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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守福  乱流浮沉半生缘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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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管理员

第十章      浪遏轻舟  

  在中国,“民贵”、“民轻”似乎不应是个纸面上的理论问题,而应该是个实际问题。一个还未真正走出校门的学生,除掉一点书本知识,并无更多的社会沉淀,只是一条刚下水的轻舟。风浪中的轻舟会如何颠簸是可想而知的,似乎只有在船舱里装满社会的各类沉淀物,才能重起来。重船可以抵御风浪,它是以慢为代价换来的;轻舟可以快,它是以颠簸乃至翻船为代价换来的。我是一只小小的轻舟,还必须在企业里继续“装载”作为压重,才能抵御风浪。        

一 . 在安徽无线电厂的八百天   

  我是一九七三年八月到安徽无线电厂(前身是华东自动化研究所)工作,七五年十月到省电子局协助局长工作,前后差不多在省无线电厂工作八百天。在这八百余天里,除外出参观等活动外,基本都盯在厂里。在这样长的时间里,我具体做了些什么,实在回想不清,也没有必要都回想清楚,但大的方面我还是记得的。  

1.          全面整顿  

  我到厂上班的第一天是省电子局局长滕野翔陪我去的。没有任何欢迎仪式,只是将厂领导干部召集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我本来知名,无须多说。下午由我主持召集全厂中层以上干部会议。会上简单说明来意,我要告诉中层干部的是:我只身一人来到厂里工作,之所以这样,我是基于对这里干部的信任,将来厂领导班子的成员还是从你们中间产生,我不想带人来与你们形成新的派别斗争。从今天起,不管以前干部中存在什么问题,只要能坚持工作的,一律上班。没有安排工作的也要先上班,后落实工作。       

  近七百人的工厂,长期没有拳头产品,再加上隶属关系多次变更,劳动纪律涣散到何种程度,可想而知。二十台台式电子计算机的生产任务,我去时只完成三台,据说质量还不行。这些机器都是给解放军总参测绘局的,数量、质量若完不成任务无法向总参交待。整顿劳动纪律迫在眉睫。我去后第三天发生殴打技术员事件,在调查清楚事实的前提下,将材料印发给全厂职工讨论,由车间班组提出处理意见,让群众提出修改意见,形成新的规章制度。  

  由于人多事少,工人们上班只闲扯是坚持不久的。俗话说“无事生非”,必须为多余的劳动力安排适当的任务。欠了几年的防坑道任务是安排多余劳动力的好地方,把多余人员不管是行政干部,还是工人、技术人员,分三班挖坑道。这样生产线上人少了,多余劳动力的干扰也少了。同时形成生产与人防相互竞赛的局面,生产反而上去了。我是白天抓生产,晚上下坑道每天一班半。  

  筹备厂领导班子也是一项重要任务。在工厂生产状况恢复正常后,集中力量抓领导班子建设。由于原省直机关下放干部较多,对确实有实际困难的下放干部,也应回收照顾。省委将原省委组织处副处长调到厂里任革委会主任。省电子局为厂里配领导班子时,我一再强调,班子里要保留有不同意见的,不要搞“清一色”。我知道我身上的毛病,工作上有些独断。  

2.          解放技术人员的思想    

  到厂后不久,在部分技术人员的建议下,召开一次技术人员的座谈会。开会时我说:今天的座谈会希望大家畅所欲言。到会各位,从年龄上、经历上都是我的学长,有的是我的老师,是工作的需要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其实,你们还是我的学长和老师。无非希望大家放开来谈,不要有任何顾虑,我梁某决不抓辫子。会议进行了一天。开始讨论的问题比较散乱,后来集中讨论工厂的生产方向。经过讨论,在技术发展上要有超前意识;在现实生产上要立足于小机器,逐步从小到大。眼前是解决几百人的吃饭问题、技术问题、技术力量调整与储备问题。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厂和技术人员达成共识。这次会议,实际也是解决了从单纯科研方向,向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思想转变。   

  最后,我做了总结发言。发言的中心是:解放思想,不要怕别人说“白专道路”。要加强业务学习,上班没有具体工作的应看专业书,不要用《红旗》杂志作掩护。人来时是《红旗》,人走了是业务书。我们不是政治研究所,我们干的是高新产品设计的技术活。如果将来有谁因为学习业务受批判,我梁某站旁边陪着。当我说到这里时,响起一片掌声。我提出,就是要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想着长着的。我们的产品,不能被别人淘汰,我们必须自己淘汰自己的产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掌握主动权,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有了本钱,我们再上中型、大型电子计算机。散会时,林勋准双手握住我的手激动地说:“梁书记,好多年都没有听到这样的话了。”他以后就是我国第一台微型电子计算机的主设计师。   

3.          大胆调整产品结构  

  改变资金和技术过于分散的状态。华东自动化研究所,也是由九个独立的小研究所合并成的。虽然经过多年的整合,但依然保留各自原有的研究方向,各自的管理模式也在延续着。这些旧有的东西,显然不适应生产型的企业。必须在作风上、产品上进行调整。随之而来的是人员的集中与分流。下马单晶硅生产线,保留技术骨干,充实计算机生产线,补充专业对口的新生力量。与此同时,将从事自动化系统设计和自动化仪表设计的技术人员相对集中,成立仪表车间养起来,作为技术储备,准备承接大型自动化系统工程。计算机作为系统的控制心脏,经过几年这样的充实期,最终形成从系统设计到中央控制,再到终端执行仪表,三位一体的完整体系。集设计、科研、生产与一体的综合型企业。以小型计算机的丰厚利润,保住饭碗和研究经费。  

4.          质量是打开销售大门的钥匙   

  在整顿整合的同时,我把吃饭产品的质量当着企业的生命抓。这是我在军工企业学来的。当时全国生产台式计算机的企业有三十余家,尽管当时是计划经济年代,但像这样的小型产品,并不作为国家重点产品列入计划,而是由地方主管部门制定计划。实质上是工厂自产自销,几十家企业都瞄准了总参测绘局的需要,竞争还是相当激烈的。   

  因为是军工产品,野外作业,全国各地使用。像这样的使用环境,对产品质量的要求相当严格。于是我们瞄准以质量取胜的关键点上。由于野外作业,对产品的体积、能耗、湿度、温度变化的适应性要求比较高。记得七四年年底,在山东烟台召开的产品展示订货会上,几十家工厂都到了。但第一天开机展示,只有安徽无线电厂的计算机能正常运行。总参测绘局的订货人员,当天拍板,安徽无线电厂的机器能生产多少,我们要多少。准备三天的订货会,其实一天就结束了。取得成功的原因很简单,在去烟台前,我让技术人员了解烟台市的供电情况。后来知道烟台市用电高峰时,电压会掉到180伏以下。我们针对计算机电源作了重大技术改进,使稳压电源由原来允许波动15%,提高到20%。为了提高这5%,技术人员干了多少个日日夜夜。  

  通过烟台订货会,给我、也给全厂职工一个极大的鼓舞。同时也实实在在地上了一堂质量第一课。我的信念是:质量是打开销售大门的钥匙。  

  我到省无线电厂的当年,省委、省电子局,为了支持我的工作,又将工厂生产的新厂房列入七四年的建设计划。因为原来的所谓生产车间,都是一个一个的研究室房间,最大的也不超过一百平米,不适应现代化生产的流水作业。要使计算机形成批量生产,没有较大的流水线是不行的。所以,省里给了六千多平米的基本建设项目,并列为省的重点支持项目。由于生产、基建、技术改造任务太重,实质上我和厂长在工作性质上调了个位置,我顶到生产第一线,厂长协助我做职工干部的思想工作。因为他是长期在省委搞组织工作的,要他管生产、基建、实在是难为他。  

  抓好职工队伍建设是搞好企业的基本保障。由于该厂从隶属关系到产品方向多次变更,使得党的组织建设处于停顿状态,居然十年没有发展一个党员,技术干部队伍中的党员更是少得可怜。我下决心把党的建设恢复起来,先后在技术人员和青年工人中,发展若干党员,打破十年零的纪录。抽调一批学历较高的中青年工人,经过技术培训,充实到技术骨干中去。特别是七五年借助中央整顿铁路运输秩序的东风,加强对青年工人的组织纪律教育。  

5.          抓新产品开发  

  有了以上这些基础工作,实现产品升级已是水到渠成。一九七五年,中国第一台DGS—050微型电子计算机,由方案论证进入实际设计阶段。当时,在既无样机,又无技术资料的情况下,只凭着某杂志上的一张IBM机器的照片和简单技术说明为依据,决定设计试制。这在当时是有风险的,我一再鼓励技术人员,不要怕,搞不成责任我承担。经费,我想办法“化缘”。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中国第一台微型电子计算机诞生了,七七年四月通过部级鉴定。钱三强教授也亲临鉴定大会,后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在鉴定会上,我还一再希望与会专家,对这台鉴定样机要鸡蛋里挑骨头。虽然鸡蛋里看不见骨头,环境条件一成熟,就会出小鸡。小鸡身上有骨头,希望多找潜在的先天不足。   

  经过一番整顿、调整和整合,该厂到一九七五年已经颇具实力。受到四机部、中科院以及国内知名大学的重视。(如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他们纷纷投资合作搞项目,搞产品。这时已具备大型自动化控制系统的承接能力,一九七五年,中央准备投资六十亿上川沪输气管道工程。四机部将沿线加压控制系统交给安徽无线电厂。随即由王铮部长亲批八十万人民币,在该厂建立中心控制模拟实验室。接着,2000系列的中型电子计算机試制任务也下达给该厂。这时的新厂房也基本建成。  

  “红旗”703—I型机,已经自我淘汰,半集成化的II型机在线生产。年计划产量二百台,实际完成二百二十台。供不应求,用户排队提货。当时,南京军区不在订货计划内,他们因别的用途想买三台,还通过省军区领导找我“开后门”,结果我从超产中给解决了两台。为了提高产品的产量和质量,我亲自下到总装车间和技术人员商量工艺改革。首先,要改革的就是调试工艺。原先是每块板都要通过示波器逐点看波形,这套办法搞试点还可以,搞生产不行。全机共有二十三块单板,一个技术人员一天都不能调试几块板,发现问题,还要自己修理。后来,我提出用调试母机的办法,用两台好机器作标准,把已焊接好的单机对号调换调试,换上新板后机器正常工作,说明新板是好的;不能正常工作,说明新板有问题,按工号退回焊接工人自己修理。技术人员也认为这个办法好。经过试用,工作效率提高几十倍,同时还加强了焊接工人的责任心。  

  批量生产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是,插件板在运输中由于震动会上弹松动问题。其实这是非常简单的问题,我提出在焊板上加刚性绝缘压条,再把压条固定在机器上,从根本上解决插件板松动。第三个问题是维修。大批机器在使用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故障,维修任务和往返费用迅速上升。这个问题,在七四年初已发现。由于批林批孔的运动的干绕,没有想办法解决,到了七五年,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我提出为使用单位培训维修人员,所有费用由工厂提供,这样为使用单位分期分批培养了上百名维修人员。其实,除了不交培训、住宿费外,其余费用还是他们自理的。这些问题的解决,为成批量的规模化生产打下了基础。在“红旗”703-II型机生产的同时,全集成化的III型机已试制成功,随时可以投产。  

  在II型机生产的同时,全集成化的III型机已试制成功,随时可以投产。  

  为工业设备进行施时控制的小型通用电子计算机已经定型,等待时机可以鉴定。  

  下面将我在安徽无线电厂工作两年多,对工厂生产状况作个说明,看得就更清楚了。  

  一九七三年,计划生产“红旗”703-I型台式计算机二十台,年终实际完成二十二台,总产值九十二万元,商品值九十二万元,利润约十五万元。  

  一九七四年计划生产一百台II型机,因批林批孔干绕,经省电机局批准,计划调整到八十台,实际完成八十一台,总产值三百二十四万元,商品值二百八十五万五千元,每台售价三万五千元,销售价格下降12.5%,实现利润约一百万元。  

  一九七五年计划生产二百台II型机,实际生产二百二十台。总产值八百八十万元,每台售价二万五千元,商品值五百五十万元,利润三百五十二万元,三年尽利润增加二十倍。  

  七三年全国生产同类型的计算机厂家共三十余个,到七五年底,据不完全统计只剩下三家,即安徽无线电厂、韶关无线电厂、湖南计算机厂。工厂取得的这些成绩非我一人所致,没有李德生的“尚方宝剑”,没有省委和省电子局的支持,没有全场厂职工的努力,我什么也完不成。  

  在无线电厂近三年,我没有陪任何人吃过一顿饭,在爱人调来之前,我住的是厂最小的一间废弃办公室,每天和单身职工一样到食堂排队吃饭。  

  成绩有了,荣誉也有了,我不止一次在省工交系统直属企业中介绍过经验。但我在政治上的经验并没有见长,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还是犯了让我自己后悔的错误。   

二.     我在批林批孔运动中   

  批林批孔因何搞起,它不像开始搞文化大革命有一个较长时间的舆论准备工作。批陈、批林已经搞几年了,没有什么新鲜话题,群众对此已无兴趣。从批林突然与批孔联系起来,至少我当时感到没来由。我记得最早的发端是“走后门”的问题,什么“后门兵”、“后门工”等等。以后突然批起了“中庸之道”,还有一篇份量比较重的文章叫《孔丘其人》,这篇文章的出现,有些像《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接着又要清查与林彪有关的人和事。  

   这场运动又是以“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为名。有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谁也不愿意再当保守派了,大火一下就漫延起来,大有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之势。因为毛泽东说过:“七八年再来一次”这样的话。从六六年搞文化大革命算起,到七四年已有七年多的时间,群众作这样的理解无可厚非。但这次运动目标并不明确,只好参照六六年的“经验”,炮轰省委总是没有错。但也有人把“孔丘”、 “周公”这些见诸报端的话与周恩来联系起,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但这在当时不占主流思潮。主流思潮是要揭以李德生为首的安徽省委﹑省革委会的盖子。一时间,合肥又是大字报满天飞。由于李德生﹑宋佩章等省委的主要领导同志都是军队的,林彪一直主持军委工作许多年,清查与林彪事件有关的人和事,群众把批的矛头指向李德生﹑宋佩章等是很自然的。结果省委的工作很被动,加上地方革命领导干部有了六六年的经验教训,谁也不敢说半句压制群众的话。常委中的几个青年干部除郭宏杰外,其余无实权,也不能站出来说话。有点实权的郭宏杰是农民出身,又是李德生培养的,他的大字报比李德生的还多。在这种情况下,宋佩章又想到我和其他几个青年代表。大约是七四年三月中旬,宋佩章突然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他问我对形势有什么看法?省委怎么做比较好?  

我当时主要建议省委常委要分担子,不能大会﹑小会都是你一个人讲话。常委中的王有香、吴从树等他们也可以说话。他们讲,群众有意见,你可以出来转弯子;你讲话,群众不理解,把矛头指向你,谁来给你转弯子?总不能叫李主任来吧?这样,你说话越多,群众意见越大,反而更乱。宋插话说:“我让他们站出来讲,谁都不站出来,我有什么办法?”  

我接着说:“那你尽量少讲话,群众运动失掉了靶子闹不长”。宋佩章认为我的建议很好,但他做不到。听到不同意见,就要顶,而且在大会上与群众顶牛。这样安徽的局面更乱,派性也开始抬头。这次派性抬头有个重要特点,就是没被“三结合”的部分造反派头头同参加“三结合”的造反派头头之间产生矛盾。在他们看来,被结合的都是被招安的宋江式的人物。我们这些被结合进“两委会”的头头说话没有力量,而且有的还成了革命对象。合肥的局面官方控制不了,民间也无权威控制,不像六六年的局面。街头上出现:“打倒当代孔老二!”和“打倒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等直接指向周恩来的大标语。但由于周总理在群众的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这股炮打周恩来的思潮受到多数群众的抵制,至少我在“两委”成员中,在一部分群众中就多次表示过:“如果这次批林批孔运动是打倒周总理,我就解甲归田当农民。总理辛辛苦苦为革命一辈子,连个亲生子女都没有,最后落个被打倒的下场,政治有什么干头,不如当农民。学陶源明终身不从政。”  

到了三月底四月初,省委副书记郭宏杰的大字报越来越多,大多涉及工作和生活中的问题。也有要他交待庐山会议的问题。林彪、陈伯达等人坚持在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上要设立国家主席的问题,并由此对中央全会发难。此后,毛泽东决定在全党开展批陈、批林整风运动,群众要郭宏杰与林彪是否有牵连的问题,还有与李德生的关系问题。郭的政治压力很大。有一天上午,王光宇的夫人,省电子局副局长孙曙约我到她家去一下。我以为是谈电子局工作上的事,结果她让我去看看郭宏杰,说郭现在精神压力特别大,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人瘦的不像样。他在合肥势孤力单,你应该支持他一下。孙为什么这样关心郭呢?这里我说明一下,郭宏杰是安徽省萧县郭庄大队的支部书记,在全国农业学大寨的浪潮里,郭带领全大队社员在治理盐碱地方面,做出突出成绩。王光宇多年都是分管农业的省委书记,他与郭有很密切的关系。  

我同郭宏杰在文革期间根本不认识,我是在学习郭庄经验现场会上认识他的。谈不上有什么很深的关系。但我当时觉得批林批孔批到一个农民身上,似乎有些不适当。我答应孙曙可以看看他,支持谈不上。当天晚上,我去稻香楼看了郭宏杰。在他的住房里还有别的人,他看我到了,又不好赶别人出去,他和我只好在卧室的卫生间里,说了一会话。我劝他不要怕,有几张大字报,没有什么了不得。今天下午,我把你的大字报看了一遍,没有什么值钱的内容。无非是些生活作风问题。这样的大字报,臭臭人有作用,达到打倒份量不够。文革初期,我的大字报更多,什么“油炸梁守福!”﹑“火烧梁守福!”﹑“学贼梁守福!”等等,我不还是我吗?我劝你精神状态要好,该吃就吃,该睡就睡,谈笑风生,坦然自若。据我看,一场大雨就降温。郭问我,“一场大雨就降温是什么意思?”我说:“你看,春天到了,雨水增多。老天爷下一场大雨,把现有的大字报都冲掉,还会有人把这些老大字报的内容再贴一遍吗?热闹劲就是十天半个月。等下雨。”接着,郭问我,他该怎么办?我告诉他:“这场运动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你作为中央委员不能不对毛主席的工作表个态,我觉得你应该给毛主席写个表态信,表明积极响应毛主席批林批孔的号召,这是对主席的政治态度问题。有错误就向主席认错,没有就不认,只表明态度”。郭说:“他现在脑子很乱,不知道该怎么写,要我代他写。”我说:“我可以替你起稿,但你得亲自抄一遍。这样重要的信件,中央是要存档的。”郭同意我的意见。  

第二天,我将起草好的稿子还是利用下班后的时间送给他看。因为信不长,不超过五百字。他匆匆看一边说:“行”,找一张信笺把信重抄一边。他还委托我替他从邮局把信寄掉。我说:“你不要犯混,这样的信件怎么能通过平信寄呢?我想办法通过省委机要交通给你寄出去。”他把信封好交给我。这套本领我是在“总指挥部”时期学会的。  

第二天一早,我还没起床,孙曙到我家。问起郭宏杰的信。当时我感到郭宏杰怎么能将这样的事同孙曙讲。她既然问道,我就告诉孙说,“郭宏杰有封信在我这儿”。孙说:“昨晚半夜宏杰给老王(王光宇)打电话,说他有封寄给中央的信在你这里,他怕机要处不给你寄,请老王帮助一下。”我说:“这样的事关系重大,万一出了什么问题,会给你们带来不小的麻烦。你们都是老同志,许多办事规矩比我懂得多,万一出问题追查下来,你们不好推托。我是个年轻干部,可以推说自己不懂规矩,最多不过吃个批评。你们最好不要染指这类问题。上午我到机要处去试试看,我作为省委委员有权通过机要交通,向中央寄信件。如果不行,再请光宇书记想办法”。由于寄机密信件要有严格的登记手续和审批手续,几经周折,这封信还是以我的名义寄给中央。这成了宋佩章执政时期,让我坐冷板凳的把柄。也正是由于这件事,我和郭宏杰有着比较深厚的私交。  

七三年底,由于八大军区司令对调,李德生从北京军区调到沈阳军区任司令,但仍然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总政治部主任也未免去。在批林批孔期间,总政的不少传闻也传到了安徽。什么李德生是“大军阀”﹑“李德生吹捧林彪”之类的消息。当时批林批孔又是打着毛主席发动并领导的旗号,为表示对毛主席的忠诚,我和李胜利﹑曹在凤等人联名写了几份李德生的大字报。尽管大字报中没有什么重要内容,但在当时条件下,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其实这件事我很快就感到后悔,我后悔并不是政治原因,而是做人的原则。李德生处处保我,多次为我说话,我怎么可以跟风落井下石呢?实在感到愧对于他。所以,在七五年元月召开四届人大时,李德生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看安徽代表,我觉得自己不好意思去看他。因为我这个代表就是李德生在周总理那里为我争取的。但李德生并未因为我的过错而不高兴,他让其他代表去喊我,说要看看我。我带着非常愧疚的心情去看他。我不好意思地站在门外,李一定要我到他面前去。我觉得这一刻是我有生以来最难受的一刻,有一种无地自容的感觉。在去会议室拍纪录片的路上,他把我拉在他的身边,问我在那里工作,没等我回答,宋佩章就回答说:“省电子局副局长。”李只是“嗯”了一声。这一声“嗯!”对我的心理产生了极大的震撼。李德生为他扯起的风帆打了结。  

话还得回到批林批孔上来,前面已经说过,许多人把批林批孔看着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我对此并不认同,在两派未参加“三结合”的造反派头头,联合起来要求恢复六八年三期学习班时,我从不支持。我知道一些人的动机,是要通过恢复学习班搞第二次权力再分配。在这个大是大非面前,有的领导干部顶不住了。  

有一天上午十点多钟,李胜利慌慌忙忙地找到我说:“老梁,事情不好了”。我问:“怎么回事?”李说:“光宇书记今天上午答应部分造反派头头的要求,恢复三期学习班。”我问:“你怎么看?”李说:“不能恢复,恢复了安徽要大乱。”我说:“我们两个人意见是一致的,那就好办。走!我们去找光宇书记去,看他怎么想?”  

我们十一点多找到王光宇,王看我们表情着急的样子,急忙问:“外面又出什么事了吗?”我说:“外面没有出什么事,我们来想同你核实一个问题。你是不是答应恢复三期学习班?”王说:“今天上午,我答应了。有什么问题吗?”我说:“先不说是不是有问题,我提几个问题看你能不能解决。比如,学习班再把‘一.二六’夺权翻出来,那是真夺权,还是假夺权怎么办?有人问,刘秀山﹑程明远是革命领导干部,还是叛徒﹑特务怎么办?再把六二年平反问题抖出来,怎么办?现在的省委常委有没有能力统一这些看法?如果没有能力驾驭这些问题,派性再起,真要天下大乱了!”  

王听完我提问的问题,他感到问题严重了。赶忙说:“我已经答应了怎么办?怎么把话收回来?”我说:“既然答应了,也不要把话收回来。我给你出个馊注意,叫他们不打自散。”王说:“你赶快说出来。”我说:“他们还会再找你,你就跟他们讲,省委已经瘫痪,常委没有能力领导这次学习班,你们自己推选代表,领导这次学习班。你想想,他们能推选出来吗?肯定推选不出来。因为他们会认为,谁参加学习班领导小组,谁将来就参加权力再分配。这跟六六年不一样,我们参加文化大革命时,谁也没想到将来参加“三结合”。这一次,他们是为此而来的,在推选领导小组成员时,肯定会争得不可开交,结果是争争吵吵,不了了之。”  

王说:“这个办法可以试试。”一试果然如此,他们吵吵闹闹,不了了之。  

与此同时,省委三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也在合肥召开,我作为省委委员必须参加。会上宋佩璋的情绪与参加会议者抵触比较厉害。有一次,安庆市红卫兵代表大会的一位十几岁小姑娘发言,宋以很不好的态度顶牛,结果,把小姑娘顶哭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对宋的态度,做一个批评性的发言。主要是批评宋态度不好,别人一说话就顶牛;别人说一句,宋要顶三句,弄的会议气氛很紧张,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希望他,耐心听完别人的发言。我发言后,安庆市委的领导干部傅大章对宋的态度也作了批评性的发言。还有几个与会者也作了同样的发言。宋对我这次发言感到极大不快,等于是我带头对他发难。这又是让我坐冷板凳的另一个原由。  

七五年初,省直机关干部作较大调整。省委常委集体研究决定,将我调到省工交办公室担任副主任,在签发任命通知时,宋佩璋使用第一书记的一票否决权,将我的任命通知不予签发,直到七六年六月,才任命我为省电子工业局局长。  

由于省委七次全委扩大会议将各地﹑市的主要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合肥,下面的问题无人处理。其结果是把全省的问题也都带到了合肥。安庆市及安庆地区,宿县地区﹑芜湖市等地的群众,都带着各自的问题云集到合肥。一时间,稻香楼里人满为患,扩大会议无法正常进行,基本处于半休会状态。我除了按省委要求处理宿县地区上访群众的问题外,还要抽空回厂处理自己后院的问题。  

当时厂里突出存在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身为电子局副局长的孙曙,不知在什么时候到厂里宣布:全厂职工上午上班,下午可以到大街上看大字报。其实,工厂的大多数职工,包括中层干部对这种做法很有意见。认为这样一搞,等于全天上班都不正常,厂里的几个主要领导成员也认为不妥。并且,此举并未征求厂领导的意见,我也不知道。第二个问题是,“走后门”进来的工人问题。当时厂里通过“走后门”进来的工人不在少数,这些工人搞得心神不宁,无法正常上班。而这批年轻的小姑娘,因为视力好,都在重要的生产工序上。她们的情绪如何?直接影响产品的质量和数量。尽管这些工人,不是我招进来的,但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完成七四年的生产任务就毫无希望。在征得其他领导成员的同意后,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在会上我讲了三点意见:第一点是,欢迎全厂革命职工给我和厂党委提意见,用什么形式都可以。批评性的、建议性的我们都欢迎,决不搞打击报复;第二点是,更改作息时间,将冬季作息时间改为夏季作息时间。上午七点半上班,十一点半下班;下午一点半上班,四点半下班。这样留出一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看大字报,写大字报。四月中旬了,天黑得迟,不影响大家搞批林批孔;第三点是,给“走后门”进来的职工吃定心丸。我宣布:现在厂里没有人对职工摸底排队,我也不想知道谁是从什么“门”进来的。只要好好工作,一视同仁。如果“后门”工人一定要辞退,我可以向大家保证,我们厂愿做全省最后一个。  

这次会后,厂里生产﹑生活秩序有了明显的好转,但生产还是受到严重干扰。  

五月底,省委对批林批孔运动中的错误作了检查。但省委扩大会议并没有结束,而成了马拉松会议,直到七月中旬才宣布暂时休会。  

在休会期间,八月下旬我代表省电子工业局参加由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在上海召开的国防工业会议。就在开会期间,厂里给我发一封加急电报。电报里告诉我,厂里发生了重大责任事故。全年所需的大部分电子元器件,在高温老化时,由于烘箱失控,值班工人睡觉,几乎全部被烧坏。我得到这个消息后,简直像从头上浇下一盆冷水。其他元器件还好解决,特别是集成电路,全部是从上海无线电十四厂一点一点求来的。我只好向大会请假,从安徽驻沪办事处,借辆汽车,通过办事处的关系,到处求援。经过几天的努力,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回厂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器材供应科赶快到上海落实,防止夜长梦多。并以我的名义给他们送点花生米﹑麻油等礼品。在财务科的帐记在我头上,有问题,我负责。  

第二件事,是对责任事故进行处理。这个事故造成十几万元的经济损失,这在当时算是重大责任事故。省生产指挥组和省电子局都很重视。为此事,省电子工业局专门召开党核心小组会议。会上孙曙坚持要对车间负责人进行处理。,我坚决不同意。我的理由是:一.车间负责人平时就很辛苦。事故发生后,他们已经在全厂职工大会上作了检讨。二.我是厂里的一把手,不能出了问题是下面的,有了成绩是我的。风头我出,好听的话我说,这不合理。三.如果省里坚持要追究责任,应该处理我。如果不处理我,只处理下面,我回厂无法工作。这时孙曙插话说:“出事故时,你在上海开会,不在家,你有什么责任?”我说:“我不在家,不等于我不是厂里的一把手。出事故,只能说明我平时管理不严。”这时孙曙又提出:“如果追究领导责任,应该处理厂革委会主任朱某某。”我说:“处理他也不合适,他是长期做组织工作的,对生产﹑技术都不很懂。我是行务出身,处理我教育作用更大。”这时,主持会议的藤野翔看我们争执不下,宣布这个问题以后再说。  

为了完成调整后的八十台计算机生产任务,按当时的情况也是很难的。到九月中旬,只完成十一台。余下的时间里,要完成六十九台的生产任务,时间的确太紧。中间还有个国庆节。节前节后,生产都不可能很正常。无奈之下,我到车间直接找工人商量国庆加班问题。出乎意料的是,几乎没有工人反对加班。而且表示,为了完成任务,可以每天干一班半,也就是十二个小时。这些工人中,有相当数量都是从“后门”进厂的。有了工人的支持,我又同管理干部商量。干部们也支持不放假,上下一条心,按倒计时排生产进度。经科室人员反复讨论,十二月二十五日,作为倒计时日。我在进度表上,用红笔在十二月二十五日这一天下面,画一条粗杠。并宣布各车间科室,必须服从生产副厂长的调度,谁影响进度,谁负责。与此同时,我对食堂也作了动员,必须保证加班工人特别是上二班的工人,下班有热饭吃。在这样的动员和压力下,按计划完成了生产任务并超产一台。在如此不利的形势下,工厂也算打个翻身仗。  

一九七五年,在中央全面整顿铁路秩序的引导下,安徽无线电厂,在产品的数量﹑质量、新产品试制﹑人的精神面貌方面都上个新台阶。正准备七六年大干一场使该厂成为电子行业中的大厂﹑强厂﹑名厂时,一场意想不到的风暴席卷全国。又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全国各地开始了。  

三.为邓小平而叹息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不像批林批孔来的那样突然,有一个从打招呼开始,而逐步发展的过程。七五年十二月上旬,这时我已到省电子局机关协助滕野翔工作,代表省电子局参加四机部召开的电子工业领导干部座谈会。随我同去的有计划处长孙振鸿,计划员路明卿。会议期间,由四机部副部长王子纲传达毛泽东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讲话精神,也算是给电子工业系统的领导干部打招呼。在毛泽东的指示中讲:“刘冰的信不直接寄给我,而要小平转个我”,“小平偏袒刘冰”。而且点名“刘冰的信是把矛头指向我的”,“清华的问题不是孤立的,而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应,是一股右倾翻案风”。等分量很重的话。我一面听,一面觉得心里很沉重。全国的生产形势刚刚步入正轨,现在又要反击右倾翻案风,国家怎么办?  

传达会是晚上进行的,听完传达后,没有马上组织讨论。我回到宿舍,背靠在床上没躺下,而且不停地长吁短叹。这时孙振鸿开腔说话了:“这么晚了,梁局长还不睡觉,老叹什么气呀?”这时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想不通,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还不到一年,他到底犯了什么错误?为什么不可以在党内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来解决?就是他犯了天大的错误,也不能用运动的方式来解决。不知主席想过没有,再把邓小平这么一搞,以后谁还敢站出来工作?一犯错误就打到,这个国家怎么办?”  

孙振鸿是长期给原省委领导任质斌做秘书的,也许他觉得我的话说得太过了,他既没有附和,也没有让我说出更多不理解的话。他只是说:“梁局长,别多想了,抓紧睡觉,明天还要开会。”  

第二天,讨论中央打招呼会议的精神。在讨论中,我实在记不清自己说了些什么,后来由孙振鸿整理给大会秘书处,发了一份大会简报。  

到了七六年二月,批邓的风声渐紧。由于电子局几位主要领导干部身体都不太好,能正常上班的不多。我从工厂到局机关上班后,腾对我很放手。行政事务基本都由我出面处理。滕因偏头痛,上班也不正常,几个局长很难凑齐开会,几乎是我唱独角戏。具体工作,我只好与处长们一起开会商量。由于人少事多,顾上“抓革命”,就顾不得“促生产”;顾上“促生产”,就顾不得“抓革命”。所以三月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局机关几乎没有怎么开展。只是在会上,我有过两次发言。第一次是在‘天安门事件’之后。合肥晶体管厂有点乱,生产不正常。为省无线电厂配套的半导体器件不能如期供货;为上集成电路,而搞的超净车间也停了下来。我从局机关,带几个处长和市电子局的几位主要领导,一起到晶体管厂开中层以上干部会。在会上,我要求中层干部,要做好职工的思想工作。我说:“‘天安门事件’以后,许多城市如:南京﹑武汉﹑西安﹑长沙﹑重庆等,都发生了与‘天安门事件’类似的事件。为什么呢?‘天安门事件’反映的是一种思潮,思潮有时会像传染病一样,迅速蔓延,这决非一人力量所为。我希望晶体管厂的职工要坚守岗位,不要到大街上看热闹。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白,我不承认有的报刊上说,‘天安门事件’是邓小平一手挑起的。第二次讲话,是在全省电子工业系统学大庆积极分子代表上。这次讲话时照稿宣读的,这是我唯一一次读稿子。结果在稿子里有批邓的话。但这份稿子,是省电子局工业学大庆办公室起草,经几位局长传阅修改认可的,我不能不读。由省工交系统组织的批邓大会,我就推辞没去。写好的稿子,我也没读。  

四.在悼念周恩来的日子里  

    从北京开会回到合肥后,对四机部会议内容都没来得及向全省电子行业贯彻,省革委会于七五年底或七六年初,又在萧县郭庄大队召开县以上领导干部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期间,元月八日早晨,我在去厕所的路上,突然听到中央广播电台在早晨六点新闻联播节目里,一开始就放哀乐。我留住脚步,想知道是谁逝世了。结果传来的是周恩来逝世的噩耗。我一下惊呆了,以为是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再仔细听下去,就是周总理逝世了。顾不得上厕所,跑回集体宿舍,把大家喊起来听周总理逝世的消息。开始,不少人和我一样不敢相信,由于这条消息不止播一遍,大家再听,证实总理确实是逝世了。于是与会人员都穿起衣服,自发地站在房外低下头来听广播。  

    上午停下讨论学大寨,赶郭庄的议题。要大家化悲痛为力量,更好地学﹑赶﹑超。但大家还忍不住内心的悲痛,不少人发言时,失声痛哭。与会人员要求搞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开始会议已经发了黑袖章,人人都佩戴在自己的左臂上。后来大会又突然通知,不要戴黑纱,说这是中央的要求。但大多人都没取下,我也没取下。另外还不准搞悼念活动。但我写了一首七言古诗,在会上不敢念,怕不符合中央精神,被别人抓住小辫子。回到合肥后,本来想抄出来,贴在办公室墙上,但又怕出丑。因为局长们在一个办公室集体办公,腾局长的诗书都很好。所以我一直把它藏在本子里。现在不怕出丑,因为历史都是过去的存在,我把它抄出来:  

七古诗一首    悼念周总理  

       千古铁笛奏英才,我放高歌咏恩来。  

       七十八年弹指过,犹度人间五千载。  

       万代风流断线筝,总理化虹站长空。  

       俯视寰宇连天火,处处皆是狂飙声。  

       业未尽,人先归。亲人何时再能回?  

       手持怀梦草,但求梦相会。  

       醒来抚枕席,留下斑斑泪。  

全国上下正在怀念周总理的时候,省委按中央指示精神要求,从四月中旬起,开始追缴“总理遗言”。到底有没有“总理遗言”谁也搞不清。但省直机关党委抓得很紧,一天一汇报。局政治处干事每天都问我怎么办?我的回答是:“动员局机关,谁有就自动交出来。没有,我们也不能造。实事求是汇报。”  

有一天上午,政治处干事神色紧张地找到我说:“我们局物资处的某某交来一份,说是她女儿从晶体管厂搞来的。”我说:“真有?带来没有?”干事说:“带来了。”我说:“你先把它留在我这里,我还没有见过,我先看看再说。”干事问我怎么向省直党委汇报?我高诉他:“你就说,我们局正在积极追查,查到后一定马上送来。”  

干事走后,我把所谓“遗言”仔细看一边,我觉得写得很好。事实上是有人借总理之口,说自己想说的话。肯定邓小平的成绩,表示对批邓的不满。这份所谓“总理遗言,”被我压在抽屉里,一直没上交。  

到局机关工作后,由于人手不足。我把精力集中在两件事上。一件是落实中央关于三线厂归口管理的“五十四号”文件精神,对四机部委托给省国防工业办公室管理的几个电子类工厂进行调研,促成省革委会下决心将四机部的厂归属省电子局管。当时国防工办不情愿。因为这些厂,每年向国防工办交九万元左右的管理费。我想要这些厂每年接收来的管理费,用来改善局机关福利。因为当时的政府机关是清水衙门。曾陪我去四机部开会的那个干部患肺病吐血,我到医院看后,想给他搞点救济,结果福利委员告诉我,福利费是按工资比例拨款的,钱很少。原则是救急不救贫。要救济,必须先本人申请,福利委员会评议。这时,我感到局机关没呆头,搞点钱这么难。不如在工厂当书记。但真正的原因不在于想搞点管理费,我看中的是这些厂的精密设备。许多设备都是从国外进口的。我计算一下,这些设备的使用率,只有15%左右,太浪费。归口统一管理后,地方电子产品缺少加工设备,可以通过协作加工解决。这样,对军工﹑对民用都有利。  

另外,我的性格决定了我每到一处,就想把那里的事情做大﹑做强﹑做好。特别是省委六月份正式任命我为省电子局局长后,我更可以放开手脚办这件事。结果,通过一年的努力,终于在七六年底把这些厂要到电子局名下。  

在抓军工厂归口管理的同时,狠抓以电子计算机为龙头的省内元器件自配能力。因为七四年,我尝够了在上海求爹爹拜奶奶的滋味,下决心把安徽的集成电路搞上去。当时想通过技术改造来解决这些问题。这一想法得到中央和省里支持。所以,四机部和省里给省电子局的拨款几乎都是技术改造费。七六年,获得拨款近1000万元。按当时规定,拨款用不掉,年终还要上缴财政。所以,许多重点技术改造项目,都是我亲自抓。把钱用在刀刃上。我亲自抓合肥晶体管厂净化车间的技术改造项目。  

四月中旬,在晶体管厂召开的中层干部会上,我除了简单地谈谈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外,重点谈的是解放思想,大胆使用技术干部问题。当有人提到,主要技术骨干胡仁礼还在农场劳动时,我马上表态说:市电子局的范局长﹑厂党委的高书记你们都在,我建议你们立即将胡仁礼调回来。现在厂里缺少的就是像胡仁礼这样的“拼命三郎”。我看厂里,多几个这样的“拚命三郎”,集成电路投产就有希望了。在谈到资金和材料时,我让随我同去的生产﹑技术﹑物资等处的处长和工作人员,当即开票兑现。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同时,安徽省委要求联系实际,学好毛泽东有关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批判民主派思想。我记得由省革委会生产指挥组组织的一次学习心得交流会上,我提出“造反派不努力改造世界观,也会变成走资派”的主题发言。这一发言得到不少与会者的认同。随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又要我在青年干部班,以同样的主题作一次大课讲演。不知为什么,我的这一思想认识为《人民日报》所赞同。《人民日报》记者约我写一篇青年干部要注意改造世界观的专稿。我为《人民日报》撰写了一篇题为:《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的特约专稿。记者连发表的日期都告诉了我,但始终没能发表。后来我想,可能是我的基本观点不合时宜。当时正在批“民主派”,我在说造反派要努力改造世界观,不然也会变成走资派。  

在七月下旬到八月下旬,省委召开的理论学习讨论会上,我又以此主题思想深入解剖自己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以极不正确的方式批评省委领导同志,由此引出改造主观世界的长期性﹑艰巨性。我的检查得到宋佩璋的认可。  

这次理论学习讨论会的目标,就是要通过批判民主派思想,要一些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老﹑中﹑青干部认错。这其中包括李任之﹑王光宇等,还有一大批厅﹑局级干部。因为这批干部在肥东召开的“基本路线教育经验交流会”上,没被触动。肥东会议着重解决的是县以下的问题,所以,肥东会议是七月四日结束,七月二十五日又把省﹑地(市)委领导成员召集到稻香楼举办理论学习讨论会。这次就是触及地﹑市以上的干部。  

会议结束前,听说宋佩璋在省委常委会上点了电子局副局长孙曙的名。这是我预料之中的事。但我还是要找郭宏杰核实一下。郭告诉我:“老头子(指宋佩章)对你的检查很满意,但孙曙要在局的会议上说一说。”接着我又问郭:“你以为老头子只想整一下孙曙吗?我看他想抓孙曙背后的人。”郭说:“你以为老头子要搞光宇书记?”我说:“完全有可能,只要把孙曙亮出来,谁都会看出,宋想干什么.”接着,我又逼郭一句:“光宇的日子一旦难过,你又怎么办?反正我是个无足轻重的小卒子,检查也做过了。”郭有些紧张地问:“你看怎么办?”我说:“在老头子那里,你多周旋保光宇。电子局那里,我多周旋保孙曙。”就是这样我还是不放心,我知道宋认为我﹑郭宏杰﹑王光宇﹑孙曙,关系不错。在这个问题上,宋佩璋不一定把想法同郭讲。我又想到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吴从树,他是很受宋器重的人。我从回去如何贯彻会议精神的角度提问题,我说:“我们局,党的一把手因身体不好没有来,这次会议的精神主要是在党内贯彻,我不知道回去该怎么贯彻法?”吴到底比郭精明,他只对我说了一句话:“一把手没来,你向一把手汇报”吴笑笑走了。从吴的态度上,我看得出,电子局在宋佩璋的心目中是有些问题的。  

这次理论学习讨论会,电子局是我和政治处主任参加的,我们一起向电子局党的核心小组组长汇报会议情况。作为一名有多年工作经验的老干部,他会敏感到某些东西。在汇报到宋佩章要整孙曙时,我态度很不冷静地说:“大老宋,(指宋佩璋)一点反面意见听不得,我看他不会有好下场。”这时滕野翔打断我的话说:“你还是太年轻,你什么时候把愣角磨光了,你就成熟了。”在讨论如何贯彻时,我想请滕先找孙谈谈,滕说:“会是你参加的,你向她传达会议精神。你先找她谈”。我说:“我一个做晚辈的,怎能找她谈话。”腾说:“你怎么不能找她谈话?你是局长,她是副局长,在组织上你是她的领导。你先找她谈,有问题我再出面。”  

从滕家出来,送走政治处主任。我就赶到孙曙家。当时司机师傅想回避,我要他留下。实际上我要他对我和孙曙的谈话做个见证。当我要传达会议精神时,孙说:“你不要传达了,光宇都跟我说过了。局里什么时候开会,就通知我,我参加会议。不就是检查民主派思想吗?我有。”我说:“孙局长,会议你不一定要参加。你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局机关的讨论会,我先做检查,我不是民主派,但造反派不认真改造世界观,也会成为走资派。反正会上我来扯。最后,把送给省委的报告给你看,你同意的就留下,不同意的就删掉。你看,我们能不能达成共同意见?”这时孙说:“我同意你的意见,不过有的会,我还是去一下好。”我说:“你最好不要去,你去了问题反而复杂化。”最后孙说:“那好,听你的。”  

七六年九月中旬,我因准备导弹核武器的“高可靠会议”,局里的批民主派会议由滕主持。下旬去北京开会前,省革委会工交办副主任康文秀找我谈二件事。第一件事,工交办人手少,委托我代表省工交办公室带队参加“高可靠会议”;第二件事,问我贯彻省委理论学习讨论会的总结报告写好没有?省直机关只有两家没送了,一家是省供销总社,再一家就是你们。我当时随机应变地说了一句:“正在起草中,由腾野翔同志亲自起草”。康说:“你回去催一下,抓紧搞出来。省里在批评我们。”  

我在北京开会时,钱学森在讲话中提到安徽无线电厂试制成功微型电子计算机的问题。并希望安徽的同志抓紧做抗核辐射试验。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可以将这种机器用在多弹头分导控制系统中。听了钱的讲话,我激动不已,安徽电子工业可以派上大用场了。与此同时,也听到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听到这个消息后,我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觉得粉碎“四人帮”后,国家可以安安稳稳地搞建设,尽快使国家富强起来;另一方面,也感到政治风向可能会转变,自己成为秋天的蚂蚱蹦不了几天。与我同宿舍的省计委计划处长总是说:“文革中,你又没有干坏事,保护了一大批老干部。这一点谁不知道。安徽的文革,不是你老梁控制的好,还不知道会乱成什么样子。你跟“四人帮”又没有关系,总不能把造反派都打倒。”我觉得这些话说得虽然都是实情,也只是安慰而已。反正我做好了打算,让我干,我就好好地为党工作;不让干,我还去教书,反正我有一技之长。  

会议结束后,回到合肥的第一件事,是向滕通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第二件事,是向省工交办康文秀汇报会议精神。汇报结束后,康还是问我报告写好了没有。省直机关只剩下你们一家了。这时我随口说了一句:“正在修改中。”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报告搞成什么样子,而且觉得没有再写的必要。随后,我真的劝滕不要再写了。滕不但不听,反而批评我说:“这是个组织原则问题”。他不仅将报告写好,党的核心小组还作了认真地讨论。最后,还要局机关全体党员提意见,通过后送给了省直党委。对滕的高度组织性﹑纪律性,我真是佩服的五首投地,不愧党的几十年教育,这也正是我缺乏的。也许他的真实用意,是为了保护我。因为省委组织的理论讨论会是我参加的,应该由我贯彻会议精神。如果整个省直机关,只有电子局一家不送报告,违反组织原则的错误,当然应由我承担。  

毛泽东的逝世,“四人帮”的粉碎,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按逻辑,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我的政治生涯也应随之结束,但由于我在组织上跟“四人帮”没有任何联系,加上我又是安徽炮打康生、王力、关锋的“罪首”,胆敢质疑林彪的“天才论”,也确实又保护了一大批老干部。这些因素又使我的政治生涯延续一段时间,但从我内心出发,想早点结束,让自己属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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