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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彭秋和:文革中真实的极左小故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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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真实的极左小故亊  
(彭秋和)

文化大革命后半期 (1971-1976)招收工农兵学生后, 北京大学在8341军宣队的领导下, 北京大学校领导当年大力推行.所谓的 “教育革命”, 宣传毛主席的教育思想: “以自学为主”、 “教学少而精”..... 为此,当年军宣队领导动员了我国著名的固体物理学 (低温物理学或凝聚态物理学)最大权威黄昆教授)公开发表拥护毛主席 ‘教学少而精’的讲话,声称: “我可以在游泳池旁用两个小时对学生讲懂流体力学原理”。我们这些小助教只能私下对这位全国最为极左的凝聚态物理学大权威表示不滿。

有一天, 学校广播站传送一篇文章, 猛烈批判旧北大教育的“三基(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实验技能)和四性(系统性、完整性、灵活性、可靠性)”和旧北大教育的 “扎实雄厚的理论基础”等等正确的观念。我感到惊奇。邢骏(北京大学天体物理专业主任)却对我说: 这篇文章就是专门批判你的。前几天学校召开座谈会,引诱你敞开思想发表你的观念,你就大谈 “北京大学教育中的 ‘三基四性’和  ‘扎实雄厚的理论基础’, 多年以后就会显辉煌”。邢骏说: 现在就是要大力批判这种观念。

学校理科教改组组织了 “理科大批判组” (我作为天文学代表参加),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处处长龚育之来指导, 几次印发一些非正式刊物, 刊登了一些“批驳”国际上流传了七、八十年而正确的热力学、量子力学、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原理的错误文章。我看了几篇后就发表我的观点: “这些文章都是瞎写乱凑的"。龚育之立即要我写文反驳。我只好拒绝地声明: “我刚当了几年 “现行反革命”,好不容易才平了反。我再也不希望我再次被打成 “反革命”。

  大约于1971年春天, 江青在参观了北京天文馆(我的大学同班同学刘麟仲担任她的科学讲解员)后,随后谈了她的感想: “我国古代天文学非常先进,现在落后了。我们应该研究古天文”。陈伯达为了拍江青的马屁, 他讲: “应该普及天文学,应该在北京的东、南、西、北分别建立天文台” (陈伯达没有任何天文学常识,误认为天文馆就是天文台)。

当邢骏听说江青和陈伯达的有关讲话后,不仅多次主动地宣传江青的 “指示”,而且非常积极地以 “响应党中央号召”名义命令我这个 “骨干教师”既要带领工农兵学生搞古天文、又要带领工农兵学生搞天文科普。

这可真是苦了我。因为我的古文水平很差,阅读古天文书籍相当吃力。幸亏我的刚退体的老丈人帮了我大忙。他(在南京家中)每天都阅读了有关古天文的书籍, 详细(用白话文)做笔记摘录。1972-1973年我就直接利用他老人家的笔记本,向工农兵学生介绍了有关古天文的内容。 我发现工农兵学生更不懂古文, 所以没有布置他们去直接阅读古天文书籍。

邢骏一方面要我到北京的中学对高中生讲述最浅显的天文学科普知识。另一方面却要求我带领刚1972年入学的工农兵学生在学习 “普通天文学”的同时, 组织该班的十位工农兵学生参与编写一本简单通俗的天文科学普及小书<恒星世界>。邢骏要我按照当年学校宣传执行毛主席有关 “学习以自学为主”的最高指示。刚刚开始学习“普通天文学”的工农兵学员被要求: “一面自学普通天文学的部分内容、同时一面编写科学普及小书<恒星世界>中的部分内容。

这次可真正地累坏了我这个具体执行任务的教师。有10个(文化程及比较高的大班)工农兵学员参与编写这本书。我把这本书的内容分为10部分,每位同学写一部分。为了让这位学生懂得这一部分内容,我就专门给这位学生讲解这一部分内容 。这位学生经过反复理解后,由他撰写这部分内容的科普文章。实际上我耗费了10倍的时间给学生讲授 “普通天文学”这门课。

经过半年多的折腾,最后再由我统一修改。实际上由我根据自己的逻辑思路把这10部分内容重新串写成比较薄的一本科普小冊子<恒星世界>, 作者署名为北京大学天体物理专业工农兵学生, 提交给由北京天文馆负责的有关天文科普出版机构审查。经过两年的评审, 最后仍未通过。理由是: “内容太深奥” (因为涉及1960年代天文学最新发现的脉冲星(中子星)、类星体,并介绍了宇宙膨胀和宇宙热大爆炸, 利用近代物理学进行了简单解释,并提出丁这些天文现象的能源之迷尚未解决 (仍然符合2020年我现在的观念)。当年出版社决定选择了出版由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工农兵学生撰写的更为浅显易懂的天文科普小冊子 <太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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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几年后的改革开放年代初期(1978年),<恒星世界>这本天文科普才出版。出版社要求作者不能以 “工农兵学员”署名,必须署名真正的 “责任者”彭秋和 (前言注明有10位工农兵学员参与)。令我意想不到的是: 这本科普小冊子于1978年出版时, 我意外地获得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笔500元稿费(文化大革命期间除了 “毛选”之外, 老百娃的所有稿费全部取消。而1978年出版社正式声明: 执行邓小平提出的实行 “按劳取酬”政策)。我分别寄给 “参与写作” 的10位工农兵学生, 每人10元。贫穷多年的我, 兴高彩烈地从稿费中拿出180元买了一辆新自行车(我在北京大学骑的是一辆有名的 “除了铃铛不响外,哪儿都响”的破旧自行车)。此外, 我还寄了100元给我重庆的父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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