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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乐斌:文革中的贵州省公安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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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贵州省公安厅

晏乐斌


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我正在贵州省兴义县捧区乐作公社参加“四清”运动。1966年11月初,四清结束,我与同事段正清回到贵阳市我所在的机关省公安厅。

一回来,只见我们的省公安厅机关大院的场地上、礼堂和办公楼的墙壁上,摆满、贴满、挂满了批判厅长宋子健、副厅长贾贯之、辛培田以及一些处长的大字报,说他们推行了一条“又臭又长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其中,经二处处长张启民、五处科长康岩中等人策划,在公安厅大院场地上摆放出了一份题名为《以宋子健为首的公安厅一小撮推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大字报,长达48张大纸、6千多字。大字报摆出几天之内,就有100多人签名。大字报是1966年11月3日贴出,他们就以这一天命名成立了“贵州省公安厅113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队”(以下简称“113总队”)。

后来这个组织发展到有290多名成员参加,占公安厅工作人员的78%。

夺取省公安厅的权力

1967年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113总队”于1月16日下午,夺取了“贵州省公安厅”大权,召开大会,将公安厅领导宋子健、韩严明、贾贯之、辛培田,扭送到礼堂讲坛上,宣布:“夺取公安厅党政财文大权”和“一切权力归造反派”。

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贵州省核心小组组长李再含,在贵州“闹独立王国、对抗中央、反军乱军、镇压群众”(1969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69)71号文件《关于解决贵州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的用语)。“113总队”成为支撑李再含政权的三根支柱之一,即对贵州人民行使镇压之权的“刀把子”;第二根支柱是,中国科学院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的一些人,是李再含的笔杆子;还有贵州“八一八”专业武斗队的“枪杆子”。李再含经营的“独立王国”,就是利用和依靠这三支力量和贵州军区的“三支”、“两军”的官兵,对反对他的人实行镇压。

对内管、卡、压和镇压

“113总队”1967年1月16日夺权之后,发布《第一号通告》,勒令:“凡未参加‘113总队’、凡公安厅工作人员自即日起,向‘113总队’和各处室战斗队报到,报到者安排工作,发给工资”;“拒绝报到者,不安排工作,不发给工资”。同时封闭各处室办公室门窗、封锁文件柜和办公桌。

与“113总队”持对立观点的公安厅另一部分工作人员,于同一天成立了“公安厅红旗兵”(以下简称“红旗兵”),共有40余人参加。“红旗兵”人员原来工作的办公室被封锁关闭,无法进入,只好卷缩到公安厅汽车库房去活动。“红旗兵”活动、只存在了9天,1月25日晚上,在“113总队”头目带领下,100多“113总队”队员将汽车库的“红旗兵”总部捣毁、砸烂,“红旗兵”不复存在了。一部分人员于当晚乘火车到北京去告状,他们满以为会得到顶头上司——公安部和党中央的支持与公正、公平的对待,后来他们空手而回。一些人一回来就遭到“113总队”成员的训斥、打压;没有向他们报到的人,工资被扣发,工作权利被剥夺,在“学习班”上,没完没了地检查。在1968年3月李再含掀起的“三反一粉碎”(反对右倾翻案,反对右倾投降,反对右倾保守,粉碎反革命复辟)运动中,原“红旗兵”人员18人打成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坏分子、漏网右派、地主等,对他们施行刑事拘留和隔离审查。

1968年5月13日是贵阳市一部分大专院校、中学的红卫兵冲击、进驻公安厅一周年的日子,“113总队”将隔离的省公安厅的“牛鬼蛇神”二十多人,与冲击公安厅后被关押在看守所的红卫兵押出来示众,在公安厅大院举行了批斗大会。接着在院里绕场游斗,一些人用石头、木棒砸打这些被揪斗的人,将他们砸打得头破血流。同年5月25日,“113总队”,在行政科楼上,组织“清算‘红旗兵’保皇罪行大会”,将厅领导宋、韩、贾、辛和处长刘世杰、王贵芳、顾俊基作为“走资派、特务、历史反革命”,以及被他们揪出来关押的原“红旗兵”人员10多人,进行了大会揪斗、批判,搞“喷气式”,揪斗了两个多小时。副厅长韩严明、贾贯之、辛培田,三人昏倒在地。

“113总队”对这些统称为“牛鬼蛇神”的人,集中关押在四处楼下一间会议室里,规定要直起腰坐着,不准躺,不准交头接耳,不准左顾右盼,不准在室内走动;上厕所、取水用要报告;白天不是布置写检查交代材料,就只准看毛泽东著作,别的读物不准看,稍有违犯,就受训斥。同年10月25日,又将他们每人胸前挂一块写有“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漏网右派”、“地主”、“坏分子”、“走资派”等罪名的牌子,写有每一个人的名字,先是上卡车押解到贵阳市大街上游街示众。接着,押解他们到省公、检、法机关设在贵阳市郊区沙子哨劳改农场的“五七干校”继续关押审查、劳动批斗。让他们住在五六间低矮潮湿、臭气熏天的猪圈里。

12月9日下午4时,看守人员令他们提前收工回到猪圈住地,令其蹲在猪圈门外,看守人员进猪圈搜查,将他们的物品全部拿到室外,从下午4点多开始,一直搜查到晚上8点多才结束。看押的头目刘××在搜查辛培田的物品时,见辛的地上放有二包糖,一面训斥辛,说:“辛培田,怎么你有两包糖?”一面用脚踢糖,将纸包着的沙糖踢散在地上,辛解释说:“我前天到农场小卖部多买了一包(半斤装)。”刘说:“当时我只准你买一包,你怎么买了两包?”辛说:“我的肝痛多买了一包,下次不敢了。”刘又用脚踢了另一包,结果两包红沙糖全踢散在地上。这一次搜查,他们在寒冷的室外冻了4个多小时,连晚饭都没有吃。辛培田一只手捂住肝痛处,一只手收拾物品和撒在地上的糖,难友们见状,无不为之掉泪。辛培田因肝病未给予治疗,1971年死亡,终年46岁。

成立“动态组”,侦控群众

1967年1月25日,贵阳地区的造反派,在贵州省军区的支持下,夺取了贵州省党政财文大权,经毛泽东批准,任命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为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以他为首组建了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公安厅“113总队”头目、科长康岩中被任命为省革委会副主任、省核心小组成员。同年4月11日,贵阳市出现了一个反对李再含的群众组织--“四一一”。这一组织是以贵阳市大专院校、中学红卫兵为主体,与支持李再含政权的“支红派”造反组织势不两立。这一组织搅得李再含政权不得安宁。公安厅“113总队”设立了间谍组织“动态组”,有成员20多名,搜集、侦控“四一一”和其他对立面群众组织与个人的大量情报提供给贵州省革命委员会、贵州省军区和贵阳地区以及一些地市的“支红派”,他们用来对付对立面群众组织。

镇压群众

因为反对李再含和省革委会,1967年1月,公安厅“113总队”组织,配合贵阳地区“支红派”造反组织,将拥有几十万产业工人为主体的“红卫军”造反组织,予以捣毁、摧垮,头头李铁乃、黄世明和几十名骨干被捕后,长期关押审讯,不作处理。同年8月,“113总队”与贵阳地区“支红派”造反组织,在贵州军区和“支左”部队配合下,对以学生为主体、拥有几十万群众的“四一一”组织,采取统一行动,以“保卫红色政权”的名义,将“四一一”组织踏平、消灭,人民群众称呼为“八月踏平”,在贵阳和全省各地打死多人,打伤数百人,抓获数万名成员游街示众后被关押。公安厅“113总队”就抓获了100多名“四一一”成员,分别关押在公安厅礼堂、汽车库房。这些学生受尽折磨。不少“113总队”队员,用带有铁扣的警用皮带,抽打这些学生,打得他们头破血流,皮开肉绽。

在1968年9月18日的兴义安龙县“龙广事件”中,李再含擅自动用部队开枪镇压群众,其中也有康岩中率领的“八一八”专业武斗队配合围剿当地对立面群众组织,打死9人,重伤致残12人,700多人被关进所谓学习班,200多农户被抄家。有一个人被“支红派”打死数日后,又将已掩埋的尸体挖出来,用冲锋枪扫射。

1969年7月,公安厅“113总队”配合贵州省独立师、贵州省军区独立营,在贵阳市紫林庵广场,制造了“7·29屠杀事件”,由独立师师长刘金池受命,命令部队开枪,打死54名群众,打伤数十人。这是导致李再含被撤职的原因之一。

撤换调整贵州省领导班子,新调支左部队

前述1969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关于解决贵州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即中发(69)71号文件,撤换了以李再含为首的贵州省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同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调陆军54军政委蓝亦农、43军军长张荣森到贵州,组建贵州省党政领导班子。并调43军129师到贵州,与先期换防到贵州的陆军14军41师,共同支左。蓝、张和支左部队,按照中共中央指示,逐渐揭开了李再含为首的贵州省革委会在贵州“闹独立王国,对抗中央,镇压群众”的盖子,派129师师长闫尚杰对省公检法系统,重新进行了军管,对省公安厅原有工作人员集中到贵州省政法干校举办学习班,初步揭开了省公安厅“113总队”造反组织的盖子,清算了康岩中、张启民等人的问题,隔离审查了康岩中、张启民、李工和文革中被结合进领导班子的原副厅长谢××等6人。对被打击迫害的厅领导人宋、韩、贾、辛及其他19名被迫害的工作人员,进行纠正、平反,恢复名誉;恢复、组建了省公安厅党政领导班子,被砸烂的省公安厅机构恢复运行。

新的军管会也推行极左的干部路线

新的军管会在对待省公安厅原有工作人员,也推行极左的一套。1970年3月,只留下20人在机关工作,还称这些人为“留用人员”,其余全部到贵州省政法干校进行审查学习。经过近二年的审查,于1971年年底,将造反的和被迫害的,不分青红皂白大部分调离公安厅,又多数调离贵阳市,分配到遵义、兴义、六盘水地区、黔东南自治州和省劳改。分配去黔东南自治州党委组织部的37人,限令工作人员和家属、子女,于1971年12月20日早上7时,到公安厅大门口上已准备好的卡车,到该自治州所在地的凯里县城关镇报到。当这样一种不通情理的作法遭到少数同志的抵制,不服从分配时,军管会又扣发工资,集中他们去办学习班,实际是进行批判斗争,仍拒绝服从者,最后军管会组织七八个人一组,分别一个一个地“做工作”,强行逼走。当时“一切权力归军管会”,地方干部无任何话语权可言。

大搞翻案运动,逼死省公安局长

1971年“913事件”林彪被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之后,贵州的蓝亦农因受牵连调离贵州。省公安厅“113总队”的造反组织,本来在清算、揭开李再含、康岩中问题和省公安厅的盖子时,已自行解散,不复存在了,有的成员已调出省公安厅机关,分配到贵阳和外地了,他们又聚集起来,在康岩中等数十个原“113总队”骨干成员的策动下,又死灰复燃,找新组建的贵州省革委,要求“落实政策,调回省公安局”(此时省公安厅改为省公安局),为李再含翻案,为“省保卫领导小组正名”,为“‘113总队’造反组织正名”,并于1974年3月至5月,几十人纠缠、威逼、胁迫新上任的贵州省公安局长贾贯之,长达两个多月,日夜轮番纠缠,使贾贯之得不到休息,神情恍惚,结果被逼致死。原“113总队”的一些骨干成员,在贾贯之同志的追悼大会上又发难,大闹会场,冲击会场,使参加追悼会的人惶恐地离开。

1976年4月,北京天安门“四五运动”起来之后,康岩中等人又起来闹事,他们策划围攻省委负责人鲁瑞林、李葆华、吴向必。

粉碎“四人帮”后,康岩中被依法逮捕,1978年被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后改判无期徒刑。

(作者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转自《共识网》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4&tid=2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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