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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后余生 民勤农村“文化大革命”纪事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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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噩梦(一)
2008-06-17 13:19 阅读(?)评论(0)
  
十 年 噩 梦

                    ——民勤农村“文化大革命”纪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中国大地爆发了一场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大运动。这场运动像狂风暴雨一般席卷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历经十年,方才平息。这场运动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遭到了空前的破坏,使人民的权利丧失殆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和创伤;使中国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使广大人民的生活陷入极度的困苦之中;摧残文化科技,使中国的科学知识界陷入断层的状况,拉大了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这场运动是解放以后历次政治运动的继续,也是历次政治运动的高峰。其历时之长,危害之烈,又远非历次政治运动所能比拟。除了造成对国计民生的严重破坏外,它造成的思想道德上的负面影响,虽经近四十年的纠正与补救,但至今并没有彻底清除。到了二OO七年,还有人在网上公然叫嚣“要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可见其阴魂未散,余毒犹存。经过了四十多年的风雨冲刷,亲身经历过的人们中间,有一部分已经死去,活着的人中间,有一部分已经逐渐淡忘,一部分不愿回顾那伤心惨目的岁月,只有少部分人在痛定思痛,进行反思,探索那场运动的起因及其出现的反常现象,以期引起国人的关注与深思。从而寻找出防止“文化大革命”这类动乱以新的形式产生的原则和方法。而年轻的一代有的只是听说过有那么一场“革命”,但并不了解详情;有的则茫然无知。作为亲身经历过这场运动(许多人称之为“十年浩劫”)的我,以一个农民的身份,把当时所见到的、听到的各种现象和情况以及自己的遭遇写在下面,作为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史料的一点补充,供大家阅读、了解。

一、形形色色的造反组织

1966年5月以来,民勤同全国各地一样,卷进了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泽东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之中。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大口号下,全县上下普遍开展了揪斗所谓“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造反运动,揪斗所谓“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阶级敌人”的造反运动。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到处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文攻武卫”、“砸烂公检法”、“横扫一切牛鬼蚊神”、“踢开党委闹革命”、“停课停产闹革命”的混乱局面。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后来发展成为人民内部的派性斗争,真枪实弹进行大规模武斗,造成许多血案。之后又陆续开展了所谓“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一打三反”、“批林批孔”、“批《水浒》”、“基本路线教育”、“割资本主义尾巴”等政治运动,把个好端端的中国,弄得乌烟瘴气,社会秩序混乱,生产停滞,经济萧条,民生凋敝,使中国人民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

一、形形色色的“造反”组织

民勤一中拉开了民勤“文化大革命”的序幕,“革命小将”们开始“停课闹革命”,所谓的“革命大字报”一时之间铺天盖地,“砸烂旧世界,向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宣战”“把走资本主义当权派,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统统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砸烂走资派的狗头!”“对走资派的斗争是共产党对国民党进行革命斗争的继续!”“誓死捍卫毛主席,誓死捍卫党中央,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等口号喊得地动山摇。他们组成了各种名目的“战斗队”:什么“经风雨”、“不怕死”、“全无敌”,什么“送春归”,“迎春到”“万丈冰”“花枝俏”“不争春”,什么“山花烂漫”“丛中笑”,还有什么“狂飙”“从天落”“金猴千钧棒”等,形形色色,不一而足。他们开誓师动员大会,印发传单,贴大字报,揪斗走资派,破四旧,还派人到各公社各大队进行“革命”宣传、“革命”串联。在很短的时间内,全县各中小学、各公社、各大队的革命师生、革命群众都纷纷成立了各式各样的战斗队,向学校的校长、部分老师、公社、大队领导人和五类分子以及中国的传统文化展开了猛烈的进攻。

二、教育界的噩运

年轻、无知、好奇、狂热、偏激、容易冲动的中小学生,听了来自中央的鼓励“造反闹事”“揪斗走资派”“兴无灭资”“砸烂旧世界”等等指示后,胸中已经燃起了“造反革命”的烈火,在一些别有用心的,所谓根红、苗正、出身好、革命性强的人的煽动、操纵下,首先把斗争矛头对准了各个学校的校长和部分老师。加给校长们的罪名一般都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而一些教师特别是一些年龄较大、解放前曾经教过学的,则通统被冠以“反革命分子”、“反动分子”“黑帮分子”等罪名,对他们进行侮辱、殴打、恣意摧残。造反派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把他们一个个抓来,剃了“阴阳头”,头上给戴上沉重的高帽子,上面写上“反革命”“走资派”“黑帮”等字样,脖子上给挂上沉重的大木牌或水泥制的牌子,有的牌子重达四五十斤,系牌子的细铁丝,往往将被斗者的脖子磨得血肉模糊,痛彻心肺。把他们一个个“化装”好之后,让他们排成队,进行“游街示众”。造反派们则高呼着“打倒走资派,保卫社会主义”!“打倒反革命,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口号,耀武扬威地驱赶着他们的“俘虏”。游街完毕,便拉上高台批斗。整治他们的方法五花八门,多种多样。除了拳打脚踢,两个人同时抓住被斗者的两条胳膊,猛力反拧,并往高里抬,一面用力往下压他的头,名叫“坐喷气式”,还有拔头发,用皮带抽,用钢丝鞭抽,钉着钢针的木棍抽,跪煤渣,让被斗者站在高桌上批斗,猛然蹬倒桌子,使其碰得头破血流,鼻青脸肿。听着被斗者的惨叫声,造反派们得意忘形,哈哈大笑。白天批斗,晚上还要进行审讯,让他们交代“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或“反革命”等罪行。审讯采取的是疲劳战与车轮战,几天几夜不让受审者休息、睡觉,让他坐在一个小板凳上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而造反派则轮流审讯,搞得受审人身心交瘁,神经紧张,为了能使自己摆脱这种惩罚,许多人便信口乱编,供述许多“罪状”,以求获得暂时的解脱。有的人实在忍受不了那种痛苦,便用结束生命的方式表示自己的反抗。大滩完小校长彭湖瑞用菜刀自刎,东关小学教师王兆符投井自杀,就是很典型的事例。

彭湖瑞是大滩完小校长,由于为人比较耿直,工作过于认真,对本校教师的要求比较严格而招致了部分教师的忌恨,尤其是受了他的批评的白高、薛彪、王伦等人更是对他怀恨在心,伺机报复。“文化大革命”一来,他们认为时机已到,便利用小学生们幼稚、无知、头脑简单、容易冲动等弱点,向他们讲述彭湖瑞的种种罪行。彭家庭成份是地主,他本身就是阶级敌人,彭反对毛主席的革命教育路线,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是他反动阶级本性的必然表现。彻底打倒彭湖瑞,就是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党中央,以激起小学生对他的阶级仇恨,同时纠集了部分学生家长就是所谓的“革命群众”,组成战斗队,对彭湖瑞进行了残酷的人身摧残,打得他遍体鳞伤,又对他进行了拘禁、关押,剥夺了他的人身自由,并多次对他进行审讯,要他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行”。在悲愤交加、无法忍受的情况下,在对生活彻底绝望的心理作用下,彭湖瑞趁在厨房吃饭的机会,用菜刀在自己颈上猛割两刀,鲜血飞迸,当地倒地身亡。他死后,造反派说他是“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派了几个人拉出去到学校附近荒滩掩埋,但被大滩四社的社员挡住,说是这块地皮属于该生产队,不让掩埋反革命分子的尸体。他们拉着死人,找了好几处地方,都遭到当地“革命群众”的阻拦,最后来到一个俗称“邱家鬼庄”的大庄院后面,趁四周无人,才草草地将彭掩埋了了事。

王兆符是个很有学问、很有才华的知识分子。曾经担任过民勤一中副校长,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时说了几句真话,被批斗以后,定为右派分子,下放到东关小学当语文教员。他工作努力,教学极其认真,讲解课文形象生动,条理清晰,深入浅出,明白易懂,语言流畅、幽默,受到学生们的热烈欢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在劫难逃,成了造反派揪斗的对象。在经受了十多天的残酷折磨之后,他满怀悲愤地一头栽下东关小学校园内的一口镶井,那口井是用不规则的大小石块镶砌的,井壁上石尖突出,宛如狼牙,王兆符头朝下栽进井里,一路磕碰到井底,直碰得头颅破碎,脑浆迸出,浑身血肉模糊,到人们把他打捞上来的时候,无法从形体上辨认出死者是谁,只能从衣着上认出是王兆符,其情其形,惨不忍睹!

在这次揪斗运动中,民勤有70%以上的教师被揪斗,有40%以上的教师受到了毒打与关押,有10%以上的教师被打斗后,被迫戴上分别写着“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分子”“国民党残渣余孽”等侮辱性字样的白色袖套,做掏粪坑、打扫茅厕、打扫卫生、拉大车等劳动。民勤一中校长常延秀、老教师马秦壁、石永钊、杨益元、许德科以及著名书法家马玉浩、姜学玮等多人都被赶下讲台多次受到批斗、殴打并被监督劳动达数年之久。

四十年以后,当时亲身经历过那次劫难的老教育工作者,一提起当时的情景,都摇头叹息,不胜感慨。大家的共同看法是,当时的那种做法,不但严重破坏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使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荡然无存,而且使无数青少年人性扭曲,良知泯灭,混淆了是非,颠倒了善恶,与文明格格不入。他们在“革命”的招牌下,成为愚昧无知、自私、残忍、颂扬暴力、毫无法制观念、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可悲又可怜的一代,而要教育他们回到人的本性,回归良知,辨别是非善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树立积极的理想,并消除他们对下一代的消极影响,虽然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但其恶劣影响仍未根本肃清。这个教训是极其惨痛的。

三、揪斗“走资派”

在揪斗校长教师的同时,全县上下又掀起了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狂潮。听说北京正揪斗刘少奇、邓小平、贺龙、陶铸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省上正揪斗汪锋等主要领导人,民勤县群众革命组织及红卫兵也立即行动起来,揪斗各级“走资派”。县上揪斗县委书记冯宗汉、县委副书记董介甫等人,各公社揪斗公社党委书记、公社主任,各大队揪斗党支部书记和村主任,全县上至县城,下到各公社、各村,都成了整人、打人的战场。工厂停产了,学校停课了,相当数量的农民也把生产丢到一边,参加到“造反”的队伍中来。县城各主要街道上,农村各处墙壁上写满了最高指示和运动口号:“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既然已经把反造起来了,那么就一反到底”!“彻底打倒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舍得一身剐,敢把走资派拉下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把走资派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等等等等,真是杀气腾腾,充满火药味。而在各个批斗会场上,则是人头攒动,群情激奋。“打倒走资派!”“砸烂反动分子的狗头!”“彻底打倒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黑帮!”“谁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叫他死亡!”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等等口号喊得地动山摇。台下的人声嘶力竭地举拳头喊口号,而台上的人则不仅动嘴巴,还动拳头,用各种残酷的手段来折磨那些曾经是中共民勤县委、县政府、县属各局、各科、公社党委、管委会、各大队支部、村委会的主要领导。他们在斗争台上,头上戴着高帽,胸前挂着大牌,或跪煤渣、或跪板凳,或站在高桌上,或坐“喷气式”,或被揪着头发,允许站着接受批斗的,那是法外施仁,特别的恩惠了。他们一个一个可怜巴巴的接受着“革命的洗礼”,经受着精神上的折磨和肉体上的摧残。县上领导中间,挨整最厉害的是县委副书记董介甫,造反派把他在被折磨时痛苦不堪的表情都照成相片,给这些相片分别配上乌纱帽和官服,贴在大字报上,下面写着他的各种罪状,张贴街头示众。罪状之中,除了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社会主义,坚持资本主义道路等罪行以外,还有节录的他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他曾经在和别人闲谈时说过:“现在是红旗插在房上,牛皮吹到天上,胸前戴的个像章,肚子里装的些清汤”。这些话就是他反对三面红旗、诬蔑社会主义大好形势的罪证。他还在一次会议上讲过:“美帝国主义要是胆敢发动战争进攻中国,那就教他肉包子打狗——有来无回”。这句话则成为他美化帝国主义(比成肉包子),诋毁诬蔑中国人民解放军(比成狗)的铁的罪证。他还说过:“现在的小伙子,活得真自在,闲暇无事街上遛遛,自行车上捎的个丫头”。这个话便成了他宣扬资产阶级糜烂的生活方式的罪证。等等等等,大都是断章取义、捕风捉影、无限上纲。董介甫可真倒运,今天这家斗,明天那家斗,直斗得他体无完肤,旧伤未愈,又添新伤。斗来斗去,忽然有一天,董介甫死了,是被打死的,还是自己寻死的,至今还是个谜,人们只知道,董的尸首被放到县医院里,鼻子都被老鼠吃掉了。正直、善良的人们听见这个消息,都表示同情与惋惜,而造反派则说他是罪有应得,死了活该。

还有民勤县商业局局长陈康明,在备受摧残之后上吊自杀了。县文化馆馆长张永馨,受不了钢丝鞭的毒打和坐“喷气式”的摧残,用刮脸刀片刎颈自杀,幸亏被家人发现抢救,才免于一死。当时民勤12个人民公社,各公社的头头几乎无一幸免,不过挨打受刑的程度有轻有重罢了。时任三中教导主任,后来任县委党校校长姜学玮被多次殴打,背上的肌肉乌黑青紫,疼痛难忍,经数月治疗,方才慢慢痊愈。新河乡党委副书记刘钊位两根肋条被打断,休养半年之久,始得康复。诸如此类事例,不胜枚举。

造反、揪斗无止无休,在这种情况下,县委、政府、司法机关、公检法一片混乱,陷入瘫痪状态,公社党委、管委、大队支部都被搞得失去控制,无法正常运转。而造反派、红卫兵都认为“乱”才是事物的常态。他们把毛泽东“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话当成金科玉律,动辄就宣扬“越乱越好”!毛泽东在视察了南方各地“文化大革命”情况之后所说的“现在是乱了敌人,锻炼了自己”的最高指示,更助长了他们横冲直闯、无所忌惮的气焰。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红卫兵响应中央文革号召,实行革命大联合,所谓的“新生红色政权”建立之后,方才有所扭转。

四、揪斗四类分子

1966年8月上旬,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一次会议上讲:“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在他讲话之后,以中学红卫兵为主体,在北京开始了以批斗地、富、反、坏、右四类分子为名的打人杀人浪潮。他们奉行上面的教导:被推翻的地主、富农、资本家、国民党分子、以及右派和其他坏分子成天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策划变天阴谋,他们如果得逞,就会千百万人头落地。他们不仅毒打、杀害四类分子,而且株连到他们的家属,从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县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了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其中最大的80岁,最小的出生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斩尽。这种惨绝人寰的恶性事件虽经当时北京市委书记马力襄亲自出面制止,但这般恶风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野蛮屠杀达到了高潮。比如广西一些地方出现了“贫下中农最高法庭”,由民兵执行,抓杀四类分子及其家属,提出“斩草除根一扫光”的口号。在此前后,湖南的道县、邵阳县等地也发生了大规模地集体屠杀“21种人”(地、富、反、坏、右、军、警、特等)及其子女的事件,陕西、新疆等地也有类似事件发生,当时的口号是“大刮21级红色台风,向阶级敌人展开最强烈的进攻!”

全国疯狂,民勤也同样掀起了揪斗四类分子的狂潮。所幸的是,民勤人传统的朴实、善良的品德尚未完全泯灭。在对“敌”斗争中没有采取斩尽杀绝,斩草除根的作法,只是个别地方出现了打死五类分子的事件,绝大部分地方的斗争虽然残酷,但止于伤筋动骨,并未伤及他们的性命。我家所在地泉水大队的革命群众,红卫兵高举毛泽东语录牌,一路高呼口号,浩浩荡荡地大抓阶级敌人。地主分子王茂林和他的儿子,已经死去的地主侍麒文的几个儿子,富农分子谢乡德和他当兽医的(算是国家医务工作者)大哥谢宗德、儿子谢忠仁,曾任伪甲长的刘丙元、反革命分子一贯道家庭坛主邱世栋和他的老婆,还有几个原国民党员、三青团员通统成了造反派的俘虏。他们一个个被绳捆索绑,头上戴上四五尺高的高帽,高帽上分别写着“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等字样,先是押着游街示众,造反派让他们一边走,一边喊报自己的身份:“我是地主分子×××,”“我是富农分子×××”……侍麒文的儿子侍书山不承认自己是地主分子,不肯喊报,被造反派一顿拳打脚踢,游街时有许多群众跟着看热闹,有的小孩还往他们身上吐口水、扔土块,骂他们“贼地主”、“大坏蛋”。游街示众完毕,被押到泉水龙王庙内台阶上进行斗争。因造反派事先通知了全大队群众,全体社员必须参加对敌斗争大会,凡是能走动的老人也不能缺席,所以全大队一千七百口人,来了有一千多,黑压压地挤满了庙院。造反派让五类分子排成一排跪在最前面,一个一个被轮流牵到台阶上批斗。造反派们怀着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比忠诚,对阶级敌人的刻骨仇恨,高呼革命口号,轮番对阶级敌人展开猛攻,对这个骂几句,打两拳,对那个骂几句,踢两脚,有的人还用钉满铁钉的木棒,抽打他们,打得五类分子们鬼叫狼嚎,有的地富分子还被坐上“喷气式”,要他们交出“变天帐”、“报复黑材料”,他们说没有,交不出来,就又遭到一顿毒打。有个白咨明,是个小学民办教师,他是打人者中最心狠手辣的一个。他打完这个打那个,声称他二哥解放前被国民党抓了兵,解放后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不能回家,他家苦大仇深,这全是阶级敌人的罪过,今天他要报仇雪恨,他将地主分子王茂林打倒在地,用穿着大皮鞋的脚在其腰部用力猛踏,踏得老汉尖声惨叫,踏了十数脚还不解恨,又把王用力踢下台阶,方才得意洋洋的走了下来。台下群众中有人实在看不下去,喊出“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喊的人又立即成了“阶级敌人的帮凶”,被造反派拉出来“教训”了一顿。王茂林的腰被踏坏,无法站立起来,由其家人抬回将养一年有余方才能起身走路,可是他的腰再也不能直起,成了“佝偻子”,造成了终身残疾。遇到阴雨下雪天,便疼痛难忍。富农分子谢乡德被白咨明打急了,跪在他面前连连求饶。其实这个谢乡德是个小手工业者,解放前在县城里开了一座小小的染布坊,亲自为乡亲们染布,以手艺养家糊口,并无什么恶迹劣行。就这样,接连斗了几天,方才饶了他们。

不几天,传来民勤各地斗争五类分子的情况,听了叫人不寒而慄、毛骨悚然。三合大队在斗敌大会上,将年近七旬的地主分子丁重仁拔光了胡须,打得遍体鳞伤,昏倒在斗争台上,家人抬回去,一阵儿就断了气。上东大队的地主分子季树仁年近八十,也被当场打死。季本是一名医术较好的中医,给乡亲们看病,从来不收诊费,遇到特别困难的乡邻,连药费也减收或者全免,在乡邻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全红沙堡的人都叫他“季二爷”以示尊敬。解放前,他因年逾六旬,无力耕种家中土地,就雇了一个长工。解放后被定为地主成份。减租反霸,土地改革等运动他都侥幸闯了过来,不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死于非命,而且死得那样惨!收成公社的张汉风是民勤有名的中医,他的“儿科三字经”、“针灸实在易”等医学著作,得到甘肃省中医协会的认可,并被批准出版发行。他医术精湛,医德高尚,为人治病,不计报酬多少,不论职位高低,随叫随到,不避风雨,使众多患者恢复了健康,给他们带来了欢乐与幸福,在整个民勤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趣闻轶事,在许多患者的心中,他是大大的好人。在民勤人民心中,有着很高的地位。除了医学上有较深造诣之外,在诗词创作上他也有一定的才华,他常于医务闲暇之时,写一些歌颂新中国、赞美新生活的诗文来抒发自己热爱祖国、热爱新社会的思想感情。他写的“新中国舆图歌”曾被县文教局印发全县各中小学作为地理教学辅助教材。他的文学才华,赢得了“民勤才子”的声誉,尤堪称道的是1940年,他看到本村无有学校、学龄儿童年纪大些的在十里之外的外村学校就读,一部分年纪小些的则因路远而无法上学。为了使本村学童能就近入学,能读书识字,摆脱愚昧和贫困,他耗尽家资,办了一所小学,从规划地皮、修建校舍到招聘教师,除部分费用由地方上捐助外,大部资金皆由他筹措。他家本不富裕,拿不出如许资金,他东奔西走,找亲戚、朋友借贷,向熟人募捐,千方百计,终于使中兴小学如期建成,按计划招生开课。这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使张汉风的名字不胫而走,在湖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因为他家解放后被定为富农成份,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多次揪斗毒打,并被勒令限期写出检查,交待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行。面对残酷迫害,他满腹冤屈,无处申辩,便于夜深人静之时,毅然投缳自尽,用结束生命的方式对那些为所欲为、无法无天的疯狂了的造反派们表示了自己的反抗!橙槽大队的富农分子蒋秀文,被几个红卫兵小将手拿锥子,刺一下,问一句,叫他交待自己妄图复辟,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行,在一片“不老实交待,就刺死他”的口号声中,脊梁、双腿被刺得鲜血淋漓,回家后伤口受了感染,流血化脓,疼痛难忍,日夜呻吟,惨不忍闻!三合大队富农分子丁顺天,脖子上被挂上了六七十斤重的水泥牌,系牌子的铁丝把脖颈的皮肉锯烂了,鲜血染红了衣衫。还有大滩公社、红柳园公社、红沙梁公社等地都有五类分子被打伤打残的事情,至于受点侮辱,受点欺凌、受点轻伤、受点皮肉之苦的,那是数不胜数,相当普遍。能不致伤残,留得活命,对五类分子来说,就是托天大福了!

说起来,五类分子可也真是倒霉,地富分子中,恶迹多、民愤大的,大都被人民政府镇压或判了刑,一般的地富分子并无多大恶迹劣行。他们当中有的是继承了祖上的产业,有比较多的田地,有较宽敞的房屋,自己不愿劳动,雇一个或几个长工耕种,日子过得比较宽裕;有的是靠养骆驼跑运输,连带做生意发了财,因而买田置地,雇工耕种,过着剥削生活;有的是靠经营工商业而改变了贫困面貌,改建了房屋,置办了田地,过着比较优裕的生活。别的地方不说,单说说红沙堡的地主富农家的情况,就可大致了解全民勤地富家庭的概况。地主王茂林,其父王所美年轻时家庭赤贫,房无一间,地无一亩,他年方十三即至宁夏中卫为人当雇工拉骆驼,千辛万苦,一直平到四十九岁方才携带了36年的全部工钱积蓄回到民勤,打庄盖房,买了几亩田地,自耕自食,王茂林十八岁时,开始做“棉花换布”生意,家业日渐扩大,一直做到解放,他有了一所占地一亩多的庄院,三十八亩耕地,养着两头牛,一头骡子,一头毛驴,雇着两个长工。其财产主要来源就是“棉花换布”的收入。所谓“棉花换布”就是买进一批棉花,把棉花分别称给附近的农家妇女,让她们在规定时间内织成土布交回。一斤棉花本来可织一丈四尺布,而他只收一丈。称棉花的妇女不需交费,而他收布也不付给纺织工资。称花的妇女非常乐意。来称花的人数逐年增多。一两年之内,整个红沙堡一千多户农家的50%的妇女都前往他家称棉交布。因为民勤的妇女几乎无一例外地会纺棉织布。不论大户小户,凡是女孩儿从七八岁开始,都由妈妈教会纺织手艺。民勤人穿的衣服鞋袜,戴的帽子,一般都是用自纺自织的土布做的,就是一些地主绅士,做身洋布的外衣,只是逢年过节,婚丧嫁娶、走亲访友的时候穿一穿,平日里也都是土布衣服。红沙堡是个生活比较困难的地方,买棉花织布是大多数农家相当沉重的负担。王茂林的“棉花换布”生意就是瞅准了这个商机。农妇们称棉花交布的期限一般都比较长,在这个期限中,农妇可以把棉花纺织成布,拿到市场上卖掉,再从市场上买回棉花,一斤棉花的布可买回二斤棉花,再织再卖,倒上三四次手,原先的一斤棉花此时已变成六七斤甚至更多,这时织成布,把应交的交出去,剩下的布足够全家人的冬夏衣裳之用。虽然中间付出了很多辛苦,但勤劳的民勤妇女并不以为苦,而是把它当做解决全家穿衣问题的一条途径。王茂林把收回的土布打成包,雇上骆驼到宁夏中卫、古浪大靖一带贩卖获利甚高。这就是他发家的根源。地主季树仁,他们是中医世家,其祖其父曾在张掖、酒泉开设诊所药肆,收入颇丰,其父年老后回民勤安居,他继承了祖上的产业。地主王雄、李月川两家都是“驼户”,每家都养着几十峰骆驼跑运输。走陕西、翻汉中、下绥远、跑宁夏,以此起了家。富农肖发身解放前在城里开个杂货铺子,家里的二十多亩田地,他的四弟肖发梓一人种不过来,雇了一个长工,和他两人耕种,也算一个大户。富农谢乡德则是染匠出身,靠染布手艺使生活过得比较宽松。解放后他们被定为地主、富农,成了专政对象。土地改革时,说要他们规规矩矩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监督,好好改造。争取在三至五年内摘掉帽子,成为自食其力的公民。十多年来,他们低着头走路,规规矩矩做人,踏踏实实劳动,不敢多走一步路,不敢多说一句话。在队里劳动,干活是最累的,记工分是最少的。除了公社、大队、小队抽调做义务工以外,每年决算时,还要从劳动工分中扣掉二百分以上工分,不仅扣本人的,还要扣老婆、儿子、儿媳的。吃的标准粮是全队最低的。家里来了亲友,要向队内汇报。有了病想调个牲口套车拉着去看病,队里往往不允许。春荒期间,贫下中农可以向队里借粮,但他们不行,不但不借给,队长社员还常骂他们“过惯地富生活,大吃大喝浪费掉了”。一有运动,他们便首当其冲,先受到敲打。每年年底,还要受到评审。尽管他们小心翼翼不敢对政府、对人民有半句怨言,只希望自己也能和贫下中农一样,活个正常的人,但上面总说他们“人还在,心不死”,说他们“如果复辟,贫下中农就会人头落地”。许多地富分子在摘掉帽子的期盼中,在革命群众的歧视、喝骂声中,逐渐老了,死了。最可悲的是他们的帽子害了他们的子孙后代。他们的儿女晚辈绝大多数没有过过一天的地富生活,但是祖辈、父辈的铁帽子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他们被叫做“小地主”、“狗崽子”、“地主娃子”,受尽歧视与欺凌。打入另册,连小同学也不愿和他们一块儿学习。长大以后,升学,没有他们的份,招工,更是他们想都不能想的事。有时社里大队开会,还把他们赶出会场,不让参加。最苦最累的活是他们的,给他们记的工分,给的报酬是最低的。和人争论某一件事,错的,总是他们。人打他们,他们若敢还手,就是“反攻倒算”,就是“翻天”。尤其使他们痛苦的,就是姑娘找不上对象,小伙子娶不上媳妇。个别地方,地主分子死了,这顶帽子,又莫名其妙地让他的儿子继承了下来。“文化大革命”中,“血统论”盛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风靡全国,这对他们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使他更加自卑、自怨自艾。上面又加给他们一项头衔:“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可教好”者,本来很坏之意也。凡此种种给他们心灵上造成了难以痊愈的创伤,给他们思想上造成了悲观失望的情绪。地富情况如此,反革命分子情况也大致相同。民勤县戴反革命分子帽子,大致有这么几种情况:一种是一贯道的公共坛主、中心坛主,也有个别一般道徒。在取缔一贯道活动中,大小头目有的被镇压,有的被判刑,有的被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二是以反革命罪被判刑,刑满释放,继续戴着帽子的;三是伪国民党员伪三青团员在党、团任过职务,如区分队长、小队长之类,不够判刑,被戴上帽子的;四是伪公职人员,当过伪保长、伪甲长,被戴上帽子的。这些反革命分子一般来说,并无任何现行活动,而是积极争取,希望能摘掉帽子,回到人民的行列中来,但他们遭受到和地富分子同样的待遇。他们的子女也因此而受到株连。至于右派分子,那更是误投罗网,误入陷阱的猎物,其情不言自明。五类分子们年年盼望摘帽的佳音,而遭受到的是连年的批斗与压迫。这次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十二级红色台风”的袭击,精神和肉体上受到残酷的摧残,生活在红卫兵所宣扬的“红色恐怖”之中,整天提心吊胆,战战兢兢,上面从前所说的“给出路”的政策,对他们来讲,只能是梦中的追求了。

五、“破四旧”与抄家

由于宣传工具的大力鼓吹,“破四旧”运动象闪电一样在全国各地迅速铺开。民勤的造反派、红卫兵闻风而动,也掀起了“破四旧”的高潮。他们举着“打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砸烂旧世界,创立非常革命化的新世界”、“打破四旧,大立四新”等大幅标语,走上街头,到处张贴传单、标语、大字报,到处集会演讲宣传,同时开始砸佛像、毁庙宇、烧字画、砸古玩,烧他们认为是宣扬封、资、修黑货的“反动书籍”,勒令各商家改换掉他们认为“非革命化”的店铺名称,代之以“无产阶级化”“革命化”的名称,一时之间,闹得乌烟瘴气。

民勤城内外,原有各种庙宇20多座,东关有杜公祠、龙王宫、东门门圈中有三义庙,民勤一中校园内有孔庙、文昌阁,一中西面有准提寺,小东街有大观庙,小南街有城隍庙、圣容寺,南门外有火神庙,北街有二郎庙、娘娘庙、厫神庙灯山楼子,西关有塔儿寺、雷台庙,这些庙宇大都是建于元明清时期,建筑都很精美,显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高度的智慧与建筑艺术。尤其大观庙,不但规模宏大,建筑精巧,而且其设计结构非同寻常。其上殿(约300平方米)飞檐斗拱,起脊卧角,里面彩绘金碧辉煌,而整个殿内却无有一根柱子支撑,庙内顶部皆用檩条榫接,成为多个三角形,互相衔联,支撑着顶上大椽、房泥、砖瓦等约有近百吨的重量,俗称“一梁挑八担”,其备极精妙之力学应用,为古建筑中所罕见。还有城隍庙、雷台庙、娘娘庙等建筑,也极其雄伟精妙,各具特色,为古建筑中不可多见之杰作。这些庙宇,解放以后,有的被拆毁神像,改做他用,有的被整个拆除,另外修建,但大部分还在。经过“文化大革命”“破四旧”风暴以后,整个民勤城内只剩下镇国塔和圣容寺,寺内佛像全被捣毁,众多匾额全被摘除,“藏经阁”内所藏经书也在劫难逃,所剩无几。寺内原有僧尼全被撵走。寺内一片狼籍,冷落萧条。与此同时,民勤一中图书室、民勤图书馆所藏图书,也遭到破坏,线装本《笔记小说大观》、《世界文学名著100种》以及一些珍贵版本的古籍被通统焚毁,甚至古典四大名著及解放后出版的一些文学书刊,如《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暴风骤雨》、《保卫延安》等也未能幸免。红卫兵们还闯进民勤博物馆、文化馆及一些商场,把他们认为是非革命化的字画任意撕扯抛弃。把“民勤县广播站”改名为“民勤县毛泽东思想广播站”,命令许多商店、药店、饭馆改掉“福德堂”“庆润兴”“吉祥”“新兴德”“人和居”“志义和”等名称,换成“东风”“向阳”“卫东”“反修”“永革”等带有革命意义的名号。破除了上述四旧以后,红卫兵们又想到了农村一些读书人家尤其是地主富农家,一般都有藏书和古旧字画,于是又在全县展开了抄家运动。凡是抄出古旧字画、古版书籍的人家,不但东西被全部没收,人还要挨打挨斗。有些家存古书字画的人家为了少受折磨,不等红卫兵们上门查抄,便自行销毁。全民勤被毁被焚的书籍、字画,多得难以计算。我家几代人保存的图书一千多册,被全部抄走,其中有《四库全书》和《四部精粹》、唐宋诗词、元杂刷、明清小说等集中国古代文化精萃的书籍,连《红楼梦》、《三国演义》、《聊斋志异》等书也未能幸免。红卫兵还在我家粮仓底下搜出左宗棠、曾国藩、于右任等古今名家所写的条幅墨宝以及民国时期民勤著名报人、名书法家聂长庚、聂景阳父子以及张从诚等书写的条屏、中堂对联,当即堆于院中,付之一矩,在上中农白映仑家查抄时,除抄出四书五经等书籍外,还从一口破旧箱子底下抄出小圆镜子一面,背后嵌有蒋介石全身照片一张,当即将白映伦捆绑起来,押赴大队审讯,叫他交代盼望蒋介石反攻大陆、妄图变天的反革命罪行。白映伦辩解说,那口破木箱扔有屋后多年不曾使用,小镜子是解放前买的,像片是镜子里原先就有的,不知是什么时候丢进破箱子的,多年来自己也不知道。红卫兵不信,打斗了十多天,因为白映伦历史清白,虽然读过几年书,但未干过公事,解放以后,没有什么反动言行,才把他放了。那时候,民勤县秦剧团早就解散,红卫兵们认为剧团保存的戏箱、龙衣蟒袍、乌纱官衣,是地道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东西,便去搜查,要加以销毁,幸好剧团戏服道具保管员事先听到风声,将一些好的偷藏起来,留下一些破旧的让他们毁掉了事。红卫兵们从“十七年来的文艺都是黑线专政”的指示中受到启发,认为过去剧团演的剧目,不是帝王将相,就是才子佳人。是宣扬封建糟粕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动文艺,而演这些戏曲的艺人则是在舞台上宣扬封资黑货的牛鬼蛇神,又把斗争矛头对准他们。一些老演员如裴盛林、石尚腾、刘天根等人都遭到了批斗,使他们的精神和肉体都受到了伤害。

正当民勤红卫兵的“破四旧”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横扫千军如卷席”,取得辉煌成果,决定性胜利的时候,上面传来了我国许多著名作家、诗人翻译家、名电影导演、电影演员、著名戏剧演员,如老舍、傅雷夫妇、闻捷、严凤英、周信芳等被迫害致死的消息,这些消息使民勤文化界的有良知的人们十分悲愤。每个人心中都在问:“红卫兵造反派这样搞,为了什么?他们要把中国搞成什么样子方肯罢休?是什么人在背后怂恿,唆使他们这么做?”面对混乱的现实,怀着这样的疑问,善良、正直的人们在惴惴不安中,苟且偷生。这时,县毛泽东思想广播站的大喇叭里又传出毛泽东和林彪在1966年九月十五日,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时林彪讲话:“红卫兵战士们,……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破‘四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伟大的副统帅传达的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使广大善良正直的人们更加迷惘,更加失望,陷入了痛苦的思索之中,也使得那些以搞“打、砸、抢”为能事,以揪斗、折磨别人为快乐,以“搞得越乱越好”为功绩,自封为最红、最革命的造反派红卫兵们更加猖狂,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他们的“革命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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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噩梦(二)
六、传达“最高、最新指示”

“文化大革命”中,报纸、杂志、广播上经常发布毛泽东在“文革”进程中的即席讲话,称之为“最新指示”。“最新指示”一发布,红卫兵、造反派各组织立即敲锣打鼓,上街宣传、游行,并要求各机关单位、学校街道的群众立即组织起来上街欢呼,各公社社员到所在大队集中开会、庆祝,风雨无阻。而这些“指示”又经常在晚上八时或更晚一点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这个时候农村社员们有的还在地上劳动,有的刚刚下工回家,还没有来得及吃饭,家里的老人、孩子也早就饿了,眼巴巴地等着吃饭,一听见开会的锣声,就什么也顾不得了,带着一身尘土,带着一身疲劳,到大队去开会游行。春、夏、秋天,光是乏困和瞌睡,还好受一点,而冬天夜里开会游行,那滋味可太不好受。那时农民穿的很单薄,绝大多数人没有衬衣,只穿着薄薄的棉袄、棉裤,冬月的寒风,刺得人浑身发抖,仿佛心都冻住了似的,但是游行不结束,谁也不能先走,谁走了就是不忠于毛主席,就要受到批斗。而“最高、最新指示”又很多,隔三间五就有新的指示出来,弄得人人厌烦,人人害怕,但谁都不敢说。我们队里的几位老社员就曾经因为不参加欢呼最高指示的集会而受过批斗。读新华社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发布的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一“最高最新指示”传达后的报道,从中可以了解当时的一些真实情况。

“从昨夜到今天,全国各大、中城市、小城镇以及广大农村的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一片欢腾,纷纷冒着严寒和风雪,敲锣打鼓,集会游行,最热烈地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

“在震撼夜空的欢呼声、锣鼓声和鞭炮声中,各地军民抬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巨幅画像,和最新指示语录牌,挥动红宝书,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在欢腾的海洋里,人们写出了热情洋溢的诗歌:

北京传来大喜讯,最新指示照人心。

知识青年齐响应,满怀豪情下农村。

接受工农再教育,战天斗地破私心。

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忠心。”

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谁也记不清在那个时期到底传达过多少次“最新、最新指示”举行过多少次这样的集会游行了。现在一说起来,许多人都唉声叹气,连连摇头。

七、“献忠心”与修“忠字台”

“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林彪等一伙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其手中权力,在全国各大报刊杂志、电视广播等各种媒体上不断鼓动人们对毛泽东的崇拜迷信,因此,使得本来就在中国人民心中享有极高威望、极高荣誉的毛泽东,更成了高山仰止、神圣的、至高无上的、被灿烂金光所笼罩着的神化了的形象。“毛主席的书,不是金,比金贵,不是钢,比钢坚”、“千条江河归大海,万条真理归毛著”、“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等说法,成了全中国十亿人共同的不可动摇的信条。全国人民坚信:毛泽东不仅仅是中国人民最伟大、最正确、最英明的领袖,而且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无比正确的,是马列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是马列主义的“顶峰”。与此同时,全国掀起了一股“向毛主席献忠心”的浪潮。“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崇拜毛主席、无限信仰毛主席、无限拥护毛主席)的标语写满了城市,写满了农村,不仅红卫兵们臂上戴着写着“红卫兵”字样的红袖章,就连普遍老百姓(五类分子及其家庭成员除外),不分男女老少,都戴上了写有“毛主席万岁”的红袖标,胸佩毛主席像章,口唱毛主席语录歌曲,“红海洋”“语录匾”等活动风靡全国。同时,全国各地到处修建起了“忠字台”。别的地方的“忠字台”我没有见到过,民勤农村中的“忠”字台,公社修,各大队修,每个生产队也修。其式样各不相同。各公社、各大队经济条件较好的,多系砖木结构,修成一座小小的庙宇,一砖到顶起脊卧角,上挂青瓦,房脊上饰以虬龙兽头之类的饰物,前面有门窗,里面有的在供桌上供奉着毛主席的石膏塑像,有的则在墙壁上绘制毛主席的各种画像,其中以有“毛主席去安源”画幅中,打着雨伞的毛主席青年时期的画像为多。也有头戴红军八角帽及不戴帽的画像。画像两侧,写着“三忠于”“四五限”“四个一切”(一切热爱毛主席,一切服从毛主席,一切保卫毛主席,一切为了毛主席)等口号。画像前面设个供桌,上有香炉之类的敬神用物,而一般生产队由于没钱,修不起一砖到顶的小庙宇,只能修一个“影墙”。“影墙”宽约五尺,高约一丈,两边砌筑两个砖墩,中间用土坯砌成,用白灰粉刷,上边盖些青瓦。在白灰墙上,画上毛主席的画像,画像两旁写着“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等标语。每天对着它“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对此来表示对伟大领袖的无比忠诚。批斗五类分子时,先让他们跪在“忠”字台前,向毛主席“请罪”。老百姓家若是有人生了病,家人便在“忠”字台前焚香化裱,磕头祝祷,请毛主席保佑病人,赐吉降祥,病人病愈后,家人又去叩拜谢恩。民勤有孩子小时出麻痘疹,好了后要给“三霄娘娘”送鲜花和花儿鞋,给神像披挂红袍的迷信陋习,有的人把这一套也搬到了“忠”字台前,真叫人啼笑皆非。

八、“早请示,晚汇报”与“跳忠字”舞

大约从67年下半年开始,农村中普遍实行了“早请示,晚汇报”制度与跳“忠”字舞活动。公社召开社员大会,大队、生产队开会,社员们每天上工、收工,都要例行如仪。“早请示”的仪式是开会前,出工前,所有社员都集中到“忠字台”前,人人手拿“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全体肃立,由队长、会计或是指定的人司仪。司仪人喊:“早请示开始!”全体社员都举起手中“红宝书”一齐喊:敬祝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岁,万岁,万万岁!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司仪人喊:“高唱东方红”,社员们便一齐唱起《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司仪人又喊:“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社员们便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离不开毛泽东思想。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司仪人喊:”背诵老三段“,社员便背诵:”“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千万不可粗心大意。”“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最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也做不成了。”司仪人喊:“背诵新三段”,社员们便背诵:“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要斗和批修。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司仪人又喊“请示工作”,社员们便又说“伟大的毛主席,我们今天去干活(开会),我们一定不辜负你的教导,一定要把活干好(会开好),请你老人家放心”。这样,“早请示”便算结束。“晚汇报”别的程序都和“早请示”相同,只把后面的“请示工作”改成了“汇报工作”,汇报今天活干好了没有,会开好了没有。有时还让某个“五类分子”跪在坛前“请罪”,在仪式结束前,加了一项跳“忠字舞”。不论男女老少,都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音乐声中,扭动着身躯,甩着臂膊,跳起“舞”来。“忠字舞”跳完,方才允许回家。现在回想起来,“早请示”、“晚汇报”的场面,谈不上庄严肃穆,也谈不上虔诚整齐,反而有点滑稽可笑。喊“敬礼”,喊“万岁”时,你前我后,乱吵吵地喊不一致,背语录时,许多人没有记住,跟着别人乱哼哼,唱《东方红》和《大海舵行靠舵手》时,许多人不会唱,但不唱又不行,只好跟着别人乱唱一气,怪腔怪调,成了噪音。跳“忠字舞”就更可笑了:老汉老婆子们腰来腿不来,有的人连走路都不利索,加上干了一天农活,累得连路都走不动,能跳什么舞?但不跳就表示对毛主席不忠,谁敢担起这样的罪名?只能伸伸胳膊,扭扭屁股,脚步踉跄,动作迟钝,就像俗话说的“铁匠打铁——你的上来我的下去”,乱七八糟,实在不好看。有个地主分子杨惠贞,把“万寿无疆”的“万”喊成了“无”,把“万寿无疆”变成了“无寿无疆”,被作为“恶毒咒骂伟大领袖”的“现行反革命”,被狠狠地批斗,并被关押了好几天才释放出来。

九、学毛著背语录

在“文革”期间,学习毛主席著作,背诵毛主席语录在全国形成了高潮。当时上面要求家家户户必须得有《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著作选读》,而红塑料皮的《毛主席语录》,则必须是人手一册的“红宝书”。当时我们看电影,看到毛主席多次接见红卫兵的场面,除了毛主席本人不拿“红宝书”,其余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如林彪、江青、周恩来、康生等人,无一例外地都拿着“红宝书”。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毛主席像章也风靡全国。那个人的胸前挂不上毛主席像章,便觉得是一种罪恶,有一种负罪感。大大小小的金属制做的语录章也应运而生,男女老少都以能戴一个为荣。这个学习高潮是林彪一伙掀起来的。林彪在学习毛主席著作方面多次向全国人民做过指示,他说:“马克思主义的书籍那么多,读不完,他们离我们又太远。在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百分之九十九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又说:“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明得多”,“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他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必须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指出:“带着问题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种方法是有的放矢。”“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强调着重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这三篇毛主席著作时,他强调:“‘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老三篇”最容易读,但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那一级都要学,学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在伟大的林副统帅的鼓动、号召下,在中央两报一刊以及各种媒体不遗余力的大力宣传下,学习毛主席著作,背诵“老三篇”,背诵毛主席语录,大唱毛主席语录歌的运动,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上,开展得如火如荼。民勤县县委作出决定,树立红柳园公社,团结大队民兵连薛百公社何大大队民兵连等七个单位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先进集体,梁作昭、范玲花等五人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县上、公社、大队经常组织各种形式的毛主席著作学习班,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干部、社员进行学习,各地的工宣队和农宣队都专门派了学习毛主席著作辅导员,帮助群众学习,还经常自上而下地组织各种“学习毛主席著作经验交流会”,学习毛主席著作及“座谈会”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让广大社员上地前学,休息时学,晚上开会记工前学。要求人人手不离毛主席著作,口不离毛主席语录,行不忘毛主席教导。总而言之,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成了毛主席语录统帅一切。因为事事时时离不开毛主席语录,在民间便出现了许多活学活用、毛主席语录的新花样。出门在外的儿女回家探望父母,一见面不是出自亲情的问候,互叙离情,而是先来一段语录,有的父母也是先回报一段语录,然后再叙亲情。久别的夫妻重逢,乍一见面也大都由男方先背诵一段语录,女方也照样来上一段,然后再叙夫妻之情。朋友见一面,也是友情未叙,语录先行。甚至买卖东西有人以语录作为武器进行交易。例如,一次,一个戴袖章的红卫兵在水果摊上东拣西挑地选大苹果,卖苹果的妇女不耐烦了,便大声背诵:“要斗私批修!要斗私批修!”而红卫兵姑娘则大声地回敬:“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还有一些要饭的人也可以毛主席语录为武器向人乞讨。行乞时,先振振有词地背诵一段语录:“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一切革命队伍的同志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而施舍者不得不在“主席的教导下”掏一掏腰包。

背语录、用语录的风气愈演愈烈,而语录的作用不但达到了林彪所说的“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地步,而且越用越神,越用越玄,其功能大得简直无法形容。有的人说,毛主席语录能够治疗疾病,大滩公社有个病人得了重病,发冷、发热久治不愈,他的家人对他念了一段语录:“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与疾病作斗争,最后战而胜之,这是我战胜病魔的方法……”病人听了,思想豁然开朗,疾病奇迹般地好了。有一家精神病院,曾总结出经验推广介绍,说他们组织精神病人学习毛主席著作,背诵毛主席语录,使得精神病人的治愈率大大提高。此类事例,不胜枚举。

到了后来,毛主席语录又成了派性斗争的武器。“打语录仗”是文化大革命中独具特色的一个特殊的也是“史无前例”的现象。在造反派分裂为两大派大闹派性斗争的时候,双方都会以毛主席语录作为“克敌制胜”的法宝来保护自己,压服对方。因为毛主席语录是“最高指示”,谁敢不服从,那就和封建王朝时期的“抗旨不遵”一样,而“抗旨不遵”则是满门抄斩的罪名!只要能说出几段对自己有利的“最高指示”,就等于在两军对阵中抢占了“政治制高点”。“语录仗打得不相上下时,往往变成对骂,最后发展成武斗。例如民勤的两大造反派“抗大”“延总”,“抗大派”在“大联合”中,联合了原民勤县委书记冯宗汉,并且将他保护起来,而“延总派”则认为“抗大派”联合冯是“保走资派”,是“保皇”,有一次“延总”头头率领数百人去抓冯宗汉,“抗大派”则坚决不让,两军对垒,“延总”派大喊:“最高指示: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这就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抗大派”则回喊:“最高指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延总派”又喊:“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抗大派”则呼:“最高指示:革命群众要实行革命大联合!”延总派又搬出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一段事录:“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抗大派”回应的是毛泽东的《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中的一句话:“最高指示:只有不要脸的人们才说得出不要脸的话,顽固派有什么资格站在我们面前哼一声呢!”“延总派”一听,气炸了锅,也开始谩骂,于是两派便由“斗口”变成“斗拳头”、“斗武器”了!

在声势浩大、席卷神州大地的学毛著高潮中,出现了许多学毛著积极分子,学毛著标兵,给全国人民学习毛著树立了榜样,成为亿万人注目的先进典型。他们善于带着问题学毛著,善于抓“活思想”,善于运用毛主席著作的语句来认识、分析各种事物、各种情况,并运用它来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当时中央、各省市、各县、各公社都召开过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给了他们很高的荣誉。其中一些人还得到了破格提拔,使他们跻身于各级领导岗位上,一些人被树为典范、标兵。其实,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被一些政治上别有用心的人炮制出来的,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动用各种媒体,任意渲染,添油加醋,大力宣扬这些积极分子的先进事迹,乍一看去,是为了树立先进,在全国造成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良好风气,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为了达到他们的某种政治目的和企图,例如他们树立起来的“反潮流”英雄李庆霖,是一个卖身投靠江青一伙的反对周恩来的可卑的走卒,他们树起来的“白卷”英雄张铁生,是他们用来打击、迫害老一辈革命家、教育家的一块“石头”;他们树立朱克家为“扎根边疆”的英雄,并把他安排进了中共中央委员会,是为了壮大他们的实力,他们树立的翁森鹤等典型,其实是“四人帮”一伙死心塌地的走卒。至于他们树立起来的“与阶级敌人生死搏斗的英雄”刘学保,其实是一个预谋杀害好人,引爆自伤,以骗取荣誉、捞政治资本的一个凶手,一名丧心病狂的政治扒手!

十、血统论及倒霉的“可教子女”

1966年7月的一天,从北京传来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这副对联是一些出身好的革命小将们提出来的。并且还要把这副对联当做“全面的、策略的、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要把它“提炼为政策,上升为本本条条”。这种带有数千年封建传统思想的“血统论”,一下子传遍了全国,在全社会泛滥起来。提出这种说法的“革命小将”,认为自己是“红五类”出身,而这“红”,是从娘胎里带来的,是“自来红”,是天生的革命者,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当然接班人。他们和他们的父辈,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而走资派、资本家的子女、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的后代,因为他们的父母是阶级敌人,是反动派,所以他们血管里流着的血也是反动的,他们必然仇恨共产党,仇恨社会主义,仇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样一来,非红五类出身的人就成了准专政的对象,被打入另册,受人歧视、凌辱,不准他们戴毛主席像章,不准他们手持“红宝书”,不准他们参与“文化大革命”的各种活动。上火车、上汽车,要报出身份,商店购物、住旅馆要报出身份,到医院就医也要报出身份,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

说起来,“黑五类”子女真够倒霉。他们之中,一部分生在旧社会,跟着父母,还或多或少地过过几年“地富”生活;一部分生在新中国,压根儿不知道啥叫地富生活。他们也是人,也是和“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荣誉军属)子女一样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但自从他们的父母被戴上地富反坏右“的帽子以后,他们的头上便自然地戴上了”准黑五类“的帽子,这帽子是那样的沉重,压得他们直不起腰,抬不起头。从1951年农村实行划定阶级成份、土地改革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已经备尝了人间的辛酸。孩提时,同村的贫下中农的孩子不愿和他们一起玩,动不动就骂他们是“地主娃子”“小反革命”,把他们赶到一边去。上小学读书,不仅经常受到同学的歧视、欺侮,还受到学校、老师的侮辱,不准加入少年先锋队,不准带红领巾,不能评“三好学生”,有的老师还在课堂上对他们进行侮辱性的叱责。读完初中,他们的学业便结束了,上面规定,“黑五类”子女不准上高中,至于上大学读书,加入共青团,那只是梦中的幻境,现实中他们连想也不敢想。这种情况,甚至株连到了子女的子女,也受到同样的待遇。“黑五类”分子的生活水平也是生产队里最低的。“黑五类”分子中的活最苦最重,挣的工分却最低、最少。每年秋后决算,还要扣除所谓的“义务工”,不但扣“分子”的,所有家庭成员的劳动工分都要扣除,一般每个劳动力扣除200—400分(每天劳动得的工分一般是男10分,女8分),当时的分配政策是按劳分配。这样一来,他们一年的口粮标准是全队最低的,例如我们队历年的口粮标准,一般在280斤粗粮到350斤粗粮之间。黑五类家庭能吃到标准粮的80%,就托天大福了。当时政策规定,烈军家属稍高于平均标准,工、干家属相当于平均标准,单挑汉吃150%到200%,而五类分子家庭必须低于平均标准。因此,黑五类家庭挨饿最多,断粮最早。那时县上常在每年“春荒”期间,给拨一部分“返销粮”来解决部分社员的生活问题。五类分子连想都不敢想,生产队里每年储备一点粮食,叫做“公益金”、“公积金”,每年春天,便借给社员们度过春荒,夏收预分时再扣还。这些粮食贫下中农家家有份,可就是不借给黑五类家庭。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挨饿,作儿女的跟上受饥。一到春天,家里揭不开锅,全家人饿死饿活的实在难受。那时,各生产队都没有什么经济收入,全部家当就是那点粮食,秋后一决算,一个劳动日值(10分)一般在1毛到2毛钱之间。把各家的总的劳动日值算起来,共有多少钱。再从中扣除所分的粮款。有剩余,叫“长款”,钱不抵粮款的叫“欠款”。那时各个生产队大都是欠款的人家多,长款的人家少。黑五类家庭挣的工分最少,欠的粮款就越多,交不上欠款,给分的那点粮你休想打回去。弄点钱打粮就成了非常大的难题。卖羊没羊,卖蛋又养不起鸡,想卖点劳力挣几个钱,生产队又不让。许多家庭只好卖点毛毡、被子、箱子、柜子一类的东西,来凑打粮钱。有个别人家利用夜晚偷偷挖点甘草根之类的药材,卖给县药材公司,换几个钱来打粮,若是被生产队知道了,还要挨批斗。吃饭如此,穿衣也相当难。当时,除了工干家庭有钱买得起洋布,一般农家都没钱买布,政府发给的每人每年七尺布票,多数人家除了给女孩子扯几尺花花布做上衣外,其余的都卖给城里的工人干部家庭了,穿的衣服都靠生产队分给的棉花。妇女们把它纺成线,织成土布来做。有的五类分子家庭为了打粮,往往卖掉部分棉花。因此他们和他们的子女往往穿得最破烂、最单薄,补丁上摞补丁,五颜六色的旧布片、破羊皮都直里横里补在衣服上,别提有多寒怆、多可怜了。除了上面说的这些以外,黑五类子女还有最头痛的事。男娃子娶不上媳妇,女娃子嫁不上好女婿。家里又穷,生活那么艰难,头上还戴着个极不光彩的帽子,谁家的姑娘还愿意往火坑里跳?加上她们看到嫁给地主家做儿媳的姑娘,即使是贫下中农家的一进地主家的门,也成为“准地主”了。遭受队里妇女们的讽刺、挖苦与侮辱,“地主家的媳妇”成了耻辱的代名词的这些情况,因此,即使五类分子家的儿子多英俊、多聪明,姑娘们也不“找”他们做“对象”。为五类分子的女儿找对象也有类似情况,她们不要嫁给她们“门当户对”的人家,继续遭受白眼与欺凌,但家境略好点,人品还可以的贫下中农家的儿子又不愿娶五类分子的女儿做媳妇,恐怕自己也遭逢“晦气”,抬不起头。因此,五类分子的女儿只能找贫下中农家那些家里穷得“羊皮拉不起柴渣子”的人家,找那些生理上有缺陷的,如瘸子、一只眼、斜瞪眼的人,找那些愚愚钝钝甚至是弱智、智障的人,很难找到一个精明能干、魁梧英俊的小伙子。她们虽然摆脱了“阶级敌人”的恶谥,但终身很难有幸福。而五类分子家为了让儿子能娶上媳妇,也想出了各种办法,一种是“换亲”。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某家的儿子,而把他家的女儿换过来做儿媳。这种情况必须是两家都有儿子和女儿,儿子都找不上对象,而且年龄相当,双方家长同意。一种是“倒踏门”,有的人家只有女儿,没有儿子,为了养老送终,便要女儿招赘一个女婿,家庭情况好一点的青年都不大愿意去,因为当时社会上对上门女婿瞧不起,白眼相看。这就给了五类分子家儿子一个机会。一种就是降低标准,找那些嫁不出去的姑娘,而嫁不出去的姑娘往往是有毛病的。他们顾不得那么多了,只要是女的,只要能生育孩子,就符合条件了。没有“换亲”的条件,没有招赘的机会,又找不到“合适”的姑娘,那就只好当“光棍”了。远处的不说,光是红沙堡泉水村地主侍祺文的儿子,侍干山、侍书山、侍英山,人又英俊,又能干,但都找不到对象,打了光棍。五类分子和他们的子女们日夜盼望着有那么一天,皇恩浩荡,泽及贱民,把他们头上的那顶沉重的铁帽子给摘了去,让他们也能像人一样的活着。盼了十多年,盼来的却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对他们更加残酷的打击与迫害。有的地方,揪斗阶级敌人时,让他们的儿子陪斗。地富分子死了,有的地方,把那顶帽子莫名其妙地加到他们的儿女的头上,让他们继承下来。我们队上邱世栋的前妻死了,又娶了个老婆叫杨惠珍,她本是大滩公社东大大队一家地主家的儿媳妇,属于家庭成员。男人死了,嫁给了邱世栋。因邱世栋是个反革命分子,他娶来的这个老婆便被我们队上的“革命群众”给加了一顶地主分子的帽子,她再三解释说,她不是地主分子,是地主家庭的成员,但没有人听她的分辩,批斗四类分子把她也揪上,评审四类分子也把她排在中间,她有口难辩。欠而欠之,这顶帽子她就戴稳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把五类分子的子女一律称之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简称“可教子女”,这个听起来似乎比黑五类子女宽松一点的名字,实际上给五类分子的心灵造成了更大的伤害。这个名字是“血统论”的翻版,它肯定了“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荒谬的说法。读书无望,招工无望,娶媳妇无望,吃饱饭无望,穿暖衣无望,堂堂正正做人无望,那还有什么指望呢?许多的五类分子子女们悲观消沉,颓废沉沦,抱着活一天,算一天的态度,失去了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对美好前景的憧憬,有的人甚至忧郁成疾,一病不起,像上东大队地主季树仁的儿子季国珍就是饥寒交加,忧郁而死的。

“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一开始,起先各类受过冲击的人又被重新“清理”了一遍。就是把“文化大革命”初期,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揪出来的所谓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来了一次彻底的大清查。其中,受害最深的还是一部分参加了工作的地富家庭出身的人。他其中一部分在解放前读书时,便使秘密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为党工作。解放后在党和政府内担任一定职务,如地主家庭出身的韩耀南、魏继北、徐承年、陈宾来、王四咸、张宗孝、杨立清、魏国礼等都是在上大学时秘密入党的党员;一部分是解放后,读初中、高中时报名参加了党所组织的“地方干部训练班”、“青年干部训练班”后,被分配工作,加入革命队伍的。有的是经过县上招考教师的考试合格,参加了县上组织的教师培训班后担任中小学教员的。这些人大都是有较高的思想觉悟,追求进步,愿意为新中国贡献自己力量的。尤其是第一类人,他们在解放前就在党的领导下,冒着生命危险,与国民党反动派作了艰苦的斗争,对党忠心耿耿,解放后在党和政府中担任了职务。但是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代里,他们逐渐受到了冷遇、歧视和排斥,有的甚至遭遇迫害。例如王四咸曾任民勤县委副书记,但因其家庭影响,被打成右派,送到夹边沟劳教。1959年饿死于夹边沟。韩耀南,曾任县政府办公室秘书,因家庭原因被撤销职务而外流新疆,李启民曾任民勤中学校长,也被打成右派劳教,九死一生。诸如此类事例甚多。凡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人,都受到影响,有的被调离领导岗位,成为一般工作人员,有的靠边站,担任清洁工之类的工作。这次“清理阶级队伍”,出身不好的人首当其冲。当时,运动的领导者订出以下四种人属于“清理”之列,第一种是有严重政治问题,但不是特务、叛徒,历史反革命的人;第二种是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或者是直系亲属被杀、被关、被管,本人表现落后,划不清界限,但不坚持反动立场进行报复的人;第三种,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犯有非政治性错误,情节比较恶劣,确有民愤的人;第四种是运动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人。这个界定一出台,出身不好的人的遭遇就更其糟糕。解放前读初、高中的学生,年龄在十六岁以上的有一部分被在国民党和在三青团的校长、教师胁迫、利诱,或在自己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下,名字被填到了国民党或三青团的登记册上,成了国民党员或三青团员,有的还被填上什么“小队长”,“区队长”的职务。参加工作时,这些人大都在自己的履历表上,填了这种事情。这次活动,旧事旧提,已经填了的,被冠以“国民党残渣余孽”清理出革命队伍,自己不知道没有填,或是自己知道但隐瞒未填的,一经查出,便冠以“隐藏的历史反革命”而遭到摧残。亲属被杀、被关、被管的人,则更是清理、批斗的对象,对于他们,采取的是“批字当头”的作法,要求在八个字上做文章,即“批深、批透、批倒、批臭”。一时之间,杀气腾腾,阴风惨惨,出身不好的工作人员大都受到了审查、批斗,人人自危,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有些居心不良的人趁机报复,诬陷别人,例如有个杨立法,县城关镇人,他诬告中学时代同学王映和是三青团员,而且是三青团骨干分子。王映和当即被造反派抓去,进行了残酷的逼供,将其胳膊打折,造反派还不依不饶,责令其带伤劳动,达一年之久。最后,因无证据才将他放了。事实上解放的那年他虚岁才14岁,根本未达到入三青团的年龄。

上述情况,一直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之后,才有所改变。

十一、派性与两派武斗

形形色色的造反组织在大斗走资派,大斗阶级敌人,大破“四旧”,并夺取了走资派所掌握的政权之后,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授意下,实行了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大联合”。民勤的各个造反组织,联合来联合去,形成了两大派:一派为“抗大”,一派名为“延总”。“抗大”派以民勤一中为据点呼风唤雨,“延总”派以棉花加工厂为老窝,兴风作浪。两派都各自标榜自己是最最革命的革命派,是毛主席最忠诚的卫士,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捍卫者,指责对方是“保皇”派,是走资派的走卒,是反动的修正主义,是“变色龙”“小爬虫”,双方都利用传单、大字报、墙报、广播等形式攻击对方,互不相让,同胞同志变成了仇家。起先只是口头上斗,文字上斗,后来江青的“文攻武卫”一出来,逐步发展到扔砖头、石头,动拳头,动棍棒,动长矛。动枪炮。“抗大”在一中前楼上布置了警戒,以防“延总”来攻,“延总”在棉花加工厂四周加强了戒备,以防“抗大”来袭。有时候,“抗大”抓回一两个延总分子,打个半死,有时候,“延总”抓回几个“抗大”分子,打得遍体鳞伤,大街上打群架、搞武斗成了家常便饭,打得商家不敢营业,农民不敢进城。有一次天刚蒙蒙亮,我领着小女儿玉梅,背着一些甘草根,到药材公司甘草场去卖。一进城,看见东大街县一中门口,到处是碎石破砖一片狼藉,一中前楼、武装部、县公安局的房顶上都有哨兵警戒,我们每到一处,便有哨兵厉声喝问:“站住!干什么的?”吓得我女儿战战兢兢,几回说:“爹,我害怕,我们不要去卖甘草,我们回去吧!”我也是胆战心惊,如履薄冰,不去卖吧,家里没吃的,等着用卖来的甘草钱买点粮食救急,无其奈间,只好硬着头皮到甘草场去。回来的时候,不敢再从东街走,绕了几个大圈子,从北门出来回去了。到了六八年冬天,从棍棒长矛发展到用手枪、步枪、地雷、手榴弹等现代武器,形成了更大规模的武斗。武器是哪里来的,除了他们自己,谁也不知道。群众中有着各种各样的猜测。有人说,是他们从武装部武器库里抢来的,有人说是县武装大队送的,也有人说,是县武装部、县大队和造反派演的“明抢暗送”的双簧戏。还有的人还说:“上面有‘武装支左’的指示,县武装部县大队执行了这一指示。不管怎么说,有了现代武器,两派的武斗迅速升级。真枪实弹地打得乌烟瘴气。在一次武斗中,一中学生“抗大派”的段文根被延总派开枪打死。他才十八岁,成了派性的牺牲品,还有县信用社干部段锦云也在冲击县武装部时,被流弹打死在县武装部门前。“抗大”派数百人围攻“延总”据点棉花加工厂,不料踩发了“延总”埋在棉花加工厂周围的地雷,造成候殿香等七八个人死伤的惨剧。民勤二中的“抗大派”进攻西闾村的延总派,两派发生大规模械斗。“抗大派”的杨香山被“延总派”的人当场打死,双方各有十余人受伤。这种情况,持续了好长时期,直到县革委会成立,县委恢复职能后才逐渐缓和下来。

城里的工人停产,学生停课闹革命,分成了对立的两大派,农村的青年也纷纷表态、站队,各为各的司令部积极进行宣传、鼓吹。由于观点不一,站队各异,派性便恶性膨胀,使许多父子反目,兄弟成仇,夫妻不和,朋友变敌。一家人如果站不到一起,便经常发生“抗大正确,”“延总正确”的争吵,互相谩骂甚至厮打,闹得一家人分崩离析,离心离德。好多父子分居,兄弟打架,夫妻离婚,都与派性有关。我村的白胜与王善本来是相当要好的朋友,但由于白支持“延总”,而王却站到了“抗大”一边,二人的友情便因此而烟消云散,两个人一见面,便相互攻讦,恶语相向。由于闹派性,农业生产受到了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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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噩梦(三)
十二、忆苦思甜诉苦会

“文化大革命”,各公社、各大队、各生产队经常召集贫下中农,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开会,进行忆苦思甜活动,举行诉苦会。举行这些活动的宗旨是:人们在新中国新社会过惯了甜蜜的幸福生活,“身在福中不知福”,日久天长,会逐渐忘记解放前的苦日子,就会忘本,忘记共产党是恩人,忘记毛主席是大救星,就会变成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就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主持者把大家组织起来,先是指定苦大仇深的老贫农们发言,专门诉旧社会的苦,忆新社会的甜,叫做“诉苦会”。让年轻一代听了受到教育和启发,痛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热爱幸福美好的新社会,决心跟共产党走,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让那吃人的旧社会复辟。诉苦会一结束,就组织大家吃“忆苦饭”。所谓忆苦饭,一般是在黄米粥中加进一些麦麸、米糠、苦苦菜之类的调头,让大家吃。从吃“忆苦饭”中让人们比较新旧社会的苦和甜。但往往事与愿违。尽管主持者事先对诉苦者谆谆告诫:一定要记住,要诉解放前的苦,诉旧社会的苦,千万不要搞错了时间,诉到解放以后新社会来,但那些年岁已大,头脑不大灵活的老贫农们,诉着诉着便说起60、61年挨饥受饿、饿死人命的事来,诉得老泪纵横,甚至泣不成声地诉说着刘少奇的罪行。弄得干部们好不尴尬,赶紧进行阻止,让他们下台。记得有一次,我们大队召开贫下中农诉苦会,破例让我们这些“可教子女”也参加,让我们也知道祖、父辈的罪恶,从而脱胎换骨,背叛家庭成为可以“教育好”的人。那次指定诉苦的是老贫农邱杰、刘占元和刘香元。邱杰走上台,手里拿着一个破碗,一个红花瓷碗。他把碗举起来说:“大家看看,这个破碗就是我爷爷在旧社会讨饭时端下的碗,这个花碗是我在新社会里吃饭用的碗。两个碗一对比,就能看出新旧社会两重天。”这时,干部们带领社员喊起了口号:“痛恨旧社会!热爱新社会!”“新中国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邱杰接着说:“我爹给地主家苦了半辈子长工,起五更,睡半夜,苦死苦活的把我们兄妹几个拉扯大,谁想到到60年饿死了,他死得好惨呀!他给地主苦长工的时候,苦是苦点,但是夏天每天四顿饭,冬天三顿饭,一顿也不少,每顿尽量吃。早上米稠饭,有辣子、有菜,中午墩墩馍,晚上米面条,隔三间五还能吃到油饼,吃到肉,自己吃饱不说,每年还有三石六斗老麦子工钱,能养活我们几口子人。谁知他临老了落了个饿死鬼……”他老泪纵横,说得动了情,干部们几次拉他,他都硬不下来,坚持要说,几个人把他拉了下来,他还大声喊叫:“爹死的可怜啊!死的可怜啊!”引得在60、61年失去亲人的人们都低声哭泣起来,诉苦会开不下去,只好作罢。至于吃忆苦饭,则是被好多农民当成可以大啖一顿的好机会。当时农民的生活普遍很困难,吃糠咽菜是司空见惯,忆苦饭米多、糠菜少,正可放开肚皮饱啖一顿,往往吃得锅底朝天,而吃饭的人还是伸碗要添。吃了几次,便不再做此类“免费供应”的事了。

十三、赛诗风波

一九六八年,农宣队进驻大队帮助基层搞好“文化大革命”,大搞清理阶级队伍,大搞斗、批、改,大搞“兴无天资”,为了证明贫下中农不仅能管好国家大事,能做好国家的主人,不仅能管好下层基础,而且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彻底打倒之后,能占领思想、文化阵地,搞好上层建筑,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全面专资产阶级的政。农宣队决定,找几个苦大仇深的老贫农上台赛诗,开一个别开生面的赛诗会。于是,在全队老贫农中间,选了六个老汉,让他们准备好,在九月五日全村社员大会上登台赋诗。刘宝老汉平日爱看老戏,记下了几句戏词儿,听说要让他上台念诗,很是高兴。费了一夜功夫编了一首诗歌,第二天找农宣队念给他们听,农宣队的领导、队员们听了都很欣赏,便定了下来。他的诗是“毛主席打坐在金銮殿上,蒋介石只哭的两泪汪汪。全中国老百姓拍手大笑,美国狼、日本鬼快见阎王”。还有王云老汉,他被选中后也很高兴,听说刘宝老汉受到夸奖,便也开动脑筋,搜索枯肠编了几句。他编的是“毛主席是咱大恩人,救咱们穷人出火坑。分了房子,分了地,咱们当家做主人。”这首诗也得到农宣队的肯定。另外四人当中,有三个自己不会编,农宣队从报上找了一些现成材料,让他们记牢背熟,到时候上台去念。惟有张有福老汉,一听让他上台念诗,他就急了,一连说了三四个“我不行!不行,不行……”,这个老汉是个单身汉,解放前曾给地主家拉过多年长工,解放后,他虽然在政治上翻了身,也曾经被选为贫下中农代表,进城开过会,但由于家底子太薄,加上他已经四十多岁,年纪偏大,所以一直没有说下个媳妇。他老实巴交,生性沉默寡言,从不和人斗口。农闲时也不串门闲谝。大队、小队开会,他从未发过言,只做出一副认真听的样子,别人说他,他只是似笑非笑地笑一下,一声不吭。现在农宣队让他登台赛诗,他说什么也不肯答应。任凭农宣队的人对他怎么启发,怎么动员,他只是一个劲地说:“不行,不行,你们饶了我吧!”惹得农宣队队长赵威生了气,一拍案子:“张有福,你是不是老贫农?”张答:“是”。“你拥护不拥护毛主席、共产党?”答:“有,有!”(他把“拥”字说成“有”字),赵队长厉声问:“你听不听毛主席共产党的话?”“听,听,听!”“那你为什么对抗毛主席,对抗共产党?”他一听慌了:“我不敢,不敢,不敢…… ”“我们是毛主席共产党派来的工作队,我们的话就是毛主席共产党的话!叫你上台赛诗是政治任务!你敢对抗,就是对抗毛主席共产党!你知不知道!”一阵斥责把张老汉吓得直冒冷汗,他虽然愚钝,但他知道反对毛主席,反对共产党这个罪名的分量。他结结巴巴地说:“我愿意……愿……愿意……”。赵队长语气缓和下来说:“那好。从今天起,我让我们队上的小陈教你。你要好好记。诗赛不好,你小心!”他昏昏沉沉出来,满脑子尽是”对抗毛主席,对抗共产党就是死罪”这个念头,越想越怕。他心慌意乱,六神无主,小陈教他念:‘人把毛主席比太阳,我说太阳它比不上,太阳上山又下山,毛主席日夜放光芒。“教了两三天,他还是记不住,念了上句,忘了下句,念了下句,又忘了上句,气得小陈直骂他“笨蛋”!一连教了四天,他才掯掯搭搭地背下去了,只是学的时候,是拍一下手,念一个字学会的,现在背的时候,也得拍着手背,不拍手就不会背了,小陈请示了赵队长,允许他上台后也可以拍着手背。

贫下中农赛诗会终于如期召开了。戏台上挂起了大红横额,台中央放了张桌子,上面放了一个收音机,当做扩音器,农宣队和公社的领导坐在台上,六个贫下中农诗人在戏台后面的化妆室里默默温习词儿。有福老汉紧张得喘不过气,心咚咚直跳,头上一个劲地冒汗,脑子里乱哄哄地怎么也理不顺。他只听见前台赵队长大声讲话,一会儿话讲完了,听见台上叫刘宝的名字,刘宝便出去念诗,只听见台下劈劈叭叭拍巴掌。后来,叫刘有福老汉的名字,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走出去的。他站在那里往台下一望,黑压压的尽是人,望一望台上,全是当官的,他脑子里一片迷茫,僵在那里好一会,一句词也想不起来。赵队长低声说:“张有福,念呀,拍着手念也行。‘人把毛主席比太阳……’”他想起来了,他战战兢兢地拍着手,张了好几次嘴才念出了声音:“人把毛主席比太阳”,声音太低了,不要说台下,就是台上也听不清楚。赵队长望了望他,低沉而有力地说:“大声念”!他努力地用自己认为是最大的声音念“人把毛主席比太阳……”停了一阵,又念出了第二句:“我说毛主席他比不上”这一句一念出来,台下的人没有听清,台上的人倒是听清了,赵队长一指他:“啥?你念的啥?”他下意识地感到自己念错了,闯下大祸了,想赶快纠正过来,便可嗓子喊了一句:“我说毛主席他比不上!”这一喊,喊得台上的领导都站起身来,用手指着他,大声责骂,台下的红卫兵便呼起口号来:“打倒反革命!”不许反革命分子诬蔑毛主席!”不知哪位领导,叫来几个民兵,三下五除二把跌坐在台上的张有福绑了起来,拉下台关进了大队的一间空屋。

过了几天,张有福老汉虽然被放了出来,但他从此精神失常,疯疯颠颠地到处乱跑,乱喊乱叫。不上一年,便死在他的破屋里。

十四、形形色色的“现行反革命”

丁有飞是大滩公社东大大队的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解放前读过大学,曾经在新疆库东县当过几天县长,据说他因为不会巴结上司,被革了职,回到了家乡。解放后,镇反运动中,由于他任职时罪恶不多,民愤不大,回家后又没有什么反革命活动,经过多次批斗,对他作了宽大处理: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交群众监督劳动,进行改造,以观后效。十数年来,丁有飞表现不错,劳动比较踏实,对队上交给他的农活,他都干得认真细致,还能抽时间干一点有益于群众的事情,比如说:雨后大车路凹凸不平,他经常主动地去铲平;主动打扫公共场所的卫生;保护生产队栽的树苗,不让牲畜破坏。给队里的五保户提水送柴等。上面规定他每个时期都要向大队以书面形式汇报自己的思想改造情况及学习心得,他都按时、认真地汇报。对生产队规定的义务工他都能超额完成。家里来了亲戚客人,他都及时向生产队报告。有时,社员请他给亲朋代写书信,他从不推辞。家里的活再忙也要停下,给社员书写。因此,队里的社员群众普遍认为,他表现不错,改造得比较好,每次评审,大部分社员都认为应该为他摘去反革命分子帽子。但是一年一年,他的帽子依然戴着,没有摘帽的消息。1969年,队里调他到西山里去为生产队放羊,他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务,

在他的羊圈附近,还有他们第七生产队的羊圈,放羊的是一个姓李的小伙子。晚上羊上了圈,吃罢了饭,小伙子常来到丁有飞的羊房里,和他闲谈,以消除寂寞。有一天,小伙子问他说:“老丁爷,你看你的反革命分子帽子什么时候能摘掉?”他回答说“我的这顶帽子在毛爷的手里恐怕是摘不掉了。”小伙子说:“如果毛爷死了,能摘掉吗?”他说:“假如毛爷死了,摘掉摘不掉就说不一定了。”几天之后,姓李的小伙将这话向大队负责人做了汇报,大队认为,公然诅咒毛主席,这是天大的罪行。便向公安局作了汇报,公安局立即派人到西山把丁有飞五花大绑抓了回来,经过法院审讯,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执行了枪决。

红沙梁公社武装部长闫某在群众声讨刘少奇、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罪行大会上,带领群众喊口号时,由于情绪激动,心情紧张,将“打倒刘少奇,毛主席万岁!”的口号,错呼为“打倒毛主席,刘少奇万岁!”被当场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法办。收成公社党委书记黄大香在批斗会上向群众作检查时,将“千忙万忙不学习毛主席著作是瞎忙”,误读为“千忙万忙,学习毛主席著作是瞎忙”,当即被革命小将五花大绑,痛打一顿后,拉上游街示众。新河公社泉水村五队队长白生科,在大队开会发言时,将“砸烂刘少奇的狗头”误说成“砸烂毛主席的狗头!”当即被逮捕、批斗,夹河公社一位姓黄的老汉,骑着毛驴来到县城请了一张毛主席像。回家路上,由于毛驴受惊,乱蹦乱跳,将老汉摔下驴来,打破了像框玻璃,扯破了毛主席像,也被革命群众以现行反革命罪抓了起来,痛打一顿。要不是老汉出身好,恐怕也要被法办了。这类事件,在那个时代屡见不鲜。

十五、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1968年秋天,毛泽东发出了新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每一个中学生,从初中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每个人(独生子女和病残者除外)都必须去农村。上级也没有解释,为什么“革命”小将需要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为什么不去工厂接受工人的“再教育”?

据说,大部分青年学生,虽然对毛主席无限忠诚,但是不大愿意下乡。但这是一个大运动,又是毛主席亲自作了指示的,谁敢抗拒不遵?!抗拒了一阵以后,最后除了个别漏网之鱼,还是上了山、下了乡。

全民勤县不知道来了多少知识青年,我们泉水大队来了八个,两个男孩和六个女孩。他(她)们都被安排在第四生产队里。队里为她(他)们专门打了一个庄子,里面盖了几间土房。有男宿舍、女宿舍、伙房和厕所。宿舍里面用土坯、炕面子盘起了炕,伙房里盘起了土锅头。厕所可不像城里的那样讲究,只是在一个墙角砌了两道土坯墙,里面倒了一点土,就可供他(她)们方便了。

这些孩子最大的十八岁,最少的才十三岁,长得细皮嫩肉的,穿着也很时新,不像我们民勤娃尽穿土布衣裳。四队队长派人到城里去接他(她)们的时候,他(她)们的表现各不一样,有的高高兴兴,有的愁眉苦脸,还有的淌眼抹泪。坐上队里的老牛拉的木轱辘大车,他(她)们还感觉挺新鲜。到了为他(她)们修建的“知青点”以后,也许和她们想象中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情形相差太大,她们大多数人都傻了眼。但在生产队长的安排下,她们还是住了下来。接踵而来的许多问题,使她们从幻想中回到了现实中来,使她不得不面对现实中的许多难题。

首先是吃饭。起先,有生产队派人给她们烧水、做饭、洗锅抹灶。做的饭无非是黄小米粥、珍子糊糊调洋芋,米面条调酸菜等。这些饭食,尽管比我们当地的饭食好些,但她们还是吃不惯。每次吃饭,大都此呲牙扭口,唉声叹气。因为她们都是从上海来的,她们在家吃惯了大米,黄、小米、珍子(磨碎了的青稞)之类,她们吃不惯。十天以后,队里便不再让人代做而是让她们自己开伙。她们根本做不来。一是不会烧火,民勤烧饭的燃料奇缺,除了部分柴火之外,大部是牛粪和驴粪。她们怎么会烧?二是不会擀面,就是糊糊也往往烧得半生不熟,一股焦味,很难下咽。至于菜,只有洋芋、萝卜、白菜几样,没有食用油,只是开水煮,也不好吃。刚来还优待她们,每月给24斤细粮,日子不久,就成了20斤,不好吃不说,还吃不饱。

其次是气候的不适应。民勤初冬,已是凉风飕飕,大有寒气,尤其是清晨白霜遍地,冷气逼人,她们穿的都很单薄,来的时候,带的毛衣、棉衣也不多,加上一件毛衣,也不大顶事,单袜单鞋,也不足抵御寒气,她们担心,初冬尚且如此,数九天可怎么过?

第三是住。房子不但简陋,而且到处进风。椽花缝大开着,门扇和窗户也关不严,不烧的土炕冰得像块石头,晚上睡觉,盖上薄薄的棉被,就像盖了片树叶似的,冷得她们蜷曲成一团。那时候的民勤,除了机关单位架炉子烧煤取暖外,农村里哪有架炉子的福气?没有办法,只好委曲她们了。

第四是不习惯劳动。不会拿铁锹、锄头,挖不会挖,刨不会刨,而且干一会儿手上就起泡,疼痛难忍。让她们拉架子车拉沙运肥,又没有那么大力气,跑不动,跑上一两趟,就汗流浃背,腰酸腿软。不干吧,又不行。

第五是接受再教育问题,她们多数人来前还想着到农村中来,就和上学似的,学知识、学技能、练红心,有贫下中农给他们讲课,到了现在,她们才知道接受再教育是怎么一回事。

第六是受不了风沙的侵袭。民勤的天气十分恶劣,一到冬天,三天两天是老毛黑风。刮得遮天蔽日,飞沙走石,刮得人灰头土脸,眉眼难睁。城里的孩子哪里经过这样的恶劣天气?

想像与现实的巨大反差,条件的艰苦,环境的恶劣,使她们大都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年龄小的更是想家,想妈妈,经常淌眼抹泪的,年龄大一点的也大多悲观失望,情绪低落。不知她们怎么知道了我家藏书多,有时候她们几个相约到我家来借书看。我大着胆,把当时犯禁的书如《红日》、《青春之歌》、《三家巷》、《子夜》、《风云初记》等书借给她们看。一来二往,和她们很熟了。她们很信赖我,把我当成了朋友。有话也肯对我说。有个知青姑娘曾对我这样说过:“我们正是上学读书,求知识长才干的时候,为什么把我们赶到这个地方来?我们犯了什么法?我真的想不通!我们在学校里听老师讲过的”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新旧社会两重天”“幸福美满的新农村”等等的话都是哄我们的!我们上学时,都认为新中国是世界上最民主、最自由、最富强的国家,我们的工人农民过的是世界上最幸福、最美好的生活,现在我们来到农村,什么也看到了!过去我们太幼稚、太无知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这些满腔热血、一心报效祖国的人,非得到贫穷落后的地方来改造自己?为什么把青少年赶到这种地方才算是革命?”她说得很激动,声音越来越大,我怕被别人听见,惹出大祸,便赶紧劝阻她说:“你不要说了。这话可不能随便乱说。被别人听见了,要倒大霉的。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政策,你这样说不是反对毛主席吗?这个罪名谁也担当不起,以后说话要特别注意!现在你们来农村,是暂时的,以后还有回城的机会,你也不要太悲观了!”

话是这样说,在生产队里,他(她)们的表现应该说还是不错的,不会劳动,她们就认真地学,腰酸腿困,手上起泡也都咬牙坚持,日子多了,慢慢习惯了,劳动也不再那么痛苦了。生活上也逐渐适应了,想家想亲朋的心思,也慢慢淡了一点。

这些孩子们都爱好学习,积极上进,劳动闲暇、爱看书看报,对队长分配的劳动任务,也都尽力完成。在劳动中还能发扬互助友爱的作风,大的帮小的,强的帮弱的。她(他)们都活泼开朗,热爱生活,无论在劳动中,还是在家里,总是歌声不断,还教队里的青年人唱歌。她们也把爱好整洁、讲究卫生的好习惯带到了农村。多忙多苦,坚持洗脸刷牙,勤洗衣服,保持衣衫整齐清洁,这也影响了我们队里的姑娘媳妇们,使她们逐渐养成了刷牙漱口、勤洗衣服的好习惯。在相处三四年的时光里,她们和队里的年青妇女们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四十多年以后,我们队里许多老年人在闲谈中,还经常提起她们的名字和她们下队时的情景。

十六、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1968年8月,伟大领袖毛主席有了最新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知识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的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遵照毛主席的这一指示,民勤的贫下中农自该月底起,陆续向学校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或代表,在公社、大队革命委员会领导下,成立以贫下中农为主,有师生代表参加的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简称贫管会),把本社、队范围内的中小学管了起来。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后,废除了校长负责制,学校的一切重大工作均由贫管会决定。并且根据毛主席“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学生也是一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的指示精神,把小学改为五年制,初、高中各为两年制,按照社队需要安排教学活动,聘请贫下中农任兼职教师,并清理、下放原有教师,县上决定:全县公办小学统一下放到所在大队管理。600名公办教师回原籍由大队安排工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教材方面,从小学五年级起,即开政治课,大力加强毛泽东思想的教育,阶级斗争教育,以毛主席语录为主,停授历史、音乐课,取消外语、地理课。高中学生从二年级起,停止所有课程,分为“农机班”、“医护班”、“畜牧兽医班”、“电工班”、“林业班”、“农技班”等,学习“专业技术”。民勤一中还办起了校工厂和规模较大的农场,全县各个学校纷纷仿效,都办起了规模不等的大小农场,中小学生都必须到工厂、农场参加劳动,以防变“修”。是年9月份,教育部发出通知:“把读毛主席的书当作生活的第一需要,活学活用,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真正做到“把毛主席的指示印在脑子里,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十二月份,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其中第九条规定:“中等学校放假闹革命,直到明年暑假。半农半读大中学校的文化革命,应当按照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根据具体情况,妥善安排”。》。农村小学的文化革命和所在社、队一起搞,由所在社、队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统一领导。”1967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通知》规定:“五、六年级和1966年毕业的学生,结合文化大革命、学习毛主席语录、“老三篇”、“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十六条,学唱革命歌曲。一、二、三、四年级学生学习毛主席语录,兼学识字,学唱革命歌曲,学习一些算术和科学知识。小学生可以组织红小兵。”遵照上述指示,农村小学的正常教学秩序被完全破坏,原来的语文、算术等教材被完全废弃,小学生戴上了“红小兵”的红袖套。念着语录,喊着革命口号,揪斗走资派,揪斗五类分子,斗校长,斗教师,到五类分子家抄家,有时结伙打架,损坏公物。成了一伙不识字、不读书、无制度、无纪律的群氓。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传统优秀文化,通统被抛弃、被践踏,这种极其恶劣的风气,影响之深,流毒之广,难以用语言表达!

十七、“农业学大寨”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大队。据说这个大队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带领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奉行斗争哲学,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大战虎头山,大闹“狼窝掌”,移山造田,干出了不起的成绩。得到了毛泽东、党中央的重视,并向全国发出号召,将其精神和经验向全国推广。全国各地闻风而动“农业学大寨”运动迅速地开展起来。民勤县多次派人到大寨参观,取经。回来后,在全县各大队作了传达报告。大寨最主要的经验是狠抓阶级斗争,狠批资产阶级思想,狠斗私心杂念,大力发扬艰苦奋斗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当年我听了传达报告,至今还记得很清楚的有这么几个内容:一个是大寨的几个社员到县城办事,带的干粮是麦麸做的黑馍,看了别的大队的社员吃的是白面馍馍,他们感到不好意思。陈永贵知道这事后,对这几位社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说:“这正是我们大寨人的光荣!吃黑面馍是艰苦奋斗精神的体现,是革命者的标志。吃白馍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丢掉了革命精神,极易变修走上资本主义的危险道路!”另一个是七月的一天,大寨的社员们正在地里割麦,天气热,社员们都汗流浃背,一个青年社员说:“哎呀,太热了,要是有个电风扇就好了!”这个青年立即成了大寨的领导和社员的批斗对象。对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无情的斗争。说电风扇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东西,作为大寨大队的社员,竟然想用电风扇,这是给大寨人脸上抹黑,给贫下中农脸上抹黑!这位青年被斗急了,偷偷跑到外地,被抓回来后,成了专政对象。社员群众听了上述内容,大都有不寒而栗的感觉。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中期,报刊、杂志、广播上,差不多每天都有关于“农业学大寨”的宣传报道。民勤县委政府也大力宣传,布置,检查、督促“农业学大寨”的进展情况。并于1975年12月向全县发出“端正路线,真心学大寨苦战两年建成大寨县”的号召。许多干部和农民群众被加上“反对农业学大寨”的罪名,被斗,被抓被判刑,造成了不少的冤案。在此次运动中,民勤只学到了大寨记劳动工分的方法,就是不管干活数量多少,体力轻重,质量好坏。只要干一天农活,男劳力记10分,女劳力记8分,老人娃娃记6分。这种作法大大地助长了大部分社员出工不出力,干活不认真,敷衍了事“混过一天是两个半天”,的消极思想与行为。

这个运动直到改革开放,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之后!方才彻底结束。

十八、八个样板戏和三部电影

“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自古至今的各种形式的艺术——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歌、小说等都遭到了彻底的否定。《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唐宋传奇、元曲、明清小说以至于解放后创作出版的优秀作品如《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红日》、《红岩》、《青春之歌》、《三家巷》、《保卫延安》等,都被认为是封、资、修的黑货而大加批判,著名作家老舍,《红岩》的作者之一罗广斌等一批文化精英被迫害而死,电影界的赵丹、白杨、上官云珠等一大批编剧导演都遭受了无情的批判与残酷折磨,有相当一部分被迫害而死。戏曲界遭到了空前的迫害与扫荡,传统戏曲被全部否定,许多演员遭受折磨摧残。一时万马齐瘖 ,神州大地,万花凋零。而自封为“文艺旗手”的江青,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独霸文艺界,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便以绝对领导、绝对权威的身份参与了京剧《红灯记》、《奇袭白宪团》、《智取威虎山》、《海港》、《龙江颂》、《杜鹃山》,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的改编改排工作,取名为“样板戏”,由全国各地京剧团演出并且指示各工矿企业、机关团体大中小学,以至街道居民、农村社员学演、学唱。在此种形势下,各地方各个剧种都纷纷移植洋板戏。民勤县除了组织县属各机关单位演出外,还在元旦、春节期间,组织各公社演出队在县上会演,进行评比,各公社也组织各大队演出队在公社会演进行评奖,各大队则在各生产队挑选会演剧的社员,利用夜晚时间,在大队进行排练。我们泉水大队几年内排演了《智取威虎山》、《杜鹃山》、《龙江颂》等“样板戏”,不会唱京剧,就演成迷胡剧或秦腔。从农历十一月中旬开始,一直排练到过春节,每晚从下午七时开始,排练到早一、二时。演员们白天要劳动,晚上熬夜排戏,十分辛苦,大队、生产队不给任何报酬,不来还不行,这是“政治任务”。大年初一日在大队搭台演出。那时社员群众的文化生活极其贫乏,过年演几天戏,就是很难得的精神享受。所以,尽管物质生活十分艰难贫困,演戏的开台锣鼓一响,社员们还是扶老携幼,前来观看。

偌大的中国,只能上演八个戏,戏剧界的命运可想而知,而电影事业的命运,又是如何呢?解放后所拍的影片,被江青一伙一口否定了!她搬出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一份材料上的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歌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作为理论根据,挥舞起大棒,将电影界打得一片凋零!电影界的造反派为配合江青,还编印了《批判影片四百例》到处散发,判了解放以来拍摄的几乎是全部影片的死刑!那时放映的只是一些新闻纪录片,其中不乏江青、林彪、张春桥的镜头,另外就是一些“样板戏集锦”之类的短片,并宣称这都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同志搞出来的,以树立江青的“光辉形象”。到后来又允许放映电影了——但是只有三部!就是《地道战》、《地雷战》和《南征北战》。

十亿人口的大国,只能演八个戏,只能看三部电影,现在对在开放的环境中,民主、自由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青少年说起那种情况,他们也许不会相信,但这确实是那荒唐时代的真实情况。

十九、割资本主义尾巴

在“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打击现行反革命、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之后,又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运动中,进行“三诉”(诉旧社会阶级压迫、剥削之苦,诉“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诉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罪行”),“三查”(在社队干部中查政权观念、战备观念、对敌斗争立场和“两不怕”的革命献身精神),(在社员中查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对敌斗争立场,一心为公,热爱集体经济的思想,查为革命种好田的态度和干劲)。同时,在农村展开了大规模的“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县上、公社派来的工作组在大队领导的配合下,在各个生产队逐队进行。先组织社员学习文件,传达张春桥“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理论,结合“三诉”“三查”,要社员群众深入剖析自己灵魂深处是否有资本主义的思想在作怪,深刻认识资本主义思想的危害,然后采取“自报公评”的办法,报告自己家中养了几只羊,养了几只鸡,是否偷挖卖过甘草等药材,是否到城上卖过杏子、梨子和葡萄等  ,是否给私人卖过鸡蛋,是否背着生产队个人搞过收入,木匠是否偷偷给人家做过木活,偷偷出售过木制家具,铁匠是否偷偷出售过铁锨、锄头、菜刀、剪刀之类的铁制工具、家具,总之一句话,就是是否想方设法个人搞过钱没有。凡是想搞几个钱的事都是资本主义。社员逐个自报,大家逐个进行评议或检举揭发。针对自报或检举揭发的内容,工作组采取果断措施,进行了处理。

养羊是民勤农家解决生活必需品的一个相当重要经济的来源。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大讲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以来,上面规定每户养羊不得超过三只。养羊对于农家来讲,显得十分重要。许多农户养羊,并不专门为了吃肉,过资产阶级生活,主要是为了解决棉衣装套和铺盖问题。羊毛可以装棉衣,可以捻成线,织成“褐子”做衣服面料,做被面、被里,缝成被子。积攒多一些,还可以擀成毛毡,解决铺的问题。许多农家一年四季见不到一点肉渣渣,也舍不得杀它。因为其珍贵,许多农家便多养一两只,尽量不让别人家知道。这一次运动,每家不论大小,只留三只,剩余的都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许多人,尤其是妇女,当工作组把羊抓走之后,都忍不住流泪,有的还忍不住哭出声来。

养鸡下蛋也是解决农家生活必需品的经济来源之一。那时的农村社员,除了工干家属,有一定的经济收入,单身汉挣的工分多,在队里多少有几个“长款”以外,一般社员终年没有一分钱收入。晚上点灯用的火柴煤油,吃饭调的食盐、缝衣补裳用的针头线索,男人们抽的水菸,都靠卖鸡蛋的钱来买。虽说一斤鸡蛋才卖两毛五分钱,但这两毛五分钱能称一斤食盐,打半斤煤油,足够一个小户人家半月之用.没有两分钱,连一盒火柴也买不来。因此,农民都把养鸡叫做“鸡屁股银行”,非常重视。再说鸡吃菜和草,掺和点麦麸米糖就能生长下蛋,养起来容易。起先上面规定,鸡蛋只能卖给供销社,不得卖给私人,但供销社的收购价是每斤两角五分,再到城里去卖能卖到每斤三角。因此,也有人偷偷地到城里去卖。后来供销社把卖鸡蛋与购煤油买食盐、买水菸挂起钩来,规定只有向供销社卖了鸡蛋才能买到上述东西,基本上煞住了卖给私人的歪风。这次“割尾巴”当中,一些偷卖过鸡蛋的人被群众检举揭发出来,受到了扣除劳动工分的惩罚。工作组还宣布,不论大小、公、母,一户最多只能养五只,超过五只的限两天时间,自行处理,逾期不处理者,有工作组挨家检查,多出者予以没收,迫使许多农家杀掉他们极其舍不得的蛋鸡来达到上面的意图。

当年入社时,各户有小果园的,都留给户主三至五株自留树,在房前屋后培育有梨树、杏树、桃树及葡萄等果类树木的,也大抵留给了农户,没有折价归社。这几年夏秋季节,果杏成熟后,许多农户摘些杏子梨子,利用队里不上工的日子,或是让不能干活的老人、孩子用筐提上到城里大街或集市上出卖,换几个小钱,贴补家里费用。这次割尾巴运动中,也被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事例被检举揭发出来。工作组给社员群众分析了这种行为的严重危害性,说这是资产阶级贪图享受的具体表现,它是一种腐蚀剂,瓦解革命群众的无产阶级斗志,会使革命群众丢掉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其后果十分严重,并且做出决定,原来果园的自留树,一律收回生产队所有,庄前后的果杏树,则全部砍掉,以彻底铲除萌生资本主义的土壤。这个决定使我队的数以百计的果杏树毁于一旦。后来得知,整个民勤除了个别地方外,绝大部分的果杏树都难逃此劫,从各家各户的庄前屋后消失了。

铁匠、木匠自加入农业社以来,社里便规定,平日和其他社员一起做农活,如有铁活、木活,有队里统一调配。如在本队干活,有使用匠人的农户,从自己的劳动记工册上划给150%的工分,不挣现金,如在外队干活,所得匠工钱全部交生产队,由生产队记给工分。铁匠、木匠是人们生活、生产中不能离开的工匠。大到死了人做棺材,小到安一个铁锨把,都离不开木匠,生产用的铁掀、锄头、铁铲子、镰刀、斧头也离不开铁匠,但整天使用工匠,又得付给他们每天一元二角钱的工钱。铁匠、木匠们也不大愿意把全部收入交给生产队,而自己只得到不值钱的几分劳动工分。于是,工匠们往往和雇佣的人家(俗称施主家)私下订立条约:匠人们利用休息时和夜晚为施主家干活,而施主家只需付给他们半数以上的报酬。彼此都要保密,不让队里知道。这次“割尾巴”中,这类事情也大都被抖露了出来。工作组命令收了私钱的工匠们交出所得工钱的二倍,由队里补记给一天的劳动工分。交不出现金的工匠,按每天扣除四个劳动日的工分,做为惩罚。

我们大队的北面有个南北十五华里,东西十华里大的草滩,叫老爷庙滩,滩上长着苦豆、芦草、臭蒿、甘草等草本植物,尤其甘草,生长得又多又繁茂。甘草根是一味很重要的中药材,城里药材公司设了一个甘草场进行收购,价格也不低。每出售一百斤甘草,公司还给奖售粮食七市斤。这对于当时毫无经济收入的农家来说,是天大的好事。但是公社、大队、生产队都不允许社员去挖甘草,说是挖甘草不但破坏了草滩,会助长社员们发财致富的资产阶级思想,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尽管上面三令五申,下达禁挖甘草的命令,但穷急了的社员们,为了过日子,还是偷偷摸摸地去挖。白天不能去,便在晚上收工,吃罢晚饭以后去挖。挖到天快亮了,背起甘草,回到家里,吃喝一点,便去上工。在休息时间打个盹,解解瞌睡。我们队里,十家有八家偷挖甘草。有的是几个人约好去挖,有的人单独去挖,彼此心照不宣,谁也不说谁。挖下的甘草,做成半成品,利用黑风天、雨天或不上工的日子,早早起来,背到县城甘草场去卖。卖了甘草,点灯油钱有了,买火柴的钱有了,买食盐的钱有了,买老水菸的钱有了,过年过节给孩子扯几尺花花布做衣服的钱也有了。这次运动,把挖甘草卖钱,当做主要的“资本主义尾巴”来割。工作组下大力气清查,查来查去,队里的大多数人都被查了出来。但是,“法不制众”,又不能对全队的人都进行处罚,只是从中找了几个出身不好的人,狠狠地批斗了一顿,还扣除了劳动工分,杀一儆百,给大家敲了警钟。这个方法倒也有效,运动中以及运动结束后的几个月里,再没人敢去挖甘草了。

“资本主义尾巴”刚“割”完,备战工作又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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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噩梦(四)
二十、“要准备打仗”

听说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向全军全国发出了备战的命令。北京的一些原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被疏散到了全国各地。林彪要全国人民:“深挖洞,广积粮”、“要准备打仗”,进行三防(防空、防炮、防毒气)工作。县上组建了战备司令部、政治部、后勤科。县城内组织了5个对空射击小组,农村组织了13个对空射击小组,要求各大队、各生产队、各户修筑防空、防炮工事。还组建了民兵师、武装民兵团,加强了武器装备。遵照上面的指示精神,我们生产队抽调了5名男劳力,挖了两条地道。一条从生产队粮库地下挖到了围墙外面,有十余米长,一条从饲养院院中通到饲养院外面,有七、八丈长,两条地道都有一人深。算是挖好了防空、防炮的防御工事,过了上面的验收关。社员家家家在房前屋后,或打麦场上挖了深约一米、宽约七八公寸的壕沟,向上面交了差。那时,报纸上、广播上老是宣传要准备打仗,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势。闹了好几个月,才逐渐平息下来。一直到林彪叛逃、摔死在温都尔汗以后,人们才知道,那是林彪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搞的一场闹剧。

二十一、批林批孔批《水浒》

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之后,国内掀起了批判林彪的高潮,一改过去宣扬林彪如何忠于毛主席,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是毛主席最好的学生,是毛主席的最好的接班人,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等等论调,说是他自来就如何如何坏,如何投机革命,长期以来,如何拉拢死党、阴谋篡党夺权,毛主席早就看穿了他的丑恶本质及罪恶阴谋等等,要老百姓把林彪,彻底批倒、批透、批臭,弄得老百姓“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怎的,批林彪又拉来了一个死了二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作陪衬,名曰“批林批孔”。各种媒体一齐开动,一天到晚进行宣传,将林彪的言行和孔子的言行挂起钩来,说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说孔子杀少正即是镇压革命派,说孔子的学说宣扬奴隶制度,宣扬封建毒素,是大毒草,说盗跖是反封建反潮流的英雄,说中庸之道就是抹煞斗争哲学,宣扬向封建势力、资产阶级妥协投降,说《论语》、《孟子》等儒家著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毒瘤等等,对受到全世界人民敬重的,做为一个时代的思想界的先驱,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极尽诬蔑、侮辱之能事。以后批林批孔又发展成了批儒崇法,大批儒家学说、大立法家思想,说凡是儒家的学说都是反动的,是毒草,凡是法家的学说,都是进步的,是香花。报章杂志,连篇累牍登的多是这类文章、广播电视、播映的多是这类内容,这些东西是老百姓听不懂、也不愿意听的,但上面抓得紧,压力大,社员们白天劳动,晚上开会、学习、批判、听报纸、听文件,一念念到三更半夜,许多社员前仰后合打瞌睡,第二天上地又困又乏,提不起精神。尤其是冬月天,生产队房子里又冷,社员们穿的又单薄,晚上开会实在是受罪,可不去又不行,恐怕落个对抗运动的罪名。批儒崇法到了后来,不但批历史上的儒,而且又要批“当代的大儒”,老百姓也弄不明白,当代的大儒到底指的是谁。批来批去,人们有点明白了:当代的大儒原来指的是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总理!人们不由得担心起来:刘少奇、邓小平、贺龙、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党和国家领导人被整得死的死了,倒的倒了,现在他们又要打倒周总理了!他们是什么人,到底要干什么?他们要把中国搞成什么样儿才肯罢手?要是敬爱的周总理也被打倒,中国的老百姓可要遭殃了!时间不长,又来了最新指示,要批《水浒》,说宋江是投降派,要害是“架空晁盖”,这些说法,虽然一般老百姓不理解,但也有人明白了其中的玄机:先前的“批当代大儒”和现在“批宋江架空晁盖”,醉翁之意不在酒,某些人并不是真的批儒批《水浒》,而是借批判之名,想打倒周总理!

二十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5年11月,中央来了新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说“走资派还在走,投降派确实有”。说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就在党内那些坚持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斗争矛头指向了文革中被打倒又复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对文革遭受严重破坏的各项事业进行整顿的邓小平。江青一伙利用手中的权力,炮制诬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材料,将他再次打倒,以便他们实现篡党夺权的阴谋。但是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却遭到了广大干部工人和农民的抵制,没有达到“四人帮”预期的效果。尽管县上、公社、大队多次召开大会对运动进行动员和部署,但是人们从长期的实际生活中,体会到了邓小平主张的正确,对他和刘少奇在60年代推行的农村的各项政策,包括开辟自由市场,划拨自留地,以及土地承包等政策,都极为拥护,对他的“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说法极为赞同,七四年复出以后,对各行各业进行的整顿,其成效也是有目共睹,农民们亲身体会到了整顿带给他们的好处。现在虽然他又被“四人帮”打倒了,可是他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上却树立了永远不倒的丰碑。因此,这次批邓反击右做翻案风的运动,上面再喊叫,可是广大群众不予理睬。“四人帮”倒台后,上面还喊了一阵子“继续批邓”,可是民意难违,“批邓”只好偃旗息鼓,成了一段历史。

二十三、“革命化”的春节和“革命化”的婚礼

民勤有句俗话说“大年初一日,老驴老马也闲一日”,可是“文革”中有几年过春节。老驴老马是闲了,人可是不让“闲”,大年初一日,天蒙蒙亮,在各家各户迎完喜神之后,队长便吹起上工哨子,让全体劳力上工,或拉沙,或施肥,干上一早晨,才收工让大家回家过年,大多数社员谁也有情绪,不愿意出工,但这是上面的号召,叫做过“革命化的春节”。是为了让社员们过年不忘革命,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蚀,防止变修的重要措施,谁敢对抗?纵有一百个不愿意,还是得去上工。这种作法,后来又发展到了结婚喜事上,让新郎新娘,在结婚当天参加一阵子劳动,叫做“革命化的婚礼”。我们队上青年刘宝元和下东大队的段桂莲,结婚的当天,公社的武装部长绰号闫大炮的闫余基来了,他不但让新郎新娘两个人合拉一辆架子车拉肥,还让来参加婚礼的亲戚朋友拉车运肥,弄得亲友们走的走了,散的散了,躲的躲了起来,有几位关系较密切的,只好陪着新夫妇拉车运肥。可怜的新娘新郎,弄得灰头土脸,新衣服上落满了尘土,看不清是什么颜色。新娘的绣花鞋(那时买不起皮鞋,姑娘们都喜欢在鞋上绣朵小花,以显示爱美之心)上积了一层厚厚的尘土,一点看样也没有了。新娘子一面拉车,一面擦泪,脸上污渍横一道,竖一道,简直成了戏台上小丑的脸谱。把个大喜事,弄得乱七八糟,大煞风景,大伤人心!而闫大炮却得意洋洋,认为自己是以“革命干部”的身份,做了“移风易俗”的好事!这种违情悖理,伤害人心的作法,波及到了民勤的好多地方,延续了一两年,才逐渐作罢。

二十四、“文革”期间,农民生活状况

“文革”十年,民勤一般农民的生活状况,可以用“贫困”二字概括。粗茶淡饭,只求免于饥饿,破衣旧裳,只求免于挨冻,老屋破房,只求能避风雨;囊中空虚,最怕生疾染病;终年辛劳,只怕倒欠粮款。严冬腊月,无柴炭可供御寒,烧菜做饭,牛羊粪是主要燃料,逢年过节,无油腥可改善生活,出门上路,全靠双腿步行。这种情况,不仅我们大队、公社如此,整个民勤县基本是这样。

这里,就以泉水大队红墙生产队农家的生活状况为例作一概述。

先说吃的。红墙生产队有耕地320亩,154人,平均每人两亩地,自1966年至1976年十年间,亩产达到过340斤,最低的1969年亩产只有280斤,而且多是没长饱的瘪玉米。其余年份亩产量总在300斤左右徘徊。连年喊叫要“上纲”(1955—1967年农业发展纲要)。所谓上纲,就是亩产达到400斤,但因为多方面的因素,这个指标从未达到过。每年收割碾打,打下的粮食,上了公粮和附加粮,卖了购粮,留够公积金和公益金,牲口饲料,剩下的按劳务分配给各家各户。烈军家属高于平均口粮,干部、工人家属相当于平均粮,其余的人均按劳动工分手册的工分数为据,进行分配,一般年景社员平均口粮在300斤左右,一个劳动工(10分)可分到3—4斤粮食。队里将粮食折价,再加上其它全部收入,计算出劳动工值,一般年景每个劳动工值在2角钱左右。社员在队里分粮,按你挣下的劳动值计算,能不能够粮钱。够粮钱的,不用掏钱,可将粮打回,不够顶抵粮钱的,必须向队里交回欠下的粮款,才能打回口粮。红墙生产队这十年期间的平均口粮数是:1966年310斤,1967年318斤,1968年330斤,1969年275斤,1970年300斤,1971年320斤,1972年340斤,1973年340斤,1974年350斤,1975年325斤,1976年380斤。69和70年两年平均口粮过低的原因是,69年大队进驻了农宣队,命令各生产队少种其它作物,多种玉米。红墙生产队320亩地,有150亩种了玉米。玉米刚出土,便遭了晚霜冻,秧苗全部冻死,有的从根上重新出了芽,有的则没有活过来,造成严重缺苗,加上肥料不足,浇水又少,有的地浇了两个河水,有的地只浇了一个河水,严重受旱,玉米长得稀稀拉拉,就像挨了饿的孩子一样面黄肌瘦。结的棒子长的不过五寸,短的只有二、三寸。玉米生长期又长,还没长黄,便又遭了早霜冻。扳下棒子,掰开一看,社员们都傻了眼:几乎没有一穗颗粒饱满的,多数是稀里不拉地结着几个瘪籽儿,有的棒子上甚至只结着两三个籽儿,还是瘪的!那年的275斤平均口粮,是连棒子称给社员的!70年,小麦刚割完,公社主任金得下命令,各队一律停止碾打,将麦捆码成垛,等秋后再打碾,所有劳力全部投入灭茬工作。结果秋雨连绵,连续阴雨半月有余,麦垛上的麦子绝大都分生了芽,远远望去,麦垛成了绿色的小丘陵,不仅减产严重,而且小麦没了筋骨,芽面做饭,一锅糊糊,越搅越清!吃不饱人,还不耐饥!说是300斤口粮,其实连200斤好粮都顶不上!

300多斤口粮中,70%是夏粮(小麦、大麦、青稞),30%是秋粮(谷子、糜子、洋芋)都是粗粮,夏粮加工成面粉,至少有10%的麸皮,秋粮加工成品粮至少有30%的糠皮。全年的口粮加工成面粉,黄米和小米,只有80%左右的细粮,以最高年份的平均口粮380斤计算,也只有300斤左右细粮,加上自留地打的粮食,每人50斤左右(自留地每人0.18亩,是1963年按当时各户人口划拨的,经过几年时间,人口情况有了变化;嫁出去姑娘的,自留地仍在娘家,死了老人的,自留地不取,生下小孩、娶了媳妇的人家不补。因上,自留地也很不均衡)。能吃到平均粮的人家每人全年共有350斤的细粮,每天不足1斤。当时各家各户没有其它副食,蔬菜也少(为了能多打点粮食,许多人家很少种蔬菜,只在自留地夏田收割后,种点萝卜、蔓菁、甜菜等,以补贴伙食)。除了过大年,初一日吃顿“麻腐”(把麻籽磨细加上萝卜丝做成的饺子馅)饺子,大年初三日,吃一顿干拌长面外,其余日子,连米面条也很少吃,来了亲戚,做一顿中面条就是待客的好饭。如果擀一顿长面,那就是来了特殊的贵客。口粮是这样紧张,食用油也特别短缺。66、67、68这几年,队里不种油料作物,只在谷子地周围套一点麻籽,收不了多少。只有过年时,生产队给每人分二、三两油。70年以后,在小麦地里套种麻头,每人每年能分到一斤以上的食用油,因为少,各家都特别稀罕,平时连点辣子面都舍不得用油泼,只在过端午节、中秋节、春节时,炸几块油饼,蒸月饼,泼点辣椒面用。过春节时,个别人家杀只羊,多数人家杀一两只鸡,就算过了阔年。也有的人家,连过年也见不到肉渣渣。许多人家养猪,但养猪不是为了吃肉,而是家中经济的最主要的来源。由于没有细饲料,只喂点菜叶和野草,猪又瘦又小,不容易长大。那时,县上猪场收购猪的标准是最少120斤,下了120斤的猪一概不收。每斤收购价是0.3元,够标准的猪就能卖到30多元,这个数字对普通的农家来说,确实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所以,只要等到猪长够标准,就赶紧卖掉,谁还会舍得杀猪吃?

尽量俭省节约,但多数农家每到旧历二、三月间,便闹起了粮荒。吃了早顿没晚顿,揭不开锅成了常有的事。生产队报到大队,大队报到公社,公社报到县上,县上拨给一些返销粮,但僧多粥少,顶不了大事。公社便决定让生产队把库存的公益金、公积金(都是小麦)借给社员,以度春荒。幸好此时野菜很多,如苦苦菜、蒲公英、天萝卜缨、羊奶蔓子、苜蓿等,田地里野滩上到处都是,许多人家抽空挖回一些,切碎煮熟,搅一点面粉,或下几颗黄小米烧成拌面汤或米汤,赖以度日。等到夏收夏打完毕,进行夏收预分时,队里先扣回借粮,再行分配。年年如此,寅年吃了卯年的,听起来分配的口粮是300多斤,但是扣了借粮,实际分到手的只有200多斤了。年年借、年年扣,粮也断得越来越早了。这种情况一直到了一九七九年,农村实行了土地承包,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产量一下子提高到了500以上,不但上了“纲要”,而且还过了“黄河”,才彻底消除了这种现象。

再说穿的。那时国家每年发给“布票”,也叫“购布证”。最少的时候,每人每年发给3市尺布票。到后来,增加到了7市尺。最多的时候,发给12市尺。这些布票,全部买回棉布,也解决不了冬衣和夏衣的问题,更谈不到添置被褥了。可是农户人家把布票全部买完的几乎没有。绝大多数人家只给孩子们过年时缝件新衣。人们的穿戴、铺盖、用的布,基本上是自纺自织的土布和用羊毛捻成线织成的“褐子”做的。穿衣问题比吃饭问题要好解决一点。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心发慌”,“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民勤妇女的勤劳和心灵手巧,在布票少、棉布缺的情况下,为解决穿衣问题立下了汗马功劳。民勤县七岁以上的小姑娘都会纺线,成年妇女一般都会织布。生产队每年都种几亩棉花,所产棉花大部分给社员各户。各户妇女白天和男社员一起参加队里劳动,每天晚上收工回来,做饭、洗锅之后,一般都到了晚上十一、二点,这时,才开始坐在车窝子里,摇起纺车纺线。鸡叫头遍以后,才能睡觉。日子多了,棉花都纺完了,便拉布上机,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织布。白布做夏衣,送到染坊里,染成青布和蓝布做棉衣,年轻妇女则采摘野生茨柴上结的“紫果”用它把布染成紫色,或用棉花花儿将布染成黄色来缝制衣服,有些特别爱美的姑娘,则用一种野草叫“狼巴草”的果实,蘸上皂矾水,或明矾水在蓝布、黄布、紫布上印上稀疏的黑色花样,缝成衣裤,就显得更好看一点。每逢过年,各户总要想方设法扯几尺蓝斜布给儿子做身中山服,扯几尺花花布,给年轻媳妇和姑娘们,缝件新花棉袄。这种衣服只在过年过节,走亲戚家、上集市、进城时穿,一般时节舍不得穿。娃娃们则是老大的衣服老二穿,老二穿了老三穿,缝补拆洗,补丁摞补丁,只要冬天冻不坏就行。全队各户差不多每家不论新旧,都有一领老羊皮皮袄,那是专供男人们冬天走山打柴拾粪,数九天整地,起五更拉土拉粪时用来御寒的。穿的鞋袜也是用土布做的。妇女们把麻丝搓成细麻绳,千针万线纳底做帮,做成单鞋和棉鞋,倒也结实耐穿。冬天也有穿用羊毛线织成的毛袜的。衣服鞋袜如此,盖的被子、铺的褥子,又是怎样解决的呢?各户养几只羊,一年能剪两茬羊毛。春夏之交剪的叫夏毛,秋后剪的叫秋毛。秋毛粘性大,能擀成毛毡。把几年的秋毛积攒到十斤以上,便可请毡匠擀成一条毛毡,铺在炕上。夏毛的用处很多,能装棉衣棉裤,能捻成线编织毛衣、毛裤、毛袜,能当被子的装套,可以把捻好的细毛线织成“褐子”,既可做被里,又可做被面。也可做成褥子。那时的民勤农家,谁家炕上能铺上用笈笈编的席子,席子上面能铺满白毛毡那就是很宽裕了,若再有一两条褐褥子,那就是很富裕了。各家各户把节省下的布票以每尺0.4元或0.5元的价格卖给城里人或上门收购的布票贩子,卖上几元钱,贴补家用。

燃料奇缺是民勤县普遍现象。一年四季烧水做饭,冬天取暖、烧炕、烧柴需要量特别大。民勤西长山虽然出无烟煤,但谁家能烧得起?各处虽有柴湾,长着各种灌木和乔木,但各社各队管理极严,有管理组织,有专人巡查,谁若偷偷砍伐柴湾里的乔灌林木当烧柴,被查出处罚极其严重,而且人们也把柴湾当成生命线,很少有人破坏它。荒滩上到处虽有新栽的沙枣林,但也受到所属各社、队的大力保护,白天晚上有专人负责巡逻,不要说砍伐树株,就是捡拾干了的树枝一经发现,也要受到扣劳动工、扣粮、罚款的处罚。烧的奇缺,但一顿不烧又不行。那怎么解决呢?一种办法,是各户轮流拾生产队饲养院的牛、马、驴粪,捡回家来晒干了烧。一种是利用空闲时间,或者起早五更,在通往县城的大车路上捡拾牲口粪,背回来晒干了烧。第三种办法是抽空到沙窝弯里扫羊粪,铲芦根和蓬蒿,晒干进灶火门。第四种办法是秋收完毕,浇过冬水,农事闲暇时,全队各户分成几批,用牛、骡、马和毛驴,套上队里的木轱辘大车,依次到莱茯山西面的草滩上拾骆驼粪、打黄蒿、柠条,掰桦秧,拉回家来烧。去来一趟,约在一周以上。天寒地冻,十分辛苦。要是碰上下雪、刮黑风那就更遭罪了。苦是苦,但拾一车粪、打一车柴,能烧三四个月。因此,所有有男劳力的人家都要进山打柴拾粪。家中没有强壮男劳力的人家,主妇们也用代做针线、纺线等劳动和人家的男劳力变工,让他替她进山去捡。此外,秋上扫点落叶,在附近荒滩上打点小茨柴,也能凑合着烧几天。一到冬天,家家户户便都烧起热炕,藉以取暖。农家的土炕是用土坯立起做顶柱,上面铺上一尺八寸见方,厚约二寸的炕面子,再在上面抹上草泥打成的,前面有炕洞,填进牲口粪末,或是小麦衣子,用麦草点火一烧,便能热一晚上。土炕烧得热热的,人们睡觉,即使没有厚被子也不甚冷。填炕用的麦衣,生产队里给分一点,在打麦场周围的地里扫一点。另外,把野滩上、沙窝里长着的茨蓬、水蓬,打回家来,晒干捶绵,也是炕洞里的好填料。另外,家家户户炕上都有火盆,有铜、铁做的,也有泥做的。每天早上起来,或是起五更劳动回来,拾一点树枝柳条,在火盆上生起火来,烤一烤手,打一打寒气。一斤西窑煤虽然只卖两、三分钱,但买煤取暖的人家很少。只有工、干家属或是女儿、女婿是工人、干部的人家,才能买一点。每天早上在火盆上煨一两小块,使屋里有一点暖意。每逢过年,大队便用骆驼驮回几千斤煤,给每户卖15斤过年。有的年份,冬闲以后,生产队调十来个社员套上十来辆架子车,到阿右旗上井子煤矿去拉煤。一架子能拉500斤,十来辆架子车能拉回七八千斤,按人口照窑窝子钱出卖给社员,让社员御寒。但生产队拉煤次数不多,十年中间,只拉过两三回。全县各村、各队情况基本相同。

说到经济收入,那就更不能提。一年四季在农业社劳动,起早睡晚,辛辛苦苦,但90%的农户,从农业社拿不到一分钱,近50%的户还倒欠了粮款。确实是一贫如洗。可是有的钱是非花不可的,比如说:晚上不点灯不行,吃饭不调盐不行,没有火柴不行,做鞋没有麻不行,缝衣服没有针线不行,妇女们劳动时,头上不顶个头巾不行,万一有了病,看病不花钱不行,等等等等,可是,这些钱从何而来呢?

养只肉猪出卖是农民创收的主要来源。养猪不用喂粮食,每天在涮锅水中,加一点麦麸米糠就行了,同时猪还爱吃草,如苦苦菜、苜蓿、黄花子、扯拉蔓子、羊奶蔓子等野菜野草都是不花一文钱就可得到的喂猪的好饲料,只要对付着能喂到120斤以上,就可以以每斤0.3元的价格卖给县猪场,能卖三十多元,甚至四、五十元,这可是一笔相当大的收入。县猪场定期或不定期地在农村设点收购肉猪,四乡八村的卖猪户,拉着猪,一齐涌来,真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谁的猪够标准,钱卖到了手,便喜形于色,三番五次地数着钱,小心翼翼地装好,高高兴兴地走了。不够标准、卖不掉猪的人气得直跺脚,骂猪不争气,不多长个三斤五斤。一面骂,一面垂头丧气地拉着猪往回走。

养几只下蛋母鸡,是解决灯油、食盐、家庭零用的经济来源。养鸡不花什么成本,菜叶、草籽、瘪粮食、野菜都能喂鸡,夏收以后,把鸡赶到收割过的麦地里,让它们啄食撒落的麦粒,不多几天,鸡便长胖了,下蛋也多了。每隔十天八日,提上二、三十个鸡蛋,到农村供销社出卖。一个鸡蛋虽然只卖两分钱,但积少成多,二三十个鸡蛋可以卖到五、六毛钱,能打一斤煤油,还能称三斤食盐。卖的次数多了,积攒起来,还能给孩子扯几尺布做件衣服。卖鸡蛋除了能卖到现金外,还能得到许多优惠。卖了蛋,供销社还发给糖票,卖一斤鸡蛋,可以凭票购买一两白糖或红糖。还发给烟票,卖五斤鸡蛋可凭票购买一块水菸。因此,当时农家家家户户都养着几只下蛋鸡来解决家庭零用钱的问题,把养鸡叫做“鸡屁股银行”。两三家凑在一起,各放几个鸡蛋,让母鸡孵出小鸡,等小鸡长大,开始下蛋,便把公鸡和老母鸡宰了过节过年,改善改善生活。养鸡的好处太多太多了。

果园里有几棵自留树或是庄前屋后有几棵果杏树的人家,每到果杏成熟,便摘上一芨芨筐,背着队里的人,偷偷地去到城里或集市上卖,卖个三元两元贴补家用,虽然数量不多,但毕竟有一点收入。

野滩荒地上,沙窝弯里,到处都是沙枣林。每到秋后,沙枣熟了,红的黄的挂满枝头。这时,大队通知各生产队,在规定的时间内,允许社员去林子里打沙枣。各家各户几乎都是全家出动,小学生也放几天忙假,参加到打沙枣的人群中来。人们都拉上架子车,手持长竿,拿着芨芨背斗、扫帚,到沙枣林里打沙枣。打沙枣一方面是为了补充主粮的不足,作为一种副食,填充肚子,而最主要的是为了卖几个钱。县上酒厂、食品公司都大量收购,价钱还不低。一斤沙枣的收购价是五分钱,一天打一百斤有五元收入,打二百斤则能有十元收入,这个数字可是太多、太多了,打五、六天沙枣,有的农户竟然能卖到上百元巨款,解决好多好多问题。

收集沙生植物种子卖钱,也是农村人的一项经济来源。县林业局、草原工作站常年收购沙生植物种子,而且价格不低。如黄蒿籽、柠条籽、梭梭籽、霸王籽、野麻籽、桦秧籽等种子,每斤收购价都在一元左右,而这些植物,沙丘上、沙坳里、柴湾里、荒滩上、各个草湖里到处都是。采摘起来劳动强度也不大,老人娃娃都能做。因此,从盛夏到深秋,只要有时间出门去采摘,绝不会空手而回。许多人家,特别是有可以不参加队里劳动,但身体还可以的老人的人家,每年都靠着它收入一定数量的现金。有个别人家甚至能卖到四、五百元。还有在山里放羊、放骆驼的人,采集到数量不少的草籽,卖来比较多的现金。

甘草是一位很重要的中药材,县药材公司在西街通天巷设有甘草场专门收购甘草。收购价格按质论价分为五等、半成品,一等甘草每斤5毛,二等甘草每斤3毛,三等甘草每斤2毛,最细的毛条子每斤8分,而剁草时剁下的碎节子每斤3分。不仅现金收购,而且还有奖售粮。每出售一百斤半成品甘草,政府奖售粮七斤,在粮食短缺、经济异常困难的条件下,这是一件相当诱人的大好事。挖甘草便成了农家创收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来源。人们在农闲时挖,在风天雨天生产队不出工时挖。农忙季节,白天实在太忙,只好黑夜摸着挖。冬天天寒地冻,而各个柴湾里,由于土质中盐碱成分相当大,所以柴湾里的地面不封冻。虽然公社、大队、生产队三令五申,绝不允许在柴湾里挖甘草,而且订出相当严厉的处罚办法,但好多人为了生计,为了这个钱、粮双得的事,甘冒大不韪,在深更半夜里偷挖。那个时候,我家两位老人、六个孩子连我们夫妻二人共十口人,吃粮标准偏低,每年不到300斤口粮,春荒期间,因为我家成分高,给社员借公积金、公益金粮食时,又不给我们借。在黑市上买高价粮,我家又毫无经济来源,要是附近没有苍鹰湖、大滩草糊、老爷庙滩,这些滩上,草湖里要是不长甘草的话,我们一家十口人,绝不能平安地活到今天!到现在回想起来,那时节我每年挖甘草所得收入约有四、五百元,这在那时是一笔巨款,黑市上小麦每斤6角,我每年买粮都在600斤以上,得到政府的奖售粮也在200斤以上,这才度过了春荒,使老人孩子得以生存下来。当时我队几乎是家家都挖,卖甘草得的钱解决了各家各户的许多困难。

生产队由于没有什么经济收入,买化肥要向银行贷款,买柴油机要贷款,买柴油要贷款,买农药也要贷款。年年贷款,年年还不起。积累起来,十数年背下了十多万元的债。到了一九七九年土地承包时,生产队把全部债务分摊到每个社员的头上。我们生产队每个人分担了800元人民币的债,还了几年才还清。有的人说:“八社十多年,把土地牲畜、农具全部搭上,苦干了二十年,肚子没混饱,还背下了八百元的账!这难道就是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吗?”

那时候,物资很缺,市场供应十分紧张。全民勤城只有两家百货商店,一家是县贸易公司,一家是百货公司。而买这两个公司的货大部分得凭票。俗话说:“只有买缺的钱,没有买缺的货”,可那个时候,钱也缺,货也缺。买布要有布票,买糖得有糖票,买烟得有烟票,买点心饼干得凭粮票。没有这些票证,你进了商店只能望一望。全民勤城只有一家饭馆,叫大众食堂,谁要想在大众食堂吃饭,光有钱还不行,必须得有粮票。一碗臊子面二两粮票,半数白面面条,半数包谷面,没有二两粮票你进了食堂也只能闻闻香味。15—20马力的柴油机是抽井水浇庄稼的必不可少的机器。没有它,庄稼就得干死,而柴油机又相当紧张。各生产队派专人走内蒙、赴宁夏,上河南,到处购买,还是不能全部解决难题,于是趁机倒卖柴油机的贩子就发了昧心财。架子车是当时农村非常重要的运输工具,而架子车轮胎又比较紧缺,这就让个别投机倒卖的人钻了空子。各村各公社也有供销合作社,但情况也和县百货公司、贸易公司相同。你想在供销社打斤点灯用的煤油,你先得给供销社卖几斤鸡蛋。抽水菸的人想在供销社买块水菸,也得先卖鸡蛋。有的人买不到水菸,就用树叶、兔子粪代替,煨着吸两口过过瘾。有时候,供销社处理一批旧物资,如军人穿过换下来的军用大头皮鞋,用过的旧桌布等,不要票证、价格又便宜,人们一窝蜂地去购买,只有在这种时候,才能形成“供需两旺”的景象。县食品公司每天早上卖猪头、猪下水,不要票,但货少买主多,来买的人必须排队购买。有的人起五更进城,早早排好队等着购买,可轮到他的时候,猪头、猪下水卖光了。工作人员告知说,今天的货卖完了,明天再来。只好空手回家。

“文化大革命”结束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这三十多年中,由于党中央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行了人民民主,加强了法制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处处关心民主,坚持科学发展观,高举旗帜,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民勤也和全国各地一样,一改昔日的贫困面貌,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全县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意气风发,信心百倍地为建设美好家园、为建设繁荣富裕的新民勤而努力。在各个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所实行的各项惠农政策,使民勤广大农民切切实实地蒙受了党的恩惠,得到了许许多多的好处。现在的民勤农家平均每人年收入已达到了3000元以上,生产有四轮拖拉机、三轮车、播种机、转向犁、旋耕机、收割机,家家户户修建了新房,有宽敞的院落,舒适讲究的客厅和布置得体的宿舍,有漂亮时尚的家俱,有考究入时的衣服。出门走路有摩托车。家家有电视机、VCD、功放、音箱、收录机。吃的不但吃得饱,而且吃得好。一到冬天,家家杀猪宰羊,好吃好喝,快乐过冬。物质上丰衣美食,思想上无忧无虑,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的宗旨得到了充分体现,共产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空前提高。一提起胡锦涛、温家宝的名字,每个人都是发自内心的赞颂,都有一种亲切感、一种崇敬感。谁都感觉到,有了共产党,有了这样的好领导,中国将会更加强大、更加富裕,人民的生活将会芝麻开花——节节高。当温家宝总理亲临民勤视察,与民勤人民亲切交谈对民勤的兴水治沙做出明确的指示之后,更加增加了领袖与人民的亲切感!每个民勤人民都感觉到领袖与人民心心连心,党和国家领导人关心民生、心忧天下的伟大胸怀,感受到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领袖与人民才能如此亲密无间,才能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国家的富强、为人民的幸福而日夜操劳,呕心沥血!现在民勤三十万人民,正在遵照温家宝总理的指示,兴水治沙,大搞节水型农业,使民勤绿洲得以永续生存,永续发展,为了不让民勤成为第二个罗布泊而努力奋斗。我相信,有了党和国家的关心、支持,有了全国人民的支援,有了县、市、县各级领导的正确领导,有了勤劳勇敢、不畏艰难的民勤人民,温总理的嘱托一定能够实现,一个文明、富强、和谐、幸福的新民勤,一个树碧草青、生态和谐、沙尘不肆虐、干旱不逞狂的新绿洲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呈现在我们眼前!

历经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给国家的经济建设、思想意识和道德文明方面,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与恶劣影响,民勤农村也深受其害。它留给广大人民的教训是惨痛的,广大人民为之付出的代价也是极其沉重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让我们记住那个荒唐的、可怖的年代与事件,以之为鉴,奋发图强,为建设美好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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