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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守福  乱流浮沉半生缘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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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潮起潮落  

《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简称《九条》)宣布了“一·二六”夺权的结束。 《九条》决定把我和“八·二七”从精神的巅峰推到精神失落的深渊。这时,我才开始真正认真思考周恩来三月十三日的讲话。李胜利传给我的周恩来讲话不只是再承认安徽和北京,后面还有一句更为重要的话,就是“以后的夺权,由中央一个一个地解决”。我当时真正感兴趣的是,中央很快承认安徽的夺权,至于以后中央如何一个一个地解决其他省的问题,不是我关心的问题。没有深想。在周恩来的讲话里隐含了“一月风暴”式的群众夺权告一段落。毛泽东又总结了什么新的经验和新的战略部署,我们并不知道。从《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上毛主席加写的一段话可以窥见一斑:“许多外地学生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没有让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击军事机关一事,都看得太重了。”  

毛泽东的这段加语,是针对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出现的问题而说的。时隔三天,也就是四月四日,中央军委又发出了《十条命令》,在《十条命令》中,毛泽东又加了几句话:“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被反革命分子控制,或情况不清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从毛泽东的加语中,能体味到在中央解决安徽问题的时候,全国的支左工作和军内文化大革命出现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问题,军委的《十条命令》还是体现一个“放”字,否定安徽夺权源于一个最大的潜台词,在支左部队的高级将领中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是在北京市时隐约听说大闹怀仁堂的问题,但具体情况不清楚,更没有多想。但《九条》下达后,除北京市的特殊情况外,中央再也没有承认“一月风暴”中群众夺权的任何省和市。实际上中央解决安徽问题的《九条》决定,不仅否定了“一·二六”夺权,也为“一月风暴”的结束,盖上中共中央的印章。随之而来的是按“五·一六”通知,解决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问题。“一月风暴”由夺党内﹑政府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又吹响了大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进军号。这股风是从大闹怀仁堂事件吹起的。在这场新的风暴中,最早响应号召出来支左的解放军怎么办?受到解放军支持的“左派群众”又该怎么办?我和“八·二七”迷茫了,落伍了,成了死保省军管会﹑省军区的新老保;解放军犯了支持夺权﹑压制反夺权的路线错误,我们犯了支持解放军压制炮轰派的错误,这与文革初期有类似之处,这大概就是潮起潮落,此一时彼一时吧!  

《九条》下达后,我心里既感到是一种解脱,又有难以鸣状的郁闷。这时我真正想到的是,再过两个月,我们又该毕业分配了。但又不知道文化大革命到底会搞到什么时候,会不会再度推迟我们的毕业分配,留下来参加学校的斗﹑批﹑改?在这种复杂心情的支配下,我感到太累了。《九条》宣布的第二天,也就是二十八日下午,我和李文安﹑李胜利,还有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皖联络站的负责人胡昭复,一起到京西宾馆看严光等省军区负责同志。当严光看到我和李文安都有等待毕业分配之意,他还鼓励说:“你们不要泄气,犯了错误就改嘛,谁对谁错,以后会弄清楚的。”但严光这些鼓励和安慰我们的话,并未点燃我心中的激情。   

    我们大约是二十九日回到合肥。回到合肥后,我一头钻进工大无线电系学生宿舍楼,想借此机会全身引退。但树欲静而风不止。首先是来自“P”派的宣传,他们以胜利者的姿态,以不同的形式公布北京谈判过程中,康生是如何拍桌子训李文安;康生﹑关锋如何算任质斌的旧账;怎样把严光批评的头上冒汗;王力在钓鱼台大讲“一·二六”是假夺权;程明远讲李葆华给梁守福三万块钱等等。这些宣传大大地刺激了“八·二七”战士。他们成批成批地到工大找我问个究竟。同学们的提问大大地刺激了我。其次是“八·二七”战士的劝慰和激励。许多同学在讲到“你躺下,我们怎么办?难道‘八·二七’战士的鲜血白流了吗?”时,他们激动得声泪俱下,这使我仿佛又听到“抬头看见北斗星,战士想念毛泽东…”这首既催人泪下又催人团结奋进的歌曲,“八·二七”就是唱着这首歌曲战胜了压制和迫害,我心中不服气的火焰被点燃了。不能躺下,我没有权力对与我浴血奋战的“八·二七”不负责任。于是我决定继续战斗,召开“八·二七”兵团常委会。经讨论,兵团常委会决定:四月四日召开“八·二七”兵团战士委员会,各纵队﹑(包括中学联队)支队干部一并参加,由赴京代表团成员(除军队)向大会如实汇报北京谈判的情况,作为对“P”派宣传的一次回应。后来,又把这个会叫做“交底大会”。   

    这个会是在工大东操场公开举行的,参加人较多。首先由李胜利和李文安汇报中央接见情况。不否认“P”派宣传的许多东西是事实,也说出了康生﹑王力﹑关锋等人经常吹胡子瞪眼不让“G”派代表发言。后来又让同学们用递条子的方式提问。工学院有同学就要我回答,李葆华给我三万块钱是不是事实?我的回答很简单:“我可以用我的人格作担保,我没收到李葆华给我的一分钱”。也许同学们对这个问题很关心,我的话刚一落音,会场上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并伴随着口号声:“我们相信你们!’八·二七’永生!”   

    四月四日的会议,不只是向“八·二七”的代表交了底,更重要的是把康生﹑王力﹑关锋等人对代表团的压制之情传给了战士代表,又通过他们传给了合肥乃至全省的“八 .二七”战士。一股对《九条》,对康生﹑王力﹑关锋的不满情绪也悄悄地蔓延着。   

一.  “八 . 二七”兵团开门整风  

    通过四月四日的交底大会,“八·二七”兵团内部虽然认识基本统一,但对刘秀山﹑程明远的看法仍有分歧。一部分认为刘﹑程是革命的领导干部,“八·二七”应该旗帜鲜明地支持他们。事实上,有些基层组织已经发表声明承认刘﹑程是革命的领导干部。战士的这种思想也必然会反映到兵团的各级干部中,安大的同学表现最为明显,兵团常委中也有个别人抱有这种认识。这些认识如不能以适当的途径达到统一,“八·二七”兵团面临分裂的危险。于是兵团决定用三至五天的时间召开常委扩大会,开门整风。扩大的范围,除各纵队的纵队干部外,还可根据各校人数多少,派出三至五名普通战士参加会议。会议由兵团常委轮流主持,以大民主的形式,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首先由我代表兵团常委汇报“一·二六”夺权的详细经过,以及夺权前省委瘫痪状况的说明。由李胜利﹑李文安汇报北京谈判的详细经过。由于干部结合问题,我以前曾做过详细说明,所以这个问题不是这次会议的重点。我们汇报完后,由普通战士和纵队干部就他们关心的问题,进行面对面的质询,他们之间的分歧,也可以通过辩论的办法,展开争论。会议是在农学院新教学楼阶梯教室召开的。之所以选在农学院,一方面是因为兵团从省政协搬出后,临时设在农学院;另一方面是考虑放在工大或工学院会在兵团内部形成“大八·二七主义”的不良感觉,其他学校的“八·二七”老是觉得受排挤,或者认为兵团不重视。另外,农学院的礼堂在高校中是最大的,能容纳更多“八·二七”战士列席会议。   

    经过两天面对面的交谈和辩论,认识基本取得一致。同时,也考虑到对“八·二七”怀有深厚感情,不想搞成“八·二七革命到底联络站”那样,从“八·二七”兵团分离出去的部分战士意愿。决定让这部分同学留在“八·二七”队伍中,保留自己的看法,同意的可以随“八·二七”一起活动,不同意的可以不参加。以后的实践证明,这样的做法是正确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他们又和“八·二七”兵团保持了思想上的一致。   

    由于这次开门整风,采取的思想路线是正确的,充分发扬民主,允许保留不同认识,批评了“大‘八·二七’主义”﹑“老‘八·二七’主义”,会议取得以下成果:  

1. 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集中揭发和批判以李葆华为首的安徽省委的错误路线; 对《九条》决定有意见的,允许保留意见的权力,有材料,按组织原则可以向中央反映。并将原兵团“动态祖”更名为兵团“调查组”。  

2. 坚决支持以钱钧为首的“安徽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服从领导,听从指挥,维护其威信。   

    3. 坚决支持和维护省军区的“三支”﹑“二军”工作,在前段时间内,取得的成果必须给予充分肯定和维护,否定省军区的支左成果就是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安徽的胜利。(虽然省的夺权被中央否定了,但基层夺权基本都搞好了“三结合”的权力机构。)   

    4. 积极﹑大胆﹑深入﹑细致地做好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允许他们造反,允许他们革命,不能揪住不放。其中包括那些反对夺权的领导干部,我们应该主动争取他们,团结他们。   

    5. 主动与“p”派组织搞好大联合,特别是基层已夺权的单位,更应主动吸收他们的群众代表和干部代表,参加权力机构的领导工作。   

6. 不承认程明远﹑刘秀山是较早站出来的革命领导干部。   

(资料摘自工作笔记)  

    在基本统一认识的基础上,继续确定我在“八·二七”兵团的领导地位。四月十日左右,在农学院体育场,由我代表“八·二七”兵团常委会向全体“八·二七”战士汇报兵团常委扩大会议开门整风的情况,并对“一·二六”夺权所犯错误承担责任。   

二. 转折   

    一九六七年元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发布了“八条”命令。军队内部按照军委“八条”作了适度整顿工作,安徽省军区也不例外,对军内的造反派进行了整肃。这一点我也是知道的,“一.二六”夺权后,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员几次电令严光尽快到总指挥部支持学生。在许世友看来,学生冲冲杀杀还可以,掌握权力是不行的。严光当时正在军区内部挨批判,我到军区开过两次讨论春耕生产的会议,还有一次是防治血吸虫病的会议,这几次会议都是侯建新陪我去的,可以深入到军区大院的内部,我看到不少有关严光的大字报,有的大字报上的名字上也同地方一样打上叉。开始感到很奇怪,军队内部怎么可以搞文化大革命?在我的认识里,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样一搞,司令员的命令谁还听?这种事我问过侯建新。侯告诉我,军区大院起火了,严司令要灭灭火,才能到总指挥部来。许司令电令几次了,要严采取果断措施,所以严光直到二月二十日以后才到总指挥部来了解情况。   

    《九条》下达没几天,四月六日,中央军委又下达了“十条”命令,“十条”与“八条”相比,似有纠偏的味道。 我们虽然没有看到文件,在那个混乱的日子里,什么机密也保不住,何况军委“十条”命令也不是机密,在造反小报上很快就看到了。我之所以关心此事,是因为“八·二七”兵团常委扩大会的决议里有支军问题,我把两个文件认真比较后,我很担心我们跟不上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糊里糊涂地成为保护军队的新老保。   

    正在我们担心的时候,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P”派组织于四月十二日,在省体育场召开批斗严光大会。其实这件事并不是孤立的,“大揪军内一小撮”的思潮正在全国蔓延。这件事惊动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亲自打电话告诉大会负责人:召开批斗严光同志的大会是错误的,并要求立即停止。这件事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我们支军的思想是正确的。就我本人当时的思想,也认为军队不能再乱,军队是一个国家的支柱,也是毛主席手中最后一张牌。党﹑政机关不行了,群众分两派,军队再乱,文化大革命真的无法收拾。“八 .二七”兵团常委扩大会决议中明确这一点,也正是基于这种思想。   

    十二日批斗严光大会受到周恩来的批评,十三日,《安徽八·二七》报根据兵团常委扩大会议的精神,发表了“牢牢把握斗争大方向”的社论,社论要求始终按《九条》精神,把斗争矛头对准以李葆华为首的安徽省委。同时把支持解放军提到很高的位置,明确表达了支军﹑护军的思想。其实这个思想与军委“十条”命令确有不协调之处。因为我们当时并不确切知道二月间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大闹怀仁堂的真象,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怎样想利用此事揪军内一小撮。   

    十二日没有开成的批严光大会,既使我们从《九条》下达后的被动转为主动,又是我们新被动的开始,逐步成为保军管会﹑保省军区的“新老保”。自十二日以后,合肥出现了炮轰省军区﹑炮轰严光,炮轰“军管会”,甚至炮轰周恩来的思潮,这种思潮以致发展到全省炮轰派的大联合,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保军区的大联合。自此以后,各派组织的矛头都逐渐偏离了《九条》规定的方向。   

三. 我对安徽干部问题的思考  

    我作为一个还没有真正走入社会年仅二十六﹑七岁的青年学生,抱着在大民主环境里展现才能的理想,跳进了茫茫的人海,跳进了一张社会关系之网,跳进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安徽干部之网。不管是夺权,还是《九条》下达后,在这张网里,我都处在一个举足轻重的位置上。这个位置,让我不能不对安徽的干部作深入思考。为了不受杂事的干扰,兵团日常工作由刘光裕﹑李胜利﹑李文安、吴波他们处理。我从农学院搬到安徽教育学院,一面看书一面思考问题。   

    《九条》下达后,安徽本应按照中央《九条》决定,集中力量揭批以李葆华为首的安徽省委阶级斗争盖子。但中央的大战略部署,似乎不再是解决各省的省委问题,也不是继续吹“一月风暴”的夺权之风,而是要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但又觉得炮轰军队不是空穴来风,特别是军委“十条”命令似有支持军内造反的意味。从大的形势看,军委“十条”下达后,被军委“八条”整肃的人员又重新活跃起来,南京有炮轰许世友的,武汉有炮轰陈再道的,安徽炮轰严光。在这种大背景下,安徽如何按《九条》精神揭批省委,似乎与大气候不太符。但省军管会坚决按《九条》精神办事,把斗争矛头指向以李葆华为首的安徽省委;彻底揭开安徽省委阶级斗争盖子。于四月二十七日召开厅局以上干部大会,揭发安徽省委阶级斗争盖子。   

    这个揭盖子会,是个马拉松式的会议,我一次也没有旁听过。但从开会的第一天起,我非常关注,因为我想知道,揭省委的盖子从什么时侯揭起。按照我的想法,这个会要与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联系起来,当时正是系统批判刘少奇的高潮。如果这样揭,势必从一九六二年的“三风”(翻案风﹑黑暗风﹑单干风)揭起。这样做既符合中央批刘的大气候,又符合《九条》精神。但这样做会刺激一九六二年被平反的一大批干部,使他们产生反感和不理解,重复总指挥部揭盖子“亮相”会的老路,将揭盖子引入宗派斗争。也会使支持平反干部的群众转移斗争方向,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军管会,指向军区。如果从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路线揭起,一是没有更多的新内容;二是会搞得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人人有份,不符合解放一大片的中央干部政策。另外,还会涉及许多保守组织的头头。经过干部间的激烈争论,军管会还是决定,从一九六二年李葆华来安徽主持工作后,按时间顺序从前往后揭。会议开始不久,我通过“八·二七”干部联络站的方维法约张恺帆见面。我约张的目的是想让他保持中立态度。因为我怕他站出来支持刘秀山﹑程明远等人。这样他会遭到“八·二七”和与他持不同观点的大批干部的万炮齐轰。见面的时间可能是四月三十日左右,地点在原省委办公厅主任张浩家,还有原省委常委秘书长吴文瑞。其实,那天晚上我向张透露了“八·二七”要轰他的消息,也向他表明了我的态度,我劝他卧倒不动,对两派群众不要有倾向性,不要引火烧身,相信群众,最后我还重复一句“恺老,千万别动”。   

    在五月四日的《安徽八·二七》报上,我发表了“勇于打击一小撮,敢于解放一大片”的文章。在文章里着重表明“八·二七”是按《九条》精神,打击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不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一大片被平反的干部。   

    紧接着,在五月七日的《安徽八·二七》报上,又在头版头条的位置上刊登了“合肥市大中学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和“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关于目前省直机关厅局干部会议的声明》。在《声明》中又着重交待了我们对平反干部的看法:“关于平反,必须按毛主席所指示的“全错全平;部分错部分平;不错不平”的政策处理。”对“一风吹”的干部要做阶级分析。   

    同一天,《安徽八·二七》报又发表了“从一九六二年突破”的社论,社论中再一次强调从一九六二年突破的内涵是:揭﹑批李葆华在安徽推行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安徽引向资本主义。   

    五月十一日,“八·二七”兵团在省体育场召开了约五万人参加的全体战士大会。大会的标题是:“紧急动员起来,投入五月决战!”我代表兵团常委向大会作动员报告。在报告中,我再一次分析了安徽干部状况:“由于曾希圣同志在几次政治运动中,扩大了打击面,错打了一些干部,并且累积起来的数子比较大。李葆华利用一九六二年的甑别平反,把一些不该平反的也平了反。但我们所要打击的重点,也只能是那些完全平错了的,而且又和李葆华结成死党,干尽了坏事的一小撮人。我们揭发翻案风的目的,决不整被平反的干部,而是揭露李葆华是怎样按照刘少奇的黑指示,在安徽大搞资本主义的,决不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所有被平反的干部。”   

    其实,我这段政策交待是针对厅局长会议上出现的问题而讲的。因为在厅局长会上,就有人提出,“八·二七”就想利用厅局长会议整被平反的干部,这里主要指的是程明远﹑刘秀山等;另一方面,我交代这些政策性的东西,也是针对张恺帆五月七日发表“紧急呼吁”的回应。因为,在这个“紧急呼吁”上签名的厅局干部近百名,结果五月九日又有近二百名厅局干部签名反对张恺帆的“紧急呼吁”,这样省直机关的四百来名厅局干部,公开分裂了。这次公开分裂,使得这次会议无法正常进行,会场成为宗派斗争的战场,后来居然发展到江某打人事件。结果军管会主持召开的揭盖子会,又走了总指挥部召开的揭盖子“亮相”会的怪圈。所不同的是,“亮相”会上只是一位女同志闹一下,这一次是男人们发生了武斗。最后是无功而终,反而加速了干部的公开分裂。但从五月七日的“紧急呼吁”开始,安徽文化大革命又出现了新的转折,群众组织不知不觉地卷入安徽干部的宗派斗争。   

四.走访曾希圣  

由于厅局长会上打打闹闹,吵吵嚷嚷,实质上是一个不能解决问题的马拉松会。在首都三司联络站胡昭复的建议下,兵团常委决定,我去北京找曾希圣(当时,任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一方面请曾向周恩来总理转交我们对《九条》在贯彻中出现问题的看法材料;另一方面向曾了解安徽干部的情况。  

    五月十五日我到了北京,在胡昭复的联络和安排下,我于五月十六日下午,在京西宾馆楼下的接待室里见到曾希圣。他个子不高,但看上去很精干。他握住我的手说:“我早就听说过你的名字,你很能干。”我们坐下后,他的第一句话是,感谢安徽“八·二七”派人到四川把我救出来。其实,这件事我真的不知道,不知谁派人救的他。紧接着他说:“你的动员报告,我看了,讲得很好。安徽的问题,就是要从六二年搞起,这样才能打中要害。”他一边说,一边掏出一张《安徽八·二七》报,指着报告中,“关于曾希圣同志错打了一批干部的”那一段话对我说:“你说我打错了一批干部,你谈谈看,我错打了哪些干部?”我当时被他问得一愣,没想到他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顺口说了“杨效椿﹑赵凯等人。”曾当时就反驳道:“杨效椿﹑赵凯他们几个人在中央下达平反通知前,我就给他们平了反,而且恢复了他们的工作。”接着他又说:“像李世农,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说他是十个指头烂掉九个,我怎么能给他平反?小梁啊,你年轻,对许多问题不了解,我给你说一下,不是什么批评。”接着,我希望他给我们介绍几个好干部。曾说:“真正的好干部,没有那么多,我只给你们推荐一个,他就是郑锐。郑锐这个人历史清白,有能力,又有一定的文化,年纪也不大,身体无大病。其他的干部,不是年纪大就是身体不好,摆在重要位置上,他不能办事。所以,我不给你们推荐。郑锐这个人,你们尽管大胆用。”另外,他要我们对李甫和邢浩要保护好,他说:“他们是安徽的材料库,不要被别人杀害了。”   

    后来我又问到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问题。曾希圣说:“安徽的问题本来没有那么严重,是周总理打电话给我,说中央很困难,本来想从江苏调点粮食,江渭清说,他也很困难,调不出来。这才打电话给我,周总理在电话里说‘老曾啊,你能不能调点粮食支援一下中央?’我问总理要多少?总理说‘最好是调五亿斤。’我说:调五亿斤有困难,先调三亿给中央。周总理同意先给三亿。“这时曾有些激动地对我说:“小梁,你那时还在上中学吧?”我点点头说:“是”。曾接着说:“那时你们还是孩子,不懂中央和省里当时的困难,总理说话了,江渭清又不给,我能再说不给吗?都不给,中央怎么办?那三亿斤粮食确实把安徽的群众害苦了。”听了曾的一番解释,我对他有些肃然起敬。接着我又问到“单干风”的事。曾解释说:“包产到户的事,我是先请示过主席,主席说:‘可先搞点试试。’没想到农民一试,积极性很高,很快就把面铺大了。其实,在毛主席批评单干风之前,我们省委也发现了问题,开始着手纠正。这个问题怎么能记在我一个人头上呢?‘七千人大会’上,把安徽的问题搞得那么严重,那是刘少奇想整我,我不能推,只好一个人都担起来。最后,还是总理说了话。”   

    临别前,我给他一小袋材料,告诉他,这些材料是我们对《九条》决定的看法,以及《九条》下达后安徽出现的问题,并希望他有机会见到总理时转给他,我们希望总理能多关心安徽的问题。曾收下材料,并答应有机会见到总理一定转给他。   

    五月十七日,在清华同学的陪同下,我去了文革华东接待站。我记得乔石好像是华东接待站的负责人,我要求接待站的负责人接见,说有重要材料要交给中央,在我的一再要求下,接待站的负责人(可能是乔石)接待了我。我除了口头上对安徽的问题作了介绍以外,又将文字材料交上。其实,我也不能确定这些工作能起多大作用。   

十八日下午一点许,曾希圣再一次见到我,这次见面不是在京西宾馆,而是在清华大学的教师宿舍里。那天去的人比较多,有清华的学生,还有青年教师。曾的女儿也去了,她可能是学医的为了保护他父亲的健康。原淮北市副市长杨杰也去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杨杰。我还在总指挥部时,杨杰的妻子给我写过一封长信,信里一方面反映安徽的问题,另一方面告诉我杨杰在淮北处境很困难,老保要置于他死地,希望我能派人将他救出来。这件事我过问了,让李胜利负责处理好此事。杨杰离开淮北时,没有去合肥,而是到了北京。所以,曾看到杨杰的第一句话是:“你怎么还在北京,不赶紧回安徽去,老赖在北京干什么?”   

    随后,他才说:“我今天来,是听说你今晚上回合肥,早点回去也好,安徽需要你,今天见到你没有什么更多话要说,主要是来送送你,干部问题,前天我向你介绍过了。小梁同志,看准了一定要大胆,不要怕。”以后是东扯西拉地说些别的无关紧要的东西。因为人多,曾要我与他同车,先把我送到火车站,然后他回京西宾馆。   

    我同曾希圣的接触虽然只有短短的两次,但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精明干练,思维清晰,也很平易近人,不像我以前想象中的那样,是一个不管老百姓死活的人,而是一个顾大局,站在毛主席一边的人。   

    这次北京之行我对曾希圣的感情和看法产生了重大的转变,认为曾是坚定地站在毛主席一边的。这个转折是非同小可的转折,它对安徽文化大革命的走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从北京回合肥后,我没有立即工作,顺便回蒙城看看我那年迈的老母亲。常时间见不到她最钟爱的儿子,见面后无非是泪流满面地向我诉说她的思念。但她总觉得儿子还是有出息的,蒙城县谁不知道出了个梁守福。母亲劝我就这样够了,名声不要太大,太大了也会遭人怨。农村也分两派。整天打打杀杀,地也不种了,这样下去,秋天没收成,冬天吃啥?不能再过一次六0年。梁守道(和我同一个曾祖父的哥哥)因为公布你写回家的一封信,被蒙城县的“八·二七”斗了好几场,并且问我知不知道。我告诉母亲,县里的这些事我怎么会知道。母亲说:“你不知道,不是你指使的,人家也把恨记在你头上。”   

    母亲的话虽然不多,但对我提醒很大。我从农村回到县城,当时戴明扬也在蒙城,他又带我去看看中学的老师和姚丹成校长。尽管学校老师也分成两派,但对我这个学生还是如同过去一样,师生就是师生。观点可以各样,但无本质的利害冲突。看了初中时的班主任徐世民老师,特别看到姚丹成校长。他还将我们当晚辈一样看待。中午一定要我们留在他家吃饭。说起文革初期,他觉得我们两个又惹了祸,并开玩笑地说,“我觉着你们俩颈脖上长反骨。现在看来又是我错了。”不过,做校长的总是怕他的学生出事。   

    这次回蒙城家乡,时间不长,感受颇多。由于对蒙城情况知之甚少,再加上学生已有厌倦情绪,同学见面叙叙同学之情,不发表观点,虽有同学问及,我也是避而不谈,所以我对蒙城几乎没产生任何影响。   

    我从蒙城回到合肥后,在“八·二七”兵团常委会上汇报了北京之行。这时的兵团总部又由农学院迁到安工。常委们都在一个平房教室里集体住宿,有事好商量。我记得就在这个时候,兵团领导班子有了新的变动,兵团总指挥刘光裕提出辞呈,经常委认真研究,同意刘的辞呈,并一致选举李胜利任兵团总指挥,其他常委不变。   

    从五月下旬到六月中旬,兵团的工作重点仍然放在解放干部工作上。由于“五·七“紧急呼吁后,干部明显分成两派,厅局长会议不再揭批李葆华,而是两派干部打派仗。“G”﹑“P”两派造反组织一方面围绕干部的宗派斗争打派仗,另一方面围绕军管会,省军区的大方向是否正确展开激烈争论。“G”派认为军管会是按《九条》办事的,而“P”派则认为揭批李葆华偏离了大方向;“G”派认为军区支左大方向完全正确,“P”派认为军区是支一派,压一派,严光是隐藏在省军区内部的刘、邓。而且炮轰严光的调子越来越高。并且,地﹑市亦有冲击地方部队的现象。“淮南红卫军”就到处抓淮南人民武装部政委杜重山,杜只好跑到合肥躲起来。   

    随着派性斗争的升级,斗争的性质也在发生变化。由于厅局长会上发生了武斗事件,造反组织不同观点之间的斗争,也由文斗开始“武化”,棍棒械斗时有发生。另外,从兵团调查组得知,合肥的生产也大幅下降。在这种形势下,“八·二七”兵团常委感到文化大革命好像失掉了方向。似乎揪军内一小撮成了主攻方向,北京首都三司联络站的意见,也不尽相同。几位老帅和几位副总理批评中央文革小组的事亦是人人皆知,老帅和副总理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也在流传。再联想军委《十条》命令是对《八条》命令的纠偏,兵团常委们感到困惑,兵团内部也有分歧,怕跟不上中央的步调,成为死保军队的新老保。   

    但多数人的认识是,军队不能轰,一定要保持稳定。即使军队有问题,也不能像轰省委那样轰军队。只能通过适当的渠道和方式,向军队提出善意的批评。对“八·二七”内部认识的不统一,也要有一个正确地引导方式。于是兵团常委决定,由我以汇报北京之行为名,大谈干部问题,把“八·二七”干部的思想引到解放干部上来,以此稳定军心,鼓舞士气。于是从五月下旬,到六月中旬的二十多天里,从学校到工厂,从干部到普通群众,我作了十几场报告。因为报告没稿子,讲起来比较随意,但基本问题是三个方面。第一个问题是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第二个问题是分析干部队伍的状况。关键是对曾希圣的评价,认为曾是功大于过,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他对安徽的工业发展还是有贡献的,我们要象评价斯大林那样,评价曾希圣的功过是非。对干部的问题,我还是反复强调,勇于打击一小撮,敢于解放一大片,一定要做好被平反干部的思想工作。第三点是今后怎么办,下一步工作的重点,仍然是揭批李葆华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牢牢掌握这个大方向。只有掌握这个大方向,才能有力量制止武斗;只有支持﹑爱护解放军,才能有力地制止武斗。文化大革命的目标,不能用武化的方式来达到。枪弹只能夺走人的生命,不能夺走头脑中“私”字的权,意识的变革只能通过意识的批判来达到。到工厂去,如安徽拖拉机厂﹑矿山机器厂﹑砂轮厂﹑探矿机械厂讲话时,我更多地是强调“抓革命,促生产”,要坚守岗位,按质按量完成或超额完成生产计划。这些报告在当时的形势下,收到一定的效果,特别是在干部中反响较大。但也有很大的负面影响,主要是加深了干部队伍的分化,支持“八·二七”观点的干部成了“G”派干部;支持炮轰解放军的干部,成了炮轰派干部。  

五.兵烽四起的日子   

     到了六七年的六月,两派群众之间观点的分歧,已不是“一·二六”夺权,也不是保不保省委的问题。随着老帅﹑副总理指责文革小组而受到毛泽东批评的消息日益公开,对待军区支左问题成了两派斗争的焦点。如果省军区支左支错了,从逻辑上就证明“八·二七”是新老保,是右派。如果“八·二七”能保住省军区支左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就证明炮轰军区是错误的,炮轰派是右派。所以,这时的“八·二七”与省军区之间,已变成同舟共济﹑唇齿相依的关系。支持“八·二七”的干部也加入了保军区的行列。   

     六七年的五月中旬到六月,还有一件意想不到的文革副产品,那就是在老干部队伍中掀起了一股揪叛徒的风潮。这件事并不是首先出自安徽造反派,而是来自北京专揪叛徒的造反组织。这件事我过问不多,总认为叛徒可恨,但在干部中总是极少数,而且抓叛徒不应影响干部的“亮相”解放。直到五月底或六月初,兵团调查组将一份有关程明远变节自首的材料送给我。由于材料较多,我没有仔细看,当时的“八·二七”报我也不是天天必读,所以报上刊登的程明远变节自首的材料我也没有看到。再加上每天我都有一至两场的形势报告,更顾不得关注这些具体的事。直到六月中旬,调查组有人问我,关于程明远变节自首的材料看了没有?我告诉他:“还没来得及看”。这时,兵团调查组的人,把在“八·二七”报上,刊登的程明远在安庆反省院有关程明远变节自首的证据拿给我看,我才开始重视程明远变节自首的问题。因为我本来就对《九条》有不满情绪,认为中央在制定《九条》的过程中,康生﹑王力﹑关锋等人过多地听信了程明远他们的不实之词。这次抓到了程明远的变节证据,应该做点文章,以发泄我对康生﹑王力﹑关锋的不满。炮轰军区,揪军内一小撮,触动我们的敏感神经;抓程明远的变节自首问题,触动了“p”派的敏感神经。两大派的对立情绪不断升级,一直发展到六月二十日,发生了数百名工人冲击军管会的事件。接着,“工联会”和“八·二七”兵团分别发出“紧急呼吁”和“紧急通知”:“不许冲击军管会”。   

六. 淮南烽火入庐城   

如果说,省军管会五月三十一日发出制止武斗的通知,是针对合肥出现以拳头﹑棍棒为武器的零星武斗事件的话。那么,合肥真正出现以机关枪为代表的热兵器,应属“淮南红卫军”开进合肥。   

    大约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中旬,有几百人组成的“淮南红卫军”,分乘十几辆大卡车,在汽车头上架着轻机枪,浩浩荡荡开进合肥。   

    他们从东门进城,沿长江路西进,经过军管会门前时,他们高呼:“打倒军阀杜重山!”合肥市民看到这般情景,个个毛骨悚然。许多人胆怯地看着全副武装的“淮南红卫军”缓缓西行。那天不知为什么,我正在省军管会附近的长江路上,看得非常真切。不过,从游行队伍的秩序来看,也许他们真的是被打出来的,并无在合肥大搞武斗的迹象。他们到了长江路的西端,折头向南,驻进了安徽医学院。安医的学生不管“G”﹑“P”纷纷离开学校,只有“八·二七”少数同学仍留下,保护学校,并给“淮南红卫军”提供后勤保障。“淮南红卫军”的头头要“八·二七”安医纵队丁云胜带信给“八·二七”兵团,说明他们的来意,只是为了向军管会告状,无意伤害“八·二七”学生。在这种情况下,我要李胜利约“淮南红卫军”的几个主要头头到长江饭店见面谈谈,以安抚为主,不要弄僵。最后的谈判结果不错,做到井水不犯河水,只要省军管会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立即返回淮南。后来还是省军管会要淮南市军管会派人来做工作,将他们带回去的。但人是否走完,武器是否带走,我们无从知晓。   

尽管“淮南红卫军”的武装人员来到合肥后,并未同“八·二七”发生冲突,应该说是和平共处。但合肥的武斗气氛骤然升级。商业经营也受到一定影响,工厂的工人也不能正常上班劳动,群众谈论最多的已不是揭批李葆华,而是武斗问题。时隔不久,就发生了省交通学校“八·二七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李世恕在省轻工机械厂演出时,被乱石击死的惨剧。没过几天,又发生了合肥工业大学两名“八·二七”学生在六安路与淮河路交叉处被枪杀的事件。   

“八·二七”在流血的呐喊声日益高涨。省军管会再次发出“关于立即制止武斗的紧急呼吁”,为了大造制止武斗的舆论,响应军管会的号召,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由“工联会”﹑“八·二七”联合五十几个革命群众组织,召开《誓死捍卫‘十六条,’坚决刹住武斗妖风》的誓师大会。会后又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与此同时,中共安徽省军区党委,在“炮轰”和“大揪”的压力下,于七月一日发出了《给全省革命群众的公开信》,信中检讨了他们在“三支两军”中的错误,并再次希望革命群众牢牢掌握革命大方向,以期扭转合肥武斗的局面。但以上这些举措并未能有力地制止武斗的蔓延。当时全国上下都在大揪军内一小撮,各省﹑各地的军管会,甚至中央已经批准的几个省、市革委会也多是有权无威。在这种大背景下,“八·二七”兵团怎么办?   

“八·二七”兵团于七月初召开常委会议,经过一天的认真讨论作出如下决议:   

1. 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需要,兵团由安徽工学院迁往合肥工业大学主楼。因为工学院南面,已被驻守在省民政厅,由程明远指挥的“合肥红卫军”封锁;西门的安徽农学院已被外地来的“红卫军”强占;北面是高出工学院房顶的老城墙根基,此地易攻不易守,无险可依。   

2. 厅局长会议无法进行,已经夭折。许多老干部受到武斗的威胁,由“八·二七”发出通知,凡愿到合工大躲避武斗的老干部,都可到工大主楼住下;农学院被赶出来的同学也可到工大住下,使“八·二七”的同学相对集中到工大。因工大地广人多,高楼也多,更重要的是,西面隔墙就是省军区大院。   

3. “八·二七”兵团要做好防御准备,提出到外地借枪的设想。   

4. 坚决支持军管会,支持省军区的思想不动摇。这时省军管会已经成立了制止武斗办公室,由省军区副司令员钟国楚负责。有事多向省军管会制止武斗办公室求救。   

5. 各高校留下少数人员护校,不愿留校的可以回家也可到外地去,学校要准备好路障,对通往高层的楼梯,要层层设障。受到攻击时,可滞缓进攻方的速度,争取时间等待制止武斗办公室救援。   

6. 斗争的策略依然是政治上先发制人,军事上后发制人。   

7. 同意将省体委文革初期存放在独立二师六团体育射击用的枪支﹑弹药,按当时的保管协议由省体委“八·二七”取回。(因为省体委早已夺权,并组织了“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并将取回的枪支﹑弹药全部存放在工大主楼七楼的空房内。具体由李胜利﹑汪礼教(省体委革委会副主任,“八·二七”兵团体委纵队长)共同负责实施,并请“工联会”派人沿途警戒   

七.  文攻武守的大本营   

大约七月六日,“八·二七”兵团迁往工大主楼,随后一大批支持“八·二七”观点的厅局以上干部,也陆续到了工大主楼,最多时有二百余人。他们大部分住在学生宿舍,不分干部﹑工人还是学生一律买饭菜票,在学生食堂吃饭。  

    由省直机关干部组织的“安徽省合肥革命造反司令部”也迁到工大。这个“总司令部”是怎样成立的,内部的组织结构如何,我都不知道。因为“八·二七”兵团与这个组织只有观点上的一致,并无组织上的瓜葛。“八·二七“兵团成员一直保持着只有学生或学校老师﹑干部参加,这样可以更好保持“八·二七”的单纯性。当时“八·二七”上下的头头们,都觉得机关干部复杂。但当时不少领导干部都希望“八·二七”﹑“工联会”也能进入“总司令部”成为这个组织的领导核心。说明白些,就是希望我和曹再风能参与“总司令部”的领导,这样“总司令部”这块牌子才能举起来,才具有权威性。   

    按照领导干部彭宗珠﹑张春汉(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泰升的建议,对“总司令部”做了重大改组。“总司令部”不设常委会,不设总头头,只有三个班子组成:第一个班子是“文攻”班子。这个班子有我牵头,以“八·二七”兵团为依托,又将张春汉﹑欧远方﹑黎洪﹑祁超等一批老干部配进来,这些干部都是省委宣传部的班底,都是安徽的笔杆子。第二个班子是“武守”班子。为什么叫“武守”而不叫“武卫”呢?因为“武守”是张泰升在江青提出“文攻﹑武卫”之前提出的。这个“武守”的班子由曹再凤牵头。以“工联会”为依托,另外,还有“总司令部”的江开平(原省成套局干部,转业军人),姚国荣(省艺术学校美术老师)等。在这个班子里配上行武出身的几个老干部,原省化工厅副厅长王璞,原省建设厅副厅长李务本等等。第三个班子是老干部顾问团。这个班子人比较多,大约有三十到五十人,由原副省长彭宗珠和张泰升牵头。他们的任务就是向前面两个班子提供政策性建议。说实在话,由于“八·二七”和“工联会”这两群众组织是在常时间的浴血奋战中成长的,特别是“八·二七”兵团是顶着“反革命”帽子,自己把自己解放的,它在当时群众中的地位是任何人也不能抹掉的。曹再凤﹑梁守福两个群众斗争中形成的领袖地位是随身携带的。它并不因为组织的变动就能改变它在群众心中的地位,它不是一纸文件任命的,所以一纸文件也抹不掉他的影响力。虽然“总司令部”没有设立核心领导层,但核心依然是梁守福﹑曹再风的影响力。   

    我到“总司令部”后,李文安也随同我到了“总司令部”,“八·二七”兵团的日常工作,由李胜利﹑吴波、葛庆尧他们全面主持。   

    “总司令部”改组后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要知道从独立二师六团取回那批武器的情况。对枪支弹药检查的结果,令人失望。拉回几卡车的武器弹药,几乎都不能用。步枪没有枪栓,而且都是苏式步骑枪,真正能用的只有二十几支双筒猎枪和几百发子弹,还有大约两万发“五四式”手枪用的子弹,但也没有手枪。只好将猎枪分给安大﹑安医﹑安工,因为安农已被“淮南红卫军”和刘秀山他们占领,不需要“八 .二七”学生再护校,没有分枪。这样,工大作为大本营只有四支双筒猎枪来保卫。而且,这些保卫人员都是没有经过任何训练的一批中学生。这件事我本来并不清楚,我是一天晚上偶然发现的。由于我每天不能准时吃饭,有一天吃过晚饭后回工大主楼时,突然被两只黑乎乎的枪口堵住了。我真的吓了一跳,结果持枪人笑了。原来是两个女中学生,每人托一支双筒猎枪。工大这样的防卫力量,只要有一个人拿一支冲锋枪,我们就会全部当俘虏。   

    后来,为了吓唬“P”派,也是为自己壮胆。李胜利领着化工系和采矿系的几个同学,自制一套爆炸装置。所谓“装置”实际上就是用两个玻璃瓶子,分别装入二百五十克 TNT炸药,埋在一米深的地下,然后用电引爆。这件事我本来不知道,他们搞好后,一本正经地向我报告可不可以干?我说:“你们把详细计划再说一下。”李胜利回答说:“我们准备在某日晚上零点爆炸。爆炸后,我们再学着我国原子弹爆炸那样,发表一份声明。这份声明强调:合肥工业大学是全国重点理工科大学,最近研制出一种新的爆炸“装置“,这种“装置”是完全为了防御的,我们决不首先使用。”听完李胜利的报告,心里感到很好笑,吓唬了“P”派,也吓唬了合肥的老百姓,到底效果如何,心里没底。他们看我有些犹豫。为了说服我,又举了北京﹑西安﹑哈尔滨等高校都有这样干的例子。听他们这样一说,转念一想,工大不是首例,试一下也可以给守卫工大的人壮胆。所以我对李胜利说:“试一下可以,但要注意自身安全,不要为了吓别人,炸到自己。”李说:“你放心,他们都做过仔细计算。”他们果然在七月下旬某日的零点,引爆了埋在西操场的两个“装置”。巨大的爆炸声响遍合肥市。接着工大广播站开足音量,向全市广播合工大“八·二七”的严正声明。实践证明负面作用大于正面影响。  

    如何加强工大的防卫力量成了“总司令部”亟待解决的问题。其实,彭宗珠﹑张泰升等革命领导干部都发现了这一严重问题。于是“总司令部”﹑“工联会”和“八·二七”兵团工大纵队召开联席会议。会议作出如下决议:   

1. 工大的防卫工作,由“八·二七”工大纵队和“总司令部”共同负责,以工大纵队为主。由工大纵队长魏国金,电机系总支书记杨素清具体负责。在没有武器的情况下,先保障主要水﹑电﹑通讯通畅,另准备足够的粮食和燃料,对各教学大楼楼梯以沙袋设置路障。   

2. 修复没有枪栓的枪支。具体由工大机械厂和机械系负责。   

3. 由“工联会”调省交通系统的“搬运兵团”进驻工大东教学楼。因为,此教学楼里没有实验室。   

4. 由顾问团提供一份合肥市区的防卫方案。征集少量各工厂民兵护厂枪支弹药。   

5. 大造反对武斗的革命舆论,支持军管会制止武斗办公室工作,并要求军管会立即收缴两派武器。   

这次会议后,工大防卫力量得到加强。“搬运兵团”很快进驻东教学楼,还带来部分武器,主要是步枪和少数“五四式”冲锋枪,加起来可以武装一个排。但持枪者,基本都是普通工人,没有经过正规训练,并无什么战斗力。   

另外,“工联会”的什么人,不知从哪里弄出来两挺重机枪,摆在工大主楼的七楼顶上。没有弹药,只是摆样子吓唬人。据王璞说:重机枪要有轻武器保护,没有轻武器保护,重武器很容易受到对方攻击。当时,因为没有轻武器保护,又把重机枪从七楼顶撤回藏起来。直到七月中旬,据曹再凤报告说:“G”派所有武器加起来最多装备一个营。据“八·二七”兵团调查组的报告说;“P”派兵力有一个团,加上“淮南红卫军”的兵力,大约是我们兵团的三至五倍。当时,由于省军区犯了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所以“P”派总以为我们的武器也比他们的多。因此,他们到处搞武器的积极性比我们高。再者,正是由于省军区是支持我们的,我们又是多数派,生怕发生冲突会加重省军区的错误,所以,“G”派总是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上。  

就在“八·二七”处于被动挨打的时候,一件使省军区和“八·二七”更加被动的事件发生了,在武汉发生了震惊全国,乃至震惊世界的“七·二〇”事件。这次事件很快被宣传为“反革命事件“,参与事件的“百万雄师”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事件的原委通过官方和非官方的消息,我知道个大概,事件的主要当事人是王力和谢富治,主要是王力单方面宣布由武汉军区支持的“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引起的,被激怒的群众和军队打了王力和谢富治,被打的王力拍成纪录片,在全国放映,王力成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大英雄。当时,合肥的情况与武汉极为相似,在解决安徽夺权问题的《九条》决定下达以后,王力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说“一·二六”是假夺权,“八·二七”与李葆华有“君子协定”。安徽的“八·二七”一直反对王力,所以,我知道王力被打时内心感到高兴,我拒绝组织“八·二七”观看王力被打的纪录片,拒绝参加“讨伐百万雄师”、“声援王力”的大游行。但我也清醒的知道,如果合肥地区发生大规模的武斗事件,就会被中央认作是第二个武汉事件,严光就是陈再道。“八·二七”兵团就是第二个“百万雄师”,是“反革命”组织,我就是“坏头头”,甚至“反革命”。正是这种担心,我一直把这个道理讲给头头们听。这样才没有发生象武汉﹑四川那样的大规模武斗,而且,我把一场即将爆发的大规模武斗扼杀在摇篮里。   

    大约七月二十三日左右,合师院老师汤志浩领导的“合肥职工红卫军”,有五个战士被驻在农学院的“P”派武斗人员抓走了。汤志浩到“总司”求援,曹再风很重义气,决定攻打农学院,救出被抓人员。这件事开始我并不知道,我因找曹同彭宗珠商量事情,找到曹时,他正在对“工联会”各纵队下达命令,只听到曹再凤命令中的最后一句:“在拂晓之前,必须撤离农学院!”再一看,开会人员除汤志浩外,其余人员都是“工联会”的,其中不少是武斗组织的负责人。这时,我问了一句:“你们在拂晓前,撤离农学院干什么?”曹再凤告诉我准备攻打农学院的原因。我一听他们要攻打农学院,大吃一惊。接着说:“我在这里唱个反调,作为一种军事常识,我问你们几个问题,1.你们知道不知道农学院到底有多少武装力量?2.他们的轻重武器有多少?火力配备情况如何?3.他们的火力点在哪里?4.从何处突入?从何处撤退?打胜了怎么办?打败了怎么办?5.伤员如何救护?这些问题你们哪个弄清楚了?请说给我听听。”会场鸦雀无声,后来是“工联会”二纵队的纵队长(名子记不清了)说:“老梁的话说得对,这些问题,我们一个也没弄清”。接着,我很生气地说:“你们以为攻打农学院就能救出被抓的战友吗?只要进攻的枪声一响,他们必先死。你们不是去救他们,而是让他们死得快一点。最后,我们是把战友的尸体抛在农学院,还得背上挑起大规模武斗的罪名。因为是我们战士的尸体抛在农学院,而不是“红卫军”的尸体抛在工大。你们以为子弹能打到程明远﹑刘秀山吗?他们的子弹能轻易地打到我和曹再凤吗?打来打去,死的都是无辜的群众。我的意见是,立即向军管会制止武斗办公室报告,请他们出面交涉放人。”这时李文安也赶到了,李文安说:“我不同意老梁的意见。最近江青同志说,革命左派可以进行文攻武卫,我们打他们是因为他们抓了我们的人,这是武卫行为。”我说:“江青讲的文攻武卫,恐怕是针对阶级敌人而言的,不会不分敌我谈文攻武卫。现在谁能说出,住在农学院里的那些人中,哪个是敌人?”就在我和李文安争论时,彭宗珠穿着拖鞋也赶到了。并且说:“我支持梁守福同志的意见,不能打。” 就这样,一场大规模的武斗避免了。经军管会交涉,被抓到农学院的人员当晚放出。   

    大约七月底,为了避免大规模武斗,我又提出一个大胆的计划:“开辟第二战场”。所谓开辟第二战场,就是贯彻政治上先发制人,军事上后发制人的指导思想。具体就是将在肥的“八·二七”和老干部分批撤出合肥,这些人全部撤到北京,在毛主席身边大造革命舆论。这样既可以保证“八·二七”战士的安全,又可以充分发挥他们拿笔杆子的优势。让中央知道,“八·二七”为了避免武斗,只有躲到毛主席身边,争得中央对安徽情况的了解和北京人民对“八·二七”的同情。将老干部撤离合肥,他们的人身安全可以得到保障。撤退计划分三批实施,第一批是“八·二七”的女战士,特别是各校的宣传队﹑病号﹑年龄较大身体不好的老干部。第二批撤出“八·二七”的大部分和老干部;第三批是撤我﹑曹再凤和护校的“武守”人员。如果第三批撤不掉,就地疏散,整个计划争取八月三十日实施完毕。   

这个计划得到“八·二七”兵团上上下下的一致同意。在干部和工人中有两种意见:多数干部同意这样做,由“八·二七“将他们护送到北京,投亲靠友都行。因为这些老干部在北京都有些关系,这样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至于家属他们自己都有办法解决。不同意撤退的干部意见有两点,一是认为撤退是逃跑主义;二是认为拖儿带女困难多。在工人中大部分工人认为不能走,要留下来坚持“抓革命,促生产”。我当时的想法非常明确,把合肥市留给刘秀山,我就不相信他会是未来的省委书记。   

大约是八月十日左右,第一批撤退人员离开合肥。这批人员中主要是老干部,如郑锐﹑刘征田等八十余人。另外,又配一些“八·二七”战士路上保护他们。为了送走这些老干部,“八·二七”﹑“工联会”做了一件既可笑又荒唐的事。利用“工联会”在合肥铁路机务段的权力﹑开出一列只有两三节车厢的专列,一路闯关,最后在山东兖州被拦下。拦车的是一批手拿棍棒的铁路“文攻武卫”人员,当时带队护送的是工大纵队长魏国金,车上的老老少少全被赶下来。后来经过艰苦的谈判,在中央的干预下,列车在正常规定的信号下运行,最后到达北京。中央文革接待站把他们大部分安排在七机部的招待所里。后来由于十二军来安徽支左,制止武斗比较得力,余下的撤退计划没有执行。   

准备攻打农学院的武斗计划被我制止了,但我无法制止“淮南红卫军”攻打“八 .二七”。就在八月八日下午,四点钟左右,以“淮南红卫军”为主力的武斗组织对安徽工学院“八·二七”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武斗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八月八日下午四点钟,十二军的先头部队已进入合肥市区。军部的顾旭东到工大和我们见面谈关于制止武斗问题,那天参加见面的“总司”和“八·二七”的头头不多,只有我和胡玉才﹑彭宗珠等人。曹再凤因去芜湖借枪,没有参加,由我主讲。我记得大概讲了以下几点内容:   

首先,我报告了“G”派武斗组织的概况,“G”派真正有实力的武斗组织是“工联会”的警卫班,他们除了有步枪﹑机枪和冲锋枪以外,还有两门小钢炮,五发炮弹,他们住在长江饭店的楼顶上,目的是为了控制省民政厅里的“红卫军”。守卫工大的加强营是个空架子,除掉两挺有枪无弹的重机枪外,还有几十支经过修复过的普通步枪。这些枪支也多为三打两不响。其余枪支多散落在高校﹑工厂作为护校﹑护厂之用。“G”派的武器,最多够武装一个团。由于非常分散,形成不了攻击力量。   

其次,我们希望十二军立即收缴两派的枪支弹药,“G”派愿意先上交…..我正在汇报时,有人要我接一个紧急电话,说工学院被“P”派包围了。我中断汇报,告诉顾旭东“P”派包围了工学院,我得去处理一下,后面有胡玉才继续汇报。   

电话是安徽工学院纵队长张乐寿打来的,张告诉我,工学院被围得水泄不通。我问张有没有撤退的通道了?他说:“没有啦”。这时我给他下了几条命令:1.将工学院所有人员撤至五号楼,护校的武装人员(大约一个班,十来条步枪)也全部撤至五号楼,集中防守。没有集中的人员,全部就地隐蔽,不得乱跑乱动。2.保护电话总机和广播,随时同我联系。3.切断校内所有照明电源,天黑后他们不敢贸然进攻。   

接完电话,我立即向省军管会制止武斗办公室打电话找钟国楚,钟说:“我们已经听说了,手里没有兵力,只好动用六安路看守所的一点兵力。我们正在同十二军商量如何解救工学院的学生问题。”折回头,我又到了汇报现场找到顾旭东,将工学院被围的情况报告给他,决定中止汇报。我又用电话通知工学院,要同学们听到枪声一定不要到处乱跑,减少伤亡。大约五点钟,我再次给工学院打电话,问情况怎样?张乐寿告诉我:“六安路小学起火了,看守所的战士在救火,那边枪声更急,这时,我知道六安路小学要死人了。因为那里住着合肥三中“八·二七”支队的十几个学生。他们是用装着山芋干的麻袋堵住楼梯做路障,当时我就告诉他们的队长刘盛福,不能用易燃物堵楼梯,防止火攻烧死你们,要他们拆除换土袋,看来他们没听。   

安徽工学院学生被围的消息在工大迅速传开,李文安和李汝治等找到我,要我尽快拿主意。我说:“你们两个再带几个人从环城路东头,向工学院靠近,一定要从树林里穿行,防止遭埋伏。主要看六安路小学的情况,十几个小孩没有任何防卫能力。”他们走后,我就一直坐在电话机旁等消息。大约六点钟,前方老是没消息,我急了又给工学院打电话。张乐寿告诉我,工学院可能开始有伤亡,有人看到一个老师在跑动中,被子弹击中。我要他再广播,就地隐蔽,不许跑动。张说:“我们的高音喇叭,全部被他们用枪打坏了”。   

就在这个时候,“搬运兵团”二﹑三十个工人冲进我打电话的无线电系办公室,他们全副武装,冲锋枪﹑手榴弹全在身上,这也是工大的防卫本钱。他们是找我请命的,说:“他们的任务就是要保护革命领导干部和“八·二七”小将的,你就看着工学院几十名学生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吗?”我耐心地同他们说:“李文安﹑李汝治已经带几个人到前线了解情况去了,他们还没有消息,你们怎么去?从哪里能接近工学院?情况不明,你们去了也是送死。” 这时不知谁大喊一声:“梁守福,你是叛徒,你要不下命令,我们就先打死你。”他们边喊,便将冲锋枪口对准我的头,这时我已被逼到墙角上。但我依然平静地说:“你们打死我很容易,但解决不了安工的问题。你们手里不是有武器吗?要我下命令干什么?自己可以去,要我下什么命令?我劝你们不要乱动,多死几个人没有意义。”就在我处在最危险的时候,省军区“三支”﹑“二军”办公室的蔄自泽处长到了,他站在门口就看到了那种紧张的场面,大喝一声:“都把枪收起来,你们知不知道五四式冲锋枪容易走火?”我问蔄处长,知不知道工学院的情况,蔄说:“我们都知道了,能派去的人都派去了。钟司令要我来,看看你们这里的情况怎么样?你们不要动,一切由军队来处理。”这时他已走到窗口,用右手拉着自己的领章说:“我就不相信,这个东西没有用”!他说这句话时,显得非常激动。我同他接触较多,他是个感情不外露的人,平时看起来总是笑嘻嘻的,和霭可亲。蔄自泽将工人支走后,把我从墙角处拉出来,要我赶快吃点饭,相信解放军能处理好这件事。他又说:“刚才,我真替你吓出一身汗,场面那么乱,不管谁的枪走了火,都会立即打死你。”他临走时,握着我的手说:“你们不动,我就放心了,你自己也要注意安全。”   

结束这场危险局面,天已黑透了。没有手表,我只能估计大约是八点钟左右,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饿。工人虽然退出办公室,但都没有走远,散落在走廊的各处,还在等我拿主意。蔄自泽一走,他们又围了过来,还是问我怎么办?我说:“给我一点时间,我找几个人弄个营救方案,像你们这样乱糟糟的过去,不是送死吗?你们还是回到东楼去,等待我的命令。”说完,我拉着安农纵队长李长秋等几个人躲到厕所里搞营救方案。大约十点钟,我赶紧给工学院打电话问情况。张乐寿告诉我:“6408部队(十二军的代号)来了不少人,现在枪声稀了,估计今晚不会有大的进攻。”我说:“你们还是要注意隐蔽。”接下来,我又给住在长江饭店的“工联会”警卫班打电话,要他们原地不动,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发一枪一弹。不许外出一兵一卒,不能向工学院靠拢,防止遭埋伏。”接电话的是警卫班的班长回答一个字:“是!”   

大约晚上十点钟,我也没吃晚饭,一个人坐下来想休息一会儿,整个楼道里几乎只有我一个人。一个提着手枪的人突然出现在我眼前,我定神一看,原来是“搬运兵团”的小殷。这个人据说被“红卫军”抓去过,现在手里拿着一支手枪,站在我面前,真不知道他想干什么?我问道:“小殷,这么晚,你找我有什么事?”他说:“我领子弹,到工学院去救学生。”我问他要多少,他说有几十发就够了。我说:“给二百发够不够?你先到七楼仓库等着,我给看仓库的人打电话,叫他们来开门。”小殷走后,我从六楼下到五楼,在电机系办公室给“搬运兵团”头头打电话,叫他们来几个人把小殷搞走,并告诉他们:“小殷手里有一支手枪,正在七楼库房门前,等着拿子弹”。    

把这个突如其来的事情处理完后,大约已是夜间十一点多。我又给工学院打电话,问他们情况怎么样?他们说势态已经平息,主要是“6408”宣传队起到很大作用。这时我才真正放下心来。抽空去看彭宗珠几位老干部。彭问我曹再凤到芜湖情况怎么样?我说:“还没来电话,不清楚”。彭宗珠﹑张泰升﹑赵柏松等都认为:我们手中没有武器,一味退让,不是办法,总要吃亏。彭宗珠主张:“程明远﹑刘秀山打到我们门上来了,就可以还击,把他们往死里打。”   

大约到凌晨,曹再凤从芜湖打来电话,他说:“听讲红卫军包围了工学院,不知死伤多少人?”我说:“现在不知道,还没有清理现场”。曹又问:“现在怎么样?”我告诉他,武斗平息了,要感谢十二军,又问他能不能借到枪?曹说:“芜湖‘三筹处’(芜湖市持‘G’派观点的造反组织)答应派一个作战师来,但他们提一个条件“八二七”﹑“工联会”要发表一个声明,宣布‘三筹处’是革命的左派,芜湖‘联总’是老保。”我问曹再凤这个条件有没有答应?曹说:“没答应。”我说:“没答应就好,我们不能插手外地的事情,‘三筹处’的一枪一弹都不能要,一兵一卒也不能来,请菩萨容易,送菩萨难。他们来了只会加剧合肥武斗,给省军区和十二军带来压力。你就空着手连夜回来吧,回来后再想办法。”于是就演出了到某某兵工厂借枪事件。   

曹再凤回肥后第二天一大早,我就陪他去见彭宗珠等几位老干部,他们虽然对曹没有借到枪,有些不高兴,但对不让“三筹处”连人带枪一起来的处理意见还是认同的。   

通过八月八日的武斗事件,“八二七”吃了大亏,死伤十多人,抓紧弄武器成了当务之急。问题是到那弄,又成了问题。彭宗珠问赵柏松能不能从兵工厂想想办法。因为,赵柏松本来就是新四军的老军工,他坏掉一只眼,也是因为试制武器受伤的。所以,他是省机械厅二机局(军工生产局)局长。他对军工厂特别熟。赵柏松说,我给某某兵工厂的领导写个条子,看他们能不能借点枪临时用一下。于是,由曹再凤拿着赵柏松写的便条去了兵工厂。说来也巧,就在前不久,经严光同意:各厂从库房取出一部分枪支弹药用作护厂,这部分武器可以移动使用,否则到兵工厂借枪也是落空。就这样,曹从晓天兵工厂借来了五万发子弹,一百多支半自动步枪,而且,是由兵工厂的护厂队开车护送到合肥。这部分武器是八月十一日运到合肥的。曹向我讲明上述情况后,我们决定立即封存,任何人不能动一枪一弹。十二日上午,我和曹就找到十二军驻工大联络组组长吴斗泉(十二军后勤部副部长)。吴对我们这一举动表示赞扬,但我们要求立即收走这批武器,不能让它流落到武斗人员手里。吴表示收缴武器必须两派同时行动,单独收一派的不好。我们表示,怕本派人抢走,放在十二军保险。不知为什么,十二军坚持不收,不过这批武器一直封存完好。直到同时收缴两派武器时,这批武器也未少一枪一弹。人就是个奇怪的动物,没有武器想要武器,有了武器又怕武器。   

其实,在七月底,钟国楚就把我和李文安叫到省军区,以关心的态度告诉我们:“‘P’派从某军械仓库抢走大量武器弹药,足够武装一个师。我把这个情况通知你们,是让你们心里有个数,做些准备。我不是要你们学他们的样子也去抢军械库”。   

我们虽然知道这一情况,由于怕出现武汉的“七·二〇”事件,所以军区越关心我们,越支持我们,我们越不敢动。一动就要出现第二个“七·二〇”事件。在这段时间里,我受到方方面面的压力确实比较大,骂我是叛徒的大标语,骂我出卖“八·二七”利益的大字报都有,就贴在工大主楼的走廊里。我不怪同学们,因为我在公开场合下,不能流露任何感情的东西,否则,流露出来的感情就会形成无声的命令。例如,七月底的一个上午,“总司”、“八·二七”、“工联会”的头头都在工大主楼六楼平台开会,讨论如何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问题。突然,从解放军104医院方向传来了很急的枪声,这时,“工联会”头头李汝治抱起守卫工大的轻机枪就往楼下冲,我急忙用双臂搂住李的腰,并且说:“从工大到104医院都是开阔地,你如何靠近?这样冲过去不是给人家当靶子打吗?”头头们都不同意他这样做,才没酿成悲剧,但在相互的射击中,双方都有伤亡。结果“工联会”有两名工人死亡。他们把尸体运到工大主楼园柱厅内,许多工人一定要我去看看。我坚持不去,他们骂我是冷血动物,我说:“你们是要用我的眼泪为你们下命令吗?”   

我的困惑,我的愤懑,我的伤感,我的眼泪,只能深深地埋在自己的心灵里,但任何人性的东西总得要寻找释放的出口。我找到的出口竟是康生﹑王力﹑关锋和中央解决安徽问题的《九条》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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