高點來躲避,我和「長征姑娘」替他包扎傷口。兩派已經動武,我們只有冷兵器,后來找到雷管、炸藥,仿制了幾個手榴彈,在市二十四中學試爆,威力還挺大,炸掉球場上一大片水泥。這個點漸漸揚名,有人聲言要拔掉廣播站兼制高點,來增援的紅衛兵有十多二十人,晚上和衣而眠,手里還握著武器。
    周師傅養好了病回來上班,在挂過她大字報的樓下,踫到戴紅袖章的我,只淺淺一笑,便擦身而過,彼此沒有交談。
    六八年中,軍代表進駐廠里,同不再推小車的短髮支書一起,整天關起門來開會。專案組也成立了,挎著屎黃色軍用書包的專案人員,神情肅殺地魚貫而出分頭「外調」去了,每有一個風塵僕僕地外調歸來,短髮支書的辦公室就燈火通明至天亮,在我曾掛起那張超長大字報的欄杆邊,可以見到她熬過不眠之夜因憂國憂民而憔悴的顏容,手捧一杯濃茶,那雙佈滿血絲的杏眼,警惕地俯瞰著這由善堂改建成的廠房。
      「清理階級隊伍」開始了,我因為在路邊畫寫生被拘留,畫箱拆散了找「發報機」,顏料擠出來研究是否「顯影藥水」,油畫被檢查其中可有「密電碼」。雖然檢驗搜查,一無所獲,但我仍由軍代表定為「美蔣特務嫌疑」,第一場批鬥會,周師傅坐在前面第二排。會上短髮書記宣佈毛澤東思想偉大胜利,終於挖出一個「特務」來,立功心切的她聲音興奮得有點發抖。老鼠臉的軍代表也作了重要指示,他是廣州軍區學毛著尖兵,講了十多分钟,大約有二十句「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開始喊口號了,安排好發言的人接二連三上來五、六個,我偷瞥過去,見短髮書記在臺下跟周師傅說話,粗胳膊一邊往我這指指點點,師傅只是低頭不語,書記失望地回到台上,宣佈批斗會結束,對我監護審查、關進「牛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她還厲聲指出,希望有的革命群眾能勇敢站出來斗倒斗臭我這個「特務」,不要被什麼所謂師徒之情蒙蔽。
    周師傅一言不發地低著頭,沒有望短髮書記,也沒望我。
    除了安排好指定發言的,那天還是沒什麼人主動上臺來鬥我,后來總算上來一個工友,嗓門很大,并且為表忠心義愤也來捺腦袋。一米九幾的我,當時雖然低著頭,但下巴仍高在他頭頂之上。害得這工友要踮起腳尖,伸直胳膊才能夠得著我的腦袋。為免他老兄過度疲勞,我識相地彎下腰來遷就他,沒想到他的手落在我頭上卻只輕輕一捺就放開了。
    后來,大字報已經不寫了,改為背靠背揭發,搞人人寫揭發批判材料,然後由專案組人员像收試卷一樣逐張收起來,仔細整理。隔天就提審我,從專案人员拋出的材料,完全可以揣摩出有多少人在我背后搞了「揭發」,但就是沒有周師傅,在這個可以抬起頭來狠狠咬我一口的節骨眼上,她仍然低著頭并保持沉默。
  狗咬狗十分正常,人咬人的事,周師傅始終不幹,盡管是我先咬了她。
    大字報曾經作為一種特有的政治暴力,以言語----書寫為形式,讓億萬國人在白紙黑紙上抒發革命激情,也暴露內心深處的仇恨歹毒,若非一埸文革,這些深藏不露的人性缺陷、靈魂污穢又如何會暴露出來?
    作為「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所謂「四大自由」之一,大字報曾經被寫入一九七五年的「憲法」,成為「社會主義大民主」中的「人民民主權利」,直至一九八零年修憲時才被廢除。
    為了自己寫周師傅的這一張大字報,我的良心在四十多年中從未停止過譴責自已,每次回到故國重遊舊地,首先就想到向師傅認錯道歉,可惜我們師徒一直無緣相見,有人說她不知去向,也有人說她可能永遠離開了這個世界。但我仍真誠懺悔,當人們善於有選擇地記憶和有意識地遺忘,在刻意淡化忘卻罪惡的同時,就是再次重新行罪惡之實。
  我覺得自己更須耍懺悔, 我們不能把一切推給「年幼無知」、「理想主義」与「政治狂熱」,推給「錯誤路線」与「荒謬年代」,而不去檢視自己當年的私心、野心与狠心 ,自己靈魂深處埋藏的野蠻、仇恨、邀功爭寵与媚主心態 。在政治的高壓之下,有多少人曾經低下了自己高貴的頭,失卻了人格与自尊,傷害了善良無辜的人,這也是一種罪惡!不能諉過於時代、諉過於政治、諉過於社會的罪惡!若不真誠悔改,他日勢必故態复萌,再生禍害。
所以,我懺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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