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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守福  乱流浮沉半生缘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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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康生为我撑船  

康生是中共中央的大人物,我是一个普通大学生,是个小人物。大人物为什么会给一个小人物撑船呢?首先,康生是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顾问,我是文化大革命中一名普通的红卫兵,但我们都在毛泽东亲自发动并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同一条船上。其次,按照物理学的原理,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作用在同一条直线上。在静水里,船如果要前进,就要有一种与船前进方向相反的撑力。撑力越大,前进的速度也越大。更何况乱流之舟,它需要更复杂的反作用力方可前进。文化大革命中,我在安徽乃至全国有一点知名度,也是康生的反作用力把我推上去的。   

一. 从仰慕到鄙视    

对于一个还没有走出学校大门,更没有见过多大世面的青年学生来说,我一直认为中央领导人的形象都是非常高大的,思想水平都是高的。特别是康生,很早就听说,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家。中苏论战的大文章,大部分都是在他主持下写出的,心里更有几分特殊的敬意。文革前,我见到最高级别的中央领导人就是陈毅副总理。他的讲演让我热血沸腾,为祖国的富强,我愿肝脑涂地。对陈毅也只是远距离地听他讲演,说不上近距离的心灵对话。以后虽然与李葆华等省委领导人有过多次接触,由于处于观点对立状态,也说不上有什么平等的对话。文革初,他们对我们不平等。省委瘫痪后,我们对他们不平等。一九六七年的二、三月间,以康生为主导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负责解决安徽问题。前面的几次接见,我因不在北京,没有直接参加。听说前两次,主要是康生及其夫人曹轶欧接见王中﹑李胜利﹑曹再凤态度很好。从汇报情况看,康生﹑王力﹑关锋对“一.二六”夺权还是基本肯定的。但当他们听到反夺权的不同意见后,对代表团成员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经常是大声喝斥“G”派代表(夺权派称“一·二六”夺权好极了,所以叫“G”派),不准发言,认为“G”派代表的话都在欺骗他们。前几次接见,我不在现场,无法谈印象。三月二十五日和二十七日的接见我参加了,周恩来总理也在。当“P”派个别代表(反夺权派称“一·二六”夺权好个屁,所以叫“P”派),在发言中有明显不实之词时,康生也不准“G”派代表澄清。例如,程明远发言中说“一·二六”夺权是假夺权;“八·二七”和李葆华有“君子协定”,省委是“和平让权”;“李葆华用三万块钱把梁守福收买了”等等。当李文安站起来要发言澄清事实时,康生拍着桌子不让李文安讲话,并不分青红皂白地大声呵斥李文安:“你不要再骗我们了,我们不要听你的发言!不接受你的检讨!”我当时简直不敢相信,在我面前这样大声叫喊的就是我心中仰慕已久的无产阶级大理论家,无产阶级大革命家。当时我不敢将他大吼时的形象与电影里的什么坏人形象作对比。再看关锋,他的烟瘾特别大,一支接一支地抽个不停。只要“G”派代表一发言,他就紧锁眉头,瞪着两只眼睛看你,表现出一种完全不相信的神态。他人干瘦,两撮鼻毛露在鼻孔外面大约有一厘米长,被烟油粘在一起,象在鼻孔里插了两只竹签。康生只要一坐下,就将两只鞋子脱掉,光着脚踩在地毯上。王力倒像个白面书生,话不多,但在接见会场以外,却不止一次说“一.二六”是假夺权。   

也许印象在一个政治家看来不算什么,但对一个还带有稚气的年轻学生来说,可能很重要。因为原有的“神圣”想象一下消失了;原有的崇敬可能一下变成潜意识中的鄙视。这种鄙视,在适当的社会环境中,它就会慢慢地成长。从潜藏在心灵深处不自觉的意识,成长为显现的社会行为。我就是一个典型。   

    我对康生﹑王力﹑关锋的不满是来自对《九条》的不满,对《九条》的不满原于我对文化大革命的困惑。下面我把一九六八年写的“认罪书”中的有关段落摘抄于后:   

    (一)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说:“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反革命的拚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护他们的政权”。   

    就是在“一·二六”夺权快要被否定的时候,这时,我就开始怀疑文化大革命,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记得大约在去年三月二十三日上午,我和张来信同志(八·二七合师院纵队长)在原来李凡夫的住处(李凡夫因被李葆华点名批判后,搬出原住处,其房一直空着)闲谈心。张问我:“你对这次谈判前途估计如何?”我说:“看来承认‘一·二六’夺权不可能了,弄不好是程明远﹑刘秀山上台。”张说:“他们上台,我们就准备成反革命,即使实行军管,我也不干了,军管也只是个缓兵之计。”我说:“军管我也不干了”。 接着张来信就谈到全国夺权情况,他也提到山东“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问题;重大“八·一五”的问题,说他们现在很消极。张问:“你看这种思想不解决,十年﹑二十年,毛主席百年之后,会出现什么局面?”我说:“这些人的思想问题不解决,等主席去世后,会不会出现更大的震荡?特别是这些知识分子,他们活动能量大,将来一分配,全国各地都有,这些人就成了这次文化大革命埋下的定时炸弹。”  

    到北京后,(指三月的北京谈判),根据其他同志介绍的情况看,认为“一·二六”夺权肯定要被否定,刘秀山﹑程明远上台的可能性很大。有一天,有胡昭复,还有清华的几个同学在一起闲谈,胡昭复也谈到重大“八·一五”,他说,现在重大“八·一五”搞的男同学到酒馆喝酒,女同学到茶馆喝茶。他一讲到这里,我想到自己的处境,想到来前和张来信的谈话。于是我就感慨地说:“我看这次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不少定时炸弹,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毛主席去世后,这些人会不会再起来干?那时社会会不会出现更大的震荡?”   

    到了六七年的七月,我不只是把自己的困惑用语言来表达。而是发展到给陈佰达﹑江青写信表达这些困惑。我再把同一份“认罪书”的有关段落摘抄于后:   

我在给陈佰达﹑江青的信中也反映了这个思想,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建议中央处理问题时,能从三十年以后看效果,特别是处理群众问题上,不能给运动留下后遗症。弄不好,将来社会会出现更大的震荡。”   

到了八月初,我出于对“七·二〇”事件处理的极度不满,对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和困惑也发展到了顶峰。我斗胆给毛主席﹑周恩来写信阐述我的看法。下面我把另一份“斗私﹑批修”检查里的有关文字摘抄于后:   

“去年是刘少奇﹑邓小平背着你抛出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派出了工作组镇压革命群众运动,刚刚兴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几乎被打下去,今年的一月革命风暴,又是你点起的,二月、三月形势大好。但从四月以后,全国的夺权就变得冷冷清清了。代之而来的是一场又一场的大规模武斗,一场轰轰烈烈的夺权斗争被打了下去。去年六﹑七月份是群众斗群众,其行式是文斗;今年的六﹑七月份,仍然是群众斗群众,其行式是武斗。与去年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一对照,我怀疑在你身边,还有未被挖出来的刘邓。很可能就是这些人,篡夺了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背着你又抛出了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就在同一封信里,我对许多群众组织被打成反革命组织也提出了看法:   

现在,把许多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例如:江西省的“大无联”﹑湖北省的“百万雄师”﹑四川省的“产业军”。这都是上百万人的群众组织,加上他们的亲属﹑朋友﹑同情者﹑支持者,恐怕上亿人。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后,会不会引起更大的社会动荡。   

其实,在这封信里,既反映我对康生﹑王力﹑关锋的极度不满,也是担心安徽省的“G”派组织,会被康生﹑王力﹑关锋他们打成反革命组织。   

任何事情的发生和发展都不是孤立的。由于对文化大革命的困惑,必然引起对中央解决安徽问题的《九条》决定极度不满,我在“认罪书”里的第二大罪过就是反对中央的《九条》决定。现抄录于后:   

(二)疯狂地反对《九条》  

1.《九条》是偏听偏信的产物,不符合安徽的实际情况。   

2. 支持兵团调查组收集《九条》的黑材料。当时兵团调查组,在收集《九条》下达后的生产情况;老保翻天的情况;牛鬼蛇神出笼的情况等。我是知道的,我不但不制止,反而支持。因为这样做,对我有用处,我想利用这些材料证明《九条》是不符合安徽实际情况的。以此来给中央施加压力,要求中央改变原来的态度,承认《九条》是错误的。   

3. 错误地认为《九条》仅仅是一种策略,有意暴露敌人的。我在许多报告中,都这样说过:《九条》下达后,形势大好,许多牛鬼蛇神度纷纷出笼,这也是一件大好事。   

4. 在许多场合下,恶毒攻击《九条》。   

(1)去年六月,有同学对《九条》发牢骚。我说发牢骚有什么用?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于权,只要我们将来有了权,权是在我们手里,管它《九条》﹑十条,那只是历史资料中的一页。   

(2)去年七月七日,在一次全体战斗队长以上的干部会上,我含沙射影地攻击《九条》说:“今天是七月七日,刘秀山开个大会,这个大会实际上是为他吹捧叫好的,(因为刘秀山是一九六六年七月七日,被李葆华点名批判的)明天是七月八号了,是《十六条》下达十一个周月。《十六条》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总纲领。我们是靠《十六条》起家的,我们对《十六条》感情最深。最近一个时期,宣传《十六条》的少了。明天,我们开一个记念《十六条》下达十一个月的大会。通过这个大会,掀起一个宣传《十六条》、运用《十六条》、捍卫《十六条》的新高潮。”   

(3)去年七月十六日晚,在省军区小礼堂的会议上,我说:“通过《九条》下达几个月的实践证明,《九条》不是高举毛主席伟大红旗的,是不符合安徽实际的。所以《九条》下达后,生产不是上升了,而是下降了。武斗使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武化大革命。阶级阵线不是清晰了,而是更乱了。《九条》不仅影响了安徽,而且影响了全国,现在许多地方都发生武斗。牛鬼蛇神为什么这么猖狂?就是由于《九条》的先天不足引起的。《九条》在制定的过程中,不是听了左派的话,而是听了程明远等叛徒的话。所以,它不可能是支持左派的,而只能为牛鬼蛇神利用。你们军管会有什么权?军管会的权又被《九条》剥夺了。你们有一点权的话,也是我们给你们的。”接着我又说:“我要是钱钧,我就不干了,我不愿意干这个有职无权的主任。”   

按照我当时的思想逻辑,从对文化大革命的困惑开始,引伸到对《九条》的抵触情绪,认为全国出现的混乱局面都是由于《九条》引起的。进而发展到对参与制定《九条》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不满。为首的自然是康生。除了前面所说的印象外,我的确有不少攻击康生、王力﹑关锋的言论和行动。  

我支持“专揪王力战斗队”炮打康生﹑王力和关锋。   

1.    大约六七年的七月份,工大的李家鹏等人想整康生的材料找到我,要我给他们提供第一次北京谈判时,康生等人是如何压制“G”派代表发言。我当时就给了他们一份书面材料,而且要李家鹏去找李胜利和李文安核对一下。  

2.    六七年七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合工大的宋某﹑范某在东天桥下的马路上碰到我。他们说:“在合肥干不下去了,想到北京去看看”。我问他们到北京干什么?他们说,想到北京看看王力能不能搞。我答应他们可以去看看动向,能搞就高,不能搞千万不要乱干。   

3.    六七年七月份,合工大“红联会”的几个成员找到我,说他们到北京找王力辩论,我也是同意的,并答应给他们一点钱。   

我在背后不止一次地说过,下次文化大革命,第一炮就要轰康生。   

我同李文安闲谈时说过:“康生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整了这么多人,我看不要等下次文化大革命就有人搞他。”  

我不仅在闲谈时常说攻击康生的话,后来发展到在一些重要会议上,也把发言的矛头对着康生。六七年七月十六日,严光在省军区召集“八·二七”兵团和“工联会”的头头开会。在这次会议上,严光主要是想听听我们的意见,然后对我们做些工作。就在这次会议上,我不仅公开发泄对《九条》的不满,而且公开批评康生:“我看康生就是没有被挖出来的刘邓,下次文化大革命第一炮就轰他。就是他弄个《九条》承认两派都是革命的,反革命搞个造反组织,杀人也是革命的。就是《九条》下达后,全国各地都搞成两大派,反正搞武斗也是革命的,哪个不敢搞。”   

    我不仅在一些小型的会议上把讲话矛头对准康生,而且在一些大型会议上,也公开向康生挑战。六七年七月十九日,我在工大全体“八·二七”战士大会说:“我怀疑在毛主席身边还有没挖出来的定时炸弹。就是这些人背着毛主席又抛出了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挑起大规模的武斗。只要我们能坚持到七月底不大打,我相信在八月份,毛主席一定会拿出决策来,转变这种局面。(以上言论也是摘自“认罪书”)   

    六七年八月二十日左右,第二次赴京谈判代表团已经到达北京。为了接受第一次谈判准备不充分的教训,“G”派代表准备了两麻袋辩论材料。就这样我还是不放心,又专程赶到北京。一方面是给代表团鼓劲;另一方面也到七机部招待所看看老干部,问计于他们。   

    到北京后,形势对“G”派不利,因为严光离开了军管会,受到中央的批评。安徽省军管会的工作由十二军负责,这说明军区支左有错误。另外,“P”派的情报人员,将我历次骂康生的话整理成材料,这份材料我在合肥也看到过。而且我讲话的录音在合肥也听到过,我总认为自己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对错误的领导不应该无条件服从,应该抵制。我认为自己是搞阳谋,是在抵制错误领导,怕什么。所以在北京时,代表团希望我主动向康生认错,写个检查,在康生接见时送给他。由于我不认为自己有错误,就愤愤地说:“我有什么错误要检讨的?二十年以后看,是他对,还是我对?”   

二 . 最后的枪声   

就是我在北京期间,合肥又发生了一起武斗事件。起因是什么我全然不知。但从武斗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我可以判断是“G”派打了“P”派。  

时间是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第二天就是“八·二七”事件发生一周年,也是安徽实际意义上的“造反”开始,“八·二七”兵团肯定要纪念一番。地点发生在小东门的铁委大楼,这是“工联会”的总部,这里同样住有武装人员。我得知八月二十六日发生武斗,我断定是“P” 武斗人员吃了亏,这对北京谈判是十分不利的。于是我终止在北京的活动,于八月二十八日乘飞机赶回合肥。  

回合肥后,我就协助十二军某团副政委张某某,对这次武斗事件进行调查。总司顾问团的彭宗珠也参加了。从铁委大楼留下的弹痕,可以判断当时是武斗人员的相互射击,只是“G”派人员占有有利地形,居高临下造成“P”派两死两伤,这可能是“P”派武斗以来,伤亡最重的一次。但张某某认定责任在“G”派一方,这样“G”派就不服气,认为“G”派武斗以来,被“P”派打死十几个人,没有谁明确责任在哪一方,特别是八月八日的武斗事件,“G”派被打死九名师生,而且还有四人受伤,这完全是“P”派“红卫军”主动进攻的,是十二军现场制止的,也没有让“P”派承担什么责任。这一次武斗,本是双方互射造成伤亡,“G”派责任大些是事实,但认为责任完全由“G”派承担有失公正。不符合一碗水端平的原则,就认为张是支“P”压“G”。在召开责任认定会时,我和曹再凤一气之下,不去参加。这就是我和曹再凤反对十二军的唯一事实。也是康生在“九五”讲话中责令“曹再凤同志,梁守福同志对6408部队的态度是错误的,应当向6408部队赔礼道歉﹑应当向党中央﹑毛主席检讨﹑向广大群众公开检讨”的原因。   

在协助十二军处理八月二十六日武斗事件的同时,我考虑到事态的严重,对北京谈判非常不利。于八月三十一日,召开“总司”核心小组会议。在会上,我提出开展三整活动的建议。建议的提纲抄录如下:(摘自我的工作笔记)  

一、关于加强政治工作的问题。   

(1)召开各组织负责人会议,强调“三整”的重要意义,说明“三整”的可能性。   

(2)结合大批判,合理安排“三整”计划。   

    当前结合大批判运动,开展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作风的三整工作。  

二、加强几个组织的政治工作。    

(1)“青野司”﹑“青职司”﹑“八八红暴”  

A. 先找头头进行教育。  

B. 在此基础上,放下武器,集中整训。   

C. 让他们在自觉的基础上,找出中间的坏人,并作处理。  

三、关于“八·二六”事件处理问题。   

(1)对于当时的情况要细致调查。   

(2)凡属我方的错误,要做检查。对打第一枪的,不仅要做政治教育,而且要做组织处理。对打伤解放军的,首先要向6408部队赔礼道歉。对开枪者,要追查政治责任,做严肃处理。对打死人的凶手,要依法惩办。   

四、关于与6408部队的配合问题。   

主要要求6408帮助做政治思想工作。  

五、关于整顿组织的意义   

(1)成立“三整”的专门领导机构  

这个领导机构要十五人左右,其中核心小组有五人组成。参加人员主要是公﹑检﹑法(指造反组织)和政治部门,以及解放军(指三支二军)  

(2)整顿的重点对象:“青职司”﹑“青野司”﹑“八八红暴”   

(3)整顿步骤:  

A. 先把这些组织的负责人找到一起,学习文件,了解当前搞“三整”的重大意义。   

B. 在这些负责人思想弄通的基础上,让他们参加“三整”领导小组,一起领导“三整。  

C. 对群众进行广泛宣传“三整”的重大意义。  

D. 进行深入细致地思想政治教育。   

E. 在群众发动起来的基础上,让群众自己起来教育自己,揭发自己内部的不良现象。F. 整顿组织,把不纯分子清理出去。  

G. 加强组织纪律教育。  

(4)学习文件。  

A. 毛主席著作重点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  

B. 学习时事政策,重点是《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社论。  

C. 学习《九条》﹑“六六通令”﹑ “公安六条”等。           

(5)注意事项  

A. 一定要从政治入手,狠抓活思想。   

B. 领导小组和群众同时整顿,带头检讨缺点错误。   

C. 密切注意坏人的破坏行为。  

D.不能简单地采取组织手段。       

其实,在我对“总司”提出“三整顿”建议之前,就在“青野司”进行了试点。八月三十日上午,我在十二军支左部队的护送下,进入“青野司”的司令部(原工人文化宫)。这里我要说明一下,为什么需要解放军护送。因为八月二十九日下午,在“八·二七”兵团常委会上,有人汇报“八八红暴”中的几个中学生,在逍遥津公园里干出了让人难以启齿的坏事。我听过十分生气地说:“这些人实在该杀“”。我说这话时,没注意被“八八红暴”的人听到了,他们计划在工大北门杀掉我。这事不知怎么又给解放军知道了。所以八月三十日上午八点,十二军派了一个班,用军车接我。当我走到北大门口时,突如其来的四把刺刀逼着我,问我有没有说过要杀掉他们?这时,我非常严厉地告诉他们:“如果你们以后,谁再干出在逍遥津公园中的那种坏事,我不杀你们,也会有人杀你们。不要忘了,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放开我!”我两手推开刺刀,走出门外,上了汽车后,在副政委吴波的阻拦下,没有追赶我,几个学生竟然向天空开了几十枪,表示向我抗议。   

到了“青野司”的第一件事是说明来意,在做好头头工作的基础上,召开全体战士大会。这是一支人员十分复杂的武斗组织,其中有“两劳”(劳改﹑劳教)释放人员,还有惯偷。他们手中还有几十支乱七八糟的破枪。会上,首先解除他们的顾虑,告诉他们“八·二七”兵团只来了三个赤手空拳的学生,我们谁也没有打过枪。这次来主要是宣传中央的文件,时间五天左右。为了安全起见,防止枪支走火,要求枪支统一保管,用时再发。仓库钥匙由你们的周司令和江政委保管。下午三点之前,把每人手中的武器送进指定的仓库。就这样,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收掉了“青野司”的全部武器。从此后,这里再也没有响过枪声。热兵器的枪声平息了,另一种来自中南海大人物的枪声又响了。  

这就是六七年九月五日康生﹑江青等人接见安徽代表团的讲话。在这个讲话里,康生插话说:“我说句公道话,你们好派的梁守富(应是“福”)也派人到北京来收集材料了。”  

如果说中共中央解决安徽问题的《九条》决定中,没有指名批评我“实行了一系列错误政策”的话,在“九·五”讲话中,就指名道姓说我派人“到北京收集材料”,而且这个讲话是以中共中央文件发到全国的。这样,康生讲话的反作用力,把我推到全国范围。为了让读者了解“九·五”讲话的全貌,我将它作为附件印在书的后面。   

“九·五”讲话以后,九月六日,“总司”为了紧跟党中央,发表了《严正声明》。在《声明》中指出:“曹再凤同志﹑梁守福同志,犯有严重错误。我们决定,他们两人应向党中央﹑毛主席检讨。向6408部队赔礼道歉,向广大群众公开检查,接受群众批评。他们在“总司令部”担任的工作有其他同志接替。”  

我在7月19日合工大全体“八·二七”战士大会上,就大胆的预言:“只要坚持到七月底不大打,我相信在八月份毛主席一定会拿出决策来转变这种局面”。毛泽东主席在八月份果然拿出了决策,那就是王力、关锋成了“乱党乱军”的阶下囚。王力、关锋的倒台,并没有给反对过他们的“八·二七”带来好运,大人物的“枪声”,把我推到坏头头的边缘,也许我们的命运都是政治的需要,当时“P”派中的少数人对十二军施加压力,要将我和曹再凤作为坏头头抓起来,这时十二军林育生参谋长表态了:梁守福同志、曹再凤同志的错误属人民内部矛盾,和刘秀山、程明远的性质不一样。  

自“九·五”讲话后,我离开了“八·二七”兵团的领导岗位,并向毛主席写了第二份“请罪书”。这份“请罪书”里,我按照“九·五”讲话精神,在向党中央﹑毛主席请罪的同时,也向曾经解放过我家乡的十二军公开赔礼道歉。按理说,我在文革中的是是非非应该划上句号了,但我的脑子还会想﹑话还要讲﹑事还得做﹑检讨还要写。   

我从“八·二七”兵团领导岗位上撤下来并没有什么。但严光因为支左不力,犯了支一派,压制一派的错误。因为他是将军,是一个省军队之长,犯了错误似乎没有我那么好过关,他一犯错误就必然株连他的一大批下级,这些人都变的灰溜溜的。   

大约是六七年的十月份,原省军区转业干部王某某,到工大找我,说阎波(严光同志的夫人)同志想见你。我说在哪里?王说,在我家。其实,我和阎波同志很熟悉。六﹑七﹑八三个月我们常见面,有两次严光就是通过他夫人约我到他家去吃饭,想做做我的思想工作,特别是到了武汉的“七·二〇”事件后,省军区和“八·二七”成了一条绳子上的蚂蚱,谁犯了错误都会株连到对方。由于很长时间得不到严光的任何消息,我也很想从阎波哪里知道一些严光的情况。我们一见面,她还是像长辈一样,问生活﹑问身体﹑问心情。我告诉她,身体没问题﹑学生生活老样子,每天闭门看书学习。当然,我当时最想知道还是严光在哪里,是不是被软禁了。我总觉得由于自己的不检点,连累了省军区的领导同志。阎波告诉我:严光同志在南京,许世友司令员对他很不错。检查还是要做的。并告诉我,老严要我给你带个话,不要气馁,不干了也要好好学习,好好总结经验教训。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严光还能想到我,我很感激。   

三. 面壁自省,对理想产生困惑    

   能够认识自己﹑反省自己,这是人特有的功能,我也不例外。特别是自己认为自己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就特别想一人面壁自省。在“九·五”讲话中,受到康生不符合实际的批评以后,自己想远离政治。但人又很奇怪,越是想远离政治的时候,恰恰自己心里更多想到的还是政治。我就是在困惑和彷徨中读了几本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读的第一本书,当然是《共产党宣言》。由于自己不是专修社会科学的,如果说有点什么基础的话,也是在中苏两党公开论战文章中学到的。那些知识很零散,系统学的就是艾思奇先生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当时大学里的必修课,但又不是必考课,学得比较马虎。但我这个人,在想不通的时候,往往喜欢从理论中找答案,为自己找依据,以势压人的办法对我是行不通的。结果凭着自己粗浅的知识,想从《共产党宣言》中,找出自己思想的困惑﹑彷徨的答案。结果是读得似懂非懂,只知道共产党应该领导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和专政的手段消灭私有制。读到这些问题时,我不认为做不到。因为当时私有制已基本被消灭了,但人们的私有观念,并没有随着私有制的消灭而消失。我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人的私有观念却是无处不在、无所不在的。所以在文革中,左一篇社论,右一篇文章,要人们自己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我觉得自己做事,并不是出于私心,是为了防修反修。结果还是“写不完的检查﹑认不完的罪﹑流不完的眼泪﹑站不完的队”。我不也是为着“私”字做假检讨吗?我对“私”字能不能消灭,产生怀疑。我又带着新的困惑,读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在这篇文章里,马克思提出,要通过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来清除“旧社会”遗留的“痕迹”,我在“痕迹”二字上加了新注。下面摘抄一九七三年我写给省委检查报告中的一段话,以此证明我当时的想法:   

人的“私”字能斗掉吗? 我有些怀疑这个问题。如果人的“私”字斗不掉,怎么能到共产主义呢?共产主义要实行两个“彻底决裂”,现在文字中有关阶级社会中的论述,到共产主义怎么办?如果有人问到,阶级斗争﹑阶级压迫﹑阶级剥削这些概念时,应该怎么解释?如果按照今天的意义来解释,又怎么能消除影响呢?我又想从物理的意义上来解释这些问题。我记得,我的制图老师曾经这样说过:“一定要想好了再下笔,你在纸上画一道印子很容易,但你要想涂掉它是相当困难的。”我从思想上又发展了这个说法,认为从微观的概念上来讲,消除这个痕迹的影响,只有把纸变成另外的物质。我觉得只有世界及社会里所遗留下来的东西都发生质的变化,才能消灭阶级社会里遗留下来的“痕迹”。质的变化,就意味着现存社会的毁灭。从而,从我思想上得出一个极端错误的结论:共产主义的到来,意味着现存社会的毁灭。   

    我当时还把这个论证作为新思想在背后同不少同学说过,就是这个“新思想”又给我带来了没完没了的批判。这句话在当时几乎等同于反革命。这是我读书的第一个“成果”。   

四. 康生要我到中央学习   

   “九·五”讲话后,我在群众中的影响和威信,并没有因康生点名批评而下降。相反,他的批评激起许多群众更为强烈的同情和不满。“八·二七”为我鸣冤叫屈,他们对康生的不满无处发泄,居然将李胜利和李文安抓到卡车上要游大街,认为是他们在北京出卖了我。当时对康生的反抗情绪一触即发。在这种形势下,决定我到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去学习。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左右,驻工大军代表突然通知我去北京学习,并说这是康老(康生)亲自决定的。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对你的关怀,同时通知我,林育生参谋长这两天找我谈一次话。  

大约十一月二十三日下午,林育生将我接到稻香楼宾馆,让其他参谋人员退出后,把门关上说:“今天就我们两个人关起门来谈,这样你可以放开来谈。有什么想法和建议都可以谈”。我问:“我们围绕什么中心谈?”林说:“围绕两个题目谈。第一个是,你对成立革委会参加“三结合”的领导干部谈谈看法;第二个是,你对十二军支左的看法和建议。”   

我首先就“三结合”的革命领导干部谈看法。我先分析安徽干部的历史和现状。认为安徽干部中的宗派主义斗争比较严重,这是革命战争年代遗留的。加上解放后的几次政治运动,你整过来,我整过去,积怨较深。文革中又将两派群众卷了进去,甚至动了枪炮,死了人,这种积怨一时难以化解。但他们毕竟是干部的基本力量,又不能都不用。所以我建议,对原来的干部要用,但对一九六四年以后,从军队转业的干部或从外地调来的干部更要用。他们没有介入安徽历史及近期的宗派斗争。我举出像:李振东﹑陈玉等。原省委常委干部,我像“一·二六”夺权后,搞“三结合”名单时一样逐个分析。但这次最大的不同,我提出了李任之。认为李任之多年来一直是抓工业的,对安徽的工业布局比较熟,上上下下的工业管理干部也比较熟,这样他抓起来就比较得心应手,不需要重新熟悉。第二个,我提出了杨效椿。认为杨在文革初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伤害了一部分群众的感情。但以后对群众的态度比较端正,对游斗﹑罢官都能正确对待。听省直机关许多干部说,杨在解放前就是模范党员,解放后也是以身作则,艰苦扑素。这时,我又向林提个问题。听说抗战期间,他在山西参过一个什么“会”,只要这个组织,不是特务组织,杨效椿应该首先解放,而且不会有什么阻力。当我提到要解放李任之和杨效椿时,林很吃惊,这个平时不动声色的军事干部也将身子向前倾斜着听我讲。后来,我还是提到了王光宇,尽管“一·二六”夺权后,搞“三结合”时,我为此挨过批评。但考虑安徽是个农业省,农业搞不好,安徽的问题多。我还是尽力推荐他。因为在我的心目中,王光宇解放后,就一直搞农业,别人谁也代替不了他。对张恺帆,我也做了介绍,其中对张的五月七日“紧急呼吁”,我都觉得可以谅解。我认为张的问题,还是涉及毛泽东讲话的问题,很快解放张恺帆,群众不好接受。对李世农,我一直认为他身体不好,即使没有毛泽东的批评,他也不能正常坚持工作,所以,没有详细介绍他。对黄岩和任质斌,由于“九条”和“九·五”讲话中,都批评了他们,我就没有再提他们。王中的身体差,能力也不强,我也没提,认为,有上面这些领导干部参加“三结合”就够了。   

同时,我还建议十二军,在考虑主要干部领导岗位时,还要注意安徽干部的历史。  

在谈支左问题时,我首先肯定,十二军比省军区得力。特别在制止武斗问题上,十二军的措施比较有力。但我也同时提出,如果十二军一开始就采纳我们的意见,立即收缴武器,也许以后两次小型武斗搞不起来,减少伤亡。这时,林解释说:“我们刚到安徽,许多情况不了解,如果单方面收了你们的武器,另一派就是不交,我们又犯了支一派,压制一派的错误,后果不堪设想。对你们的建议,我们也作了仔细地研究,认为等一等,情况了解了,条件成熟些,两派同时收。”   

在谈到省军区支左问题时,我说:省军区上上下下介入支持“八·二七”较早,后来他们完全是凭感情支左,所以才犯了“对‘八·二七’正确的也支持,错误的也支持”的错误。我们在省军区领导面前,也是自持“了解”,讲起话来没遮拦。十二军支左,主要是抓住《九条》不放,靠政策“支左”,这样一碗水比较容易端平。林对我这个分析很感兴趣,认为说到了要害。他问:“你看我们支左中,有没有用感情代替政策的现象?”我说:“十二军,这么多支左人员,要求一点没有很困难,人都是有感情的。但面不能大,面大了,也会犯省军区同样的错误,支一派,压一派。”林说:“你这个问题提的非常好,也很及时,我想听听你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我说:“可以采用轮流学习加换班的办法。比方说,一个单位有十个人支左,可以抽调三个人集中学习,学几天后,这些人不要再回原单位,调换到别的单位,然后再来三分之一。用这个办法,就不会让某个单位的支左人员集体陷入某一派的感情里。”林认为,这个办法很好。我们也考虑过这些问题,只是部队有个建制的限制。林在送我出门时,说了一句很让我安慰的话:“通过今天交谈,我们的看法很接近,你是一个派性不重的人,又是个顾全大局的人。”   

五.我在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所谓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坐落在北京西郊玉泉路上。班长就是挂名的林彪,实际主持工作的是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   

我是一个候补的特殊人员。去北京学习的人员中本来没有我。后不知为什么,康生在开学后二十来天,又决定让我到中央学习。到学习班后,只是感到学习班很大。在里面学习的学员中,有不少高级将领。学习班里,不管职务高低,不管工人﹑学生,一律平等。吃一锅饭菜;同进一个大浴池洗澡,大家把衣服一脱,不分将军和士兵;不分高贵和卑贱,都是男人,一律平等。伙食相当不错,每天有一架运输机给学习班从广州运送新鲜蔬菜。许多人都吃胖了,不过,我除外。  

学习班里,多数是团以上的军队干部,这些干部几乎犯了同一个错误,都是在毛泽东发出支左号召后,犯了支一派,压一派,镇压军内造反派的错误。其次,就是地方的造反派头头,这部分人比较杂,有工人﹑学生﹑一般机关干部。这些人中,有保军队的,也有炮轰军队的。保军队的和军队大多数将领们,都站在革命对象的位置上,而军队造反派和炮轰派的群众是当然的革命动力。在了解这些情况后我才明白,康生要我到中央学习的用意。就是要我通过学习,与自己和省军区领导们的错误划清界限。   

    学习的方法是自学,小组讨论与大会批判相结合。平时以自学为主。学习的内容是以毛泽东﹑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讲话为主,结合学习有关社论文章。   

    由于我是后补学员,前面学习情况不了解,从学习进度上看,我肯定是落后了,我要多用些时间,将拉下的课程补上去。幸运的是,和我同住一个房间的陶健提前回合肥搞大联合,我一个人住一个房间。晚上开点夜车,落下的功课很快补上。   

学习总的说来并不紧张,晚上一般不开会,可以自学,也可以串门聊天,交流学习“心得”。有一天晚上,我去军区后勤部一位协理员房间闲聊,他告诉我军区第二政委宋文不学习的一个笑话。他说,有一次军区开干部大会,宋文在会上作报告,稿子是秘书写好的,他念稿子时,居然将“同志们好”读成“同志们女子”。把“好”字读成“女”和“子”两个字,结果把整个会场搞得哄堂大笑。当时,我以为这是丑化宋文的笑话。时隔不久,宋文在一次检讨会上居然读出了更大的笑话。文革期间,什么人讲话,写文章都要在开头引一段毛主席语录。宋文那次检讨,引用毛主席关于“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这一段。结果,他把这段语录读成“革命请客不吃饭…”,下面呼口号:“宋文篡改毛主席语录!”宋当时也发现不对,急忙改口,后来竟然又读成“革命吃饭不请客”。说来也怪,这时,下面没有人呼口号了,大家都在捂着嘴笑,直到第三次宋文才把这段毛主席语录完整地读完。   

由于晚上时间比较宽裕,我利用晚上时间,比较认真地读了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在这本著作里,斯大林也多次称列宁是“天才”,但斯大林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论述列宁主义诞生的必然性。我把这本书的基本思想与林彪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联系起来。总觉得林彪说的“毛主席同志天才地…”,这里的“天才”二字太突如其来,没有任何理论依据。所以,在一次学习《再版前言》发表一周年的讨论会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再版前言》中的“天才”二字,发表几句议论。我记得当时发言的大意是:《再版前言》中说“天才地继承﹑捍卫﹑发展….”,我认为“天才”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作为一种思想,他都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当我把话说到这里时,发现大家本来比较从容的表情,一下子没有了。我也觉得自己的话说到了禁区,赶紧补充说,现在林副主席工作太忙,我相信他以后有空了,一定会像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那样,全面论述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历史必然。这又是学习的另一“新成果”。  

我的发言结束后,会上既没有评论,也没有谁批判。不知别人有什么看法和想法。会后也没发现什么异常,好像我什么也没说一样。但到了一九六八年,这个“新成果”成了几乎要炸死我的重磅炸弹。这是后话,以后再叙述。  

学习班里除了自学和讨论外,定期由中央领导来给学员作报告。肖华﹑杨成武等更高级的军事领导都给我们上毛泽东思想课。中心内容都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作为衡量自己行动正确与否的标准,这些课程无非是让我们掌握大批判的思想武器。学习班除了看马列﹑毛泽东的著作外,还有中央领导人的讲话等,更重要的是理论联系实际,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安徽大批判的对象,当然是严光﹑宋文为首的军区党委领导。他们的错误,主要集中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压制“八·二七”,利用军委的“八条”命令,镇压军内的造反派。“一·二六”夺权和军管后,支“G”压“P”。在这样的批判氛围里,我既要批判,又要检讨,总要把两种灵魂集于一身。时而要批判严光﹑宋文利用宣传车压制“八·二七”,时而又要批判自己是怎样和严光﹑宋文他们“穿一条裤子”压制“P”派。就这样,我带着两套面具,在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舞台上表演了四十天。  

一九六八年的元月中旬,学习班的任务基本完成,为了鼓励学员回去后,把学习的成果变成行动。毛主席﹑林彪﹑周恩来﹑康生等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来京学习的各地学员。在接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身体很健康。在周恩来的引导下,他大步流星地在舞台上走了个来回,最后停在舞台中央准备照相。这时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向两边让,最后,舞台中央仅剩下毛泽东和林彪。为了纪念这次接见,每一个学员赠送一张这次毛泽东和林彪接见的大型相片。后来由于林彪出事,要求销毁林彪的形象,送给我的那张相片,也不知被藏到哪里去了。  

就在毛主席接见我们的当天晚上,李德生到学习班看望安徽学员。结束后,李德生把我和曹再凤单独留下,向我们转达康生的讲话。李德生说:“主席接见后,康老(指康生)把我叫去谈些事情,最后康老要我转告你们,你们写给他的信收到了,他原打算找你们两个单独谈谈,再做做工作。后来,实在安排不出时间来,他让我转告你们,要好好学习,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写给康生信的底稿还在,做附件附在书后)  

李德生转达了康生的意见,这意味着康生收起了撑船的杆子,我和康生之间的直接思想碰撞画上了句号。  

学习结束了就回合肥。回来以后干什么?我却很茫然。但回来那天,合肥市居民的夹道欢迎,实在让我感动。从北京回来的学员都是站在大卡车上,长江路两旁的市民前拥后簇地欢迎归来的学员。从拥挤程度看,最少有一﹑二十万人。后来我问:为什么会有这样多的人前来欢迎?不少“八·二七”的同学说:一方面是十二军组织的,更多的人是自发的。他们说,跟着曹﹑梁,干了一年多,还不知道他们长得什么样子,利用这个机会看看他们,听到同学们的回答,在我心灵深处得到莫大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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