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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文军 怀念我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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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我的父亲
发表于 2001 年 12 月 02 日 由 钱文军
(2001-12-02)
要说可怜,我总认为是父亲那一代人。

我父亲出生日,有两个巧合:出生的年份恰好是中共成立的年份,要是做秀的话,便可以称为“党的同龄人了”;而日期又是“二七”大罢工的日子。于是我记事以后,每年父亲过生日都有一个很隆重的纪念仪式,只不过那不是为了他。

父亲出身于一户佃农家庭,他是六兄弟里的老满。一说到我的故乡,父亲就会神采飞扬,很有“谁不说俺家乡好”的意味和自信。但当他好几次说到他吃奶吃到七岁时,我都有一种恶心的感觉。据父亲说,他的几个哥哥都读不进书,只有他能上完中学。我开始是不信的,教科书上都说,旧社会贫下中农连饭都吃不饱,给地主做牛做马,能上中学吗?问起来他就是一副尴尬的样子,欲说还休地称我们老家很富。可书上说我们老家河南,当年水、旱、黄、汤灾祸连连;就是新社会,我看到的乞丐,一多半都是河南人。老实说,有一阵我甚至怀疑,爷爷是否漏网地主,要不然我爹怎么能上中学。可是我的两个堂兄都参加了抗美援朝,四伯父还在部队里当过团长,似乎又不可能。直到我下乡插队回了原籍,才知道父亲说的都是真的,我们家在解放前确实“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全靠租地主的土地耕种。村里的老辈人都说:那时读书并不是难事,就是没人愿意读。书上不长粮食。全村就你爹一个能读书,就他上了中学,在张广中学念书。那年跟他老师跑了,你爷爷奶奶急得不能行!

父亲告诉我,他的老师是中共地下党员,抗战开始时,领着他们五个同学,跑到武汉投奔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谁知到了武汉那个办事处已经撤走了,只剩国民党还在坚守武汉。第二天,他们那位老师也不见了,于是五个人各自谋碗饭吃,父亲就在武汉国民党市党部的难民救济所谋到一份登记难民的差事,混得碗饭吃。直到日军进入武汉,这个救济所才最后一批逃出来,也散伙了。父亲还说,他们逃离武汉时,蒋介石夫妇还在汉口,直到日军打进武汉时才坐飞机撤离。这使我燃起强烈的好奇欲,关心起抗日战争的历史真相来。那时父亲只不过17岁。

父亲说到那一段往事,最常说的是一个烧饼吃了五天的故事。他随着逃难大军南下,日本兵在身后追着,身边没钱,只有一个烧饼。饿极了就咬两口,不敢多咬,因为第二天不知道吃什么。就这样坚持了五天。一直走到桂林,费尽周折才在铁路上谋到一份差事,从此就一直在铁路上。但逃难的经历一直延续到贵州边境。

就在这个大山深处,父亲随着铁路上的机构度过整个抗日战争。因为父亲有文化,所以从干粗活的工人变成了会计。后来结识了从满洲里一直逃到这里的我的母亲。抗战胜利以后,他们在这里结婚,再以后,我也就在这处大山中来到了人世。父亲始终在修铁路,我们的家也到处迁移。直到铁路局成立,我家也就安定下来。而父亲依旧转战在新建铁路的建设工地上,只有每个月他要到铁路局送报表,能与我们相聚两三天。

我记忆中父亲的第一个印象,是他戴着“抗美援朝预备队”符号的样子,确实是很“雄赳赳,气昂昂”的。但他终于没有去成朝鲜,这成了他的遗憾。他的另一个遗憾,就是没当上科长,最终绝望时也只是副科长。他的第三个遗憾,该是没有入党。我知道他写了无数申请书,早在解放初期他就是“党的宣传员”,也就是培养对象。但始终因为在武汉的那一阵找不到证明人,也就不断在党的大家庭门口徘徊。特别是,随着历次运动的升级,他在国民党武汉市党部救济所的职务被说成“书记员”,后来竟有人怀疑是“书记”,到“四清”时就成了“国民党武汉市党部书记”。而在武汉那一段全部时间还不到一个月,升得够快的了。

父亲因此面临着“历史反革命”的结局。父亲的上司王处长,解放前就与父亲同事,但他是地下党员,解放后亮明身份,成了处长。他始终要求外调人员查清楚。结果,1963年终于在兰州找到了父亲的同学,通过他,又找到了另一位同学,证明那只不过是抄写匠,国民党时代可以叫做“书记员”,但父亲只是临时工而已,根本不在编制。所以连“书记员”也算不上。父亲又逃过一劫。其实,谁都能想见,一个农村出来的17岁少年,决不可能有这样的“官运”。但那个年代就是如此有“敌情观念”。那位王处长是父亲的至交,如果不是他帮着,父亲说,日子肯定不会是这样的。这一段历史还影响到我,若不是一个偶然的见面,我也许将终身遗憾。

那时我在学校就红得发紫,地地道道的“圣人蛋”。“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标兵”、校团委干部、学生会生活部部长。当我们学校团委书记找我,说我父亲隐瞒了重大历史问题,要我与他划清界限时,我毫不犹豫地站在组织一边。一下子就觉得他面目狰狞了。可我又没办法满足书记的要求,揭发不出他究竟有什么反动的言行。于是只能搜肠刮肚地揭发一点不那么进步的言论。团委书记很不满意,那么大的一个国民党官员,怎么没有一点反动言论?作为一个团干部,就没有最起码的觉悟?我第一次面临如此巨大的压力,而且,那时正是阶级路线空前强调的时候,上一届学长高考刚揭晓不久,所有的家长有历史问题的学长们,除一位原我校学生会主席,曾不止一次在团委会上批判过她的右派父亲的,被武汉水电学院农田水利专业录取之外,全部落榜。而且都被送去下乡了。这些学长们我太熟悉,多数都是品学兼优的,有几位还是本校的尖子。他们会不会成为我的榜样?于是我面临着生平第一次苦恼。

恰在此时,我父亲从北方出差回来,到我们学校所在地下车,叫我到铁路食堂去吃午饭。他每次上局里来,都是这样做的,买上一份出差人员可以不凭票买的荤菜,看着我吃,自己则吃那五分钱素菜。流露出的满意神情,似乎比自己吃还要香。这回我却不想去了,生怕惹来什么麻烦。请示后团委书记却叫我去,说是要在政治上划清界限,生活上不必分开。进了那食堂,父亲就站起来招呼我,依旧是那慈祥的笑容,和满怀希望的眼神。他已经买好饭菜在等我了。我觉得很尴尬,慈父?历史反革命?

坐定之后吃饭,父亲发现我的神情不对,问是否有什么问题?我就干脆问他,究竟在国民党里干了些什么?没想到这回论到他神情不对了。他把武汉市的事跟我讲了,然后说,两年以前单位就告诉他,证明人已经找到,那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怎么你们学校会这样?接着说下午去我们学校,找领导说这事。我觉得不妥,因为书记已交代我不要跟他直说这事的。我建议他去找王处长,由组织上出面好一些。后来才知道,原来只是那个揭发父亲的人给校党总支写了封信,党总支书记就转给团委书记,他才找我的。父亲说,王处长当着父亲的面,在电话里把我校党总支书记骂了一顿,责怪他为什么不调查一下就乱搞,只需打个电话问问就行了。并要求查清那个写信的人,一定要处分。而校总支书记则推说,并没有叫团委书记怎么样,只是他自己小题大做的。

这件事给我太深的印象,那时说的“八分钱,管半年”的厉害,我竟然早早尝到了。我想,假如当时父亲没有及时出差归来,或者不论什么理由再拖上一阵,我会不会给父亲泼脏水呢?或许我从此变成一个邪恶小人,连父亲也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在那样的社会氛围之下,想做一个正直的人,并非易事。而那个写信人的理由,居然只是我父亲长期不提拔、不调走,于是他也接不了这个位置而已。他被处分的后果之一,便是文革时,他狠狠地把我父亲打了一顿,算是出了口鸟气,这是后话。

儿时的印象,父亲是慈祥的。我长这么大,只挨他打过一次,用尺子打手掌三下。原因是我偷吃了邻居家的饼干。那是1960年,这件事在父亲看来是不可饶恕的。没想到在他不久于人世之时,竟然会回忆起这件事,说:“我不该打你的。我没办法买饼干给你吃,应该是我的错。”我当时鼻子发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个年代,有几个父亲能给孩子买饼干吃呢?即使是我偷了饼干的那个邻居,也不过是去北京开会,与会人员可以买一盒“香草饼干”,带回来后撕开蜡纸,给他的孩子吃。我乞求他的孩子给我吃一点,他不肯。于是乘着他母亲在厨房的工夫,进他家偷了两片。愚不可及的是,我竟然跑到他面前炫耀:你不给我也有!于是他哭着告诉他妈,那妇人进家一数,少了两片。我就被人赃俱获成了偷儿了。

父亲那执着的“望子成龙”心态,我有太多的体会。那时他是单位的总会计,工资相对而言还算高的。只是我们兄弟姐妹六个,一分配就少了。因为他的单位专修铁路,父亲也就常年在外吃食堂。他单位上的同事,几乎都知道,我父亲总是吃五分钱的菜,而且烟、酒、茶都不沾。父亲的徒弟和好朋友陈叔叔就对我说:“你爸爸就像香港片《荣华梦》里的那个人,要是你们不争气,那就太对不起他了。”确实,每次听说父亲回家,我们几个孩子就高兴得如同过节,因为总有好吃的,尽管很少。

父亲没有在文革以前的运动中倒过霉,因为他极谨慎,但也从不整别人。我就听过他的处长批评过他,说他在运动中不够积极,颇有恨铁不成钢的意思。1957年反右,原来教我们图画课的刘老师成了右派,我和几个孩子曾跟在他身后辱骂他,他回过头来说:“你们还小,长大了就会知道的。”当时不理解这句话,回家问父亲,他正色警告我:“以后不许这样,欺负弱者是可耻的。”并不许我再提这件事。

但他也并非平安无事。听到过他说起好几个他的熟人、同事,只因在国民党里有职务,“肃反、镇反”时被枪毙、判刑了,脸上仍有惊弓之鸟的余悸。“三反五反”时他在外地查别人的帐,有其他人来我家查他。原因只是我小时候曾经戴过一副金镯子,那是姥爷回青岛时留给我的。母亲解释了许久,还有左邻右舍证明,加上那位王处长本人也知道这回事,遂作罢。母亲气愤地说:“妈的,旧社会哪家没有点金子?这不是故意的才怪!”她要父亲去找领导说明白,用秋菊的话说就是“讨个说法”。父亲劝她算了。

母亲还说过一件往事:解放前夕,一连好几个月没发工资。好不容易上边弄到一批光洋补发工资。原来工资只是由监工领取再发给工人的,父亲听说有的监工把值钱的光洋换成不值钱的金圆券,于是决定亲自发给工人。等都领完了,已过了吃饭时间。母亲把饭送过去,父亲还在算账。这时一个监工来了,他走到父亲身后,忽然拿出一个铁锤,举起来就砸向父亲的后脑,母亲情急之中抓起一个算盘,挡住了铁锤。算盘碎了,父亲的命也保住了。那个监工为了换这批光洋,弄来一大堆金圆券,没想到父亲此举坏了他的事不说,金圆券又贬值了,他反而欠了债。恼羞成怒干出这事来。听到母亲呼救后来了许多人,大家把那监工送去警察局,他骂我父亲吃饱了撑的,父亲则要他将心比心,害别人的事是做不得的。

1958年“放卫星”,报纸上登载了广西鹿寨县日产钢铁20万吨。父亲看着报纸就忍不住说:“不可能。”旁边的人问为什么?父亲给他们算了20万吨钢铁,至少要用40万吨铁矿石;至少同样多的煤。而这些当地都不产。用火车运的话,至少要每天250列车皮。而那个火车站连5列车都接不了。没想到有人揭发说:我父亲攻击党报造谣。当时还是王处长给大事化小的,因为他很欣赏父亲的工作能力。不过他也明说:“不能入党是不可能当科长的。”于是我父亲的级别与工资,都是从1956年到1991年去世都没变。原本1979年调资是该变的,只因他为了解决我这个“老大难”问题,(也就是我排行老大,又招工无门。)1978年办了病退,让我顶职,也就没戏了。

没想到一生都谨小慎微的父亲,却养了个极不安分守己的儿子。我记得他是不怎么看书的,家中除了他的会计业务书之外,只有《毛选》。原来有三卷,后来又出了第四卷。父亲和其他人一样,积极订购。但买回来之后,我就没见他翻过。倒是我还读得多,至今仍记得那书皮是土黄色的,上边有毛泽东的侧面浮雕头像。我只是读它的注释,查着字典读,全都读完了,甚至不止一遍。到小学五年级,我当了铁路局图书馆的业余借书员,如饥似渴地看小说,父亲说我:“不务正业,尽看些杂书。”但我并不能自拔,他也没有深究。这个业余借书员我便一直当到高中毕业。现在回想,这个差事确实令我终身受益。

1965年秋冬,我们上高三时,整个中国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而我本来就是热中于哲学、社会科学学习的,在传达了毛主席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后,那些“青年人要打倒老年人”、“考试的方法把学生当敌人对待”等最高指示,极为对我的胃口。很快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1966年的三月份,我和另一位同学便高举义旗,在校内“造了旧教育制度的反”,比“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还要早。结果铁路局就派了工作组,以“四清”名义搞运动了。到文革正式开始,便成了“‘四清’结合文化大革命”,工作组组长由科级换成处级,后来工作组被撤,我成了呼风唤雨的人物。聊以自慰的是,我不许斗争老师,反而为工作组整的四位教师平反;也不搞“破四旧”。没几天,人们忽然发现我父亲是会计而不是工人,因此我也不是“红五类”,而是“灰五类”,于是算“右派翻天”,入了另册。

这段时间,父亲的信特别多,告诫我千万不要乱说话,历次运动都是乱说话的挨整。一旦挨上,就永世不得翻身了。我并不理会。直到新成立的“红五类”革筹发现,没搞“破四旧”是个原则问题,斗争大方向冲着我来了,连我的被褥、盆、桶都被愤怒的革命群众扔掉,我就爬火车回家。父亲忧心忡忡,仔细问了我在校的情况,要我回学校向组织上承认错误。我不干,坚持要到北京去。那时铁路职工都有因私免票的,于是父亲帮我开了一张到北京的免票,拿了十块钱,跑了。那是66年9月初。

直到国庆检阅之后,靠着在东单体育场交换的回程车票,我跑了青岛、南京、上海、广州、长沙,当然没拉下韶山。再回校领导同学们推翻了“红五类”组成的“校革筹”,煽动全校师生都去串联,并介绍串联的亲身经验,学校就空了。父亲始终忧心忡忡,担心迟早我会出事。不断托人带话,叫我退出运动。直到1967年我已成了全市的核心人物,中央也一再表态支持,周总理也表扬说:“矛头向上,很有劲。”他才将信将疑地给予支持。

1968年7月,恰好我的“二十一大寿”那一天,周恩来领着当时全部党和国家领导人,只差毛、林两位没到场,在人民大会堂宣告了我们这一派的“政治死刑”。针对我的指控有三条:首先是那篇被全国批判的文章;接着有人控告我给自己的狗取名叫“黄永胜”。这是真的。那时我们得了一只小黄狗,正商量取名时恰好宣布那位上将荣任总参谋长,于是大伙就这样给狗取名了。我没有推脱责任。当时台上那位上将先生脸都绿了;再接着有人“揭发”说我父亲是“国民党武汉市党部书记”,康生立即表态:“看看你们都是些什么人!”连辩解的机会都不给。而周总理说我“是中学生,属于认识问题。”也就是这次说的。

最令我吃惊的是:那位揭发人竟然是我从小就玩在一起的“大哥”!他父亲解放初期是我父亲管辖之下的普通工人,病故之后,我父亲为他们孤儿寡母争取到抚恤金,有了生活保障。而当他考不上高中时,又竭力为他找到工作。他那位善良的母亲常到我家,念叨着我父亲的恩德。而我母亲也常到他家,看望那位既没文化、又无工作的小老太婆,不时搞些小恩小惠。没想到这时居然是他在关键时刻造一个谣来为我“雪上加霜”。尽管我很清楚这决不会是他自己的创意,(后来他母亲也向我母亲解释了这一点,恳求原谅。)但我至今也不理他。因为他的“揭发”印入了传达的文件,我父亲被批斗时就成了“中央定性”的“历史反革命”,不知多挨了多少拳脚。而他也借此飞黄腾达、官运亨通,直至被“处遗”。

转眼到了1968年冬天,我从北京的监狱里押回省会批斗。那天在好几万人的批斗会上,我挂着大铁牌跪在主席台前,忽然发现父亲也挂着牌子站在台下陪斗。我的眼泪流出来了。我知道,父亲不是当权派,也没参加组织活动,要不是因为我,父亲是决不会遭此厄运的。我在心里默默地说:“老爸,实在是对不起了。”批斗大会结束后,我从内心深处感到对不起父亲,寝食不安。第二天我被转到另一个城市批斗时,完全在想着父亲的往事和现在的处境,禁不住泪流不止。这是我一生中最伤心的痛哭,以至于批斗大会都失去了预定的“火药味”。专案组只得把我弄下台来,我依旧说不出话,只是哭。没想到后来专案组竟然把这作为他们的政绩,把这件事说成是“批斗大会狠狠地触及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灵魂”的范例。

1969年9月,我终于被“宽大处理”。回家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向老爸道歉。他笑一笑,很宽容地说:“已经过去了,你也没办法的。”这时我才知道,他也被批斗了许多次,还挨打得不轻。现在已经被放到养路工区砸洋镐去了。从来都是父亲连累儿女,这次倒过来,是我连累了父亲。但他毫不见怪,就连母亲有时责怪我,他还要帮着我,叫母亲不要乱说。然后张罗着我回原籍插队所必须的物件,尽其所能,毫不吝惜。

1970年10月,我又被抓回来关在父亲不知道的地方,接受对“五一六”的清查。这一关就是四年。我的身体虚弱得无以复加。其实林彪事件之后不久,所谓“五一六”的假案便结束了,只是因为专案组还需要体面地下台,多关了我两年。1973年春节前,后来调进专案组外围工作的我家的邻居要回家过年,专案组叫我写一封信回家,还让带一些东西回来。我写好以后,那位姓王的副组长说:“这是党对你的关怀,你看,组织上想得多周到。连你没有想到的事也帮你想到了。”我一听此语,立即把信撕掉了,然后告诉他:“我不需要什么,有你们组织上的关怀就够了。”没想到春节后,专案组军人彭组长给我送来好几斤腊味,还有别的用品。告知说:“这是你家里送来的。还有你父亲的一封信,好好看看,然后写一封回信。对了,另外还带给你二十块钱。”

父亲的信凝着一片深情,尽管里边有“好好交代问题”之类,我很明白,那是应景甚至作为条件才写的。只有那些注意身体,来日方长之类才是真心话。关于几个弟弟、妹妹都已招工的消息,无异于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我回了信,只有几行,至今记得很清楚的:“收到所捎的钱和物品,见到带来的信,想起了唐人孟郊的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天下最亲的还是父母,其他都是假的。”彭组长看了,一言不发。拿过一个信封,让我写上地址,就拿走了。我原以为这封信他们不会给寄的,看来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后来问到父亲,他说收到了,并责怪我不该在这信里说那样刺眼的话,“容易给人家抓辫子”。

1974年春节让我回家了,但要在年三十回来。因为他们要安排另一位被关的我的同学回家,不想让我们见面。但我回家后根本不予理会,父亲自然十分担心,不时问会不会带来恶果。但见到我的身体状况,又不好说得太多。结果这个春节,父亲的心情是顾虑重重的。我一直住到年初五不说,还去找了那位同学。交流了清查的情况。当然后来也为此付出一些代价。其后,大约在四月,一切终于结束。允许我回家治病一个月,在铁路医院治疗则由专案组负担(其实是不必交钱),如果到其他医院治疗则费用自负。然后下乡。

那时我的身体极差。伊红球细胞超过正常值许多倍;皮肤上只要画一下就会鼓起来;撒尿必须扶着墙,否则就尿不出;如果尿在痰盂里,凉了就会凝出些猪油似的漂浮物;腰椎间盘脱出,随时都可能动不了;肝功能除转氨酶正常之外,其余都是阳性。父亲急坏了,铁路医院那些老医生都是父亲的朋友,大多数医生也都是我的派友,只是查不出病因来。在十几次化验之后,化验主任金伯伯终于查出有钩虫,对症下药那伊红球就下来了。理疗加针灸,腰椎也好多了。

父亲则千方百计找关系,想不让我下乡。甚至直接到铁路局的总专案组,乞求他们关照,结果当然是碰了一鼻子灰。时间很快过去,专案组限定了离开的时间。天有不测之风云,就在到期的前一天,我的左腿忽然疼痛起来,从腹沟处到大脚趾,一条红珊瑚似的线清清楚楚,有枝有杈,而且每天变一个走向。父亲的好友、外科陈主任找来了省里最权威的专家,也动用了那时极珍贵的日本红霉素,均无好转迹象。专案组来人送我下乡的,见此情况也没办法。最后陈主任说,看来是脉管炎。这是要锯腿的,不然会引起败血症,那就没救了。

这消息简直就是晴天霹雳!政治生命已经了结,身体又马上要成为残废。这样活下去就毫无意义了。我坚决拒绝手术,宁可死了拉倒。武斗时我校的同学已经死了九位(高三级的就占七位),后来参军的一位排哑炮牺牲了,他弟弟接着在插队的地方上山砍柴摔死了。我自己也多次死里逃生,对于死并不在乎,到阴间也还有许多伙伴。但父亲不这么想,他苦口婆心叫我一定要看远一点,千万不要自暴自弃。特别是当我拒绝治疗,在朋友的帮助下,离开医院回家之后,他更是着急,一遍一遍地劝。当时我的心情很烦躁,无论怎样冲着他发火,他也不生气。

使我终身难忘的是,他居然说出了“锯了腿就可以不用下乡”的话来。我对他吼道:“你胡说八道!”他吓了一跳,脸涨得通红。接着我看见他流下了眼泪,这是我一生中惟一一次看见父亲流泪。他说:“我不说了。你千万不要发火,那会加重病情的。”抹去眼泪,自言自语地说:“那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冷静下来以后,我很后悔对父亲发火。他还有哪一点对不起我呢?含辛茹苦、节衣缩食把我们养大,我之所以有今天,完全是头脑发热,听不进他的话造成的。他受我的连累,挨打挨斗,却无怨言。为了我的工作问题,他不顾老脸,四处求人找关系,低三下四的话说尽。今天说这话也是出于无奈,而且是实情。我是太过分了,这样对待自己的父亲,实在是毫无道理。忽然想起中学课文里那篇柳宗元的《捕蛇者说》,父亲一门心思不想让我下乡,尽管首先怕的是危及我的生命,但把锯腿跟不下乡联系起来,也算是应了那句话:“苛政猛于虎也。”

同时,他和母亲还在四出打听,寻找民间医生和验方。而我的腿开始肿了,一碰就疼得钻心。陈主任也来家中,说并没有确诊,回医院有更好的条件等。终于有一天母亲用自行车带我去一个草医家里,据说她治无名肿毒、毒虫叮咬靠祖传秘方,效果很好。这老太婆住在一个破烂的棚屋里,脏乱的床底下,摆着一排瓦罐。看了我的腿以后,就调了一点药膏,放在一片伤湿止痛膏中心,贴在我的左腿腹沟处。叫不要揭掉,等它自己脱落。奇迹就这样发生了。第二天醒来,这条腿居然不疼不肿了,“红珊瑚”也消褪了许多。再过一天,就全看不见了。我试着下地,也一切正常。只是还有一点胀胀的感觉而已。

我看到父亲那由衷的高兴。但我的出路依旧是他揪心的牵挂,甚至比我自己还要操心。这天他绞尽脑汁之后,忽然想起来,可以让老家方面帮忙。于是他就给大队书记写信,意思是我的身体状况很糟糕,回乡下以后对大队也是个负担。希望大队找公社,出个证明,拒绝让我回去。大队书记回信说,全公社的知识青年都已经招工走完了,知青点早已不存在。他跟公社书记说了这事,张书记说,只要我们自己要求,公社方面一定给以协助。还寄了个公函草案来,让我们修改后,直接寄到公社去。由公社直接对专案组发公函,并请提供专案组的地址。父亲接到这封信,竟然高兴得唱起来:“咱们工人有力量”。我这才知道,父亲原来还会唱歌!

可我更清楚,他是高兴得太早了。如此雕虫小技,是不可能得逞的。我跟那个专案组纠缠了这些年,都已经知己知彼。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这一段时间,是以为我已病入膏肓,所以没来打扰,一旦知道我的病已经好了,就会紧锣密鼓行动起来。早在1969年,局专案组大组长就告诉我,省革委主任有话:此人有煽动性,不宜留在本地。那时我还是“认罪态度很好”的。经过这些年的磨练,我自己都认为是“顽固透顶”了,他们怎么会让我留下?在这方面,父亲只是幼儿园水平。

果然,专案组收到公社的公函以后,马上就觉察到“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两位成员到我家时,我正和另一位好友在后院忙着给人家做柜子。他们不动声色地看着我又锯又刨的,直到一位邻居问他们:“同志,请问你们找谁?”我才发现他们。那位王副组长皮笑肉不笑地说:“恢复得不错嘛!”接着开门见山地说起回农村的事来。结果自然是不欢而散。

那时父亲早已经被“落实政策”贬到120公里以外的铁路水泥厂当财务主任去了。他们并不怕辛苦,驱车到了父亲的单位。等父亲回家来,果然像被霜打过的柿子,无精打采。这回轮到我来安慰父亲:天无绝人之路,您已经完成了做父亲的使命。我也不是小孩子,没理由老是弄得家里鸡犬不宁的。我已经跟他们说了,等我完成这批活以后再走。谁知父亲厉声说道:“你还说了啥?都二十七岁的人了,怎么一点理智都没有?你想,他们要是告上去,会有什么后果?你惹的事还少吗?”于是我知道,那个姓王的一定告状了。

我当时接下一批柜子的活,共十二个。每个的工钱25元,只做好了六个。我对姓王的说,等一个月,我做完了就跟你们走。他不同意,并威胁说,要强制押送我走。我笑着对他说:“那是你的权力。但我告诉你,狗急了会跳墙的。我只要还活着,总能找到你。我用一条命换你全家,咱们到阴间再斗,总可以吧?”他马上大声吼道:“你敢!”我那位伙计也是插青,他父亲原是北大毕业生,1946年参加革命,后来南下。1957年成了右派,贬到一个县里当教师。1968年被当时的县革委会骗回去“群众专政”杀害了。而且还连累到他不能招工。这时在一旁也凑热闹:“现在就干,我帮忙。”说着一斧头砍在木墩上。姓王的对另一位说:“走!”便离开了。

我对父亲说:“不会怎么样的。告上去我就不承认,我成这样全是他害的。13个月没让我放一次风,太阳是方的还是圆的都不知道,一个人关在一间黑屋子里。我没发疯已经万幸了!铁路局军管会俞主任来视察,我提抗议说:希特勒的集中营也给放风。俞主任责问他为什么不给放风?他说没那回事,每天都放。实际是每天一早从房间到厕所,洗漱兼倒马桶。经过不到十米的内走廊,根本不见天日。这家伙心黑得很,欺软怕硬,你不给他点厉害的,他还会骑在你头上拉屎撒尿。而且,我的结论是局里下过的。专案组就他们三个,那个解放军来的彭组长还是比较通情达理的,你不必太担心。”

这次,不知何故,专案组通知我父亲,考虑到我的身体需要恢复,并观察旧病会不会复发,同意两个月以后再走。我看着父亲那感激不尽的神态,不由得觉得可怜。他小小年纪离家,就在日寇的铁蹄下逃亡。兵荒马乱的年代过去,代之而来的却是没完没了的运动。战乱还可以逃避,而运动却是无法逃避的。只能唯唯诺诺,逆来顺受。他已经习惯于谨慎,自从那次有惊无险的评论鹿寨炼钢事件之后,更是如此。我从小就发现,只要他跟母亲说什么,总是要关闭门窗,低声说话的。没想到“躲鬼躲进城隍庙”,被我连累挨了斗。对组织上任何怀柔之举,都会感激不尽。根本没有任何自我权利的意识。另一方面,他的舔犊之情却十分浓厚,好像他生命的全部意义,只在于把子女供养出息,为此,他可以牺牲一切。不要说吃好穿好,就连烟、酒、茶都不沾一点边。而子女们的要求,却是无条件地满足。我的一个弟弟在农村给他发电报,让寄80元钱去。他连一分钟都没耽误,马上电汇。然后才写信问他要这钱做什么。80元当时并非小数,几乎顶他一个月的工资。谁知我这老弟只是口袋没钱了而已。后来我把这老弟骂了个狗血喷头。

两个月的限期将尽,父母亲都被他们的单位领导警告,不能让我再拖;居委会也三天两头到家,催促我做好走的准备;更要命的是,派出所不时半夜查户口,威胁说要把我当盲流人员抓走;就连铁路医院也不给挂号了。无产阶级专政那无孔不入的强大威力,我算有了深刻体会。我知道他最怕热,每天晚饭后都要在家门前的空地上摆张椅子乘凉。临行前我用剩余的木料给父亲做了一张折叠躺椅,这张躺椅他很喜欢,一直用到人生的尽头。后来每见到他很舒服地躺在上面摇蒲扇,我就会油然而生一种报答的满足感,甜丝丝的。

回到农村后便我行我素,很少跟家里联系,也不需要家里给钱。经常突然回到家,父亲就要问长问短。我不想让他再为我操心,也就没说出我的活动情况。只告诉他我在自学大学课程而已,于是他很高兴,但立即又为我的弟弟们没心思学习而苦恼。我对他说,你已经尽到了父亲的责任,他们都已成人,又都有工作。你们为我们辛苦了大半生,现在就别管了。我还开玩笑地说:“列宁同志教导我们:‘人人顾自己,上帝顾大家。’”他居然认真地问:“列宁真的这样说吗?好像这不太符合毛泽东思想。”

1976年1月9日,我在家睡觉还没起床,父亲习惯听早新闻,从我为父亲制作的收音机里传来了周总理去世的消息。我一翻身跳下床,听完新闻,马上自做了一个黑袖章,戴上。父亲说:“要不是总理那句话,你可能真的完了。应该戴孝。”没想到刚到中午,许多好心的邻居,都是铁路上的科级干部,纷纷向我的父母劝说,叫我不要再惹事了,他们已经得到指示,严防阶级敌人趁机作乱,没有组织安排,严禁任何形式的追悼活动。父亲又心慌了,叫我取下那个黑纱来。以免惹麻烦。我不耐烦了,问他:“你活得累不累?谁还能把我怎么样?难道给周总理戴孝也有罪吗?我情愿了。”他于是也不出声了。后来我才听说,有人问他我给谁戴孝时,他回答:给他爷爷。其实我爷爷奶奶早就去世20多年了。眼看着那麻木不仁的环境,实在是憋气。9日晚上,我买票上北京,一路上湖南、湖北、河南、河北都是极其隆重的哀悼景象,火车站和看得见的汽车,差不多都挂着黑纱白花,对比我们那儿,反差太强烈了。我想,大多数人民心中有数,即使压抑着,时间也不会太长的。惟一的遗憾就是老毛干嘛没死在前面?不由得想起鲁迅的话:“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11日一早到京,赶上了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悲壮场面,更加坚定了我的想法。

这年春节,我的三个弟弟、妹妹结婚。父亲只能给他们每人两百块钱。看着他们那不甚愉快的样子,特别是打电报向父亲要钱那个弟弟的老婆,明白地发牢骚嫌少。我把我的三千元存款取出来,给父亲。让他去打发这几个儿女。父亲大吃一惊,马上问我这么多钱是那里来的?我告诉他,除了做木工之外,还有就是每年从南方往北方买卖种子挣的。父亲说:“这叫投机倒把,迟早要出事。你还是到公安局自首吧!给查出来更严重的。”并坚决不接这钱。我一怒之下,给几个弟妹每人几百,揣着剩下的上火车到郑州过年去了。我至今也弄不明白,父亲怎么会生养出我这样的儿子来。

1978年秋,父亲打定主意搞病退让我顶班。我不干,问他为什么就一定要我回来上班?到这个铁路上来,我只能当一辈子工人。这两年考大学,你也没少费力气,结果铁路局坚决不给任何手续,结果连报名也报不上。我回来岂不是自投罗网?在农村,我自由自在,谁也不管。挣钱并不比当工人少,没必要费那个力气。他说,那个户口在农村,总不是个好事。我说户口既不能吃,又不能穿。理他干啥?父亲又说,不解决工作问题,很难结婚。我哈哈大笑,说你太小看你儿子了,别以为没人要我,只是我不想。结了婚,生下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岂不是太不负责任了吗?你有两个孙子,还有两个外孙,该知足了。什么时候我平反了,什么时候考虑结婚。不用你操心。他又叫我去找铁路局,哪怕是落实政策也是好的。我又拒绝了,告诉他,现在的形势明摆着,他们迟早要给我平反。我决不会去求他们的。总之谈不拢。

但父亲却不动声色地开始办了。他原本就有血压高,加上许多原来的领导、同事官复原职,又因为顶职的是我,热心人不少。到年底前不过十来天,顶职的文件批了下来,我一听就明确宣布:不干。父亲一听,血压立即升高,而且一进医院就不让出来了,住进了观察室。我只好投降,反正看情况再说。而且我还知道,父亲是在他的科长梦就要实现时决定放弃的,再加上加工资的方案已经确定,他铁定有两级可加。做出如此牺牲,我再不领情,肯定会被口水淹死!我一同意,他的血压就下来了。接着亲自陪我回老家办手续。等我们办完全部手续,赶回县城,在县招待所发现登记有两位我们铁路局的出差人员。我料定又是搞外调的,这年平反、落实政策的特别多,我已经接待了好几批外调人员。父亲让我去找他们一下,如果确实是找我的,就告诉人家我们走了,不要让人家白跑一趟。我不肯。没想到这老先生自己悄悄去找了人家,但这一找却把他的血压又调上来了:那两位告诉我父亲,上级要给我落实政策,他们是来办我回去安排工作的。而且要赶在年底以前办完!父亲付出如此代价,结果是帮人家凑政绩。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还得安慰他老半天。

虽然退休以后,父亲马上就有单位回聘,聘用工资加上退休工资,远不是加两级所能比的,心理上多少有一点平衡。但没有当上科长,他不时说出些遗憾。这种遗憾没有延续多久。地方上要建一条地方铁路,希望铁路局派员或推荐离退休人员协助,父亲可算是最佳人选:从解放前开始,他一直从事新建铁路的工程财务工作。而地方上这个职位是以厅级待遇设置的。于是父亲有轿车用,出差可以坐软卧、飞机。我笑道:“没当成科长,却当上厅长了。”为的是让他愉快以利健康。但父亲并不是只计较名利的人,很快就做出了他的贡献。

这条铁路的初步设计早就完成了。当时一个编组站按照长官意志安排了地点,重新讨论通过这个设计时,原定这个编组站的领导人已经在中央任职,而且地位显赫。于是这个设计就无人说三道四,准备通过。父亲感觉有问题,如果这个编组站摆在江的另一边,投资将减少两个亿!且更有利于将来与一条新的国铁干线衔接,那时又将省下一笔衔接工程费,估计也上亿。谁知他把想法一提出来,立即遭到省建委主任的反对。理由是:这是某某同志定的,不能改。别人也就顺水推舟附和了。

父亲不死心,回来问我该怎么办?我告诉他,事关人民的血汗钱,凭什么就因为一个当官的糟蹋掉?但你应该拿出依据,据理再争。我相信省里的新领导未必就不听。于是父亲找到他的老友、铁路局总工程师、基建处处长等人,查出档案里过去的选线资料,然后父亲又根据新旧物价差、定额差等,作了个财务比较方案。当这个方案经指挥长送交省领导时,他们马上就对两三个亿的投资差发生了兴趣。最后,那个按照长官意志决定的设计被修改了,实际施工虽然有物价上涨的因素,还是比原方案少花一亿多。父亲高兴地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

1985年到处办服务公司,我们厂里也办了一个。我出任总经理。一年后这个没花厂里一分钱的公司从无到有,资产已达120多万。还不计厂里职工得到的实惠。但新调来的厂长要动用公司的钱,我不准。于是他派人到处调查,想找出我的问题。结果自然是白搭。但我很不开心,兼之原来说要选厂长,我的呼声最高。上边不同意。我明白了,平反是一回事,用人时相当于我还没平反。于是我要求辞职。父亲又急坏了,坚决不同意。在他眼里,铁饭碗是最神圣的,单干是最低贱的。我不理会他的反对交了辞职报告,他却托人想收回来。我没管那报告批不批,只身空手去了深圳。厂里威胁要开除我,他更是找到上一级的处长,那是他过去的部下。于是我在深圳干自己的,厂里也没任何动作。直到1987年春节,省长在团拜会上给父亲拜年,顺便问到我的情况时,他说了。得到的回答是:铁路是条河,地方是个海。以他的才干,在铁路上是屈才的,让他自己干更好。对于父亲而言,领导的话有特别的说服力,于是我就成了个体户。

平反以后我结了婚,妻子是我妹妹的同学。儿子一出世,父亲高兴得眉开眼笑,虽然他一再想要个孙女,结果仍是光头。我们夫妻都不是每天回家,儿子就跟着爷爷奶奶。等我到了深圳,就更不能回家了。做生意不容易,反复也大。1989年春节期间,有一天从大连回家探亲的妹妹悄悄告诉我,她作为医生,知道父亲已无药救。说着就哭起来了。我大吃一惊,看上去很健康的父亲,怎么会这样?妹妹说,这次回来探亲,她带老爸作了反复检查,现已证实他得的是肾动脉硬化,而且正在恶化。她进一步解释说,这个病造成肾供血不足,会导致尿毒症,何况父亲还有好几种心血管疾病。

这对我的打击就大了,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找到医学院我同学的丈夫,他是在美国进修学位并取得成就后回国的。证实了这种病目前世界上还没有根治的方法,就连药物缓解延续生命都没有理想的效果。不像脑动脉硬化、心脏动脉硬化都还有药控制。这样,我只能接受现实。在我看来,生命更应该讲究质量,而非数量。乘着现在他很还健康的体魄,一定要让他出去旅游。不然病情恶化,想走也走不动了。回家以后便动员父亲和母亲一起出去旅游。父亲特别喜欢我的儿子,简直到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地步。所以他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于是我就叫儿子去动员他的爷爷。不知这小子怎么说的,他爷爷居然同意了。之后我问儿子:“你是怎样劝爷爷的?”他说:“我叫爷爷去旅游,回来给我讲故事。我要听云南、泰山、三峡的故事。爷爷就说好,回来一定给你讲。”结果,父亲果然选定了昆明—成都—重庆—三峡—武汉这样的行程。孙子的话,对他说来比什么都重要。加上我姥爷也将庆祝百岁华诞,母亲想去祝寿,于是加上转青岛过泰安的行程。

那时我的生意刚刚转危为安,资金还是很紧张。为使他能在外舒适一些,我给了六千元钱。他拒绝了,说自己的积蓄已足够。我知道他习惯于一分钱掰两半花,就对他说:“姥姥说过:‘穷家富路,出门装阔气。’你不要总是去找那些小旅馆、小饭店,吃好一点,住好一点,辛苦了一辈子,该享享福了。再说,省那一点钱,浪费了许多精力和时间,并不划算。钱这个东西,只有一个用处,就是花。钱要是不能花,擦屁股都打滑。退一步讲,出门不比在家里,多拿些钱防备万一,总是好的,有备无患嘛。”他这才接了。

他和母亲飞到昆明,再经过峨眉山、成都,到重庆经三峡到武汉。然后坐火车到青岛,为我姥爷祝了百岁大寿。在回程时上了泰山、拜了孔庙。这一趟旅游,使他心旷神怡,见到他神采奕奕的样子,我既高兴又伤心,想到很快他就会躺倒在病床上,直至生命结束。而我们刚刚好起来,他竟不能接受我们的报答,实在可叹。1991年除夕下午,我把公司的事处理完,想到父亲时日无多,赶紧向会计要了钱,找到一位卖五金交电的朋友,硬叫他回店撕开封条买了一台当时最好的PANASONIC 25寸立体声彩电。我要换掉那台17寸飞跃,让父亲好好地看春节联欢晚会。也许这就是他的最后一次!

果然,没过多久,他的不适就与日俱增。然后住进医院,尿毒症逐渐加重,尽管明知会影响心脏,也只得靠血透度日了。我们这些做儿女的,还得瞒着他、安慰他。1991年5月8日夜里,我们领着儿子去医院,小子叫爷爷讲故事,我说:“你这么大了,爷爷又有病,还讲什么故事?”父亲却乐不可支地跟他讲昆仑关大捷的故事。这时我才知道,父亲那时作为铁路员工支援队的一员,亲历了昆仑关战役。讲到杜聿明的部队攻坚时,儿子问他爷爷:“那时有没有‘飞毛腿’导弹呀?”父亲笑了,正好医生推着氧气瓶进来为另一位病人输氧,他指着那氧气瓶对我儿子说:“你看,‘飞毛腿’来了。”病房里一阵欢笑。

眼看时间已经到了11点,我叫儿子说:“爷爷要休息了,我们回家吧。”儿子说:“爷爷,打日本的故事好听,明天还给我讲。”父亲叫他明天早点来。我们走后,留在医院里是我三弟。12点半左右,三弟通知说:“老爸不行了!”我立即叫司机开车过来,赶到医院,终于没能见父亲最后一面,他已经因心力衰竭离开了人世。我问三弟,老爸最后说了什么?三弟说,他只说了一句话:“我不想死,还要给斐斐讲故事。”我的眼泪流下来了,可怜的父亲,为儿女们操心还不够,临终仍挂记着孙子!

父亲的丧事并没有张扬,人死如灯灭,没必要搞那么些仪式。孝敬只应该在他生前。火化式只有几十位亲朋好友,他原来的单位、同事我都没有通知。我自己做的悼词,简单地回顾了他艰难的一生和对我们的尽心抚养,忍不住伤心泪下。说到我们刚有报答你的能力,你却匆忙离我们而去,已经是泣不成声了。父亲火化前,我们找不出他有哪一套衣服是像样的,打算给他赶制一套。但母亲说,他生前交代要穿那套铁路制服,那是他最好的一套服装了。于是他穿着他心爱的铁路灰制服化作一缕青烟,升腾到高天里去了。就在父亲进入火化炉的时候,我儿子“哇”地哭出声来:“爷爷,谁给我讲故事呀?”

夜里,我们几个儿女在母亲的召集下聚在家里。母亲拿出一本存折,还有一个账本。母亲说:“这是你们老爸留下来的,你们孝敬他的钱,他全都存起来了,账本上记得很清楚。他跟我说过:万一我不在了,把这些钱都还给孩子们。一代抚养一代,是人的天职。他们都能事业有成,都能抚养好他们的孩子,就是对我最大的孝敬。”听完母亲的话,我们全都哭了起来。传看那个账本,干了一辈子会计的父亲,记得非常详细。我们逢年过节给他的孝敬钱、我给他的旅游费,全都原封不动记在账上。两个妹妹哭得泪人儿似的,特别是大连回来的大妹妹,当她看到她给父亲买药的500元,父亲没有买药却把它记在账本里时,一下子号啕起来:“老爸,你怎么这样啊!”

我们流着泪表示:这些钱决不能拿。全部留给母亲。母亲推脱不掉,说:“那我就保管起来,我有退休金,够我生活的了。等我走了以后,你们再拿回去。”

可怜天下父母心!(2001.12.2发华知被拒。2005。5。28上茶寮)

http://qian-wenjun.hxwk.org/2001/12/02/%e6%80%80%e5%bf%b5%e6%88%91%e7%9a%84%e7%88%b6%e4%ba%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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