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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自在样子 文革和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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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和父母

    1966年,我刚刚进入小学,文革开始了。
    毛主席为什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孰是孰非,功过评价,至今都没有定论。现在想来,发动文革是毛泽东早就要做的事情。无论是排除威胁到自身地位的异己,还是迫于劣势奋起回击,这都是捎带的,或是后人推测的。我认为文革的发起,是一个掌握巨大权力的理想主义者的、固执的实践尝试。
    毛泽东自诩为唯物主义者,但是他的头脑中却大量地存有柏拉图理想国似的思维,他认为别人就像是理想国中的囚犯,看不到现实世界的黑暗,唯有他才是清醒的哲人,他才能领导大家走向完美的社会,这个路程只有继续革命。
    历史上的哲学家都是理想主义者,但并没有领导人民实践的能力,可怕的是,毛泽东同时具有了这两种能力。农民身上安了哲学的脑袋,这是一个悲剧。

    文革开始我上小学一年级,文革结束,我高中毕业,整整10年,耽误了我这一代人。
    山师一二楼,以前被称为教授楼,因为住着很多留洋归国的教授。可现在,一夜之间变成了牛鬼蛇神楼,附中的高中红卫兵、山师大学生的造反派,开始大规模、持久地袭击这个家属院。院子里的教授们,被揪斗,剃阴阳头、戴高帽、挂胸牌、作喷气式,甚至被逼怕喝墨水,这些就在身边隔三差五地发生着。
    小学一年级的孩子,哪里知道这些现象的真实意味,只是看热闹。附中老校长自杀,吊死在山坡上一个细细的树叉上,我和三姐飞奔而去。三姐终归是女孩子,害怕地捂住了眼睛,而我却挤过密密的人群来到死者的正前面。现在想起来,围观的场面不就是鲁迅笔下乞讨血馒头的场面吗?可怜我们,在那里什么都乞讨不到,却留下道不明的阴影。

    万里江山一片红,我们四姐弟(老五太小)在广场的毛主席塑像前,手拿红宝书、臂戴红袖章,一字排开,照下了时代的光景。
    红卫兵组织分两派,一派是最早起来造反的,都是一些干部子弟,现在叫红二代,袖章是红底黑字,简称黑字兵。后来,这些黑子兵的父母被打倒,新起来的红卫兵的袖章是红底黄字,便于区别,这才是真正的造反派。黑字兵则被斥为保皇派,“联动”等则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受到毛主席接见的宋彬彬。
    我们家的孩子,真正参加到这个运动中的只有大姐,在两派的文攻武卫中忙得很。我和三姐则是在后期,不痛不痒地跟随全民运动,每个人都参加、也必须参加红小兵、红卫兵的组织。

    孩子们没有什么,但是大人则遭到了冲击。妈妈因为是外语系总支委员,负责学生工作,还有外公出身问题,被定性为小“三家村”,首当其冲地遭到了批判。
    只是批判也罢,当时的批斗会都是要作喷气式的,揪头发,反扭双臂,还要挨打。当兵出身的父亲怎能让老婆遭这个罪?于是上演了一处好戏:父亲拿出胶东汉子练武的架势,赤膊上身,手舞摩擦锃亮的铁锨,一套路数下来,引得学生里三层外三层。大姐则被安排在批斗会场望风,通风报信,只要母亲被殴则父亲必闯入救人。这样的架势,让红卫兵们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什么人敢如此大胆作对?
    于是,外调组不断派出,几次调查下来的结果,父亲三代农民,16岁参军、战斗英雄、残废军人、多次荣立战功,一直是野战军正规部队,没有被俘经历,造反派拿他没有办法。这样的日子反复多年,母亲一直养病在家,其实是被父亲保护在家中。
患难结真情,父母的感情实际是在文革中才真正结下的。

    父亲出生在山东掖县连夼村,爷爷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一个农民,可父亲从小就不愿意干农活,调皮捣蛋。为图好养,爷爷给父亲起名叫花子,就是叫花子的意思,能吃百家饭。花子从小就打架斗殴,挨了大孩子欺负,就跑到人家做饭的锅里一坐,以后没人敢惹。十几岁花子就给有钱人家打工,遇到了有文化的账房先生。先生开导花子说,只要干革命,这里的骡子、马、土地都是你的。账房先生是共产党。
    1937年10月,父亲正式参军,可这之前就给账房先生送信,参加了革命工作。因为先生以后联系不到,没有办法证明父亲参加革命的起始日期,父亲没有被列为红军,一直悔恨至去世。
父亲在胶东许世友司令的部队抗日,大腿上留下了三八大盖深深的弹孔。后跟随韩先楚司令员渡海去了东北,成为四野的干将,经历了塔山阻击战、围攻四平等等惨烈的战役,在火焰喷射器下救出了韩司令员。

    父亲是一个工农干部,解放后却因为这样的背景,被安排到中南军区俄文大队做大队长。父亲的文化是在抗大上的速成高小和速成中学的程度,火爆脾气一直都改变不了。就是这样一个人,被特意安排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做领导。母亲和父亲是在俄文大队走到一起的。

    我的母亲出生大家,外公是中国最早的留日先驱,他写了第一部中日战争史。外公在前清是个秀才,可并不本分,外公的父亲也对他无可奈何,他既是早期红十字会的创始干部、同盟会成员,也是苏浙地区青帮头领。这样的人,在国民党中是异类,还经常写出揭露时弊文章,惹得陈果夫陈立夫的CC派开除党籍并通缉他。
    母亲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始终在教会学校学习。外公的坎坷,并没有给予母亲良好的物质生活,但母亲从小养成了大家的品质和豪气。身着简朴但气质高贵、学习优异的母亲,也是当时同学们追逐的偶像。母亲从南京明德女中考入武汉大学,并在学生期间追求进步,参军分配到了空军地勤。因为是大学生,被调入军区学习俄文,进入俄文大队,当时的大队长正是我的父亲。

    俄文大队有很多高级首长的夫人,刘亚楼夫人、曹里怀夫人等等,还有各地召集来的高材生。母亲高挑清秀的身材、大家闺秀的气质,自然吸引了很多人,包括大队长。父亲一直单身,组织上自然要安排生活上的事情,拉郎配是共产党组织的人性、或不人性的一面。经过征求父亲的意见,母亲被组织盯上,一直到同意才算完事。结婚前,母亲还去与原大学同学的男友告别,大气的父亲静静地等在外面。

    就像很多电影上描述的那样,背景相差如此悬殊的两个人,在对待孩子、生活上的态度是极其不同的。小时候,记得无数次父母间吵架的情景,每到此时,孩子们静静地凑在一起,忍受着沉重的气氛。我常会偷偷开门溜出去,为了让失去润滑的门轴不发出动静,需要提起门再打开。三姐就抢先躲进厕所,找本书不出来。可怜的大姐和二姐,只能忍受着。
    母亲经常气得出走,有时候去朋友、战友处住几天。父亲其实是非常爱母亲的,只是表达不出来。山东汉子的感情,体现在让儿子的我追出去跟踪,深怕母亲出意外。这样的日子反反复复,很久。
文革来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母亲和父亲的感情变得好起来。据他们自己说,他们的政治观点是一致的,思想立场是一致的。孩子们当时感觉可笑,但长大后才渐渐明白,就像玛洛斯的人生需求的7个层次,也许爱情的最高层次是思想上的统一,它可以弥补低层次的不统一。

    父亲的后半辈子,是在不顺心不得意的状况下度过的。因为57年彭德怀打粟裕、搞反教条主义,负责军队训练、比武的父亲就受到了冲击。加上以前因为暴躁脾气,殴打了老红军将军等等,在授军衔时被压下了两级。事后揪出了冒充方志敏侄子的大骗子,证明了当时父亲的正确。屡受打击的父亲一怒之下,脱下军装,回到山东老家。当时老战友劝他去公安军独立师做参谋长,官复原职,他就像一头倔驴不回头。母亲也只能跟随父亲来到山东师范大学任教。
    大姐的少年时光都花费到替父亲誊写申诉材料上,一次一次去省委,一次一次地去部队寻找证明人,大姐也确实不易。一直到文革结束,不疼不痒地给父亲了个高级干部离休待遇,算是平反。

    母亲文革后好一些,调到校刊做主编,而且还在期刊发表文章,回到了知识界做学问的状态。不幸的是,父亲得了食道癌,母亲辛苦看护,在父亲去世后的不到几个月后,她也发现了癌症,追随丈夫去了。我常想,一辈子父亲疼爱母亲,到头来,母亲还给父亲整整三年没日没夜的看护,仍然不放心,跟随他走了。这一切,上帝是看在眼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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