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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弓长的博客: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卢司长 (卢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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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父亲在如皋师范读书,当时如师已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在活动。父亲跟我说起过他的一位学长卢树生。卢树生当年在学校里是一个学生领袖,非常活跃。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卢树生曾率领如师学生在如皋城里进行抵制日货的活动。很多年后父亲才知道卢树生在如师时就是地下党员。后来卢树生改名为卢正义。

卢正义三五年在国民党的“苏州反省院”坐过牢,出狱后他去了延安。四五年他从延安来到解放后的大连任市政府教育局局长,五五年调到教育部任小学教育司司长,后来任教育部政治教育司司长。

文革前卢司长曾来我们家作客。那时家里平时人来客往很多,可是这次我印象特别深。父亲提前几天就告诉我们他的一个在北京教育部工作的老朋友要来我们家作客,叫保姆和我们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那天卢司长来访,父亲领他到我们住的房间,让我们和他打招呼。印象中卢司长是一个瘦瘦矮矮很和蔼的老人。

文革中,卢司长成为一个风口浪尖上的人物,起因是卢司长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在教育部贴出的一张揭发批判教育部副部长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与聂元梓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产生于同一天,这使得卢成为“响当当”的革命左派。在支卢的问题上,江青和陶铸曾发生激烈争辩,江青是坚决支持卢正义的。迫于江青的压力,陶铸去教育部讲了一次话,对卢正义的大字报表示支持(《陶铸落难—曾志回忆实录》)。教育部的造反派分成“保卢”和“反卢”两派,争论的焦点是卢三五年在苏州反省院写的自首书。六七年二、三月间,这些造反派曾数次向与卢同时期关在苏州反省院的剧作家陈白尘外调了解情况,从这些人的态度上陈白尘说他能分辨出谁是“保卢”派,谁是“反卢”派(陈白尘《牛棚日记》)。

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这就是“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文件起草者把毛泽东早前对谭震林《关于农民运动情况报告》上的一段批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这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分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斩头去尾,塞进了这份报告中,这使得《批示》后来成为各路造反派在全国上下到处“抓叛徒”的“尚方宝剑”。

其后不久,北京某高校一伙造反派窜来南京抓叛徒,他们找到我父亲了解卢司长的情况,他们不知从那里听说我父亲曾与卢司长是如师同学。文革中的造反派外调有个特点,就是预设故事情节,带着鞋子找脚,下好套子让你钻,这些造反派也是这一套。说实话,我父亲对卢司长离开如师后的所作所为还真是不了解,他们后来没有联系,直到解放后因为是在一个系统工作才联系上。那天,那些造反派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很不高兴,骂骂咧咧地走了,临走前他们在父亲工作的单位教育厅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说我父亲“包庇叛徒”。

不久,在南京街头一些大字报上的叛徒名单中出现了我父亲的名字,说他在三十年代中做过叛徒。这件事曾在我们家引起很大震动。有一天晚上,我们家里人兵分三路,去街上看“抓叛徒”大字报。街上大字报中的叛徒名单有几个不同的版本,向我父亲外调的那伙人所在的那个高校大字报上的叛徒名单中,我父亲赫然在列。父亲一下就猜到就是那几个来外调的家伙搞的鬼,对此父亲又好气又好笑,他三十年代中在老家乡下做小学校长,根本就没有参加共产党,怎么可能去做叛徒,栽赃诬陷也要有点影子,不是这么个搞法。机关里的造反派那时正到处收集我父亲的材料,罗织罪名,但这件事过于离谱,造反派也作不出什么文章。

其实,对三十年代各地“反省院”里共产党员写自首书、悔过书的问题,历次审干、肃反中已有结论。对此,陈白尘当时写道:“为了薄一波等人一案,竟对过去所有已作过的结论全部推翻,这就不知将伊于胡底了!难道过去审干、肃反的结论都一律不算数么?思之惘然。”(陈白尘《牛棚日记》)

退一步说,至于写了自首书、悔过书的党员算不算是“叛徒”,这是共产党的“家事”。犯了“家规”自可按“家法”惩治,完全用不着大张旗鼓推向社会。很明显,“抓叛徒”一案成为文革党内对立两派中的一派打击另一派的工具。

六八年,卢在保卢派的安排下逃出北京,后来下落不明。七零年,公安部发出通缉令,通缉两年前神秘失踪的卢正义,也没有结果。“卢正义失踪案”成为文革的一个悬案。

关于卢正义的失踪,有几种说法:

“前面提到的教育部贴第二张造反大字报的人卢正义,江苏南通人,当时任中学司副司长,在文革初期很活跃,我看到一个灰白头发的矮个小老头儿,约摸五十来岁,在院子里与人辩论,是教育部文革造反派的风云人物,待到红卫兵公布六十多人的叛徒名单,全国兴起抓叛徒的高潮,我们这一派就枪打出头鸟,从干部档案中了解到他曾坐过国民党的监狱,到各地调查他的材料,其中主要是在江苏反省院的档案中,查到一份卢的自白书,把它公之于众要揪斗他,卢在部内藏身不得,就由本派两名青年保护逃往外地,就像侦探小说一样,这一派就派人跟踪追逐,这样在外藏匿了相当一段时间,最后我们跟踪的人在南京轮船码头看到他的身影,知道他上了开往武汉的轮船,无法追上他。就在这艘船上,第二天一早护送他的人发现卢不见了,从此卢正义失踪。据护送他的两位青年回忆说,当晚卢的情绪尚好,无要自杀迹象,那么人到那里去了?至今是个不解之谜。据一份材料讲,卢被捕以前,从上海逃出来是在张春桥家里过的夜,卢与张有较密切的关系,张春桥是否有类似的历史问题,怕牵连出来而采取灭口的办法,这仅是文革以后的一种猜测而已。”(阳溯《文革杂忆:卢正义失踪之谜》)

“‘文革’开始后,灾难落到他(卢正义)的头上。由于他年青时从事革命活动,曾被国民党逮捕坐过监狱,虽早已做过结论,但造反派揪住不放,强加上‘叛徒’罪名,后被另一派群众放走后,造反派发出‘通缉令’四处追拿他。‘文革’后期得知他在长江航行时投江身亡(据当时航行日志记载),但另一派经调查认为是被造反派陷害推入江中的。”(刘道新《文革回忆录:被迫自戕的我的七位老上级》)

网上更有一种说法,说是卢正义后来逃亡海外。

现在回头看卢司长在文革中的遭遇,我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折腾”。

前一阵,总书记在某大会上提出一个“不折腾”说法,此言一出,据说民间佳评如潮。虽然总书记没有明示他所说的“折腾”是指什么,我想理应包括“文革”这个大折腾。卢司长在文革中的遭遇就是文革这一大折腾中的无数折腾之一。不知道总书记的“不折腾”是不是包含了对这个大折腾的忏悔之意。

不管怎么说吧,知道中国不能折腾,经不起折腾,可算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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