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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南央与范元甄的笔墨官司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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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南央和临终的母亲范元甄的笔墨官司 《老照片》刊出李南央《童年琐忆》

第五十三辑《老照片》刊出李南央《童年琐忆》
李南央
  在1957年大跃进后的困难年代里,我也吃过一回香喝过一回辣。

  那是我三年级的寒假,妈妈把我送到在河南当省委副书记的何伟伯伯家。妈妈的许诺兑现的不多,这是少有的一次说话算话。当我上了去郑州的火车,才真地相信这次的寒假要在北京以外度过了,自然是高兴得不得了。何伟伯伯是妈妈的革命引路人,他在当中学国文教员时,引导正做学生的我的妈妈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用何伟伯伯自己的话:“你妈妈是我最得意的学生。”解放后,是何伟伯伯费了好大的力气,找到了我妈妈,恢复了彼此间的联系。何伟伯伯的大儿子雪山哥哥和女儿何生姐姐那年冬天也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放假回家。雪山哥哥的女朋友华静姐姐也在,还有何伟伯伯的干女儿马宁姐姐,再加上一个叫大金的女孩子也天天住在那儿,真是热闹。

  何伟伯伯住的省委大院有前后两个院儿,前院是办公区,有解放军在大门外站岗。后院是宿舍区,门口还是有解放军站岗。不要说外人进不来,就是我这个住在里面的客人,自己也不能随便出入,出去再进来就成大问题了。跟何伟伯伯的住处相比,我们家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他住的是两层独立小楼,好大好大,地面是木板地。我自己一人住了一间,这太让我满意了。吃饭的屋子就象个小食堂,一面墙是落地的玻璃窗。厨房也大极了,炒菜的灶是那种饭馆用的大土灶,好几个火眼儿,火又大又冲,有专门的厨师,顿顿饭对我来说都是山珍海味。记得有一种鱼,下边铺着一层脆脆的干粉丝,上边的鱼煎得焦黄焦黄,被一种味道极鲜美的汁盖着,我后来再也没有吃过那种做法的鱼。早上是每人一杯牛奶,配一个煎鸡蛋,这对于在学校整整饿了一学期,即使回家也很少能吃到牛奶和鸡蛋的我,省委大院的生活就是天堂。我还几乎天天晚上跟马宁姐姐一起去看戏,不是京剧就是豫剧。记得剧院里总是冷清得很,没有几个观众,大概在肚子都填不饱的时候,人们是没有看戏的闲情逸致的。我们总是坐在最好的位子上。看完戏回家时,何伟伯伯他们的麻将牌局往往还没有散呢。

  春节的那几天伙食更是好,顿顿好几个菜,主食花样也是好几种。大年初一,何伟伯伯带着我们去看黄河花园口。我第一次听说了当年蒋介石以阻挡日寇为名,在花园口掘开了黄河,汹涌而出的黄河水没有挡住日本人,却使成千上万的中国同胞流离失所。从黄河堤上下来,顺路去了堤边的一个村子。我们在人们的前呼后拥下进了一家农民的房子,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农民和农民的家舍。我觉得自己是在看电影,因为那房子和农民的穿著跟电影里演的解放前的乡下差不多。随行的工作人员介绍:“这是省委的何书记,来看看你们,给你们拜个年。”那个老农民诚惶诚恐地伸出手来,何伟伯伯轻轻地握了握,在炕沿旁坐下和他拉呱家常。老农民屋里的其他人象看稀罕物似地盯着马宁姐姐和我,弄得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好在何伟伯伯只坐了几分钟,我们就离开了那家,也没有再去那个村子另外的农家。坐在车里,何伟伯伯严肃地对我们说:“看看农民的艰苦生活,看看你们一天到晚吃的什么喝的什么,应该惭愧啊!”我当时心里好不以为然:“那些吃喝都是你给我的,我在北京其实是吃不到的。这怎么能赖我呢?我干嘛要惭愧呢?”第二天早上再看到煎鸡蛋泡牛奶不知是吃也不吃。看到何伯伯他们一家人似乎仍如往常一样地吃,我也就吃了,但是心里的感觉怪怪的。
回到北京,妈妈问我在河南过得怎么样?我说:“过得好。何伟伯伯对我好,孙一瑾(何伯伯的爱人)阿姨对我好。吃得可好了!”我又问:“为什么农民的生活不好,我们的生活也不如他们好呢?为什么省委书记可以天天打麻将不上班呢?”妈妈叹了口气,轻轻自语:“没想到何伟的革命意志会这样消沉。”我并不懂那是什么意思,但是听出我似乎说了对何伟伯伯不利的话,觉得对不起他:他对我那么好,我却说了他的坏话。很久后,听从河南探亲回来的蔡阿姨提起,河南发生过抢国库的事情,军队开了枪,死了人。我不知那是否是何伟伯伯在时发生的事情。但是省委大院的人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一个比我们好得多的世界,给儿时的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范元甄给编辑部的来信:揭示《童年琐忆》真相

  《老照片》第53辑刊登的李南央所写《童年琐忆》中涉及何伟同志的情节,自有当时在场的人说明真相。我是当年送她去何伟家的李南央家长,应该说话。首先,李南央说她三年级寒假(在网上是写明1960年寒假)去河南,而没有照实说1962年寒假就别有用心。因为1960年冬同1962年冬情况大不相同。习惯所称的三年困难,指的时间是1960、1961、1962三年。由于1962年1月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指明困难不仅来自天灾,也有人祸后,采取了纠错的有利措施,收效迅速显著。到1962年冬天河南的副食供应开始改善。何伟同志夫妇才接孩子寒假中去住几天,为他们增加点营养。李回家后只说过每天有肉吃,给我们带回了一个城里少见的大红薯,但是并没有说过别的话。要是真像她现在编造的说过何伟天天打麻将,我就会直接去问何伟,根本用不着如她所编造的:“妈妈叹了口气,轻轻自语‘没想到何伟的革命意志会这样消沉’。”她这种编造明明在诬蔑何伟,却在文章下面假惺惺地写到“觉得自己似乎说了对何伟伯伯不利的话,觉得对不起他。”装扮成心地善良。

  “琐忆”文中前后还有其他编造,如“解放后,何伟伯伯费了好大力气,找到了妈妈,恢复了彼此间的联系。”就是信口雌黄。事实上我与何伟同志40年代延安到东北一直有联系。1949年10月12日我更是乘何伟同志的火车和他一起回武汉的。……以后何伟同志在广西、越南工作我们都保持联系。可见她的文章是完全不顾事实的。

  该文后面写到在怀仁堂看京戏的事与当时的真实情况也相差很远。看戏和她爸爸是否毛主席的兼职秘书毫不相干。李锐当时并没有坐在前面而是和我们坐在一起。事情很简单,毛主席进来了,我告诉她走到前面去就可以看见毛主席了,她不肯去,就坐下来看戏了。她现在把这点事编造出几百个字着力描写渲染成她多么热爱毛主席。李在该文最后说“惟有逝去的历史永远不能被人的主观意志所更改”,正是要掩盖她歪曲历史真相的行为。

  范元甄2007年8月28日


《作家文摘》、《老照片》按语摘要和我母亲给《老照片》编辑的信

  本报第1056期11版刊登了李南央的《童年琐忆》一文(原载《老照片》第五十三辑),文中涉及原河南省委第二书记何伟同志60年代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为此何伟同志的女儿何生致函本报,认为该文内容失实,指出:“……李南央当时只是小学三年级学生,假期到郑州玩,吃住就在招待所,并不了解实际情况,所写文章完全是自编自话,绝非事实。”本报接受何生女士及与何伟有过接触的读者的批评、指正,向何伟亲属致歉,并摘发《何伟同志在河南救灾》一文,以正视听。(《作家文摘》按语)
  
  第五十三辑《老照片》刊出李南央《童年琐忆》一文后,原河南省委第二书记何伟的女儿何生女士致函编辑部,指出作者所述三年困难时期做客何伟家中的记述,与事实多有不符。何女士在信中说:“……事实是,我父亲刚从外交部调到河南省工作时,无住房,临时被安排在省委第二招待所居住,招待所与省委大院一墙之隔,父亲就在招待所办公。几个月后,我们家就搬到省委大院的宿舍区,住五六间平房。招待所确实是一栋小楼,是为接待中央领导而建的,就当时的条件来看,标准较高,伙食也不错,我家及客人用餐的伙食费用全部自付。她假期到郑州玩,吃住在招待所。但那时还是困难时期,哪里有什么山珍海味吃?!至于看戏,更不是天天都看。我父亲是河南人,喜欢豫剧,当时剧团经常请他审查剧目,没有观众,当然人少。在困难时期,父亲为救灾工作繁忙,日夜操劳,哪有闲心打麻将。”何女士并推荐了《何伟同志在河南》一文,记述了何伟在河南省委第二书记任上的经历,今原文刊出。(《老照片》54辑按语)
  
  前不久,范元甄老人致函编辑部,对第53辑《老照片》所刊李南央《童年琐忆》一文的失实作了澄清。此外,范元甄老人在信中还分析了李南央近年来的写作动机与目的,谈了对其品格的看法,有些内容与《童年琐忆》无关,我们未便刊出。(《老照片》55辑按语)


李南央对母亲给编辑部来信的公开回应, 发表在香港金钟先生主编的《开放》杂志
何时见春还?—— 一段儿时回忆引出的麻烦
  
  前不久,我在大陆刊发的一段困难时期在河南省委大院过寒假的小故事惹了事。摘转了那故事的报纸向逝者亲属公开致歉,还按要求登了歌颂逝者业绩的文章。载我原文的辑刊也加按发了同篇颂文,并在接下来的一辑摘登了我母亲范元甄的来信。近50年的岁月过去了,“老干部”及子女仍容不得一段不足两千字的真实记述。自延安始,登峰造极于文革的“不能说党一个‘不’”字的文化,至今健壮地活在那片土地上!毛泽东教导共产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不要说“顶一万句”,若能顶上半句,那个党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别有用心”、“信口雌黄”说

  文章中,我错将六年级的寒假到时任河南省委第二书记的何伟家做客,写成了三年级。我母亲说“没有照实说1962年寒假就别有用心,……因为1960年冬同1962年冬情况大不相同。……1962年冬天河南的副食供应开始改善。”

  果真如此吗?那篇歌颂文章说得很清楚:何伟是“临危受命”,他上任的1962年,河南“有的地方已出现大批逃荒和非正常死亡。形势十分严峻。”其实不要说62年和60年有什么大不同,就是17年后的1980年,从陕西回到北京的我们,也只是凭着女儿的出生证才领到每月一磅,一岁后降到每月半磅的奶证,哪里能够天天喝牛奶,吃煎鸡蛋呢?一杯牛奶,一个鸡蛋对于省委书记的女儿算不上什么,可在普通人食不果腹的年月,那就是“山珍海味”。

  我想问一句:“妈妈,你把何伟‘临危受命’的上任背景说成‘开始改善’,读者要说你‘别有用心’,你同意吗?文革中人们随便的一句话,都能让有心人‘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地分析出至人于死地的“别有用心”。那根紧绷的‘阶级斗争的弦’,那种不顾事实无限地‘上纲上线’,让家人间都彼此防范,人们终日惶惶、惶惶终日地活着。那种日子你还没过够吗?”

  母亲又说:“‘解放后,何伟伯伯费了好大力气,找到了妈妈,恢复了彼此间的联系。’就是信口雌黄。”“信口雌黄”也曾是文革中的常用词。支撑这词后面的霸道和把对方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气概,让在那个年代淘洗过的人听了不但会感到“恐怖”,更觉是看到了一具活化石。

  那话是何伯伯对我说的,他说我妈52年底离开武汉调到北京,俩人便断了联系。我的“解放后”三个字,充其量还是时间叙述不严谨,够不上“信口雌黄”。人人都有行文不慎的时候,不信,用我母亲的挑剔标准,随便在她那封800多字的信中拈起几处看看:

  “李南央所写《童年琐忆》中涉及何伟同志的情节,自有当时在场的人说明真相。”她只把我送上火车,并未同去,怎么会是“当时在场的人”呢?

  “看戏和她爸爸是否毛主席的兼职秘书毫不相干。”怀仁堂在中南海里不是卖票的剧场,能在那里看戏怎么和我爸是否兼职秘书“毫不相干”呢?

  “事情很简单,毛主席进来了,我告诉她走到前面去就可以看见毛主席了,她不肯去,就坐下来看戏了。”凡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会知道,这怎么可能?

  母亲把人尽往外坏里想,尽往坏里糟蹋,追根寻源,还是始于延安整风。那时她脑子里被用强力塞进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托派、反党、剥皮、钻心……,她再难清清亮亮地看出个好人。有色眼镜加上“老革命” 咄咄逼人的气势,如何得了!我女儿看了外婆的这封信,从她小学四年级的中文程度里找不出词来表达自己的感受,说了句:“She is so unreasonable!”这话包含的在民主文化中熏陶出的青年人和大洋彼岸“革命头脑”的隔膜,真不是一句话能说得清的。


  (6)李南央:“不许”说

  有趣的是,麻烦并没有到何伟的女儿和我妈那儿就完了,有人把文章剪下来送给了我爸。2007年9月底回国,第一次进父亲家门,落坐不久老头儿即取出了那两期剪报,有些疾言厉色地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写何伟?”

  我愣了,有点儿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那是我经过的事儿,怎么啦?为什么不可以写?”

  其实何伟的女儿也无法否认我写的是事实,你看她说:“招待所确实是一栋小楼,是为接待中央领导而建的,就当时的条件来看,标准较高,伙食也不错,”只不过那是个偏巧让我赶上的“短时期”。但是据此说我“自编自话,绝非事实”,在逻辑上是不通的。因此父亲倒不说我“自编自话”:“是事实也不能写。你这样说不全面嘛!你知道何伟是哪年参加革命的吗?你看看何生的文章,你看看她爸爸在河南做的事,你这样写简直是乱来!”

   我说:“谁想全面介绍何伟的丰功伟绩,谁写就是了,没人拦着。我只写我知道的,只要是事实,就没有道理不让写。不全面、不完整,就不能写文章,那天下还有多少文章可写?”

  老头儿不讲理了:“告诉你不能写就是不能写,以后不要再写这种文章给我找麻烦!” 我错愕了,我看到了一个“老干部”李锐、一个和“党内民主派”完全对不上茬儿的李锐。

  在整理父亲旧时日记时,我曾记下了他有关写史的一段话:

   “外国人总是详记事实,最为可贵。中国的士人历来顾忌太多,束缚太多,不敢实记事实。没有这些纪实的资料,又何来历史?根据什么来作研究分析?我们这一代的历史,后代研究起来就困难。弄历史的人接触不到全面资料,只看将来如何看待‘内府档案’”。(1963.3.2.)

  这话写在1963年,父亲那时是戴罪之身。何等清醒!是否现在老糊涂了?他在近年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中央卷)前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有了丰富、可信的史料,才有科学的历史研究,才能如实地揭示前人为什么遭受挫折,为什么能够前进,从而使今人和后人有所借鉴、有所趋避。”思维依然锐敏、清晰。
  

  (7)李南央:“应该”说

  一份短寿却品位极高的大陆书辑——《温故》中有如下这样一段话,令我不能忘怀:

  孔子说过“温故而知新”这样富有智慧的话。但同时,他老人家“成《春秋》、令乱臣贼子惧”,又是将“温故”服务于政治的始作俑者,开了根据现实政治需要编写历史的先河。就说一个“讳”字吧,几乎成了历代史官们的金科玉律。他们自觉地为“尊者”讳,为“贤者”讳,更要为“当朝者”讳。讳来讳去,把一部历史“讳”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几成“断烂朝报”……

  可见,真要做到“温故而知新”,就不能不从“讳”字当头的阴影里走出来,破除“温故”的种种禁忌,以开放的、从容的态度面对过去。说到这里,我想到了美国的小阿瑟*施莱辛格在《美国的分裂》里说过的一句话:‘研究历史不是为了提高哪个群体的自尊,而是为了了解世界和明鉴过去’……”(摘自《温故》之二,《编辑絮语》)

  “研究历史不是为了提高哪个群体的自尊,而是为了了解世界和明鉴过去。”在西方人眼里,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中国人要想参透它却并不容易。一个人要突破制度、时代的局限,冲出“组织纪律”的束缚,敢说真话,尽管十分地艰难,但是相比摆脱那溶入血液的传统文化桎梏,则是小难了。睿智如父亲李锐般的人,虽然对文革后的胡乔木不以为然,心里仍有他的情结:“我们当然要实事求是,同时也不能不顾全大局。”(《胡乔木谈中共党史》125页)。


  迄今,记述“三面红旗”年代民间百姓苦不堪言、甚至食人的史书已经不少,但同时期的共产党高级干部和国家领导人们是如何生活的,在大陆似乎只有毛泽东不吃肉那样的“歌德”派文章,人们没有看到对高高围墙后面真实的记述。如此,历史就不完整。

  母亲在信中说:“李在该文最后说“惟有逝去的历史永远不能被人的主观意志所更改”,正是要掩盖她歪曲历史真相的行为。

  她引的这句话不是我的,是编辑改写的,我的原文是:

  “半个世纪过去了,对这位给我的少年和青年,给全中国每一个他统治时期的老百姓带来无穷灾难的‘伟人’,我仍然会说见到他是我最幸福的一件事吗?”

  “国情”刊不出我的真实思考,编辑之后,就变成了我母亲看到的: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自己和国家都经历了很多很多,一切都不同了,唯有逝去的历史永远不能被人的主观意志所更改。”

  我妈没有看错我:李南央怎么会热爱毛主席呢?从“狗崽子”变回到“干部子弟”之后,我就彻底地不爱了。我的工人家庭出身的丈夫和一些好朋友都说我十分地平民化了。我做饭、洗衣,乐陶陶于家居琐事;我把丈夫和女儿看得天大,不再有会以牺牲他们为代价去追求的理想和事业。这个变化让我从平民的视角看共产党所做的一切,看它的高级干部的言行,这其中包括我的父母。党的威信,老革命的尊严,在我是没有什么应该“讳”的,唯 “真实”二字必须忠诚。

  圣诞前接到了父亲93岁的老友,1947年留在美国的水电专家徐怀运先生的贺卡。他看了我编的《云天孤雁待春还》一书,在卡中写道:

  “‘云天孤雁待春还’
  何时见春还?
  尚遥遥无期!
  老天为何残酷的待中国老百姓?
  他们都是良善的!”

  为了善良的中国老百姓早日盼到春天,我应该写下去,我不会住笔。
  
  题外话:
  多年前大陆的报、刊曾纷纷转载过我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一文,我母亲没有公开发过一言。我得感谢她的这封信,它会使读者想到:那篇文章里记述的事情必定是真实的,否则这么厉害的老太太,怎么会饶过李南央。
  李南央
  2007.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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