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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武回忆录 一个青年大学生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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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青年大学生的遭遇



目  录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满江红

浪淘沙

浪淘沙

七绝

临江仙

七绝



刘武

(0755)2662-6972

liuwu659264@yahoo.com










第一章


我出生在重庆市巴县天子殿,距离重庆市区不过四十公里,小时我步行一天都能走到重庆市区。在明清时期,天子殿的文化非常繁荣,在我的记忆中,方圆不过五公里的地方,就有古刹七座,如四大天王、观世音、如来佛、十八罗汉等,众神千姿百态,栩栩如生,能工巧匠,巧夺天工。从小我就相信,神灵是惩恶扬善的天主;在以后的几十年人生中,使我牢记大慈大悲,爱惜生灵。


我家弟兄五个,我排行老五。父亲上过私塾,性格暴戾,轻信易怒,为富不仁,动辄对我及其他弟兄就是“丙等教育”(体罚)。母亲是个文盲,心地善良,对人心气和平,但经常遭到父亲的毒打。从小我就同情母亲,并憎恨父亲。父亲的作为绝不是我效法的榜样,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个被彻底否定了的人物。


据我所知,家中有田产五百石,工厂三间。在重庆、广州、香港等地经营有字号(主要是大哥在操作)。1949年7月,我考上了重庆清华中学(1952年改名叫重庆第九中学),与1946年就读于该校的三哥刘子西同学。


1949年 11 月底,重庆解放。三哥立即参加了解放军,随部队到湘西剿匪一年,接着开赴抗美援朝前线。1953年3月,他牺牲在朝鲜铁源郡上浦防东山战场的战斗运输线上,时年21岁。三哥为保卫共产党新生的政权,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在解放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我家变得一贫如洗。多亏重庆清华中学十五级乙组同学的大力资助,使我勉强维持了一期学业。


1950年底,解放军一支从黔东北剿匪胜利归来的部队,在开赴朝鲜战场的途中路过重庆,那支部队的文艺工作队,驻扎在清华中学。其中还有十几位是一年前参军的重庆清华中学的校友,在他们积极地建议下,这支文艺工作队的领导同志决定在清华中学招收几名十三、四岁的学生入伍,以便在今后某些剧组中充当小演员。那个时候我正处在缴不起学费、伙食费,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期,书是无法读下去了。正在这万不得已的当儿,忽然出现这样的转机,可说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我参军的动机是为生存寻找出路。我在这里特别要感谢解放军三十一师文艺工作队的队长冯亚同志,副队长刘天祥同志,指导员李永勤同志。是他们不吝收留了我,才使我有了新的生活道路。


其他三位同学的家境要比我好得多。他们三人入伍时分别改名叫熊健(重庆市沙坪坝区房管局退休干部),邓彪(1997年病故于上海),余林(四川省少儿读物出版社退休干部)。


1951年 1月5号,我穿上了比我身材大许多的军装,以极其兴奋的心情,来到了同志亲爱像兄弟的革命大家庭,成了人民解放军队伍中的一名列兵,揭开了我人生道路上新的里程碑,当时还不到14 岁。


我跟随这支英雄的部队出川北上,踏上了抗美援朝的征程。


1951年3月25日下午,我服役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三十一师一万八千多名官兵,从辽东省(当时辽宁省分为辽东、辽西两个省)宽甸县边境的长甸河口,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冰封的鸭绿江。我们文艺工作队全体同志站在鸭绿江边中方一侧的长甸河口,向过江队伍进行现场鼓动宣传,说快板、唱小曲,欢送大军过江,为奔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前线的将士壮行。当我军乐团奏起由我文艺工作队创作组肖丹同志(我清华中学时的学长,夫人钟平均同志也是我在文工队工作时的战友)作词,李正佩同志作曲的“志愿军前进”战歌:“人民志愿军前进!前进!跨过鸭绿江,勇敢上战场,我们战斗在朝鲜兄弟邻邦,我们卫国,为民保家乡。长白山头,鸭绿江边,兄弟并肩作过战,昨天把日寇赶下海,今天要把美国强盗消灭光。前进!前进!人民志愿军,前进!前进!胜利里再前进!”。这时候鼓动活动达到高潮。这支气壮山河的乐曲,振荡在鸭绿江上空,震撼着鸭绿江两岸的中、朝大地,志愿军战士们迈着雄壮的步伐,踏着这支乐曲,勇敢的奔赴沙场,个个振臂高呼,不消灭美国帝国主义侵略,决不回还!


我们文艺工作队全体同志,在当晚也尾随大部队跨过冰封的鸭绿江,到达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


当队伍要到达朝鲜彼岸时,同志们都回头依依不舍地看着鸭绿江北岸灯火辉煌的祖国,那知道有些同志是一去就永不复返,英勇地牺牲在朝鲜战场。这一次竟成了这些同志最后一眼看见生长哺育自己的国家。


朝鲜大地到处是断垣残壁,半年多来的战火、硝烟摧残,已经把这块山清水秀,美丽多姿的国土烧成一片焦土。处在战争中的朝鲜人民,生活非常艰难。从鸭绿江到北纬38度线,朝鲜的中、东线遍布了我的足迹。在我三年多经历过的地方,我没有见过一栋完整的建筑,没有看见过朝鲜老百姓养过一只猪、狗、猫等家畜,战争远比我想象的要残酷可怕得多。此情此景也同时激起了我们每个志愿军战士对战争贩子的仇恨,同志们发誓要用青春和生命的火,把战魔烧死在朝鲜半岛。


朝鲜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规模最大,历时最久,战斗最激烈,交战双方投入兵力最多的一场诸兵种参战的立体化战争,是武器装备有较大悬殊的两支军队在那里斗智斗勇。对方是以美国为首,有韩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希腊、南非、埃塞俄比亚、土耳其、澳大利亚、泰国、菲律宾、加拿大、哥伦比亚、新西兰等共十七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我方则是由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组成。由于我军处于劣势装备,相对投入的兵力要比对方多得多。


我们失去了制空权,因此我军作战、行军、一切军事行动都是在夜晚进行。粮、弹给养等供给十分困难,很长一段时间战士们都处于挨饿受冻状态下战斗、生活。直到1952年下半年后,后勤补给大有好转,我军与联合国军的较量已不再处于下风。


在朝鲜作战时的第一年,我在志愿军三十一师文艺工作队工作,是一名小文艺战士。首长经常教育我们,歌声、琴声就是我们文艺战士的武器,因此文艺工作队的同志们对待每次演出,都是全身心的投入,把它当成一场打击敌人的战斗。


当时的任务是搞战地演出,由搞创作的同志们在战斗间隙采访战斗英雄,工作模范,自编自导自演一些深受战士们欢迎的短小精干的节目,宣传战士们英勇杀敌、艰苦工作的好人好事。


1951年十一月底的一天,朝鲜大地已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我们文艺工作队奉命去三十一师指挥所进行一次演出。完成任务后,在深夜返回驻地的途中,路过一个地名叫苏谷的敌人炮火封锁线,那里正好有一条小河,河水处于半结冰状态,河面无桥,大队人马踏着冰封的河水在过河时拥挤在一条小河沟里。这时敌人突然向封锁线发射了一群炮弹,有几发榴弹正中路过河沟的战友,当场被炸死的有三名战友,他们是戴儒品(女同志)、严挺、陈原庭,炸伤的有刘文(女同志、炸断左腿)、贺斌、冯素珍(女同志)、曹希祖、戈盾等几位战友,这是文艺工作队入朝作战以来最重大的一次伤亡。几天后蓝虹同志(革命老前辈吴玉章的外孙)去前线采访时,通过另一敌人炮火封锁线也被敌榴弹击中牺牲。这几个牺牲、负伤的战友,平时待我都十分亲切,就像是我的大哥、大姐一样,对于他们的牺牲、负伤,令我非常难过。


在悼念牺牲同志的追悼会上,所有战友掩面痛苦,泪飞顿作倾盆雨,大家都发誓要化悲痛为力量,向杀害我战友的联合国军讨还血债。


我也曾经随同演出小分队的同志们一起上过前线,在坑道、掩体里,为战斗在火线上的战友们进行慰问演唱。我现在还清楚的记得我为战士们说过的一段“四川评书”,是由十二军文工团的烈士诸仙富同志创作的,名叫“冷枪战”:“潘汉松在一百团,平常打靶一枪至少要穿八环。这次开展的是阻击冷枪战,听我把“龙门阵”摆谈摆谈。四月二日天将明,潘汉松一早起来看地形。对面有个小山坡,坡上敌人的工事特别多。山上不长一根草,因此取名叫红山堡,偏那边“卡儿”有敌人观察所,为了便于我们炮掉,给它取个名字叫二十四号。潘汉松把地形看那个清楚,急忙搬起指头把火力点数。他数得正出神,突然工事里头钻出来了一个敌人。这小子一出来伸了一个懒腰,打了一个“呵欠”,急忙就在解皮带。听这几天“李承晚俘虏(韩国士兵)”说,敌人吃的是包谷,一半生来一半熟,明知道半生不熟的包谷吃了要拉稀,培养这些龟儿子当造粪机。


“话说那厕所修在山坡上,上上下下不便当,上坡还勉强可以走,下坡就要栽跟斗,因此必须拉到起,你拉我来我拉你。潘汉松一看,忙说:好!好!好!对!对!对!你给老子造成了一个好机会。立马打开保险、拉上枪机,对准那头一个小子就是一枪、立即叫他命归西。只见这小子来了个倒栽“握把艽”,后头的人以为他在练习纵跳,有的拍手叫好,有的哈哈大笑,只听得乒乓又是一枪,另一个小子也栽倒在地中央,这下子敌人才知大势不妙,原来是志愿军在打他们的冷炮,吓得这些龟儿子哇哇大叫,提起裤子东奔西串,来不及屙屎拉尿…”


这些段子,诙谐幽默,起到了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活跃阵地文化生活的作用。





1952年一月,因特种兵建设需要,把我这个初中生、算得上是当时部队的小知识分子(士兵中有八成的人是文盲),调到志愿军三十一师司令部炮兵室任侦察员。


1952年五月,我因工作积极,在火线上由冯德闰、郑焕两同志介绍,光荣的加入了青年团,在冯德闰、郑焕二位同志的引荐下,在我所走的革命道路上又掀开了新的历程。





我们三十一师炮兵系统的侦察员,集中在炮兵314团培训一个多月就上前线作战。1952年5月我被指派到炮兵47团3连指挥所工作。炮兵47团装备的是清一色的美国制造的105MM口径榴弹炮,是在解放战争中缴获国民党军队的武器来装备自己的,属统帅炮兵(由志愿军总部直接调遣),是志愿军总部派遣到金城前线配合我们十二军进行阻击战的炮兵部队。三连连长朱大伟同志,是傅作义将军起义部队的军官,他是个知识分子,当他见到我这个小战士出现在他面前时,惊喜不已。


我第一次参战是到指挥所大约半个月,联合国军有六辆坦克在距离我方前沿阵地不到2000M的一个隐蔽处,向我前沿阵地猛烈袭击,破坏步兵阵地的坑道工事和掩体。我防御阵地中各炮兵群体所属各炮兵连,对此目标都属于死角,无法射击,独有我战斗在的第三连的火炮能对此目标进行有效射击。上级在电话里用军用地图给我们指示目标,侦察员侯令停同志在炮队镜(像把大剪刀式的炮队专用望远镜)里很快就锁定目标,连长下达射击口令,我按他的指令换算射击诸元(火炮射击时,弹种、信管、高低、方向、表尺等射击参数),他话说完前后只用了三分钟,我的换算也同时完成,连长立即命令开炮射击。这次因任务紧急,事先没有经过很好的试射,射击的准确性较差,敌人坦克向我军阵地从容不迫地开炮轰击了几分钟后逃走,未得到应有的惩罚。


五天以后,敌人坦克又在原地点出现,这次连长总结了上次的教训,在战斗前就用困在观岱里以西、南川江边、几天前被我步兵用90火箭筒击毁的敌人坦克当试射点,取得良好的试射效果后再转移到敌坦克出现的位置。敌坦克开炮不到两分钟,我连炮火开始还击,榴弹炮咆哮如雷,炮弹在敌人坦克之间爆炸开了花,迫使敌人不敢恋战,放弃攻击目标仓皇逃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这次战斗是连长亲自在炮队镜里校正弹着,指挥射击,我作战斗记录。


战后总结经验时,我对连长说:“这次我们没有击中敌人坦克,是我们使用的是有效杀伤射向,射弹散布的面积较大,这样弹着点密度就小,不易命中目标,另外是我们采用的是低射界射击法,射弹落角太小,炮弹爆炸时有效杀伤破片不多,对敌人威胁作用不大,如果下次改换成集火射向,采用高射界(射角超过45度)射击法,这样能缩小射弹散布面积,扩大命中公算,也许效果可能就要好一些。”连长做事一向谨慎谦虚,对我这个小战士的建议,再三考虑后,他决定采纳我的建议,他令我按我的建议计算射击诸元。


七天后的一个下午,侦察员郑纪坤同志值勤时,在炮队镜里发现敌人坦克过去经常出现的地点后面在冒黑烟,他估计十有八成是敌坦克又来偷袭我步兵阵地,立即向连长报告敌情,连长马上命令火炮阵地作好射击准备。


这次连长使用的射击诸元,大部份是采纳了我的建议,当敌人坦克刚进入战斗位置、正在准备向我军阵地射击时,不等敌人开炮,我连四门榴弹炮集中指向敌坦克群中的为首的一辆坦克开火,第一个急促射后,跟随就是第二个急促射、第三个急促射,群炮怒吼,我军炮弹像雨点般飞向敌坦克,这时敌人阵地忽然传来一声惊天巨响,有一辆敌人坦克被我炮火击中,我军一发炮弹从敌坦克炮塔掀起的顶盖孔中进入坦克内部爆炸,同时引爆了敌坦克炮弹,顿时火光冲天,熊熊烈火,烧红了半边天,跟在后面的几辆敌人坦克,见大势不妙,回头落荒而逃,向他们的司令官报丧去了。这次战斗,打得敌人坦克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状态,迫使敌人坦克一弹未发,竟被我军打得屁滚尿流,抱头鼠窜。


我军阵地一片欢呼,步兵同志齐声夸耀我炮兵的神威。我是更加高兴,因为我为十个月前、我们文工队牺牲了的同志们、负了伤的同志们报仇雪恨!


这次战斗结束后,连长发现我在指挥火炮射击方面的天赋,他十分信任我,从此他令我在指挥所单独执勤、侦察敌情,计算火炮的射击诸元,代他绘制射击图,方位物要图,报告弹着点,有时还令我替他校正弹着。我在几个月前学会的交会观测、中小间隔、移动阻止射击、固定拦阻射击等火炮射击的战术、技术,在这里派上了用场。


1952年夏、秋之间,朝鲜前线正开展热火朝天的冷枪冷炮战,有一天连长奉命去营部接受新任务,指挥所剩下的领导就是指挥排长庞溥同志,他也是傅作义将军起义部队的军官,只上过三年小学,指挥火炮射击还有一定困难。


这一天我在执行侦察敌情时,在炮队镜里观察到敌人32号阵地左边比较隐蔽的山凹处,又来了个屙野屎的敌人,几天前我就发现经常有零星敌人在那里屙野屎,只是单个敌人,不准开炮射击。原因是一发榴弹炮的炮弹价值二两黄金,不到三个敌人,不许开炮射击,我老早就把目标的射击诸元计算出来了,并将其他目标试射的有效成果转移过来,只是未向连长报告。今天我见连长开会去了,是个打击敌人的好机会,我向排长报告:“发现了三个敌人在32号阵地游动,是否要射击?”排长令我计算射击诸元,不到两分钟,我就把早已准备好的射击诸元拿出来了。排长通知在炮阵地的副连长,开炮射击,全连来了个四发急促射,榴弹划破长空,呼啸而过,蹲着屙野屎的敌人,听到炮声,自知大势不妙,正要站起来提起裤子开跑,这时只见炮弹落地开花,炸得屙野屎的敌人魂飞天外,这是我在朝鲜战场亲自指挥火炮打死过的一名联合国军。当排长问我战果时,我说:“报告排长三个敌人全部消灭。”


连长回来后,排长向他汇报了我上午指挥火炮消灭敌人的事情,连长说:“好呀!我马上报告上级,为小家伙请功。”我向连长说明了原委。对我谎报军情,违规开炮射击零星敌人之事,连长并未责备,只是用右手指着我的头,笑着说了一声:“小滑头!”,事后也未追究我的责任。


我在炮兵47团3连战斗工作了半年,参加过多次在夜间配合步兵发起攻击前的炮火准备,为步兵战友们发起进攻前,摧毁敌人阵地上的地雷、铁丝网、暗堡、掩体,扫除步兵前进中的障碍。我和战友们都出色的完成了任务。


1952年十月份,我在阵地上得了重感冒,三天不进食,呕吐不止,连长见状怕出意外,立即令侦察员郑纪坤、黄贯帮、信号员老王同志等三位战友,晚上轮流把我从700多公尺高的庆坡山指挥所背下山来,还要连续通过三道敌人炮火封锁线,把我背到连长安排好的指挥车上,连夜急送到野战医院。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过我尊敬的连长朱大伟同志、排长庞溥同志以及同生共死半年多的其他战友。我现在还能记得起来的有:侦察班张班长(记不起名字了),侦察员郑纪坤、黄贯帮、侯令停、陈乃颐、龙明高,话务员潘天荣、信号员老王同志(记不起名字了)。今天要是他们还活着,几乎都是七十开外的老人。


到了野战医院,正好碰上在那里当助理医生的庹重同志(杨翰英),他是我三哥刘子西在重庆清华中学时的同班同学,此人给我的关照很多,就像是我的亲姐姐一样,是我一生中不能忘却的人物。还有全军模范护士张立人同志。是她们精心治疗及耐心的护理,才有可能使我很快痊愈。


同时遇上在那里住院的,还有我在文艺工作队工作时的老战友任红举大哥,以及在敌机空袭三十一师政治部时负伤的刘群同志。


这里特别要提到刘群同志,她文化程度较高(高中三年级入伍),性格开朗,对人热情,才华出众,诗词歌赋满腹经纶,是当时部队里不可多得的才女。她是三十一师政治部宣教科的宣教干事,在一次敌机空袭政治部时,炸弹破片打伤了她的脸,治好后仍留下明显的伤痕。这样一个年青漂亮的女同志就被破了像,但她仍不在乎,一个劲的努力工作。1953年她转业到东北工学院冶金系读书,毕业后分配到重庆大学工作。1978年我落实政策时回到重庆大学见到了她。问起她光荣负伤的事,她告诉我说,她1952年在朝鲜战争空袭时受伤所带来的残疾,一直得不到当地政府承认,部队的首长及经历过那场空袭的战友都出来为她证实过此事,重庆市人民政府就是不认账。这里我不禁要问?重庆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的官老爷们,你们对一个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中做出重大牺牲的女战士竟如此之刻薄,你们的天理良心是被狗吃了吗?!





1952年十一月中旬,我部从上甘岭战场转移下来,驻在朝鲜谷山郡修整两个月后,奉命又转移到位于朝鲜东海岸的咸兴市至元山市一带、固守海防,防止敌人两栖登陆。我奉命被派到朝鲜第二大城市元山市,在元山港湾大海边上的216、2高地的前进观察所与朝鲜人民军同志一起工作,任务是监视敌人的军舰及飞机的活动。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见到大海。碧波万顷、蔚蓝色的海洋,一望无际,早晨观看海天相连的远方旭日东升时,别有一番情趣,从那时起我对大海情有独钟。


元山港湾外面的岛屿,全部是由联合国军占领,小岛上的敌人时常派遣特务在人深夜静时,偷渡上岸来搞破坏活动。白天港湾内除了有几条小船在近海捕鱼,捞海参,其他的就是波涛汹涌的浪花,在海湾内其余的什么东西都发现不了,而夜间就要特别小心,首先要监视敌人扫雷舰到近海扫除我军布的水雷,其次是防止敌人巡洋舰到近海搞火力侦察,最后还要不断派出巡逻小分队在岸边来回武装巡逻,防止敌人夜间派特务偷渡登陆。


我在比人肉眼放大25倍的望远镜里,看见过美军的战列舰密苏里(1945年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就是在这条战舰上举行的,以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家乡密苏里洲命名的)、南达柯它、新泽西,这三艘海上巨无霸,排水量都超过45000立方米,九门主炮的口径有480MM,射程32海里(相当于60公里),一发炮弹足有一吨半重,其威力超过1500镑的炸弹。这些军舰经常在外海编队游弋,轮番来袭击我军的滩头阵地。


我也险些两度丧命,一次是在1953年六月,一个滂沱大雨的夜晚,我和朝鲜人民军三位战友,为防止敌人特务偷渡,在朝鲜东海岸元山港湾武装巡逻时,不慎踢到朝鲜人民军埋设在滩头上的跳雷(人踢到后由埋设处弹跳到离地两公尺高的空中爆炸)。因当时朝鲜正值雨季,连绵不断的大雨使得跳雷的保险销生锈,人踢到导火线后引信打不开,从而未引发跳雷暴炸。另一次是在东海岸的高原镇,我高射炮部队与联合国空军空战时,敌机的机枪子弹射穿了我戴的军帽的帽沿,子弹从我的前额擦过,头皮已明显感到弹道划过的灼热,而我未受伤,可算是死里逃生,幸运的活到今天。





1953年6月,我正在朝鲜东海岸元山港海湾,同朝鲜人民军联合执勤最紧张的时候,突然接到在47军工作的重庆清华中学同学赵海苍、杨人灿二位学长来信/他们通知我,我的三哥刘子西已于三月下旬,在朝鲜中线的上浦防东山反击战中英勇牺牲。


三哥牺牲时才二十一岁,他就这样匆忙地走完了苦短的人生,他是牺牲在胜利前夕的激战中,牺牲在胜利之前,而不能亲眼看见胜利,那就特别令人痛心!


他是解放后我失去的第三个亲人,三哥是我的家庭成员中作风正派,同情弱者,勤恳好学的人,也是我家弟兄几个人中最有希望的人。在我们五弟兄中,只有他一个人敢于公开起来反对父亲的军阀作风。他的言行对我影响不小,他是我最尊敬的兄长,他的牺牲就像是我失去了手足,切肤之痛,难于言表,给我心灵带来极大的创伤。


眼见许多战友、亲人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中,纷纷奉献了自己年轻的身躯,远离我们而去,活着的人总是无比怀念他们。


接着我把这信息告诉了母亲,这对处于不幸中的母亲,那无疑是雪上加霜。


这是我参军近三年,第一次写家信。三个月后收到母亲回信(母亲请人代书),信中表达了失去儿子的母亲内心深处无限的哀伤,同时也谈到家庭的困难,母亲和妹妹时有断炊之危,我给母亲寄去了当时几年作战的全部积蓄100万元旧币,(估计相当现在100元的价值),这是我为人首次向母亲尽孝道。从母亲这封来信中,这时我才知道父亲和二哥在土改中被共产党枪毙。我立即向组织汇报了这一大事,并表示我拥护政府的立场。





在朝鲜三年多的战斗岁月,我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残酷和中国军人视死如归的顽强战斗作风,我坚信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支武装部队的战斗力,当时是天下无双的。


我的志愿军战友们,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斗中,个个吃苦耐劳、英勇善战,前仆后继,不怕流血牺牲,这种崇高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





我们在朝鲜战场作战时,祖国人民三度派遣慰问团,到朝鲜前线来对我军进行战地慰问。1952年赴朝慰问团第一分团来我部进行慰问演出时,天津人民广播电台一位年青漂亮的女播音员,在森林中搭设的简易舞台上,含着激动的泪花,为我们演唱那支扣人心弦、经久难忘的“慰问志愿军小调”;“轻敲那个板来,慢拉琴,我来唱唱光荣的志愿军,中国出了咱志愿军,一棒打坏了杜鲁门(当时的美国总统),中国出了咱志愿军,和平幸福有保证,有了保证!我这里敬祝同志们身体好,立正敬礼来慰劳。同志们受苦又受累,我这敬礼来慰劳,这是代表全中国人民把心意表。同志们不怕冷风吹,同志们把雪地当床睡,渴了冰雪当水喝,饿了炒面吃几嘴。同志们你们真勇敢,不怕吃不饱、穿不暖,坚守岗位英勇杀敌在前线。


“同志们呀!你们过山岗来又渡江,衣服结冰不知凉。同志们真呀真辛苦,我们永远不能忘,要把正义战士英勇事迹永远歌唱,永远歌唱!志愿军向前冲,敌人就上了当,发了蒙,咱们要把敌人一包围,他浑身“哆嗦”眼发愣,哎呀呀!你看他,举手缴枪哭着喊着求饶命!求饶命!几次战役打得好,出现英雄和好汉,英雄好汉立了功。英雄的美名天下传,都只为大家流了血和汗,流了血,流了汗,祖国才能得安全,才能安心把国建。毛主席把你们记心间,毛主席把你们记在心间,全中国人民也把你们记心间。听我把后方的事情谈上一谈,抗美援朝热火朝天,男女老少齐动员,参军的学生几十万,个个准备上前线。土地改革正开展,让人人都有吃和穿。坚决镇压反革命,帝国主义势力全推翻,你们在前线打胜仗,我们在后方来支援,祝你们在朝鲜胜利!胜利再胜利!前进!前进再前进!把敌人干净彻底!干净彻底歼灭完,和平幸福万万年…”


这是一支响彻云霄的赞歌,它是志愿军全体官兵在朝鲜战斗生活的真实写照,它表达了全中国人民对志愿军的无比热爱和殷切期盼,它激励在朝鲜战场上的中华儿女冲锋陷阵,精忠报国。


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志愿军官兵同生死、共患难、团结一致,在冰天雪地、硝烟迷漫的朝鲜战场,从胜利走向胜利。


我和战友们一起在朝鲜度过了三年多出生入死、爬山涉水的战斗岁月。


我只不过是志愿军的普通一兵,在朝鲜战场三年多的时光,没有什么辉煌的战绩和惊人之举,但是我今天可以自信的说:我没有当逃兵,没有贪生怕死畏缩不前,我无愧于国家!无愧于人民!!更无愧于当时中国人民赠送给我们的“最可爱的人”这一崇高称呼!!!





1953年7月27日,中朝双方与联合国军方和平谈判成功,我们取得了战争与和谈的双胜利!朝鲜大地从此结束了三年零一个月的灯火管制,人们终于见到了和平的灯光。这是上百万志愿军战士和朝鲜人民军战士经过三年多的浴血奋战、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这其中也有着成千上万的军属、烈属及孤儿寡妇们的辛酸和眼泪!


只有经历过战争的人们,才深知和平的珍贵。不知再过几十年后,那些流着鲜血倒在朝鲜土地上的青年士兵的身影,是否会如斑斓的彩蝶,留在不经历战争的人们的记忆里。





1954年 4月底,我部奉命回国,驻防浙江省江山县。


这时,我们的国家,正沐浴在和平的阳光下,已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工农业生产蒸蒸日上,一派兴旺繁荣景象。全中国人民正在紧张的进行和平劳动。人民对国家的前途和自己的事业充满了信心,对社会主义建设投入了极大的热情。正如领袖毛泽东所说:“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前人从来未做过的极其光荣而伟大的事业。”


当时,部队的女同志和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战友,回国后,大多数都相继转业或上学读书去了。不到十八岁的我,也多么渴望有机会和他们一样去读书、求学深造,为社会主义建设掌握一技之长。虽然战争推迟了四年的学习时间,但我想只要下定决心,是能够迎头赶上的。于是我在江山县新华书店购买了中学的全套数、理、化教科书,开始自学,为考大学而努力奋斗。


我部在浙江省江山县的第一年,大部队在修建营房。我们特种兵(炮兵侦察兵)则进行技术练兵。我是利用练兵的间隙自学的。这无疑对军事技术学习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遭到一些来自上级的非议、战友们的讥讽和嘲笑,说什么异想天开、好高骛远等等,甚至还受到过领导的批评。但也有少数同志鼓励我。给我关心最多、支持最大的要数郑开昭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现已退休),是他在精神和物质上的鼎力相助,才使我有可能圆大学梦。还有我清华中学时的老学长邓堪同志(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现已退休),李世材同志(四川省邻水县公务员、现已退休)以及樊引、易毅等老战友(可惜樊引、易毅二位老兄已作古),是他们的支持,使我在那种艰难的环境下,铸就了不达目的决不休止的决心。


那时,所有的休息时间,我都沉浸在教科书里;就连在月光下站岗放哨,都成为我自学的大好时机。没有老师指点,没有人辅导,很多练习题都解不开,急得人坐立不安,痛苦万状,双手不停地抓头发。越是这样艰难我越不愿意放弃,终于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中,走出困境,提高了自学能力。特别是那些花大功夫解出来的难题,记忆深刻,经久不忘。


从那时起,我养成了自学的习惯。现在所拥有的知识,大多数是自学得来的。


1955年初,解放军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老战士分批复员。第一批复员的名单中,本来没有我。当时部队首长见我炮兵射击技术过硬,又有实战经验,是部队的资深炮兵侦察员,年纪又不大,适宜留在部队继续工作,正准备送我去南京炮兵学院深造,培养我作为部队未来的初级指挥员。我不愿接受这种安排,不想在部队长期服务,一心想复学读书。在我不断的要求下,部队首长忍痛割爱,终于批准了我复员。


这是我人生中走错的第一步棋,也是关键的一步,它给我往后的生活历程带来的灾难是无穷尽的,直至影响到我的一生。


二月中旬,我和许多退伍的老战友,一齐踏上返回四川的路途。 三月八日下午到达重庆朝天门码头。


故乡啊!在外征战四年的游子终于凯旋归来了。





第二章


回到重庆,百感交集,故乡变化很大,城市建设日新月异,真是沧海变桑田,故乡的山山水水越看越可爱。


见到了阔别四年的母亲和妹妹,家人悲喜交加,喜的是我终于活着回来了,悲的是,她们永远也见不到另一位望眼欲穿的亲人——我的三哥刘子西同志。他为抗美援朝战争,奉献出了青春和生命,长眠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


我的家庭,已从五年前的有产阶层,变成了道底的城市贫民。家中解放前的全部财产在土改时已被人民政府没收,就连在晾衣杆上晒的几件旧衣服都被农民收走,只给母亲和妹妹侄女三人留了一条破被子,生活无情地煎熬着祖孙三代人。当时家中生活极度困难,母亲带着正在上小学的妹妹帮人家作保姆在维持生活。她们正企盼我去工作,养家糊口。可是我作了极其荒唐的、令她们失望和痛心的选择,置家庭困难和母亲死活于不顾,决定去复学读书。这个选择在两年之后的夏天(1957年),给我带来了灭顶之灾,使我含泪带血地、牛马不如地生活了二十余年。对我来说,这是活报应,也可说是上苍对我这不孝之子的惩罚吧。几十年过去了,每当回忆起这一错误决定时,深感负疚,良心总是受到责备,母亲啊!儿子欠下一笔永远也还不清的债务。报不完的恩,还不尽的情,请您老在九泉之下宽恕我吧!


按规定我应去重庆第九中学(清华中学)复学。但第九中学领导只同意我读初二下,因我是初二上时参军的。于是又求助在重庆第三中学(南开中学)任教的哥哥(堂兄)刘哲流,这才得以在重庆第三中学就读高三。


重庆第三中学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地处重庆市的文化中心,她的前身是重庆南开中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文化学府。它是天津南开大学创始人张伯苓先生1936年在重庆创办的又一所中学。学校师资力量雄厚,教学设施齐备,校园占地面积2000多亩,树木花草繁茂,环境幽然。特别是由苍松、翠竹、腊梅等岁寒三友组成的“三友路”,景色宜人。三九严寒腊梅盛开时,香气扑鼻,沁人肺腑,是同学们课余饭后休闲的好去处。重庆南开中学在当今的中国来说,仍旧是一所难得的、第一流的读书求学圣地。


我被教导处安排在高三年级第六组,班主任是化学老师饶承宗先生。全班共有学生五十四人,全部是男生。令人痛心的是1957年,毛泽东发动的“反右派”斗争,就有9人被划为“右派”。五十四名同学中有两位是从马来亚半岛归来的侨胞、黄汉隆和温悦能同学,他二人1956年高考时、分别被四川医学院和新疆“八一”农学院录取。另两名是复员军人,其一是我,另一位就是从空军复员回来的军官。他叫林国钦,是重庆市解放前有名的大商贾“林汤圆”的小儿子,算是我的老大哥。此君为人正直,心胸开阔,是全班同学十分敬重的人物。


同学为我们四人的到来,特意安排了个隆重而热烈的迎新晚会,表达了全体同学对我们四人的深情厚谊。这是同学们为我们营造美好的学习氛围。班主席王义质同学致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接着是阎理、李佩隆二位同学为欢迎我们四人,在晚会上亲自朗诵他们深情创作的诗歌。黄永华和吕明正同学表演杂技。特别是曾召荣、王翠生两位同学的二重唱“刚刚摘下来的苹果”(是重庆日报记者张天授,根据画报刊登的一幅木刻画作的词,内容是一个在苹果园采摘鲜果的朝鲜少女,把一筐刚刚摘下来的苹果,送给一个骑着战马路过的志愿军战士,画名叫“刚刚摘下来的苹果”)。感人至深,歌词全文是这样的:“朵朵彩云,在天空开放,苹果树呀,吐噜着扑鼻的清香。朝鲜少女在林中采摘苹果,火红的光彩映在她的脸上。志愿军战士骑着马走过山岗,少女把刚刚摘下的苹果双手捧上。战士答礼说谢谢亲爱的姑娘,催动着战马奔向前方。少女在苹果树下快乐的歌唱,还听见战士的马蹄哒哒的在响…。”曾、王二位同学的歌声悠扬,声情并茂,动听动人,它又把我带回到了炮火连天的朝鲜战场,重温了中、朝军民在打击共同敌人时的鱼水深情。当时我非常喜欢这首歌。我在晚会上也给同学们讲了在朝鲜战场的战斗故事,还用朝鲜话唱了一首“侦察兵之歌”,以示对多情的同学们的答谢。从此我和同学们相处得十分融洽,同窗情谊深似海。


我在南开中学读书时,随时不忘向青年团支部书记李宝扬同志汇报思想,让组织了解我。我的家庭出身及父亲、二哥等人在土改中被共产党枪毙的事,我都主动地向李宝扬同志作了交待,做到对组织忠诚老实,征求组织对我的帮助。我把在部队时的优良传统,原封不动地带到了学校,立志做遵守纪律的楷模。


与我们相邻的是全女生班的第五组,她们上、下课都要从我们教室门口经过,作早操时,我们就站在她们旁边,姑娘们穿红着绿,春风满面,行动犹如风吹柳,袅娜动人,身背后的两条大辫子,极具诱惑力。特别是她们一个个那双romantics的眼睛,流光四射,溢彩照人,绽放出春之光,引起了我们全男生班同学对她们的神往和好奇。


我一个从朝鲜战场下来的志愿军战士,穿着一身因为日晒风吹雨打而变了颜色的军装,漫步在风景如画的校园,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和同学们一齐聆听着老师讲课,沐浴在新生活的阳光下,享受着时代赋予我的甜蜜,一切都感到新鲜、幸福和亲切。班上同学年龄和我相差不多,有个别还是我参军时在清华中学的同班同学。在同龄人看来,我是幸运的、幸福的!同时我也深知大好机遇来之不易,定当奋发图强!


在学习过程中,对于三角、几何、代数、物理、化学和历史课(新民主主义史)还能跟上进度,但外语和语文程度却与同学相距甚远。


英语老师邹抚民先生用了很多课外时间为我补习。


我的语文基础很差,上第一节语文课时,正碰上写作文,题目是“论作文迅速敏捷的好处”,规定两节课必须交作业。我当时不知从何下笔,只好像应付差事般地乱写一通。记得那时语文老师苏翼谦先生批改作业的评语是这样写的:(1)狗屁不通,文不对题;(2)错字、别字满纸都是;(3)又长又臭。并要求我今后务必端正学习态度。这件事使我感到羞愧。我想,离开学校四年多,无疑在系统知识方面与同学相差较大,因此必须用大力气刻苦学习,否则就可能掉队,是无法圆大学梦的。


五十年代良好的学风、校风,老师的热情教导,同学之间的团结友爱,帮助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学习难关。记得当时热情辅导过的同班同学有:刘汉生、李忠诚、冯地清。他们帮助我学习外语和写作文。其他班同学中的沈泳、邓敬庄两位女同学,还特意把她们的作文借给我阅读,启发我怎样写作文章。师生情深、同学谊重,感情、友爱、学谊,这些人生中高尚而有价值的东西,正在那个时代得到复苏和发扬光大。


在南开中学一年的学生生活中,除了刻苦学习,我也和同学们一道,参加一些公益活动。1955年的寒假,本是我宝贵的补习中学功课唯一的一个假期,但当时为了响应团中央的号召、为农业合作化做一件好事,我们高三年级的五、六两个班的男女生合在一起决定到农村去。于是我也和其他同学一道自觉去农村接受再教育,我们去的地方是沙坪坝区覃家岗乡一个叫红旗农庄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们积极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家家户户都踊跃加入互助合作组织,生产劳动热情空前高潮。


同学们豪情满怀地去为农业合作化服务,李仁焘、刘光明、刘以蔚三位女同学用“李双流”的笔名谱写的激情奔放的“农村服务队之歌”,今天我还能记起其中的几旬歌词:“沿着弯弯的田坎,农村服务队在前进。麦苗向我们点头,歌声在原野荡漾。我们暂时告别课堂,投身到新的生活,向庄员学习,准备把自己锻炼成钢。小溪轻盈的歌唱,薄雾笼罩着山岗,热情火一样的燃烧,未来像朝霞一样的美好,生活像蓝天般宽广…。”这歌声表达了同学们当时对共产党无比的信任,憧憬着自己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


我们白天同社员一起劳动,帮助他们修路及兴修水利,晚上教他们识字、唱歌。男同学夜间还荷枪实弹的同农庄民兵一齐巡逻放哨。由林国钦和仝月英两位同学执导的大型歌剧“王贵与李香香”,其中的演员全是当地的农民担当,乐队伴奏是我们去农村的同学,并成功的在春节期间在当地作了几场巡回演出。返校后农民们用此歌剧来到南开中学作过汇报演出。


1956年的春节我们是在农村同社员一齐度过的,没有一个同学要求回家去过节。


一个月的农村实践结束了。在送别我们的晚会上,农庄团总支书记李茂乾同志,代表全体农庄社员赠送给我们一面锦旗,上面绣着:“用你们的实际行动支援了农业合作化”,高度评价我们一个月在农村的实践。我们返校时,广大社员自发的聚集在道路两旁欢送我们,她们个个眼噙泪花,对我们的离去表示依依难舍。那是我一生中最紧张、最愉快的时候,时至今日,那样的日子已远离我们已经五十年光景,但往事仍就历历在目,晃若昨日,令人永生难忘。





由于老师和同学的帮助,加上自己的勤奋努力,功夫不负有心人;在1956年的高考中,果然马到成功,我被重庆大学录取。当我拿到录取通知书时,第一个热情祝贺我的人,就是我的哥哥刘哲流。他用极大的心血浇灌了我的大学之花,可惜只是昙花一现。接着就是我的志愿军战友郑开昭同志、李世材同志,易毅同志寄来了热情洋溢的祝贺信,并附上了足够我开学使用的一切费用。


我即将开始在重庆大学电机系、发电厂电力网电力系统专业学习了!多年来神往的大学校门终于向我敞开,夙愿得以实现,我成了刘氏家族中第一个正统的大学生。记得1948年我家乡的两位学子,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还乡时,父老乡亲们从90里外恭候驾临,好不风光啊!





重庆大学,坐落在重庆市沙坪坝区嘉陵江边,离南开中学只有两公里路程,她是四川省督军刘湘于1929年十月十二日创办的,是重庆市第一所高等学府。我上重庆大学时,设有电机、机械、冶金、动力、采矿、地质等六个系,是一所多科性的工业大学。民国时期,中外有名的学者,李四光、马寅初、冯简、柯召、张洪源(解放前夕重庆大学校长、化工泰斗)、何鲁(世界三大难题解出两题的数学家)等名流都曾在这里执教过,解放前夕是当时重庆地区唯一的一所国立大学,学校地域辽阔,师资队伍强大,教学设施完整,教学大楼及学生实习厂、馆等建筑物造型美丽,高大挺拔,雄伟壮观。校园道路绿树成荫,不失为中国第一流的高等学府。


1956年8月底,我豪情满怀地走进重庆大学。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条达到理想境界的光明大道。我一心想到的只有努力学业,奋飞青云,毕业后作一名优秀的电气工程师,为社会主义建设稍尽绵薄之力。


在我上大学一个月后,接到老战友、鼓励我自学成才的老大哥樊引同志来信,其有附有一首诗:“松林坡里调琴瑟,鸳鸯路上欢笑声。忆起当年游学地,而今面目已全非。投笔从戎赴国难,古战争来几人回。愿君学子寒窗下,苦战终日度春晖。”他用极大的热情勉励我寒窗苦读。


按高教部规定,在大学求学期间,志愿军复员战士享受四级调干待遇,每月除伙食费外,还发给12.5元生活费(那时每月伙食费只有10.5元)。这样,我就可以不为学习、生活费用分心,集中精力读书了。在南开中学求学时,我的生活费全都是由郑开昭、易毅、李世材三位战友提供,他们为我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寄予厚望,谁知我1957年夏天无辜受害,有辱使命,至今无颜回报,愧疚之心,痛心疾首之情,无时不在脑海中萦绕。


大学一年级的课程设有:高等数学(微分、积分)、物理、化学、机械制图、金属工艺学、俄语、马列主义基础和体育、工厂实训。二年级增加了电工原理、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电工学和热工学。这些基础课,对我来说学习并不费力,期末考试均获优良成绩。当时采用苏联的大学四级记分制:优、良、及格、不及格。


大学生活是丰富多彩、炽热多幻、使人忆恋的,同学们都在为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而不懈地努力。清晨,鸳鸯路上(现名沿江路),书声琅琅;傍晚,民主湖畔,弦歌盈耳,整个校园,生机勃勃。


1956年9月,中共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公报指出:目前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生产关系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的基本路线应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号召全国人民向科学进军,向大自然宣战。中国人民无不为之欢欣鼓舞。我为自己能生活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为建设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各尽所能,按劳付酬的新中国而庆幸,未来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毛主席是英明伟大的领袖,他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对他既感激又敬重,无比信任,我是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倾倒。甚至可以这样说,那时候毛泽东和共产党在人们心目中享有的威望是空前绝后的。更有甚者,觉得毛泽东放的屁都是香。谁要是看见过毛泽东,算他祖宗有德。人们要是能和见到过毛泽东的人生活工作在一起,真是三生有幸。


1957年春季开学时,电机系各团支部改选,我被同志们选为支部书记,此前的支部书记是校团委指定的。我和同学们相处十分融洽,学习、工作一切正常进行。


那年的“五一”劳动节,中共中央发布整风公告: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大鸣大放,帮助整顿共产党内的不良作风,并公示二十四字令:“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两个月前,我也听过重庆大学校长郑思群先生传达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指出:目前国内存在的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办法,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不能这一部分人去压迫另一部分人。反对惩办主义,反对一棍子把人打死,对犯有错误的人,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要欢迎老百姓起来揭发共产党的错误和缺点,要允许老百姓讲真话。这充分体现毛主席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博大胸怀。


我当时曾想过,世界上没有那一个政党,敢于发动人民群众起来揭发自己的错误和缺点,只有中国共产党有这种勇气!这样的政党真该万岁!万岁!!万万岁!!!


鸣放初期,由于功课紧张,校园仍旧平静,只是官方的报纸,有一些揭露党政领导的不正之风的文章,但比起今天的腐败分子的作为那只能说是芝麻比西瓜,小巫见大巫,情节要轻微得多。  


1957年6月中旬的一个晚上,重庆大学校长、党委书记郑思群先生,在重庆大学松林坡礼堂,召集教职工中的党员、教研室主任以上的干部、各系学生中的党员、各班班长、团支部书记等成员开会。他讲话的主要精神,是动员大家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他严肃地指出,党有缺点和错误,你们这些当党员的,当团员的,当干部的,不闻不问,你们的党性到那里去了?!团员是怎样当的?!会场里有人立即写了张纸条,问他如果我们在鸣放中说错了话,受不受处分?校长慎重其事地重申了党中央的二十四字令,并以党委的名义向大家保证:“在这次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中,有说错话的人,一律不给处分!”


第二天下午,在重庆大学寅初亭(为纪念马寅初先生在重庆大学工作,修建的楼亭),又召开了全校师生员工动员鸣放大会。首先讲话的是校长郑思群先生,他重复了昨天晚上他说过的那一番话,还说:“我们的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光荣的党,从不掩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由于这几年来,我们党由农村进入城市,个别党员身上沾染了一些国民党作风,我们这次整风的目的,就是要整掉我们个别党员身上的国民党作风。”他号召全校师生行动起来,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这是考验每个公民对共产党态度和感情的大是大非之事。接着讲话的是教务长金锡如先生(二级教授、热能动力专家),他代表学校行政,拥护校党委大鸣大放的号召,并宣布,从明天起全校停课一周,以班为单位,组织大家鸣放。第三个出来讲话的是,学生会主席刘稚民同志(电机系二年级学生),他代表学生会,积极响应学校党委大鸣、大放的号召。他说:“学生会坚决站在同学们一边,支持同学们大鸣、大放,并提供笔墨纸张给大家写大字报,还要举办自由论坛。”他接着又说:“打击报复是卑鄙的!谁来阻碍我们鸣放,我们就坚决粉碎他,捍卫大家的民主权利!”他的讲话,获得全场师生如雷般的掌声。就是因为他的这几句正义的呼声,1966年“文革”开始,他因此受到攻击,说他是漏网“右派分子”,把他弄来劳动改造,并要他做重庆大学牛鬼蛇神劳改队的队长。


此后,整个校园,一片哗然。


大字报即时铺天盖地,漫画、诗词、歌赋,样样都有,充分显示了工科大学生的想象才华。印象最深的,要算有一张惟妙惟肖的漫画。它用机械制图的三面投影,来描绘一个人:正视图,满面笑容,上书“对领导”;侧视图是,凶神恶煞的青面獠牙,上书“对群众”;上视图是,一只肥猪头,上书“原形”二字。它把一个溜须拍马,两面三刀的人,刻画得淋漓尽致。松林坡大礼堂设立的自由论坛也随时开谈,气氛十分活跃,这时给我最直观的感觉是,中国真正的民主来了,自由来了。


我既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也未出席过一次自由论坛,只是全班同学推选我当鸣放小组长,主持鸣放,这一职务与我任团支部书记有关。


   第一天,我班的鸣放会上基本没人发言,只是女同学对校党委宣传部长、校团委书记程地潜同志提了个无关紧要意见,说他在一次学生大会上的讲话,有教训人的口气。后来,其他同学鸣放的也都是些鸡毛蒜皮之事,没有怀疑共产党和丑化领导者形象的意见。


   我向电机系团总支书记丁浩源同志汇报我班鸣放情况时,他对我说:“可能同学们还有顾虑,你应带头鸣放。”而且重申校长在松林坡大礼堂动员时讲过的话:“不管是党内党外的,国内国际的,知道的都可以放。”


我回去挖空心思,整整想了两天,也想不出共产党有什么错误和缺点,我能想到的,只有共产党、社会主义才能为我开辟一条达到理想境界的坦途。我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是由衷地热爱和拥护的。但又想到如果不提意见就是不响应共产党、毛主席的号召,不是一个热爱共产党的人应有的态度。转瞬间,忽然想起一件事:1951年初我随部队赴朝鲜作战时,路过当时的辽东省,听房东大爷讲,1945年“8.15”苏联红军进军东北时,军纪涣散,曾有奸污女人和抢劫老百姓财物的事,接着,我又想出一条意见:1956年我第一次参加选举,重庆大学产生三位沙坪坝区的人民代表,被提名的候选人也只有三个,他们分别是:刘之成(物理教研室教授,九三学社成员)、黄曦光(图书馆馆长、无党派民主人士,著名地质学家丁道衡先生的夫人,1957年被划为“右派”)、肖远霞(机械系三年级学生,共产党员,1956年重庆大学的优秀学生,1957年被划为“右派”)。选票上只有三个被提名的候选人,而且只能在三个人名字后面画上一个圈,否则选票就无效,当时我有些不理解,为什么不来个四个人中间选三个的选举法?我觉得我国选举人民代表,没有采用差额选举法,不能充分表达民意。


一次在我班的鸣放会上,大家都要求我发言,于是我就用以上想起的两件事发表了意见。应当说,有关苏军军纪涣散一事,并非我亲眼所见,只是传言,后经证实,确有其事;有个别糟蹋妇女事件,估计凡是炎黄子孙听了,都会发指的。


学生会文体部长、电机系二年级学生谭承泰,他鸣放时讲了一件事:1957年春节,在重庆市工作的苏联专家来重庆大学联欢,当舞会开始前,校长办公室主任秘书章闰珩,告诉为苏联专家伴舞的女同学,穿的衣服要干净一点,免得虱子爬到专家身上去。虱子是一种长在人身上的寄生虫,长期不换衣裤,不洗澡,就能自生的吸人血的小动物,藏在人的衣、裤上及头发内,是指不讲卫生的人的专有产物。也许今天的青年朋友们已不知道是何物。同学们得知后,群情激愤,纷纷声讨章秘书的错误言论。有的写大字报指责章秘书的言行是洋奴才;说他是“好一个为民前锋的政工人员”;有的大字报说:我国现今还很穷,苏联专家在中国享受的待遇太特殊。有的说:我国对苏联的依赖性太严重,如果没有俄国洋人的帮助,我们照样也能把社会主义建设好。那些言词中难免有些偏激情绪,这与我说苏军进军东北时军纪涣散是无关的事。


一个星期的停课鸣放过去了,我们又恢复了正常的学习。那时已临近期末,课程接近尾声,大家都准备复习功课,迎接考试。


一天中午,我去学生食堂用餐时,在食堂门口,看见一张大字报,醒目的标题是“质问刘武支书”,使我大吃一惊。就是这张诬陷人的大字报,把我打入万劫难复的深渊,牛马不如地、像奴隶一样地生活了二十一年。


这张大字报内容有三点:(1)说苏军在东北纪律一塌糊涂,旨在挑拨离间中苏关系,这是煽动群众的反苏情绪;(2)说我国现有的选举法不民主,是在做政治生意;(3)同意董时光的右派言论。董时光先生是西南师范学院教育系讲师,1952年从美国归来的爱国知识分子,重庆大学曾邀请来发表过鸣放讲演,后划成1957年重庆市出名的大“右派”。写大字报的人竟未署名。这张无中生有的大字报,令我十分气愤。同班同学李宗汉(1982年去香港继承父业,现已在香港定居,1994年和我取得联系,至今关系甚好)、江成元(1961年重大毕业后分配到云南省,现任昆明机电学校校长)、熊季重、曾宪捷、唐能敏、邵明华(鸣放时的纪录员、毕业后因车祸死亡)、齐铭德和文伯余等人,个个义愤填膺,一致指责写大字报的人无事生非,无中生有,制造混乱,并集体公证那张大字报所写内容失真,不是我鸣放时在会上讲的。邵明华同学还把我在会上发言的纪录,用大字报公布出来:“我向苏联老大哥提点意见。“8.15”苏军进军东北时,有个别军人曾经抢过老百姓的东西,还有奸污女人的事发生,苏军应向我们解放军学习,做到秋毫无犯。另外,我对目前选举人民代表的办法,也有意见,现在是上面提几个候选人,选民就跟着在选票后头画几个圈,我认为提三个选两个的办法更好一些。个人崇拜并不是一种制度的产物,而是人们的盲目崇拜心情在作祟,我建议今后不要再呼喊“毛主席万岁”这类口号,实际上他也活不到一万年。董时光先生的观点,大多数我同意,但他对小人的定义却有独到之处,例如这件东西本来是白的,若某权威人士说是黑的,此人即说:对!是黑的;刚才我看走了眼。


这样一来,真相大白,写那张大字报的人,竟一直不敢露声色。


在这不久之前,人民日报在1957年6月8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这篇社论,实际上是毛泽东发动反“右派”斗争这一大阴谋的信号。接着人民日报在6月10日又发表“工人说话了”的社论,后来我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上,发现是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文中提到一个纺织女工下了夜班后,写了一封长信给人民日报编辑部,指责报刊杂志为什么要刊登那么多批评共产党的文章;社论大肆褒奖了工人阶级的觉悟和旗帜鲜明的政治立场。以工人、农民说话了为幌子,向他的政敌发动突然袭击,这是毛泽东的惯用伎俩。这与上一篇文章一呼一应,一唱一和,于是乎吹响了反“右派”斗争的号角。


后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毛泽东的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这一哲学论文。这是根据1957年2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整理成文的。这与我听过郑思群校长的口头传达相差较大。毛泽东在他的这篇巨著里,随心所欲地制定了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鉴别“香花”“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就是这六条政治标准,成为这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当权者拿来打人的钢鞭。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给他要打击斗争的人取了个别名叫做“牛鬼蛇神。”当权者动辄就对那些不顺眼的人说,我和你之间的矛盾是敌我矛盾,轻者戴顶“帽子”降级、降薪监督改造。所谓的“帽子”,就相当于中国给犯人脸上打的金印;重则劳改、劳教或者开除公职发配到农村及边远的山区去充军。


这时,全国的报刊、广播电台,所有的宣传工具,突然像川剧变脸谱一样,文章、广播来势凶猛地一齐指向前一段时间给共产党提过意见的人,而且只准官方讲话,不许别人申辩。因为宣传机器掌握在共产党一家手中,好说歹说都由毛泽东他一人说了算,人咬人入骨三分,叫人有口难辩。


毛泽东蒙蔽了我们的良心,愚弄了我们的单纯,彻头彻尾地欺骗了我们。


就凭那两篇社论,还难把群众发动起来。毛泽东就指示中央到地方各级组织,对那些几天前才动员起来帮助党整风、提意见的人,大打出手。


重庆大学自然不会例外。先是以校工会和学生会的名义,召开全校反击“右派”斗争动员大会。那些事先安排好的打手,按照主子给他们布置好的讲稿,一个、二个粉墨登场;在台子上,声嘶力竭地大吼大叫,我们要像保卫眼珠子一样的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


电机系也跟着召集全系学生大会,专门“批判刘武的错误言论”。女打手李爱华,她是我在南开中学时的同学,在重庆大学我与她同系、同年级、同专业、但不在一个班,此人算得上是1957年,重庆大学电机系学生中间反“右派”斗争的急先锋,她去到南开中学,把我在那里执教的哥哥刘哲流找来旁听。会议由电机系学生会主席郑景偃主持,我班同学有四人上台发言:老奸巨滑的班长李朝枢,他1952年参加工作。解放后各次政治运动中都充当打手。可能因坏事干得太多,大学毕业不久就一命呜呼。他说的就是那张匿名大字报的内容;接着是陈跃华,我的前任、重庆大学团委指定的支部书记,此人已为人父,是一个典型的集自私、狭隘、贪婪和无耻于一身的农民。那张匿名大字报就是他一手写的,但他在台上发言时,还不敢承认。因为整我有功,变成了当局当时手中的玩物,曾在重庆大学名噪一时,我的血泪,成就了他向上爬的美梦,后来他还混进了共产党,毕业后又留在电机系工作。1978年我回重庆大学落实政策时,听他的同事们告诉我,此人不学无术,寡廉鲜耻,利欲熏心,遭到群众鄙弃。由于反“右派”斗争时的本钱已使用殆尽,在电机系被扫地出门,后又调到无线电系,在重庆大学混了十几二十年,不但没当上一个什么干部,连中级职称都没捞到。他说:刘武的团支部书记,是从他手上争夺过去的;并诬我带领整个支部向右转。熊季重同志接着发言,他指出那张匿名大字报的内容失真;认为李朝枢、陈跃华的有些说法值得商榷,还未等他把话说完,会议主持人郑景偃立即制止了他的讲话。会场下面有人递上去一张纸条,指责熊季重为我辩护,严重丧失立场。这时,我班女同学刘闰蕊,唯恐充当打手来迟,迫不及待地跳上台去,将熊季重狠狠教训一阵;转过来就声色俱厉地对准我,痛斥我的所谓反苏反共言论,并表示要同我斗争到底,她在讲话中故意制造一种假象,让人们认为那张匿名大字报,就是以她为首的我班女同学写的。她对我丧心病狂地发泄,结果还是没有混进共产党,毕业后分配到成都,也许是做事把天良丧尽,产后暴病而亡,成了产后鬼,因为坏事干得太多,只怕是人饶、天不饶吧。接着上台发言的,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要算马列主义教研室的政治辅导老师丁乐瑞,她是我班的政治辅导员,实际上就是监管我们的一个职业特务。她以政治辅导员身分,揭发我一贯反苏反共,公然敢同意大右派分子董时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完全丧失立场,并说我对外国专家印象不好,哪像个共青团的支部书记说的话。丁乐瑞女士的发言与众不同,完全是以“马列主义高水平”在训斥我,她这个文化特务的狰狞面目毕露无遗。听说她现在美国亲属处定居养老,看来中共豢养的这个女特务今天已是穷途末路,晚年公开投靠美帝国主义去了。其余上台发言的,都是重复那些陈词滥调,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呀,要和我划清界线,斗争到底呀等等。最后要我上台表态。我已看到熊季重说了几句公道话的下场,我上台去只能违心地表态:我错了,我改正,感谢大家的批评帮助。电机系“批判刘武的错误言论”大会,就此草草收场。


会后,我送哥哥返回南开中学。哥哥眼睁睁地望着自己的兄弟要成为这次运动的牺牲品,心情十分沉重,一路上始终默默不语,他已预见我将大祸临头;而我还侥幸地认为最多是说错了几句话;既然是说错了话,认识、改正了,就善莫大焉,不是吗,一个多月前,中央号召鸣放的二十四字令墨迹未干、郑思群党委书记兼校长在松林坡大礼堂代表党委向大家作的保证,言犹在耳,根本没料想到会受到处分。


1957年7月一日,毛泽东又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受到批判”(见毛选五卷)。毛泽东在文章中给“资产阶级右派”(毛氏名词库冒出来的新词)的定性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又说“反动”就是逆革命历史潮流而动。这里请读者注意:毛泽东在中国大地上搞的历次政治运动以及他制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等所谓的“三面红旗”,1966年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才是真正的逆历史潮流而动。还有当今官场中的腐败分子、贪污分子也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到底谁是在反动,请读者自己去判别。并明确强调说,我们和“资产阶级右派”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同“右派分子”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毛泽东还把一个多月前,全国各报刊登载向共产党提意见的事,说成是有计划、有目的地引蛇出洞,是阳谋(毛氏名词库的最新词)不是阴谋。


人们不禁要问,你毛泽东说的哪一句话,才是真话?你做的那言而无信的事,到底是阴谋还是阳谋?


天地间只有不要脸的人,才说得出不要脸的话,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流氓政客、这个中国有史已来空前绝后的暴君、末代皇帝毛泽东。公然可以把自己为子民设下的政治陷阱、阴谋诡计、说成是“阳谋”。堂堂大国元首,号称天字第一号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子民面前指鹿为马,食言自肥,真是不知人间还有羞耻,岂有此理!!!


这时,我开始怀疑:毛泽东放的屁,未必是香的?中国有宪法和法律,共产党有党章,就是不敌毛泽东一句话!


他在这篇社论中还说,“右派”在共产党里有,民主党派里有(民主党派的大多数头面人物,如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费孝通、曾昭伦,钱伟长、原云南省省主席龙云、黄绍闳、陈铭枢等人都被钦定成了“右派”。这些人,个个才如江海命如丝,在民主革命时期,都是积极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政权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有的本身就是国民党政权的达官显宦,他们是在共产党统战政策的感召下,背弃了国民党政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投奔共产党的,一旦毛泽东认为他们已无利用价值,就把这些人当成阶级敌人,置之死地而后快。毛泽东的卑劣行径说明,共产党的统战政策,那里是在同民主党派同舟共济,完全是在过河拆桥。从此以后,中国的民主党派,就成了中国政治舞台上的花瓶—政治装饰品),党政干部中有,新闻出版、文学艺术界有,还特别提到大学生中也有,在他这一道圣旨下,上百万的党政干部、文人志士、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工作者、青年大学生等众多的无辜,就成为毛氏暴政杀戮下的冤鬼。


毛泽东又得意的说,现在共产党掌握了强大的政权,不怕“右派”作乱,对他们(指“右派分子”)不用称反动派,只叫“右派”就够了,还强调:现在对他们不用定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办法对他们也是适用的。


毛泽东的喜怒哀乐,牵涉到千千万万中国人的荣辱兴衰,身家性命啊。


重庆大学对我的所谓斗争也在升格,由批判错误言论开始,然后层层加码。在我班的批判会上,还故意要我主持会议,叫大家来斗争我,着实是在捉弄人。他们要我笑、要我哭,叫我心神恍惚,逼我当喜剧演员,弄得人啼笑皆非。


在斗争我的会上,除李朝枢、陈跃华、刘闰蕊、刘中孚、李子谦(一个不折不扣的两面派,鸣放初期,全班同学中只有他最活跃;反“右”时见我成了他的替罪羊,为了自己脱身,就变本加厉地加害于我。在1959年、1960年、1961年连续三年大饥荒时,他也知道饥饿的滋味不好受,连同学的香烟火柴他都要偷,某晚上跑到学生食堂偷馒头,被炊事员活捉,事后把他弄来曝光,为此,他毕业分配受到影响)、蒋静毅等几个跳梁小丑,轮番上阵表演。可后面就是没有人响应。


这几个道德行为上的矮子,必须要站在无数个无辜叠摞的脊背上,才能显示出自己的高大。


当时我在想,只要我还活着,我将要用我的行动和人格来证明,陈跃华、李朝枢、刘闰蕊、刘中孚,李子谦你这几个披着人皮的豺狼。你们是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丧心病狂地来嘶咬我这无辜的,你们言语、行为已丧失做人起码的良知,要我承认你们还是父母所生,吃五谷长大的人,那是我对你们的抬举和宽恕。


同情我的人,见杀气腾腾的反“右派”斗争,已经拿我来开刀祭旗,都吓得鸦雀无声,立即转向自保,纷纷起来与我划清界线,免得自讨苦吃。有的甚至干起卖友求荣的勾当来了。


最突出的要数重庆清华中学十五级甲组、当时又在电机系一起就读一个专业的一位女同学陈某某,我们是1949年10月1日以前的老同学,她有一个哥哥和我在朝鲜战场牺牲的三哥刘子西是同班同学。她的父亲曾经是1953年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鲜慰问志愿军慰问团的成员,亲临朝鲜前线,慰问过英勇杀敌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又是重庆清华中学的校董,重庆市开明的民族资本家。她的家人对我这个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志愿军战士是有好感的。当我从南开中学考到重庆大学与她同系同专业时,她用极大的热情欢迎我又和她同学啦。无疑平时接触甚多,无话不说。反“右派”初期,我向她倾诉过我的冤枉:我认为贴我大字报的人居心叵测,并对当局言而无信的举措不满。我向她述说的都是心里话。哪知道她用一张大字报的形式,把我对她说过的那些话来了个和盘托出。并附上她的评语,指责我态度不老实,对反“右派”斗争口是心非。她这张揭发我的大字报,当时起到了极坏的作用,对“质问刘武支书”那张诬陷我的大字报完全是火上浇油,成了匪徒们置我于死地的有力把柄,使我陷入极其被动的境地。我为人首次尝到了被朋友出卖的痛苦。她是重庆市的名门闺秀,从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天起,一直是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真没想到,一场政治运动来临,为了争取表现,她公然也变成了卖友求荣的人。她出卖我所换来的是,得到重庆日报记者王古泽先生在报纸上表扬她的两句话“站稳立场,划清界线。”但不幸的是她家中有两个为人处事十分正直的哥哥1957年也被划成了“右派”,同我一样成为无辜受害者,遭到非人似的待遇,苦苦地挣扎二十余年,终于活出来了。


气氛不对,大家都强颜欢笑,却有一股说不出的萧瑟。


电机系党总支负责人李继瑞先生,为了大造声势,就召集全年级的中型会议来批斗我。其他两个班的同学,我们彼此之间根本不了解,只有那些争取表现的“反右斗争勇士”、职业打手、学生特务,凭着爹妈交给他们的那条三寸不滥之舌,什么污蔑诽谤人的话都能说得出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特别是工农速成中学保送来的那些工农兵学生,他们平时学习成绩不怎么样,可是在“反右派”这场政治运动中,他们职业打手的本性复发,个个表演得十分精彩,这群打手的看家本领,在反“右派”斗争中再次全部施展出来。


一些品质不纯的人,越来越丧失做人的理智。暴露出在毛氏暴政统治下,由于毛泽东的唆使纵容,他们由最高级动物向低级动物倒退的本能。


小会、中会批斗接连不断,我在精神上受尽折磨,人格受到极大侮辱,那些打手、走狗们好像不知道我是人,也是一个有自尊心的人!


后来,又要我不断的写检查,交待“反党企图”,总之,是不断地进行疲劳轰炸,我就成了他们任意宰割的羔羊。


他们特别提到我父亲是地主兼资本家,在土改中被共产党枪毙,强迫我承认有杀父之仇,利用这次大鸣大放来发泄阶级仇恨。实际上,父亲死时我已参军,他在解放前、后的所作所为,我并不清楚,只知道1950年,重庆解放初期,他是巴县杨道南县长特定的乡民代表。在共产党的教育下,我认识了我的父亲是一个地主、资本家,确实是吸劳动人民血汗的剥削者。在我的记忆中,我对他的为人处事一直就不怀好感,他受到的惩罚是罪有应得。我得知他被枪毙的信息时,正在朝鲜东海岸固守海防,我当即向组织把问题讲清楚的,我拥护政府的作法,没有同情父亲的遭遇,我没有为他鸣不平。我的立场和我的表现,是在朝鲜战场对敌人的斗争中,经过考验证明是合格的。所以我才在1952年5月、在朝鲜战场火线上加入了青年团。


其实我鸣放时所提的意见,与我父亲被杀之事,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扯不到一起来的事,这群匪徒硬是要生拉活拽地把我推向阶级斗争的靶场,把我当成阶级斗争的活靶子来嬉戏。


毛泽东逼良为娼,把那些拥戴他的人,真正地为他的政权流血卖命的人,随心所欲地划成“右派分子”,定为阶级敌人,列为专政对象,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奴隶。


我最自信的是,我是一个从朝鲜战场上,经过枪林弹雨,复员回来的战士,我与联合国军进行过殊死的拼杀,我的政治觉悟和对共产党的感情、绝不比其他同学差。可事实上,我错误估计了自己,共产党根本就不相信我,一直把我视为可疑分子,异己分子,只不过幸运地被他们利用过,不然为什么在学校党委作了保证,言者无罪;即使说错了话,也一律不给处分的前提下,我仅仅在他们三番五次动员下,提了两条意见,竟遭到如此残酷的打击、无情的斗争呢?我的悲剧就发生在我的自我感觉良好,完全是错误的。


1957年上学期期末考试时,当时重庆大学正在声势浩大地在斗争我,给我精神上施加无穷尽的压力,但我的每门课程在期末考试时仍取得良好成绩,顺利度过了期末考试大关。考试结束,可学校不放假,继续开展反“右”斗争。


这时,我的团支书一职已被电机系团总支撤销。他们又指定陈跃华任团支部书记,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开团支部大会,讨论开除我的团籍。在这次会上,他才承认那张匿名大字报是他写的;那时候承认,自然可以得到封赏,他在会上诬指我三大罪状:(1)反苏反共;(2)攻击民主选举;(3)带领共青团支部向右转。他的话音刚落,我就立即退场,以示抗议。他们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把我定为阶级异己分子,把我从朝鲜战场,火线立功争取加入的青年团团籍给开除了。1978年平反时,共青团重庆大学委员会、撤消了开除我的团籍的处分,并补发给我超龄退团的证书。


对我的斗争、处理,表面上虽说是告一段落,实际上仅仅是开始,更大的风暴和更残忍的斗争还在后面。


最无耻的事是,重庆日报记者王古泽先生,此人从未见过面。1966年“文革”伊始,重庆日报社第一个挨整的就是他,听重庆日报他的同行告诉我,此人私人生活十分堕落。他在重庆日报上写了一篇“陈跃华反右斗争受表杨”的报道。王古泽先生笔下生花,睁着眼睛说瞎话,他公然把我参加过抗美援朝这一事实,说成是假的,把我说成是一个混进革命队伍内的、与共产党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的阶级异己分子。按照他给我罗列的罪状,要是把我拿来活剐,似乎还便宜了我。这就是王古泽先生,作为一个专职记者的职业道德吗?而陈跃华领到的封赏,就是这篇文章中的七个字,“立场坚定斗志强”。文章同时也夸奖了出卖我的那位女同学陈某某。


今天不知王古泽先生是否还活着,我倒很想问他几句:1966年夏天,重庆日报社里、你的同行们,拣起你当年打过我的那根钢鞭,回敬你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的味道?请你不要忘记中国民间的传统谚语:多行不义必自毙!也请王古泽先生的后人们注意:令先考王古泽先生是一个十分缺德的记者,为人处事,万万不可效法。


1957年暑假只放了三个星期。


我在西南美专的老同学、老战友余林同志知道我被开除团籍后,给我寄来一封信;信中充满了对我的同情和关心。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看见一个在朝鲜战场与美军拼杀过的志愿军战士,怎能在和平时期,且已成为大学生的人,会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他邀我尽快到美专去休息几天,让脑子放松一下。到了西南美专后,余林同志对我表示出了极大的关爱,他找到美专学生会主席李仁杰(李仁熹大哥的三妹。李仁熹是我三哥在清华中学时同班同学,后来一道相约参军,感情上像兄弟般亲密的朋友,三哥牺牲后,李仁熹大哥特意嘱托家人关照我)来开导我。她诚心诚意地安慰我,并鼓励我不要悲观失望,一定要振作起来,继续前进。


1957年夏天,重庆大学反“右派”斗争如火如荼,校园里气氛阴森恐怖;李仁杰作为共产党员、四川美术学院学生会主席的她,公然还敢到重庆大学来看望、安抚、开导我,接触一个被斗得狼狈不堪,众叛亲离的、非亲非故的“右派分子”,这种行为当局要视为大逆不道的,是要冒极大风险的。她的人格、人品堪称一流,令人崇敬。我现在能在深圳安居乐业,也与她的关爱是分不开的。


假期中,我应邀到了李仁杰姐家中休息,见到了伯母(仁杰之母)。她是一个十分贤慧、善良、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她老人家在我最困难时给予的帮助,令我永生铭记。她称得上是我的再生母亲。还见到了从云南大学放假返家的李仁焘(仁杰五妹,我在南开中学的同学,1957年暑假我处于极度危难时,她也专程来重庆大学安抚过我)。她们盛情地款待我,并没有因我是一个正在挨批斗的“右派分子”而怕受牵连,一个政治上落魄的人,能得到这股暖流,犹如雪中送炭,不禁令人感激涕零。


从那时起,将近五十年漫长的岁月,是伯母把我从饥寒困窘中救了出来,并教我怎样做人,教我文学诗书,我的生命得以延续,有一半是伯母的功劳。伯母:您安息吧!您当年拯救、教诲过的那个青年人,现已在深圳安居乐业,过着中国普通老百姓衣食无愁的退休生活,而且还有企业争相用高薪聘任为高级技术顾问,要是您今天还健在,能看见我的今天,那不知有多么的高兴。


1957年的暑假,我班同学大部回家去了,其他各班仍在穷追猛打“右派分子”,重庆大学上空笼罩着一片阴云,令人不寒而栗。


我已挨斗了十几次,团籍也被开除了。我以为组织上已对我作了最后处理,事情算是了结,谁知有一天,三班的周家启,听说此人在重庆大学混得不错,气势汹汹地对我讲:“刘武,你要继续写检查,暑假不能休息。”这群打手竟如此冷酷,不知他们要把我折腾到何时才善罢甘休。


假期中,也有几件令人难忘的事。有一天,在沙坪坝大街上,我见到王汝弼同志,他是我重庆南开中学的学长,是空军转业回来复学的学生,夫人是动力系的辅导员黄纹综老师。他知道我被开除了团籍,仍走近我,并和蔼地对我说:“小刘,不要灰心,你还年青,生活道路还很漫长;只要努力,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另一件事是,同我一齐考上重庆大学的中学同班同学黄铸洲兄弟,因眼疾正在西南医院住院治疗。有一天,我去西南医院内科求诊,顺便到住院部去看他,并把我在团内受处分的事相告,他安慰我说:“不要难过,将来事实会证明你没有错!”此事果真被他言中了。事隔21年,我那1957年的沉冤终于得到平反昭雪。1986年重庆南开中学五十周年校庆时,我曾经见到过铸洲老弟,他的眼疾一直没有好转,不知现在可安好?另外一个是我的老战友、重庆清华中学的老学长邓堪同志,1957年暑假从北京师范大学返渝探亲,特意来重庆大学看望我。当时重庆大学校园内,到处都贴有攻击我的大字报,叫人望而却步,可是他还是勇敢地来见我,并陪我玩了一天,说了许多勉励我的话。我和他的手足情谊,整整保持了半个多世纪。


还有令人捧腹的一幕;有一天我去南开中学找哥哥,在南开中学足球场看台上碰见王钟伦,他是重庆南开中学1956级三组的学生,我和他不在一个学生班,彼此认识,并不了解。重庆南开中学1956级参加高考的330名考生中、仅有的六名落榜生他算其一。当时他的生活算得上一穷二白,仅靠重庆团市委每月救济他六块钱维持生活。他见到我一本正经地说:“刘武你被划成了右派分子,最近遭开除了团藉,是吗?你大概是继承了胡风分子的主观战斗精神吧,要不怎么会落得右派下场。”他完全以一副进步自居的面孔在教训我。他是我在反“右派”斗争时,南开中学的同学中出现的第二个落井下石的人(第一个是女打手李爱华)。不知何故,此公在1986年重庆南开中学50周年校庆时,我年级1957年被划成“右派”的几十名同学合影留念时,他自封是右派,硬要和同仁们合影为快。


也有因为同情我而受到牵连的人,他们是:采矿系的陈图光(清华中学同学),团内受到严重警告处分;动力系的李广元(清华中学同学)、机械系的彭安国(南开中学同班同学)都被划成“右派”。李广元现在河北省某发电厂任党委书记。动力系的张树和、殷世红,机械系的孙庚武、翁登选、电机系的谢永健等,均属同学,我们之间并不认识,也被划成“右派”,他们都因或多或少发表过一些同情我的言论,竟遭受如此致命打击。


其他平时友好的同学,看见了同情我的人的下场如此可怕,大家相遇时都假装不认识,只好稳车避离;要不,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右派分子”的殉葬品。


1957年秋季开学,我已顺利的进入二年级。这学期与以往的学期大不一样,反“右派”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到处都在搜索漏网“右派分子”,搞得人心惶惶,正常的学习次序显然受到干扰。那些打手、走狗们斗争我两个多月,仍不甘心,每逢开会,我就成了刽子手们的谈论中心。这时,我已变成学生中的奴隶,凡是为走狗们服务的劳役,如打开水,扫厕所、做清洁等等都落到我一个人身上,这就是毛泽东“不提倡”的,这一群人去压迫另一群人。


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毛泽东的封建极权统治变本加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块土地上,他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他已是犹如天子的皇上,春生秋杀,无所不可,显露出他这个有文化的土匪头子的真面目。他还想主宰整个世界,他要作全世界人民的领袖,自封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他认为整个世界,只要有他的六亿中国子民,再加上有小米加步枪的几百万军队,都可以被他征服。他坚信枪杆子里头出政权,地球上的一切都可以用枪杆子来改造,似乎天、理、良心都在枪口上。


1957年,前苏联(今天的俄罗斯)在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聚集了上百个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党魁,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莫斯科宣言”。二十世纪共产主义海啸席卷大地,摧残世间良知,使道德论丧,人心堕落。它的毁灭性是可怖的,却是有限的(苏联及东欧各个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到了1991年彻低土崩瓦解)。毛泽东在这次大会上狂妄地宣布:“从现在起,中国只需用十五年的时间,就能超英(国)赶美(国)”(现在已快到五十年了,怎么样?中国超过了英国?赶上了美国?事实证明毛泽东是在痴心妄想)。从此,他的言行更加肆行无忌,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真乃是“一鞭在手矜天下,万众归心吻地皮”,中国的老百姓成了一群羊,毛泽东就是赶羊的人。


他提倡无休止的阶级斗争,宣扬与人斗,其乐无穷。他时刻教育子民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他就是要挑动子民们相互之间无端的猜疑、仇恨、相互厮杀,这样有利于他的封建法西斯统治,造就鹤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局势。


仅仅搞个反“右派”斗争,他还觉得不够味,于是在1957年底,又在大专院校中布置开展“红专”(毛氏词典常用词)大辩论,把那些努力学习、成绩突出,对政治运动不感兴趣的人打成“白旗”。既然是“白旗”,当然就要拔掉,拔“白旗”的手法是残忍的,沿用了斗争“右派分子”的那一套办法,稍有不服,就是“右派”帽子一顶降罪。重庆大学在“红专”大辩论中,又划了几十名“右派分子”。


从1958年起,停发了我的调干助学金,此后我生活费,只好求助哲流哥哥提供。


1958年没放寒假,重庆大学全体学生去农村兴修水利,我们电机系是到北碚区蔡家乡灯塔农业生产合作社劳动的。返校时同班女同学蒋敬毅要回北碚西南农学院家中去过春节,她公然要我把她的被包背回沙坪坝,从蔡家场到沙坪坝有三十多公里的路程。我十分吃力地把她沉重的被包背到学校,她连道谢都没有一声,好像是我这“右派分子”理所当然的应该孝敬她,是她这个“右派分子”的女儿(因她老子是西南农学院的“右派分子”)开了一个盘剥奴役我的先河。


返校后,接着就是讨论处理“右派分子”的事。共产党规定,对大学生中的“右派分子”有三条处理办法:(1)开除学籍,送劳动教养;(2)保留学籍,劳动考察;(3)留校察看,继续学习。


这时重庆大学又掀起一波斗争“右派分子”的狂潮,打手、特务、走狗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喊出的口号是,“斗倒”、“斗臭”“右派分子”。从政治陷害到人身攻击,无所不用其极,哪里是把“右派分子”当人在说理斗争,而事实上是一群疯狗,疯狂的围攻一只孤立无援的羊羔。这群畜生个个在争当咬“死老鼠”的英雄。当时的中国,毛泽东已把它构建成一个人变兽,兽变恶,恶伤人的社会,人性的良知、道德、公平、正义等基本价值理念已完全丧失。


请读者注意“斗臭”二字,本来这个人是不臭的,要把他搞臭,只有一个简单的办法,那就是使劲地向他身上泼屎尿大粪等脏东西,不要多大功夫,准保叫他臭气熏天。他们就是用这种方法─如屎尿大粪一般的污秽语言,把“右派分子”给搞臭的。


他们的这些无耻章法,不会对我起到触及灵魂的忏悔作用,更说不上他们是在教育人、挽救人,治病救人,留给我的是仇恨,刻骨铭心的仇恨,令我痛恨毛泽东这魔头造的孽,痛恨他的倒行逆施,痛恨他草菅人命、乱杀无辜。


就在这一片喊打、喊杀声中,重庆大学,只用了二十四小时功夫,又增加了一百多名“右派分子”。这些新冒出来的“右派”中,有的几天前还是反“右派”斗争的勇士,而今竟遭到火并,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在电机系电力专业全年级讨论处理我的会上,主持人陈跃华这个狗仗人势的畜牲,气势汹汹地宣布:“今天是讨论处理极右派分子刘武的大会。”他又给我“加冠晋爵”,封了一顶“极右派帽子”。杨宗鑫这个“三花脸”趁伙打劫,声色俱厉叫我站起来接受众人斗争。女打手刘闰蕊发言第一位,她飞扬跋扈地指骂我对共产党有刻骨仇恨;说我这种人从娘肚子里掉出来就是个坏蛋;头上生疮,脚板心流脓,从头坏到底;这样的阶级异己分子,没有资格继续留在人民的大学里读书,应该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开除学籍、送去劳动教养。


这调子是电机系党总支书记李继瑞先生授意的。李继瑞先生是重庆大学电机系反“右派”斗争时的前敌总指挥,他的老子是四川省达县地区的恶霸地主,被共产党枪毙的。“四清”前他在重庆大学校党委组织部工作,“四清”时,工作组的同志告诉他,他这种家庭出身的人,不宜作组织工作,结果他的组织向他明示,他是个可疑分子。1987年,时任重庆大学副校长的张新民同志,约我去重庆大学,请我帮助他协调重庆大学和重庆南开中学之间的一些关系。我在张新民同志的办公室见到了李继瑞先生,当我问他还认识我不?他假装着不知道,张副校长向他介绍我是电机系的校友,落实政策后在南开中学校办工厂任厂长。这时我见他的表情十分难堪,1957年反“右派”斗争时的威风扫地,尴尬向我道了一声对不起。现在此人已变成了鬼。接着发言的人,只有曾宪捷、唐能敏、李子谦、苟显思(1959年重庆大学学生去市郊白市驿支援农村“三秋”时,遭受勾端螺旋体病毒感染死亡)、文伯余(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儿子)、杨宗鑫等几个家伙在鹦鹉学舌。特别是三班的刘遂生这条鹰犬,恶毒有加,极尽伤害人之能事。他们这几个穿着人衣不拉人屎的畜牲想要在我身上取土,培植自己成为“胖左派”,洗雪他们在几个月前因同情我、为我公证、伸张正义的“罪责”。这几个人,据我了解,今天没有那一个混到过共产党的书记、政委的宝座上去,听说在1957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多少遇到还有些说不清的麻烦,不知他们这些今天都是年过花甲的老人,是否为当年的鹦鹉学舌、恶意伤人的行为后悔过?


其余的人不敢提出异议,只能说同意刘闰蕊的意见,而且硬要人人表态。会议结束时,陈跃华这个狗东西假惺惺地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还能说什么,我已是菜板上任人宰割的一块猪、狗、鱼肉,横切竖切就你方便。


1958年3月下旬,重庆大学集合了2000多危险分子(那时重庆大学全校师生员工不到6000人),到离沙坪坝二十公里的歌乐山上去抗旱。当时风调雨顺,并无旱情,被指定去抗旱的人,除被划为“右派”的人外,就是全校在红专辩论中,当成“白旗”的人,家属中、亲戚中、有着被杀、被关、被管(制)的可疑分子,其中也不乏几个月前,反“右派”斗争时的“英雄”。那些反“右派”时的“勇士”、政治投机商,不管他们表演技巧是何等高超,终归掩盖不了他们是可疑分子的真面目,共产党是从来都不会相信他们的。


一个6000人不到的学校里,就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是共产党认定为的“危险分子”。这些人在歌乐山上集中劳动三天,全无行动自由。后来才知道是,1958年三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市召开政治局会议,会后毛泽东要到重庆市来视察,为了他的安全,重庆市委决定:把重庆市区内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毛氏暴政把这些人统称“五类分子”,实际上就是那个社会的奴隶),各个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政治可疑分子,一律撵到距离市区二十公里以外的地方管制劳动,美其名曰“抗旱”。毛泽东这个中国的流寇头子演变成皇帝的人,所到之处,威风八面,警戒森严、寒气逼人。


我班在鸣放时,起来指责过那张诬陷我的大字报的几个同学、李宗汉、邵明华、曾宪捷等人,无一幸免地被集中“抗旱”,李朝枢、刘遂生等打手充当看守。


正当我们在歌乐山“抗旱”时,重庆大学校内,又掀起交心浪潮,所谓的“交心”,就是要你交待在你思想上、有过与共产党离心离德的想法。大多数学生,由于年青无知,没有接受半年前鸣放的教训,把自己有过的一些想法,毫无保留地、甚至添油加醋地,用大字报或者书面的方式作了交待。同学们这一善良的行动,给他们日后的生活道路设下险阻,因为他们向共产党交待的真心、全心,这些全部都塞进了他们的人事档案,成为人事部门控制使用他们的有力依据。


1958年五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二次会议,共产党的第二号人物刘少奇作政治报告,此人当时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一个与毛泽东并列挂像的人物。1966年“文革”风暴降临,他是首当其冲,中国共产党的党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也保护不了他,结果是被斗死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得意忘形的总结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并把“右派”说成是中国目前存在着的两大剥削阶级,更荒唐的是把中国人当时的工作效率说成是“一天等于二十年”,以后的“放卫星”、“乘火箭”、一亩地产“三十万斤稻谷”就是在这个口号下吹出来的。这种荒谬之至的言论,竟出自中国共产党二号人物之口,作为共产党的政治报告公开发表出来,未免滑稽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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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10-30
这次会议,推翻了一年半前共产党“八大”会议的决议。大大地巩固了毛泽东在中国神圣的帝王之位。毛泽东在大会上公开说:“秦始皇算得了什么?我比秦始皇凶恶一万倍”。从此以后,毛泽东就成了中国人公认的皇帝、神仙,早起晚睡所有的中国人像宗教仪式一样地,都要向他顶礼膜拜,异口同声祝福他万寿无疆,完成了他由人演变成“神”的转换过程。中国和中国大陸几亿人的命运完全操纵在他一个人手中。

1958年4月底,重庆大学副校长陈杨先生,在风雨操场宣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对“右派分子”的三项处分决定。党委办公室付主任岳崇兴,得意忘形、得志气盛地宣布对重庆大学全校师生中“右派分子”的处分。我受到保留学籍、劳动考察的处分。

一段疯狂、荒唐与阴暗的岁月在这里定格,一段惨痛、悲苦与抗争的生命历程在这里展开。

同时受到劳动考察处分的同学共有一百多人,这一百多人中,我今天还记得起的有:谭承泰、帅启延、郑泰寿、叶继先、林毓森、金之友、傅万碧、郭兆荣、胡春雨、颜享楷、韩公弟、黄远视、唐荣德、刘剑南、钟伦福、翁文聘(以上是电机系同学)、郭德璋、谢忠辉、宋景椿、伍承召、殷世红、王晋业(以上是动力系同学)。王永安、崔永泉、赵大慧、倪念坤、王智山、罗贤荣、张运铎、王泄淋、钟念慈、尹安民、杨治邦、李天德、易锐锋(以上是冶金系同学)、卓元富、李志坚、虞悦生、雷昌安(以上是采矿系同学)、雷继尧、刘光汉、袁懋如(女)、李克义、余桂隆、袁世荣、张代周、周启松、孙庚武、张家驹、柳发鑫、廖为国、邹崇时、骆顺达、戴明光、王家炳、翁登选、杨家铭(女)、孔令平、姜明远、王泽镛、杨进、谭福详、肖谋俊、缪敏、曾文蔚、陈国兴、伍玉品、彭安国、李正祥、毛贯一、戴光理、徐茂坤(以上是机械系同学)。他们既是我的同学,又是我的难友,我们一齐接受发配充军,经过颠沛流离。由于年渊代远,很多难友的名字都记不起了,有的难友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已经折磨至死,过早地走完了生命历程,有的难友估计今天还活着。难友们!同学们!不知你们生在那里,活在何方,作为幸存者的我,今天已见到了光明,盼来了希望,品尝到了改革开放成果带来的甜蜜。我对各位难友不胜追念之至,已作古的,请你们在九泉之下安宁,还活着的,祝愿你们健康长寿,晚年幸福!

这里要特别书一下两位女同学:

杨家铭;我和她在清华中学和南开中学都同学,是一位为人十分厚道的老大姐,鸣放时,一句话未说,还是难逃厄运,原因是在南开中学读书时,与当时的教导主任,大吵一架。教导主任是个党员,因此给她定了个反党、反领导的“罪状”。她现在是重庆大学的退休教师。

另一位叫袁懋如;是我清华中学时的学长,一位琴、棋、书画样样能的女性。她聪明才智过人,性格开朗,豁达大方。只见她头上青丝如墨洗,天生一对笑娥眉,二目摇摇如秋水,满口银牙一斩齐,真是个国色天香的绝代佳人。她1955年曾代表西南地区大学生,参加过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她1957年鸣放时,不但从未发言,而且连鸣放会议都未出席过。她在重庆大学读书时,结了婚,烫了头发、生活作风浪漫(Romantics)一些。她们班上那些着急(积极)分子,看她不顺眼(实际上是没有吃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说她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把她划为“右派分子”。袁懋如同学和我们一起,受尽折磨,直到“文化大革命”。

“文革”期间她在成都工作,单位里的走狗、打手对她的欺负已是无以复加,她忍无可忍,一气之下从云南省边境,冒着生命危险,只身逃到缅甸、后经泰国到了美国,找到了她在美国的大姐。初到美国,她接受过院(参、众两院)外援华委员会的帮助,去过台湾省、上过金门岛、在台湾的中央广播电台(XGOY)上,对大陆同胞发表过讲话。出过一本书、“中国文化大革命之真相”,笔名叫“余恨毛”。后来她考上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在那里攻读博士学位,由于在中国的重庆大学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把她划为“右派”时已是四年级学生),她只用了两年时间,就轻而易举的攻读下博士学位。现任美国环球集团董事局主席。

1985年回重庆探亲时,轰动了整个重庆大学。重庆大学当局用最高的规格,接待了这位、被他们1957年划为“右派”、受尽凌辱、当年被他们抛弃、属于“社会垃圾”的校友。重庆大学当局除了当面向她赔礼道歉,就是想动员她向重庆大学作些投资,结果她并不领情,只是约见了当年被划为“右派”的难兄难弟。她用了六个钟头的时间,向我们讲叙、她如何从云南逃到美国去的。她的行为,是很多男子汉都无法匹敌的,至少我是自叹不如,她算得上是一位巾帼英雄。

还有一些漂亮能干的女同学,因没有答应她们班上工农速成中学保送来的、党员学生的求爱要求,竟被划成“右派”。可怜这些女同胞,只因为她们承继了父母赋予她们的美丽身躯,结果引来一场横祸。这就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时的中国。

重庆大学一共划了600多人为“右派分子”,相当于正规军编制中一个完整的加强营,把学校的工人除开(毛泽东规定工人中不划“右派”),实际上已把一个学校超出十分之一的人被划成“右派分子”。

翻开中国的宪法和法律以及重庆大学的校规,找不到一条在共产党鼓动之下、起来帮助共产党整风、提意见、就是阶级敌人,就要受到惩处、法办的条款。

我到底儿犯下哪一家的天条地款?当局竟如此凶残、野蛮地剥夺了我读书求学的权利,公理何在?封建法西斯暴政统治下的中国,民主与法制,早已被践踏得一干二净,无辜受害,已是司空见惯之事,唯独存在着的,那就是:“强权就是真理”。

中国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完全可上“吉尼斯世界纪录”。

毛泽东发动的反“右派”斗争,就此告一段落。

毛泽东的“阳谋”,把中国上百万知识分子,打入十八层阿鼻地狱,更悲哀的是:祸及广大无辜的亲属,“右派分子”连同他们的亲属,从此就在封建法西斯暴政的铁蹄蹂躏下,辗转呻吟,这也可算是中华民族空前绝后的悲剧!

1958年 5月10号,重庆大学把受劳动考察处分的学生,集中在校办农场劳动。这期间,李仁杰姐特意安排我和在四川美术学院读书的余林同志在她家会面。那天下午,我和余林同志在解放碑一带步行了半天,还在“四象村”餐馆对座,各自饮了两杯烧酒。我俩谈到今天,谈到未来,不由得相视而泣;正道是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对断肠人。

1958年6月10日清晨,重庆大学当局派来了三部大卡车,把我和八十多名受到劳动考察处分的难友一齐送往考察的目的地—重庆市南桐矿区丛林乡。

当校车驶出重庆大学大校门时,同学们都深情地、凄楚地回头望着远去的校园,直至她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

茫茫天涯路,何处是归宿?我心中不禁涌上一股怅惘之情。

别了!我极尽千辛万苦考取的重庆大学。





第三章

南桐矿区丛林乡,距离重庆市区130公里,校车运行了八个多钟头才到达。这里有重庆大学几个月前来到的一百多名下放劳动锻炼的干部。下车后,同学们分别由下放干部带领到各个生产队,和我一起分到一个农业合作社的难友有:罗贤荣、李克义、孙庚武、杨家铭(女),我们都不在一个生产队。我去的生产队是胜利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三生产队,这个生产队驻有重庆大学七个下放干部,他们是:王怀寿、陈治林、皮钧、廖时崇、兰相成、彭治华、李文光(此人,由于与当地一个村姑、现役军人的未婚妻相爱,被划成坏分子,后来加入了我们被监管的行列)。我由下放干部陈治林带领到生产队长傅树清家时天已黑尽,我发现他家穷得很,用竹占(擦在菜地里用来使藤蔓植物引提向上生长的竹子)代替夜间照明用的油灯,吃的东西是一大锅麦麸清汤,汤里唯一好一点的东西是有些四季豆。傅队长一家五口连我六个人,每顿都是把它吃得精光。他们家连猪、狗、鸡、猫等牲畜都没有养一只,穿的衣服遮羞都还有些困难,两个学龄儿童没钱上学读书,大的一个十一岁,跟着大人务农,小的一个九岁,在家照看小弟弟。

重庆解放都已经九年,这里的农民还如此贫穷,比起解放前我家的佃户(租我家田地耕种的农民)要穷得多,这与当局吹嘘的中国农民翻身做主人、丰衣足食,生活得到很大改善,实有天壤之别,此事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第二天晚上,生产队开社员大会,傅队长向大家宣布:“昨天我们生产队来了个“右派分子”叫刘武,驻扎在我家。”看样子他还不好意思向大家讲,要监督我劳动。接着就是下放干部陈治林讲:“刘武不是下放干部来劳动锻炼的,是来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大家要严格监督他劳动改造。”王怀寿又对我说,要我三天向他汇报一次思想,这跟被法院判决的管制分子没有二样。毛泽东说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右派分子”,原来竟是这么一回事。

说来倒也奇怪,同样是在一个地方、一样的劳动,下放干部的劳动行为叫劳动锻炼,我的劳动行为叫劳动改造。后来傅队长告诉我,在我未来这里前几天,下放干部就给当地的农民讲了,要送一批“右派分子”来他们那里监督改造。农民不知道“右派分子”是什么人,下放干部告诉他们,是凶恶的阶级敌人,跟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一样的坏东西,要严加看管,只准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上苍啊!请你睁开眼睛看看,四年前,我在朝鲜抗美援朝时,共产党当局为了让我(们)死心踏地为他们的政权卖命,还在尊称我(们)是“最可爱的人”;转眼之间朝鲜战争已结束,他们认为我等已无利用余地,又把我变成了最凶恶的阶级敌人。这就印证中国人的一句古训:“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我这时才发觉毛泽东和共产党,他们竟然把我(们)当成一条兔死狗烹的走狗在打整。

毛泽东给我头上戴的这顶“右派帽子”,虽说是无形的,然而它远比那个有形的奴隶脸上打的金印,《西游记》中孙悟空头上戴的紧箍咒厉害一百倍。不管走到那里,当局都要指使那些群氓在我面前作威作福,就连两、三岁的小孩都可以骑在我们头上随便屙屎拉尿,对我这种人越是狠毒,似乎革命觉悟就越高。要不,下放干部中的打手,特务、类似陈治林、王怀寿等杂种,为何要如此狠心地动员往日与我无冤、今天与我无仇的农民起来仇恨、压迫、奴役、管制我呢?原因就在于此。

失去了自由,方知自由可贵!

我在农村里,起早摸黑地同农民一齐劳动,主要做的事,都是田间农活,栽秧、打谷、除草、中耕、施肥等等。一次在田间耕作时,钉耙抓伤了我的脚,由于没有即时治疗而感染、脚趾溃烂,我仍旧坚持下地劳动。我也曾赤脚到深山老林中去伐木,碰到过毒蛇、遇上过野兽,他们都未伤害我。老天爷关照,天不灭无路之人。我一直都是在任劳任怨的工作,我要用劳动来为自己“赎罪”。

在傅队长家,每顿吃的饮食,都是照得出人影子的清菜汤,还要我自己缴纳八元钱的伙食费,几碗清菜汤吃下肚,把肚子胀得像个圆桶。出工不过两个小时,拉上几次小便,腹中饥肠咕噜,饿得心慌。饥饿是什么?是一种关乎生命本质性的痛苦。我在想,毛泽东、共产党就是这样劳动考察我的?要用饥饿寒冷和奴役来折磨我,这样就能改造“右派分子”?能让他们认识自己的“错误”?能使他们“重新做人”??能把他们改造成为毛泽东、共产党需要的那种人???

不管再苦我也要挺过去,因为“保留学籍”还深深地吸引着我。



土地改革后农民从地主手中分到的田地,已在1956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变为集体所有。农民由单个耕种,变为集体耕作,生产的积极性,远不如土地改革后那两年高,农民十分怀念土地改革后那两年的生活,吃得饱、穿得暖的日子。

饥饿难忍的农民,时常发牢骚,有的公开说:“现在人吃的不如过去喂猪的,赶不上解放前给地主做长工的日子。过去给地主当长工,每天三顿大米干饭是有得吃饱的,一个月还要打三次“牙祭”(吃肉),现在连青菜稀饭都没得吃。”说过这种话的农民,因他们世世代代都是农民,无法与地主、富农沾边,当局就把他们叫做“白旗”。农村拔“白旗”,就是采用斗争地主、富农的办法,不是和被斗者,摆事实、讲道理、而是触及皮肉的拳脚交加,这也叫做是在改造思想,如此野蛮的社会主义社会。

本来就是吃不饱,还偏要唱高调、大讲社会主义好。说真话的人总是免不了挨斗受整,大难临头。

整个中国,自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从毛泽东、刘少奇等巨头带头说大话、空话、假话,继而从城市到农村、从大人到小孩、几乎每一个角落,都在强迫人们说假话、说空话、说套话、千篇一律说恭维毛泽东和社会主义的话。谁的假话说得多,谁的牛皮吹得大,先进标兵就属于他,谁就容易入党升官。

这时候中国共产党主要的喉舌“人民日报”以极大的篇幅、在醒目的位置,报道中国农业大丰收,其中有一则消息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某地,水稻亩产十三万斤(当时水稻亩产最高的,实际不会超过800斤)。十三万斤是什么概念?就是占地面积一亩的粮仓,谷粒要堆集三公尺高才有十三万斤重。这种荒唐之至的报道,公然还能得到共产党的党魁、中国的国家元首、号称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唯物论者的毛泽东的首肯,可见当时中国说假话风气之盛行程度绝非一般,算得上古今中外数第一。

毛泽东又指示成立人民公社,就是他标榜的一大二公,中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表征。又令成立公共食堂,强迫改变中国几千年来农民一家一户自炊自食的传统生活方式,成为几十户人家的大锅伙食。农民勒紧裤带节省下来的一点粮食,强迫入伙,剥夺农民那星点可怜的私有财产,这就是毛泽东式的共产主义社会。公社干部不让农民在家自炊自食,把农民的炊具砸烂,连菜刀都收缴了,也就是几十家人才共用一把菜刀。中国的历史上只有蒙古人统治中国的时候,害怕老百姓起来造反,规定过几家人共同使用一把菜刀。号称人民大救星的毛泽东,发展了蒙古人的残酷统治,竟如此在“爱人民”,搞得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中国人,几十家人才准使用一把菜刀。



从1958年七月起,哲流哥哥已无力每月向我提供生活费,逢年过节还是不忘给我寄三、五元零用钱来,因为我的两个堂妹正在读书,全靠他抚养,再则是我们地主家庭的出身背景,也给他带来不少麻烦。1958年秋季,莫名其妙的免去了他重庆南开中学副教导主任职务,随着又把他调离南开中学,去到重庆南岸下浩中学作生物教师。

哥哥的思想境界很高,一向具有自知之明,不管他在什么地方,都是兢兢业业的工作,待人谦虚谨慎,不愧为人师表。哥哥为我付出是巨大的,处处体现手足深情,我对他的回报几乎为零,我欠他的实在是太多太多。



我们到农村不满一个月,下放干部中领军的人物,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农村监管我们劳动的看守长、文化特务,职业打手;其中有章润珩(鸣放时同学们骂他是洋奴才)、王怀寿、李文明、蔡本华、段愚庸、童酚康(女)、彭治华、王培荣,把我们一百多个难友和先我们一个月到达那里的十几名重庆大学教职工中受到监督劳动处分的“右派分子”,我记得他们是:彭运卿、秦伯弘、高敬武(以上是老师)、范光尧(苏联专家翻译)、贾毅、吕洪才、陈敬狱,刘琦玉(以上是职员),共计百余人,集中在丛林沟小学,搞三天反坏斗争,就是要在我们这些人中间再来找“坏人”。

真是莫名其妙,我们已被当局定格为“坏人”,还要在我们中间再找什么“坏人”?简直是他妈的白肉生丁,他们的企图是煽动我们相互啃啮,互相倾轧,尔虞我诈,让我们上演古罗马帝国奴隶之间相互厮杀、格斗的游戏,他们在一旁寻欢作乐。

章润珩这个洋奴才,长相凶悍,一看就知他是一个受过特务训练的党棍,他扬言道:“你们中间有哪些人近来有反动言行,要主动起来检举揭发,谁检举揭发他人积极,谁就有改造诚意,谁就有立功表现,我们会考虑优先摘掉他的“右派”帽子,解脱政治上的压迫。”他完全是在捕风捉影,又把一年前,反“右派”斗争时的喝、哄、哧、诈等看家本领搬出来,逼我们上当就范。

他的这一伎俩,对处于高压下、又想即时解脱的我们,确实能起作用。于是难友中就开始干起相互告密、检举揭发、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来。在这杀机四伏的世界,善良的人们太容易受到伤害。于是有人检举孙庚武在学英文、有可能想逃跑出境。在新桥农业社劳动的杨治邦,因为吃不饱,无力出工,对几个在一起的难友说了真话,李天德、毛贯一、尹安民亦有同感,而陈国兴知道后,立即就去向下放干部告密,检举他们四人,想借机立功。国家越是专制,告密的数量就越多,质量也越高。

这一来以章润珩为首的看守们,认为找到了斗争目标,立即召集我们这一百多名难友开会斗争杨治邦。章润珩开腔就说杨治邦、李天德、毛贯一、尹安民四人是抗拒改造的反革命集团,为首的是杨治邦,他敢公开说吃不饱,动员“右派”集体罢工。难友中出来检举杨治邦的有:陈国兴、雷继尧、毛贯一、李天德,他们是受下放干部指使上去发言的,完全说不出个所以然。这时下放干部亲自登台表演,彭治华上台说:“谁说粮食不够吃?这次成立公共食堂,我们生产队社员就拿出几百斤粮食来,粮食不是不够吃,而是吃都吃不完。”我和彭治华在一个生产队,完全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他说的几百斤粮食,是生产队三十几户农民在几年时间内从牙缝里省出来的,绝非彭治华所言吃不完。

最后要杨治邦本人表态,他不畏惧权势,不会说违心的话,他受到伤害,却具有凛然不可侵犯的自尊心,他郑重其事地讲:“我没有吃饱,自从到农村后我没有吃过一顿饱饭!”我们这些难友,明知道杨治邦替我们说出了心里话,可是还要昧着良心地跟着下放干部一齐起哄他。

下放干部见杨治邦未低头认罪,绝不会轻易饶恕他,此后对他严加看管。

杨治邦同学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在重庆大学鸣放时根本没有说过一句话。因他在1949年云南解放前夕,被国民党当局抓壮丁抓去当了兵,他上过中学,就分配他去当宪兵。昆明解放前夕他毅然起义,投奔了解放军,解放军领导见他年青又有文化,就把他留在部队作文化教员。1954年解放军文化教员大批转业,他利用这一机遇考上了重庆大学冶金系。他的经历在部队时就向组织交待清楚的,到了1955年内部肃反时,他再次主动向组织交待了当宪兵的事情,他对共产党是忠心耿耿的。

可现实是适得其反,如他们全班学生到重庆第二钢铁厂(生产制造枪炮用的特殊钢厂)去实习,冶金系领导怕他搞破坏,唯独不要他去。这种作法对他不但是极大的歧视和侮辱,而且已经明确的公示他是危险分子、另册人员,稍有一点自尊心的人都会接受不了,可是他能做到忍气吞声,已属十分不易。1957年反“右派”斗争来了,这时重庆大学当局找到了制伏他的有效法宝,那管他鸣放时从未发言,照样给他戴顶“右派”帽子,送农村监督改造,他到农村后,只是说了一句实话:吃不饱,加上他有当过宪兵的经历,于是成为众矢之的。

几个月后的某一天,在丛林沟小学召开千人大会,以抗拒改造为名逮捕杨治邦,同时遭逮捕的还有李天德、毛贯一两人,拉出来陪斗的有尹安民。

当公安人员逮捕他时,只见他镇定自若,面不改色、心不跳,面对手枪手铐,毫无惧色,不愧是一个接受过不成功便成仁教育的读书人,他算是我们一百多难友中的第一条好汉!比之,其他三个人,面如青菜、早已吓得魂不附体、不知东南西北在何方。杨治邦学长,你的人品是高尚的,你那面对邪恶大无畏的精神、气贯长虹的壮举,光照千秋,永远是我及后人效法的榜样。

这次逮捕会,下放干部领队人物王怀寿趾高气扬的号召农民,要加强对“右派分子”的监管,这是当局对我们这百多名难友,首次实施杀一儆百的弹压教训。

1958年8月,中共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会议,要求在1958年一年内钢铁产量要翻番、达到1070万吨。丛林乡所有的青壮年农民和下放干部,都集中到丛林沟去大炼钢铁,农民每个家庭里所有的金属用具,如铁锅、菜刀、家具上的铁器拉手等,一律收缴,通通送去大炼钢铁。

丛林沟里上万的青壮农民,挤在一起,人头涌涌,一天二十四小时不断上山伐木、采矿,风箱拉得乒乓响,用土高炉土法炼铁、搞得遍地狼烟,闹得小小的丛林沟沸反盈天。毛泽东的人海战术在大炼钢铁中又派上了用场。

为炼钢铁,就需要生产许多木炭,于是把大小树木一扫而光。满目青翠的高山,变成了光秃秃的黄土。中国的森林和树木,不知触犯了毛氏政权那条王法,落得同地、富、反、坏、右等“阶级敌人”一样的命运,遭到斩尽杀绝。

农民中剩下的老弱妇孺继续务农。因为怕“右派分子”在大炼钢铁中搞破坏,所以不让我们去炼钢铁。

下放干部把我们一百多个“右派”学生及十几个“右派”教职工,集中起来,分成两起,成了农村中的“消防队”,那里农事需要,就把我们调到那里去抢收抢种。由于青壮农民都去大炼钢铁,眼看庄稼成熟在地里收不回来,我们这一百多人的突击队,在丛林乡管辖的范围内,奋力抢收,但仍有很多五谷杂粮收不回来,农民一年辛勤劳动的成果,就这样白白的烂在地里。当局为保障钢铁元帅升帐,面对这种情况,束手无策。

我和几十个难友一起,主要是在搞秋收、秋种,不分白昼黑夜、天晴落雨,没完没了的干。

而另一起难友中的十余人,调到较偏远的柏果生产队去修养猪场,监管他们劳动的是几个民兵,为首的一个叫梁大林,此人是个道地的人面兽心。他每天施加给难友们高强度的劳动是触目惊心的,难友们从早晨天不见亮就出工劳动,直到晚上十二点多钟才收工,他们真想在一条牛身上剥下两张皮来。而每餐只给难友们两根小番薯吃,大约有三两重,而且还是我们自己缴纳的伙食费,动辄他就随心所欲地克扣吃的红薯,以示惩罚。最残忍的是,他要我们难友用赤脚去搅拌三合土(石灰、煤渣、水三种材料抖合在一起的建材),石灰是腐蚀性很强的有机物质,吸水后放出的热量,能够煮熟鸡蛋,加上煤渣就像玻璃渣子一样坚硬刺肉,难友们在三合土里用赤脚去搅拌,不到两分钟,脚上血流如注,疼痛难忍,嚎啕哀鸣,有的当场就休克。莫说是光着脚的人、就是牛、马等牲畜去干这件事,它们照样吃不消。

封建法西斯政权,视“右派分子”的人命如草芥,如此吓人听闻的残害读书人,比起焚书坑儒的秦始皇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今天的青年朋友们,你们知道吗?这种惨绝人寰的事情,竟出现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的中国、一个由毛泽东、共产党领导的,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算得上是当今世界殊!

在那些群氓眼里,我们这些“右派分子”连牛马都不如,这些人的生命没有牲畜重要,他们如此凶残的对待“右派分子”,是受毛泽东阶级斗争奇谈怪论奴化教育的必然反映。

连续几个月的抢收抢种,我们从未休息过一天,从未换洗过衣服、搞个人卫生,全身上下长满了虱子,平常劳动时周身都感到发痒、疼痛,只要在发痒的地方顺手一抓,立即就能捉到几个肥溜溜的虱子。

有一天晚上,殷世红同学实在是痒得难受,只好把衣服裤子脱下来活捉虱子。只见他的内衣、内裤上布满了虱子,就像月饼上粘的芝麻,见到十分恶心、肉麻。大家伙回头看看自己,与他相差无几。我在朝鲜战场那种艰苦的战争环境里,身上虽说长过不少虱子,但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虱子。当局用这样的办法来折磨我们,这到底又是为了什么?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劳动改造?这样就能使我们重新做人?变成毛泽东想要的那种人?

1958年我在苦难与挣扎中煎熬过去了。

1959年一月,重庆大学副校长金锡如为首,带了个慰问团到丛林乡慰问下放干部,随同有一个业余文工团,大部分成员都是半年前我们在学校时的同学。他们在舞台上载歌载舞,尽显青春欢乐。看见他们个个胸前佩戴着光闪闪的“重庆大学”的校徽,令人触景生情:我又深切怀念美丽的重庆大学校园,又梦幻般地见到高耸如云的教学大楼、宽阔舒适的运动场馆,过着紧张愉快有节奏的大学生活,不由人见鞍思骏马,睹物好伤情……这一切本该属于我也有份的,不幸被毛氏暴政野蛮地剥夺了,而今恰恰是在梦里、在思念里……令人感伤。

金副校长走后,接着是90%的下放干部返校工作。我们仍留在农村劳动,返校学习已化成泡影。留下的下放干部有廖时崇、陈敬夫、王宗尧、皮钧、吕志娟(女)、鲁钊、何志寿、宋元普、刘世尧、文国清、还有一个姓谌的年青人,名字记不清了。

这时我们与他们吃住、劳动在一起。他们这十几个人,属于下放干部中不得志的可疑分子,留下他们,目的是要他们继续接受劳动锻炼。他们之中的皮钧、吕志娟(女)、何志寿、刘世尧和那个姓谌的小伙子为人心地善良,廖时崇、陈敬夫、鲁钊、文国清等纯是一群损人利己的心狠如豺狼虎豹的衣冠禽兽。这几个家伙害怕劳动,摇身一变,成了监管我们的看守。特别是廖时崇、鲁钊、文国清这三个畜牲,为人心狠如毒蝎,他们无情的盘剥奴役我们,目的是为他们可疑分子的面目,捞取一张作伪装面罩的遮羞布。这帮政治可疑分子既可恶又可怜的狰狞面目暴露无遗。



1959年二月,集中在丛林沟的一万多农民,在那里搞了半年大炼钢铁,没有炼出一两铁、一斤钢,不得已只好各自返回农村务农。

剩下的是重庆市中区来的,一千多闲杂人员集中起来搞的一个丛林铁厂。他们那里劳动力十分紧张,这时不得不把我们重庆大学在那里的一百多人补充进去。我们去那里主要是搞运输,每天要从几公里外的矿山上,用手车用肩挑背负,把矿石运出来,来回共计要走四趟,算起来有五十多公里。

难友们离开农村群氓的监管,大家都好像松了一口气。这一段时间,难友们劳动热情空前高涨,殷世红同学得了严重的关节炎,仍旧坚持同大家一起搬运矿石。他在他用的扁担上,刻画了一个骷髅像,有时哼过一首法兰西民歌“勇士与美酒”。鲁钊这个画虎作皮的看守,就给殷世红立了几条抗拒改造的罪名,把他送去劳动教养。这是我们难友中继杨治邦等他们三人之后,离开我们的第四人。

他是在一天傍晚下班后,被公安人员把他带走的。劳累一天后的他,走时连饭都没有吃上一口,怀着疲惫与犹豫的身心,被转移到了另一个吉凶难卜的地方。

我们在丛林铁厂,获得两个月敞开肚子吃饭的机会。可惜好景不长,到了1959年5月初,丛林铁厂也支撑不下去了。当局把重庆市中区来的一千多人遣散回家,我们这一百多号人转移到了丛林煤矿。

丛林煤矿,原是丛林铁厂的采煤连(车间),是重庆市南桐矿区区属的一个小煤窑,生产方式十分落后,毫无安全设施。我们去那里仍是搞运输,每天要步行一百多里路,到深山里去运坑木回来,做小煤窑的支撑架,然后轮流去土法炼焦场炼焦。

这种原始的炼焦方法是,在地面挖个坑,用未经过筛选的原煤,把它垒成个碉堡形状,经过点火,使它燃烧,两天后趁火势未熄,就用冷水浇灭,再用几十斤重的钢钎,把它一块,一块的撬出来。干这种事,除了一双帆布手套,没有任何劳动保护用品,撬出来的焦炭,每块足有百余斤重,块块都是火光冲天,并释放出大量二氧化硫气体。高温加二氧化硫气体的熏烤,对人体伤害很大。劳动半天下来,已是脚粑手软,走路都十分吃力,并且还要无休止的加班加点。

后来,只要听说轮到去炼焦场,大家都噤若寒蝉,视为畏途,心情就像是将要押赴刑场被处决的囚犯。

廖时崇、鲁钊、文国清几个监工,重庆大学不让他们返校工作,其目的是留下他们这些政治可疑分子继续接受劳动锻炼,考察他们在劳动中的表现,可是这几个畜牲,却借监督“右派分子”为由,逃避劳动,不但在焦炉旁袖手旁观,一个个像只咆哮的疯狗,不是指责张三在磨洋工、就是教训李四出工不出力。文国清这个坏蛋还把我们一百多人的菜饭票,集中掌握在他一人手里,每顿他想给人多少就发多少,我们的生存,就这样让他们几个畜牲任意摆布。

失去了哥哥的接济,我已无力缴纳伙食费,文国清每次看到我,就不忘向我索取伙食费。奴隶主虽然在奴役奴隶,但是还要给奴隶们饭吃,劳改、劳教的犯人在服刑劳动期间,没有那个人要自己掏伙食费,老百姓家养的牛马,主人都会投草料给他吃饱了干活。

我们在劳动考察期间,拼命地在为当局生产劳动,为社会创造财富,当局一文劳务费不反馈,反而要我自己掏伙食费。这其实是当局留给我的一本冤枉账,欠我一笔还不清的血汗钱。这种超经济,超政治的血腥剥削,是古今中外、任何一个王朝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之事,可算是一项创世界纪录的事,只有在毛泽东、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才有这样的事。这就证实了在毛泽东和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只有老百姓想不到的事,没有毛泽东、共产党做不出来                                                                                                                                                                                                                                                                                                                                                        的事,难怪毛泽东曾得意地说过“中国共产党是由一些特殊材料的人组成的群体”,原因就在于斯。

我对文国清说:“我们这样的劳动考察,比犯人还不如。劳改犯人劳动,至少吃饭不用自己掏钱,劳动教养的人劳动还有工资,牛和马的主人还要给他投草料”。文国清说我思想反动透底,就为此事,另一个看守鲁钊把我弄来斗争了三个晚上。

那个年代,在我们中间,开会斗争人,已成为家常便饭,斗争别人的人和挨斗争的人,都是一样的货色、一样的身份的人。那样的斗争会,不就是在表演相声、双簧、评书、小品剧,难道还能把他说成是在干正经事?当局就是要用这种办法来捉弄无辜。



1959年九月,中共中央发表了庐山会议公报。我惊诧的发现,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第一号功臣、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英雄、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中国人民十分敬重的彭德怀元帅,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头子,其罪名与“右派分子”不相上下,除罢了他的官,还把他说得一无是处。

后来才知道,他在庐山中共政治局会议上说了真话,得罪了毛泽东,使得毛泽东淫威大发,公然把这位勋劳卓著、为民请命、刚直不阿的开国元勋,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骂他是“伪君子”,阶级敌人的代理人,直至“文革”期间,受尽封建法西斯匪徒的折磨,含冤死去。彭德怀元帅才是我们民族真正的英雄,他在暴君面前能为老百姓的疾苦说上几句真话,那怕是遭到罢官撤职,他从不认为他的行为是错误的,也决不会因为遭到奚落而后悔。为何最可爱的人的结局,竟是如此悲惨?!

公报又替当局在一年前大吹大擂的粮、棉、钢铁大丰收一事,作了强词夺理的狡辩,说粮棉确实丰收,就是人手不够,收不回来烂在地里。钢产量也有1070万吨,只是其中有些是土钢(不合格的钢),并大力粉饰这是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精神。

公报最后公然大叫,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万岁。结果怎么样?这三面“红旗”在风雨飘摇中勉强的维持到1979年,终于寿终正寝,连三十岁都没活到,何来万岁之理?这是毛泽东这个暴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必然结果。

这分明是已看见了自己失败之为,不去认真检讨、吸取教训,偏要死不悔改的寻求精神胜利,硬要把错误的说成是正确的,把黑的说成是红的。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原来如此,毛泽东的阿Q精神,豪不逊色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

中国从那时起,由于前两年人为的政策性错误,工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遭到极大挫伤,造成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滑,全面减产,人民生活必需品短缺,市场供应是日趋紧张,直至后来发展成为全国性的连续三年大饥荒。过去当局为给自己脸上贴金,把它说成是天灾、自然灾害,今天看来其实是地地道道的人祸。

1959年建国十周年庆典前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特赦令:赦免一批,伪满政府及国民党政府的在押战争罪犯。

同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也发出通知,决定对确已改好的“右派分子”摘掉“帽子”的决定。通知内容大意是:首先是对自己错误的认识,其次看在劳动改造过程中的表现。许多难友都侥幸认为这次摘帽有份,又有机会回到学校,依希存有那微茫的期望。

我知道这事没有我的份。我本来就没有错,那就更谈不上认错,加上几天前为缴纳伙食费一事斗争过我,这样的好事是轮不到我的。

1959年9月29号,重庆大学人事处派了一个叫古志刚的干部,来到我们在丛林煤矿劳动的重庆大学师生员工中。他宣布:王永安、崔永泉、曾文蔚等三名学生摘掉“右派”帽子。他们三人,分别都讲了话,情绪十分激动。他们错误的认为,这下摘掉了“右派”帽子、政治上的压力解脱了、自由自在了、过去失去的一切现在都可能重新得到,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们又对形势作了错误估计,摘掉他们的帽子,还是把他们叫“摘帽右派”,而我们叫做“戴帽右派”,大家都还是“右派”,只不过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已。

他们当时的激动可以理解,所以悲剧才能继续演得下去。

再往后的一个月内,又相继摘掉了谭承泰、卓元富、韩公弟、虞悦生、柳发鑫、钟念慈、王晋业等七人的“右派”帽子。这些摘掉“右派”帽子的人,有的变得飘飘然起来了,特别那个叫韩公弟的人,尾巴翘得比天高,有些“摘帽右派”在“戴帽右派”面前,显得飞扬跋扈、趾高气扬,实属愚蠢可笑。这也许就是我们民族的劣根性。

廖时崇更是耍起他看守长的威风来,一时找这个谈话,一会又对那个下发指示,骄奢淫逸,踌躇满志,他简直是忘其所以—一个重庆大学职工中控制使用的政治可疑分子。

1959年十一月下旬,在一个寒冷的夜晚,我们电机系的难友颜亨楷,他是空军转业回重庆大学复学的军官,一位学识渊博的白面书生。劳动一天已是精疲力竭,还要加夜班,中午饭本来就没有吃饱,晚餐端一小碗饭,由于劳累过度,体力不支,摔了跟斗,连人带饭一齐掉在阴沟里。他泪流满面地哀求文国清,再发一顿菜饭票给他,吃点饮食去加夜班。文国清这家伙狼心狗肺、人面兽心,不但不给,反而把颜亨楷臭骂一顿,接着丧失人性的逼他去炼焦场去加夜班。他到了炼焦炉旁,已是有气无力,哪还有力气劳动,顺势就倒在离炉子不到五公尺的一个阴暗角落。当时文国清、陈敬夫、鲁钊、廖时崇这群狗看守,正赶着难友们,拼命的在劳动,谁都没有注意颜亨楷在干什么,到收工时,大家伙只顾自己,赶忙回到窝棚里睡觉。

等到第二天又去炼焦场上班时,才发现炼焦炉旁,睡得有一个人。走近一看,原来是颜亨楷。这时他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只见他死不瞑目,双眼怒视长空,像是在向苍天诉说他的冤屈,向世人叙说他是怎样活活饿死的、怎样劳役折磨至死的。他是第五个离开我们的难友,也是第一个活活地被饥饿、寒冷、劳役折磨至死的人。他的死是一个不可弥补的遗憾、一个共同的隐痛、一个集体的内疚。

在丛林煤矿,超强度的服劳役,加上饥饿寒冷,眼看着不是饿死、就是折磨至死,总得想个办法,不能坐以待毙。

人们面临困难有两种选择,一种是逃避,让痛苦的影子苦苦追赶他过速的脚步;再就是忍辱负重,哪怕身心被压成一条经年的扁担。

那时我选择了第一种办法,逃跑!脱离这个无边无际的苦海。往哪里逃?只要哪里吃得饱,我就往哪里逃!我估计在中国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由于交通不便,可能吃得饱饭于是下决心向新疆地区逃走。我于1959年11月29日凌晨,趁下放干部和难友们还在熟睡之际,气壮如牛似地,只身逃出囚笼,朝着预想的地方奔驰。

这是我首次用逃跑的行为,对所谓的劳动改造、对我的冤屈表示公开抗拒。

逃出去的第一天,我步行二十小时,行程100多公里。我身上只有一元钱,因无粮票,凡是与粮食有关的食品都买不到。中午只花五分钱,买了一碗萝卜青菜汤充饥。我步行经过南川县城、大观镇、傍晚走到白沙乡。

白沙乡离我出生的老家只有五公里,小时我赶集曾经多次去过的地方,那里有五、六个我家解放前的佃户(租我家田地耕种的农民)。天黑尽时,我找到老佃户陈怀村家。陈怀村和他的哥哥陈怀安,兄弟俩都是我家的佃户。陈怀村见到我疲惫和狼狈的身躯,也不问我的由来和去处,十分亲切的招呼我进屋休息。

走进他家坐定后,他深情的对我说:“五少爷,这些年你到那里去了?十年不见,你都完全长成大人啦。今晚就住在我家。这两年搞公社,吃大锅伙食,锅灶也给砸烂,莫说是人吃的,连畜牲吃的东西都没得。你先烤火休息一阵,我今晚想方设法叫你有东西吃。”他立即抱了一大捆柴禾来为我取暖,接着令他的二小子到地里去偷公社的红苕。

联想起我这副狼狈的情景,对比老佃户的热心关照,不由人感动得珠泪滚滚。没等多久,二小子就挖了一大筐红苕回来,家里无锅灶,无法烹煮,只好捡几个放在柴禾灰中烧烤,红苕烤熟后,吃起来香甜得很。这时我已是十几个小时未进食,一连吃了十多个红苕,饥饿的身躯立即得到复苏,好似久旱逢雨的禾苗。

老佃户接着又对我说:“我家俩兄弟过去都是老爷(指我父亲)的佃户,我还是想老爷在生的时候好,好歹能吃得饱,穿得热和,哪像现在这样缺吃少穿,要是过去你来到我家里,我还有腊肉,还养得有鸡,能够好好的招待你。土地改革后,不到两年光景,公家(指政府)就统统把分给我们的土地收回去了,没有过几天好日子,自从搞人民公社,样样东西都成了公家的,搞得来现在天天挨饿。”

当晚已十分疲倦,我趟在老佃户的火炉边很快就进入了梦乡。第二天不见亮,我又要启程。老佃户把昨晚为我烧好的红苕,包了一大包送我,并十分歉意的对我说:“五少爷,真对不住你,本想留下你多住几天的,可是家里一点吃的都没得,这点东西(烧红苕)你带上,可能管得到一天,你走好。”

告别老佃户,我又匆匆启程。

从白沙到我老家,不到五公里的道路上,两旁布满了土高炉,看样子这里在半年前,曾经热闹过一阵子。走到我出生的天子殿老家时,天已大亮。这儿是我生长的地方,是我刘氏家族在清王朝乾隆六年、从江西省吉安府卢陵县里家乡移民来到的地方。刘氏家族已在这里生息繁衍了九辈人。我从九岁起就离开这里。

我仔细观察儿时熟悉的环境,发现我过去的家已成为公社办公室(乡人民政府),七座古刹已荡然无存,四大天王、如来佛、观世音等菩萨的命运,如同当地的地主恶霸一样,打得粉身碎骨。小时我最喜欢的两颗大橄榄树以及群山拥立的森林,早已化为灰烬。刘氏家族的祖坟已被大炼钢铁时的农民挖掘,族中的能人,在土改时几乎全被杀光,回到出生的地方,已是无亲可投。

我漫步走过天子殿一公里的长街,没有遇到一个故人。

故乡已是人海沧桑,今非昔比,一种凄凉之感,涌上心头,故乡的山山水水和我一样——同为天涯沦落人。

这是解放以来,我第一次回到阔别十年的故乡,所见到的就是这样一副悲惨景况。

我又继续沿着儿时熟悉的道路前进,经过丰盛场,到达长江边的木洞镇二姑妈(父亲同父异母的妹妹)家。

姑父、姑妈及三表兄夏泽林(我现在的妹夫)正好在家,亲人久别重逢,分外高兴。姑父、姑妈都是十分善良、忠厚、勤恳的劳动人民,三表兄是刚从云南边防退伍的战士。他们用极大的热情,温暖我冰凉、麻木的心。

我向三表兄说明了来意,希望能够得到他的支持。他告诉我:“在共产党领导下,那里都是一样,像你目前这样走下去,不到三天就要饿死在路上。你就在我这里休息两天,还是回去的好,向领导认错作检讨,咬紧牙关把这段苦日子熬过去就会好起来的,要想到你还保留有学籍,要争取回重庆大学去复学才是正道。”

表兄极力规劝我不要走逃避现实之路。

我在表兄家休息了一天。

当时都是公共食堂,他们三人吃的东西几乎是全给了我一人吃了。

特别是姑妈,看见自己的侄儿、昔日的大学生、刘氏家族中的夜明珠,如今沦落成为叫化子样子,止不注的辛酸泪有如飞泉涌。

三表兄对我说的话是实在的。我掂量一下我目前的能力,确实是寸步难行,只好硬着头皮回去,这是我第一次走回头路。

第二天清早,他们让我饱餐一顿后,三表兄送给我一斤粮票、两元钱,开始送我上路。临行时,雾雨朦胧,逆风野大,三表兄难过的对我说:“老五,你走好,我像相信我自己一样的相信你!”姑妈目不转睛地,看着在凄风苦雨行进中远去的侄子的身影,老泪纵横地乞求苍天保佑她这多灾多难的后生。

愁辛苦命薄,艰难见深情。

我沿着来时的路线,用了两天时间又回到丛林煤矿。

我知道我是一个逃跑的囚徒,走投无路,回来自首的,心里早有准备:等待我的是劳改、劳教。

当我去向看守鲁钊报告出逃这五天的经过时,完全无所畏惧。鲁钊一双金鱼式的眼睛,恶凶凶的盯着我,问我怎么办?我毫无惧色地回答他,随便你们怎么办,接受惩罚呗。

两天过后的晚上,鲁钊召集难友们来斗争我。他说我这次逃跑的行为,是现行反革命行为,照他这样一说,我由“右派分子”又变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其他的难友,跟着参加由鲁钊领唱的大合唱,表演得最充分的,要数雷继尧、戴光理、王智山、翁文聘、余桂隆、徐梦坤这几个小丑。这几个难友,两只脚走路的人放弃不做,偏要去学四只脚走路的狗。

他们把在反“右派”斗争时,其他打手、走狗们打过他们的鞭子,拾起来打我。斗争我时要我站起来低头认罪。

我昂首傲视群丑。孔令平这个混蛋,走过来用手按住我的头,强制我把头啄下去。彭运卿老师说:“大家看他仇恨的眼神。”实际上他在暗示我,不要向恶势力屈服,他在给我打气。从那时起,我十分敬重这位马列主义教师,他的世界观、方法论对我影响不小。

使劲斗争我的那几个小丑,终究没有一个捞到好处,至今也没听说那个搞出个什么名堂来。

雷继尧在平反、落实政策后,安排在重庆大学执教。他不去认真教书育人,一心想圆发财梦,去搞非法融资,结果犯下了诈骗罪,目前还在监狱里劳动改造。翁文聘这个小丑日子更难过,1962年回重庆大学复学后,学习不努力,连年降级,一年级就读了四次。“文革”期间挨斗,当学生斗争他时,发现他口袋里藏有一把水果刀,认定他有谋害、报复企图,把他痛打一顿后,当即宣布开除学籍送农村监督劳动。至今他还在为衣食犯愁。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斗争会结束后,鲁钊令王智山、袁世荣这两个戴帽右派分子专门监管我,大、小便都要向他两人报告。这种以夷治夷的招术,老早我就领教过了,对付那些落井下石的动物,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针锋相对!看你其奈我何哉。

1959年十二月至1960年一、二月份,这三个月,我们所在的丛林沟特别冷,上班时浑身发抖,夜晚加班不断。这时的生活必须品的供应,已是空前紧张,每顿见不到下饭菜,下饭的就是一小匙食盐。

不到一个月光景,我们重庆大学在那里的百十号人,除下放干部中的廖时崇、文国清、鲁钊、陈敬夫几个人,因他们克扣我们可怜的那一星点口粮来私饱中囊、个个吃得脑满肠肥外,绝大多数难友,都患上水肿病,一个个肿得像胖官。在发肿的地方,用手指轻轻一按,就陷下去一个窝凼,很久都难以复原。

得这种病的人,都是因为劳累过度,机体得不到营养补充引起的。现象是四肢无力,行动蹒跚,再过一段时间又会消肿,人就变得枯瘦如柴,体重急剧下降(当时我只有40公斤,现在体重90公斤),这已接近死亡边沿。

我也无可幸免地得了水肿病,生命感到极度垂危,死亡随时都可能降临,面对这种情况,我是无能为力,只好听命死神摆布。

在这种病入膏肓的情况下,我们得不到休息,仍旧要上班劳动。

要不是在1960年的二月把我们这些人转移到重庆市市级机关农场,如果我们还在丛林沟再待上一个月,不知又要出几个像颜亨楷同学一样的冤鬼。

难友中的有些人,为了生存,干起了强盗的勾当。

谢忠辉跑到南坪饮食商店收银台去偷钱被活捉,结果是开除学籍遣送回原籍四川省荣县监督劳动。

孔令平趁大家出门时,故意拖在后面,趁机在窝棚里偷别人的钱、粮被活捉,被送劳动教养。此人生性恶劣,他到了狱中,不知是何居心,竟向公安人员假自首,说是以他为首,包括有我、姜明远、王泽庸、邹崇时(这几个都是在难友中拒不认错的人)等五人组成的一个有组织、有政纲的反革命集团。后来公安局来人,分别把我们四人审讯了好几次,结果我们什么都不是。孔令平的为人实在是卑劣。

谢忠辉、孔令平是相继离开我们的第六、第七位难友。

我们到这里不到两年,将近十分之一的难友,离开了劳动考察的行列。

1960年二月底,重庆大学当局,决定把我们一百多名“右派”分子,不管是摘帽、戴帽的,一律转移到重庆市市级机关农场—广阳坝园艺场去劳动,下放干部全部返校工作。

临走时,文国清借故说我未缴纳伙食费,用搜身的办法,把春节时哥哥给我寄来的伍元零用钱强行抢走,收条都未打一个。这叫活抢人,是匪看守在抢“右派分子”,这就是毛泽东改造人的政策,他所谓的“好人”如此在对待“坏人”。

文国清这个狐假虎威的畜牲,在过去半年里,粮食紧张时,大量侵吞我们的口粮,而今又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劫,众难友见状,敢怒而不敢言。

文国清你细听着:活着的我,迟早要与你算清这笔冤枉账;死去的颜亨楷,在阴曹地府等着你,誓报这笔血泪仇!

1960年三月五日,一百多名难友,带着侥幸的心绪,脱离了把我们折磨一年多,搞得大家死去活来的丛林沟,去到另一个陌生的地方——重庆市市级机关广阳坝园艺场。





第四章

广阳坝园艺场在离重庆市区朝天门码头下游十八公里处,是长江中的一个岛屿上。该岛名叫广阳坝,面积有二十五平方公里。洪水季节,完全是一个孤岛,枯水时期南面与陆地相连。这里土壤肥沃,雨量调匀,气候温和。晴日极目了望,只见云山叠叠,江水茫茫,烟波浩淼,百舸争游,山光水色,交相辉映,令人心旷神怡。

这儿是四川军阀刘湘在重庆建设的第一个军用飞机场。抗日战争时期,曾经是战备军用飞机场,先后来过苏联志愿援华空军和美国飞行员。那些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空中勇士,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曾在这里建立过不朽功勋。

广阳坝园艺场办公、住宿使用的设施是原国民政府时期飞机场地勤工作人员的生活设施。耕作区就是机场跑道周围的土地,是一个广袤无垠的大平原,面积大约两千余亩。在我们来前两年,经过重庆市市级机关千多名下放干部的辛勤劳动,已把它变成美丽的田园。

广阳坝园艺场共分:一个蔬菜大队、下属三个生产队,一个畜牧队,一个基建队,一个果园大队,一个船运队。我们重庆大学来的近百名难友,大部分在基建队和蔬菜一队,只有我一人分在蔬菜三队。

到广阳坝园艺场的第三天,是一个星期天,恰逢场里两个星期一休息的日子。“摘帽右派”柳发鑫和“戴帽右派”雷继尧、王智山,秉承鲁钊、文国钦这两只狗看守的衣钵,说我是反“改造”分子,自以为是地宣布不准我回家。我去找到园艺场保卫干事梅玉成同志,向他说明情况要求回家探亲。他听了我的述说后同意我可以回家,从此了结了我同同仁当中的走狗、奴才之间的勾心斗角。我也幸运地获得了和其他场员一样可以回家的机会,回到近两年来魂牵梦绕的母亲身边。

当园艺场的运输船“红旗”轮在朝天门码头靠岸后,我三步拿来两步走,两步拿来一步行,急匆匆直奔我那在千厮门河街贫民窟的家中。

母亲和妹妹蓦然见到一个饥饿和苦役折磨成皮包骨头的人出现在她们面前时,简直不敢相信她们的眼睛,眼前这个人就是她们朝思夜盼的儿子(五哥)回来了。母亲面容骤然惨变,惊悸之痛,恐怕已经达到不堪负荷的程度。这时她老人家已是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我安慰母亲不要难过,吉人自有相助,不管是过去在朝鲜战场的战斗或者是今天在丛林乡受罚苦役,我不也活着回来了吗。

应当说,我在丛林乡一年零九个月的“劳动考察”,死亡的威慑,远远大于我在朝鲜战场战斗的三年零一个月。

我也十分愧疚的对一旁的妹妹说:“祝贺你们新婚志喜(三个月前,她已同三表兄夏泽林结婚),五哥这几年正在落难,没有能力表示什么,请你们原谅,请你们帮助。”

1958年,大炼钢铁时,已是五十一岁的母亲,被当成闲散劳动力,集中到北碚去大炼钢铁。散伙后回到市中区,由于她是烈士家属,市中区民政局,把她安排在大阳沟菜市场,打扫清洁卫生,月薪二十九元。我知道母亲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破碎了的心多少得到一丝慰藉。

母亲带我到解放碑一带去散心,我向她讲叙了分别一年多的苦难经历。母亲从三表兄夏泽林那里,知道我在四个月前,曾经逃跑到二姑妈家去过,事后吉凶未卜,此事让她夜夜噩梦惊心,十分忐忑不安。她正在想方设法筹集路费,准备到南桐矿区丛林乡来看望我,可怜天下父母心。

重庆市区的物资,同样短缺,供应显得十分紧张。母亲当晚费尽心机,不知在那里搞来一些油炸花生米、豆腐干,让我一人尽情的饱餐一顿。

入夜,母亲带我回到贫民窟,回到我那在嘉陵江边用几张篾席围拢来、难以遮风蔽雨的家。当我们走进屋时,惊醒了已入梦乡的侄女天碧(二哥之女,现已是重庆市商业局计财处退休的处长。二哥是个游手好闲,好吃懒做、不务正业的人,土改时被共产党枪毙。二嫂改嫁,剩下孤苦伶仃的侄女,母亲于心不忍,于是把她从农村接到身边来抚养),她正在读初中,侄女见我们深夜回来,坐在床上亲切的向我招呼道:“五爸,你回来了,婆婆好想你哟,前几天,她在梦中见到你,不住的呼喊你,把我都吵醒了,现在你果真回来了。”

骨肉深情,令我感动不已。

第二天,天未破晓,我由望龙门过江,去到重庆下浩中学找哥哥。哥哥见我的突然到来,又惊又喜,仔细端详,站在他眼前的这个人,已不是两年前,充满青春活力、朝气蓬勃的兄弟,而是一个枯瘦、窝囊、精神萎靡的流浪者。哥哥的脸色,立即呈现出酸楚与不安。

我向哥哥叙说,别后一年多,死里逃生的经历,也谈到我对庐山会议的一些看法,我说:“庐山会议毛泽东对彭德怀的处理,是他的用人之道的又一大暴露,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明显的权宜之计,要人就要人,不需要人就撒尿淋。”哥哥说:“从你的立场来看,这样的观点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吸取1957年的教训,这种话,千万对其他人说不得。”

哥哥又从他的箱子里,找了一些他穿过的衣服给我。那时棉布十分紧张,每人每年才供应三尺布票,只能做一条裤头,要做一件衣服完全是不可能的事,但哥哥还是倾其所有,支援兄弟,手足亲情深似海。

中午我和哥哥一道回到家里,母亲把1960年春节期间,人民政府慰问烈士家属全部吃得的东西:一个两斤重的猪肉罐头、一把两斤重的挂面,这就是当时家中最好的、也是仅有的食品,全部拿来吃了。母亲分给我和哥哥各自一大碗,妹妹因有身孕,分了一中碗,母亲和我的侄女,只吃了可怜的一小碗。

我已是半年多未沾过油荤的人,好似长期关押在牢笼里突然放出来的囚犯,一大碗猪肉挂面在我面前,经过我三刨两嚼,不到两分钟光景,全部下肚。

我在吃东西方面,已成饿虎扑羊之势,完全丧失理智。

下午母亲提前作好晚饭,让我吃了准时赶上班轮回去。晚饭时我的另一个侄女天敏(大哥之女。大哥九岁时,是我父亲从我的四伯父家过继来的。父亲送他上学读书,培养他成才,给他娶妻安家,并给他很大一笔资金,放手让他在重庆、广州、香港经营字号)也来看我,气氛亲切。我家虽然贫困潦倒,但仍能体现出骨肉亲情。

晚饭后,母亲和哥哥送我到朝天门沙嘴码头,临别上船时,哥哥给了我五块钱,他说:“现在粮食紧张,我找不到粮票给你,这些钱你可拿去多买些菜吃。”

母亲在一旁伤心地向我哭诉:“老五,母亲老了,活不了几年啦,你七妹动辄不如她的心意,手就动到我头上来。你自己要争气,我是希望你将来成才成器…”听完母亲的哀鸣,我的心儿被撕碎,我的神经已麻木…

母亲,伟大慈祥的母亲!您为儿女们所作的奉献、为家庭承受的苦难是无法计量的。您的一生共生育了五男两女,现在活着的儿子,只剩下我一个,而我又是一个处在社会最低层的人物、一个旋涡中挣扎的人。每当苦难降落到您的头上的时候,我不但没能帮助您排忧解难,反而还给您增添负担,我痛恨自己…我反省,我难过、我伤心,我一生中第一个对不起的人,那就是我的母亲,我对母亲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回到农场不久,收到哥哥来鸿,他告诉我,一定要在逆境中挺立住,将来才有可能好转,并严肃的向我指出,目前我的心态是错误的。特别是对眼前生活中的困难一事,完全失去自制,是极其可怕的。比如这次我休假回家一天,家里的母亲、七妹、侄女,为满足我的吃喝要求,她们就得挨饿几天。他教我不要对她们如此狠心,在困难时,为人处事,千万不可只管自己称心,不顾别人受窘,今后每月由母亲提供两元,他提供一元,作我的生活费。

哥哥的批评既严厉又亲切,至今还回响在我的耳际。



广阳坝园艺场的成员是;重庆市政府办公厅、卫生局、司法局、交通局、电业局、纺织局、市中级人民法院、市检察院、市人民广播电台、市中区公安分局等机关的下放干部,以及这些单位的“右派分子”及其他政治可疑分子。

还有重庆建筑工程学院、西南师范学院,重庆大学三所高等院校,接受劳动考察的“右派”教职工及学生。

我们去时,下放干部几乎全部回原单位工作,留在农场劳动的,绝大多数都是,“摘帽右派”、“戴帽右派”和其他政治可疑分子。

我所在的蔬菜第三队,是由市法院、市交通局、电业局、市府办公厅的“右派分子”和其他可疑分子组成,队长、组长大多是“摘帽右派”。五十步笑一百步之风,在这里也十分盛行。

同事们年龄都比我大,大多为人父母,一个个能说会道,为人处事老练圆滑。比之在丛林乡那个环境,要轻松一些,原因是这儿的“摘帽右派”,没有廖时崇、文国清等政治可疑分子那样嚣张,重庆大学难友中那几个学会用四只脚走路的人,在这里已成失去主子的丧家犬,他们要像在丛林乡时那样为虎作伥,已是不可能的事,况且我又不和他们在一个生产队,用不着费尽心思同他们抗争。

1960年四月初,重庆大学派皮钧同志来到我们这里。他是代表重庆大学当局来向我们宣布,过去在丛林乡劳动时,同学们欠下的伙食费,学校一律替我们缴纳,从今往后,在广阳园艺场劳动的伙食费,全部由学校负责缴纳。听后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在这里劳动,再也没人来催我缴纳伙食费,更不可能出现在丛林乡时,以缴纳伙食费为名,文国清这个狗东西在光天化日之下,打劫搜身的土匪行为。

重庆大学只管十元伙食费,其他生活费用一概不管,要生存还是离不开亲友的支援。我们重庆大学来的学生“右派”,生活状况仍旧不如劳教、劳改犯人。

因为缺乏生活费,四年来没有能力制新的衣物,破旧的衣物,两件、三件缝补成一件,身上穿的衣服、裤子是补了又补,缝了又缝,疤上重疤,尤其是补裤子时,没有另一条裤子交换,只能脱下来,人坐在被窝里缝补,要不这样就无法遮羞。

为了珍惜仅有的一条补疤裤子,睡觉时只好把它脱下,赤条裸身睡,旨在保存这片脆弱的遮羞布,可是王显明这个道貌岸然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竟在评查我的大会上说我这一行为是不知“羞耻”。



我第一次跟着同事们一起出工下地时,只见广阳坝园艺场机耕道两旁,长着茂盛的、花色种类繁多的蔬菜,田畴里面农作物波澜起伏,田园沉浸在诗情画意之中,这般良辰美景,又勾引起我向往新的生活,去寻找那虚无飘渺的东西。

广阳坝园艺场的工作,是在田间栽种蔬菜、中耕、施肥、收割,挑菜到河边装船,再由船运队把蔬菜运送市级机关各个食堂,然后又把从市区运回的大粪肥料,一担一担地挑到平坝上面的粪池里。

劳动强度仍旧很大,工作环境没有丛林乡那样恶劣,特别是没有廖时崇、文国清、鲁钊等几个狗看守用心恶毒的监管,心情多少要自在一些。

这里的工作,春、秋两个季节最紧张,抢种抢收时,从未休息过星期天,不分白昼、天晴落雨都在干,中餐、晚餐大都在田间吃,甚至晚上还搞过打起灯笼火把抗旱、施肥。

我出工下地,无论是天晴落雨,从没有穿过鞋子。三伏天在长江边劳动时,头顶烈日,脚踏被烈日照射后表层温度已达四十多度的河沙,它比人体温度高许多,赤脚踩上去,烫得来犹如五毒攻心,疼痛难当。雨天在田间作业时,脚上无防护鞋穿,大量钩虫侵入饥肤,钩虫病毒感染后,双脚都长满又痛又痒的红疙瘩。

面对这种困境,我仍旧是尽最大的努力在劳动,每次挑粪,我都是挑的双挑(四桶),比别人多干一倍的活,还经常赤脚下粪池、到粪船底舱去起粪肥。

广阳坝园艺场蔬菜大队的“三武”(刘武、刘崇武、孙庚武)、“二吕”(吕鸿才、吕国椒),是当时出了名的劳动生力军。

凡是苦的重的工作,我都事事争先,这些都是我心甘情愿的在干,这是我到一个新环境,见到一线新希望后所激发起来的劳动热情。

广阳坝园艺场,粮食定量很低,每人一个月只供应二十一斤口粮,还要节约两斤,实际上每月只有十九斤粮食(现在的青年人,可能认为足够吃了,当时的情况是没有油荤,又是高强度的劳动,十九斤粮食,我只能维持十天的生活需要)。蔬菜是非常丰富的,每餐都吃得不算少,菜里不见油腥,那怕你吃得肚子胀,可是食欲仍旧不减,还想再吃,人已经是进入一种病态,得水肿病的人,到处可见。

有一次在田间锄草,上班不过两个钟头,突然感到头重脚轻,脑髓犹如被人用棒在搅拌,双脚无力支撑躯体,无奈倒在地上。难友扶我回宿舍后,从食堂要来一大碗菜汤,喝下去后,马上就精神起来,真是药到病除,原来是饥饿在作祟。

为了吃饱饭,难友们不择手段,为求生存,各种技能都使得出来。

我们在广阳坝园艺场使用的饭票,由于印刷技术落后,制作比较粗糙,有一个“右派分子”,公然用毛笔制作了五十斤假饭票,结果查出后送劳动教养。

我们重庆大学的难友尹安民,因制作了三斤假饭票被发现。他知道后果严重,高压与恐惧之下,绝望至极,竟在厕所悬梁自尽,走上了自己毁灭自己的道路。

这是我们重庆大学难友中,继颜亨楷同学后,第二个高超仙界的人。就在一个月后,教职工中的“右派”老师高敬武,也因水肿病,不治身亡。

眼看着难友一个接着一个被死神领走,自己也感觉排队等候到死神那里去报道。

我们年青的生命何其脆弱。脆弱的生命随时都可以消失,一切都可以转瞬即空,归于破灭,唯有死者的灵魂和生者的感情是永远的存在。

1960年六月中旬,我们连续苦战两月后休假回家,这时妹妹刚生第一个孩子。母亲极尽全力照料她,母亲二十九元的收入,要养育妹妹、侄女和新添的外甥女(妹夫夏泽林在农村,所提供的经费是有限的),每个月给我两块钱的生活费,她已无力再向我提供。

这时我想起了伯母(李仁杰之母),也许还能得到她的帮助。我走到七星岗伯母家,正好伯母在家,见到伯母慈祥亲切的音容,我难过的叫了一声:“伯母,我在落难,请您救救我。”眼泪夺眶而出。

伯母已有两年多没有见过我。两年前,我被重庆大学那帮打手走狗斗得悲痛万状时,曾经在她的家里,得到过她及她的儿女们的亲切安抚。今天伯母见到我这副狼狈样子,善心大发,不断的安抚我。她知道我生活困难,慷慨地解囊相助,她给了我二十块钱,还有一些是当时极其宝贵的点心、粮票,伯母救人于水火之恩情,永生难忘。

我在1960年最困难的日子里,得到伯母大力支助,先后她给过我有五十多块钱(相当于现在大学本科毕业生一个月的工资)。她知道我在农场患上了水肿病,尽心竭力在重庆桐君阁药厂,为我买了两大盒“复方糠丸”,用包裹邮给我。“复方糠丸”是一种用中药和糠麸,黄豆粉,蜂蜜混制的成药,专门用来医治水肿及营养不良所引起的病症,不但治病,而且还能充饥,极为珍贵,当时市场上根本买不到。

伯母一生所作善事,举不胜举,凡亲朋好友,有困难找到她,都是有求必应,对我这样一个她大儿子好友(烈士)的弟弟,在政治落魄,生活困苦时,所给予的慷慨援救,绝非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她的善心,能感动天地鬼神,她所生两男三女,个个勤奋努力,成就辉煌。

她老人家儿孙满堂,八十高寿安详地离开人世。我能为她送葬、戴孝,尽了我一份微薄的心意,使人心地略感平衡,算我一生中的幸事。



我所在的第三蔬菜队,种有很多哈密瓜、香瓜、南瓜及蕃茄,这些都是十分美味可口的瓜果,对在劳动中受尽饥饿的我们,有着极大的诱惑力。偷瓜菜来充饥,已是场员们普遍都有过的行为。

我们重庆大学来的难友孙庚武同学(一个血统工人的儿子,为人正直,1957年在重庆大学反“右派”斗争高潮时期,他敢于站出来打抱不平,贴出一张大字报“勇士与猪衣”,公开向打手走狗们宣战,不幸被划成“右派分子”),他在蔬菜一队,他们没有种香瓜、哈密瓜,饥饿时,见地里生长的早南瓜,形状似椭圆形的香瓜,他忍耐不住,顺手牵羊摘下七个来生吃,吃完第五个后,因生南瓜溢出的浆汁,糊满了他的口,舌头转不动、牙齿也嚼不动了,才没有再往下吃。

事后把他弄来全场大会曝光。会后我曾经问过他,生南瓜是什么滋味?他告诉我,那里还在乎什么味道,只觉得撑饱肚子,比起肚子饿着好过一些。

我在园艺场也偷吃过哈密瓜、香瓜、南瓜、蕃茄。

在挑菜运到江边的二码头途中休息时,偷吃过挑的“红粉团”蕃茄,晚上在田间值班守护瓜菜时,偷吃过地里生长的哈密瓜、香瓜、甜瓜充饥。这时我才明白什么是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

我在守护蔬菜时,有监守自盗的行为。

一次中午在田间值班,偷大红灯笼辣椒、哈密瓜时,被老下放干部俞惠伯同志活捉,晚上要我在小组会上作检讨。我不但不认错,反而说:“种瓜的人吃瓜,不能说是偷瓜,这样的事几乎每人都干过,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何止我一人呢?”

大家心领神会,也不太计较,没有给我过多的过不去。

队长组长、那些以支部书记罗必芬为首当干部的,他们每月定期打两次蔬菜牙祭。他们把田间最好的蔬菜采来,叫食堂最好的厨师烹饪,痛痛快快地大吃大喝,听说吃喝者不用自己掏腰包,他们这样干是公开的,合理合法的,这与我们小小的偷吃一点蕃茄、香瓜充饥,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这叫什么行为?这就叫做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共产党领导下当干部的有人搞特殊化,不管是何时何地都有,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在广阳坝园艺场也无一例外。

我在广阳坝园艺场,很快就度过一轮春夏秋冬,这一年里,饥饿寒冷依旧不断的折磨着我,我自己还是克已负重的在劳动,希望能够有朝一日时运好转,重返重庆大学校园,继续我未完成的学业。



蔬菜大队党支部书记罗必芬女士,四川省宜宾市一个恶霸地主的女儿,此人龇牙咧嘴、目露凶光、儿女不生,是一个没有繁殖能力的女人,完全丧失了雌性动物的善良本性。她天生一把刀嘴,不管是谁,我们难友,只要落在她口里,休想超生。解放前她在重庆相辉学院混过几天,平常故意卖弄斯文,开会讲话,还要装腔作势的来点狗屁不通的填词作赋。她就是我们在广阳坝园艺场的看守所长、恶毒监管我们难友的特务头子。

她第一次教训我,是在1960年冬天。

冬季的重庆,阴雨绵绵,寒风刺骨。我们在长江边上劳动,把停靠在广阳坝园艺场二码头粪船上装的粪便肥料,运到作物区来。负重时是走上坡,地面又溜又滑,空着手走路,都要摔跟斗。我们蔬菜三队的范雨舟同志,原是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党委宣传部部长,一个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精神执着、1938年加入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十三级干部,1957年被划成“右派”,给他的处分是降三级工资,发配到广阳坝园艺场劳动改造。他已是接近一轮花甲的老人,身挑一担大粪爬上坡时,体力不济,路又湿滑,补嗵一声,连人带一挑粪便,一齐摔倒在坡上,粪便泥泞,从头到脚,糊满他周身。看见这种状况的人,只要不是把天良丧尽、还稍微有点人性的人,自然而然的都会产生同情心。我赶忙放下身上的担子,去扶他起来,我问:“范大叔,你摔着哪里了?”在一旁的监工、队长、摘帽“右派分子”袁宏道,他装模作样地说的第一句话是:“粪桶摔坏没有?”我当时气之不过,愤慨的反问道:“袁队长,你怎么不问一句他人摔坏没有?他都是快六十岁的人啦,难道一挑粪桶比一个人还重要?”一句话问得袁宏道无地自容,搞得他恼羞成怒,他恶凶凶地对我说:“刘武,你一向同情落后反动,我们还未追究你,回头要跟你算清这笔帐。”

袁宏道很快就向罗必芬打了我的小报告。

罗必芬知道此事后,当晚就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不由分说的教训我。

她对我说:“你今天的表现,是十足的反改造言行,说明你的思想反动透顶,一心要与人民为敌。据我了解,你的老子、你的二哥都是被人民政府枪毙的。你家里的人,除了朝鲜战场牺牲那个,就没有一个好人。你好大的胆子,竟敢认贼作父,公然称呼范雨舟这个老“右派分子”为大叔,我看你休想摘掉你头上这顶“右派”帽子,你要把你这顶“右派”帽子带到棺材里去,你才甘心。”

罗必芬的训话,令人彻夜难眠,既难过又悲愤。正因为我的父亲被共产党枪毙了,所以在当局眼里我的家里就不会有一个好人,就是要把我当成殉葬品,要把我这种家庭里出生的人,来个赶尽杀绝,铲草除根,不要“孬种”流传,一律剥夺这种家庭成员的生存权、发展权,不让他们过着正常人一样的日子。

在中国这个封建法西斯暴政统治下的社会,它的制度决定,老子被杀,不管儿子表现怎么样,就得要他去为他殉葬,这就是中国封建法西斯王朝不成文的法规,只要哪家出了“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那一家人,全部都要遭殃。

回想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时,当局为什么无端起来迫害我、野蛮的剥夺我求学深造的权利?重庆大学豢养的李继瑞、陈跃华、李朝枢、刘润蕊、刘遂生、廖时崇、文国清、鲁钊那帮走狗,到今天广阳坝园艺场的罗必芬等看守,为什么同样丧心病狂地虐待我、置我于死地而后快?

罗必芬对我的教训词中,给了我明确的解答。

事实明明白白告诉我,像我这种家庭出身的人,在封建法西斯暴政统治下的中国社会,不管你如何勤奋、如何努力,如何循规蹈矩,如何克已奉公,当局是不会信任的,最好的机会是被利用,但是不会给出路的,他们不会让我有好日子过,不会让我作为一个正常的人,只能做这个社会的奴隶、一个会说人话的牛马。

1957年反“右派”斗争,把我划成“右派”初期,我曾经后悔1955年我不应该主动请求复员离开部队,如果是去到南京炮兵学院学习,也许就没有这场灾难。今天从罗必芬的谈话中,到使我明白了,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像我这种家庭出身的人,在毛氏暴政统治下的中国,不管是在何时何地,只要是有个风吹草动,都是各次政治运动打击斗争的主要对象。是在劫者难逃的。

事隔半年,也就是1961年的五月,罗必芬又把我找去训话。

她一见到我,不分青红皂白,劈头盖脑的给我来了个下马威,气势汹汹地讯问我:“刘武你要老实交代,你最近干过些什么坏事?”我想我最近从没有干过损人利己的事,只是肚子饿时,不止一次地偷过地里生长的蕃茄、香瓜、南瓜、花椰菜来充饥,于是我就一五一十的坦白了。她听完后说:“还有?”我想了一阵又说:“我在某个星期天,大家都进城回家休息去了,我钻到职工食堂旁的盥洗室里,偷过职工食堂的红苕。”她听后仍旧对我说:“还有?”这时我真想不起来我还干过什么坏事。我对她说:“罗书记,我只干过这些坏事,其他的真没有了。”她睁大两眼盯着我,歇斯底里的对我说:“最近有人检举你,某天你在飞机场的排水沟路边,抢了一个过路老大娘的红苕粑,事后还假惺惺的对别人说,老大娘,你今天碰上的是我,要是我们场里其他人,要全部给你洗光。我们估计,干这种事的人,可能就是你!你说,是不是你干的?”原来她是在用讹诈的手段,想知道我是否有过抢老大娘红苕粑粑的土匪行为,并不是要知道我最近偷过多少地里生长的蕃茄、香瓜和南瓜。我恍然大悟,我上她的当了。我说:“罗书记,此事真不是我干的,不信你可把那个受害的老大娘找来对质。”

她见我理直气壮,在我口中,讹诈不出她想知道的事来,就叫我回去。

我临离开她时,她又对我说:“我们没把事情搞清楚前,休假不准你回家。”

从那以后,凡园艺场休息,都不准我回家,我成了土匪嫌疑人,对我的行动实行监控管制。

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总是降落到我的头上,我的命运就如此倒霉。我在广阳坝园艺场一年多,起早摸黑、忍饥挨饿、舍死忘生的劳动,终究不讨好,在罗必芬这伙决定我命运的看守心目中,我不但是思想顽固不化、死不悔改的“右派分子”,而且还是一个有着土匪行为的嫌疑人。

从1957年夏季开始,我一直受着这种似监狱又非监狱的精神折磨,人格侮辱,劳役摧残,我一直是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饥饿寒冷只有我自己知道的日子,现在已为时足足四个年头。

同期同学,已经大学毕业,我仍苦守着发配充军的地方。反观所有的摘帽“右派分子”,没有一个返回校园去复学的,我不禁问自己,出路在哪里?希望在何方?苦海行舟,何处是岸?罗必芬半年前那个晚上教训我的话——“你这种家庭出身的人,没有一个是好人”,又回荡在我的脑海,我该如何是好?

1961年七月中旬,正当我惶惑不可终日之际,一个星期天园艺场休息日,绝大多数场员都回家了,留在场里的人寥寥无几,我被限制在场里不能回家。

早晨因闹肚子,我上厕所时,急得没带手纸,看见厕所地上有半张小报纸,拣起来正好当手纸用,打开一看,原来是半张“参考消息”,该报是我第一次见到。

听说一般的人是没有资格看的,能看该报的人,起码是共产党支部书记以上的干部,而且看后得当天归还,不准保存。

该报完全是选登境外非共产党主编的报纸上的消息。我看见该报上的大小消息,很是新鲜,是在封建法西斯暴政铁幕统治下的中国,鲜为人知、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之事,其中在一个不醒目的位置,登载了这样一则消息: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在香港联合招生…专门接纳中国大陆遇难的知识分子,可以免试入学。

我见到这则消息,就像是溺水的人身边抓到一根稻草,欣喜不已。

回想1957年夏天到今天,四年来的日日夜夜,受尽凄楚和奚落,牛马不如的生活,无边无际的苦海,不断的幻想,又不断的破灭,在这个国度里,对我这样的人来说,确实是前途暗淡无光,我还呆在这里到底是为什么?不如冒险跑到香港去,那里还有我的大嫂和侄子可投,要是能碰上牛津和剑桥还在招生的话,我不就有机会从地狱走到天堂。我的思想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情急之下,说走就走。母亲,学业,一切都置之度外。不用管前面的道路是多么艰险,逃出去就是胜利。

当天下午,趁机逃出了广阳坝园艺场。

这是我在劳动考察中,为抗拒改造,第二次逃跑。

逃跑后我不敢回家,我想如果罗必芬她们发现,很快就到家里来捉拿我。

我逃到李家沱,躲藏在我另一同宗哥哥刘光良家里。

光良哥哥的父亲与我父亲是堂兄弟。光良哥从小失去父母,先父把他接到我家,边抚养,边在我家干活。生活不如我们兄弟几个过得开心,但我的父母却没有虐待他,他在我家衣食无愁,还免去遭受抓壮丁之苦役,当地的乡保也没有人敢欺负他,他对我的家庭是有好感的。我是在1961年春节时,在李家沱大街上,偶然的机会碰见了他,我们已是十几年不相见,他一眼就认出了我,并热情的请我跟他到他家里去玩了两天。

我向光良哥哥如实说明来意。他的生活也很困难,每月只有三十元的收入,还要负担嫂子和两个侄子,他还是留我在他家休息了十天,虽说粮食紧张,他冒险去偷喂奶牛吃的饲料粮食、和刚刚挤出来的生牛奶给我吃。我在他那里的十天,无疑给他添了不少麻烦。他支持我逃到香港去找大嫂。我离开他时,他给了我五块钱三斤粮票,这些都是他全家从牙齿缝隙里省出来的。还给我一套他穿的衣服,这套衣服,一直伴随着我在往后逃跑的生涯,遮风蔽雨,遮羞保暖。

光良哥哥的深情厚爱,我无以回报,要是他今天还活着都是七旬过的老人。

我的不幸遭遇,祸及了无数的亲人和朋友,这一大笔人情债,我一生中是无法还清的,如果说人死后还有来生的话,我愿意来生变牛做马来偿还这笔人情债。



我回到重庆市中区。有一天上午九点钟的样子,我在中华路,碰见广阳坝园艺场蔬菜三队的同事梁步章。此人一脸大麻子,1949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法律系,读大学时加入了国民党,解放后在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1955年内部肃反时,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是挂了号的可疑分子,1958年送市级机关农场监督劳动。在农场劳动时,哗众取宠,经常以跳梁小丑自居,处心积虑地伤害难友来表现自己。这次碰见了我这个在逃的“右派分子”,正是他这个历史反革命分子,遇到一个立功赎罪的大好机会。

他把我的手拉住就往市中区公安分局走,到了分局,他要求分局的同志把我拘留起来。

分局出来一个女同志问他:“他(指我)犯了什么法?”梁麻子说:“我场正在逃跑的五类分子。”女同志又问:“是哪一类?”梁麻子说:“是右派。”女同志说:“右派不够关的条件,我们不能拘留他。”

梁麻子当面讨了个过不去,只好把我放了,可是他却把我身上的三块钱拿走了两块,粮票全部收光。他对我说:“一块钱留给你作路费,回头到了农场里,我再还给你。”

梁麻子这种人,过去我们叫他是国民党的走卒,卒子还是属于用两只脚走路的人,今天他的行为,已变成当局的十足走狗,是他自己为讨好当局,放弃了做人的资格。

梁麻子放走了我,我也没打主意回农场。

我又去到北碚区文星乡郑家湾郑开昭同志家。在1956年的寒、暑假我曾两度去过那里,看望过开昭同志的父、母亲。开昭同志的父母亲当时对我十分亲切,就像见到从战场上久别归来的儿子一样,他们的深情厚爱,变成了我当时刻苦学习的动力。

我此次的到来,心情上绝非四年前风华正茂之时可比,我已是一个一蹶不振的流浪汉。开昭同志的父、母亲对我的这次到来,已不像四年前那样热情。恰恰这个时开昭同志正从西安军事通讯工程学院返家休假,我是八年前在朝鲜战场分手以来第一次见到他,只觉得比起八年前,我们相互都长高了一个头。他因为要站稳立场划清界线,是不愿意见到我的,只是我厚着脸皮在他家住了一夜,他不得已,无法回避才和我见面。他在对我的言谈中,明确表示因为我成了“右派”,他也受到牵连,还在党内作过检讨。他为过去大力地、苦心地支持我上大学,结果换来的是一个“右派”结局而悔恨不已,并且郑重其事的告诫我,我与他非亲非故,只不过是抗美援朝时共同在朝鲜生活战斗过几年,从今往后不要指望他能给我提供任何帮助。他要求我赶快离开他的家,不要给他和他的家庭带来祸害增添麻烦,各人好自为之。开昭同志当时的态度,使我清醒的认识到,由于毛泽东人为的猜疑仇恨,使得过去同生死共患难、亲密无间、情同手足的战友,而今变成了誓不两立的阶级敌人。我离开开昭同志家时,开昭同志的母亲给了我伍块钱,并慈祥地对我说:“你今后不管走到那里,一定要记往,给我开昭留点面子。”话虽不多,含意深刻,她老人家的慈爱、善良之心可与日月同辉。

开昭同志他们所持的立场,在当时的中国人中间是司空见惯的,很有代表性。当局强迫人们与“右派分子”划清界线,莫说是同事朋友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漠,就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之事在中国已属于比比皆是之事。

我能理解、体谅他们,毕竟在我的一生中他们对我做过难能可贵的支持,我接受过他们慷慨、无私的援助,他们为我作过大量的好事、有益的事。历尽苦难的我,在竞争激烈的深圳特区,今天还能立足社会,晚年还能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这与他们当年大力支持是密不可分的。尽管是人为的制造了一些误会,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忘记他们,我会永远感谢他们的。

我又去找到伯母(仁杰之母),我欺骗她,谎说要调到包头去工作,伯母还替我高兴了一阵,并说了许多勉励我的话,接着给了我十五块钱。拿着伯母给我的钱,我一趟直奔菜园坝火车站,买了一张到川、黔两省边境小镇赶水的火车票。当时川黔区间的铁路,还没有全线贯通,火车只能到达四川省与贵州省交界的小镇赶水,距离贵阳还有三百多公里。

我计划由贵阳、桂林、衡阳、广州、到深圳边界,沿着这条路线,偷渡去香港。

赶水车站下车后,我身上只剩下十块钱,就靠这十块钱要想到达香港,比登天还要难,我的方案是沿途边打工,边往前走,用一年至两年的时间到达香港。

1961年,已是中国连续大饥荒的第三年。由于毛泽东人为的祸害,在四川甚至是全中国,很多农村,饿殍遍野,有些地方是用树皮草根、观音土等非人食用的植物和泥土在维持生计,全家老小因饥饿而死光的并不罕见。这是毛泽东统治中国二十八年来的大“德政”。四川饥民四处逃荒,从赶水通往贵阳去的道路上,沿途都是三、五成群到贵州去逃荒的农民,有男有女,大多数是青年人,要数四川省东部的、壁山、江北、长寿、江津、铜梁、潼南、涪陵几个县的人数最多。

他们一个个流露出饥饿者可怕的冷焱,身躯已经干枯得只剩下一袭骨架,裹在身上的衣服,在风中吹得抖索索的,艰难地在去贵州的路上跋涉。

我也混杂其间,经过打听,才知道贵州省一年前,在农村搞了包产到户(类似现在农村的联产承包),贵州的农民吃了饱饭,还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去帮助耕种,因此四川的农民知道后,为了生存,大量的离乡背境,逃到贵州去跟当地的农民作帮工、当老婆、作干儿子混饭吃,无意中,为我这次逃跑求生,提供了一条重要的信息。

我走到贵州桐梓县新站镇时,发现那一带原来就是大诗人李太白曾经流放过的地方,也就是我们常用的成语,“夜郎自大”里的“夜郎”就在这个地方,川黔公路上最险峻的一段路、最有名的凉风桠七十二道拐在这里。黔系军阀头目王家烈的老家,也在这里。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曾在这一带与川、黔军阀展开激战。我想这一带交通不发达,当地农民生产的农作物,一定很难运出去,加之山高路隘,当局的统治比较薄弱,不如就在这一带的高山上,找个农家户打工,混上一段时间,吃饱肚子,挣上一些路费,再继续前进。

我没有再沿公路前进,于是转向东南方向的小路行走,目的地在哪里?我也说不清楚,只是走到高山深处,见人烟稀少的地方,再找事做、混饭吃。

我一人沿着通往高山深处的小道走去。第一天所经过的地方,离公路都不太远,人烟并不稀疏,沿途没有农民要人打工,我身上仅有的三块钱,买了一斤玉米面、一个三斤重的南瓜,途中找到一户人家,借他的锅灶,全部煮熟,吃得干干净净,之后的二十四小时从未进过食。

这天下午,在途中又遇暴雨,山路上一个遮风躲雨的地方都没有,只见我一人,光着脑袋,一身淋得落汤鸡似的,仍在雷电暴风骤雨中,盲无目的地行走,大自然无情地在咆哮我这苦命的人。

夜晚已是伸手不见五指,我还在走夜路,我找了好几家人户借宿,均遭拒绝。因沿途的人家,曾经发过善心,容留过过路的人借宿,可是这些不速之客,非但感谢主人的好意,竟在夜深人静时,偷主人的东西逃走。他们把四川去的逃荒者,统称为是“流窜犯”,只要提起借宿一律拒绝。

我只有在前无村后无店的路边找个地势睡觉,刚倒下去,只觉得下身痒舒舒地,原来是蚂蚁在身上爬,总是不能入睡。我再往前走几步,看见路边有棵大树,我就爬到树上去,睡在树枝上,树上虽然没有蚂蚁,可是秋风秋夜愁杀人,冷飕飕的,根本无法安睡。

这种情况,我回想起先父在生时,教训我们兄弟几个:“我拿钱送你们去读书,不好好的用心求学,将来长大了没有本事,只有去讨口要饭,不是死在路坎上,就是死在路坎下。”

今晚也许是先父的遗训,要在这里兑现?!

我现在还不想去死,我要活下去,我要向命运抗争到底,那怕只有一口气,我就要往前走下去。

如果前面靠路边碰见只要有房子,我就找到他屋前屋后的猪圈、牛圈之类的茅屋睡觉,大约往前走了一公里多路,有了一户人家,我用不着向主人打招呼,转到猪圈边就倒下,那里正好是粪池起粪的粪坑口子,嗅倒不觉得,蚊子十分疯狂,今晚我可是为他们自送上来的美餐,无奈只好睡在这里过夜。

刚倒下去半个时辰,当地巡夜的山民打着火把来了,三、五成群的,边走边吼,似乎在给他们自己壮胆,路过我睡的房子时,只听房主人在对巡夜的山民讲:“你们看看猪圈旁边有人没得?刚才我听见猪圈边有响动。”这话我听后让我紧张了一阵,巡夜的山民如果发现了我,将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把我打死了事,幸好山民未到猪圈边来搜索,只在路边虚张声势地吼了一阵就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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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骑士
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10-30
这一夜,对疲惫不堪的我,能睡在粪坑旁边活过来,已是不幸中之万幸,第二天拂晓,趁房主人未醒,我又向着通向大山深处的道路前进。

山路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我光着一双赤脚,在这羊肠小道上,行走起来,何等艰辛,现已身无半文,饥饿不断的煎熬着我,死亡随时都有可能降临在身。

在这次逃跑的过程中,我已经领教够了艰难、曲折、痛苦、茫然的折磨,但我始终不愿走回头路,第一次逃跑回头时的教训记忆犹新,回头路是悲哀的、不堪设想的,只有继续前进,才有可能寻找一线生机,光明就在脚下。走!勇敢的走下去。

我在路边,见到一棵柿子树,柿子成熟,落了一些到地上,正好拣了几个生柿子,维持了途中的生计。傍晚我接受了头几天的教训,不要黑尽了才去找人家借宿,只要太阳快落山时我就要找到人户家借宿。

在山路行进的第三天,傍晚时分,我发现路边三百公尺处,有一间茅屋,我向主人乞求借宿,并说明自己是逃荒饿饭的,想在高山找个帮工。主人姓秦,非常友善的同意我借宿,晚上还给了我两个烧包谷吃,别小看这两个包谷,它起到救命的作用,如果那晚没有那两个包谷和主人借宿,第二天的我,很难想向是死是活。

这里离公路已有一百多公里,比起前几天经过的地方,要闭塞得多。

秦姓主人还告诉我,再往山上走半天路程,那里人比他们的生活还要好一些,因他们包产到户搞得早一点,目前山上正处在收获包谷、大豆、杂粮的大忙季节,可能正需要人作帮手,他教我明天走出去,只要见到有人户,就问他们要不要帮工,路上饿了,千万不要偷路边的农作物,当地人发现你偷他的东西吃,他会打死你的。

秦姓主人的一席话,已给我带来一线生的希望。

天亮时我离开秦姓主人家,他给了我一碗炒熟了的黄豆,算得上是救命粮草。

上路后大约走了三个时辰,路边出现几户人家,有一个约四十来岁的中年男子,在屋顶上翻修房子,我向他打招呼,找口水喝,他请我在屋里坐,我也不客气的进到他的家中,灶边有一中年妇人正在作早饭,此妇人就是翻修房子那个男子的老婆,我坐下与他们攀谈,我自报家门姓刘,四川来贵州逃难的,问他们是否要人作帮工,正好中年妇女也姓刘,自然产生一种同宗感。

她叫我在他家坐上休息一会,她去帮我找工作,只见她出去不一会功夫就回来了,她对我说:上面那家人户姓万,是他们的侄子,现在收获,人手不够,正要人帮忙。

于是她就把我带到那家去,没走几步就到了万家。

这家主人是一对青年夫妇、还有一个三岁小女孩,男的名叫万文能,年龄同我差不多,四年前服兵役,曾在贵州桐梓县城工作过几年,算得上是当地农民中,见多识广的人员,因他当过兵,不怕陌生人,敢收留我给他干活。他告诉我,帮助他秋收,饭是有得吃的,也有住处,但是不能偷东西,要是偷东西话,他是不客气的。我向他说明,我帮他工作,我的要求不高,只求换口饭吃,要是吃得饱,我会干得让他满意的,我向他保证,出门求生,我跟别人干活,绝不会偷他的东西。

在万文能家,吃了我在贵州高山打工的第一餐饭,吃的是包谷(玉米)饭,贵州高山的农民吃的主食是包谷和杂粮,根本见不到大米,不过这一顿饭,算是我逃离广阳坝园艺场后,吃到的第一顿、痛痛快快的饱饭。

饭后我就跟着他老婆和邻居的一个小男孩,下地去收包谷。主妇和那个男孩,在地里掰玉米,我负责把他们掰下来的玉米运回家去。

贵州高山上,人们用的运输工具,主要是背篼,只因山路狭窄,箩筐扁担等工具施展不开,手车、小车等先进一点的工具,当地农民很少有人见过。

我只要是肚子吃饱,力气自然就出来了,我用的大背篼,每运一次玉米,都是装得满满的,足有一百多公斤,一个来回有三、四里路程,头一天就收了两千多斤玉米回来。

主人万文能惊奇的发现,就是当地的青壮农民,都没有我这样好的劳动力,他对我的劳动,感到很满意,留下我继续跟他干活。

第二天是收大豆,在地里的大豆,用手连根拔起来,再运回家,这一天只有我和主妇两人下地,拔大豆梗和运输作物主要是我的事,主妇把我拔起来的大豆梗装在背篼里,她每筐都装得很实在,足有人多高的大豆梗,她用一根绳子捆住,然后我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它运回去了。

我在拔大豆梗时,用力过猛,右手食指被拉伤,当时只觉得有点幽微的痛,根本不在乎,但却隐藏祸胎,致使我的右手食指至今都成残疾,此事往后再叙述。

第三天是到深山割茅草,为主人入冬要翻盖茅屋准备草料。

当地的茅草叶片边沿,非常锋利,手只要轻轻的碰撞它,立即就划成一条口,鲜血直流,割它时手只能拿着草茎,否则满手都是伤口。

我从未割过这种草,这天下来,可是吃尽苦头,茅草到是收割了两大背篼,可是我的手上到处都是伤口。

万文能试用我三天后,十分满意。当地的几户人家,他们都是亲戚,我在万文能家打工之事,很快就传开了,大伙都知道四川来了一个姓刘的大汉,能吃会做,几乎每家都来争着请我去打工。

几天工作下来,吃饱了饭,人也特别精神,我估计,这里可能就是我暂且栖身之地。

万文能他们几户人家居住的地方,地名叫胡家趟,我在那里,分别跟几户人家打了一个多月的工,玉米饭有的是,每顿都是吃得饱饱的,我沿途消耗的体力得到很大程度的恢复。

逃离广阳坝园艺场后,已是两个多月,在这偏僻的深山里,获得相对的稳定,我下决心就在这一带,干个一年半载,再按计划行事。

我的来到,在当地出现了第一个逃难打工求生的四川人。

大约三个月后,四川到此逃难打工的人,源源不断。

我在胡家淌干了一个多月,我右手食指突然肿胀(这是刚到这儿打工的第二天,在地里拔豆梗时被挂伤的),而且脓肿,吃饭时拿筷子都有些困难,当地没有医生治疗,要吃饭还得忍痛去给别人打工、干活,后来情况逐渐恶化,已是危及生存,不得已,我请王树贵(一个月前我初到这里,碰见在房子上工作,我向他要水喝的那个好心人)用刀子把我右手食指划破,挤放出化脓的水来。

他家里没有快刀,就用斧头把我的手指划破,这一来用力过猛,伤着了右手食指的韧带,又无消毒措施,引起伤口感染,几天后头痛发烧,根本无法干活,眼看新的悲剧又要出现。

王树贵为人心地善良,他见我不能干活,叫我在他家休息几天养伤。

几天后仍不见好转,他把我带着,走到距离胡家淌十几公里以外的金竹窝,去找一个叫张振权的医生。张医生年龄和我一样,他在桐梓县卫校学习过半年,算得上是高山深处的秀才,祖父是当地数十里有名的草药医生,他家已是四世同堂,祖孙三代为人都十分乐善好施。

张医生见我右手食指严重感染,伤势较重,二话未说,立即就给我消毒换药,不要我取分文,完全是免费替我治疗。

我虽然衣冠不整、但说起话来咬文嚼字,使人觉得有几分书生气息。

我向张医生叙说了我的身世。他不晓得“右派分子”是干什么的,他只知道大学生是知识分子,他们这一带方圆百里之内,高中生都找不到一个,更不用说找个大学生,他对我产生了好奇和好感,又见我可怜,而且又需要休息治疗,张医生祖父、父亲以及他本人,见状危及我的生存,大发慈悲,祖孙三人商量后,就留下我在他家中把伤养好再说。

我一个从远方初到的逃荒者,又有严重伤势在身,己成了个不能干活的人,当地的人是没有那个发善心收留这个包袱的。

普天之下,慈善人家总是有的,小时听大人讲故事,说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专门救苦救难,可惜没有亲眼见过,今天苦难临头,我才发现张医生一家人,就是当代的观世音菩萨。

我在张医生家休息养伤,住在他家,吃在他父母家(张医生已结婚,与他父母一屋两头分居),这些都是他父子两人事先安排好的。

张医生的父亲叫张开瀛,是个文盲,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从他曾祖父到他为止的四代人,都是单传(一代只一个男人)。他生有四男一女(张医生是老大,下面有个妹妹、三个弟弟,最小的弟弟还在吃奶),周围邻居,都夸耀他家世世代代行善积德(张医生的祖父长期吃素不沾荤),轮到张开瀛这一代,终于儿孙满堂。

大约十天后,我的伤势经过张医生的精心治疗,已明显好转,我就主动向张医生父亲说:“张伯伯,我的伤已好了很多,可以下地干活了,我帮你们做点事吧。”当时张医生父亲家秋收正忙,张医生只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妹妹跟他父亲干活,两个十岁左右的弟弟,每天都要到来回走二十多里路的一个山乡小学去读书,我作个帮手正是时候。

白天我帮张伯伯收大豆、玉米,晚上我辅导张医生两个弟弟学习,他读书的两个弟弟发现,我的文化程度,比起教他们的老师要高得多,小兄弟两个要求我到他们学校去当老师,我知道此事不妥,我向张医生说明,我是一个在逃跑的“右派分子”,当局正在从四面八方缉拿我,如果张扬出去,对我不利。张医生就告诫两个弟弟,不要到学校去乱说。

隔几天我又帮张医生家干活。张医生每天都要出门行医,家中的事由他的爱人和一个十岁的内弟担任,我帮助他们收获、打柴,我的劳动力好,干起活来让他们感到满意,大家都高高兴兴的。

我在张医生家住了一个多月,伤势已完全好转,右手食指由于韧带割伤,从此就伸不直,造成终身残疾,但对劳动力影响不大,这是我为抗拒改造付出的第一笔代价。

张医生在当地人缘很好,他把我推荐给他堂姐夫万文才家去打工。万文才是当地最富裕、人缘最好的人,他上过私塾,也可说是当地的秀才,他家居住的地方名叫片坝,四周都是高山,中间一块能生产水稻的平坝,要算高山上最富饶的地方。

我去到万文才家,他们已收获完毕,这时只有天天上山打柴,为冬天准备取暖和煮饭用的柴禾。

当地的冬天很冷,大雪封山,人们无法下地耕种,他们就利用这段时间,翻修房屋、建造新居,或者是请端公、道士、巫师一类的人物,到家来做道场,唱“羊戏”等等,搞超度亡灵的封建迷信活动。

万文才本人就是当地一个道士先生的高徒,进入冬季他的活动特别多,家中正需要一个好劳力来搞外勤,我的到来,使他们全家都觉得正是满足需要。

万文才有个小妹妹叫万文珍,她下嫁到川、黔公路上,贵州桐梓县新站镇一个乡干部家,她是个党员,又是新站镇的妇联主任,有一天她回娘家,在她哥哥万文才家见到了我,她早先从她父母那里已知道,我是四川省逃难来的,她见我披头散发(我从逃跑到至今,四个多月没有理发)、蒙头垢面的样子,活像太平天国石达开的散兵游勇——长毛贼,但说起话来,却出口成章,多看几眼,小伙子还长得挺帅气。她询问了我在四川的身世后,产生了同情心,她告诉她嫂子,请她善待我这落难者,将来政策好一些,我这样的人还是大有出息的。

两天后,我背着她哥哥送她的一些粮食,同她一起下山去到她在新站镇的家里。她给了我一块钱,叫我去理发,我在理发店镜子里,看见我这几个月来的庐山真面目,连我都不敢想信自己的眼睛,我的形象与孤魂野鬼相差无几。

我在想,下一步我的命运该是怎么样?找个八字先生测个吉凶祸福。八字先生用一根红线,度量我十个指头的长度,加起来共有一尺二寸长,翻开天书一对照,上书: “无求之骨”、“求人不如求己”,为人心地善良,疏于防范,经常遭人暗算,二十一岁要遭大劫难,到四十岁才能好转,这段时期,家不成,业不就,只能苟且偷生,活过四十岁,就渡过大难关,以后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有善终。

我那时才二十五岁,还要苦苦的被煎熬十五年,才能盼到出头之日,这十五个年头是何等难过…我半信半疑,只好随遇而安。

我在片坝万文才家打了一个月工后,四川逃荒的灾民,也大量涌到这里,劳动力十分下贱,来者都是为了一个目的,不求发财,只求混口饭吃,保住性命了事。我毕竟不是农民出身,对田间耕种,肯定不如逃荒的农民在行,他们到那里,种庄稼是大有用武之地。

在那个地方,几个月前逃难来的我,才只有一个人,现在已发展到数十人。

人多,情况就变得复杂,我的身份就容易暴露在这些四川来的饥民面前,我正想另外选择一个地方打工,这时王树贵正从胡家淌来到片坝找到我,他说:“老婆娘家的父亲已是七十过的人,眼睛又看不见,小舅子才八岁,急需劳力去耕种,我想到你姓刘,与我老婆是家门,正好到她娘家去干活,那里干得长久,不像在这里东一天西一天的,你现在就和我一起走。”

我回去向万文才说明情况,他很开通,答应放我走,并给了一件他穿的旧衣服、十块钱工钱。我又去到张医生家,向他祖父、父母和他本人致谢。张医生很重情义,不但免费给我治疗伤痛,这次我离开他,他反而给了我十块钱。

他祖父还对我说:“刘大哥,我看你的气数,你只要走过这一劫难,再过些年深,你的时运就会好转的,将来还要当官,不会是像现在这个样过一辈子的。”

从那时分手后,我再没有见过张医生,他给我的恩,他对我的情,今生今世我是无法报答,只盼来世有机会投人身再还人情。

我去到王树贵家里,他一家人见到我,十分热情,他对我说,从今后,我们就是亲戚,我俩就是郎舅关系,他要我称呼他老表(姐夫),称呼他老婆谓二姐,这时他的孩子们个个都称呼我谓大舅。

在他家休息一天,第二天,王树贵就带领着我,去到距离他家大约四十公里的丈人家中。

他的丈人叫刘二顺,家中共有五口人,三个女孩和一个小男孩,全是他老婆同父异母的兄弟妹子,全家都是文盲,丈母娘是他老婆的继母。

他们事先就知道我要来,今天见到了我,份外高兴,小的们都称呼我哥哥,我到了那里,也有一阵临时回家之感。

在那里没有住几天,就是1962年的春节,杀鸡宰羊,过了一个近几年来从未有过的快乐节日。

那家的大女儿名叫刘元仙,年龄和我相差无几,已经出嫁,二女儿叫刘元书、正要出嫁,三女儿叫刘元香、十三岁,小男孩叫刘元华、俗名又叫“腊狗”。当家的是这些孩子的母亲,是一个勤劳、自私、蛮横不讲理、集农民秉性于一身、脾气十分爆燥的中年女人。

那里的地名叫窝凼,相邻有三户人家,是黔北山脉最高的地方,一冬积雪不化,进出道路,全是羊肠小道,当地森林茂密,灌木、乔木混杂其间。

高山空气清洁,野果野菜,十分丰富,我在那里,自1957年七月以来,第一次呼吸到了自由、清新的空气,尽情享受着大自然赋予的美。

我时常在感叹:大自然是无限的好,可自己的生活道路又是如此的艰苦。

我在窝凼刘二顺家里,主要干的事情是,种玉米,大豆,耕地、换工、打柴,打草。每隔两个月,背一大袋玉米到山下公路边上的小集镇山坡去卖,再买些食盐、煤油和其它生活日用品回来,赶集每个来回加起来要走百多公里,去来都是两头天黑,还要负荷百多斤重的东西,体力消耗很大。

有一次为庆贺女主人五十大寿,我在山下买了很多东西背回来,还在半路上,天已黑尽,我点燃了事先准备好的火把继续前进,大约走了四个多钟头,在羊肠小道上,迎面来了一只黄黑花纹相间的老虎,这时的我,己负重步行了十个多钟头,集饥饿疲劳于一身,完全丧失了与老虎抗争的能力,我的第一反映是,我可能只能活到今天,这算是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这是命运的安排,只好听之任之。全无惧色,思想变得比婴儿还要单纯。

我还是下意识的打着火把继续往前走,这只老虎倒有些奇怪,他见我不肯给他让路,他为我改道而行,他自己却转向密林深处去了,事后我吓出一身冷汗。那个晚上真算得上是虎口逃生,时至今日回想起,仍旧心有余悸。估计那只老虎是当晚吃饱了肚子,再有可能是我未主动攻击他,大家都以和为贵,看来这只老虎也有灵性,知道与人类和平共处,不然我一定成为他腹中的美餐。

回到主人家中,已是雄鸡叫过二遍,我向主人说出了刚才路遇老虎的经过,一屋大小都吓得目瞪口呆,异口同声为我躲过大难祝福,说我福大命大。

窝凼这个地方,地处高山之巅,森林植被未遭到破坏,加上人烟希少,经常有老虎、野猪等猛兽出没,并且袭击人畜。

男主人刘二顺告诉我,在若干年前的一个冬天夜晚,他开门出去小便,就遭到老虎的袭击,他在门外一声惊叫,当时正好家人都在火炉边取暖,听到外面叫声,屋子的人一齐大吼,才吓跑老虎,至今他的脸上都还留有老虎抓过的痕迹。他家过去养有只大黄牛,也是在一个夜晚被老虎叼去吃了。

我的这次脱险,不知是我的那位祖先,阴功积德,使我逢凶化吉,保佑我这无路之人虎口余生,使我大难不死。

主人的大女婿叫魏大权,多少认识一些字,他家离主人家有五公里路,地势要比窝凼低一些,他待人和气,农忙时,主人时常叫我去跟他帮工,我这里忙时,他也经常来帮忙。我和他相处甚好,我每次到他家里,他都是用最好的东西招待我,我教他“百家姓”、“女儿经”,“三字经”。他请我给他写对联,其实我并不会作对,只是记得看过一付古墓上的对联,录了下来写给他,上联是:“山高生贵子”。下联是:“地厚出贤人”。

魏大权搞不清楚是何意,看见有“生贵子”、“出贤人”很是高兴,立即就把它贴在堂屋门口的大门框上。稍有一点常识的人,见了不免好笑,这个对子先生,荒唐之至,竟把一付古墓上的对联,用在活人的堂屋门上。

有趣的是,当年的冬天,魏大权的老婆——叫我哥哥的那个我女主人的大女儿,果真生下了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孩。

我在窝凼刘二顺家,连续干过了春、夏、秋三个季节。

这段时间,几乎与外界断绝一切往来,精神上免除了奴役之苦,生活上到是天天两顿(贵州的农民一年四季,每天都吃两顿)都吃得饱肚子,文化生活虽说枯燥,然而我自己却会自寻开心,春、夏之间,清晨在山上打草时,空气清新,沁人心脾,眼见一轮红日冉冉升起,霞光万道,不由人纵情高歌……辽阔的蓝天,雄鹰在飞翔……在那鲜花盛开的地方,有着我们可爱的家乡,可爱的田庄……。我学会“黄连树下弹琵琶”、苦中寻乐。

我睡的地方,是在主人的牛圈顶上,那里是玉米壳的堆栈,是为耕牛过冬预备的粮草。睡觉时,人往里面一钻,只把头露在外面,垫子被子都是玉米壳,既柔和又暖和,圈里那条大黄牛就在我睡的下面,与我相依为命,我俩共同防范野兽的袭击。

夏日的一天晚上,我刚钻进玉米壳堆栈,眼睛还没有全闭上,突然清楚的看见,我的父亲走进屋里来了,完全是十二年前的模样,我问他:“我在这里落难,您来干什么?”他说:“我来看你,这一带地方,三十年前我带领三千人马,去遵义打王家烈时,曾经路过这些地方(1995年十月,我在表哥陈必达家,他向我讲叙1932年跟随家父进贵州打王家烈时,曾经路过桐梓、绥阳、板桥、湄潭、开州等地,恰恰是我逃跑经过的地方),你在这里没有出息的,赶快离开。”我问他:“你不是已经死了吗?”他说:“阎王爷勾错了命薄,我本该再活十二年的。”说完父亲就变得无影无踪。我立即苏醒过来,发现我还是睡在牛圈顶上的草堆里,我知道是先父来向我缘梦,敦促我赶紧离开这里,我得准备走才是!

1962年的秋天到了,是我逃跑到此地后的,第二个收获季节。起早抹黑帮主人把庄稼收回家来后,接着就是缴纳公粮,深秋初冬之际,贵州高山,全天阴雨蒙蒙,寒风袭人,高山深处的羊肠小道路碍湿滑,我连续十几天,肩负背驮,把千多斤公粮运送到五十多公里外的小镇山坡去,疲劳程度可想而知。

缴纳完公粮那天,我和魏大权在小镇山坡,随便找个茶馆休息,见一四川中年男子,是位看麻衣手相的先生,正在替很多人看相,请求面相的,绝大多数都是四川流落到贵州的逃荒者,热闹非凡。我索性走过去请他面相,他叫我把左手伸给他看,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仁兄令尊大人(父亲)已经作古。”我感到十分惊诧,他怎么一看我的左手就知道家父过世呢?他继续说:“四川到这里来逃难的人千千万万,你跟他们不一样(其实我的形象与其他逃荒者绝无二样),仁兄是个有文化造就的人。”这更加令我不解,我根本未和他对话,他怎么知道我是读书人?他接着又说:“仁兄要赶快离开这个地方,不要跟这些“山猪儿”(指贵州人)裹在一起,跟着他们是没有出息的。”这时我实在是沉不住气,才发话问他,我说:“先生,我这样穷,有人说我这一辈子找不到婆娘(老婆)?”他严肃的说:“谁说的?你把他找来,我给他两耳光,他在胡说八道,仁兄的相那里岂止只是讨婆娘的事,将来还是个当官煞阁(结束)。不过四十岁前休想成家,仁兄四十附近才能安家,四十岁后得子(女),老婆要比你小十四岁(我夫人田志秀确实小我十四岁,我是在三十九岁时才同她结婚的,四十二岁得一独生女,此过程留在第七章叙述),现在要想成家找老婆,是枉费心机。”

相面先生的话,加上先父不久之前缘的梦,加剧了我要立即离开这里的决心。

在返回窝凼的路上,我向魏大权说起马上要走之事,请他去说服他的丈母娘(女主人),给点路费,让我回家。

在小镇的茶馆里,面相先生说的话,魏大权全听见的,他知道这个地方是留不住我的,积极支持我走,他给了我三十多块钱的路费。可他的丈母娘蛮横不讲理,不准我走,我要是走了,对她们今后的生活要带来困难,即是要走,她就不给工钱。

此事我只有忍气吞声,就算是我上背子欠她的债,今生还她的债吧。

王树贵知道此事后,赶来说服他丈母娘,不要这样对人处事,将来要遭报应的。

这样主人才给了我十五块钱,作一年辛勤劳动的工钱。

王树贵也给了我三十多块钱作路费,我走时他还为我说了许多祝福的话,他祝愿我往后的日子青济平安。

一年前我逃到这一带来,举目无亲,生命垂危之时,第一个碰见的是他,是他和他老婆的关心,我才有可能在这个地方待上一年,今天我离开这里,最后见到的人也是他,从那以后我们之间杳无音信。

每当我想起流落贵州的生活,脑海里总是涌现出王树贵、张振权医生的形象,这些都是我萍水相逢、有恩于我的人,令人永久不能忘怀。

我带着高山一年劳动的积蓄,总共一百多元,十几斤魏大权送给我的小米、玉米做成的熟食当干粮,朝着贵阳通往香港的公路走去。

这时三年的饥荒已渡过,物资供应也不像一年前那样短缺,特别在贵州省,包产到户已搞了两年多,物资显得比较丰富。

下山后,我用四十块钱,买了一套全新的外衣、一双胶鞋,算是把我装点一番,不然我这副野人样子,恐怕是寸步难行。

第一站到达遵义市,我想起1961年春,在重庆市中区保安路,碰见过我抗美援朝时在志愿军三十一师文艺工作队同事的战友戴奔同志,他告诉我,他工作在遵义市委宣传部。今天到了这里,顺便去拜访一下老战友,我找到了他的家,他家正好就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他本人任职该馆馆长,戴奔同志这时不在家,家中只有我们从未谋面过的夫人、丈母娘和两个小女孩,我向夫人禀报是戴奔战友,她非常客气,听我说是她老公的战友,她不问我是干什么来的,立即请我进屋坐下,叫我今天就住在她家,等到明天,戴奔同志就会回来,再好好地玩几天走。

这正中我来意,不但为我省了住宿费,还省了找地方住宿的麻烦,那个年代,出门在外住栈房、旅馆都要出示单位介绍信才能入住,不然你就是有钱也很难找到地方住宿。

当晚戴奔夫人,作了很多好吃的东西招待我,戴奔夫人的忠厚善良,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第二天把戴奔同志等回来了,老战友久别重逢,分外亲切。我的着装、形象以及脸色呈现出的惶恐和不安,已能看出,我起码是个不得志的人,戴奔同志假装什么都不知道,跟我交谈时,从不涉及这类敏感问题,只是诚心留我在他家多休息两天。

他带我去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并亲自为我讲解。

过去学习中共党史时,知道遵义会议是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这次听他的讲解,才知道遵义会议有哪些人参加,会议主要内容是,夺取第三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军事指挥大权,并改选张闻天同志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他的这一职务一直担任到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这时我才知道张闻天同志(1959年庐山会议,被毛泽东定为彭、黄、张、周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四人中的那个张)曾经是中共最高层次的重要领导人,他在加入中共以前,还是一位留学美国的高级知识分子,毛泽东在遵义会议能够再度出山,没有张闻天同志的鼎力相助是绝不可能的,我对这位革命老前辈,肃然产生了敬意。

为了树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过去我学过的党史,从未提起过这些史实,这次参观了遵义会议会址,了解到这些史料,特别感到新鲜。这说明当时的历史并不尊重史实,只是为讨好某个领导人在编写。

遵义是贵州省第二大城市,她的乡土人情,跟我们川东地区一样,先父在1932年时,为了与黔系军阀王家烈争夺地盘,曾带领过三千人马,打进遵义城,只不过待了三天,就被王家烈打出去了。我对遵义自然产生了亲切和好奇。

在戴奔同志家休息两天,我就到了贵阳。

我到贵阳后,浏览了贵阳市容,在延安路喷水池一带最繁华的地区,一个大碰头,遇见在贵州省省政府工作的、我抗美援朝时的老战友刘仁杰同志,事先我不知道他在贵州,他一眼就认出来是我,他乡遇故人,份外高兴。

他和我的关系比戴奔同志要亲近一些。

在朝鲜战场时,我俩同在志愿军三十一师司令部炮兵室工作,他任作战参谋,我是侦察员,他年长我八岁,成都光华大学毕业。在朝鲜作战时,他是我们三十一师司令部共青团团支部的宣教委员,他待我很好,他教我们学习军事地图、军事侦察业务,思想上对我很关心,生活上照顾我,我一直把他当成老大哥尊敬。1953年秋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成立,为国防建设需要,我们在朝鲜战场分手,他去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他夫人四川大学毕业后,分配在贵州省政府工作,为照顾关系,把他也调到贵州省政府工作。他见到了我,亲切的抚摸着我的头,和蔼的对我说:“刘武十年不见面,你已长得和我一样高大了,现在你在哪里工作?”我把与他分别后的事情,简单扼要的叙说一些,特别提到1956年考上重庆大学,1957年遭遇不测之事着重的告诉了他,当然我未向他说明此行目的地是香港,只是说我现在会作泥水工,准备到广西去打工。我说完这番话,我看他的表情并不惊诧,呈现出对我的是,理解和同情。他说:“我家就在附近贵阳师范学院里,你跟我一起到家里坐阵,那里说话方便些。”

我跟着仁杰同志去到他家,他的夫人见我来了,特意去买了两只鸡来招待我。仁杰同志已经知道我是一个政治落泊,生活潦倒的人,还是一如既往的对待我,并像从前在战场上一样,说了许多关心、勉励我的话,毫无责备教训我的语气。我们分别时,他还送了我十块钱,这是我没有估计到的,我也不客气的收下了。

当我在最困难时,总是有些好心人,莫名其妙的伸出援助的手,在溺水中拉我一把。

我将永远感激在茫茫苦海中流动着的人间真情。

现在我都是年过一轮花甲的老人,每当回首往事时,我的母亲、哲流哥哥、伯母(仁杰之母)、李仁杰姐、刘光良哥哥、王树贵、张振权医生、戴奔同志、刘仁杰同志等高尚的形象,亲切的身影又浮现在我的脑海,无论如何也不能忘却那些、在我真正困难时给予我真正帮助的人们,他们给我的恩、给我的情,我都无法回报,只是在总结我一身得失的回忆录里,浓墨重彩的提一笔,算是我这苦命人对有恩于我的他们,表示深切的怀念。

离开贵阳,我经柳州、桂林、衡阳、到广州,中途历时只用了几天的时间。

为了逃避在火车上查票,我乘的是每站都是要停靠的客车,如果查出我未买票,我可说就在前面一站上的车,补车票时要少花一些钱,从贵阳到广州,全程路费,我只花了五块钱的车费,用了五天工夫,路上还算顺利。

到了广州,只觉得这儿风和日丽,晴空万里,好一派南国风情,隆冬时节,女同胞们还在穿裙子,令我这个从贵州大山深处出来的人,豁然开朗。

我知道大嫂的娘家在这里,我侄子刘天源的大姨妈在广州,我在重庆大学读书时,曾请她转交过给在香港大嫂的信,我现在怎么也记不起她们在广州的地址了,不禁使人茫然。

我不会讲白话(广东话),语言沟通有困难,处处都感到当地的人,用诧异的眼光盯着我,住宿问路,添了不少麻烦,不免令人心寒。晚上我只有在候车室休息,同时好打听去深圳、香港的事情,我在候车室住了两个晚上,知道去深圳和香港无特许通行证,是买不到车票的。有一中年男子告诉我,一年前有过三天,可以不用证件买火车票去香港,现在不行了,如果能找到行内人士,花3000元从珠江乘潜水艇可到香港,从深圳去香港很难,要过深圳河,河的两岸都有铁丝网,边防军二十四小时都在巡逻,外地去的人跟本无法接近河岸,就是当地的人要想偷渡都不可能,听说为偷渡去香港,在深圳河岸打死了很多人。

这个陌生人的一席话,为我香港之行,浇了一盆冷水。

3000元在当时对我来说,是个天文数字,相当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生,五年的薪水,我身上只有三十几块钱,此事想都不敢想。

我从前在重庆时,见“重庆日报”登载四川军阀王钻绪(小儿子王泽镛是我在重庆大学的同学,因他父亲逃跑香港在深圳河岸被活捉的事,莫明其妙地把他也划成“右派”,处分劳动考查。1986年,他在台湾的六哥,已是国民党海军中将的王泽仲,退役后回大陆探亲,到重庆来看望过王泽镛,这一来王泽镛又变成统战对象,成为重庆大学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高潮期间,从成都逃跑去香港,在深圳河岸偷渡时,被边防军活捉的消息,知道有一条深圳河是天然险阻,但不知道情况如此复杂,现在看来,要去香港好比是痴心妄想。

我想已走了这样远,既然费了一年多的时间,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走到广州,还是鼓起勇气走到深圳去试试看。

广州发往深圳的火车,每天有一趟,无特许通行证可买到樟木头的车票。于是我买了一张到樟木头的车票,下车时已是下午,我沿着铁路朝南的方向前进,手上又无地图,好似大海里的一叶孤舟,越是向南走,越感到心虚,晚上走起来,只要有个风吹草动,感觉好像总是有人在追逐逃犯,势如风声鹤唳。

逃到香港的勇气,在广州待三天就已经打了一些折扣,走到这时我也搞不清香港在那方,深圳河离我这里还有多远,这些都不得而知。天亮时我就在铁路边找到一个古墓睡觉,天黑又开始朝南走,走到雄鸡报晓时,人已精疲力竭,突然看见前面有几个黑影子在晃动,我估计是巡逻的民兵,立马在路边找个地方隐蔽,几个黑影跌跌撞撞的走过来,身上没有带武器,行动十分吃力,不像是民兵或者是当地的人,等他们走过后,我出来向他们打招呼:“喂!老大哥往哪里去?”这几个人听到后面有人在问话,犹如惊弓之鸟,吓得魂飞魄散,只有一个不知是何原因,坐在铁道上不走动,他听见我刚才说的是四川话,才清醒过来,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声:“是过路的。”

我观察刚才那几个人答话的状态,可能十有八、九是偷渡客,我走进坐在铁路上的那个人,见他有一条裤腿全是血迹,我问他是怎么回事?刚才散开那几个人也过来了,他们对我说,他们是湖北武汉来的,准备逃到香港去,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走到这里,今晚摸到深圳河边,边防军问话,我们说不来广东话,只要答话,他们就晓得是偷渡的,见人就开枪扫射,河岸铁丝网边、河中间,到处都是死尸,深圳河成了血的河流。

他们一行五人中,已有两个被打死在河边,坐在铁路上的这个人,是右腿挨了一枪,因跑不动,刚才只好坐以待毙。

我问:“这儿离深圳河还有多远?”他们说:“不远了,估计要走两、三个钟头。”有一个接着说:“老大哥,你如果想过去,只怕是去送死,我看你还是赶紧回头的好,不然今晚都很难活过去。”

说完话,我看他三人神色紧张,赶快朝北走了。

我发觉前景不妙,现已走到寸步难行之地。

由于不会说广东话,不便找当地的人沟通,无法了解深圳边境的情况,只要与当地人对话,不用置疑,别人就知道是内地来的偷渡客,在阶级斗争搞得热火朝天的中国,偷渡去香港是投敌叛国行为,在边境、边关出现,都算是阶级敌人,不是就地打死就是抓起来枪毙,这就意味着我在当地一天都待不住。

我在想,我去香港的目的是求生,不是去送死,更不是去自杀,干吗今晚我一定要死在这里,刚才路过的那几个偷渡客,不就是我很好的反面教员,如果再向前走下去,只需要两、三个小时就结束了我的一生。左思右想,是觉得向前走下去,不是一条生路,还是回头再思量。于是我又一次走回头路。

这是我第二次走回头路,逃跑去香港一事终将化为泡影,从气壮如牛开始,到垂头丧气告终。

这件事,充分说明了我是个懦夫,关键时刻表现出来的是贪生怕死。我的庐山面目是一个志大才疏、没有作为、苟且偷生的人。“三国志演义”里的有名人物曹操,书中描述他是一个过后方知的人,说明他还是个善于接受教训的人,我呢?再一、再二的逃跑,走投无路又再一、再二的回头,我是与他相反,是个不会接受教训的人,接下来等待我的,仍旧是盘剥奴役之苦,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

人的生活道路我概括起来有两条,一条是:逆来顺受,随遇而安,听之任之。另一条是:勇往直前,不成功便成仁。中间道路是悲哀的,结局是难以设想的。不幸我是一个选择走中间道路的人,所以我今天的结局是自作自受。



1988年时,我已任重庆南开中学校办工厂的厂长,受重庆市教委指派,到深圳接受国家教委组织的法律培训,在香港的大嫂、侄子、侄媳妇、侄孙等亲人,从广州娘家知道我到了深圳,大家一齐兴致勃勃地来深圳看望我。我在和大嫂谈心时,向她提到1962年十二月我曾经逃跑到深圳,准备到香港去找她,由于怕死,终未成功。大嫂听说后,很是懊恼,她气愤的对我说:“你怎么这样没有出息,人都走到深圳,为何不冒险拼死冲过来?那时你要是到香港找到我,无论如何也不像今天生活得这样窝囊。”

总结我一身最大的教训,那就是六个字:不安分、又无能!我对自己所处的国情,生活环境,缺乏清醒的认识,一直是陷入盲目被动的泥泞之中,因此奴役和苦难就像影子一样,紧紧的跟随着我,无法摆脱,伴我走过了大半人生。

虽说命运给我有过不去的时候,然而我对待灾难的降临,持了一种错误的态度,致使在苦难的深渊里越陷越深,几乎不能自拔。

青年朋友们,我今天能告诉你们的是,你们比我们幸运、幸福。我经历过的灾难,在而今往后的中国,再也不会降落到你们头上,请你们吸取我的教训,按照你们的理想,勇往直前的走下去,绝对不要回头,回头是痛苦的、不堪设想的、无所作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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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江红
(寄语志愿军三十一师文工队战友)

渝洲春天,老战友,笑语声喧。

蓦掀起无限深情,往事狂澜。

五十一年别梦寒,历尽艰难和辛酸。

叹改革,政通人又和,换人间。

剿土匪,战美李。文化兵,雄得起。

英雄的部队,在颂歌里。

同志亲爱像兄弟,共患难来同生死。

到如今,两鬓白如霜,幸存矣!

(2001年4月2日于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浪淘沙
(欢迎邓堪兄返渝工作)

辞维廿九年,依门嗟叹。

三度闯过鬼门关,而今比昔尤康健,德佩苍天。

投笔从戎去,汗马朝鲜。

自古征战几人还?别君我难见君欢,后生田来。

(1978年12月14日于重庆市人民饭店雅厅)

浪淘沙
(忆旧和武弟韵)

悠扬五十年,

无须嗟叹。

矢志直闯鬼门关,

忍辱含垢求真谛,

冷笑九天。

奋发十二三,

鏖战朝鲜,

一片丹心为国难,

善人善报终有应,

笑看人间。

(邓堪1998年12月14日于西南师范大学)。



浪淘沙



(获取人权有感)

风雨四十年,

艰难辛酸。

苍海终归变桑田,

做人务须意志坚,

永远向前。

紫阳照巴山,

蜀水翩跹。

兴替兴隆一梦间,

有幸重蹈科技途,

奋勇攻关。

(1979年1月19日落实政策赴重庆沙区汽修厂报道途中)  



七绝
(田来儿一周岁照兰锡麟先生赐题)

秀女何其多智慧,

分明学语矣焉哉。

双目更欲凌心田,

直问儿翁喜自来。



临江仙
(诵友词感怀)

喜诵佳词含蕴远,声声叩动心弦.

果然苦难大学园.昨天尝尽苦,今日品足甜.

最后笑盈实可佩,时时笔录珍言.

冲锋陷阵往无前.家兴人更乐,国富众尤安.





(刘群2002,年3月5日晚11时于重庆大学)






七绝
六六春光转瞬流,

芳秽荣枯岂堪忧。

莫言沉冤昭雪晚,

事业欣成奋不休。

(2002年10月13日六十六周岁生日于深圳百德塑胶电子公司)

    七律

                                贺战友66大寿            



双六隹辰敬贺倾,奈何两地距难平。

遥钦圳友风华茂,近愧渝人脚步轻。

战事拼杀驱美李,和平建设献才情。

铮铮铁骨雄鹰翅,一往无前硕果盈。



(2003/5/16刘琼同志匮赠)





新年祝词



岁岁迎新岁岁新,浮华去尽保真淳。

青山不老春常在,心有灵泉笔有神。



(2003/2/1熊宪光于西南师范大学)





七绝

往事如烟并非烟,跌宕人世数十年。

挥去一捧辛酸泪,权把荒唐作笑谈。



                      (阎理2004/4/19于武汉海军工程大学)



返南开十咏

                   寒窗一别廿余年,历尽艰难话人间。

                   道罢胸中块垒事,仍期奋翼上中天。

                              (温正雄,2005摘自南开校友通讯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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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第五章
1962年12月29号,我带着一副沮丧的神情,在夜深人静之时,偷偷摸摸地回到重庆市中区望龙门圆通寺街72号家中。我的出现,除母亲而外其余的家人顿时变得神色不安,犹如被通缉的要犯逃跑回家。
逃跑出去一年多,回到家里,我依旧未改当年落荒景况。腰间无分文,穿的在身上,吃的在肚皮里头。家人除了母亲,其余的人,都要求我赶紧离开,估计立即有人要来捉拿我。他们害怕受连累,实在是招架不住,气氛显得十分紧张。
事实告诉我,我在这个家庭已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在我逃跑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广阳坝园艺场的看守长罗必芬曾指使众多屡罗,先后几拨人马到我家中来收捕我。由于他们屡次扑空,就向当地派出所、居民委会都打过招呼,只要我在家中出现,立即帮助他们缉拿我归案,因此周围邻居对我家中进出的陌生人,都要进行盘查,监视得很严,搞得家人很不安宁。他们也跟着我活受罪。
我的侄女刘天碧,由于出生在这样一个祖父、父亲都被杀的家庭,初中毕业后根本无法继续学业,因其祖母(我的母亲)是烈士家属,劳动部门给了她就业的机会,初中毕业就安排在重庆针纺织品站工作。
我家此时住在侄女工作单位、重庆针纺织品站分配给她的宿舍里,因家里出了我这样一个败类,她遭到单位领导和同事们的歧视,对她的工作带来了一些不好的影响,她恳请我不要在这里再给她增添乱子。
我这次回来,给亲人们带来的不是喜,而是忧,我己成为一个“瘟神”,无论走到哪里,把灾难、祸害就传播到那一方,就连自己的亲属都视我为“瘟疫”,都害怕与我接触沾染。那社会上的人士就难免不把我视为“洪水猛兽”
母亲把广阳坝园艺场蔬菜大队党支部书记罗必芬给我的信,从抽屉里拿出来给我看。信上写道:“刘武:自你逃跑一年多,我们找过你很多次,不知你躲藏在那里。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你要是回来,我们还会接收你,有力量改造你。你的同学刘光汉、雷昌安等,均已摘帽返校读书,你作如何打算?”
逃跑出去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已使出浑身解术,总是达不到预想的目的,搞得来每况愈下。目前摆在我面前的唯一生路,那是我不甘愿的、但又是不得不去走的,就是回到广阳坝园艺场去自首,随时接受他们对我的惩罚。
我知道这是自投罗网,为了苟延残喘的活着、像牲口一样的活下去,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在家中停留不到一个时辰,趁天色未亮,我赶紧从望龙门码头过江,翻越汪山,走过大兴场,回到广阳坝园艺场去投案自首。
1962年12月30日,下午两点钟,我又回到了广阳坝园艺场。这时正好是员工们出勤下地的时候,难友们在上班的路上看见我,个个都呈现出惊诧的表情,好奇的向我打招呼,所幸还没有一个像梁步章梁麻子那样的人,立即把我抓起来向罗必芬讨赏。
我走到蔬菜大队党支部办公室,向书记罗必芬报到自首。
罗必芬看见我苍凉的狼狈模样,踌躇满志地对我说:“你回来了,自从你逃跑那天起,我早就给你算过命,等到你走投无路那天,你总是要回来自首的。共产党领导的天下,到处都是天罗地网,你那点本事还能逃脱不成?逃跑出去一年多怎么样?有什么收获?除了长得个肥头大耳的,我看你一无所获。你的同学绝大多数都“摘帽”回重庆大学复学了,你不觉得你逃跑这一年多是冤枉吗?好!你既然回来了,我们还是要你,我们有力量改造你。你现在到八队去报到,队长是徐有刚、蒋素椿(男、女摘帽“右派”),你都认识,回头把你逃跑的经过写份材料交给我,态度要老实。”
罗必芬叫政治干事(协助罗必芬的政工人员,重庆日报来的下放干部)把我带到八队,通知他们把我安排一下。
离开广阳坝园艺场一年多,这里人事变化很大。从前在这里接受劳动锻炼的下放干部,接受监督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绝大多数人,在半年前都已被原单位要回去工作或者学习。
这段时间里,同时来了一千多名在校就读的、重庆市各中学的高、初中学生,甚至还有个别的小学毕业生。这些学生的家庭出身,几乎无一不是与地、富、反、坏、右分子有关系。他们出身在“黑五类”的家庭,当局早已把他们打入另册,从小就剥夺他们读书求学、深造求知的权利,变相的把他们集中到广阳坝园艺场劳动改造。
这些学生来到这里,广阳坝园艺场顿时活跃起来。他们年青,朝气蓬勃,乐观向上,很少有人能够预见到前途的艰辛。白天满腔热情地劳动,晚上三、五成群地漫步在田园的机耕道上,寻欢作乐,谈情说爱(场员们把这种恋爱方式叫着赶“夜场”),或者纵情歌唱。万籁俱寂的田野,时而起伏着幽雅而愉快的歌声,青春在这里闪闪发光。
这些学生的劳动是不和我们在一起的,虽说天天见面,彼此之间连姓名都不知道。他们的父母、亲戚绝大部份,都是共产党政权专政的对象,但他们从小就一直接受毛泽东阶级斗争的奴化教育,总觉得他们的身价比“五类分子”高一筹,动辄就骂我们是“老右”,可就是忘记他们的父母、亲属又是属于老几呢?
第八生产队,其成员大部份都认识,只有少数人是过去蔬菜三队的同事,有六十多个人,是清一色的“右派分子”(不是戴帽的就是摘帽的)。我们重庆大学留下来的难友有十几个,他们是:彭运卿(老师、已摘帽,罗必芬说他表现不好,没有让他回校工作)、吕鸿才、陈敬狱、李文光(以上三人是职员)、周启松、张代舟、王泄林、孙庚武(周、张、王、孙四人在1963年一月上旬摘掉“右派帽子”,周、张、王三人于1963年秋季回重庆大学复学,孙庚武由于罗必芬说他未改造好,没有让他返校复学,他和其他难友一直留在广阳坝监督劳动,到1972年才离开广阳坝园艺场回到重庆大学)、雷继尧、余桂隆、王智山、杨进、姜明远、王泽镛、陈国兴、伍尉品。还有西南师范学院来的“右派”学生计毕华(女,落实政策后在湖北省某县任过县长,现是武汉市政协常委,民主促进会副主席)、罗荣汉(现是四川省政协委员,重庆市中医研究所研究员)、杨玉修、李荣联、刘崇武,陈德诚(此人在广阳坝园艺场被活活地饿死)、张谦恕(被罗必芬送去劳动教养)、熊闰璜(被罗必芬送去劳动教养)、陈文立(1962年要求回家自谋生计,现为重庆师范大学退休教授)他们都是1960年毕业时,西南师范学院当局认为他们表现不好,未分配工作,发配到广阳坝园艺场来劳动改造的。现在把这些“右派分子”都集中在第八生产队劳动。
我逃跑时留下的被盖、草席、脸盆及其他生活用具,早已变得无影无踪,生活之艰难是可想而知的。危难时出现两个真正关心过我的难友,其中一个是黄一西同志,年龄和我同庚,原是重庆人民广播电台的机务干部,1957年的无辜受害者,1959年是广阳坝园艺场首批摘掉“右派帽子”的人。我来广阳坝园艺场后认识他的,他为人正直,待人和气,在我逃跑前,他就一直关心着我。在1960年,1961年我们相处的日子里,一西同志是知道我经受不住饥饿考验的,我有偷香瓜、蕃茄来吃的不轨行为他是知道的,但他从不像罗必芬、袁宏道等人那样,凶恶的教训我,只是私下友善的对我说:“做这样的事,要注意影响。”
我逃跑到贵州省时,还给他写过一封信。这次他见我走投无路又回来了,知道我有困难,一点都没有奚落我,他对我讲了许多鼓励的话,叫我不要悲观失望,振作起来,继续前进,为时还不晚。他给了我五块钱,(他的收入只有三十元,还要养父母和孩子)真是雪中送炭,让我过了一个愉快的春节,并说今后只要有困难就去找他,他会竭尽全力帮助我。
1979年3月,我们都得到平反,落实了政策。我被安排在重庆沙坪坝区汽车修配厂任技术员时,一西同志知道后,还专门深情地从几十公里外的壁山县城关镇赶到沙坪坝区来看望我。现在我们已有二十五年多没有见过面。我过去几度路过壁山县城关镇时,都曾到府上去拜访过他,可惜均未得一见,估计他今天已是儿孙满堂,乐享天伦的老人,我为他祝福!
谈到我和黄一西同志的友谊,就不禁联想起一位久违了的朋友,她就是我在重庆大学电机系读书时,同班的一位女同学涂镜如同志,她是黄一西同志的夫人赖志蓉同志中学时的同学。
我和涂镜如同志同班学习有两年光景,读书时交往不太多,但还是知道她为人厚道,对人诚恳,大家都是共青团员,学生干部(她在电机系学生会任职)。1957年夏,我班同学在陈跃华、李朝枢、刘润蕊及其他班上的李爱华、刘遂生等打手带领下,十几度疯狂斗争我时,女同学中,我发现只有她一人很少发言,被迫说两句也是一些轻描淡写的话,会后在校园里碰见她时,她还主动向我点头示意,她的眼神里流露出对我不幸遭遇的同情。
我刚到广阳坝园艺场接受劳动考察时,黄一西同志就主动来关心我,并晓得我在重庆大学读书时,是电机系一个班的共青团支部书记。我当时有些觉得奇怪,因在这以前我不认识黄一西同志。
1971年,我在重庆市七星岗街上,偶然邂逅涂镜如同志。她主动招呼我,寒暄几句之后,她说起黄一西同志的夫人赖志蓉是她中学时的同窗好友,她在重庆大学时,还经常去黄一西同志家中做客。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我和一西同志的友谊,原来是在涂镜如同志的关心之下,发展成长起来的。
我落实政策后,多次问过一西和志蓉夫妇,有关涂镜如同志的情况,可惜她们提供的信息不准确,未能找到她。
1993年,在香港的重庆大学同班同学李宗汉先生,知道我的下落后,专程从香港到我在重庆南开中学的家中来看望我。我们在回忆同班同学时,都谈到:由于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的影响,同学之间,彼此之间,都不敢说心里话,相互存有戒心,勾心斗角,告密成风,搞得人人自危,同窗之谊荡然无存。同时也谈到同班同学中,为人心术不正的几个坏人和比较忠厚老实的好人。我向他提到涂镜如同志在我发配充军时,还关心过我的事。宗汉兄深为镜如同志的善举所感动,他按我提供的电话和地址,又专程去成都拜访镜如同志,结果都因电话号码有误,地址不详,未能如愿。
所幸的是,在2002年的七月,我终于找到了她。他在成都得知我在深圳经济特区工作,立即专程从成都到深圳来看我。别后四十余年,我们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哨阵地、深圳特区愉快相见。
另一位是我们重庆大学的彭运卿老师。他是我校的马列主义教师,人民大学的研究生。他的哲学思维敏捷, 分析事物老道。1957年重庆大学鸣放时,他给当时的顶头上司、重庆大学党委办公室主任、政治辅导处主任宋殿宾先生提过意见,说宋主任有家长式的领导作风,结果把他定为“右派分子”,处理监督劳动。从1958年夏天起,我们师生就成了同生死共命运的难友。他见我逃跑回来后的可怜样子,主动安慰我,他的关心,总是与众不同,他对我说:“世间没有不散的筵席,人的生活道路有低谷就会有高峰,这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对立统一律,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低谷,过了低谷就是高峰。”他鼓励我一定要活着走出低谷,迎接高峰的到来,听了他的话,使人感到亲切,很受鼓舞,从此我十分信任他,对他可以做到无言不语,无情不叙,我们的师生情谊,一直维持到幸存的今天。

我用一天时间,把一年前逃跑的经过写完,重点写的是在贵州省高山上的生活。至于逃跑到深圳,想去香港找出路,我就只字未提。我知道此事非同小可,说出来是要招杀身之祸的。
罗必芬收到我的交待材料后也未深究,我就这样顺利的度过了自首后的第一道难关。
从广阳坝园艺场回到企、事业单位和学校的摘帽“右派”分子,暂时解除了劳役之苦,可是摘帽“右派”的身份,仍旧困扰着他们,无论是子女、亲属在升学、就业方面继续受到不利影响。
在学校,在企事业单位里,这些“摘帽右派”,无疑是众矢之的,成为阶级斗争的活靶子。只要是政治上有个风吹草动,不管他们的表现如何规规矩矩,总是拿他们来“开刀祭旗”。
后来据返校复学的“摘帽右派”同学讲,他们还未回到重庆大学之前,各个系的政治辅导员、监管学生的文化特务,就给他们所要安插的学生班的学生打过招呼,说有某某“右派分子”要回来复学,大家要严加监督,站稳立场,划清界线,不要和他们往来。虽然说是复学了,仍旧摆脱不了政治上和人格上的歧视。有些人忍受不住当局在政治上的继续虐待,自动放弃学业,回家自谋生计,留下来的极尽忍耐委曲之大全,但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还是在劫难逃,免不了挨斗、挨打、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游街示众等等百般侮辱人格之事。难受已成家常便饭,无一能够幸免,联想起前些时候,有些“摘帽右派”在“戴帽右派”面前飞扬跋扈,趾高气扬的样子,难免叫人好笑。这就是五十步笑一百步的人的悲剧。
我如果在一年前不逃跑,估计也会摘掉“帽子”返校复学的。可是盼来的无非是更可怕的一场悲剧,也许我还活不到今天。这样看来,可说是坏事变成了好事。
我以逃跑来抗拒改造,所作的这种选择虽说是不明智,然而我并不后悔。这表明了我不甘愿做会说人话的牛马。
因为我是无辜,不管在哪里,在哪个时候,封建法西斯暴政,都可以把我当羊羔一样的任意宰割,我连一点反抗的意愿都不敢表达,恐怕也是枉为一世会讲话的人。

自1962年12月30日回广阳坝园艺场后,所有的假、节日,都规定不许我离开广阳坝园艺场。每个月要向罗必芬交一份书面的汇报材料,行动受到严格限制。
这就是走回头路、投案自首的下场。
罗必芬规定每月发给我十八元生活费,其他“右派”最低生活费都是二十五元。我问她道:“我和其他人同样劳动,不比他们做得少,为什么我的生活费比他们低?我又没有去偷、去抢、去杀人放火,为什么要对我实施精神镇压?”罗必芬说:“看你这副道地的“右派”嘴脸,还敢来和我理论!事情很简单,因为你逃跑了一年多,给你的生活费比其他人少,这是对你的惩罚。你要想得到二十五块钱一个月的生活费,那要等我认为你表现使我满意再说。”
罗必芬是个不讲理、不懂法的人,她手中掌管了一百多个人(除我们几十名“右派”,还有各机关来的几十名历史反革命)的命运,她对待她管辖下的这些苦命人,全凭自己的好恶妄加轩轾。
在难友中就有不少人,为了给自己捞点好处,去讨好罗必芬,恬不知耻地去拍她的马屁。徐有刚、蒋素椿、杨龙光等人,表演得十分精彩,言必崇敬的罗书记,听起来十分叫人肉麻。这几个人,经常拿着罗必芬的鸡毛当令箭,用来呵斥丁口,也许他们已经不知道人间尚有羞耻二字。
世间的事,我也作过一点研究,看来只有“舔肥”、拍马屁这件事,投资不大,风险较少,回报甚丰,所以干这种事的人,不管何时何地都有。

我回到广阳坝园艺场,工作依旧是一年前那些事,唯一感到难过的,还是吃不饱肚子。其他的人至少每月有二十五块钱的生活费,吃的问题总算能解决,我只有十八块钱,相比就要困难得多。
我经常利用假、节日,午休时间,烈日当空之时,去田间打草,卖给畜牧队作奶牛的饲料。一百公斤青草,只值一块五角钱,一个月下来也有五、六块钱的收入,过了夏天就没有了这般好事,缺吃少穿的痛苦,始终是像影子一样跟随着我。
有一次,我挑一百多斤蔬菜到长江边装船待运时,途中我偷了个“癞子南瓜”(瓜皮像人的秃子头,煮熟后甜味浓,淀粉多,有些像红苕)放在草丛里。下班后我把它拿到广阳坝园艺场的沱弯码头,在船运队的木船上去煮熟,叫西南师范学院来的同仁刘崇武一起享用。刘崇武这个人的个头比我还魁梧,食量极大,外号人称“大胃”,平时他对我总是讲吃不饱肚子的事。我已前没有和他接触过,对他不了解,总觉得大家都是一样的苦命人,多少有些同情感,哪知道这匹夫是个桌子上头吃饭,桌子下面咬人的动物,集忘恩负义于一身。我偷来的南瓜,煮好后请他去分享,他吃了后,连个道谢都没有说一声,为了“戴罪立功”,竟然跑到罗必芬那里去举报我偷南瓜吃。
社会上生活着的人,我归纳起来,大概有三种:第一种就是舍己为人的好人;是我们当今社会公认的好人。第二种是损人利己的坏人,小偷、土匪、贪污分子、腐败分子就属于这类人。第三种是损人又不利己,那就是坏人加笨人。刘崇武就属于这种人。

1963年3月以来,中共中央连续发表了九篇文章,评论苏联共产党给苏联人民的公开信,这就是当时名噪一时,毛泽东视为得意之笔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印象最深的有三篇文章:第一篇文章,《中苏分歧的发展及由来》。文章说,中苏两党的分歧是从1956年3月苏共“二十大”开始的,中共不同意苏共“二十大”的政治报告,不同意对暴君斯大林的处理。我看后好生奇怪,既是1956年(中国大鸣大放、反右派斗争前)中、苏两党就发生了重大政治分歧,为什么到了1957年的“鸣放”时期,表面上还把苏联奉若神明,高唱苏联老大哥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1957年鸣放时期,凡是向苏联提点意见,就算是大逆不道,好似打在苏共身上,痛在中共心上,如丧考妣一样难过。对于提过意见的那些人,无一不是遭到在反苏、反共这顶政治大帽子下的高压,落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下场,誓把这些人置之死地而后快。
毛泽东的口是心非,再次毕露无遗。
另一篇文章是《关于斯大林的问题》。文章极尽吹捧之能事,竭力为斯大林这个暴君涂脂抹粉,要把这具政治僵尸,像神仙一样供奉起来。
再有一篇文章是《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文章粗暴干涉南斯拉夫这个独立国家的内政,说得别人一无是处,指责南斯拉夫是修正主义国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这时我发觉又从毛氏词库里钻出来一个新名词-“修正主义”,真是莫名其妙,南斯拉夫是个独立的国家,别人国家要信奉什么主义,是人家自己的选择,毛泽东你凭什么资格去指责别国的信仰、是非,你是否得了健忘症?你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所谓互不干涉内政,那又是怎么一回事?到底是说给谁听的?还是用来自欺欺人的?
以后凡与毛泽东政见相左的领导人物,无论是中国的或者外国的,都叫他们为“修正主义分子”,并指责他们是一切阶级敌人的帮凶、代理人。到了文化革命时期,所有的“走资派”、凡是毛泽东说要打倒的人,都难逃一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别小看这顶“帽子”,它的功能足够置人于死地的。
“右派分子”,实际上就是封建法西斯暴政统治下的中国的奴隶。在广阳坝园艺场这个监管所里,对这些人要开展“月评季查”,就是在月底和季末,叫难友们用书面的形式,交代你在这段时间里,想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每天晚上,坐下来互相揭发、相互斗争,在火并中表现积极的,可争得罗必芬的赏识。罗必芬、徐有刚、蒋素椿(徐、蒋二人,忘记他们是“戴帽右派”时遭受“评查”的难过劲)三人正座上席,高高在上,像在台子上说相声演小品,不是教训张三,就是指责李四。更滑稽的是罗必芬说:“你们这些“右派分子”,个个都有“修正主义”思想,一定要认真检查。”修正主义的标准是什么?连毛泽东都没有搞清楚,更何况罗必芬这个助纣为虐的走卒呢,只不过她是在无中生有,唯恐我们难友中间,相互啃啮这场闹戏唱不起来。刘崇武、陈续士、王剑南这几条放弃人格的疯狗,还有历史反革命分子王显明,也在这台闹剧中扮演“吼班”的角色。他们对罗必芬的旨意,心领神会,蓄意制造事端,唯恐天下不乱,无中生有地去中伤众难友,他们几个人,成了这场闹剧的主角、配角。

1963年6月接余林同志来信,告诉我,他也历经磨难,终于回到西安,在陕西人民出版社美术科工作,并在一年前和大学时的恋人杨明述女士(1960年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毕业)结婚成家,并很快就要做父亲了。自从1957年我无辜受害以来,余林同志是我的同学、战友中,唯一仅有的没有和我划清界线,保持有书信往来的人。他为人心气和平,处事沉着冷静,在逆境中镇静自如,能把握着自己。他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在困难时,从未放弃对业务执著的追求,真正的做到精益求精。相比之下,我就是鲁莽,不顾后果的抗争。他曾不止一次的提醒过我,做事不要感情用事。可惜他对我的规劝,我是置若罔闻,才造成以后几十年的被动局面,所以我的今天比不上他的今天。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现在余林同志不但盼来了光明,而且还获得了一个十分幸福美满的家庭,培养了两个有作为的儿子,我由衷地为他高兴。我和他患难与共的深情,一直维持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1963年10月18日晚,时逢中秋后的月明之夜,有十几个难友要我讲抗美援朝战争时,打美国兵的故事。那个晚上不知何故,我的精神特别兴奋,我向他们讲述1952年6月25日,我高射炮兵在朝鲜战场,保卫北汉江大桥,和美军飞机空战的故事,说得十分精彩、动听,抑扬顿挫,绘声绘色,一直讲到深夜一点多钟才散去。
第二天清晨出工时,只听宿舍值班员何静在说:“罗书记通知,大家先不要下地,都到场部球场开大会。”我到球场时,第四大队的两百多人都到齐了,大家都不知道开什么会。过一会,只见保卫干事庞作斌出来要讲话,我在想,不知今天那个同仁要倒霉、不是送去劳改就是送去劳动教养。我又接着想,未必是我不成?!因我逃跑一年多,当局随时都可以处理我。结果真如我所料。
庞作斌站在大家中间宣布:“今天开会是处里“右派分子”刘武,把他带出来。”事先安排好的打手曹廷芳(摘帽右派)把我推出去。副场长鲜庭胜,当众宣读我的罪状和对我的处理决定。罪状三条:第一,逃跑一年多,抗拒改造;第二,说望江机器厂(广阳坝园艺场附近的一座兵工厂)试炮,是在扩军备战;(我没有说过这种话,我是听过西南师范学院的“右派分子”李荣联说过这句话,罗必芬张冠李戴搞到我头上);第三,偷南瓜、蕃茄吃(这是确有的事,但不是经常的事)。
广阳坝园艺场的处理决定:开除学籍,强制收容,送劳动教养。
罗必芬这个黑心妇人,这时又是故伎重演,令徐有刚这只“叭儿狗”,代表群众发言。走狗徐有刚装腔作势地重复我的“罪状”,并说拥护政府“依法”处理。
1978年平反落实政策时,我回重庆大学,找到学生处处长,谈到广阳坝园艺场把我送去劳动教养一事。他感到很茫然。重庆大学只是委托广阳坝园艺场代管我们这些学生,送劳动教养这样大的事情,他们都未事先或者事后通知重庆大学,他们根本没有开除学籍这一权力。重庆大学的学生,学籍在重庆大学,只有重庆大学才有权处理学生的学籍。1978年,重庆大学给我平反通知时,明确表示,广阳坝园艺场对我的一切处罚完全是错误的,均属无效。
可见当时人治社会的中国,庶民百姓的命运何其悲哀。
会后庞作斌同志在我临行前,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和颜悦色地对我说下了这样的话:“刘武,你家住在哪里?”我告诉了他我家在市中区望龙门元通寺街72号。庞作斌同志接着又说:“你这次去劳动教养,一定要老实,你还年青,又有文化,认真改造自己,将来对国家和社会还是有用的人。”他的这一番话,对于诚惶诚恐的我,多少是一分安慰。
庞作斌同志令两个青年学工,把我送到烈士墓重庆市劳动教养转运站。其中有个青工叫冯文,他是保卫科豢养来跑“二排” 的“狗仔”,他要给我戴上手铐走。庞作斌同志十分严厉的阻止了他,并慎重告诫他,在路上不准乱来。
在我从广阳坝园艺场到重庆市劳动教养转运站,这段路途经历了十个小时,途中没有受到冯文这只“狗仔”的虐待。庞作斌同志的关心,是起了作用的。
1963年10月19日(实际上是1963年8月16号,就由重庆市“五人”小组,批准强制收容我劳动教养,期限是三年。1987年重庆大学提出申诉,重庆市“五人”小组在复查中,发现原处理有错误,决定撤消1963年强制收容我去劳动教养的处罚),我离开了被发配、充军两年劳役,苦难深重,令人万念俱灰的广阳坝园艺场,去到深不可测的另一个环境。
投案自首以来,接受劳动教养,这是我随时都准备着的事,一切都是在我意料之中的事,强制收容我去劳动教养只是迟早的事,这是躲不掉的惩办,因此我也不会感到异样不安。
重庆市劳动教养转运站,地址就在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时期的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里,过去是囚禁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民主人士、革命志士的集中营,是国民党军统特务的大本营。其中有两所最有名的监狱——“香山别墅”和“渣滓洞”,就在这里,重庆市劳改、劳动教养转运站,就设在“渣滓洞”监狱旁边。
著名的小说“红岩”,就是描写在这里被囚禁的革命志士、民主人士,解放前夕与国民党特务之间展开可歌可泣的狱中斗争,气壮山河的英雄故事。
今天讲的“红岩”精神,就是提倡当年革命志士坚定信仰、百折不挠、不怕流血牺牲的大无畏精神。
把我关在过去革命志士坐过的监狱,倒是别有一番情趣。
这监狱周围都是高墙和铁丝网,岗哨林立,给人阴森恐怖的感觉, 叫人见了不寒而栗。
我在重庆市劳动教养转运站关押了五个半月,等待四川省各劳动教养场、厂来要人。这半年的时间里,白天由看守我们的武警,武装押解到歌乐山上去抬“连二石”,或者到中渡口抬木头、磁器口粮站挑米,晚上学习读报。
这里等待转运的劳动教养人员,成份极其复杂,大多数是小偷、扒手,强盗、私娼、野鸡,物资供应紧张时的投机倒把分子“串串”,还有一个第三军医大学的大尉现役军医,也有为数不少的各单位和学校送来的“思想反动”分子。
新来的劳教人员,都要遭到“夹毛驹”(欺生)。这里有个习惯;“老犯人”(拘押时间较长的)打新犯人,“红毛犯人”(拘押时间最长的,头发都发黄了)又打“老犯人”。新来的劳教人员,都要遭受“老犯人”和“红毛犯人”的欺负,只有你“孝敬”了这些人,方可免遭一难。
我刚走进劳教转站的号房,就有个“老犯人”问我:“懂得起不?”我也不知是何意,顺便说了一句:“新来的懂不起。”“老犯人”恶凶凶的把我一掌推向号房角落的马桶放置处,说了一句:“就叫他狗日的睡在那里。”我从前看过小说“水浒”,知道老犯人欺负新犯人是怎么一回事。我想,这个“老犯人”,你不刹住他的威风,他就更加放肆。我放下随身携带的东西,趁“老犯人”不注意时,照准他脸庞,狠狠的一拳打去,打得他牙齿鲜血直流。正当他要反抗时,我又是一记重拳,打得他目瞪口呆。我郑重地告诫他:“老子这只手是在朝鲜战场打过美国兵的,你娃崽儿不服气,还敢再来试一试?”周围的劳教人员,都发愣了。另一劳教人员,立即出来打圆场:“老大哥,刚才是场误会,你到我旁边来,挨着我睡。”这时我才明白,对付这些“老犯人”,跟对付那些落井下石的人是一样的办法,那就是针锋相对。从此“老犯人”和“红毛犯人”都不敢再欺侮我。
以后每天晚上学习时都由我读报纸,他们发现我读起报纸来,语调流畅,吐字清楚,这时才知道我是大学生,有些劳教人员请我帮他们写家信,有不认识的字来请教我。这些比我早来这里的劳教人员,由刚来时的“夹毛驹”,到后来尊重我。
逢年过节时,我也曾听过劳教人员中间,年岁较大的人,讲故事,如“东华观比武”、“三审土地”、“丁三少爷”、“丁三姨太太”、“霍元甲掌打俄国千斤大力士”等“重庆掌故”。我会讲这些故事,就是那时听来的,学来的,再加上本人创造性的发挥,讲起来就比他们更加生动好听。
学会讲这些故事,给我带来了许多方便。以后每新到一个地方,成了我在结交周围的老、中、青三班人马的有用有效的工具。
1964年3月29日,四川省公安厅重庆北碚劳动教养支队(对外叫做新生园艺场,在重庆市北碚区西山坪)来了三部大客车,由五十几个荷枪实弹的武警,如临大敌一般的,把在重庆市劳动教养转运站的百多名劳教人员押上了囚车,运送到他们那里去接受劳动教养,我也在其中,被转移到西山坪。
当押送我们的囚车经过北温泉,路过四川外语学院大校门时,我想起了我在清华、南开中学时的同学,高中和大学时关系都很友好的邓敬庄同志。她是我抗美援朝时的老战友、清华中学同班同学、相约一起去参军的好友邓标同志的妹妹。1956年高考结束,等待录取通知书这段时间我是在她家中度过的。1956年她被四川外语学院(当时叫西南俄专)录取,曾经在这里学习过四年,现在该是毕业了很多年,想必她今天一定是,生活过得很开心。比之我呢?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到了劳动教养的目的地新生园艺场后,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给邓敬庄同志寄去了一封信。她已毕业好几年,毕业后她究竟分配在哪里,我也不得而知,只是抱着投石问路的心态,把信寄到四川外语学院,主要用意是寻求她的帮助,因我现在生活有困难。
向同学、朋友们伸手求援,这都是为人下策,是十分无耻和无聊的行径。
邓敬庄和她家中的人,是知道我1957年在重庆大学出了事、划成了“右派”的,从此我们自觉地没有联系,相互之间的变化,一概不知。凭我对她的了解,我坚信她的为人,不是一个落井下石的人,所以才厚着脸皮给她去了一封求援书,不过只是抱着一丝幻想、一线微茫的希望。
做梦都未曾想到,她居然很快的回了信,还寄了十块钱来(她月薪的五分之一)。
我给她寄去的信,一见信封上落的地址,就知道是正在她们学院对面的劳改,劳教农场服刑的有罪、有错人员寄来的。
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时时讲的中国,与劳改、劳教人员有信件往来,都会铸成立场不稳的大错,轻者警告处分,重者降级降薪甚至留用察看。她是一个大学教师,能给我回信、寄钱,帮助一个正在劳动教养场所服刑的人,是要冒极大风险的。
敬庄同志在信中说到,她于1960年毕业后,留在四川外语学院执教,并已和南开中学时的同班同学张维寰同志结婚。维寰现在四川大学数学系学习,即将毕业;她现在工作顺利,生活安定,衣食饶馀,尚无孩子,没有负担。
她知道我目前的处境不妙,生活确实有困难,愿意帮助我。如果今后我真有困难的话,她还愿继续帮助我。
我所在的农场是劳动教养场所,离她不远,这她知道。她还说如有可能,由衷的欢迎我去她那里做客。并说了很多鼓励人的话,从没有说要站稳立场、划清界线等训斥人的话,也没有见我可怜,廉价的给点同情,随心所欲的施舍恩赐,她完全是出自友爱和关心。
敬庄的来信,令人感激涕零。
她寄给我的钱,我用来买了一双球鞋,从此结束了我没有鞋子穿的日子。
人们从自己的历史经验中所获得的智慧,完全有理由相信,只有在他真正困难的时候,才能找到他真正的朋友!
纯洁的友谊让人回味,也能催人奋进,功名利禄如过眼云烟,友谊之树却永远常青。
一个月后的一个农场休息日(劳教场、厂,“九做十歇”,也就是工作九天,第十的天休息),我向中队领导请假,要求下山去北温泉四川外语学院会见老同学。经领导批准,我获得去四川外语学院拜访故人的机会。
我一身褴褛不堪的衣衫,无颜去见故人,还是周围的难友们成人之美,他们中有好几个人,拿出当时大家认为比较像样的衣服,由我挑选一套,借给我穿上去拜访故人。
我来到北温泉四川外语学院时,己是上午十点多钟。敬庄同志正在主持学生期末考试,她同寝室的一位年青女老师,可能是事先知道我要来,热情地替她接待了我,并去通知她,说我已经在寝室等她。她下午还要监考,经过学生同意把下午的考试提前到上午考完。这样一来,整个下午就有较多的时间,方便我们叙旧。
我们彼此七年不见面,相互叙述分别后的经历,各自变化殊甚。她比我要顺利得多,见到她如此开心的生活,不由人婉转悲怀,触目伤情。这就是命运对人的安排,留给我的是百感交集、痛苦、悲伤以及不堪回首的往事。她竭力鼓励我不要悲观失望,只要不懈的努力,终有一天会好起来的。
分别时她还送了我十斤粮票(购买粮食和粮食制作的食品的票证,那时比钞票还宝贵,可能今天的青年朋友,已不知是何物),怀着感激与失落的复杂心情,我离开了四川外语学院。
此后在劳教场所里的四年时间里,我怕给她添麻烦,再也没有去找过她。到了1973年,我都离开劳教场所五年多,那时我的生活状况大为好转,已真正做到自力更生,自食其力,这时我才去石桥铺四川外语学校拜访敬庄和维寰夫妇,从此我们之间又恢复了友好往来。
这时的他们,已是两个孩子的父母。大女儿张彤刚上小学,小儿子张聪还在上幼儿园,家庭生活充满了生机、快乐幸福。
1981年起,他们的儿子张聪,小学、中学都是在我家度过的,并且户口都落在我的家里,与户主的关系是“外甥”。孩子现在已为人父,并成功地攻读下重庆大学的博士学位。直到今天,孩子和我家的亲情,远远超越了血缘界线。

四川省公安厅重庆北碚劳教支队(即新生园艺场),坐落在重庆市北碚区澄江镇对面、嘉陵江边上盛产西瓜的西山坪上,距离北碚城不到十公里路。是个绿水千里,青山万重的好地方。
新生园艺场占地面积有九十多平方公里,主要作物是水果。有柠檬、广柑、脐橙、血橙、梨子、水蜜桃、青苹果、葡萄、西瓜,都是一些经过科研后精选出来的优良品种,至今仍不失为水果中的上乘佳品。
我被分配到第二作物区的六中队。这里虽说是强制收容劳动教养的场所,但没有高墙铁丝网,没有荷枪实弹的武警押解劳动,有六个监管的公安干警,我们称呼他们队长、干事,平时劳动由他们监理出勤。违法乱纪的劳教人员,要受处分:有记过、禁闭反省,严重的逮捕法办。
在我们住宿的范围内,只有两个年纪较大的劳教人员,昼夜值班。
逢场里规定的休息日,有事经领导同意,还可到北碚、澄江镇、合川县的草街子等地去购物,办事。这种环境,比之受劳动考察时的丛林乡、广阳坝园艺场,不知轻松好多,这是我根本不曾料想到的事。
六中队作物区面积有三千多亩,全部是优质广柑,果林之间套种红苕、马铃薯、蚕豆、蔬菜。还有两个人工湖,十几亩水稻田,有两百多头猪的养猪场。
劳动强度没有在广阳坝园艺场时那样大,基本上不加班。每天劳动九个小时,晚上学习两个小时,一个月休息三天,元旦、“五一”劳动节、国庆、春节照样放假休息七天。每月都能按时发放工资。
这个地方在解放前,是著名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先生(民生轮船公司董事长)开办的西部科学院园艺实验站。解放后移交给人民政府,成了劳改农场。这里培植了许多珍贵的花木水果;有着“西游记”中,孙悟空吃过的,罕见的人身果;还有亚洲最大的一棵杨梅树;树身要五个人手拉着手才合围得拢来,树冠直径有四十多米,成熟后的杨梅,每颗都有荔枝那样大,颜色发紫,果汁清甜。
这里山峦起伏,群山巍峨,青山生得来多雅秀。漫山遍野都是茂密的灌木丛林,尤其是夜晚,湖边林间夜鹰的嘶鸣,划破了寂静山林深沉的夜空,惊醒了己入梦乡的我们,声声激起在劳教场所里受处罚的人们强烈的求生欲望。
山对面是有名的天府煤矿,不时还能传来运煤的小火车的汽笛声。
作物区里,全是一望无际、纵横成行的果树林。
春来时,远山含笑,百花争艳,花香四溢,蝉鸣鸟语,生机盎然。轮到收获季节,广柑、脐橙、柠檬等黄澄澄的果子挂满树梢,作物区成了一片金色的海洋。环境悠然,静然,陶然。人们的心神怡然自得,暂时忘却了忧伤,忘却了痛苦,忘掉了烦恼…
真没想到,强制收容我劳动教养的地方,还是这样一个“世外桃源”。若非劳动教养是惩办人的一种手段,我情愿工作、生活在这个“世外桃源”,
第六中队的成员,集中了四川省受到劳动教养处罚的全部“右派分子”,准确的说,是四川省极其顽固不化的“右派分子”,共计有两百多人,全是男人,95%的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工、农、兵、学、商、文、法、医生、翻译、导演等各式各样的人物应有尽有,人才荟萃;年长的有年过一轮花甲的、原国民革命军最高军事法庭、执法处长马树蓬(上校军衔);职务高的、资格老的有1932年参加共产党、原新四军第五师军法处长严永刚(十一级干部),他曾告诉过我,由他手上判决处死的汉奸、特务,不下一百人。
我和张庆湘(成都电讯工程学院1960届毕业生,分配在重庆大学电机系任助教,当局说他“思想反动”,1963年强制收容劳动教养。他和我的关系十分友好,至今还保持着联系)、宋兼善(四川大学物理系1961年毕业的高才生,罪名是“思想反动”,1964年强制收容劳动教养),林汉章(西北大学中文系学生,1958年划为“右派”,1964年强制收容劳动教养),傅加林(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工民建系学生,1957年划为“右派”,1958年送广阳坝场园艺场监督劳动,是我在广阳坝园艺场监督劳动时的难友。我逃跑到贵州时,因他抗拒改造,1962年罗必芬把他送去劳动教养。此人胆大心细,聪明才智过人,如果今天还活着,肯定会是个大富翁),徐光忠(四川财经学院学生,1957年划为“右派”,1961年送劳动教养。1978年落实政策安排在成都市新都县人民政府对外经济协作办公室,此人多才多艺,生活能力极强。十年前与我有联系,现已是乐享清福的老人),属于年青的一批大学生。
除四川省各大专院校的学生而外,国内各名牌大学:北大、清华、燕京、辅仁、复旦、南开、交大、金陵农大、北师大的毕业生都有,还有1957年在全国其他院校就读时被划为“右派”的四川籍学生。这些人有头脑,但社会不要他思考;有精力,但国家不要他出力;有才能,但政权不要他施展。
特别是中央美术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来的同学,他们多才多艺,把第六中队的文化生活,搞得丰富多彩。每天晚饭后至夜间学习这段空隙,歌声、琴声,此起彼伏,悠扬悦耳,劳动教养场所,就像是一所大学校。
尤其是国庆、春节期间,新生园艺场劳教人员会演,六中队自编、自导、自演,吹、拉、弹、唱无其不有,充分显示“右派分子”出众的才华。
劳动之余的欢乐,暂时掩盖了人们内心深处的忧郁,并没有给人带来什么希望和光明,只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

在西山坪劳教三个月后,根据自己的劳动能力评定工资。我被评上正二级,每月二十五元、最高的是正三级每月二十九元、其次是正二级二十五元、正一级二十一元,最低是副一级每月十九元、饭也吃得饱,有了工资,逐渐添置了衣物、被子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人的精神面貌大有改观,心情也较为安定。我在时的第六中队,没有一个逃跑抗拒改造的劳教人员。
这里每半年,开展评查。评,是评比在劳动教养中的表现,评选积极分子。查,是查你有没有交待完的罪过。虽说都是评查,比之在广阳坝园艺场时,还是气氛有些不同,因为来到这里接受劳动教养的人,几乎都是历经磨难,丢掉幻想的人,彼此之间的勾心斗角,相互啃啮的现象没有在广阳坝园艺场时那样厉害。
1964年评查时,由于我劳动积极,平时少道人是非,被评选为积极分子,受到物质奖励。这是我1957年以来,第一次得到当局的奖励。
此后我的生活,缺吃少穿的情况逐渐少起来了,迎来了相对的安定。在劳教期间,我还用我那微薄的收入,先后给母亲寄去五十元,聊表我的心意。
1964年的冬天,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上午劳动,下午晚上学习。我们学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前十条”、“后十条”、“二十三条”。毛泽东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提倡的阶级斗争这根弦,已开满弓。
强调用人要讲政治,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给出路等等,这些都是相互矛盾的用人路线,是毛泽东愚民政策的结晶。
我学后的感觉是,这次我不可能挨整,因为我与当权派边都沾不上,但暴风骤雨似的、规模更加庞大的阶级斗争,很快就要降临,也许有些今天还在台上的当权者,明天要成为阶下囚,要成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政治运动的牺牲品。无休无止的阶级斗争,何时才能从中国的大地上了结?从1957年至今,强加在我们脖子上的政治枷锁,何时才能解脱?这些都是遥遥无期的事。
我觉得前途仍旧是暗淡无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还能给我带来好处吗?我一个正在劳教场所接受改造的人,清早起来在这里,晚上时分我又在哪里?我都无法预料,只能听天由命。
我没有幻想,没有奢望,更无抱负,只求今朝有酒今朝醉。
我在那个时候,学会了喝酒,几杯黄汤下肚,就像鲁讯先生在《祝福》中所描述的那样:“只觉得天地圣众,一个个都欣享了生礼和香烟,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预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
一醉真能解千愁,有时酒兴旺时,常念曹孟德的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每当回味起这几句诗词,总是意味深长,乐在其中。
在我的同仁中,有个年纪较大的人,名叫万方正,解放前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坐过国民党的监狱。1958年就因“右派”不认罪,受劳动教养处分。他看出了我的悲观情绪、对前途丧失了信心,十分友善的开导我。他对我讲了个难忘的故事: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住重庆的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因是处在国民党当局统治的心脏地区,力量暂处于劣势,办事处的工作,处处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无理刁难,经周恩来与蒋介石多方交涉,收效甚微。蒋介石仗恃自己暂时的优势,蛮横不讲理,继续对办事处的工作施压设卡。周恩来气之不过,当面愤怒的指着蒋介石的鼻子骂道:“老子现在打不赢你,我一定要活赢你!”
结果周恩来既打败了蒋介石,又活过了蒋介石。这个故事,我倒是心领神会,一直鼓起勇气,经过千难万险,终于活过了毛泽东,活到了改革开放的今天。
另有一位劳教时的难友叫刘亚光(打倒“四人帮”后,得到落实政策,回到巴县税务局工作,我曾几度去找过他,都未得一见),1947年重庆勉仁文学院文史系毕业,解放前是中共川东地下党党员,文武全才,一个对敌斗争经验十分丰富的地下工作者,他在抗日战争刚刚胜利时就参加了共产党,解放后在巴县县政府任职,由于遭到火并,给他强加的罪名是“思想反动”,把他送劳动教养。
他很了解共产党内部的斗争,对局势的分析精辟,可谓入木三分。他对当时的社会环境,向我作过如下精辟的分析,他说:目前的中国,是三种社会并存的国家;中国的领导阶层,他们过的是共产主义社会;只要在他们管辖的范围内,他们的生活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凭着他们手中掌握的权势,在他们的领地里,可以说天是他的,地是他的,太阳月亮是他的,天下生灵和老百姓也是他的,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广大的老百姓,过的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绝大多数人还是缺吃少穿,整天为温饱忙得不亦乐乎。“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分子),过的是奴隶社会;在中国受尽盘剥奴役之苦的就是这几种人,他们的人格遭到任意践踏,他们的生命好比是牛、马,是这个社会的奴隶。
仔细想来此话不无道理,使我清醒的认识到,当今的中国,的确是个多种社会并存的国家,自己算是生活在这个社会的奴隶,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专政对象。既然如此,那就只有任人宰割,我是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以前曾两度逃跑、抗拒改造,不成功的事实,已充分证实了这回事。
同我一起接受劳教的难友中,不乏文人墨客,满腹诗词歌赋文章的,大有人在。与我关系较好的向忠岳同志,他一九四八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因“右派”一案1958年送劳动教养。此公厚今博古,文学造诣较深,年纪比我长十二岁,平时像老大哥一样的开导我,他见我好学,有空他就主动教我写诗填词,在他的熏陶下,我也学会写诗填词,只不过有些蹩脚。
我学填的第一首词《浪淘沙•雨班》,现在还能回忆,摘录于下:
黄梅雨姗姗,风起屏端。忙夫田间不待闲,来回四顾忘锄意,忽报雨班。
盥洗湿衣冠,顺手书拈。庄子桓渊又老聃,我缘英姿变蝴蝶,之在梦间。
还填写过“小重山”、“水调歌头”、“沁园春”、“满江红”、“西江月”等词牌,由于时过境迁,现在都回忆不起了,只有这首“浪淘沙”印象最深。每当遇见深秋时的梅雨季节,我又回想起在西山坪接受劳动教养时,扎“雨班”的情景。
我发现周围的能人志士不少,只要虚心学习,倒是能充实自己为人处世的本领,正道是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在劳动教养这所“大学校”里四年的时间,学到不少知识,有些是在学生时代,在学校读书无法学到的,这也是劳动教养的一大收获。
1965年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学习结束,紧接着又开展声势浩大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这时官方所有的宣传工具,都把毛泽东吹捧成了神仙、圣人,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几千年甚至几万年,中国、整个世界才出现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伟大人物”,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比不上的人。说毛泽东的著作是“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如同布帛菽粟一样,不可须臾地离分的东西,是战胜一切困难的法宝。
我曾看到过这样一副对联:毛主席指山山长树;毛主席看河河水清。如果毛泽东真有如此大的功夫,何需今天还要环境保护?从六十年代开始,中国又开展一轮新的声势浩大地、官民结合的造神运动。
我反复把“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看过四遍,毛泽东当时公开发表过的诗词,能够倒背如流,其中很多道理,很多精神是十分英明正确的。可惜是说到了,做不到;例如中国解放十几年来,为什么广大的百姓还缺吃少穿?为什么十几年来,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把大量的无辜当成阶级敌人,而且是对立面不断的在扩大?这些问题始终在“毛泽东选集”里找不到答案。
后来有一个学习“毛选”的积极分子告诉我:你何苦认真的去学,学习的目的是响应号召,装模作样,做给当局看看样子,你顺应当时的潮流,跟着喊口号,多背诵几段语录,准保当积极分子。我知道他这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确是比别人要能多背诵几段毛主席语录,被领导上树立起来的样板。
1965年冬季,我们第六中队,也掀起了开山改土,学习大寨(毛泽东树立的中国农业样板)的热潮,我们把斜度较大的后山坡,改造成层次分明的梯田。我在其中学会了开山解石,轮大锤,打石包,砌堡坎,下基脚等石工技能,这恰恰成了我解除劳教以后,回到社会上去维持生计的一种求生本领。解除劳教后,我回到家里,就靠那时学会的石工技能,养家糊口,一步一步地走出困境。
母亲在这个时候已近花甲之年,孤身一人前来劳教场所看望我,给我带来了温暖,带来了祝福。已是接近而立之年的我,不曾给母亲带来欢乐和幸福,思之,令人痛心疾首,我实在是对不起我那含辛茹苦的母亲。
1965年底,大约有一半的难友,解除劳动教养,清放回家,这些人全是1958年春,处理“右派分子”时受到劳教处分的,劳教又无期限,在劳教场所折腾了七年多,这时还戴着一顶“右派帽子”清放回家,自谋生计,因他们有专政对象的特殊身份,回家后,很难在社会上找到工作。生存的威慑,再一次降临到他们头上,有些人又跑回西山坪劳动教养支队来,为了生活,要求继续劳动教养。
我也只有九个月光景,就要解除劳教,等待着我的,估计又是缺吃少穿的生活,难免叫人未雨绸缪。
1966年8月15日,我按期被解除了劳动教养。由于当时处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情况,场领导没有让我即时回家,暂时留在新生园艺场工作。解除劳教后留场工作的人,如果是戴有“政治帽子”的,称呼“就业人员”,未戴“政治帽子”的人称职工。
我成了新生园艺场的一名就业人员。
这时整个中国大地,正处在毛泽东亲手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兴起阶段,学生停课大串联,工人、农民起来造当权派的反,工、农业生产几乎处于全面瘫痪,整个社会充满乌烟瘴气,秩序乱得一塌糊涂,完全成了无政府状态。
在中央文革指挥下,打着造反旗帜的“革命群众”,在全国各地,到处都在打、砸、抢、抄,公开的在光天化日之下,名为“造反的革命群众”,实为土匪的狂热分子,到“地、富、反、坏、右等黑五类”、走资派、当权派、技术权威、民族工商业者、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家中查抄抢劫财物,比强盗、土匪打劫还要厉害得多。是毛泽东号令他们这样胡作非为,毛泽东把在光天化日之下打家劫舍合法化,并称之为好得无比的“革命行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毛泽东继李自成、张献忠之后,成了又一个祸国殃民的元凶、乱党党魁。就连我最敬重的伯母、李仁杰姐的母亲、一个现役军官的母亲,也遭到这夥匪徒的非法洗劫。
中国这麽长的历史,有那个朝代的君王迫害老百姓,像文化大革命迫害面那麽广?说什麽『抄家』,根本是普遍地抢劫老百姓嘛!中国社会当时进入一个空前绝后的野蛮和黑暗时期。
1966年,夏秋之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十多次检阅到北京串联的学生,公开支持他们起来造走资派的反,号召他们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破除“四旧”、树立“四新;踢开党委闹革命。
这些少年狂热分子,由于受到党魁毛泽东的检阅,个个受宠若惊,感激涕零,看见毛泽东时,激动得声泪俱下,从而使他们的“革命行动”更加疯狂,这样一来,中国的无辜百姓遭殃,就连文物古迹也跟着活受罪,把它们打得烯巴烂,这些不会说话的泥塑木雕,成百上千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尊重和爱惜,是古国文化的象征,岂料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它们成了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阶级敌人”,打倒斗争的对象,要从地球上消灭它们,可怜这些文物古迹,难逃“文革”中被覆灭的命运。
走资派(即各个单位的当权派)挨打、挨斗,挂黑牌子游街示众,那是到处可见之事,这些过去是领导干部、习惯整别人的人,今天变成了被别人整的人。我倒想问那些过去整人、害人、踏着别人肩膀向上爬的人,今天挨别人整的滋味如何?
广阳坝园艺场蔬菜大队的党支部书记、“看守所长”、“左”得可爱的罗必芬女士,这次大难临头,轮到她做阶下囚的时候到了。平时被她教训过的青年学工,趁机起来造她的反,文斗、武斗双管齐下,大字报贴在她的背上,上书“恶霸地主的孝子贤孙,阴险恶毒的、儿女都不生的黑心妇人”。要她交待如何混进共产党内的。此时她的威风扫地,老公又要与她离婚,没有人再来称呼她是崇敬的罗书记,也没有人同情她,她落得来望天低吴楚,眼空无物,独自一人冷清清。特别是我们这些长期受她压迫、欺侮的难友,见她挨整的狼狈样子,一个个在旁边,幸灾乐祸,犹如喝了一杯凉水,十分痛快。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重庆大学的校长、党委书记,郑思群先生(广东陆丰人,1928年参加共产党,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七级干部),这位在1957年“鸣放”时,动员重庆大学师生员工起来帮助共产党整风,向几千重庆大学师生员工当众保证,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的党委书记、校长大人。1966年,文化革命伊始,在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极左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因与康生、陈伯达等党魁争宠失利,文革中当成西南地区第一号走资派被打倒,此人恶贯满盈,鱼肉百姓,双手沾满无辜百姓的鲜血,四川人把他恨之入骨,四川老百姓为他的争宠,付出的代价高昂,就拿1959、1960、1961三年人祸而言,因他向中央邀功,谎报四川粮食丰收高产,把老百姓的口粮都搜刮去向毛泽东献媚,因此被饿死的人,数以千万计。例如:四川省的荣县当时饿死的人就有十八万之多,更不用说历次政治运动中搞得家破人亡的,那就不计其数了。1967年初,造反派在重庆市珊瑚坝机场,召开万人大会斗争他时,老百姓动用了手脚教训他,给他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四川人对他只有那样狠心,人们对这个西南王、四川省土皇帝的仇恨,借机充分发泄出来。文化大革命,搞得他家破人亡,结果是:老婆,四川省轻工厅厅长,上吊自杀;大儿子李明清在清华大学读书,被当时的“红卫兵”乱棍活活打死;女儿光天化日之下在华西医科大学校园内遭人轮奸。这就是四川省土皇帝的下场。这就印证了中国老百姓的口头禅: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间一到,统统要报)、任白戈(重庆市长、市委第一书记)的授意下,重庆大学学生起来造当权派的反,第一个挨斗、挨整的走资派就是他——1957年整风时诱骗大家起来鸣放,向共产党提意见,然后又疯狂迫害六百余无辜师生的校长大人郑思群先生。
郑思群是个已有近四十年党龄的知识分子,他非常清楚,共产党每个政治运动的企图,以往的历次运动都是他领导一些人去收拾另外一些人,今天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恰恰相反,轮到别人领导一些人来整他,他深感招架不住。
此次运动,来势凶狠异常。重庆大学上万名师生员工,有恃无恐,不分青红皂白把他拿他来“开刀祭旗”,逼迫他交待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当时重庆市所有的舆论工具,一齐向他开火,不由他分说,不准他申辩,他知道,这就是1957年反“右派”时,迫害无辜的故伎重演。
他已知大事不妙,他似乎看见了历次政治运动中,被他迫害至死而送到“枉死城”去的无辜百姓,个个阴魂不散,这时都来向他鸣冤叫屈,忏悔与恐惧同时向他袭来。他已觉察到,等待他的,就是今天还是人下人的“右派分子”所处的境地,也许还要可怕得多。他是一个巍巍乎、荡荡乎的高级干部,一瞬间要从天上跌到地下,遭到灰飞烟灭的下场,无论如何,这也是他不敢面对的现实。
中国虽大,他认为尚无他存在的空间,只好选择走自己毁灭自己的道路。就在1966年6月初,在重庆大学万人斗争他的那个会后当晚,他回到把他隔离看守的重庆大学招待所里,趁看守人员疏忽,他用事先准备好的剃须刀片割断自己的颈动脉血管,自杀身亡。他虽然匆匆地离开了人世,身后还得到个叛党的结论,可悲呀!
这就是高级干部挨整后,与庶民百姓挨整后的不同表现。
像他那样的高级干部,在文化革命中,采用自杀的方式了结一生的,数不胜数,就连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闫红彦同志,文革时期,在恐怖与委屈的交替声中,也自寻短见身亡。
我们新生园艺场第二作物区的党支部书记(只知道姓张,不知道名字),也是在文革初期,四川省公安厅工作组在北碚劳教支队干警中开展“四清”运动,在清查他的问题时,竟然饮弹自尽(他是带有枪的公安干警),同时自杀的还有作物区的会计汪复修。不过这些只算文革中自尽的小人物,不管是大人物或者是小人物,那怕他们自杀身亡的人成千上万,他们的死,已是见惯不惊,在中国这个没有人权保障的人口汪洋大国里,更不会在大地上掀起波澜。
其他各级领导(当权派),在文化革命期间,更有趣的是:昨天还在指挥这一群人去斗争另一些人(包括李井泉、任白戈等大人物在内),今天又变成了挨别人整的人。大小领导干部,没有哪个逃脱“吃大字报”、挨斗争、被打倒、挂黑牌子游街、作阶下囚的厄运。
毛泽东在中国大地上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成了一场不折不扣由毛泽东领唱,群氓参与的混声大合唱,是闹剧!是悲剧!!祸国殃民!!!
这些挨斗、挨整的人,还要充当演技高超的喜剧演员。只见他们头上戴一顶尖尖帽,胸前挂块黑牌子,手中提片破锣,在红卫兵看押下,在大街上,边走边敲打手中的破锣、违心的高喊:“文化大革命好,很有必要,我有罪,我有错、我是走资派,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欢迎大家来斗争我。”
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没有那一个是毛泽东所信得过的,除了毛泽东本人和周恩来而外,其余的人在政治舞台上就像走马灯一样,在荧光屏上晃荡一圈就沉沦下去了。特别离奇的事是,文化革命中的风云人物、毛泽东号称用四十年之久,仔细观察钦定的接班人林彪(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中共中央副主席、文化革命时期,老百姓早起晚睡都要祝福他身体永远健康的人物),到1971年文化革命时的中期,毛泽东察觉他有异动,难以驾驭和控制,于是毛、林之间展开了一场争权夺利的较量,结果是林彪以失败告终,死于非命,落得“遗臭万年”的下场。从此中国老百姓逐渐醒悟,大家对毛泽东这个人物以及他亲手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逐渐产生怀疑。
就连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文革前共产党内排位第二,仅次于毛泽东的人物,此人也是靠吹捧毛泽东起家的,属于飞扬跋扈之列,得意期间也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也给他戴上“叛徒”、“内奸”、“工贼”三顶“政治大帽子”,斗死了事。死亡后,把他弄到河南开封某火葬场,改名换姓地一火而焚之,照样像普通老百姓一样地发配到“枉死城”当孤魂野鬼。
这些领导人物,这次在文化革命时也领教到了挨斗、挨整的滋味是酸、苦、麻、辣,烫五味俱全,大多数人都尝到过触及皮肉的痛苦,有被活活打死的,也有被打成终身残废的。要不是文化大革命,他们是无法亲身体会到挨整、受委屈的难受。事实教育了他们,使他们知道什么是冤、假、错案。他们的子女也跟着他们受苦受难,这些一向以高贵血统自居的少爷小姐们,这回也吃尽了作狗崽子的苦头。
毛泽东掌权几十年制造的错误,给中国的每一个家庭,都带来了灾难和痛苦。

1966年冬天,中央公安部出了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六条若干规定(就是人们在文革中所讲的公安六条)。除了过去公开管制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又增加了劳改、劳教释放分子,民国统治中国大陆时期,国民党军队中排长以上的军官、警官、宪兵、保长以上的政工人员等两类人,“黑五类”又增加到“黑七类”。这七类人在各自所在的地方,都成了陪走资派挨斗的角色,并要用白布黑字写上是某某分子的白套子戴在右臂上,便于群众识别监督。
这七类人的家庭,很少有不被当时的“革命群众”查抄、打劫的。这就是六十年代中国毛氏暴政的野蛮行径。
我们在劳教、劳改场所,中央公安部规定是不许冲击的地方,因此免遭挨打、陪斗、挂黑牌子、戴白套子之苦,算是不幸中之万幸。
文革开始时,新生园艺场领导有意要我们与世隔绝,封锁社会上文化大革命的消息,规定的休息日不准我们离开园艺场。后来“红卫兵”的造反传单都撒到我们场里来了,领导发现是隔不开的,还是让我们就业人员在场休息日可外出活动。
文化革命期间我第一次到北碚,是到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治牙,我看见满街都是大字报,到处是成群结队的人在揪斗无辜,并惊奇的发现有打倒刘少奇(国家主席、中共第二号人物)、邓小平(中共中央总书记、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大字报,把他们说成是中国第一、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打倒朱德、陈毅、贺龙元帅等的大字报,说他们是大军阀、大土匪。
这些老元戎,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对人民军队的建设,推翻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建立人民政权,勋劳卓著,把他们说成是军阀、土匪,我不禁要问:那中国人民解放军究竟又算什么东西呢?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把1957年反“右派”斗争时,打击“右派分子”的伎俩,今天又原封不动地搬出来对付这些开国元勋。一看就明白,支使这些群氓起来造反的人,绝非凡夫俗子,一定是个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能够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为所欲为的人:这人还能是谁?就是毛泽东!只有毛泽东才干得出这种不仁不义、昧良心的事来!
毛泽东嫉妒一切人,任何人在他嘴里,都难得到一句好话,好像是上帝发放他来审判全世界的。但历史是一面清楚的照妖镜,在毛泽东死后不到一个月,他的老婆江青(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因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元凶被捕入狱,1982年判处死缓,按毛泽东惯用的形式逻辑和迫害他对立面的说法,他和他的子女都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地在嘲弄毛泽东。

一年前我在学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预见毛泽东将要发动一场暴风骤雨式的政治运动,果真这场暴风骤雨今天降落在中国大地上,但没有估计到,他把这次运动的矛头,主要是对准那些党国要员、高层领导人物。
毛泽东1957年在他的名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哲学论文中,明确指出:“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似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为什么现在又发动史无前例的、凶残无比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从1949年至1966年,这十七年中,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其规模一次比一次大,被打击的范围,从党外到党内,从普通百姓,到高级干部,一次比一次宽广,一次比一次深厚。
毛泽东感觉处处存在着他的对立面,他要不惜一切代价,一次又一次的把他们打下去。他曾扬言,本世纪(二十世纪)在中国,搞一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够的,起码要搞二至三次文化大革命。他是不管老百姓能否承受、愿意不愿意的,反正几亿中国人都是他毛泽东的子民,只要他心血来潮,老百姓的意愿,他是可以任意强奸的,中国成了毛泽东一人的天下,他说的人民当家作主,完完全全是一句空话、假话、屁话!
毛泽东的一意孤行,旨在为巩固他的独裁统治,他不惜牺牲这些老帅、谋臣的身家性命,更不用说几亿子民的生死存亡。
恰恰这时中国涌现一批不知廉耻的狗屁文人,写诗作赋,作书立传,编戏织舞,大肆肉麻地吹捧毛泽东是一贯正确、如何英明伟大,鼓吹文化大革命如何必要,如何正确。他们的行为是为虎作伥,对这场毁灭中华民族文化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无耻文痞中的代表人物,要算臭名昭著的姚文元、张春桥等御用文人。就连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文化界知名人物郭沫若先生等在这件事上也是难辞其咎的。
中国的造神运动,这时已达到登峰造极,如报刊杂志,凡有毛泽东像的,都要倍加爱护,如有人不小心用脚踩、用屁股坐、用钉子钉,都以现行反革命分子论处,是犯罪行为,轻者戴顶反革命分子“帽子”监督劳动,重者要坐牢、杀头。
我有一个知心好友,1949年十月一号前我俩就是重庆清华中学十五级乙组的同班同学。他工作一直是勤勤恳恳,对人周到热情,一向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在文革初期,他积极响应号召,全身心地投身文化大革命运动。他用废旧的“重庆日报”抄写大字报时,不小心把一张印有毛泽东像的报纸,写了“打倒张黎群黑帮”。张黎群是在文化革命初期,中共四川省委首先抛出来的替罪羊,属于打倒对象。群氓分子认为:用印有毛泽东头像的报纸,写上有“打倒”二字的大字报,怀疑写大字报的人,用心不轨,是把毛主席当成了打倒的对象。后来查出是我的这位好友干的,这一来,他就大难临头,搞得我的这位好友有口难辩,结果给他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降级、降薪,监督劳动十二年之久。1966年,等到毛泽东升天,他的冤屈,才得到平反昭雪。现在我的这位好友日子过得十分开心,在重庆市经营房地产,汽车、洋房,应有尽有。2001年3月在重庆市,他出重金,费大力,招待来重庆市联欢的、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抗美援朝时期志愿军三十一师文艺工作队的老战友。
相反只有极少数人,敢于公开起来反对文化大革命运动。他们中的杰出代表,就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张志新(女同志),无疑,她的命运是遭杀戮,是悲哀的,惨不忍睹的。在执行死刑的时候,封建法西斯匪徒、刽子手们,害怕她呼喊正义口号,竟割断了她的喉管。这是骇人听闻的事实,这种野蛮行为,当时在处决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时,并不希罕。毛泽东就是如此地纵容他的鹰犬,残酷屠杀反对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无辜百姓。号称人民伟大领袖的毛泽东,对待这些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一点不发慈悲。
张志新同志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英雄,可惜在中国这样的人少了一点,而像姚文元、张春桥那种不知廉耻的狗屁文人又多了一些,所以毛氏暴政才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得以售其奸,横行霸道,畅通无阻。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会出现过洪成畴、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大小汉奸的原因之所在。
如果能计算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由于共产党一党专政,为歌颂毛泽东,歌颂共产党,花了多少钱?如果再统计一下,从1951年批判“武训传”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因为思想言论又丢失了多少条性命?应该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吧。

1966年底,新生园艺场把第二作物区的就业人员(主要是“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集中到第五中队,这个中队的作物是梨子。
我们从过去十天一休息,恢复成七天一休息,由九小时工作日,改成八小时工作日,也不搞在劳教时的评查活动,出工下地也无干警监管,自由度比劳教时要大一些。
经常都有同仁去外面活动,信息更加灵通,大字报上的小道消息,很快就在同仁中传遍。刚开始时还感到新鲜,久而久之,也觉得这些消息无聊和可笑,时间长了,对外面的大字报根本就无兴趣,那些造谣惑众的消息,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人去关心。
我利用这段空隙时期,看了很多书,读过巴金先生的“激流三部曲”,斯诺先生的“西行漫记”、“毛泽东传”,高尔基先生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宋朝才女李清照的“李清照词选”,以及翻译成俄语的“毛主席语录”,还读过川剧角本“焚香记”、“柳阴记”、“琵琶记”,我的文学知识,在那时得到充实和提高。
五中队去北碚、澄江镇的路程要比在第六队近三公里,每逢星期天,我和张庆湘、宋兼善等几个好友,一齐相约去北碚城区或者澄江镇街上,改善生活,放风散心。
步行十余里路,沿途春水绿波相伴,几个书生,意气正浓,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谈古论今,吟诗作对话衷肠。
到了街上,免不了找一家餐馆,大吃大喝一顿,吃得杯盘狼藉,然后就是几个带酒的书生望月归。
劳动教养年代的生活虽然清苦,但结交了张庆湘、宋兼善等共命运、同生死的难友,给予了我补偿。可惜宋兼善兄先我们一步到了黄泉,过早地走完了人生历程(落实政策后,在我家中见过他一面),带着几分遗憾,几分忧思,匆匆地离开了我们。
1967年五月,五中队领导主动给我五天探亲假。我回到离开为时四年的家,家中变化较大,母亲已作一次性退休处理,在家中照看三个外甥,侄女已工作了六年,己经有了男朋友,妹妹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居住的条件也比我四年前离开时要好一些。
我这时是光明正大的回家,家中亲人们也不像四年前见到我时那样紧张。
重庆市区文革气息正浓,闹得乌七八糟,文革初期一齐起来造走资派反的群众,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已把当权派彻底搞垮,为争夺新的领导权,造反派中分裂成为誓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派叫“八一五”,另一派叫“反到底”,两派就像两只好斗的公鸡,伸颈展翅,跃跃欲试,相互对骂不休。
重庆市原领导已全部垮台,但还有个革命委员会筹备组在行使职能,工农业生产尚未完全瘫痪。妹妹在作临时工,她学会了泥瓦匠的技能,收入尚能养家糊口。
这时我发现在我家进出有一个陌生人,他叫李德生,是我妹妹在作临时工时认识的,是她的师傅。此人年长我六岁,解放前在重庆市北碚地区的相辉文学院读书(相辉文学院接收了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复旦大学从重庆搬迁回上海后遗留下来的校产)。他文笔流畅,老谋深算,说起话来,滴水不漏,一副老诚持重的样子。我和他攀谈时,还是发觉他是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淘汰出局的知识分子,他的谋略胆识,依我看来,绝不在当今知名的民营企业家等风云人物之下。他在我清放回家后,给过我一些难能可贵的帮助,也是我不应该忘记的人。
第二天我过江去到重庆南岸下浩中学,拜见哥哥。哥哥不久前,娶了妻子,我第一次见到年青美丽的嫂子,由衷的为哥哥高兴。嫂子对我这落难中的小叔子,还是作了热情、周到的接待。
我问了哥哥一些我不理解的事情:如刘少奇这样一个长期担任共产党高层领导职务的人,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叛徒、内奸、工贼?目前这些造反闹事的人,比之1957年的我们(鸣放提意见的人),疯狂数十倍,他们不但不受惩处,为什么还得到毛泽东公开的支持,说成是一种了不起的革命行动?哥哥也不好回答,只是说:“你不要去参与,只求保住现实就是好事。”接着哥哥带我一齐去看望我的堂妹(哥哥的大妹)洁良,堂妹已成家,和妹夫唐友生相处甚好。
我在重庆的亲人们,在文革中,没有受到冲击,大家都因此感到庆幸。
探亲假的最后一天,我到重庆大学去看望余林同志的弟弟余泽枢。泽枢是1964年考入重庆大学冶金系的,1955年时,我在余林同志的家中见过他,样子酷似余林同志。
重庆大学,我离开她已为时九年。这次重新来到这片熟悉的天地,较之我在这里求学时,变化并不大。这些年来,重庆大学领导很重视抓阶级斗争,学校发展迟缓,除在团结广场西面,塑了一座毛泽东的全身像,其他的就没有增加什么新的建筑,一切都感到还是从前那样的熟悉和亲切。在这块土地上,到处都留下了我的足迹,有过我多少青年时代的痴心幻想,结果是化作泡影变成灰,我的大学,好似昙花一现。九年后的今天,故地重游,此情此景,不会给我带来希望和欢乐,留给我的只有痛苦的回忆、流干眼泪的神伤、一颗破灭的心…
上午九点钟,泽枢兄弟准时到五教学大楼,我正好走到那里碰了个正着,十几年不见,彼此都认不出来,只是估计来人是要相约的人,果真如此,大家高兴不已。
我和泽枢沿着团结广场到鸳鸯路步行了一圈,问到他哥哥泽康(余林同志)的一些情况。他也向我介绍了重庆大学文革的情况。
我们所到之处,只见重庆大学那些青年狂热分子,列队整齐地去到毛泽东塑像前,背诵几段毛泽东语录,并低头请安,这叫做早请示;到了晚上又是如法炮制,这叫做晚汇报。如果说是“黑七类”,还没有资格去请示、汇报。现在回想起来,未免荒唐可笑。
我和泽枢老弟去到沙坪坝正街相馆合影留念。下午三点钟,我们在去北碚的车站分别。我的五天探亲假,在轻快而令人回味中结束。
我回新生园艺场不到一个月,重庆两派的争斗,开始升级成为动真刀真枪的武斗。重庆是个老兵工基地,生产各式各样的常规武器,正派上用场。现在搞武斗,十八般武器都动用上了。两派都称是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自相残杀,十分狠毒,极其残忍,把对方人员捉来用刀子活活捅死,叫做“放气”,割掉对方人员的器官,叫做下“零件”,烧工厂,炸桥梁,已不算什么新闻。解放军战士的武器被抢夺,也是革命造反派干的事,那简直是小菜一碟。
这时的工农业生产已全面瘫痪,物资供应又出现紧张局面。
出现了这种混乱形势,毛泽东还使劲地夸奖:全国形势大好;天下大乱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群众真正的发动起来了;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人民战争的大演习。他是在给这种乱世火上浇油。搞武斗、打内战的派性分子,受到最高统帅毛泽东的赞赏,感到更加得意,肆无忌弹的杀戮无辜,全中国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野蛮和动乱状态,老百姓怨声载道,叫苦连天。
毛泽东亲手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这场中国人的大浩劫,发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一场荒谬绝伦的大悲剧,一个号称礼义之邦以精神文明自豪的民族,在毛氏暴政的捉弄下,竟变得如此野蛮和凶残。这场“革命”可谓荼毒天下,不说祸延一百年,至少也是五十年,毛泽东大概是发疯了。

我们新生园艺场里的干警,起来造了场领导的反,他们为争夺领导权,也分裂成两派,争吵不休时,曾经动过拳脚。不管是那一派掌权,对待我们的态度还是一样的凶狠。叫人好笑的是我们这些被他们监管的人,在旁边看他们的稀奇,他们成了一群相互对咬的黄狗黑狗。
我在五中队一年多,陆续清放了几批就业人员回家,回去的人,都是从事体力劳动,那怕是这种磨骨头养肠子的工作均不好找。
到了1968年3月8号,因新来的劳动教养人员增多,大量的进入新生园艺场,时有“暴棚之患”。场部决定把五中队有家的就业人员,全部清放回家。劳教支队给了我二十元生活补助费,找了一名干警把我送回家,回到当时动乱不堪的社会里,从此结束了我人生中四年零七个月的劳动教养,等待我的,恐怕又是饥寒交迫的生活。我是无力左右现实的,因为在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老百姓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生死存活,处处都要看毛泽东的脸色,何况像我这样一个头上戴着一顶“右派分子”政治帽子的人,不管走到那里,只要是在毛氏暴政统治下的中国,迎接我的都是苟延残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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