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应用 会员列表 统计排行 搜索

  • 106阅读
  • 0回复

[北大]王渊涛:读王复兴《文革回忆录》兼谈我的文革心路历程

楼层直达
级别: 管理员
— 本帖被 reading 从 文革回忆 移动到本区(2020-12-19) —

莫让往事尽成灰
       ——读王复兴《文革回忆录》兼谈我的文革心路历程

                ·王渊涛·

  王复兴是我在北大读书时的同班同学、一个宿舍住了近五年。一九七0年毕业后就一
直没见过面,后来知道他已举家移民美国。其间偶尔有邮件来往,也就问个好谈谈身体。
直到2015年4月初,文革中的一帮好友商定在北京怀柔的雁栖湖聚会之前,他谈起要
以个人在北大文革中的经历,写一本回忆录,给后人研究北大文革史留下一些亲历者的资
料。他认为和清华?校相比,北大似乎还没有人做这件事,如果现在不做,也许就永远做
不了。从那以后,就陆续收到他发来的回忆录草稿章节,我也都认真看了,也提了一些小
建议。

  通览了回忆录全部文稿,感到他这一年多里真是费了不少心血,文革的发动至今已整
整半个世纪了,要对50多年前的人物、事件进行再现,殊非易事,据我所知,他在文革
中并无记日记的习惯,所有的人物事件都要靠回忆或爬梳其他资料来映证,或者向其他亲
历者求证。记得他曾感慨说:写的真是累,有时半夜想起一些事,赶紧爬起来记下,以免
过后又忘了。他还利用几次回国的机会,访问当年的当事人,求证某一事件的细节。20
15年4月下旬,为赴雁栖湖聚会我去北京后,有一天,他约我晚上见面,可事先他已约
好北京四中的一些同学以求证四中当年开展社教运动的一些问题,为了两不误他又重新约
同学中午吃饭。也是在这次回北京期间,他再一次访问了聂元梓和当年的北大文革时的活
跃人物,以求证北大文革时某些事件的细节。

  当他知道我当年曾受驻北大工人宣传队的指派,协助中央刘王专案组提审翦伯赞后,
便不厌其烦多次发来电邮,催促我写出文字材料发给他。由此可知,他的回忆录都是尽一
切可能使用第一手资料,以避免目前一些口述历史常出现的口口相传、以讹传讹的缺陷。

  回忆录用了一章叙述他在四中读高中时的经历,从中可以让没有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
深切感受到文革发动前的北京普通人所处的政治生态。同学之间互相猜疑、家庭成份较高
的学生受到批判、被逼迫交出所谓的“变天账”,甚至仅仅因为出身的家庭而被开除送农
场劳动教养。他本人为争取入团跟被错划为右派的父亲划清界限等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
人都会感同身受。其实在整个国家,在阶级斗争的弦越蹦越紧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莫不如此。同学、朋友、师生、同事甚至亲人之间,都需要戴上阶级分析和
阶级斗争的眼镜观察对方,彼此间充斥着怀疑、猜忌、防范的心态。我在福建上中学时所
经历的一件事,也可印证文革爆发前我国的政治气候。而此事几乎要改变我人生的历程。

  那是我在福建一所中学读高三时所上的一节政治课,政治课教师是我的班主任,内容
是小组讨论《九评》中的某一篇文章。在谈到苏共修正主义推行“三和两全”(指苏共在
外交政策上推行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及和平过渡,在政党、政权性质上提
倡全民党和全民国家),我记得当时似懂非懂讲了几句不同于“九评”的话,事后我怎么
也回忆不起说过什么,按我的性格和对当时政治气氛的感受,决不会说出什么大逆不道的
言论。不曾想被谁汇报到政治教师那里去了。他在我高中毕业鉴定中说我对反修斗争心存
抵触。几个月后我参加高考,在成绩已达线的情况下,北大招生的老师因为鉴定上的这一
内容而不敢录取我。那时任福建省教育厅厅长的是省委书记叶飞的夫人王于畊,她的想法
是尽量多地往外省高校输送生源,教育厅要我所在中学的党支部书记作出解释,亏得校支
部书记作了有利于我的解释,我才得以进入北大。这件事是80年代初期我所在单位一个
看过我的人事档案的同事告诉我的,当时把我惊出一身冷汗。

  王复兴和我在远隔数千里的两个中学的遭遇,说明了在阶级斗争理论空前强化时全国
的社会气埸,是怎样的剑拨弩张、一触即发。这种气场,在文革中发展到了极致,朋友、
夫妻、甚至亲子之间的相互检举、揭发屡见不鲜,在很多家庭,因为文革中的这些疯狂而
留下了永远的痛。

  1966年6月1日,陈伯达起草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人民曰报》社论发表
后,整个国家就成了一个大拼杀的战埸。虽说“5·16通知”已指出文革斗争的对象是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是在广大群众,这时还没有得到文件的传达,因此文革爆发
初期的一段时间里,在北大各系,斗争普通教师甚至学生干部(称为修正主义苗子)和出
身非劳动人民家庭的学生的事比比皆是。

  在这种情况下,王复兴的处境是可想而知了。他回忆了被同班同学、革干出身的张某
华纠集一批人审问的事情。这件事刚好让我碰上了,审问者知道我和王复兴关系较好,她
用十分生硬的口气对我说:“你也坐下来听听”,意思是要我接受教育,和王复兴划清界
限。其实我对这些自视高人一等的“八旗子弟”早就看不惯了,随着文革的深入发展,这
些所谓的“红五类”们,成为保爹保娘的有之,成为向教师敲诈钱财的有之,成为求爱不
成威逼她人、甚至行凶杀人的有之。今天忆起,班级的分裂自此开始,那以后我们班就没
有真正坐在一起过,毕业后各奔东西,老死不相往来。由此可见,文革造成的人群以至社
会的撕裂有多深!

  这种状况到了1966年10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作了那篇著名的批判“
对联”的讲话之后,有了根本的改变。记得当时我们“红梅”战斗队正在外地串联。拿到
这篇讲话稿后,我们立即借来刻印的工具,把这篇讲话翻印广为散发,由此可知我们的兴
奋心情,几个月来的围绕“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副对联的论争终有结果
。虽然血统论对我没有什么压力,但我所受的教育和形成的理念对于这种天生把人分等级
的做法,十分反感和厌恶。

  此后,王复兴摔下了出身的包袱,积极投身文革运动之中,尽管还有他祖父后来蒙冤
入狱,他弟弟在海南无端的惨遭杀害,弟妹被强制送往边疆插队。本来很美满的大家庭,
在文革中家破人亡。可这些都没有影响到他对运动的热情。由于他有北京四中求学和北京
市游泳队的经历所形成的人脉关系,加上他很强的社会活动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不但活跃
在北大,在北京市各高校也有较多的联系,在“红梅”战斗队,他是公认的核心,就是在
后来组成的“红旗”兵团和“新北大公社”里,他也是很活跃的核心成员。那时总能从他
那里听到文革的各种动态及分析。

  我自己虽然也充数“红梅”战斗队,但是对文革的热情始终不高,细想起来,大概主
要原因有二:

  一是我的家庭出身和阅历,使我一直在政治上缺乏热情。我是从福建一个贫穷的渔村
走出来的,祖辈世代亦农亦渔,加上父亲早逝,寡母拉扯我们四兄妹,养成了谨慎小心的
行为习惯,从小想走读书养家的道路,中学时就被公认为不关心政治的人。

  二是1966年7月底,中央文革小组的“新贵”们几乎全部亮相北大。在他(她)
们主持的两次关于工作组问题的所谓辩论会上,江青和康生的表演和讲话给我形成了极坏
的印象。江青控诉北大中文系女学生张少华,说她在有一个年轻的女护士表示愿意终身服
侍毛岸青的情况下,勾引毛岸青。说她勾结邓拓妄图谋取毛泽东的手稿,“把阶级斗争搞
到我们家里来了”以及气极败坏尖声宣布“我不承认这个儿媳妇”让在场的许多人莫名其
妙。第二天在大饭厅南墙就有人就此事贴出大字报,但很快就被撕下。康生训斥工作组组
长“你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张承先”更让我觉得他的霸道而毛骨悚然。他们两个人,一
个是名义上的副组长实际的一把手,一个是大权在握的顾问,两人的言行给我留下抹不去
的印象,事隔50年后的今天想起,那个埸景仍然历历在目。那以后心里总有一个疑问:
由他们主持的文化大革命,究竟是要干什么?能有什么结局?而这样的疑问也影响了我后
面在对王关戚极“左”派的态度和北大两派的站队立场。

  由于这二个原因,我在文革中总的态度是消极,接近消遥派。王复兴则始终激情高涨
,我后来也想过其中的原委,可能也和他的家庭背景与阅历有关。看了他的回忆录就知道
,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很深介入中国近现代的政治纷争中,我把它称作家庭的政治遗传基因
。他高中就读的北京四中,是一所中共的高干子弟扎堆的名校,这些干部子弟政治意识强
烈,可以从父母那里打听到很多高层政治生活的内部消息,学校的政治气氛十分浓厚,这
无形中也熏陶了他。

  在文革中的活跃分子中很多人,事后看来有不少人出于政治上的投机。而王复兴在后
来的表现,又着实让我对他人格充满敬意。在1967年6月5曰,由于高层在权力争斗
中的激化,陈伯达对北大聂元梓一派痛下杀手,一时间北大大乱了,各种力量在急剧分化
、重组。聂元梓校文革岌岌可危。王复兴联系了全校20个有声望的战斗队,发起成立“
6·6串联会”,关于“6·6串联会”成立前后北大运动的情形,他的回忆录有很详尽
而精彩的记述。我只讲一点,在风波稍平北大校文革要重组“新北大公社”总部班子时,
聂元梓和本派的许多人都希望他能参加,但都为他所拒绝,这既反映他不贪权力、淡泊名
利的品格,也使他在文革结束后清理“三种人”和清查“5·16”时完全不受牵连。

  阅读王复兴的回忆录可以看出来,在北大文革中出现了“保聂”和“反聂”的两大派
后,我和王复兴所在的“红梅战斗队”,基本上是站在支持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的一方。
这个立场在战斗队内部没有动摇过。文革中战斗队完全是自由组合,其组合的基础就是观
点也就是对文革运动中的思想认识一致。“红梅战斗队”是在批判血统论的“对联”的思
想基础上走到一起的,那时我们认定血统论是一种极“左”思潮,它和当时批判的王明鼓
吹的革命力量纯粹又纯粹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相契合。既然我们所有人都反对“左”
的思潮和做法,那就一定会沿着反对极“左”的思想的逻辑基础上走下去。这样的思想倾
向又与我对康生、江青的不良印象相吻合。

  聂元梓和新北大公社在北京市夺权问题上,与关锋的旧部林杰、吴传启一伙的矛盾不
断激化,引起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戚本禹和后来担任了北京市革委会主任的谢
富治不断对北大施加压力。因而在新北大公社内甚至在一些校文革委员中有很强烈的一股
反王关戚、反谢富治的思想倾向。虽然少有公开行动,但大家心照不宣。“红梅战斗队”
对新北大公社的这种思想倾向是认同的,至少在我心中是高度赞成的。我对文革开始后全
国各地尤其首都出现的各种乱象,早己不满,中央文革、主要是在一线的王关戚还在到处
煽风点火,只嫌天下乱得不够,“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心里只盼着这些人早日下台。
这样才有后来我们战斗队冒着风险写出了《评反革命极“左”思潮》的大字报,才有胆大
妄为地把名义上是《红旗》杂志社联络员实际上是王关戚派到北大的坐探张超狠狠地教训
了一番的行动。不久,王关戚垮台,我们心里着实高兴得很。

  “红梅战斗队”在反极“左”的思想基础上支持了聂元梓校文革,到后来两派发展到
兵刃相搏时,我们全部退出运动,去看书、游泳、谈恋爱了。

  作为被裹挟而投入文革浊浪中的我们这一代人,相信每一个人在自己的晚年都会对走
过的这一段历程进行回顾和反思。都想对历史至少对子孙后代有一个交代。“红梅”战斗
队贯彻始终的反极“左”立场,我个人认为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某些抵制,1967年6月
“6·6串联会”成立后,聂元梓校文革稳住了阵脚,北大两派阵线分明,文革进入以内
战为主要标志,“红梅”的其他成员基本退出了参加运动。王复兴也是急流勇退,拒绝进
入“新北大公社”总部班子,这以后他虽然没有完全退出运动,但主要做的也是批评本派
以孙蓬一为代表的激进派要把对立派压垮的错误做法,努力促进两派之间的大联合,以图
恢复北大的平稳局面。“红梅”在北大文革中的这个立场,反映了对文革中极“左”派否
定一切、搅乱一切、打倒一切的不满,希望稳定局面、恢复社会的安定发展的意愿,应该
说这种想法和不堪文革动乱的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是一致的。正是因为全国人民有这种
意愿,为1976年抓捕“四人帮”、结束文革运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群众基础。

  聂元梓在文革结束后被判了17年有期徒刑。在我看来,一点不奇怪。她是“全国第
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牵头人,是文化大革命树立的标杆人物,必然要为她特殊的身份
、言行付出代价。在大字报为毛泽东定性并向全国广播之后所掀起的惊涛骇浪,则完全不
是她能左右的,在北大两派分裂之后,她甚至对北大运动的走势也无法控制了,从后来陆
续揭示出来的材料看,她自己对于文革的想法也有不少的变化,但这一切在审判她的时候
,坐在审判席上的法官们又怎能考虑到呢?至于后来有些北大的“倒聂派”中的某些人,
标榜他们当年反聂是反对文革,真正的是大笑话了。

  今年是文革爆发50周年和结束40周年。文革结束后起航的我国改革开放事业,也
走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候。当此之时,学界和民间似乎对文革的研究和反思有了一些新的气
象。文革史研究的专家、中央党校的王海光教授认为:文革是增长社会理性认知最好的历
史,在谈到当前文革史研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时,他认为首先是对文革采取历史虚无主义
,面对文革这段“痛史”,经历者不愿谈,而年轻人又大多凭想象乱谈,因此他认为,“
文革史的研究方向就是搞实证研究,先把史实搞清楚……”我对他的看法十分赞同。

  王复兴的回忆录,可以说正是从事着王海光教授所提出的“实证研究”,回忆录不但
比较全面再现了从1966年至1970年(毕业离校)期间北大的运动,对这一时期涉
及的所有重大事件都有比较详尽的介绍,同时对北京市的文革进程中有重要影响的事件如
:三大红卫兵司令部组织的发端及嬗变,对文革中北京最著名的“天、地派”之间的分歧
及争斗,都有详细而明?的介绍。这些内容即使我身处北京,也不是全部明白,应该说这
为今后文革史研究的学者们提供了很好的资料。

  当下学界和民间的很多人都在对文革运动进行反思,反思什么呢?当然可以举出很多
的问题。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要让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在法制的轨道上运行,任何人都
不允许当“无法无天”的“打伞和尚”。当共和国的主席手持宪法都无法为自己辩护时,
他等而下之的各色人物和平民百姓又怎能瓦全?文革结束后,在文革中受尽苦头的彭真等
有鉴于此,曾积极地推动我国的法制建设,促使国家在法制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但现状让我感到,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16·03·31

□ 原载王复兴:《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生的文革回忆录》

http://www.cnd.org/CR/ZK16/cr886.gb.html

快速回复

限100 字节
批量上传需要先选择文件,再选择上传
 
上一个 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